无罪谋杀：科林尼案

先后看了两遍《无罪谋杀：科林尼案》，每次看到结尾小男孩与父亲手牵手远去的背影都会忍不住泪奔。

这部德国电影又名《罪人的控诉》，是一部悬疑感很强的剧情片。

影片的开场即是一宗谋杀案，85岁的成功商人迈耶被人残忍杀害，头部连中三枪，并在死后被踢碎了颅骨——要知道，人体头颅非常硬，最多能够承受200500公斤的重量。

在死后仍被如此对待，足以说明杀人者的残暴以及对死者刻骨的仇恨。

令人疑惑的是，这位手法残暴的凶手在行凶后却并没有逃走，而是主动伏案，并始终缄默、不为自己的罪行做任何解释与辩护，一心求死。

承接此案的新手律师莱恩面对重重疑点，拨丝抽茧，最终披露了这个案件的真实背景，引发众人一片唏嘘。

影片中的矛盾冲突非常复杂——谋杀、恩情、二战、复仇、法律的合理性与维护公平的意义……重重悬念下虽然可以令人产生较强的代入感，却也未免觉得戏剧冲突有些过多了——这世上哪有这么多巧合的事？

直到二刷后，我才恍然大悟，之所以主人公莱恩刚刚开始律师生涯、接的第一个庭审案件就遇到了这么多“巧合”，是因为从一开始，他就是被人挑选好的棋子。

他曾经的法学教授、明星律师马丁格早已在暗中选中了他，这个从各个角度来看都不可能打赢这场官司的律师：既是菜鸟律师，又视自己为恩师、偶像，死者对其恩重如山，和死者一家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起初莱恩因私情决定放弃这次辩护，却被马丁格鼓励其坚持下去的原因——这是自己千挑万选后选中的棋子，是必定会输给自己的对手，再没有比他更保险、更可能对自己言听计从的人选了。

正如马丁格向莱恩讲述的那个关于律师和魔鬼的传说，他早已把自己的灵魂与魔鬼做了交换。

但，令马丁哥万万没想到的是，这位新手律师竟然油盐不进，真的执拗到愿意为探究真相、维护正义推翻一切。

随后，我因为好奇去查找了这部电影原版小说的创作始末及作者的经历背景后，再次意识到为什么这部电影的信息量会如此巨大——这简直就是一部近乎自传体的表达，讲述得几乎就是作者自己的人生经历。

和电影中初出茅庐即敢于揭露司法黑幕的新手律师莱恩相同，电影原著小说的作者费迪南·冯·席拉赫同样身为律师，同样凭借自己的处女作轰动了德国司法界，并且，他自己的祖父也出身显赫、也曾是一位纳粹高官。

电影原著小说的作者费迪南·冯·席拉赫《无罪谋杀：科林尼案》的原著小说《科里尼案件》取材于真实事件，是作者费迪南·冯·席拉赫45岁时发表的处女作，该作品在德国一经出版即登上畅销榜、反响巨大，至今已有60多个译本。

随后，该作品获得了德国文坛的重要奖项克莱斯特文学奖，并当选了《慕尼黑晚报》“年度文学之星”，该书的中文译制版《谁无罪》在豆瓣上评分高达8.2，非常具有可读性。

这本借由谋杀案指向德国司法丑闻的小说不但具有很高的文学意义，更具有极高的社会关注度，甚至直接促使德国司法部重新成立了一个历史调查委员会。

具体事件需要追溯至1968年10月1日的德国，一条《行政犯罪法的实施法》在悄无声息的情况下被联邦议会通过，进而在一夕之间将历史改变。

依据德国战后司法裁判，只有纳粹的最高领导才被定性为“凶手”，其他人都属于“帮凶”，而这条新法则进一步规定：帮凶只按普通杀人罪而非谋杀罪处置——也就意味着，除了纳粹最高领导人，其他人的罪行突然之间就过了追诉期限，可以逍遥法外、逃避法律的惩戒。

这即是科林尼和姐姐第一次控告迈耶失败的原因。

用费迪南在小说中的话来说，“在帝国安全总局工作过的那些官员们，他们当年组织了在波兰和苏联的大屠杀，他们对上百万犹太人、牧师、共产党人和吉普赛人的死担负责任”，他们手中沾满鲜血却突然就全被赦免了，甚至继续在联邦德国担任要职，这令曾经的战争受害者们极难接受。

德国有这样两个公共名词：如果说纳粹时期的直接伤害是“第一罪恶”，那么，《无罪谋杀：科林尼案》所披露的这桩丑闻则是“第二罪恶”——即，在宽待处理纳粹罪犯时对受害者所导致的二次伤害。

这部小说的作者费迪南·冯·席拉赫出生于1964年的慕尼黑，除了作家之外，他的另一个身份是一名律师。

与此同时，他也是希特勒青年团领袖巴尔杜尔·冯·席拉赫的孙子。

“席拉赫”家族曾是德国的名门望族，而在二战后，由于巴尔杜尔·冯·席拉赫的纳粹身份，这个姓氏已被视为丑闻与耻辱。

作者的爷爷巴尔杜·冯·席拉赫（1903-1970）1925年加入纳粹党，是全德青年领导人，同时也是驻维也纳总督。

他曾把全德青年组织统一到希特勒青年团内灌输纳粹思想，一手策划了纳粹青年运动，促使青年团成为希特勒的忠实拥护者。

纽伦堡审判中的 （从左向右） 戈林、赫斯、里宾特洛甫、凯特尔，后排：邓尼茨、雷德尔、席拉赫、绍克尔纳粹德国战败后，巴尔杜尔·冯·席拉赫被捕，是纽伦堡审判中的 22 位被指控纳粹主犯之一 。

1946年10月1日在纽伦堡法庭上被判危害人类罪20年徒刑——作为大区领导人，他要为18.5万被驱逐到集中营的犹太人负责。

本书的作者、席拉赫的孙子——费迪南德·冯·席拉赫，由于律师和作家的双重身份，在德国知名度颇高，他和影片主人公莱恩一样，坚守公平正义，并借由文学创作让纳粹暴行及法律黑幕曝光于阳光下。

值得一提的是，同样表现二战伤痛题材的影片《朗读者》的原著作者施林克正是费迪南德学生时代的法律教授；在费迪南德看来，施林克不仅是自己的老师，也扮演着自己父辈的角色，他说自己的《科里尼案件》代表了更年轻一代对德国历史的反思。

费迪南德的祖父，巴尔杜尔·冯·席拉赫服刑 20 年后，巴尔杜尔于1966年出狱，而当时的费尔南迪仅 2 岁。

费迪南德对祖父的唯一直观印象停留在4、5岁时：半盲、爱收集拐杖、送过他一把银色小刀、在玩游戏时总喜欢用同样的伎俩赢过他。

直到费迪南德12岁时，他才第一次意识到祖父曾经的历史对家族意味着什么。

在读书期间，费迪南德阅读了有关纽伦堡审判的一切，包括祖父的档案，尝试着理解那段历史。

但，正如费迪南德在采访中所说——“如果有关自己的祖父，那么历史学家的解释毫无用处。

”费迪南德说自己无法回答关于祖父的一切，因为“我不认识他，我不能问他什么，我也不理解他。

”这让我想到在电影中，律师莱恩在了解案件的真实始末后，长久地驻足于迈耶的墓前，眼神迷茫、心情复杂。

此时的他，回忆着迈耶曾经对他的种种帮助，却充满迷惑，仿佛从未认识过这个自己曾经无比熟悉、崇敬的老人。

在战争中，迈耶曾是冷血残暴的纳粹狂魔，残忍杀死了科林尼的父亲和数多无辜百姓；而在莱恩的记忆中，迈耶又是那么慈祥慷慨的一位老人，甚至为了激励他认真向学奖励了他一辆名贵的汽车，帮助贫苦的他改变命运，最终成为了一名律师……善恶两个极端同处于一个人身上，到底哪个才是真实的迈耶呢？

自此，引发出了这部电影的另一个议题：人性的复杂。

作者费迪南德·冯·席拉赫在一次采访中如此评说：“现实生活当中，在我作为刑事辩护律师的生涯中，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个纯粹的恶人，或者纯粹的善人。

人都是混合体，只是恶的程度的差别。

如果经常和这些犯罪分子打交道的话，就会发现这些罪犯有一个相似之处，他在其所处的环境中，看不到别的出路，像是走在长长的隧道里。

”在此，不禁想到《乌合之众》中的一段话：“ 一切精神结构都包含着各种性格的可能性，环境的突变就会使这种可能性表现出来。

这解释了法国国民公会中最野蛮的成员为何原来都是些谦和的公民。

在正常环境下，他们会是一些平和的公证人或善良的官员。

风暴过后，他们又恢复了平常的性格，成为安静而守法的公民。

”这段话，用于战争、政治对人性的影响尤为贴切。

战争不但会令人自相残杀，更会让人裹挟在群体中，逐渐失去理性与悲悯之心，激发出人性中最野蛮、最邪恶的一面。

战争结束后，曾经的纳粹军官迈耶可以通过司法黑幕逃脱制裁、重新回归正常的生活，而在战争中因他之手失去父亲的小男孩科林尼却因此坠入一生的痛苦深渊。

家破人亡、身无子嗣，一生只盼望正义的到来……在对法律绝望后，在让自己发誓不再追究过去的姐姐去世3个月后，科林尼选择亲自为父报仇。

在杀死年迈的迈耶时，科林尼也已是一位鬓发苍白的老人，他决定通过这种惨烈的方式终结对方的罪恶与自己的痛苦，并在事发后缄默不语，因为他对法律所应秉持的“公平与正义”早已绝望。

因为他坚定的沉默，曾令他的辩护律师莱恩愤怒，当莱宁质问科林尼：“你知道吗？

你的一言不发，会带给亲属多大的痛苦？！

”科林尼听闻后有所触动，依然缄默却表情复杂——他何尝不知道这种痛苦？

他早已被这种痛苦纠缠折磨了整整一生。

和姐姐不同，虽然同样承受着失去父亲的痛苦，科林尼还背负着间接害死父亲的愧疚——如果不是年幼的他指认了父亲，或许父亲就不会死。

亲眼目睹父亲在自己面前被枪杀至死，令科林尼在此后的人生中背上了沉重的心灵枷锁。

没有人可以承受这样沉重的自我谴责，他的一生，都在为了复仇而活，致使他一生再未品尝过幸福的滋味。

在他67岁的这一年，他通过一种无比惨烈的方式完成了复仇，了结了一切罪恶与怨恨，当真相大白后，他终于可以心无所愧地终结自己痛苦的一生、坦然去面对自己的父亲。

影片的结尾，从街角中走出的小男孩抱着皮球与父亲嬉笑着牵手远去，仿佛时光倒流，一切苦难都好似从未发生，这美好的一幕让人感慨万千、令我一次次潸然泪下…“多去探望你的父亲，他不会永远都在。

”

最后，推荐这篇关于作者费迪南德·冯·席拉赫的采访实录，文中记录了他对祖父的回忆以及小说的创作背景，或许会让大家对这部电影的理解更为深刻。

《揭露了纳粹“第二罪恶”的费迪南德·冯·席拉赫，拒绝把写作动机归因于他的姓氏》

德国1968年悄悄通过的《德雷尔法案》就是为纳粹时期非第一战争罪犯脱罪的法案，这就让当年只有10岁的柯林尼亲眼目睹德国上校迈耶下令杀死自己的父亲的惨烈场面，而无法在战后让迈耶得到应有的审判，随即在47年后，柯林尼送走了不愿报复的姐姐后，用当年杀害自己父亲的型号手枪向迈耶射出了复仇的子弹。

老年的迈耶是个多么慈祥的老人，怎么也无法与当年那个残暴的纳粹军官联系起来竟然是同一个人，迈耶当年身为德国国防军的军官，他在执行命令，死一个德国士兵要用10个敌人的生命做代价，而这10个人无所谓士兵和平民。

保护平民最有名的法案是二战后的1949年《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日内瓦公约》（第4公约），但在1899年7月29日海牙第二公约《陆战法规和惯例公约》都有对平民的保护条款，只是不太明确。

在一个独裁暴政狂热的法西斯国家，无视国际公约，作为战争机器的一分子，效忠国家执行命令就是犯罪，无论你的教养/身份/地位/学历，在罪恶的制度下把邪恶的事情做完美就是犯罪。

而战后的《德雷尔法案》又让那些双手占满鲜血的刽子手逃脱制裁，让受害者柯林尼陷入无比的痛苦之中，法律得不到正义和公正的伸张，他只能动用私邢来解决公权力丑陋的漏洞，让受害者变成罪犯。

最终柯林尼脸上露出了微笑，他下定决心追随天堂的父亲，他走的很坚决，与父亲一起消失在小镇的街道中。

人类经过了野蛮的杀戮时代，制定了无数符合文明发展方向的国际法律，倡导了更多和睦相处的普世价值观，但如果哪个国家的发展方向与世界主流价值观相悖，以这个国家名义而公然违反国际法，无论个人和团体都一定会在适当时候得到正义的审判。

于2021年五月份上映的《无罪谋杀：科林尼案》讲述了一个律师如何一步一步揭开德国司法历史上巨大黑幕的故事。

人们对这部电影各执己见，众说纷纭，一些人认为影片叙事存在强行推进，剧情发展逻辑不明晰的问题，一些人认为人物塑造较为生硬。

但我认为，这部电影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它反映了二战后德国的司法问题，具有高尚的法律精神和人文主义关怀。

相信二战给许多人都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战场上无生命。

大炮、轰炸机、坦克、生化武器，它们所到之处，尸横遍野，血流成河。

亲历过二战的人不愿回顾那段痛苦的记忆，学习过二战历史的人被旧相册、旧影像里的世界所震撼。

而作为这场战役的发起者，德国在战争惨败后选择向世界人民进行深刻的忏悔。

在战后的几十年中，德国拍摄了一部又一部二战题材的电影：《波斯语课》、《窃听风暴》、《冒牌上尉》、《决战斯大林格勒》等等，都是一些非常经典的影片，它们从德国的视角来探讨了战争带来的危害，给观众展现了一个全景无死角的德国和世界战场。

影片开头便是一桩凶杀案，受害者头部连中三枪，颅骨被踢碎，可谓残忍至极。

凶手——科里尼行凶后却选择自首，并且在后续的案件调查中一言不发。

主角莱恩被安排给被告辩护，面对眼前的困难，律师的职业道德和探究真相的不懈精神让他拨开重重迷雾，将丑幕映于众人面前。

1968年，德国通过了一部叫“德雷尔法”的法规，这部法规规定“在二战时期犯下谋杀罪的纳粹成员，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可被视为过失杀人。

”在德国过失杀人的追诉期为20年。

所以通过这部法之后，原本在二战时期杀人的纳粹成员，都能逃过法律追诉。

因为这部法规，无数二战战犯逃脱了本该承受的死刑，过上了普通人的生活，更有甚者，就如被谋杀者——主角的养父一样，有公司、有房产、有豪车，生活得十分舒心；因为这部法规，无数二战的受害者家属通过法律的方式也不能制裁屠杀者，一次次提交法律文书，一次次被驳回，几十年过去，受害者的后代不是因故去世了，就是心灰意冷不再追究了。

但是科里尼无法忘记亲生父亲被无差别谋杀于面前的惨象，便花了多年设计了一场复仇。

科里尼的残忍谋杀凝结了600万受害者背后家属的集体缩影。

对于我们来说，二战是一段在今无法想象的历史，但是对于受害者家属来说，二战是至亲之人的离开，寂静无声，在历史上没有留下一丝回音，土地上早已被冲刷净的血迹却在家属的心里催生出仇恨的种子。

外界并没有做出任何干预，最终，种子成长为吸食他们心灵养分的参天大树，而科林尼选择复仇来根除遮蔽心灵的大树。

值得注意的是，此片的选景蕴含着一定的阶级意义。

主角养父的生活镜头多选于别墅和高层，而主角一步步追寻真相时，镜头又多选于乡间、狭窄的小巷、简陋的房屋等等让战犯与受害者家属的生活质量形成鲜明对比，更加突出了“德雷尔法”法规的不公。

影片又名《罪人的控诉》，科里尼以谋杀控诉如此不公的法律，但是在电影结尾，他听到曾经的屠杀者得到法律的审判，自己无罪时，却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法律，本该是惩恶扬善的利器，维护社会稳定的基石，为何变成恶人逃脱惩罚的保护伞？

德国的政府官员和律师勾结一气，在1968年的联邦会议上悄无声息地通过了这部黑暗的法规。

而一部由真实事件改编的小说——《科林尼案》，借由谋杀案指向德国司法丑闻的故事一经出版，便获得了极高的社会关注度，甚至直接促使德国司法部重新成立了一个历史调查委员会。

影片便是改编自此部小说。

可以说，《无罪谋杀：科林尼案》有着特殊的现实意义。

它警醒着世人：我们不仅需要关注战争带来的经济损失，也应该去关注它给人们带来的无尽的精神折磨；法律的制定与司法程序应该更加透明，否则无法顺应民心；600万受害者背后是无数的家庭，他们的心理状况不可忽视，而解决此问题的最好方法是颁布贴合实际的法律······好的电影不但会给人带来美妙的试听享受，更重要的是给人带来深层次的思考。

而对于后者，这部电影做到了，并且做得很完美。

光从名字来看，没有人会去设想这是一部复仇片，但是随着剧情的深入，复仇这一元素也不单单是它的重点。

影片开头就铺设了伏笔。

德国某酒店发生一起残酷的杀人案件，科林尼枪杀了某企业家梅耶后主动投案自首。

各项证据都指向科林尼，但是作案动机却没人知晓。

他自从入狱后就一言不发，对犯罪行为也是毫无辩解，很明显，杀人者就是科林尼。

可是，犯罪动机是什么？

没有证据表明死者与科林尼相识，可从尸检报告来看，这绝对是一场带有私人恩怨的犯罪。

三枪全部打在死者的头部，鼻梁断裂，面部严重毁容，这表明嫌疑人曾猛烈地击打过死者的面部，而这些举动都彰显了一个事实，他对死者有着很深的仇恨。

影片开始没有给出科林尼枪杀梅耶的镜头，就是在暗喻这起案件并不是表面上所呈现的样子，接着另一位主角的出现引领了接下来的事件。

卡斯帕授命担任科林尼的辩护律师，他的出现，不仅是一个律师的身份，更是能揭开故事谜底的人。

以一把十分罕见的手枪作为整个故事的转折点，由此撕开了尘封多年的秘密。

原来，梅耶曾是一名纳粹军官，他在战争期间无情地杀害了包括科林尼父亲在内的20名平民。

但他却逃脱了法律的制裁，皆因为德国在1968年颁布的《德雷尔法案》，对梅耶的追诉期超过了时效。

所以，科林尼选择了自己动手。

显然，这是一部复仇类型的电影，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从科林尼自首的那一刻开始，他就已经得到了一次正义，只是这个正义只属于他自己，他不在乎自己的生死，只想赶快了解此事。

但是卡斯帕的到来改变了这一切。

他执着于找出背后的真相，正是他这份决心，给科林尼带来了第二次正义（真正的正义）。

结尾，科林尼自杀了，没有审判，也没有正义，只有摆在眼前的真相。

对科林尼来说，看到迟到的正义终于来临，就是让他放下多年遗憾的根源。

对梅耶来说，在面对科林尼时，他便知道搁在心里的大石块终于可以落地，所以跪在科林尼面前的他，没有反抗也没有逃避。

他用自己剩下的大半辈子来弥补自己曾犯下的过错，这也是为什么在卡斯帕眼里，梅耶是一个非常友善的人，就像是他父亲一样。

设定他们三人间的复杂关系也让该片有了更多的冲突，谁袒护谁？

这不仅是卡斯帕要面对的问题，更是那些经历过战争时期的人和政府要面对的问题。

一个人究竟是不是战犯？

法律应该对他做出最好的裁决，不仅是为了给那些经受摧残的家属们一个交代，更是为了维护法律存在的意义。

其实这是一部反思历史题材的电影，铭记和弥补是它的主题，因为没有人做这些的话，死去的人便没有了意义。

电影前部分的铺设和叙述很丰富，但是后面发力不足，有些仓促，导致头重脚轻。

卡斯帕带来的反转与之前的铺垫不够搭配，就是前部分的悬疑色彩过于浓厚与背后的真相没搭上的原因。

不过，它依旧是一个好故事。

在没有看到这部电影之前，仅从片名来猜测的话，我很自以为然地就觉得这会是一部犯罪片或者推理片。

就算看了电影开头前半段，那些杀手自首、律师对簿公堂的戏份之后，我依旧这么期待着，期待着缜密的推理，抽丝剥茧般地寻找真相。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一个反转之后，这部电影变成了一部关于反思二战的作品，还是一部有着真实历史事件为背景的电影。

在无数部关于德国人反思二战的电影里，《无罪谋杀：科林尼案》可能是其中角度最讨巧、最令人意想不到的一部了。

不得不说，在反思二战这件事上，德国人总是能够找到新的角度。

看完电影再去查资料才发现，原来电影改编自同名小说(The Collini Case)，小说作者费迪南·冯·席拉赫本身就是一位德国执业的刑事案件律师。

看到很多地方说小说是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这个说法多少有些不准确。

事实上，小说本身是基于虚构的创作，情节峰回路转，一波三折，但是在剧情之中作者有意融入了现实世界中的真实事件，也就是所谓的德国司法沉珂——“德雷尔法”（Dreher Law）。

“德雷尔法”是德国1968年通过的一部法规。

这部法规规定“在二战时期犯下谋杀罪的纳粹成员，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可被视为过失杀人。

”简单来说，这其实就是一部为二战战犯脱罪的法案。

因为谋杀与过失杀人不仅在刑度有天壤之别，更重要的是，在德国过失杀人的追诉期为20年。

通过这部法之后，原本在二战时期杀人的纳粹成员，都能因此逃过法律追诉。

起先，这部法案似乎也没有引起普通德国人的关注，反而是静悄悄地被通过了。

直到小说《科林尼案》于2011年出版之时，这部“恶法”才被引入大众的视线之内，并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最终促使德国司法部长下令筹组委员会，重新彻查相关纳粹二战案件的审理。

所以我们才说《科林尼案》这部小说称得上是改变现实的小说。

而改编自这部小说的电影《无罪谋杀：科林尼案》不仅延续了以“德雷尔法”为故事核心，更是在法律层面、情感角度以及对二战历史的反省上，都做了相当深刻的刻画。

首先，作为一部以法律为主题的电影来说，《无罪谋杀》所呈现出来“法治至上”精神是非常让人敬佩的。

电影的所有人物，不管是我们所谓的反派或者正派，最初的思路都是以法律来解决问题。

比如杀人凶手科林尼是在寻求法律途径无果之后才选择手刃仇人；协助通过“德雷尔法”的律师马汀格一生都在为法律事情而奋斗，他代表的就是法律，他相信法治国家；主角莱恩作为初出茅庐的新手律师因为对法律的尊重而选择为杀“父”仇人辩护。

这也正是电影在情感方面上极具张力的塑造。

电影中的四个关键角色，受害人、嫌疑人、控方律师以及辩护律师，除了在法庭上的角色分工不同之外，他们在生活上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受害人汉斯麦尔，也就是死者，其实是主角莱恩的恩人，更是他生命中非常重要的长辈。

莱恩作为一个土耳其人，两岁时父亲就抛下他们母子，若非受害人汉斯麦尔在莱恩幼年成长过程中不断施予恩手，他根本不可能有机会成为德国律师。

莱恩陷入情感纠葛，他无法为杀死自己恩人的凶手辩护，向法庭请辞辩护律师一职。

可是本案的对手律师正巧是莱恩大学的刑法老师马汀格。

他以过来人的身分开导莱恩，将来会有各式各样的问题，不可能场场都请辞逃避。

马汀格下重话：你若想当辩护律师，就要有辩护律师的样子。

这种尊重法律以至于在人情道德上可能背负污点的做法，其实非常值得深思。

放在我们这样一个人情社会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

最终的重点在对二战历史的反思上面，《无罪谋杀》最讨巧的地方在于，把剧情推进过程的全部转折和悬念放在了一款罕见的手枪——瓦尔特P38（Walther P38）上。

对于稍微了解一点武器的人来说，一看到这把枪肯定会想德国纳粹。

虽然这款枪因为其优良的设计、稳定的性能，后来也成为很多国家军队或者警察的配枪，但是它与德国纳粹之间几乎可以划上等号的绑定关系还是无法磨灭。

毕竟德军铁拳，纳粹最爱之类的称呼流行了无数年。

有数据说仅在二战期间，瓦尔特P-38半自动手枪的生产数量就超过了一百万支，其衍生产品战后依旧继续在德军中服役，直到在1990年被更现代化的HK P8手枪逐步取代，结束了服役的一生。

在各种影视作品里，瓦尔特P38也同样出尽了风头。

《鲁邦三世》的主角鲁邦所用的爱枪便是这款，《变形金刚》中威震天变形后的形态即为一把加装折叠枪托与瞄准镜的瓦尔特P38。

所以说，《无罪谋杀》所设计的这个细节确实非常用心。

P38的出现，并且幼年时期的莱恩正巧在汉斯麦尔的书房里偷偷地见过这把手枪，一举把电影中这场陷入胶着状态的诉讼案件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要向历史寻找真相。

于是，莱恩沿著这把枪追查，竟然揭开一个动摇德国国本的秘密真相，也就是1968年德国法律界的羞耻——雷尔德法案。

而莱恩的恩人汉斯麦尔，在1943-1945战争期间，曾在意大利屠杀平民，正是因为这部法案而没有受到制裁。

事实上，2013年有项针对意大利坎帕尼亚（Campania）处决事件的研究，发现纳粹在意大利屠杀高达2.2万人。

被处决的包括大批屠杀的犹太人、战俘和其他平民，其中意大利平民佔死亡的多数，他们通常是纳粹军队报复游击队抵抗袭击的目标。

这与电影中所呈现的也如出一辙。

汉斯麦尔在担任纳粹军官之时，遍下达以恶报恶的命令：“死一个纳粹军人，就杀十个反纳粹游击队军人。

”抓不到反纳粹游击队军人，就用平民来凑数。

而科里尼的父亲正是那些无数被用来凑数的平民之一。

最终科里尼苦心积虑三十多年，终于杀了汉斯麦尔，踹烂他的头，大仇得报，但是他并没有丝毫的快乐。

他放弃为自己辩护，甚至在最终法律公正地站在柯里尼那边时选择自尽。

父亲之死，深深地烙印在心中。

他没有结婚生子过着一般人的生活，他整个人生都活在报仇中。

这种创伤是无法修复的。

整体来说，《无罪谋杀：科里尼案》铺排稳重，技术四平八稳。

可能会有很多人觉得这部电影的社会性远大艺术性。

从电影的角度来说，确实也没错，但是它的宝贵之处在于简洁扼要地举出了案例，以影像的媒介唤起社会大众的关注，让社会重新思考案例背后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以及法律的公正问题，而这一切无疑也是当下的我们——公民——所亟需去学会的。

《无罪谋杀：科林尼案》这样的电影对于我们来说，根本就是一次德国人对我们的法律意识普及教育。

尤其是电影最后选择用科林尼的自杀来结束这一切，但是无疑给我们遗留下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如果科林尼没死，法官应该如何判？

这个问题在法律上绝对是非常值得思考的。

所谓正义只有透过公平、公开的诉讼程序オ能实现，而我们距离诉讼程序，更别提公平、公开的诉讼程序都如此遥远。

那么可想而知，我们距离正义到底有多么的遥远。

拍得中规中矩，剧本、演员、摄影、音乐没有什么明显的短板，主题深刻来自原著。

全程不觉得无聊，因为本来也不是真正的悬疑片，而是平淡而近真实的德国式电影。

前半部分闲笔描绘出男主生活浮世绘，后半部分结案，看似前后无关实际有深意，因为对二战中事件的立法和执法与社会息息相关。

请了当红男星作主角律师，还套了一个悬疑片的外壳，吸引了更多人了解这段历史，所以当时在德国有六周票房冠军的成绩。

关于庭审太平淡，德国确实没有像英美法系那种让双方律师在庭上唇枪舌剑直接辩论的制度。

这个电影中让对方律师做证人，还诘问立法正确与否，已经为了戏剧性而超出一般法庭辩论的范围。

有人问是否建立在真实事件基础上，小说作者在访谈中说不存在一模一样的真实事件。

曾经在北意山里看到过有关二战屠杀平民的小小纪念碑，报章上了解到的类似本案的事件是德军在意大利圣安娜的战争犯罪。

印象中类似战争犯罪很多是在意大利法庭缺席判决了，但罪犯却未被绳之以法。

这也和德雷尔法案有一定关联。

关于德国有关立法和执法的沿革需要时间去了解，还有原著没看过。

以后有时间再更新。

《无罪谋杀：科林尼案》从整体上散发出一种久违了的“经典剧情片”的气质。

围绕一起凶杀案，以控方和辩方的法庭交锋为故事线，塑造律师、被告、受害者等各有动机和性格特征的系列人物，最后带出颇具历史深度的社会议题，完成主题升华，并留给人广阔的思考空间，余味袅袅。

敏锐的观众自然会意识到，以上评价几乎适合所有的法律题材经典电影：《刺杀肯尼迪》、《因父之名》、《控方证人》、《大审判》……等等，是熟悉的套路，但能做到经典，自然各有其特色。

而能与这些经典相提并论，本身已经是一份殊荣。

影片一开头，就以“留白”的方式交代了罪案本身——案发过程被略去不表，老人的惊讶直接切入嫌犯浴血，惊世骇俗地出现在酒店大堂。

被“反转反转再反转”的“诡叙”惯坏了的我一度猜测案发现场一定另有隐情，留待法庭揭露，营造悬疑气氛。

没想到影片的气质如此古典——缺失的罪案现场最后揭晓，只是为了塑造人物，掀起情绪高潮。

被酣畅淋漓的一段复仇戏“心灵马杀鸡”之后，我不禁反思，电影的剧情是否需要那么多的“反转”和“包袱”？

我们是不是已经在“叙事资本主义”的邪路上走得太远了？

所谓“叙事资本主义”是我发明的一个词儿，就是努力在有限的影片（剧集）长度内塞进尽量多的信息、线索，制造重重“反转”，以抓住观众的注意力。

本来，制造“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悬疑是剧情片的看家本领，不然既没有恢宏的场面，也没有激烈的奇观，观众凭什么盯着几个演员从头傻看到尾呢？

像《控方证人》、《非常嫌疑人》等影片，都凭戏剧性的反转成就了一代经典。

“反转”本身并无原罪。

可惜最近几十年，为“反转”而“反转”的倾向愈演愈烈，为了让观众张开惊呆的尊口，编剧们开始抛却人物塑造、剧情合理性这些根本不顾，一味追求“分分钟刺激”“秒秒钟惊呆”，不但是不管人物性格特征，而且有时候连剧情前后都合不上。

更有甚者，挖坑不埋，一切敬请期待续集，只要哄你看完全片就行。

编导连基本的职业操守都弃若弊屣，实在令人齿冷。

在这波大潮之下，衍生出所谓的“高智商电影”，诸如《看不见的客人》、《海市蜃楼》、《网络迷踪》、《恐怖游轮》等等。

其中翘楚，当然是被影迷们奉为新晋大师的克里斯托弗·诺兰的作品。

他的每一部片子，无论类型是科幻、战争还是犯罪，密集的信息量和步步惊心的悬疑是必不可少的标配，也是成功的秘诀之一。

可就算是这些环环相扣、逻辑缜密的良心之作，在我看来也是得不偿失——将影片的主体“人”让位给了“故事”，将人性深度兑换成了叙事快感，是否也是一种舍本逐末？

相比之下，《科林尼案》的“老派”其实是一种可贵的品质，虽然已经遗落在我们的视野之外太久。

观众们看完全片，记得的不是迷失在各种算计和迷宫里的焦虑，而是清晰鲜明的人物形象，以及编剧所要表达的主旨。

记得的是一个被战争摧残的家庭，几个被剥夺了正常生活的受害者，他们令人一掬同情之泪的遭遇，以及有良知的人们为讨回公理、维持正义，不惜冒险犯难的浩然正气。

当看到小镇暮色中携手走远的父子的背影时，多少感慨，令人无语凝噎。

一种崇高的宣泄和升华喷涌而出，这正是好的艺术作品所应该达到的境界。

远非各种匠气十足的“高智商电影”可比。

影片几个主要人物的设定很有意思。

一个意大利蓝领谋杀了一个德国富翁，隐隐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了70年多年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担任辩护律师的律师来自土耳其裔移民家庭，对手是金发碧眼的前导师，曾参与制定庇护纳粹余孽的恶法。

主角决裂了同样美艳的金发富家恋人，雇佣了一个意大利太妹。

所有这些设定，都带着一点同情少数人群和边缘族裔的左派立场，将社会进步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

当然，倾向无所谓好坏，只要考虑一下整个西方基督教文化就奠定在信仰如羔羊般被献祭的耶稣基督就好了，这坚若磐石的信仰自然会影响到各种艺术作品。

最后致敬一下影片中扮演罪犯的老英雄弗兰科·内罗，年轻影迷恐怕想不到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大叔居然拥有堪比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的傲人履历。

他最著名的银幕形象是“姜戈”。

没错，就是那个拖着棺材浪迹西部，迷得昆汀·塔伦蒂诺神魂颠倒，几十年后还专门拍了一部《被解放的姜戈》隆重致敬的那个“姜戈”。

虽然在大半时间里他神色木然，可那只是剧情需要，随着真相揭晓，他的冷峻随回忆涣然冰释，将一个童年因无心之失害死了父亲，长大后不婚不育矢志复仇的“罪犯”内心丰富的层次一一诠释出来。

他出色的演绎证明了，“姜”确实是越老越辣。

疫情期间闲来无事，在朋友圈突然刷到这部电影，本着罗老师推荐的，不会很差的想法，我看了这部电影。

结束之后，余音绕耳，回味很久。

忍不住再看了一遍。

作为一个非专业影评人，记录一下自己看完这部电影的感受。

这个片名及罗老师的身份让我很断定影片讲的是一个很确定的谋杀案件，但是会被判定为无罪的故事。

这是一部德国电影，直译原名Der Fall Collini，科林尼事件。

谋杀凶手Fabrizio Collini，一个典型的意大利名字。

谋杀的过程很明确，手段也很简单，在酒店内，凶手冒充记者进入房间，枪击，先击中左眼，随后是腹部，并且在死者死后，残暴的踢碎了一个85岁老人的头盖骨，疯狂发泄自己的仇恨。

（后面我们知道，这个是Collini完美复制自己的父亲被杀害的手段，是复仇，我想这个画面应该出现在Collini的脑海中绝对不止一次。

）凶手很平静的自首了，他叫Collini。

作案过程明确，证据确凿，这起谋杀案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不仅仅是因为受害人是极具社会威望的企业家，而且没有人知道Collini的作案动机，为什么残忍杀害一个85岁的老人。

监狱的Collini一言不发，平静的等待着一切，他的辩护律师来了，除了摇头，没有更多的交流。

第一次开口是律师提到了自己的父亲，他眼神温柔的回复，“你应该多回去看看他，因为你并不是一直有很多机会看到他。

”这个与影片的最后相呼应，小时候的Collini与父亲一起踢球的场景。

年幼的时候曾经看到他父亲死在自己的面前，此后便是他一生的梦魇，Collini终生未婚，无儿无女。

在1986年通过法律起诉无果后，直到自己的母亲、妹妹去世，选择用暴力伸张了正义。

第一回合， 一个男孩偷了面包，这当然是偷窃，但如果他告诉你，他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那他就会得到你的同情。

电影给到Collini这个镜头的时候，我猜到他自杀了。

在渐渐通向光明的时候，当听到法律承认自己袒护了罪犯的时候，Collini释然了，得到前所未有的满足，他得到了自己要的正义，自己的认可。

极为精彩的一段对白。

很难想象Collini的一生，半个世界的仇恨，1944年父亲被杀，当年他10岁；2001年，67岁，在监狱自杀；这57年他是怎么度过的？

我们无法想象。

因为他的指认，他的父亲成为了第20个，父亲眼神中透露出来的绝望、无奈、不舍，成年后的Collini是不是一次又一次的在想，后悔着，如果不是自己的指认，他的父亲也许就能幸免？

这或许也是他一生都不能放下的原因吧，时间无法抹平，岁月无法烫平的伤。

他清楚的记得杀害父亲的手枪，开了几枪，击中了部位，对他说的话，“你必须学会坚强。

” 意大利的那个小镇还是那个小镇，枪决的那个广场还是那个广场。

影片的最后，仍然是没有判定的案件，关于审判没有结果，对于Collini，他释然，不是在杀死仇人的时候，是在有人承认错误的时候。

关于历史，我读的很少，看完这部电影，我很震惊，可能从很多的角度去分析去看待这部电影，作为一个个体，我看到了无法承受的沉重。

时代的灰落在了一个个人身上，都是无法摆脱的负重。

没有绝对的善良，没有绝对的恶人，法律规定的是做人的底线，一个好的国家运营机制，社会管理制度，应该是极大程度的激发人们的善。

这是一部话题比较沉重、角度比较特别的审判电影，凶手柯里尼杀人即成事实，但却拒绝配合调查，以致于动机、线索、证据等都需要一一剖析。

柯里尼犯案后没有逃走，而是一副如释负重的状态，随后保持缄默等待审判。

若是常规设计，警察和律师各种手段齐出，相互辩证，以制造凶手另有其人的悬疑感。

但这部电影也很纯粹，简单粗暴地指出凶手无可疑，就看怎么阐述真相了。

首先，柯里尼杀死的是一位富有影响力的富商麦尔，头部被击中三枪，头骨鼻骨断裂双耳损伤，死后遭受暴力对待。

由此可见，柯里尼与麦尔之间是深仇大恨，人赃并获之下，一级谋杀罪名也根本洗不掉。

一个新手律师莱恩作为辩护律师，同时还是麦尔孙女约翰娜的老情人，一上来就是友情和职业道德的艰难选择，对手还是业界大佬马汀格，这新手村开局很不友好。

影片屡有提及国家和政治，说明它会有一个关键历史背景。

而且马汀格还套路莱恩让柯里尼认罪，并说要懂得见风使舵，给他介绍丰厚的工作，瞬间大佬就不像好人了。

莱恩一心为求真相，终于查出麦尔曾在二战时驻扎在意大利，当时头衔是纳粹军官。

他下令在柯里尼老家枪击了20名平民，造成了一桩当地惨案，死者包括柯里尼的父亲。

柯里尼成年后告到军事法庭无果，完全是因为一群人的谋划才得以让麦尔这类人逍遥法外，这或许是当时的历史环境决定的，却成为了打感情牌的最佳砝码。

当人们意识到，柯里尼杀麦尔不过是报当年战争的仇，至少从情感上能够让大众接受。

而马汀格亲口承认当年的法律有失公允，让柯里尼得到了迟来的尊重与公平，然后再无留恋地在狱中自杀。

对于战犯来说，受害者一直在等待一个公平的审判，这是难以磨灭的心愿。

柯里尼不需要同情、不需要理解、不需要自辩，当真相大白之后，甚至不需要减刑，敢于直面死亡承担起自己的错误。

这种报复方式自然不应被提倡，但通过此类电影引发人们对于战争、对于历史、对于法律的关注和重视，还是很有必要的。

所以电影能取得一个不错的评分，很大程度在于它的讨论价值和社会意义，已经超过了单纯电影本身。

本以为是个破案悬疑片，结果是个法律片，但是意外的好看甚至感人。

德国人牛啊，正视自己的历史错误，反思纳粹行为，指责一个依法治国的体系利用法律保护战犯。

记录能保存40多年还能随时提取出来，一部法律的制定每个讨论会的与会人员都有记录，也就德国做的到吧。

当法律这个寻求正义的唯一客观途径也被操纵，绝望的人只能走上犯罪。

有罪的不是collini，是制定法律的人，是权力背后资本的力量。

人在面对社会性的不公平时，或者选择认命，或者选择反抗。

合理合法的反抗途径如果也被堵死，人民就会走上暴力复仇的道路。

教父的起源也是如此。

所以一味的堵住大家的嘴巴是没有用的，有些事说出来并不重要，但是一直捂着就容易变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