窃听风暴

一．压制1984年11月的东德，柏林围墙倒塌前5年，东德国家情报局「斯塔西」正以恐怖威权控制着人民。

渴望升迁的东德秘密警察卫斯勒，奉命进驻了一栋华厦，秘密监控名剧作家德瑞曼和他的美丽女友－知名女伶西兰。

剧作家德瑞曼虽被怀疑撰写反动文章，「斯塔西」却苦无证据逮人。

卫斯勒于是成为最佳爪牙，全天候监控德瑞曼和西兰的生活，期能尽快找出关键证据来。

日夜不停进行窃听工作、完全没有自我生活的卫斯勒，却在不知不觉中，逐渐融入了德瑞曼和西兰多采多姿的生活。

他不但私下对德瑞曼产生了友谊，更分享了他和西兰之间的爱情与争执、秘密与谎言…，而德瑞曼和西兰却浑然不觉。

当西兰被逮住弱点并受到逼供，她会出卖德瑞曼吗？

卫斯勒是否能顺利找出证据？

德瑞曼又能成功躲过这场窃听风暴？

一场危险却超级精彩的情报角力自此展开…这是某个网站关于《窃听风暴》的介绍。

记得以前读过一些关于东德西德在合并之前的一些文章，那时候，东德太多的人向往另一方自由的热土和新鲜的空气，不惜一切代价和方式去达成这种夙愿，方式和招法千奇百怪，有成功，也有失败。

失败了，自然是只有两种结局，要么囚禁，要么毙之。

而成功了的呢？

难道真的像那么多人向往的那么自由和舒畅吗？

作为一个局外人，就像孟子说得那样：子非鱼，焉知鱼之乐？

这句话还有个层面的意思就是，子非鱼，焉知鱼之不乐也？

所以，我们不是逃出去的每一个人，我们没法换位思考他们的苦与乐。

《窃听风暴》，这部2006年最佳奥斯卡外语片奖项的获得者，如果单单从其奖项的表面去理解的话，绝对不足以涵盖这部影片的艺术含量，从内容含量来讲，也许它没有《巴比塔》的时空跨度大，从情节来看，没有《无间行者》的故事悬念强，但这里，是一批批人追求自己梦想的真实写照，影片不求于让多少人着迷，只要有一部分让人觉得有价值和意义，那这部影片就算是成功了。

无独有偶，前段时间趁着休闲的时候，我看了曾子墨女士在凤凰做的一档访问朝鲜的记录片。

片中所提到的真实足以让每一个看到它的人震惊：全国只有一家网吧、全国只有有限的几个电视台、每天播放的节目都是固定的几个、外国记者要出去采访必须要有当地的官员陪同、每年国庆时都在广场有成千上万的群众聚集表演，那表演就像是中国“文革”时期的忠字舞、每次主席生日的时候全国人民都祝福为大领袖万寿无疆………这是一个奇迹的国度，哪里也有一批奇迹的人民，我对他们敬仰～～～压制，绝望的反抗，沉默的呐喊，无声的忍受，这是当时社会下的众生形态，我们不能用现在的价值观和生活态度去衡量当时的人和事。

二．良知记得研究生上课时，我的导师曾提到前苏联的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和主角的名字我忘记了，我只记得大概的故事情节。

说是前苏联一个著名的官员被陷害致死，临死之前就把自己的遗书以口述的形式交给自己健在的妻子，让妻子以后替自己昭雪，而当时的体制下，任何书稿的东西都不可能存留在那个严密监视之下的，于是这位可敬的妻子，究其一生，每天都在默默地背诵丈夫留给自己的遗言，等到有机会申辩冤情的时候，他的妻子已经从一个风华正茂的少妇变成了一个两鬓苍白的老妇人，但遗书的内容，却是只字不差，这位可敬的妇人用自己一生的时间给自己的丈夫竖了一座不倒的丰碑。

谈到前苏联，另一个作家索尔仁尼琴的名字常常浮现在我的脑海里，这个一生都在跟独裁专制制度做斗争的文学家，以自己的良知秉承着的自己的信仰，一生无悔，一生执着。

1962年11月，经赫鲁晓夫亲自批准，索尔仁尼琴的处女作中篇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在《新世界》上刊出。

这部苏联文学中第一部描写斯大林时代劳改营生活的作品，立即引起国内外的强烈反响。

1963年，作者加入苏联作协。

这以后，他又写了好些作品，但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除了《马特辽娜的家》等四个短篇外，其余均未能在苏联境内发表。

1965年3月，《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受到公开批判。

1967年5月，第四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前夕，索尔仁尼琴给大会写了一封公开信，要求“取消对文艺创作的一切公开和秘密的检查制度”，遭到当局指责。

1968年，长篇小说《癌病房》和《第一圈》在西欧发表。

1969年11月，作家被苏联作协开除会籍。

1970年，“因为他在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或缺的传统时所具有的道义力量”，索尔仁尼琴获诺贝尔文学奖。

但迫于形势，索尔仁尼琴没有前往斯德哥尔摩领奖。

1971年，德、法两国同时出版他的长篇小说《1914年8月）。

1973年12月，巴黎出版了他的《古拉格群岛》第一卷，披露了从1918年到1956年间苏联监狱与劳改营的内幕。

1974年2月12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宣布剥夺其苏联国籍，把他驱逐出境。

同年10月，美国参议院授予他“美国荣誉公民”称号，随后他移居美国。

1989年，苏联作协书记处接受《新世界》杂志社和苏联作家出版社的倡议，撤消作协书记处于1969年11月5日批准的把索尔仁尼琴开除出苏联作协的“不公正的、与社会主义民主原则相抵触的决定”，同时委托当选为苏联人民代表的作家们向最高苏维埃提出撤消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974年2月12日的命令。

根据苏联作协的决定，索尔仁尼琴的作品开始在苏联国内陆续出版。

就是这样一个伟大的作家，用他一生的实际行动向我们展示了一个自由主义者无尽的梦想和执着。

这就是良知，一个有良心的人的良知。

三．救赎救赎的路在何方？

东西德终于合并了，斗争想换来的东西终于就这么悄然而至了，救赎的路难道就在脚下吗？

《窃听风暴》最后部分的对白也许可以给我们提供部分答案：“你现在想写什么就可以写什么了，这样的国家不正是你们想要的吗?可是，德雷曼，现在的联邦德国就是你们艺术家想要的吗？

还有什么可写的呢？

人民没有信仰，没有热爱，这就是一个自由的联邦共和国。

”压制没了，创作的动力来自何方？

单独提一句就是：影片最后卫斯勒那个孤独落魄的身影常常让我觉得自己要热泪盈眶……这难道就是一个有良知的人的最后结果吗？

2007-3-3晚草于天津

故事发生在1984年的东德柏林，国安局为了掌握人民的思想动态无所不用其极地监听、审讯，很多艺术家“被自杀”。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文革期间又何尝不是，知识分子受到疯狂迫害。

情报员在监听艺术家夫妻的过程中动了恻隐之心，想方设法保全两人。

给脆弱的女艺术家力量、支走监听同行、隐藏窃听到的内容，因此被部长怀疑、丢了工作。

这或许是台词最少的一个主角了，带给观众的心灵震撼却是极大的。

与脆弱妻子的行为形成对比，妻子不愿放弃对艺术的追求，为了重回舞台，不惜出卖身体、出卖枕边人。

但也无可厚非，我谅解她的选择，这之于艺术的热烈值得我们敬仰。

影片中情报员的默默守护传递了一股人性的力量，我常常想，这一举动，是黑暗中的一束光，不仅保护了艺术家夫妇，更让情报员压抑寂寞的生活多了一丝温情。

他得是有多寂寞啊，当时的国安局就像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他不苟言笑、与外人的交流极少，招妓后，甚至妓女都不愿留下来多陪陪他。

这一守护或许也是情报员心灵上的一种慰藉。

柏林墙倒后，吉欧德瑞曼很偶然地得知其实并没有像自己想的一样，没有被侦察。

而是有那么一位秘密警察，默默地隐瞒了所有重要信息，在暗地里保护着他们。

作家坐着车，在街道上远远望见了那位曾经顶着巨大压力保护了他们、甚至因此丢了工作的人。

随后，很久没写作的吉欧德瑞曼出版了一本书《献给好人的奏鸣曲》，魏斯曼经过书店，翻开书本，书的扉页赫然写着：致HGW XX～/7特工，那正是吉欧德瑞曼在档案局得知的他的编号。

“先生，需要包装吗？

““不，这是给我的“是啊，这是给你的，一个在黑暗压抑岁月里，以一己之力，保护着他人的好人。

如此震撼的结局是我没想到的，魏斯曼人性的光辉、传播的力量可以被世界上每一位读者读到。

在这之前，我一直在纠结，为什么作家最后没有与特工见面？

写到这里答案不言而喻了。

荣获2006年度第79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窃听风暴》（《The Lives Of Others》）中最令我称奇的情节就是最后柏林墙被拆毁、东西德终于合并之后，人们竟然可以查阅自己被窃听的记录文件，甚至还可以查到是哪一位谍报人员曾对自己进行过窃听。

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制度、文化与观念才能保证如此的民主与开放，是什么使得人们拥有如此的胸怀而不会去互相报复呢？

我们见过太多的政治斗争，一方胜利后总是会对失败的一方进行残酷乃至血腥的清算，成王败寇，我们已然习以为常。

我们也总是见到，这样或那样的内幕或真相因为政治的原因，披上神秘的外衣，神经兮兮，从不对外宣告。

而突然见到这样一种温情、平和、开放的政治，我自然惊奇不已。

究竟为什么会有如此的差异，究竟为什么会有如此的不同。

这真的很难说清。

也许真应了我在网上看到的一句话：有些革命是英雄对英雄，有些革命是流氓碰流氓。

　　《窃听风暴》是2006年德国最成功的电影，在有“德国奥斯卡”之称的罗拉奖评选中获得11项提名，并获得最佳影片、最佳编剧等7个重要奖项。

这也是继《地下》、《再见，列宁》、《帝国的毁灭》、《百万杀人游戏》之后再次惊动世界的欧洲电影。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也有对历史的思考。

今日中国电影之所以乏善可陈，是因为这些影片既没有历史感，也没有任何思维的乐趣可言。

影像的躯壳、声色的装修不足以支撑起电影这门思考的艺术。

　　或许有导演会将自己的碌碌无为归咎于不尽如人意的环境，然而，33岁的多纳斯马克用自己的电影告诫世人——无论境遇如何，每个人仍可以选择，做自己命运的主人。

　　别人的生活　　《窃听风暴》里没有宏大场面，这个中文译名不如其原义“别人的生活”那样更能为我们展示该片的内涵。

　　片中文艺部长利用职权、恐吓作家，并且胁迫作家的妻子与其保持每周一次的约会，是对作家夫妇生活的粗暴闯入。

这种闯入同样表现为卫斯乐对作家家庭生活所实施的24小时监控。

在这样一个人权得不到保护的时代，民众的居所不过是国家的替补监舍，它们随时会因为这种闯入而被转正。

　　值得注意的是，二者的闯入略有不同。

文艺部长是为了私欲侵占他人的生活，而卫斯乐则更像是出于“公心”。

作为一个为党国尽忠的“老光棍”，卫斯乐废寝忘食，把自己的大部分时间都放在了监视与审讯之上——确切说，是用于干扰别人的生活方面。

至于他自己的私人生活则是一片空白。

或许我们可以说，正是有无数像卫斯乐这样的人甘于贡献自己的生活，才使乌诺那样的大人物可以为所欲为、风光无限。

　　今天，没有谁会怀疑每个公民都应该拥有属于自己、独立于国家目标之上的生活，公权力更应当在居民的门槛前收紧自己的缰绳。

然而，在“暴力战胜了思想，人们战胜了人类”（茨威格）的时代，在政治压倒一切的“一九八四”年，许多像卫斯乐这样的人却以监视和审讯“危险人物”为业亦为荣。

他们一度相信，任何人都可能背叛自己的国家，任何不信任政府的言行都可以成为一个人被捕的理由。

　　影片从1984年开始叙述显然不是简单的巧合。

60年前，天才作家乔治？

奥威尔曾经在其著名的反极权小说《一九八四》里为世人虚拟或者预言了一个“老大哥在看着你”的恐怖世界。

那是一个靠“双语思想”与新词进行统治的国度。

和卫斯乐所服务的斯塔西一样，《一九八四》里的主人公温斯顿？

史密斯为“真理部”卖命。

在那里，“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每个人都被监视，每个人的权利都处于没收的状态。

　　显而易见，这种“双语思想”在1980年代的东德更有所表现：一方面政府不遗余力地向民众宣扬民主德国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国家；另一方面又把东德人看成世界上最糟糕的国民——每个人都是潜在的“国家公敌”。

那些生活于监狱之外的公民，不过是“假释犯”，理应受到国家的监控。

　　为此，东德设立了“斯塔西”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情报机构，为东德1800万人口中的600多万人建立了秘密档案，3人之中必有1人被监控。

在“线民政治”大行其道的80年代，告密成了东德居民的日常生活。

此时，不仅有来自政府的“老大哥在看着你”，还有来自社会的“老大妈在看着你”。

社会的分崩离析同样体现在家庭之中，即所谓“老婆（公）在看着你”。

关于这一点，卫斯乐的饰演者穆赫可谓感同身受。

他的妻子简妮？

格罗曼曾经为德国国家安全部门工作，负责监视他和其他演员，相关解密文件有254页。

　　今天，当历史翻过封闭而阴暗的一页，我们不难理解当年柏林墙东边的政治与生活为什么难以为继。

如果政府把主要精力放在社会控制而不是增加民众福祉之上，那么纳税人所追求的“改善生活”，不过是换回了几副质地优良的手铐。

　　帝国的藤蔓　　“条条大路通罗马”道尽了罗马昔日的繁华。

据说罗马人征战到哪里，就把大路修到哪里。

从更抽象的层面说，野心勃勃的统治者试图通过对各种“道路”资源的占有实现对社会的控制。

一切目的莫不是为了阻隔或割断社会横向的交往，借此锻造“下面”对“上面”的无条件投降。

所谓极权就是要将公共权力与社会权利完全集于政府之手。

政府控制了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生活的每个维度，使社会缩减到赤贫与破产的境地。

　　柏林墙倒塌后，一个偶然的机会，德莱曼从乌诺嘴里得知自己一直处于被监控的状态。

回到家里，顺着墙纸和屋角，德莱曼拽出了许多根隐藏多年的电线，此时的他大梦方醒。

一个旧的时代结束了，对窃听设备的摧枯拉朽更像是为死去的极权统治料理后事。

　　德莱曼将一根根电线攥在了手里，帝国的藤蔓已经干枯，失去了往日的生命。

曾几何时，它们盛极一时，以其隐秘却又无所不在的暴戾蔓延到私人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为帝国获取收成。

从厕所到客厅，从卧室到书房，只要斯塔西认为有必要，它们便可以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占领社会生活的每一寸土地。

　　伸进居民卧室的权力的藤蔓，难免让人想起外形丑陋的章鱼。

在西方人们通常用章鱼来比拟难以抗拒的恐怖力量。

雨果《海上劳工》里的主人公便是被章鱼缠住拖向大海深处；科幻小说里，章鱼同样被视为人类潜在的敌人，甚至是未来世界的统治者。

　　显然，这个“海里吸血鬼”具有极权的品性，它的身体四通八达，它占有、抓握、吞噬，似乎具有毁灭一切的力量。

从脑袋上直接长出8条腕足，章鱼的形体更像是一个隐喻，为我们展示了极权时代的星状结构——中央控制八方。

如雨果所说，章鱼是一团腐烂的肉，是疾病的丑怪化身，它的纠缠便是绞杀，它的接触便是瘫痪。

　　当斯塔西分子按着西兰德的招供去找打字机时，精神几近崩溃的西兰德不顾一切跑到街上，被一辆急驰而来的汽车撞碎了脑袋。

然而，我们没有理由将西兰德的死归咎于一次普通的车祸。

西兰德内心的纠结无疑在告诉观众，她真实的死因是章鱼的绞杀，是帝国藤蔓的“藤缠树”。

西兰德的死，也因此成为一个时代悲剧的缩影。

　　西兰德曾经说：上帝的眼睛从不向下看。

然而，人的眼泪却是向下流的。

卫斯乐见证了这一切，他跪在西兰德面前……这一刻，相信所有人都像卫斯乐一样，在西兰德孱弱的命运中看到自己过去与将来的境遇，意识到自己身处人类之中。

　　“光荣背叛”　　国家是人之造物，不能凌驾于人的价值之上。

然而，极权体制所宣扬的是每个人都要为极权而生、为极权而死。

卫斯乐的背叛揭示了即使是在黑暗年代，生活于“体制内外”的人都有和解的可能。

体制不是真实与持久的共同体，人类共同体的价值与恒常远在任何体制之上。

　　自杀而死的朋友、应召而来的妓女、布莱希特的诗歌以及《好人奏鸣曲》等等，对于卫斯乐的“光荣背叛”来说是必不可少的精神道具。

　　自杀前，艾斯卡曾近乎绝望地对德莱曼说：“我再也无法忍受这个毫无人权不让人说话的国家了，这个体制让人发疯，不过可以写出真实的生活……”当卫斯乐陶醉于德莱曼的琴声之时，观众看到一个吊诡的事实：虽然窃听为千夫所指，但是窃听者也因此获得了当代人默默反抗极权的第一手资料，在某种意义上这也使窃听者成为一个时代苦难与精神的见证人。

　　性是重要的。

极权让人忘记自己的存在，而性欲却本能地告诉每个公民肉体的欲望是真实存在的，有关幸福与高潮的体验同样并非其他的人与物所能替代。

《一九八四》里的温斯顿同样在妓女身上寻找自己日渐磨灭的人性。

在大洋国里，“性欲被视为一种令人恶心的小手术，就像灌肠一样。

”性欲是思想罪，满意的性交本身便是造反。

正因为此，一个时代从封闭走向开放，总是伴随着被压抑的性欲的破土而出，性欲觉醒成了良心觉醒的报春鸟。

　　《窃听风暴》中的性爱既是生活中的寻常场景，也是深刻的隐喻。

对于卫斯乐来说，监听与审讯给他带来的乐趣显然超过了性欲。

只有当他目睹了发生在德莱曼夫妇的不幸遭遇以及他们的性爱生活时，卫斯乐身上人性的一面才渐渐开始复苏。

卫斯乐找来了妓女，在这里性道德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卫斯乐有了自己的私生活，他可以自主地支配身体，开始了由肉体到精神上的揭竿而起。

　　“凡救一人，即救全世界！

”电影《辛德勒名单》让这句铭文广为人知。

人们赞美忠诚，一个社会的进步与自救却不得不伴随着对旧体制的背叛与出走。

为了保护德莱曼，卫斯乐开始不断地篡改甚至藏匿不利于德莱曼的相关记录，并想方设法支走了他的监控搭档。

窃听者背叛了自己忠于党国的原则与信仰，不过，生活并非别无选择——卫斯乐听从了自己内心的声音。

　　反讽的是，在《一九八四》里，作为真理部记录科的科员温斯顿的工作是修改各种原始资料，从档案到旧报纸，全都根据指示改得面目全非；而在《窃听风暴》中，良心发现的卫斯乐则是把他所见证的作家的私生活同样改得面目全非。

卫斯乐完成了对旧体制的反戈一击，效忠党国的秘密警察一夜之间变成了藏身于体制之内的卧底。

　　文艺何为？

　　多纳斯马克，一个年轻的编剧兼导演。

早在9年前，多纳斯马克便在思考一个问题——一个秘密警察如何监听一个著名作家的私生活。

为此，他对一些前东德的线人与秘密警察进行了走访。

多纳斯马克发现，秘密警察是一群把内心情感上了锁的人，他们只讲究原则，情感因素被彻底排除与封存。

他们害怕感情会坏了对原则的追求。

　　在日常的苦难与制度的禁锢面前，诗歌何为？

音乐何为？

为什么那些创造爱与美的人会成为专制者的眼中钉？

多纳斯马克在《窃听风暴》里或多或少地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在极端的年代，掌权者通过“新词”推销真理，并用冗长的真理说服民众自己生活在幸福之中。

然而，发乎心灵的诗歌与音乐，会激起人们对爱与美的回忆与向往。

它们一旦抵达内心，谎言织起的真理大厦顷刻间变得弱不禁风。

　　怀想自由的人们不会忘记电影《肖申克的救赎》里主人公安迪坐在监狱长办公室里播放《费加罗的婚礼》时的感人场景。

只在刹那之间，这座狰狞的监狱仿佛变成了一座救赎人心、放飞希望的教堂。

一切如安迪所说，“有一种鸟是关不住的，因为它的每一片羽毛都闪着自由的光辉。

”合乎人性的音乐可以穿透监狱的铜墙铁壁，打开人心的枷锁；它不用长篇大论，而是用人们凭借直觉便可以感受的美将人们从极权时代“千万种幸福的理由”中解救出来。

　　文艺的真正价值不在于为社会进步提供解决方案，而在于对人性与审美的坚定的扶持。

一个社会解冻之时，符合人性的音乐之所以会被当权者视为“靡靡之音”而加以贬斥，正是因为文艺具有招魂的品质。

所以，在极端的年代，诸如音乐、诗歌和绘画等艺术都被纳入意识形态的范畴加以控制。

就像《一九八四》中所创造的“新词”，它不仅为“英社”拥护者提供一种表达世界观和思想习惯的合适手段，而且也是为了使得所有其他思想方式不可能存在。

一旦失去了造句能力，不能识别饱含于历史之中的意义，人们便不再有异端的思想。

　　显然，《窃听风暴》是一部关于拯救的电影，作家在反抗中找回了自己，窃听者在背叛中自救救人。

当然，这部电影也在说服我们学习是一辈子的事。

今天，互联网的发展使远程教育成为可能，卫斯乐灵魂的还乡之旅同样为观众展示了“柏林墙时代”的另一种远程教育——如果窃听者不满足于既有知识，有学习的愿望，那么就有可能让自己变成了被窃听者的“入室弟子”，让监控记录变成了课堂笔记。

当窃听变成“偷艺”，它也并非全无希望。

房间的主人已经离去，他举起宝丽来相机，对着书桌按下快门。

这个不经意的举动，或许是宝丽来历史上最完美、也最邪恶的应用。

“老大哥正在看着你。

”这句话我们都在书中见过，但显然老大哥不会只满足于看你。

随着东德史塔西档案的解密，人们终于有机会窥见老大哥究竟在看什么。

一名史塔西间谍在执行任务时对着镜子自拍。

在此之前，先来了解一下史塔西。

这是东德人民带着强烈不屑、厌恶以及恐惧而起的外号，它真正的名字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安全部，简称MFS。

成立之初，史塔西的业务范围仅包括“为祖国收集情报”与“反情报被他国收集”两大部分。

但随着其业务的不断扩张，它所监控的对象转为了东德国民。

在这一监控过程中，相机充当了老大哥无孔不入的眼睛。

德国摄影师SimonMenner研究了史塔西的照片档案，整理出版成一本名为《TOP SECRET》的画册，为人们展示了一个超越常识之外的影像世界。

被监控的东德民众。

冷战时期的间谍之都史塔西的故事，从德国的分裂开始。

二战结束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迅速开启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 冷战。

德国作为被两大阵营分别管辖的国家，被分裂成了东德与西德。

在核武器的威慑下，无论哪个阵营都不愿意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于是，双方对抗的重心转移到了更为隐秘的情报战中。

在苏联国家安全部（克格勃前身）的帮助下，东德迅速组建了自己的国家安全部，即史塔西。

潜伏在林中的监视人员。

建立初期，史塔西的主要任务是对外搜集情报。

然而在二战结束后，近300万东德民众移民西德，占当时东德总人口的16%。

为了遏制这股汹涌的移民潮，东德当局在1961年8月19日开始兴建柏林墙，三天后就初具规模，一周后全部竣工。

东德人民这种“用脚投票”的行为，对当局而言无异于颠覆政权，也促使了史塔西的业务逐渐从“对外”转向“对内”，开始了大规模针对本国国民的监视与监听。

以下几张来自史塔西档案的照片，展示了当局对本国民众的通讯监控 ——

邮箱监控。

一名被监控的女子。

该女子在邮箱前被叫住。

女子被要求出示手中的明信片。

柏林墙修成之后，西方国家加大了在柏林的间谍战投入。

同样的，苏联与东德也展开了反制行动。

冷战时期的柏林由此成了“间谍之都”，是东德史塔西、苏联克格勃与美国中情局等机构的主要战场。

据统计，1961年底，一共有70家来自世界各国的情报机构在柏林龙盘虎踞，这种密度旷古未有。

监控美国大使馆。

老大哥正在拍你在现代德语中，有一个臭名昭著的缩写 —— IM，专指为史塔西工作的“非官方告密者”。

截至1995年，光是确认身份的IM就有17万人，占东德18岁至60岁总人口的2.5%，其中未满18岁的IM高达1万人。

有人形容，在东德时期，“丈夫告妻子的密，儿子告父亲的密”。

史塔西档案：一名青少年的房间。

据一位曾在史塔西服役的上校估算，加上临时性的密探，整个东德，在四十年间，一共有200万人次曾作为告密者为史塔西工作。

面对这样一个致力于监控本国国民的庞然大物时，连知名的纳粹猎人Simon Wiesenthal都不得不感慨：“比盖世太保还邪恶很多很多！

”据历史学家统计，在纳粹时期，秘密警察组织“盖世太保”的人数为4万人，负责监视8000万人。

而苏联克格勃拥有48万全职员工，负责监视2.8亿人。

相比之下，史塔西的数据极为恐怖 —— 最鼎盛时期，平均每6.5个东德公民里，就有一个告密者。

跟踪一辆红色汽车。

这些密探中不乏社会名流，比如海因里希·芬克，他是神学教授，担任东柏林洪堡大学副校长一职，自1968年起担任史塔西密探，直到身份曝光，旋即被炒鱿鱼。

这个由相互监视、自我监视组成的复杂的视线网，构成了东德统治国家的基础。

而相机，便成了老大哥最为得力的眼睛，被广泛使用于史塔西的监控工作之中。

更吊诡的是，史塔西的首脑深谙相机的强大，反而刻意规避镜头 ——史塔西长期的二把手从不拍照，从不以实名出现。

西方国家都只知道他的代号是“Mischa”，外号是“没人知道长相的人”。

举着相机的间谍。

东德间谍指南除了针对国民的监控及拍摄，《Top Secret》一书还收录了有关间谍们如何贴假胡子、如何格斗、如何比划秘密手势、如何逮捕犯人、如何偷拍跟踪对象、如何收集证据的示范照片，堪称“东德间谍指南”。

画册的封面，便是一个身穿貂绒大衣，头戴貂绒帽子，眼戴深色墨镜的男子 —— 这张照片来自一本史塔西间谍培训手册，用于指导间谍伪装自己，以便在出入各种公共场合时不引人注目 —— 显然，这位汉子正将自己装扮成一名穿貂的土豪。

《Top Secret》封面。

培训手册：伪装还有一名史塔西间谍示范了如何打扮成西方游客，以高度浓缩的方式折射出上个世纪的诡异历史。

想象一下，一个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间谍，把自己打扮成想象中资本主义国家游客的模样，目的是监视本国同胞与这些游客的接触。

这几乎是一件在形而上学上不可能完成的事情。

培训手册：打扮成西方游客最吸引人的是一组宝丽来照片。

画面中全是没有人的空镜头，比如一张书桌，充满了神秘气息。

而这张照片存在的目的，是间谍们在搜查书桌前，先将它的样子拍下来，待搜查完毕后，再根据照片按原样摆放回去，不留下一丝痕迹。

这或许是宝丽来相机历史上最完美、也最邪恶的应用。

其余教学还包括 ——

近身格斗。

逮捕嫌犯。

发送暗号。

如何贴假胡子。

此外，书中还收录了一些目的性没那么强的照片，比如史塔西密探的自拍，以及他们拍摄的小鸭子、小猫、小松鼠等。

拍下这些照片的也许是间谍中的文艺分子，作者认为这跟人们拍摄自家猫咪的动机一样。

时过境迁之后，这些照片难免显得滑稽，但正如作者SimonMenner所说：“决不能忘记这本书的内容是完全严肃的，它的照片是彻彻底底被用于压迫民众的。

想笑是正常的，但是也要感到如鲠在喉。

”毕竟，这一切并没有真正的时过境迁。

可以回家洗洗睡了1989年11月9日，东德德国统一社会党主席Egon Krenz在广播及电视直播中颁布了新的旅游法，允许东德国民前往西德旅游。

一小时内，1.5万人涌入西德。

四周之后，东德当局重新开放勃兰登堡门，民众开始自发拆除柏林墙。

那一年的圣诞节，有240万东德民众前往西德旅游，占东德总人口的六分之一。

1990年10月3日，东、西德正式统一，东德并入西德。

史塔西也一并退出了历史舞台。

史塔西首脑合影。

史塔西解散后，其头目Erich Mielke没有获得流亡苏联的机会，他的老大哥克格勃在最后关头没有做到不抛弃、不放弃，Erich Mielke最终被判入狱6年。

针对东德前政权的清算涉及非常复杂的法律困境，这一过程甚至到今天都没有完全结束。

这其中涉及汉娜•阿伦特提出的著名观点 —— “平庸的恶”，一种难以在量刑中体现的邪恶。

但耐人寻味的是，在所有史塔西的正式雇员中，只有一人被判入狱 —— 他叫Werner Funk，在史塔西某个城乡结合部的分部当看门大叔，某天因为喝了太多伏特加，开枪误伤了两位路人。

史塔西档案：向电话监控部门职员颁发勋章。

1990年5月31日，是史塔西最后一次登上历史舞台的日子。

它对着整个西德广播：“任务结束。

”让间谍们收拾行李，准备回家。

此前一周，东德军方情报部也对西德进行了一次广播，同样是让自己的间谍中止任务，但方式更加隐晦。

播送的是军官们的合唱，曲目是一首儿歌，描述了一只在湖上戏水的天鹅。

据说歌词的含义是，“可以回家洗洗睡了”。

史塔西档案：天鹅之墓*文中图片均来自《Top Secret》，作者SimonMenner。

撰文 / Sticker编辑 / 胡令丰

本篇影评摘自豆瓣时间《52倍人生——戴锦华大师电影课》口述稿， “我”即戴锦华老师。

豆瓣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一部德国电影《窃听风暴》，或者叫《窃听者》，这是我们中文所选择的翻译。

它实际上那个德文的原文篇名叫做《他人的生活》，听起来还是有挺大的差距的，但是我想可能这个原文的篇名，更能够表现这个导演的意图。

这部电影在欧洲，乃至世界得很多很多的国家和地区产生了非常广泛的影响。

某种意义上，我可以说在我的观察当中，对这部影片有着最狂热的反响和表达了最深切的热爱的刚好是我们中国观众。

也刚好是通过豆瓣表达出来的这样的一种强烈的热情。

这部电影在放映之后，次年它横扫了那一年的德国国家电影奖的几乎全部奖项，同时它获得了2007年的欧洲电影奖的这个三项大奖。

欧洲电影奖不是一个一般意义的奖，是在于这个奖项出现是以欧盟的出现同时发生的。

换句话说，它有一种强烈的文化自觉，就是它要授奖给那些能够代表欧洲文化、代表欧洲精神，或者直面欧洲问题的影片。

当然可能对于朋友们来说最为熟知的一个奖项是它相对来说比较弱的一个奖项，但又是它最强的奖项，那么就是它获得了2007年的奥斯卡的最佳外语片。

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在奥斯卡系列当中一直占有极端特殊的地位，它和奥斯卡的主要奖项，同时代表着美国的主流电影市场，代表着美国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念有所不同。

它经常是更偏向艺术的，同时也更具有政治性的，那么同时也带有某种和主流社会和主流价值相对偏移的那样的一种姿态和位置的这样的影片。

但是这个所谓最弱奖项是因为它是、只是美国的一个国家奖，说它是最强奖项是因为一旦获得这个奖就意味着它可以搭乘好莱坞的全球发行放映网络，它就将成为一个覆盖全球影院和覆盖全球观众的电影。

那么这是这个影片的一个基本的定位。

而这个影片的奇特之处在于它是一个年轻的德国导演的处女作，一个导演以它的处女作风靡了整个世界，本身是一个奇观，本身是一个奇迹。

那么我今天就想跟大家来对这部影片做一点深究，做一点分享，我也必须首先向这部影片的热爱的朋友们做一点道歉，就是因为我也许会破坏你们对于这个影片的这个观影的那种美好的记忆。

那么在世界范围之内也是在我们的中文世界当中，对这部影片的那种热爱，那种激情都来自于，大家一致的认为这部影片向我们展现了人性的光芒，向我们展现了这个人性的这种崇高，向我们表现了人性战胜暴力，人性战胜机器，人性战胜戕害人性的、摧残人性的这种政治霸权、特权的这样一种光辉。

好，那么我们来对关于这个伟大的人性故事，做一点深究或者细读，那么我们先从影片的片名入手，它叫做《他人的生活》。

当这个片名出现的时候，我们已经确认这个影片的主人公是故事中的东德秘密警察，也就是缩写为史塔西的这个重要的雇员，显然是非常得力的一位雇员，叫威斯勒，因为非常有趣的是，主角是威斯勒，但是故事中的英雄，或者说故事中的那个，整个故事当中，我们把视听时间的主要的时段，放置在那一对才华横溢的、迷人的、正派的、美丽的艺术家伴侣身上，那么也就是作家德莱曼和天才的艺术家克里斯丁。

所以所谓他人的生活是相对于威斯勒而言的那个艺术家们的生活，艺术家们的世界。

但是我们很快在电影当中，大家都看到这他们的身份不仅仅是艺术家，他们的身份将是成为所谓真正的人。

而有趣的是，影片的主题是一个，发生、发展和转移的过程，因为以威斯勒为主角，以威斯勒这个心中的，（我专门用心中，因为原本应该是他耳中的）但是在电影当中却是眼中的，他人的生活，为主要的剧目和主要的剧场。

它完成了一个由德莱曼所象征的这种人性的高度，人性的智慧，人性的光辉，终于照亮了威斯勒的黑暗的、乏味的、变态的、丑陋的警察世界.然后，最终是威斯勒出而为真正的人。

所以我说这是这个影片的故事，但是我们深入到这个故事当中去的话，我们马上会看到很有趣，影片的中文片名译为《窃听者》或者《窃听风暴》，因为它的主导是秘密警察窃听艺术家的生活，监视艺术家的生活，并且摧毁艺术家的生活的这样一个故事。

可是在影片当中，对于我来说，相当遗憾的，或者说在我观影的时候让我相当失望的是一个窃听故事，却不是一个尝试发掘、发展电影的声音潜能的故事，不是一个用电影的视听语言当中的听觉语言来主导的故事，因为我们大家，包括我在内我，都会反复强调，所谓电影艺术是建筑在一个平行四边形之上，就是“视听时空”，但是我们同时也经常说电影是视听艺术。

但是电影是一个瘸腿的艺术，因为视觉语言不断地被开掘，而听觉语言始终被压抑。

那么，一个窃听者的故事，似乎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但是显然导演从编剧到整个设置过程，丝毫没有想去利用这样的一个故事的契机，发觉这个机会。

每一次我们看到窃听者威斯勒戴上耳机，银幕上立刻切换为他所听到的声音发生的那个现场，也就是画面。

那么它客观上造成了一个非常奇特的效果，就是对于威斯勒来说的他人的生活，是在我们观众面前展现的生活，而这个生活却是威斯勒完全不可能，也从来没有能够真正看到的生活。

那么如果说这不是威斯勒所看到的生活，那么他是德莱曼所看到的生活吗？

显然不是，因为在这个故事当中，这个代表人性高度的作家德莱曼，被设置为一个充分的、天真的、纯洁无瑕的，几乎来自于异世界，异次元的一个人物，因为他作为一个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备受重视的当红艺术家，似乎对自己国家的政治境况，政治结构近乎一无所知。

同时在故事当中，他对于自己被监听的事实一无所知，他直到这个故事的结尾，两德统一、冷战终结，他才被告知自己被监听，而后他才在自己的房间里发现监听器，他才去查阅史塔西的秘密档案，换句话说他对自己被监听以及自己被出卖，自己被拯救的全部事实是浑然不觉得、完全无知的，因此他也不是故事当中的一个观看者。

同时在故事当中一个重要的主线，就是围绕着克里斯汀的遭遇，围绕克里斯汀的背叛和克里斯汀的悲惨死亡，所发生的事情完全不发生在德莱曼的任何可能视野当中，他也许感知到，但是他完全没有看到，所以故事中的两条主线都不发生在他的视野当中。

我们知道，对、对于一个故事片来说，即使主人公不仅仅是故事的主线，不仅仅是意义的承担者，最重要的他必须成为视觉的中心。

这个视觉的中心有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我们所看到的一切是经由他的心里的，和物理的或者叫生理的，也就是他的视线和他的那个全部的关注所在来结构完成的，同时意味着他将成为每一个场景，每一个画面的中心人物，他也是被看的那个重点或者被看的主题，那么在这个意义上说，这是一部非常奇特的影片，就是在这部影片当中，三个主人公：威斯勒，德莱曼，克里斯汀都不是观看的中心，都不是一个镜头的主导的出发者。

换句话说电影作为一个主要以视觉艺术来主导的艺术，或者我们说电影的真正文本是画面，但是在这个故事当中，三个主人公都不是视觉得主导，于是我们就形成了一个极端奇特的情形。

我们说当三个主人公都没有在看的时候，于是我们就必须提出一个问题，一个追问：谁在看？

因为我们会反复的重复这个观点，故事片的最大的秘密就是隐藏起摄影机，而隐藏起摄影机的最重要的方式就是把每一个镜头，每一个镜头的机位，伪装成这个现场中的人物，故事中的人物观看世界的位置，观看世界的角度，观看世界的方式，所以在电影当中视点镜头成为电影最基本的讲述、言说和叙事的方式。

因此我们回到这部电影当中，我们说三个人物都没有在看，都没有去看的心理的和现实的可能性，那么谁在看？

一个可能会直接引申出来的回答，答案是秘密警察在看，这个就像我们在《黑客帝国》当中所说的叫Matrix is watching you，这个矩阵在看着你，当然一定会引申到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老大哥在看着你，因为在这部电影它非常清晰的选择它的被述年代是1984年，那么当然它就会联想到那部著名的反面乌托邦《1984》年，而这部电影也毫无疑问的是一个政治寓言和政治故事，但是有趣的是这部电影的迷人之处，正在于它成功地把一个高度政治化的故事非政治化了。

所以我们直接引申的是说秘密警察在看，但是真的是秘密警察在看吗？

因为整个故事是一个关于纯真的人性，战胜了那个暴政的黑暗这样一个故事。

所以这样一个视点，这样一个场景，显然不是秘密警察所能看到的。

那么谁在看？

好，我会给一个非常理论的回答，叫做“大他者在看”，当然，我自己都会觉得这样的回答有点可笑。

换句话说，它是一个不在故事语境当中的，但是弥散在故事当中，也弥散在整个电影院当中，弥散在我们整个社会当中的，那样的一种力量，那样的一种立场，一种关于“何为人性？

何为人？

”，关于人与机器，关于人与权力，关于人与政治，关于情感与政治的一系列的常识和信念。

而在我看起来，这一系列常识和信念，本身是1989，1990年冷战终结之后，新的意识形态得以确立的一个过程和结果。

换句话说，它是一个我们置身其中的，但是我们不能感知的，新的机器所产生的结果。

好，我现在已经开始伤害大家的情感了，但是我不能不延续下去这个讨论，是因为在我感知当中确实如此。

因为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们会注意到几个有趣的点，就是我们的主人公德莱曼，被史塔西给定了一个代号，他的代号可以是任何一种代号，可以是ABCD，可以是甲乙丙丁，但是很有意思的，他给定的暗号，给定的这个代号是“勇者”。

我很难想象秘密警察会愿意给一个人一个代号叫勇者，那么换句话说，这个故事在开始之前已经先在的设定了德莱曼为勇者，当然这是一个勇者的传递，因为故事真正的主角，是威斯勒，而威斯勒才是真正的勇者，或者说这是一对勇者的故事。

而同样，在这个故事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主题是关于背叛，但是在我看起来这个背叛正是对20世纪的回荡的背叛主题的背叛，因为我们称20世纪是一个背叛的世纪，而之所以称20世纪是个背叛的世纪，是因为在20世纪充满了，人类文明史上罕见的历史潮流：上等阶级的人们背叛自己的阶级，认同于下等阶级，强势群体的人们背叛自己的归属，认同于弱势群体，为弱势群体，为这个边缘人群，为低等级的人们而战斗，相信为一个平等的世界，为一个更合理的世界而战斗。

这是20世纪的背叛。

而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们看到了双重背叛，那么就是德莱曼，最终背叛了，他曾经拥有的天真无邪的幻觉和信仰，而朝向、认同了他自己所属的政治体制及其国家的敌人。

于是这就有了明镜周刊的那个专号，那个由一个绞刑架上的绞索，所形成的这个封面。

而威斯勒完成了一个背叛，是他最终背叛了秘密警察，他对秘密警察制度的尊崇，而朝向了真理。

讲到说背叛，二十世纪的背叛主题及其故事中主人公的背叛，事实上，当然三个主人公都经历了背叛，但在这个故事的语境当中，只有一个角色是我们无法认同的背叛，那么就是克里斯汀。

当然作为一个女性，我也不能充分的认同这部电影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这个故事当中，克里斯汀是一个重要的角色，是一个引导着整个剧情人物之间的相互关系的一个中心点，但是对这个角色我们大概只能用一句莎士比亚的名言来概括，叫作“女人啊，你的名字是弱者”。

在这个故事当中，她十足的弱，给这个人物设定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她尽管誉满天下，但是她极度的不自信，所以她没有能够把握自己的生命，乃至把握自己的艺术道路和人生道路的力量。

所以在这个故事当中，她始终处在一个最古老的女性的命运位置上，就是成为男性的欲望客体。

她是德莱曼的欲望客体，但是像所有的主流叙事一样，人物欲望的善恶是由他的身份的善恶所决定的。

因为德莱曼是一个正义的人，是一个勇者，所以他的欲望也是纯真的爱。

而另外一个，他是故事中的那个文化部长，那个肮脏的、邪恶的、代表权力机器的这个人物的肮脏的欲望的这个客体，而他的欲望的肮脏是因为他的人性的肮脏或者人格的肮脏来确定的。

那么当然，整个世界的起点是在于它是威斯勒欲望的客体，因为故事当中只有一个段落是真正的看与被看的关系，是由视觉的关系、人物之间纵横交错的目光所构成的一个段落，那么这个段落是影片开始的时候那场演出。

在那场演出当中，只有坐在高高的包厢上的威斯勒，拿着望远镜的威斯勒是真正的观看者，他观看的对象是舞台上的克里斯汀，进而他发现了侧目的剧作家德莱曼，那么两个人物是处在一个浑然不觉地被看的位置上，而显然在这个相互观看的场景当中，他设立了威斯勒，显然对克里斯汀产生了强烈的同时不变态的欲望，因此诱发了整个的窃听行动。

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重新来讲述这个故事，说这个故事是建筑在一个，原本由那个代表着绝对的邪恶，肮脏，强权，暴力的文化部长与威斯勒的那个心理位置的高度重叠之上，而整个故事的展开过程是威斯勒逐渐转移了他的位置，改为认同于德莱曼，于是他的欲望或者说他的爱也因之而升华。

回到我们关于那个背叛的故事当中来，我说故事中的背叛是对20世纪的背叛主题的一个背反，是因为在故事当中两个主人公的背叛都高度吻合于我们今天的社会的主导价值，或者说它是对今天的作为共识，作为常识系统的意识形态的一次再度的背书和印证，所以这个背叛已经不具有一个作为正面的反叛的价值。

也正是在这里，这部影片的迷人之处因此而显现，那么就是我们说像德国著名的导演，施隆多夫大家会知道他，因为他是《铁皮鼓》的导演，对吧？

而《铁皮鼓》也同样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

施隆多夫曾经说，说冷战尽管是冷战，但是它像所有战争一样，当它终结的时候就产生胜利者和失败者那么下面不是施隆多夫的话了，是我的话，我说也就像所有的战争一样，一旦产生胜利者和失败者，那么它就会面临着一个胜利者书写历史，以及胜利者的历史是对失败者的审判的这样一个过程。

胜利者审判失败者的历史并不意味着胜利者的历史是谎言，而是意味着胜利者有效地选择了历史的事实，以便形成一个在胜利者的逻辑脉络当中，最顺畅的、最逻辑的叙述，而这是我对这部影片的表述，始终保持着有保留或者保持距离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因为它是胜利者书写历史，但是我也因此高度重视这部影片，是因为它看上去完全不像是胜利者的故事，因为故事中的主角居然是敌手阵营当中最丑陋的敌手，也就是史塔西。

是史塔西的这个秘密警察代表了人性的光芒和人性的高度，这才是有趣之处。

那么我也正是在这个层次上去追究这个电影的视觉构成，究竟怎样成功的，流畅的，迷人的达成了这样的一个多重背反之后的主流叙事效果，那么我们刚才谈到的三个主角都没有看的位置，都没有看的能力，本身已经是一个重要的修辞策略，因为他们没有看，因为他们没有主导，所以他们不能，不必为这段历史承担责任。

它同时也印证了一个曾经在80年代的中国也极度流行的著名的印度诗人泰戈尔的名言，叫做“感谢上帝，我不是权力的轮子，我是压在轮子底下的活人之一”。

换句话说，权力的轮子在外面，而我们只是被动的，被迫的，忍受着权力的这个挤压和碾压。

那么同时强化了这样的一个叙事效果的是很有意思的在整个的影片当中，威斯勒作为一个窃听者，同时作为影片的主角，他始终处在一个被看的视觉结构当中。

我们注意到在绝大多数的这个窃听，就是在地下室当中窃听的场景当中，威斯勒的从来不占有视点镜头的机位，大量的画面是从他的背后拍摄的。

而更有意思的是，在这个影片当中非常引人注目的几个场景都是从挂在天花板上的俯拍镜头，就是一个高度的非人称化的镜头来拍摄的。

那么同样在威斯勒那个自己的公寓，那个整洁但是毫无人味儿毫无生气的那个公寓的场景当中，它都使用从门外，从窗外带着大量前景的这个画面构图来拍摄，因为我们知道所谓通过窗通过门所拍摄的画面会造成画框中的画框，在多数情况，画框中的画框会凸显那个人物成为一种电影的重音符号，电影的标注法，但是在这个画面当中，它更突出的是观众可见的前景，对主人公构成了遮挡，因此也就先在的否认了这是主人公的视点镜头的可能。

那么非常清晰的一个场景，大家可能会记得也是剧情或者威斯勒心理转折的一个重要场景，就是在电梯当中遇到一个小男孩。

对吧？

他那个小男孩的对话调动了他全部的秘密警察的本能，但是他却成功地把它压抑了，然后一个对话就变成了你父母叫什么名字和变成了你的球叫什么名字？

以致小男孩很轻蔑的说：“傻瓜，球有名字吗？

”这个场景是摄影机放在这个电梯门之外，然后这样，电梯的电梯门、电梯框构成了一个清晰的前景，也就先在的取消了威斯勒作为观看者的这个视觉的前提，他作为一个监听者，但他同时作为一个被看者，所以他也不是权力的轮子，他只不过最多是权力轮子上的齿轮和螺丝钉。

如果我们展开的话，我们会发现整个的造型空间当中，从第一个场景，威斯勒在秘密警察学校授课的和平行剪辑他审讯犯人的那个场景当中，它已经设定了一个介乎于监狱和工厂空间的这样的一种双重的造型体系，这其实刚好是极为清晰的在冷战时代的西方主流电影当中去想象非西方国家或者所谓前社会主义国家的这样一种造型体系，而威斯勒这个人物从头到尾是灰色调、而这个灰色调的服装始终带有一种工装效果，换句话说，他是在这样的一个非人的、反人的空间当中的一个专业工作者。

那么相当的浅显的，或者说相当基本的是导演并不是非常特别的在这个影片当中设置两个基本的色调系统，那么也就是德莱曼的空间当中的暖调，和窃听空间当中的冷调，那么这样就是暖色调和青蓝调之间的这个对照。

一方面形成是对切镜头的视觉调节，一冷一暖，让观众看起来心理上会有一个落差，会有一个有错落的一个、有快感的这样的一种观看感觉，但它当然同时形成了基本的意义表达。

关于机器与人、关于艺术与政治、关于这个情感的、爱的、原创的空间和迫害的、挤压的、权力的空间，那么我说这是一个非常突出的，也是非常迷人的一个叙事特征，它在整个影片叙事过程当中，成功地使用镜头语言、使用摄影机机位、使用构图、使用场面调度来完成了一种对历史中的人质的解救过程和赦免过程。

同时，之所以它囊括横扫的那一年德国电影奖，是因为也就是在这个影片的前一年，德国总理在他的这个讲话当中说要弥补、要弥合两德之间的分裂，恐怕需要一代人以上的时间，而在这部电影当中，我们用一部影片的时间达成了这个弥合，这是一个历史的大和解的时刻。

而我对这个影片中的叙述和影片达成的社会效果持保留态度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它作为一个新的主流的建构的组成部分，成功地完成了一个对于冷战时期东方阵营当中的黑暗和邪恶的暴露和揭示，但是这种暴露和揭示的单一性，以及尤其是德莱曼故事的那个叙述的这种清晰、单一和叙事自身所包含的众多的、那个特定的叙事策略的效果，事实上达成了一个，必然达成一个结果，那个结果就是它遮没了，在整个冷战年代两大阵营事实上是使用同样的手段，是分享同样的冷战逻辑，在残忍地迫害着人，迫害着社会，催残着社会。

因为我说当我们为《窃听风暴》感动的时候，也许我们就忘记了另一部非常著名的德国电影，改编自诺贝尔获奖的文学作品，这部作品叫做《丧失了名誉的卡塔琳娜·勃罗姆》，它的导演刚好是施隆多夫，在那部电影当中他讲的是在西德社会当中一个少女怎样因为一夜情而被西德的警察所逮捕，被整个权力机器所迫害，所诬陷。

所以我说，电影永远不单纯是娱乐，在我们消费，在我们娱乐的同时，我们必然的在经历着某种文化的、社会的、政治的、历史的，如果不说是教化的话，至少是轻声细语地告诫。

而历史的最重要的意义，不是让我们再一次地说我们在历史中学到的唯一东西是什么都没学到。

历史的意义不在于告诉我们说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历史的意义刚好应该是让我们记忆，所以历史不应该是阻断记忆、阻断历史真实的机器，那么关于历史的电影也如此。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吧。

本篇影评摘自豆瓣时间《52倍人生——戴锦华大师电影课》 更多精彩解读，请戳https://douc.cc/2ByaT5

当永远穿着灰色夹克衫旧西裤的魏斯曼拖着要送的邮件机械般得走过一个书店时，他看到作家的新书宣传海报挂在书店窗户上。

过了一会，他回到画面中，进入了书店，翻开了那本书。

一页页得翻到献辞的那一页时，上面写着：献给好人的奏鸣曲——HGWXXX/7。

他合上书本，依旧面无表情得毫无声响得走到收银台。

当收银员随口问到，这是送给别人的吗？

魏斯曼的眼神从未如此得温柔，仿佛春风吹过从而融化了严冬的第一滩雪，如此的单纯，仿佛一个小男孩得到了父亲的赞许。

除了他的眼神，他的面部依然如面具一般。

他依旧操着那个低沉的声调说，这是给我的。

音乐响起，画面定格在他的那张永恒的冰块脸上，而冰块脸的中间是一双严冬中如火炉般充满生气与灵魂的眼神，仿佛在渐渐地融化整一个冬天。

这一幕我翻来覆去看了好多次。

一开始我没有弄明白魏斯曼到底是正派反派。

他仿佛是被组织训练到毫无感情的特工机器人，永远冷峻无表情，声音不带任何感情，毫无私生活，真正的喜怒哀乐不形于色。

放到生活中就是一副及其boring的肉体。

可是，当他在那黑暗的仓库中戴着大耳机听到作家演奏钢琴曲时，在黑暗中他流下了两行热泪，我开始不解究竟为何；当他在小酒吧里，训练有素得隐藏在灯光的阴影中，安慰作家的妻子，那个剧作家，说观众很喜爱她的表演时，我还在疑惑他是否来害她的；当他埋在妓女的怀中却被妓女退走的时候，我觉得他是如此的可怜又可悲，对他有一种既同情又冷血的态度；直到他在打字机上记录作家他们是在编写共和国成立纪念日的剧时，我才确定，他或许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灵魂，一个隐藏在程式化冰冷的面具下的炽热又克制的灵魂。

或许是他尘封已久的心灵被作家的激情所触动，或许他是个良知未泯的特工（在他被贬去做拆封信件的工作人员时听到柏林墙倒了的消息时，可以感受到他的一种解放、感动、隐忍的喜悦的心情）。

这个演员实在太impress me，单靠眼神就可以讲述一部动人的故事。

特别是当Christina居然招供出了打字机的所在地时，他的眼神仿佛一瞬间有震惊，有难过，有愤恨，有惋惜，仿佛在吼叫着：你怎么可以说出来？

你怎么可以说出来？

你是他最爱的情人，你怎么可以出卖他？

可是他的感情流露永远是一瞬间。

他依然面无表情的完成了所有审问流程。

而他的感情流露最多的一次便是Christina无法忍受自己背叛的行径从而自己冲上马路被大卡车撞飞的时候，魏斯曼跪下来，仿佛要哭出来，喃喃地说，我已经把打字机拿走了，我已经把打字机拿走了，他不会有事的…或许观众在期待着他抱着那个女人痛哭，将一直以来所背负的苦痛和秘密全部发泄出来，可是当作家他们赶来时他只是默默的站起来退到了后面，整整衣服，又恢复了一副冰块脸，随着警官离开了。

当作家在多年后翻开当年记录自己的档案时，他震惊地发现他最爱的女人竟然签下了同意监视并汇报他行径的保证书，他更震惊的发现当年他投稿反动文章到西德的如此的大风波竟然在监听记录中找不到蛛丝马迹。

他不停地看到HGWXXX/7这个代号。

令我印象深刻的一幕是，前台的助手在一堆堆的卡片中寻找这个代号，那些卡片如此小如此多，让人觉得生命这么伟大的事物也只能是一个代号，是一张被遗忘在角落的卡片。

我曾遗憾为什么作家明明远远地看到了魏斯曼却不上去表示他的感谢，那个曾经救了他生命，救了他创作生命的英雄，如今在寒风中一家家得投邮件并将继续投20年。

某种意义上，他用自己的生命拯救了另一个生命，用自己喽啰般的未来换他涅槃而绽放的生命，用自己的生活为他人的生活铺路、燃烧。

Lives of others。

直到4年后作家写了那一本书：献给好人的奏鸣曲，我想，这大概是最完美最深沉最超越平凡的答谢。

我本以为这是一部间谍剧，或者是一部讲述众叛亲离出卖背叛的故事，但它讲述了即使在如此恶劣黑暗的环境下，人性中伟大的光辉依然熠熠发光。

“列宁在听完贝多芬的激情奏鸣曲后说，‘如果我一直听这首曲子，革命就不会成功。

’”雅斯卡死后德瑞曼弹着雅斯卡送给他的《献给好人的奏鸣曲》，对克丽丝塔如是说。

然后镜头切入窃听室里，卫斯勒落下两行清泪。

也就是从那一个镜头我们几乎预见了之后会发生的事。

　　 　　 在网上看到下面这段话。

—————————————————————————————— 全共产世界(不日落国)都在纪念列宁逝世二十五周年。

在莫斯科，面带笑容的斯大林和其他共党重要人物坐在莫斯科大剧院观礼……如往年一样，一整天都是歌颂列宁的演讲致词，还包括一个以列宁生平为内容的广播剧，长达一小时。

广播剧以列宁最崇拜的贝多芬《热情奏鸣曲》作为压轴尾声，并配上列宁的话作为旁白: “没有比《热情奏鸣曲》更美的音乐了，惊人、超寻常的音乐！

它总让我像孩子一样由衷地觉得自豪——怎么人类可以创造出这样奇迹似的乐曲。

”广播剧以最甜美的声音结束:“列宁，就是这样一个人！

” 四十五分钟之后，美国电台也开始发音，播放美国版的列宁生平。

贝多芬的《热情奏鸣曲》也响了起来，列宁热爱这个曲子的话，也被引用，但是，这一回是全文: ……让我像幼稚的孩子一样由衷地觉得自豪——怎么人类可以创造出这样奇迹似的乐曲。

但是我不能常听这个乐曲，因为，它会影响我，使我有一种冲动，想去赞美那些活在污秽地狱里而仍旧能创造美的人，想去亲抚他们的头。

可是这个时代，你不能去亲抚人家的头，除非你要让你的手给咬断。

你得重击人家的头——毫不留情地重击——虽然说，理论上我们是反对任何形式的暴力的……我们的任务真的很难搞。

东诺士马克心里已经有一个故事:一个共产东德的秘密警察如何监听一个名作家的私生活。

三年的时间，他藏身在维也纳一个修道院里写剧本，但在动手写作之前，他已经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采访曾经做过秘密警察和线民的东德人。

“我发现，”东诺士马克说，“秘密警察是一群把内心情感上了锁的人。

他们变成只讲究原则的人，感情元素整个被排除、被封存起来。

而这其实就是列宁所表现的:他害怕他的感情会坏了他对原则的追求。

” 有一个退休的秘密警察邀请东诺士马克到家中晚餐。

很愉快地，这个人告诉他东德秘密警察如何以最高效率搜集“潜在敌对势力”的“气味样本”，只有一次失误:有一个女人，被搜集“气味”的时候，她刚好来月经。

秘密警察把带血味的“样本”给狗去闻，“那狗被搞胡涂了”。

讲故事的前秘密警察说着说着就大笑起来。

东诺士马克坐在一旁喝茶，心中战栗不已:原来，“彻底的野蛮和文明，隔得那样近”。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生活在污秽的地狱却创造出美。

这大概就是全片最精彩的一处互动，德瑞曼，和卫斯勒其实都是这一类人。

　　 记得在拿《辛德勒的名单》当作作文论据的时候，总会拿出一句很套数的话，是这么说的：他拯救的不是一千五百个犹太人，而是一个文明。

于是看着窃听风云就满脑邪乎地想说，卫斯勒所拯救的不是几个艺术家，而是艺术本身。

可是这个说法问题很大，因为享受艺术本应当是人类的本能，应当说，艺术生而令人着迷。

所以我并不觉得卫斯勒是怀着着救世主的心，去隐瞒足以将那些艺术家置于死地的证据。

这是一个不受控的过程，我倾向于认为是超出意志的、原始自然的力量。

监视是他用二十年光阴去学习的事，然而只是听着那首好人奏鸣曲的几分钟里，自己的命运就已经被扭转乾坤。

所以他开始看那些莺声啭啭、白云流水的诗歌，邀请妓女小姐上门服务，作出一系列一个上尉大人不该干的事。

那种感觉，就好比是自己在补着一门很重要的必修课，补他在学习监视和执行讯问的二十年里所缺掉的课。

　　 这个电影令我感触很深的地方不仅在于人性本身在闪光，也在于还原给了观众一个二战结束后30年、一个依旧灰暗、阴郁和凋败的德国。

战争已经过去，内部的怀疑和猜忌却没有结束，那些讯问和手段令人望而生怖。

我们唯一感觉到的一丝狂喜全都来自于耳机里传来的柏林墙被推倒的喜讯以及人们疯狂兴奋的呼喊声。

倒是汉普部长在最后和德瑞曼的一次谈话发人深省：听说自从柏林墙被拆你就没有再从事任何创作，柏林墙被拆了又有什么好呢，没有可依循的信念、没有可反抗的目标，还不如回去之前的小共和国。

好一句“没有可依循的信念、没有可反抗的目标”，这似乎真的是曾经辉煌于世的大艺术家们的后艺术生涯，所谓后艺术生涯，我指的是艺术家们在战后、在重大转折之后的艺术表现。

时代的劫难令人痛苦，却也造就出了不起的经典，可是在相对和平和文明的环境中，我们如何从“好”走向“更好”，似乎成了更令人困惑的问题。

更何况，这“好”，不过是就以往相对而论的。

美国和中国都宣扬人民民主，可是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的社会调查都有说到：高喊着民主、给人民以充分的表达自由，可是以种种手段限制这些言论的传播自由，从本质而言这还是一定程度的反民主。

　　 所以窃听风暴结构上的第二个大巧妙之处就是让人性之光强烈地闪烁两次。

让德瑞曼发现所有真相，让德瑞曼了解并且见到HGWXX/7，最重要的是，让他重新找到创作的动力。

我们终于看到了风雨过后艺术的形象定格在了什么位置，尽管那还是一种追溯，但是那无疑是积极的。

　　 还有关于卫斯勒和克丽丝塔两人的一组矛盾令我记忆恨深。

自从他们第一次见面，卫斯勒说出他心里想说出的那些话，克丽丝塔就明白这个人了解自己并且不坏恶意。

而当克丽丝塔被讯问时，当卫斯勒一遍又一遍地用“观众”这个名目来勾引克丽丝塔内心的艺术欲望时，难道卫斯勒不明白么，倘若克丽丝塔日后还能够登台，那么那个台上的女人将永远不再是克丽丝塔。

难道克丽丝塔自己不知道么，可是在她心中比起不登台，上台做些自己不太乐意的事显得好一些，因为不登台意味着对艺术家最严重的剥削，身份，社会地位，自尊，信仰。

卫斯勒当然不想讯问，可他必须这么做，他一定不希望眼前的女人那么果断干脆地给出他想要的答案，可他必须要得到答案。

在这场讯问里，卫斯勒和克丽丝塔都输掉了自己珍贵的道德底线。

也正是因为如此才会有之后两个人的自我救赎。

卫斯勒移走打印机，克丽丝塔对着迎面而来的大卡车选择了死。

每个人都背叛了什么，每个人又都在弥补什么？

这种无声的行动和温度实在是摄人心魄。

　　 人生其实就是这样。

有背叛但从来没有绝对的背叛。

有罪孽但终究有一天能心安理得的顶着这些罪孽，完成自我救赎的同时生活着，这些人，毕竟都是人，都是好人哪。

　　 在来一遍结局好么？

　　——先生，你要不要把书包起来送给朋友？

　　——No. It's for me. 　　 HGWXX/7。

我会记得你。

1984年，民德秘密警察魏斯乐独自坐在监听棚里。

空荡荡的房间里，仅有耳机、通讯器材、打字机。

魏斯乐外表冷漠无情，内心却敏感如诗，他的任务是与下属一起二十四小时监听名作家德瑞曼。

德瑞曼与持不同政见的艺术家交谈、德瑞曼与情人舞台剧演员克丽斯塔作爱、德瑞曼朗诵布莱希特的诗歌、德瑞曼在钢琴上弹奏《好人奏鸣曲》。

潜文学中年魏斯乐视线模糊了，他受到了艺术的强烈感召，这感召的力量轻易战胜了他的信仰、他的职责、他根深蒂固的工作习惯。

他跟踪克丽斯塔鼓励她充满信心、他伪造监听记录保护德瑞曼、他冒着生命危险一再潜入德瑞曼的住所偷诗集、转移打字机……多么浪漫的故事，多么象我们打小就熟悉的革命故事。

潜入敌人阵营卧底的革命者，怀着坚强的信仰，与敌人斗勇斗智，周围虽然危机四伏，他却应对得游刃有余。

深情的电波、接头的暗语、通风报信、秘密联络，把电影里的两大阵营换一换，就是一部讴歌我党英雄无畏地下党员深入敌营的中外红色电影故事《敌营十八年》、《无名英雄》、《永不消逝的电波》、《春天的十七个瞬间》。

一夜成名的编剧兼导演，三十三岁的年轻人东诺士马克，在他还系着红领巾的时代，和少年先锋队的同学们一起坐在电影里饱看了这类惊险的红色电影。

那些红色电影的情节深深的烙进童年的记忆，这也是我们共同的一份记忆“如果可以，有一天我也要拍这么一部电影”。

机会终于从天而降，二十年后共产的铁幕已经崩溃，在统一的德国、自由的世界里，交上好运拉到投资的的东诺士马克决定拍这样一部红色电影，不，黑色电影，因为与二十年前的电影相比，情节与人物可以不变，但必须是反红色的，以人道主义、自由主义来反讽社会主义的。

文化部长是个到处搞女人，滥用情报系统的混蛋；跟电话一样“拔进去，打出来”的书记只会对着电话咆哮；秘密警察们任意践踏欺凌小老百姓的人权“失踪是对他们最好的礼物”……反正那个时代已经失去了话语权，西方、市场、投资人……他们爱看什么就给他们看什么，为此可以不惜任意丑化那个时代。

年轻人东诺士马克甚至把故事发生的年代矫情的放置于1984年，只欠没有在电影序幕里来段字幕“乔治.奥威尔”。

魏斯乐只能孤独的呆在监听棚，以打字的形式做日常的窃听记录，拥有所有最先进设备的偌大情报部门，对于部长钦点的重点监控对象竟也拿不出一台盒式录音机。

东诺士马克残存的记忆片段里，只有些许红色电影的印象，而1977——1985年风靡到东西方世界每个角落里的录音机，被他忘记了。

你不能责怪东诺士马克，他只是个十岁的孩子。

拜访民德时代的几位秘密警察、用钱取得在东德情报机关大楼实地拍摄的机会，东诺士马克自认他就懂得了民德的情报系统，掌握了秘密警察的心理。

对全世界的警察而言，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人民生活的安定团结、打击犯罪，这是他们进入警校学到的第一课，也是他们最基本的职业准则。

要让警察放弃原则，可以用钱行贿、用信仰策反、用手段要挟，但仅仅是几段钢琴弹奏、一段诗歌朗诵、一个女人的意淫，就能让警察站到自己立场的对面，不惜代价维护自己的敌人，这是极其荒唐的。

电影里，没有任何人关心和走进魏斯乐，魏斯乐是自己顿悟，从而变成一个坚定的人道主义战士。

这种突变的思想过程，甚至在红色电影里也无法找到。

德瑞曼利用友人偷运来的打字机，完成了揭露民德黑暗统治的文章，不署名的发表在《镜报》上。

由于自杀的导演与他最为亲近，他理所当然成为头号怀疑对象。

他、友人，尽管有充足的时间和无数次的机会，竟一直不肯转移那个会让人掉脑袋的打字机。

秘密警察尽管没有最确凿的物证，但是都知道文章一定是德瑞曼所写，他们是那么君子、那么道德，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不对德瑞曼采取任何行动，只要求监守自盗的魏斯乐继续调查。

任何政权的情报系统都不会只依靠某一个机关。

以美国为例，连火星人也知道除了中情局，还有联邦调查局。

民德的情报系统在东欧诸国中是数一数二的。

魏斯乐所在的情报部门出现重大失误，情报头子可以命令他们继续调查，但绝不会把所有希望都继续押注在他们身上，体制内潜在的竞争对手就会介入这个案子——至少会对德瑞曼进行二十四小时的监视，毕竟总书记已经大为光火。

因此，无论德瑞曼还是魏斯乐，在文章写好交给媒体之前，如果没有转移走打字机，他们就已经失去了任何翻本的机会。

这个简单的逻辑关系，读一两本侦探小说就能推理出来。

一部震撼了德国社会的电影……一部全面反思，超越了《再见列宁》的杰作……一部拿到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佳片……你信吗？

其实我是一个编剧/文案民德监狱博物馆的馆长说，东诺士马克的剧本不符合史实：整个东德历史，像魏斯乐那样“良心发现”的秘密警察，对不起，一个都没有。

昨日之岛： http://tlccd.tianyablog.com

在影片的译制过程中，很多时候模棱的片名翻译总会让观影者一不留神就忽略掉了一部经典好片。

德国影片《窃听风暴》这名儿初听总会让人联想到美国滥俗的那种动作或谍战大片，且如此平白的译名更容易跟某国产片混淆。

不少人与这部主题深沉而动人的影片就失之交臂了。

《窃听风暴》影片德语原文为Das Leben der Anderen，直译过来应该为“他人的生活”，虽然关于这类政治题材的电影一向是各项电影奖赚噱头的加分项，但这部影片更重要的主题是人性。

无论如何，这是一部发人深省的片子，于是不负众望地在2007年获奥斯卡年度最佳外语片奖。

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每个国家都有着特殊的专门负责国家安全的防卫部门。

于是，就有着这样一群身份特殊的人，在今天的美国他们叫做CIA；回到特定的历史时期，在前苏联他们叫做克格勃（KGB，前身为“契卡”），而在曾经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他们叫做史塔西（Stasi）。

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这些藏在幕后的秘密警察担任着搜集情报并监听监视的工作。

从东德成立伊始，史塔西的正式聘用和合作者人数就持续增加，总共接近30万；直至1989年柏林墙倒塌之际，东德有将近600万人被建立过秘密档案，超过其总人口的1/3。

影片即是在这样的背景，柏林墙倒塌前的1984年，叙述了一个代号为HGW XX/7的史塔西魏斯曼在监听他的作家对象的过程中，逐渐深入到他人的生活而被感化，最终在暗中伸出援手帮助他的对象脱离了险境。

当然在那样的背景下，魏斯曼付出了降职代价，作家也失去了爱人；1989年，两德统一，作家在查询自己的监听档案时终于发现了这位史塔西为自己所作的一切。

作家最终没有打扰到他，而是用了自己独特的方式向这位史塔西表达了最深的谢意。

影片以主体阴冷而萧杀基调反映了白色恐怖时代的特质，却在各处细腻体现了人性温暖和真实的光辉。

在人人自危的环境中，人性的善恶都体现的淋漓尽致。

有人出卖了自己亲友，有人居位谋私，有人不能妥协与时局而以自杀抗争。

但其间人性的美善被表达得分外深刻而细致：作家为救助自己朋友所冒的风险、相互间的资助；以及魏斯曼在监听过程中的丝丝入扣的细微改变：他不动声色地支走可能会危害到作家的人，修改了窃听报告的细节，隐瞒了实情，以及最后紧要关头所作出的巨大牺牲。

片中许多细节展示了这位史塔西细腻而深沉的内心境界，他在监听过程中体现出的孤独感和默默无言的隐忍；即使是在最后关头他的上司询问他“你还站在对的一方么”也作出了意味深长的回复——这些细节都完美地表达了角色中人性的那些微弱的闪光处。

片中的很多黑色幽默的细节在经历了那段冷战岁月有一定年纪的观众看来会有更会心的认同感。

关于那位倒霉中士开的对东德最后一位总理昂纳克的玩笑（早上和中午太阳都客气地与总理打招呼；可到了晚上太阳说：去你的，我现在在西德了！

）在前苏联的政治笑话中有同样类似的桥段；而作家们在进入家门要商谈前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噤声并打开摇滚乐以防监听，相互交流的重要信息只能用写在纸上的方式完成——这些在和平年代生活的现代人看来很匪夷所思的片段却在某个时期真实地存在着。

影片中在绝望中挣扎的人们时有放弃对新生活的希望而悲惨死去，最终活下来的幸存者捱过了柏林墙的倒塌和胜利。

柏林墙的倒塌虽然在形式上摧毁了隔阂，但人为的“心墙”是无法短时期就被拆除的。

在不同的意识形态和生活经验的影响下，长时期的隔阂造成的差异绝非轻易就可平衡。

历史上东西德的民众在最初的交往中难以融合，东德人认为西德人冷漠傲慢；而西德人认为东德人游手好闲——曾有西德人抱怨说，他们来了，看见我们拥有的一切，他们也想有，却不知道我们全是辛苦得来的。

正如影片中那位前东德文化部长所说的，新的局面又怎样？

没有意识形态信仰，没有标准可反抗——人们之间的芥蒂在最初的狂喜后终于面临了现实的矛盾和冲突。

巨大的胜利后通常伴随着不得不改变的苦涩感——在历史洪流面前，渺小的人类不得不一次又一次面对着改变、融合而随波逐流着。

但正是因为这种无法阻挡的对新的自由生活的渴求，更由于人性中那些最美好的特质：爱、关切、坚强、希望和恩赐，使得人类最终能面对历史，并推动着进程的发展。

历史凝聚下的事件记录着无法忘记的过去，正是为了更好地面对着未来。

扮演片中的史塔西魏斯曼HGW XX/7的德国影星乌尔里希•穆埃（Ulrich Mühe）的表现是全片的最大亮点之一。

他把这个外表冷酷内心却有着丰富而温暖情感的角色表达得极具分寸感。

片中他的言语和动作都极其谨慎，甚至面部都没有过多的表情，全凭细微的眼神变化来塑造人物形象，看过此片的观众都对他的杰出表现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可惜的是穆埃于2007年7月22日因胃癌在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病逝，终年54岁。

因其扮演的这样一个精彩的角色，穆埃也值得像电影中向那位史塔西表达最深谢意的作家一样，赢得了众多影迷和电影界同行对他最崇敬的致意。

当代艺术与柏林墙1989年的11月9日，对于德国民众来说那是个历史性的时刻。

自1961年起修筑的分隔开东西德的“反法西斯防卫墙”终于开放了关口，分隔长达28年的两德终于实现了统一。

成千上万的德国民众潮水般地越过了查理边防检查站与同胞拥抱团聚，这一历史性的时刻被载入史册。

柏林墙被推倒了，但是作为文物价值和历史的见证，一小段墙和原址标志还是被保留了下来。

在柏林东火车站处仅存的一小段名为东边画廊（East Side Gallery）的柏林墙是当代艺术和历史文物的完美结合，墙上有着来自21个国家的118位艺术家于1990年绘制的和柏林墙主题相关的涂鸦和壁画，其中不乏上乘之作。

最为出名的壁画是Dimitri Vrubel的《兄弟之吻》，以昂纳克和勃列日涅夫的亲吻形象作了一番政治嘲讽。

而《最好的试验》这一构图被许多名车广告借用，这幅壁画描绘的是一辆撞开墙壁的德国塔比(Trabi)车——这款古董老爷车味十足的东德自产小车是当年东德的象征和代表，破墙而出的车头表达的正是人们内心对自由的渴求。

2009年在柏林墙倒塌20周年之际，柏林举办了盛大的纪念活动。

其中重头戏的一项就是由1000多块泡沫塑料和水泥面浇制成的并由艺术家绘有各种涂鸦的多米诺骨牌，沿着当年墙的原址从勃兰登堡门到波茨坦广场绵延排列了1.5公里，并于11月9日当天将多米诺柏林墙推倒，以再现那一激动人心的历史时刻。

其中最后一块多米诺柏林墙是由艺术家徐冰在中国浇制，他在这块“墙石”上题写了宋朝诗人陆游的一首词《钗头凤》，以这段诗人与爱妻分离多年后重逢的典故来表达纪念活动的主题。

历史终于成为了历史，而用艺术的方式记载下曾经的岁月，不是为了憎恨，而是反思。

虽然在特定的时期，暗魇蒙蔽了真理和良知，但历史的进程永远不会因为某种力量而停滞不前。

这部电影虽然借用了政治题材，但绝非仅仅以此为卖点，它表达的仍是最本真的人性——无论什么都不能阻止人们对自由与梦想的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