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汉山城

说到朝鲜，还得从朱元璋说起，为啥呢？

因为这名是他起的。

话说1388年，当时的朝鲜半岛高丽王朝派遣大将李成桂攻打明朝的辽东地区，这简直就是主动找死的行为。

李成桂觉得横竖是个死，不如直接造反算了，结果造反成功，成了朝鲜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开国皇帝。

李成桂很自觉，夺权后主动找明太祖朱元璋认老大，并请朱元璋赐国名。

朱元璋在朝鲜、和宁两个备选国名中选取了朝鲜，这就是朝鲜的由来。

时间来到1627年，后金在东北崛起，与明朝为敌。

为了避免两面作战，皇太极进攻朝鲜，攻下平壤，逼迫朝鲜签订“平壤之盟”，结成兄弟之邦。

皇太极要求朝鲜除了定期纳贡外必须与明王朝断绝一切关系。

朝鲜虽然打不过后金，但是却打心眼里瞧不起这群野蛮人。

此时，朝鲜经由陆路前往明朝的道路已经被清国截断，但还是坚持从海路绕经山东向大明继续通使纳贡，另一方面也为大明在辽东外海上的几处军事据点提供物资、传递情报。

朝鲜对明朝忠心耿耿，不仅仅是因为国名是朱老大赐的，还因为当初被日本鬼子欺负的差点灭国时，是大明先后两次出兵打跑了鬼子，此举被朝鲜举国上下视为“再造之恩”，没齿难忘。

1636年，皇太极打败了蒙古诸部，得到了元朝的“传国玉玺”。

借此机会皇太极正式称帝，国号“大清”，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大清帝国正式开张营业了。

隆重的开业庆典上，只有朝鲜使者宁死不跪，声称平生只跪大明皇帝，气的皇太极差点当场吐血。

见朝鲜如此“不识抬举”，也为自己彻底免除后顾，皇太极再次进攻朝鲜。

腐败透顶的朝鲜军队再次一触即溃，平壤很快丢失，李倧被围在南汉山城。

不久，朝鲜的几路援军均被清军击溃，南汉山城被清军团团围困。

和电影里演的一样，主战派与主和派在城里吵个不停。

不久，清军占领了江华岛，俘虏了朝鲜的后妃、王公贵族、官吏等上千人。

为尽快结束战争，皇太极也来到了山城外边，督促李倧投降。

江华岛的失陷，让李倧最后下定了决心投降。

正月十八日，李倧让崔鸣吉撰写议和的降书。

正月三十日，李倧穿着表示臣服的蓝衣服，去掉所有的国王仪仗，出城投降。

皇太极接受了李倧的投降，让他带着世子、百官行三跪九叩礼。

从1637年正月三十日起，明王朝与朝鲜王朝二百多年的封贡关系正式结束了，清王朝成为朝鲜王朝新的宗主国。

清朝要求朝鲜改用清朝的年号纪年，断绝与明王朝的官方往来，并送世子、王子及重臣子弟到盛京（沈阳）为质，逢年过节遣使去朝贡，并派军配合清军进攻明王朝。

大家可能会问，清朝进攻朝鲜时，明朝在干吗？

为什么不来救自己的小弟呢？

其实此时明朝崇祯皇帝已经在调集水师入朝作战，只是援军未到，朝鲜已经投降了。

这件事直到1749年才为朝鲜君臣所知。

影片《南汉山城》以朝鲜国王跪在雪地上向皇太极三拜九叩结束，而真正有意思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主战派领袖金尚宪没有如片中那样自杀殉国，而是在自尽时被儿子及时发现救下。

如此“冥顽不化”之人，皇太极肯定要好好“招待”他，于是金尚宪被押入清朝盛京（沈阳）大牢，直至清军入关后，才被放回朝鲜。

放回来后的金尚宪过起了隐居生活，国王多次召他入朝都不出来。

1652年，金尚宪病逝，享年八十三岁。

死后谥号文正，被后人称为“朝鲜的文天祥”。

再说说他的老对手崔鸣吉，当初因为力主与清朝议和，背负了一世骂名。

其实在他骨子里还是亲明朝的，议和只是当时形势下的被迫之举。

议和后，他被重用，任内不仅坚决抵制配合清朝攻打明朝，还背地里支持朝鲜与明朝继续交好，企图恢复两国的朝贡。

后来，洪承畴投降了清朝，把崔鸣吉供了出来。

皇太极震惊的同时，也立马把他也关到了盛京大牢。

巧的是他在这里偶遇故人金尚宪，这对从前的死对头，此时同为天涯沦落人。

虽然当初兵临城下时，两人解决问题的方式不同，可初衷是一样的。

没有了争执和政治隔阂，两人在牢里也成了无话不说的好难友。

在关押了三年后，1645年崔鸣吉才返回朝鲜，两年后去世，享年六十二岁，谥号“文忠”。

再说下明朝崇祯皇帝，得知朝鲜“叛变”的消息，非但未予责难，反而对当时正在北京出差的朝鲜使臣大加宽慰，并赏赐不少金银布匹。

崇祯请他回去告诉朝鲜国王：“贵国一段苦情，天人共鉴”，希望朝鲜不要着急、力图再举。

这还没完，1638年，皇太极命令朝鲜派兵协助攻打明朝。

朝鲜接到命令后，一会说国内的牛马都生病了，一会说发大水了，反正就是百般不去。

实在没法推脱了，被派去出征的武将，要么称病不去，要么故意与副将吵架，“将帅失和”无法出征。

皇太极也不是傻子，觉得你这个不情愿的来了也不顶事，那就征粮算了。

可是，朝鲜继续“忠心耿耿”的作对。

1640年，朝鲜被迫启运10000石粮食供应清军。

结果先是遇上 “海盗”，接着又遇到了严重的“台风”。

最后好不容易到了大清国一清点，竟然损失了9367石粮食，堪称人类运粮史最“悲催”一幕。

更让清朝气得肝疼的是朝鲜名将、节度使林庆业。

本来林庆业是作为朝鲜元帅被派去协助清廷攻打旅顺的。

可偏偏出师这一天，又遇到了史上最“恶劣”的天气，朝鲜舰队出发时的一百多条船，竟有一多半失踪了。

其中有几条船居然神奇的被风“吹”到了山东登州做了“俘虏”，在明军的“严刑拷问”之下，供出了此次的全部作战计划。

在之后战场上不得不面对面作战时，大明水师与朝鲜水师玩起来互射空炮，搞出了世界海战史上绝无仅有的交战双方零伤亡的战例。

后来洪承畴降清后，林庆业也被合盘供出，皇太极大怒，也要抓林庆业治罪。

没成想，在朝鲜“全力缉拿”下，林庆业竟然失踪了。

数月之后，他出现在辽东明军大营中，已经成为大明的将领，还被崇祯皇帝授予了副总兵的职衔。

清兵入关后，一心抗清的林庆业被部下出卖，后来被清廷借朝鲜投降派权臣之手杀害，被后人称为“朝鲜岳飞”。

丙子之役对当时及后世的东北亚局势产生了深刻影响。

皇太极通过此役，既控制了朝鲜，又削弱了明朝，为他实现入主中原的战略总方针铺平了道路。

看到这，不能不让人心生唏嘘。

当初“忠心耿耿”的朝鲜后人，如今已分属两岸，彼此对立。

不变的是今天的朝鲜半岛，依然处于大国交锋的第一线，与当年的情况是何等相似。

历史总是在轮回，我们深陷其中却不知。

“成王”与“败寇”：从《双面君王》到《南汉山城》看历史的重塑 文 和运超多数影迷都知道，韩国现实影片以敢于批评著称，其实他们的古装电影也有不少类似内容。

2012年的《双面君王》和2017年的《南汉山城》都很典型，故事都反映我们历史上的明末，正逢辽东地区清朝崛起，李氏朝鲜夹在两者之间。

这两部影片都由李秉宪主演，都有非常大的争议，也都和我们的明清两代交替有关。

先不谈对错，恰恰这种争议也再次证明韩国电影敢于表现的活力和勇气。

本文想特意借此谈谈影片对待历史的争议，也尝试探讨韩国电影对历史主题的挖掘和诠释。

双面君王海报《双面君王》悖论：既成为“王”更成为“人”《双面君王》对历史上光海君李珲的演绎自然没有完全基于史实。

史料《光海君日志》号称留下有十五天时间空白疑点，影片虚构一个替身，毕竟是小说野史的论调，迎合今天的商业娱乐手法。

大体上《双面君王》依然尊重光海君的事实，不过把好坏一分为二，貌似巧妙转移在真光海君和替身光海君两个角色身上。

不好的一面认为光海君比较暴戾，主要根源于他既不是嫡出，也不算长子。

老爸宣祖李昖一再表示，给过他世子名分只出于暂时推他出来对付倭寇。

可宣祖根本不喜欢这个庶出儿子，还娶了年轻的继妃仁穆王妃生下永昌大君，对光海君的继承产生威胁。

由于光海君继位非常艰难，加上文武大臣的派系纷争，所以就唯有运用严酷手段。

即便光海君有批评，当今韩国民众对逃跑避难，等待明朝救援的宣祖更普遍认为是无能。

所以《李尸朝鲜》中，把带有宣祖影子的王写成死后被炮制成怪物，摆明是尖锐地讽刺。

另外好的一面，光海君希望改变一些传统旧制，像虚构的替身河善是底层贱民，折射出光海君会把大众利益放在首位的契机，替身反而促成光海君巩固王位的一种内在动力。

如今韩国电影大量故事聚焦权贵与平民之间的矛盾，像《寄生虫》也非常突出划分了资本家新贵族与底层平民的尖锐差异，片中传神流露一种轻视——气味。

也许并非有意，宛如社会习俗一样自然而然，形象区分出不同阶层的身份隔阂。

放在古装片中就是更加明显的出身对比。

《双面君王》中，设计替身这一套路将权贵和贱民两种身份进行缝合。

贱民河善一开始确实低俗，混迹妓院，轻薄无赖，靠着一张“脸”和善模仿混饭吃，像侍卫这些人都看不起他。

历史上光海君李珲没有正式登位时，敌意最大的领议政是柳永庆。

光海君的王妃也是柳氏，尽管并非来自同一家族。

电影演到原本光海君和柳氏关系并不太好，甚至大臣们正在议论要废除中殿。

历史上柳氏与光海君关系始终不大好，光海君更爱金氏片中虚构冒牌货河善修复了王与中殿（韩孝周饰演）的关系。

冒牌光海君渴望与柳氏拉近关系，努力营救其哥哥（文昌府院君柳希奋）避免遇害是一段重要情节。

历史上光海君喜爱的是金氏（号称四大妖女之一，口碑很不好），恰恰他非常厌恶柳氏家族势力庞大，中殿柳氏确实遭到废黜，两人有一个儿子，后来夭折。

而且柳氏被放逐，晚景非常凄凉，并没有与光海君有和好的迹象。

关于感情生活的种种虚构可以算从平民视角窥探宫廷男女关系的喜剧化处理，多少已经在改善光海君形象，避免宠爱奸妃，抛弃原配的渣男行为。

真正让人刮目相看的是对明朝的态度，不论电影还是真实历史都争议很大。

虽然光海君抗倭时的表现得到明朝赞许，但他的继位，明朝这边却意见很大，拖延很久才同意。

万历朱翊钧在立太子问题上曾引起非常大的风波，光海君庶出又非长子，这一点朱翊钧又倾向朝鲜立长子，光海君对明朝自然就有不满，这还仅仅是表面的。

还有更严峻的事情刺激光海君。

当时一度传出，既然朝鲜大臣对光海君继位产生有争执，身在辽东的大将李成梁建议由明军直接占据，改设郡县。

因为刚赶走倭寇，他们为此纷争，光海君似乎没有坐稳王位，所以，李成梁提出这种比较过火的建议。

李成梁家族祖上世代都避居高丽朝鲜，非常熟悉那边民情。

李成梁镇守辽东多年，虽然功劳不小，但滋生贪婪、自大等种种问题，不论对蒙古、女真还是朝鲜，传出过努尔哈赤兄弟当家奴服侍过李成梁，并不是事实。

但传说有一定根据，他们一家出于部落弱小而投靠李成梁，所谓觉昌安父子等为明军当向导，反被误伤死于非命，为努尔哈赤后来著名的七大恨之一。

边疆大将多数对其他部族盛气凌人，造成努尔哈赤对父亲、族人的死记恨于心，这的确有因有果。

类似，明方对朝鲜自然也半斤八两。

后期朝鲜使臣入贡记录见闻的《朝天录》已经细致写下明朝由上到下的衰败。

今天不少人觉得朝鲜使臣有夸张，其实出任使臣的都是深受中华文化熏陶的文人士大夫，多数人对前往中华是一生梦想，生怕遗漏任何细节，其中一位来过京师的使臣就是《南汉山城》里与崔鸣吉对立的金尚宪。

他们能与明方人士交流，直接对话的少，通过书写毫无障碍（史书称笔谈）。

后期的朝鲜使臣过边关需要贿赂一次，到了北京觐见更是层层贿赂。

自古以来入贡行贿可说是惯例，但后期盘剥层层叠加，令使臣十分震惊。

万历年间从皇帝到下级官吏，从北京派出所谓税监引出民间许多风波，见于《明神宗实录》《明史》和众多笔记史料，上下敛财把情况搞得一团糟也是客观事实。

光海君日记也属于李朝实录之一打响萨尔浒之战时，努尔哈赤已经年近六十，纵横关外四十年。

已有漠南科尔沁部、漠北喀尔喀部等蒙古部落依附。

明朝下令朝鲜出兵，光海君流露出非常激烈的情绪，通过《光海君日记》可以看到，商讨出兵，上至万历朱翊钧，下至辽东都司，给的指令不少，光海君也多次解释，明显不愿参战，只愿意做一种防备朝鲜边界的支援。

明朝起初设计围攻对付建州女真时并没有考虑朝鲜，辽东经略熊廷弼建议让朝鲜出兵，因为他们也多少受到建州滋扰，趁此机会派遣使臣驻守义州等地招抚流民，整合边界人力物力配合明朝，得到皇帝认可。

这就是《双面君王》中，冒牌光海君听到一堆对朝鲜指手画脚的要求，非常激动地抗拒，深感毫无自主的尊严。

还有一层情况是，明方知道朝鲜兵力少，但装备不差，鸟枪和各类火器比较多（从各种韩国古装片都看得出来），而明军调集兵力出关是大难题，如刘綎是从四川万里迢迢赶赴辽东。

所以，明朝对朝鲜，包括叶赫部女真的弓箭手、骑兵等协同作战比较看重，甚至以为就此一劳永逸解决建州女真。

老将刘綎多年领导川军，参加过两次朝鲜抗倭战事，凭借其威望可以带领朝鲜军作战。

可结果刘綎的一万多川兵伤亡殆尽，而朝鲜军却没有及时与刘綎形成配合。

关于朝鲜参加萨尔浒之战，说法很多。

普遍认为是朝鲜军受光海君命故意行动迟缓，甚至不越界（所谓防御性声援）避开战斗，拖延了汇合时机，造成刘綎一部的失败。

更暗黑的说法是，光海君在派军前已表示让将士准备投降。

可能性不大，稍微中和的感觉是，刘綎部先被消灭后，女真兵再包围迟到的朝鲜军，当时朝鲜军内部分歧，都元帅议政府左参赞姜弘立为首得知明军败绩，感到不敌，于是投敌背叛，由此，女真得到第一批较多火器火炮。

尽管《双面君王》电影没有表现这一战役，但这一幕背景却是涉及塑造光海君形象的重要段落。

片中冒牌光海君河善非常激动，对明朝表达了不同意见，认为真正的王哪怕再窝囊、再卑躬屈膝，只要能够保全子民性命，再如何牺牲都会去做，这才是王的责任和使命。

然后他主动给努尔哈赤发出书信告知朝鲜是被迫出兵，许均等一众大臣对这个冒牌货产生巨大敬意，好像这一刻他就是真正的王，这是全片推向高潮的燃点。

到底真正的王应该如何行使手中职权？

电影已经脱离史实，却表达出了艺术化的观点，当然，这是非常难让我们观众接受的一点。

实际光海君是一个不愿与任何一方敌对的王，当时朝鲜刚经历两次抗倭，光海君倾向于恢复生计，被视为“泽民”的君王。

如片中还有推行大同法，这有事实依据，但电影表现的也并非事实全部。

就是通过塑造一个艺术化的王，实现编剧导演对历史的一次“重塑”，让今天观众重新接受历史。

从努尔哈赤起兵开始，几十年里一直常与朝鲜联系，让他们不要帮助明军。

萨尔浒作战前，更有一次非常慷慨地的贿赂，史称送珍贵毛皮物产多达千份。

光海君虽对明朝不大积极，也没有决定背叛。

有迹象表明，光海君可能对明朝的战术部署不看好。

显然今天的观点早已公认这一计划有漏洞，缺乏灵活性，留给努尔哈赤可趁之机。

明朝以步军为主，还分散兵力试图合围，又在辽东山林作战，根本无法有效配合，是过于死读兵法想出的计划。

光海君解释“以不教弱卒，趋入贼窟，比如群羊攻虎，无益于征剿，其在我国反有不守之忧矣”也出于客观事实。

更要紧的是，实际参加萨尔浒之战，朝鲜将士并非死守命令，勇敢支援明军作战的绝非少数。

虽然有姜弘立、金景瑞等主将率部投降，但左营将金应河、右营将李一元等其他将领士卒很多积极迎战。

还有云山郡守李继宗、永柔县令李有吉、右营千总金尧卿、吴稷、左营千总金佐龙等，很多人都英勇牺牲。

即便主将投降，跟随的不少出身两班士族的将士还对屈服建州不满，又被杀掉数百人。

朝鲜备边司对姜弘立、金景瑞的投降深感耻辱，认为“人臣大义，扫地尽矣。

”光海君为了安抚上下，也对姜弘立、金景瑞等进行罢官谴责。

明朝上至万历朱翊钧下至主将杨镐，对朝鲜出兵和英勇作战进行积极肯定。

但我们过于看重姜弘立、金景瑞等投降，往往忽视朝鲜军积极迎战的另外一面，实际牺牲的与投降的可能基本相等，各有一半。

本身的光海君是十分复杂矛盾的。

《双面君王》用两个人物形象分别演绎光海君，是一种戏剧化的简化认知。

编导主创站在平民河善的立场肯定王需要有人的本性，要重视普通人生命，这是今天韩国影视寻求市场接受基础的主流观点。

河善这个贱民做出的大胆举动，他并非真的王，但他代表了“人”的感受，寓意大多数民众的心声，连许均这样的传统大臣都被河善感动，唯有一切事务的出发点是尊重“民意”，才具有真正成为“王”的品质。

尽管这些内容让我们的观众不舒服，但不得不承认，对于历史故事的解读实在是非常厉害的塑造。

像号称《思悼》续集的《逆鳞》，也通过正祖李算对《孟子》“民为贵”思想的再解读进行主题表达，都试图强调平民价值观，反思古代“王者”之所以高贵的真正立足点，这些完全是今天角度的“过度解读”，恰恰相对容易被今天观众所接受。

南汉山城海报《南汉山城》的反思：对“投降”立场的改写《南汉山城》的背景是李氏仁祖李倧投降清军，背弃原来宗主明朝，归顺新主清朝，还奉上质子，接受年年纳贡的条约。

他们也是推崇儒家忠孝仁义等伦理，需要找到依据说服自己和说服臣下，这样的故事对我们来说，想要做正面宣传简直不可思议。

笔者唯一想到能够参照的恐怕要数同样明末清初的一批士大夫：如吴伟业、侯方域等，尤其以曾为文坛宗主的钱谦益最为典型。

论世人境遇口碑之差，能比钱谦益更甚的也许唯有一个吴三桂了。

钱谦益后来被乾隆钦定为贰臣，他的确为了弥补投降的悔恨参与过抗击清军，假如不清楚钱谦益处境感到的压力和弥补，就无法理解对投降一事的真正心理纠结所在。

《南汉山城》主角正是与钱谦益同属文人士大夫的崔鸣吉，由李秉宪饰演。

与金瑬（片中大胡子领议政，指挥北门之战害死许多士卒）、李贵、金自点、沈器远、申景禛、李曙、李兴立、具宏、沈命世等，为拥戴李倧登位的一等功臣。

他是阳明心学的奉行者，处事以良知为宗旨。

换句话说崔鸣吉好务实，不是空谈儒家的那种人。

在明代儒学领域，阳明心学的盛行本就是饱受争议的逆流，这对理解崔鸣吉的所作所为非常重要，他和主流士大夫崇尚程朱思想不同。

从史实来说，崔鸣吉说服仁祖李倧投降，与《双面君王》中光海君的争议又有不同。

多数韩国人对他的才干都比较公认，他死后，李倧“临朝叹曰：‘崔相多才而尽心国事，不幸至斯，诚可惜也！

’”（见《仁祖实录》）保全社稷是他天大的功劳。

一百多年后，朝鲜正祖与承旨郑民始还谈到：“上曰：‘故相（指崔鸣吉）之丙子札，实出于断断血忱。

非故相，谁敢岐异于清议之际乎？

’民始曰：‘其时若无此人，国家岂有今日乎？

’”明末清初的众多文人士大夫，对于前途抉择的两难非常真切。

很多人选择死，很多人选择逃，可事实上大多数人还是无奈之下终归选择顺从，虽然这是一个大是大非问题，但一旦做出决定，能够释然的人还是很多。

因为大势所趋，并没有太多批评。

古人并不过分鄙视所谓良臣择主，比如名著《三国》《水浒》，有各种人才投降的案例都属正面评价。

古人真正看不起的：一是内心反复，如勇猛无双的吕布就定义为小人；二是主动出卖，对官渡之战时许攸背主，张松带着西川地图到处找机会卖主就持批评立场。

明末之际，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屈大均等很多人是遗民，但对身边朋友亲戚子侄选择出仕清朝，并没有老死不相往来。

像屈大均起初一门心思参加反抗，最后失败返乡，对广东的清方官员也热心交往。

那些官员可以说都了解屈大均的态度，可没有人举报他心怀前明。

实际钱谦益还是屈大均的文学伯乐，对其才华有过推广，屈大均内心对钱谦益非常敬重，恰恰钱谦益的行为是糟糕的“主动出卖”。

他既是文坛宗主，又是弘光朝礼部尚书，他居然主动谋划投降，对整个文人群体的影响非常大。

连他的女人柳如是都羞愧无比，与陈子龙、张煌言、夏允彝、夏完淳等众多文士豪杰天壤之别，有门生情谊的屈大均恰恰也属于后者之一。

钱谦益过后非常羞愧，他的纠结比因恐惧而投降的吴伟业更强烈。

两人差异正在于一个是被动，一个是主动。

钱谦益急于补救自己的耻辱（正如吴三桂后来又主动背叛自立，尽管第一次投降他是被迫，非吴伟业诗歌《圆圆曲》所写冲动和主动），渴望有同道中人与他的悔恨相“呼应”。

当时卞玉京在南京被钱谦益和柳如是救出安置，钱柳试图让吴伟业与卞玉京重逢。

顺治七年（1650）邀吴伟业做客，卞玉京没有相见。

次年，两人在太仓吴伟业家中重遇，卞玉京仍保持道士身份，两人没有再续前缘。

吴伟业前后写了好几首诗词表达感伤，如著名的《琴河感旧四首》和《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

偏偏钱谦益为吴伟业的诗词强作注解，号称“以诗存史”的钱谦益妙笔生花，写《读梅村宫詹艳诗有感书后四首》对《琴河感旧四首》进行唱和（见《牧斋有学集卷四》），还写序认为吴伟业堪比李商隐无题诗隐含时事，“虽极秾丽，皆托于臣不忘君之意，因以深悟风人之旨……彷徨吟赏，窃有义山，致尧之遗感焉。

”

钱谦益强行注入故国悲情的思想至今还影响许多人。

吴伟业简直惊得目瞪口呆，啼笑皆非。

当面不好驳斥钱谦益一番撮合美意，后来写《梅村诗话》专门对几首关于卞玉京诗词特地澄清：“余有《听女道士弹琴歌》及《西江月》《醉春风》填词，皆为玉京作，未尽如牧斋所引杨孟载语也，此老殆借余解嘲。

”同为诗文高手，吴伟业一句“借余解嘲”，非常犀利地看出钱谦益唱和的真实用意。

丁功谊等研究者就认为，原本钱谦益感到后悔时一度拒绝创作，仅与柳如是有几首男欢女爱的诗歌。

因是久违之作，让一些朋友称道他从男女感情中寓意某种深沉感慨。

钱谦益敏锐发现这一突破口，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开始在诗文创作中重塑自己。

钱谦益婉转表达对弘光的失望以及种种苦心，可这是“虚构的艺术”。

尽管钱谦益在柳如是等亲友鼓励下确实参加了一些反抗，但不能与之前的投降就此抵消，重点是他刻意改变自己的形象，认为自己从一开始就寓意反抗，投降是“卧薪尝胆”，这与真实的过去完全不符。

钱谦益在弘光一年里基本附和阮大铖、马士英等辈，尤其为皇帝选淑女积极奔走。

弘光元年五月，清军从扬州南下，钱谦益与马士英、王铎已经商议求和。

让李乔等公开制造舆论（可见《明季南略》），又有李清《三垣笔记》载，钱谦益明白透露“此时唯有向小朝廷谏言议和”，朝野一片哗然。

而在诗文中，钱谦益逐渐蜕变成为一个苦心孤诣、忍辱负重的仁人志士，《牧斋有学集》的作品实在太多。

原本钱谦益的诗就非常隐晦，充满典故隐语，加上一些自注，他是故意指引后来的读者进入精心设计的朦胧语境中。

历史上的崔鸣吉画像理解钱谦益这样一个经典案例，对理解《南汉山城》非常重要，真实的崔鸣吉鼓动仁祖李倧投降与今天电影根据历史的渲染手法可以说完全互为表里，与钱谦益的修饰行为非常相似。

与崔鸣吉对立的礼曹判书金尚宪，李倧登位时，金尚宪在母亲丧期，所以他不属于拥戴仁祖的功勋大臣。

金尚宪在天启六年出使明朝，得知清军进犯的消息后，在北京上书兵部请求出兵救援朝鲜。

《仁祖实录》说：“金尚宪闻本国被抢，泣血呈文，辞语慷慨，中朝人皆谓朝鲜有臣。

”金尚宪返回是天启七年五月，对崔鸣吉主持第一次议和猛烈批评：“虽兵至城下，事决存亡，犹以伏剑决死争之，不以虚礼为轻也。

……今并与区区所自保者，不能守之，则虽有仓廪、府库、宫室、百官之富，与亡国无异也。

” （见《仁祖实录》）第一次主和，崔鸣吉存着试探清军，所谓缓兵之计云云。

仅限于贡献钱粮物资，双方约为兄弟。

即便如此，清军撤退还在平壤等地三次大型抢掠，众多大臣批评崔鸣吉投降，迫使贬去地方数年。

第二次南汉山城就完全是崔鸣吉主动策划投降。

不过对仁祖李倧来说，可以认为经过四十多天的争论，有过矛盾挣扎，他的身上有一些现实环境逼迫的色彩。

当时多数大臣都尊奉忠孝仁义的儒家理念，背信弃义就普通人都无法接受，遑论明朝不久前对朝鲜有赶跑倭寇这样的滔天恩德。

所以，金尚宪等斥和派与崔鸣吉的矛盾达到顶点。

崔鸣吉坚持认为清军不贪图土地民众，不希望朝鲜作为对付明朝的后顾之忧，表明他善于揣摩形势（从努尔哈赤攻蒙古、攻宁远每次都会贿赂朝鲜，稳住后方）。

当了解条款后，崔鸣吉回来与金尚宪争论焦点就是保全宗庙，他一直主打救王的心理，而不是关乎百姓的“救亡”。

李倧经历两次逃跑，从内心已经对清军感到恐惧，但金尚宪等众多大臣不依不饶，“免冠伏藁于阙门外，请就死于贼阵。

” 崔鸣吉却说“此乃人臣守节之义耳，然宗社存亡，异于匹夫之事。

”“吾恐本原不立，大义不可单行，亦不足以救宗国之亡。

而同归于亡国之大夫，安能免后世之责哉？

”非常狡猾地把宗庙的概念与民众的概念混淆，意在打动王的偷生心理。

片中也出现类似辩驳金尚宪说的只是“话语”，毫无实际意义，坚持劝王用前一次议和的立场，先保全性命，然后再“发施仁政，收拾民心，筑城储粮，益固边备”。

片中是高潮部分大义凛然再度诠释何以为“王”，正如经典的诗文“包羞忍耻是男儿”！

崔鸣吉是一个务实地谈判高手，在君王面前步步为营，让李倧认可他的理由，然后力排众议，选择与崔鸣吉出城投降。

当然，清军也确实在外围施加压力。

次年（1637）正月，多尔衮攻打江华岛，众多宗室女眷被俘虏，仁祖的底线彻底崩溃，金尚宪的哥哥金尚容死于江华岛。

仁祖李倧终于选择出城投降，李倧明明知道后果将选择承认清朝为宗主，永远背弃明朝，而且需要抵押亲贵子侄做人质，需要听候清军调遣派兵相助，答应了许多条款，然后“跪受汗书而返”。

崔鸣吉吃定仁祖李倧软弱求生的本能心理，添加保全宗庙为重的压力，完全媲美三国时鲁肃劝孙权抗曹的策略，只不过立场完全相反。

鲁肃认为臣子可以降，要当君主就不能降；崔鸣吉是如果今天王不降，那么明天的朝鲜就不再有李氏的王。

片中皇太极等清方人物之后，崔鸣吉两次做使者去盛京向清朝谢恩，多次与清方打交道，他已经是不二人选，实际使命是委婉拒绝出兵协助清军。

第一次成功，还赎回朝鲜俘虏七八百人。

第二次就失败，朝鲜不得不出兵，成了明方的敌人。

崔鸣吉和钱谦益一样是文人，善于为自己的言行进行修饰，历史也给了他非常戏剧化的机遇。

第二次出使任务失败，崔鸣吉写诗表达一种愧疚心理：“山城不死皆臣罪，泣向东风拜杜鹃。

”明显开始转调，认为对清朝屈服是为了怜悯士卒百姓，流露悔恨和粉饰的意识。

没多久，崔鸣吉又因为暗通明朝的罪名再次到盛京受审，他和金尚宪被关一起达一年，通过诗文唱和化解恩怨。

崔鸣吉以《廉蔺》为题赋诗：“完璧微功何足称，负荆高义是难能。

丈夫心事如春水，肯许中间着点冰。

”金尚宪唱和：“廉蔺遗风古史称，一时功伐各争能。

后私先国差堪许，那似初心玉映冰。

”要知道，崔鸣吉是怂恿王“背主投敌”的主谋，哪怕出于务实的求生心理情有可原，但无论如何也谈不上“宁为玉碎”的廉颇蔺相如吧。

崔鸣吉如何能与金尚宪一样自比苏武？

崔鸣吉的诗文迟川集论初衷而言，不论李倧还是崔鸣吉都不希望走到这一步。

朝鲜君臣一直希望明朝君臣谅解。

当时辽东经略是洪承畴，崔鸣吉帮过一个僧人独步回明朝，就让他递交咨文给洪承畴希望在朝廷方面帮忙解释。

崔鸣吉苦等消息也有诗文为证：“张骞槎路仍多阻，徐市楼船久不还，易被秋风欺白发，难从仟龟借红颜，年来无限伤心事，穷巷苍苔独掩关。

”（见《怀仟词》）心情复杂可能是事实。

不久，洪承畴也被迫降清，似乎提及崔鸣吉带去咨文一事，让皇太极对朝鲜大臣的归顺心生猜疑，就有了羁押审问一事，时间长达近四年。

目前留存由孙子崔锡鼎（著名的理学家和数学家）所写《先祖行状》记录是僧人独步联系洪承畴一事，可能也不是全部真相。

如《东华录》所言就严重得多，至少主事的大臣崔鸣吉与兵马使将领林庆业为主谋，与明方一直往来船只，暗中涉及军事援助和物资供应，所以皇太极才觉得这件事非同小可，不像送一个僧人联系洪承畴那么简单。

正因为崔鸣吉确实内心对明清之间也有过反复，所以像金尚宪那么固执，后来也渐渐接受崔鸣吉。

这三四年里，崔鸣吉与金尚宪、李敬舆唱和多达250多首，占生平诗歌一半，足见当时他的郁闷和反思。

后世公认崔鸣吉刻意模仿杜甫，有依照《秋兴》《赴成都韵》《曲江》《咏怀》等许多同调模拟之作。

与钱谦益“以诗存史”的老杜情怀极为相似，绝不是巧合。

崔鸣吉大肆称颂苏武、廉颇、蔺相如等义士豪杰为自己重谱心曲，婉转在诗歌中表现自己救亡图存的种种，为后世留下理解他苦心孤诣的一份最有利的证据。

这一方式也与钱谦益后期所为完全一致。

电影《南汉山城》正是抓住历史上崔鸣吉这一人物的弹性，他已经有大量诗文史料“改写”了自己鼓动仁祖投降的动机，顺带对仁祖李倧的投降进行大胆重塑，把宗庙与百姓的概念巧妙置换。

当然，保全了君王，自然附带保全了百姓，这的确是事实，但初心目的和后果成效却不能等同。

历史是微妙的，这正是儒家哲学的厉害，凡事都能把天下苍生绑在一起。

他们之所以为王为君，不就是高高在上把统治百姓巧妙说成护佑子民么？

即便投降偷生都可以道德捆绑，他们也可以说是为了保全尔等性命才不得已而为之，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这是多么阿Q，多么虚伪的幌子！

《南汉山城》这种立场转换和《双面君王》等许多影视一样，统统把历史的切入变为普通平民视角。

《双面君王》通过冒牌光海君的贱民出身，自然内心代表平民，在纠结中产生对明朝不满，抗拒出兵得到一些大臣支持，诠释一种“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儒家理想的“成王”含义；到《南汉山城》就更进一步，哪怕兵临城下选择对清军投降也同样诠释为君王爱惜百姓生命，重塑一种对“败寇”形象的正面肯定。

虽然这些历史故事的出发点多少都有一些依据，但无一不是经过严重夸大和有意识地处理，带着后人和今天“过度解读”的想当然。

从艺术表达和观众接受层面，由于出色的戏剧技巧，他们的电影都非常有震撼力和感染力，为今天许多不大了解历史的观众重新认识历史找到一些合乎情理地角度。

从我们国内观众的角度，历来对韩国电影呈现中华历史一直有诸多意见，这一点确实源自从高丽新罗到朝鲜长期附属他人，压抑太久需要释放，往往过犹不及，多少有些扭曲心态。

正如笔者专门提到钱谦益，他确实用不大光明的手段刻意重塑自己，但不能因此否定他在文学层面是当时一流的大诗人。

韩国电影人今天对历史的重塑也同样非常成功，不论娱乐化的包装技巧，还是挖掘主题阐发抑或人物塑造实际都值得我们总结和学习。

2020年3月

电影让我们看到一个更大的世界。

而这部《南汉山城》则让我从另一个视角去观察了一下这个世界。

现在的我看这部电影跟几年之前看这部电影的观感绝对是不一样的，甚至有可能是天壤之别。

有很多的感想肯定是属于朋友圈发不出来的那种。

国家？

忠奸？

善恶？

等级？

强权？

生死？

尊严？

正义？

邪恶？

信任？

背叛？

不得不说韩国电影很多都是很牛逼的。

把这些箩篼筐筐都刻画的淋漓尽致，敢于直面所谓的耻辱。

如今的我看待这部电影就真是看到了无数个早上说的那些孙子编出来的各个大箩筐，以及无数个被装在这些箩筐里的人们。

肯定有人会看得热血沸腾吧？

而我只感觉然并卵……我很好奇，许多人在看这部明朝，清朝，朝鲜同时存在的电影的时候，心理上会不自觉的站在哪一方？

估计更多的人应该是会选择明朝吧，并且自主的划分为我们这一波。

我们？

这又何尝不是另一个箩筐？

那么电影里说着一个字也听不懂的满语的清皇太极呢？

他算那一波？

以及再后来的大清王朝又算是哪一波？

这让我想起前些日子看到的一篇一个小学生写的一篇小作文，标题是：

假如我活了一千年，我的祖国它是谁？

是啊！

祖国？

这又何尝不是……不能写了，收。

看见一段关于影片中讲述的全然不同的关于李氏朝鲜在倭乱和胡乱中毫无抵抗能力的分析，颇有见地，在此分享下(￣∇￣)“当时的朝鲜，也不是我们想象里的奉明正朔五百年的小中华儒教国家。

其实，朝鲜是一个贵族合议制国家，朝鲜政府是以血统的高低贵贱来决定其社会地位的。

儒家文化的科举制度，在朝鲜有其名而无其实，血统不够高贵，没有资格参与读书科举，出身不够特别高贵，没有资格去考高级官员。

而没有出身的贱民，就如影片里的清军翻译郑命寿，对朝鲜大臣指责其祖上是朝鲜人的回应。

郑翻译回答的是：“我的父母是奴隶，所以我一出生就是个奴隶。

在朝鲜，奴隶可不是人啊，再也别说我是朝鲜人！

”其实这才是朝鲜真正战败的根本原因所在，朝鲜作为一个由大小土地贵族把持的国家，在建国初期，国内有近一半人口属于奴隶，国家有专门负责维护政府机构的国营奴隶。

随着小土地持有者下层良人阶层的逐渐解体，在17世纪初，朝鲜这个国家有八成以上的人属于贱籍，即满洲军队翻译官的朝鲜出身。

在朝鲜“人”眼里，郑翻译这种人，被特意制定了从母法，该项法规制定的也不是父母是奴隶，子女就是奴隶，而是母亲一方是奴隶，子女才是奴隶，其理由很简单也很直白——知母不知父，禽兽之道也。

人之所以比畜生高贵，是因为知道自己爹妈是谁，朝鲜的“人”在法律上规定了朝鲜贱民与牛马鸡犬等同。

所以说影片里郑大人事实上不应该知道谁是自己的便宜爹。

当满洲军队进入朝鲜的时候，郑大人这样的人形牲畜，占了朝鲜总人口的80%以上。

而身为蛮夷出现的满洲军队，在当时因与明军长期拉锯作战中损耗极大，在人力物力上严重匮乏，因此在人力使用上有才便用，不看民族也不看出身，并没有朝鲜人这种根深蒂固的血脉观念。

朝鲜君臣眼里的人形牲畜郑命寿，在投奔满洲，作为郑大人回国后，在地位上反而比朝鲜的所谓高等贵族要高其一等。

战乱爆发之时，朝鲜“人”并未真心抵抗过——“今者两班千百，而为兵者一二；民丁数十，而为兵者仅一二”，朝鲜的贵种们并不愿意当兵，自然也不会拿下层贱民的畜生命去当人命来看，这才是朝鲜倭乱、胡乱之中迅速败亡根本原因所在。

”http://q.url.cn/abtX62

这是一部很特殊的片子，其特殊简言之：只有韩国这种自己小国寡民，但是处于多个大国交锋第一线的国家，其大众才会产生对这种题材文艺作品的需求。

危机感使得他们不停的再反思历史上相似的危机点。

其它国家有没有这种历史时刻，有，但是没有市场，没有需求。

这和品位高下没有关系，完全是不同国家不同的现实条件在文艺作品需求上的不同反应。

我其实是很想看白登之围 汴京之围 崖山之跃的，但是估计这辈子都在国内银幕上看不到，倒不是说禁了不让拍，而是现如今拍这种题材在国内完全是费力不讨好，卖不出去还容易被批被骂。

但是这种题材又是极容易出 好戏 的，所以只能看别人娶媳妇干过瘾了。

这个片子最精彩的地方在于，鹰派鸽派的斗争不是权力斗争，而是路线斗争，一个要站着死，一个要跪着活，但这两个截然相反的手段所通向或者说试图通向的目标都是一样的，即维持现政权的合法统治，维持儒家的合法统治。

他们的坚持是没有通常意义上的私利的，不求利 不求权 不求名，甚至为了“江山社稷”的延续可以身死 可以背上千古骂名。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个体为了拯救团体而做出的毫无保留的牺牲，是对儒家文化狂热信仰的一种体现。

唯一的区别就是一个愿意变，一个不愿意。

后者认为敌人是野兽，人，尤其是人的统治者——王，怎么能够向野兽低头呢？

哪怕打不过，也要打。

死也要站直了，死的像个人。

不能靠向野兽乞求而苟活。

而后者则认为打的赢要打，打不赢要跑，跑不了求也是可以接受的。

虽然过程很痛苦，结果更痛苦，但是为了政权的延续为了儒家统治的延续，这些痛苦都是值得忍受的。

当然忍受过后的变革也是必须的。

这也是为何鸽派会在最后说出如果不想再发生这种事，变是肯定的，而且我们这些旧人是肯定要被淘汰的。

这两种道路是很难分出高低对错的。

所以导演也采用了完全中立的观点，并没有在两个角色身上有偏重，负面形象则加在了摇摆不定的骑墙派身上，这些骑墙派对所谓的尊严 权威 阶级高低看的最重，但是他们的行为不仅没有帮助他们稳定阶级，反而一步步加深了他们所在的统治阶级的崩溃。

猪队友名副其实。

说句题外话，两位主角，作为历史人物看是值得钦佩的。

但是作为家人 朋友 是真的有多远要躲多远。

因为他们时刻可以为了信念牺牲自己，更不介意为了信念牺牲别人。

比如片头带路的老人，带路时主角对他很尊重，有分歧时也很尊重的再三恳请他放弃当带路党，但被再三拒绝后就毫不留情的杀了老人。

并且没有什么心理负担（如果女孩不出现的话），因为在他看来老人已经违背了民族大义，死，不足为惜。

另外一点很有意思的是，全片第一次提出要打破阶级高低分享资源的，是一位宦官。

一位统治阶层里的最底层，被士大夫最为鄙视的几个群体之一。

整部影片这个角色也只有这一句台词，甚至只有这一个正面镜头。

当然随即遭到大臣们的否定。

理由正是 有损体统。

皇帝想了想，同意了。

片中也再三出现为了体统而牺牲底层利益的桥段，但最终造成失败的，也恰恰是不断被牺牲后的底层最终对政权本身失去了信心。

也就是所谓的堡垒从内部破裂了。

这一点翻译官看的最清，因为他是奴隶出身，是危机中第一个被牺牲的人，另一点有意思的是，作为更强一方的统治者的皇太极，在某些方面反而能理解韩方主要是韩王，比如不打扰韩方向大明的献祭朝拜（将军要开炮，因为他是将军，皇太极阻止 因为他此时是王，在某些层面和明朝的皇帝 韩国的王 是一个阶层，此时不打断，因为之后韩王要朝拜献祭的对象就是他。

），称对方的不投降实际上是自己的失德。

乃至最终的战略目的也不是要消灭韩方，而是要逼迫对方承认自己的地位，要对方纳降书归顺表，建立主属关系。

从而在法理上能更名正言顺的接收明朝的遗产，建立自己的政权。

演员上也多说一句，绵社长真的是能文能武，李秉宪虽然一直想转型走正剧路线。

但是总感觉差点意思。

包括最新的南山部长。

两个忠臣，生死之辩。

一帮文臣，因势利导。

一个主君，有对有错。

人根本无法在历史的洪流面前，做出超越性的选择，只能按照自己心中道路坚持下去，而我们后人却总是以一种超脱视角去评判，根本不懂当时人的选择，他们可能只是想活，当然也不排除某些人知道应该怎样活，没想到韩国主旋律电影已经可以做到如此地步了！

克制强烈的民族主义，正视历史。

而这对比之前的那部《鸣梁海战》，算是有了不小的进步。

而这样的主旋律怎不叫人拍手称快。

朝鲜称清朝为蛮夷，以儒家圈的清高看不起清朝。

本来就打不过，还自己以为很厉害，就是放不下架子。

动不动，就说别人丧权辱国，要砍头谢罪。

到最后还不是投降了。

历史转了个圈，1840年，清朝也还以为自己是天朝上国，以为自己学到了儒家文化的精髓，觉得西洋都不过是未开化的蛮夷。

结果还不是被打得屁滚尿流地求和。

不过比朝鲜干脆些。

历史让清朝由施害者成为受害者。

弱国无外交。

这是不变的真理！

但磕头真是需要勇气的。

不知道道光皇帝下地府怎么面对自己那威风凛凛的祖先皇太极？

朝廷上有主和派与主战派，加上随风倒的投机派，是很正常的。

有时候真的说不清谁对谁错，只能让历史来证明他们的路是否行得通。

主和派追求的是，国家和民族活下去的希望。

主战派追求的是民族的尊严。

很多事情扯到民族大义就很容易给人戴高帽，甚至成为借刀杀人的好借口。

但对普通民众来说，他们不在乎高高在上的大人国王是谁，他们在乎的是自己能吃饱穿暖地活下去。

百姓心中有杆秤，丈量着天地的良心，官员的良心，国王的良心。

当几百年后，李鸿章签署《马关条约》时，他为了这个国家背负了整个民族的骂声。

不知他是否知道几百年前的朝鲜也有个吏判为了整个国家而自己甘愿成为千古罪人。

李鸿章还得想想甲午海战，自己一味避战是否正确呢？

朝堂上一片争吵声，又能指出条明路？

不过是历史的车轮在倒车。

战与和，生与死，永远是辨不清的哲学问题。

历史会给一个国家投骰子的机会，开大开小，若干年后，还有再来的机会。

（现在韩国还是很发达的）可是对个人来说，骰子只有一次。

所以请珍惜自己的命，珍惜别人的命。

小时候一直很想问一个问题：如果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之后仍然没有打败夫差雪耻灭吴，那么如此苟活一生是否还有意义？

我们中国人在意结果，吕后受匈奴单于冒顿调戏，忍辱送美女在前，汉武帝灭匈奴在后；韩信受胯下之辱，后终于成为将军出人头地……那么要是没有最后的成功呢？

仅仅是为了生存忍辱是否还有价值？

《南汉山城》要讲的就是这么一个故事。

对于韩国电影，我一直不吝赞美之词，它不完美，但它极具个性不受束缚。

我一直说它就像一个少年，敢打敢杀，横冲直撞。

但是这部《南汉山城》让我对韩国电影有了新的认识，它完全没有了以往用力过度、煽情猛烈的毛病，也没有丑化敌人和政府、民族自豪感爆棚，它冷静客观且克制成熟，是一篇相当水准的史诗级作品。

精良的画面、六大明星联袂出演，角色分配平衡和谐，功力深厚，既不抢戏也不浑水摸鱼。

内容来源于历史真实事件——丙子胡乱。

1636年皇太极举行称帝大典，朝鲜使臣宁死不跪，朝野上下对满清“大清皇帝”的表述嗤之以鼻。

1636年12月，皇太极亲征朝鲜，渡江之后，长驱而南，仅仅十二天便抵达朝鲜京城之下。

朝鲜不敌清军，仁祖逃往南汉山城。

朝鲜从王到大臣到百姓在几乎失去全部国土后，仍然坚持了47天才宣告投降，中间充满了求和派与主战派的斗争，也有投机的骑墙分子中间和稀泥。

崔鸣吉不是贪生怕死之辈，他只身前往敌营，面对清军的下马威毫无惧色，但他主张开城投降保存性命，他认为活下去才有希望。

礼判金尚宪是一个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忠肝义胆，一心秉承大义，视汉族大明政权为正统的少数强硬派。

在被引路老人带到目的地时，听说老者还要为了几斗米而引路清军时，痛下杀手，但同时好心收留了老人的孙女。

他坚决反对议和，誓要与清军抗争到底。

崔鸣吉和金尚宪这两个人，主张截然相反，一个是为维护名分大义坚持道统的抵抗派领袖，另一个是为保全君王社稷和人民而委曲求全的议和派政首。

一个是理想主义，一个是现实主义。

却能惺惺相惜，相敬如宾，他们政见不同，也有冲突，所有的交锋仅限于对国家出路的争论，没有沦落到庸俗的派系斗争，甚至彼此之间有欣赏和维护。

朝鲜仁祖面对危局时过于优柔寡断举棋不定，但仍能看出他是一个想要有所作为的明君，一个疼爱儿子的慈父。

他不想背负千古骂名，若不顾气节，他如果承认满清政权不会被围四十多天。

他太知道投降意味什么，于是始终对勤王军队抱有希望，对抵抗清军抱有幻想。

当红夷大炮轰碎了行宫的墙壁，同时一起轰碎的还有他残存的一丝不想妥协的侥幸，等待他的将是对皇权赤裸裸的尊严践踏，蓝袍素衣，臣子跪礼，妻离子散。

这一刻他的内心是挣扎的，我要活下去，成了面对群臣最后的苟延残喘！

片中还刻画了以大臣金鎏为首的一众骑墙派，他们见风使舵，自命清高，一开始都极力反对崔鸣吉的投降主义，满口大义凛然，道义天命。

可当战局不利，皇太极真的率领大军御驾亲征时，这些骑墙派，从要诛杀崔鸣吉到开始支持他的想法，纷纷要求任宗考虑大局，保全宗室。

《南汉山城》没有仅仅停留在战与和的表层对面之上。

随着故事的发展，这个两难的选择上升到了生与死的哲学性选择之中。

到底什么是“轻如鸿毛，重于泰山”，所谓“生死”的标准又从何评判。

百姓的追求只是“夏天有地种，秋天有收获，冬天不饿肚子”，他们其实并不在意谁来当统治者。

于是，开场的老头给朝军带路啥都没得到，所以会选择为清军带路。

出身奴隶的通译投奔了清军却一跃成为重臣。

我们无法武断地说，像老头和通译投敌就是错的，他们没有从自己人那里得到起码的尊严却被要求卖命。

照片里是清军的一个翻译顾问，当领相金鎏低声质问他：你也是一名朝鲜人，为什么要帮清人？

他回答：“我的父母是奴隶，我也是奴隶，在朝鲜这个国家里，奴隶根本不是人，以后不要说我是朝鲜人”。

既解释了当叛徒的原因，也不再脸谱化。

孔子老人家都说过：以德报怨，何以报德。

即使是对清军，影片也不愿贬低和丑化，明明可以在短时间内一举灭国，皇太极仍然守信等待投降。

而初初看来极其窝囊的朝鲜国王，那悲情的换服步行出城，伏地请罪，那苍白的脸，微颤的唇，屈辱的泪，最后还是换来了老百姓的春种秋收平静度日，一个王最大的职责无非也就是保他的子民能活着，好好活着，哪怕下跪哪怕投降，更何况他苦苦坚持了47天，别说大明，就是400多年后的我都感动得无以复加，谁说国家之间没有真正的友谊？

韩国人，选择了这么一段屈辱的历史作为电影的题材，且不美化自我回避伤痛，也不丑化敌方凭空YY，甚至没有反战情绪，视角平和深刻，真正了不起。

（本文首发微信公众号：迤逦自语）

7.8分。

这场战争从开始就注定失败，中间挣扎了一下还是失败了。

题材有限，导演发挥不出来，一直在拖剧情。

一个本来就注定结果的故事，剧情太拖沓，不过导演很用心的去拍。

演技没得说。

140分钟太长了，这个故事本来就没什么观赏性，看起来很焖，如果不超115分钟左右我会给8.0分。

虽然没有拿影帝，但所有人的表演都可以堪称古装剧教科书级别的。

被困的四十七天：电影《南汉山城》背后的历史真实原文我发在澎湃私家历史，链接http://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836264 2017年的韩国电影界似乎格外关注16—17世纪的明清交替期。

上半年上映的《代立军》，讲述的是壬辰战争（1592-1598）期间朝鲜征兵的故事；下半年上映的《南汉山城》，讲述的则是1636年丙子之役时朝鲜国王仁祖及众臣被清军围困在南汉山城四十七天的故事。

电影《南汉山城》以作家金薰同名历史小说为底本，主要围绕吏曹判书崔鸣吉（1586-1647）﹑礼曹判书金尚宪（1570-1652）﹑领议政兼都体察使金鎏（1571-1648）在对清主和还是斥和的态度差异与斗争展开故事。

小说原著在韩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总发行量超过100万册。

此书亦是韩国前总统金大中的爱书之一，金大中曾在与金薰的会面中给予主和派代表崔鸣吉极高的肯定评价。

不夸张地说，韩国普通民众对丙子之役的认知，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小说《南汉山城》。

笔者以为电影《南汉山城》最值得称赞的地方有两处，其一是电影中出现的清人全程说满语，尽管满语台词存在瑕疵，但皇太极的满语说得还算是清楚。

其二是电影在展现朝鲜群臣们的政治斗争时，并不是将焦点放在主和派（以崔鸣吉为代表）与斥和派（以金尚宪为代表）的路线冲突上，而是仔细描绘了金鎏等一众只考虑个人利益的——姑且可以命名为骑墙投机派——大臣们在国难当头时的丑态。

虽然在历史书中一般会把山城围困时的朝鲜朝廷的政治斗争描述为主和派与斥和派的矛盾，考虑到人性，事实上一部分朝鲜官僚只是嘴上“斥和”，所以，电影中这样的描述可以说大致是符合史实的。

然而小说和电影毕竟是对历史事件的再次创作，不少地方还是与历史记载存在出入。

当时，与仁祖一同被围困在南汉山城的随行人员中有不少留下了日记，且《清实录》﹑《朝鲜王朝实录》中亦对此战争有比较详细的记录，那么就让我们看看史料中是如何记载这个故事的。

明清易代之际，朝鲜作何选择 1623年，朝鲜宗室绫阳君李倧发动政变，即所谓的“仁祖反正”。

在明与后金之间玩平衡战略，尽量两不得罪，奉行“两端外交”的光海君（1608-1623年在位）被废，李倧即位，是为仁祖。

1627年朝鲜在丁卯之役中战败，与后金结为兄弟关系。

在1636年丙子之役爆发之前，随着明与后金的对立日益尖锐化，在后金愈发强势的军事压力下，作为明朝属国的朝鲜在明与后金之间的立场缓冲余地也愈来愈小，换句话说，朝鲜只能在明与后金之间二选其一。

1636年四月，皇太极称帝改元，为了夸示自己是统合满﹑蒙﹑汉的“帝国之君”，皇太极迫切需要得到明朝最忠顺的属国——朝鲜的承认。

同时，为了在进攻明朝时免除朝鲜这个“后顾之忧”，皇太极也需要在对明发动大规模征战之前使朝鲜彻底臣服。

然而，在四月皇太极称帝朝贺之时，朝鲜的春信使罗德宪与回答使李廓拒绝向皇太极叩头行礼，惹怒了皇太极。

虽然后来皇太极赦免了他们，让二人带着清朝国书返回朝鲜，但朝鲜无法接受清朝国书中“大清皇帝”等表述，之后朝鲜一再拒绝清使。

在清人看来，朝鲜的这些行为违背了丁卯之役后两国订立的盟约，为其进攻朝鲜提供了口实。

1636年十二月初一，皇太极命“睿亲王多尔衮、贝勒豪格分统左翼满洲、蒙古兵，从宽甸入长山口，遣户部承政马福塔等率兵三百人潜往围朝鲜王京”，丙子之役随即爆发。

清军在朝鲜境内势如破竹，十四日已过开城。

此日傍晚，仁祖从南大门仓皇出逃，半夜抵达南汉山城，而崔鸣吉则被派往清军阵营探听清人动向。

《南汉山城》电影中第一幕就是崔鸣吉在大雪纷飞中单骑前往清营，而清军则将纷飞的箭头射在其马前雪地上，给其一个下马威的场景。

而实际上崔鸣吉并非独自前往清营，而是与同知李景稷带着牛与酒一同前往。

而后崔鸣吉从清营带回了清人的讲和条件，即“以王弟及大臣为质”。

而朝鲜派出绫封守假冒王弟而被清人发觉，则清人曰：“出送世子，然后方可议和”。

来自历史的讲述：被困南汉山城 历史的转折便发生在接下来的一个多月的南汉山城中。

实际上，明朝与朝鲜的关系，不仅是君臣关系，更是父子关系，加上壬辰战争期间明朝对朝鲜的援助，即所谓的“再造之恩”让朝鲜极难断绝与明的关系而奉清为正朔。

且仁祖推翻光海君政权的一大名分就是光海君背弃明朝而与后金私相往来。

面对清人的大军围城，仁祖哭泣道：“三百年血诚事大，受恩深重，而一朝将为臣妾于讐虏，岂不痛哉?”然而面对清人强大的军事压力，之前主战的金鎏也改变了立场，强调“事已急矣，不可不请和。

”改变立场的不止金鎏一人，前大司谏尹煌（1571-1639）的事迹也明显地展现出朝鲜朝廷中某种政治气流的变化。

随侍仁祖避住南汉山城的司饔院奉事南礏（1592-1671）在日记里写道：“前大谏尹煌，病不出门，每日夕呼其子文举曰：今日和事何如？

对曰：彼不肯许云。

曰：人将尽死矣。

煌本丁卯斥和之人，而所为如此，人莫不笑之。

”丁卯之役时奋力弹劾崔鸣吉等主和派官员的尹煌，现在只顾着打听议和怎么还不完成，不得不让人怀疑他当年高举崇明义理弹劾主和派时，是真的斥和还是嘴上斥和。

电影《南汉山城》中没有提及尹煌，而把嘲讽的炮火对准了金鎏。

而考察金鎏一家在南汉被围时的行为，倒也不能说后世的编剧冤枉他。

电影中着重描绘了金鎏亲自指挥的北门战斗，这段场面的演绎，可以说是基本符合史实。

在金鎏的瞎指挥下，朝鲜军队“不得放炮发矢，瞬息之间，皆为所躏，死者几二百人，而胡兵死者只二人矣”。

南礏分析战斗失败的原因是：“大抵我国将帅，昧于阵法，性且畏怯，皆留在城内，独令军士出战，故行伍杂乱，不成阵形。

”而金鎏恰是这样的朝鲜将领中的典型人物。

金鎏命令裨将柳瑚斩杀后退的兵士，而他本人却一直待在城楼上，坚决不肯下城。

另外，电影只讲述了丙子之役时南汉山城里的情景，却略过了江华岛的情况。

实际上，清军能逼迫仁祖最终投降的一大条件是他们很快占领了江华岛，俘虏了在此避难的仁祖后宫及世子嫔﹑大君﹑宗室百官等众人。

而当时被临时安排负责防御的江华检察使，恰是金鎏之子金庆徵。

金庆徵到江华岛后，“谓敌兵无飞渡之势,日以沉醉为事”，甚至还编了歌谣自夸：“父为体察使，儿为检察使。

为国办事者，非我谁家欤？

”而金庆徵为国办事的情况如何呢？

“检察使金庆徵，聚江头船只，先济其家属及所切亲友，而不令普济他人。

”甚至世子嫔一行也被金庆徵扔在江边，世子嫔甚至疾呼：“金庆徵，金庆徵！

汝忍为此耶？

”而金庆徵之子金震标则将家族中的女性逼死。

“金鎏一家，皆在江都，庆徵走避之后，庆徵子震标谓其祖母夫人及其母夫人曰：贼已迫城，不死将有辱。

两夫人及其妻及其门族妇人同在者，皆自缢而死，震标独不死。

”看来，金震标所看重的气节只是把女眷们逼死，自己苟活。

在电影中，崔鸣吉与金尚宪在对清路线上虽有矛盾，但在很多事情上，尤其是与金鎏之流的斗争上仍有不少默契的关系。

但实际上，这可能只是编剧一厢情愿的想象。

考虑到当时主和与斥和严重对立的政治环境，崔﹑金二人之间很可能并没有多少可以缓和立场的余地。

金尚宪是朝鲜朝廷中有名的对清斥和派，强调崇明义理，其对明朝可以说是心悦诚服。

他曾于1626年作为朝天使出使明朝，在登州时听到明朝军队中击柝的声音而作诗云：“击柝复击柝,夜长不得息。

何人寒无衣,何卒饥不食。

岂是亲与爱,亦非相知识。

自然同袍义,使我心肝恻。

”诗中可见其将明朝兵卒视为同胞一家的心情。

而崔鸣吉认为，恰是金尚宪等罔顾朝鲜与清的现实军事实力差距的斥和派的一昧斥和，才给国家招来了战争。

加之当时正值隆冬，南汉山城中已是外无援兵﹑内无存粮。

在这样的不利情况下，请和才是最现实的选择。

电影中只描绘了金尚宪在仁祖面前高声反对崔鸣吉主和的立场的场面，实际上，金尚宪曾撕裂崔鸣吉撰写的对清请和文书，两人的路线矛盾以这样激烈的方式爆发出来。

1637年正月十八日，朝鲜已决定向清求和，金尚宪在备边司见到崔鸣吉撰写的国书，“裂破之，痛哭曰：公等何为此等事耶？

”崔鸣吉回答道：“岂以台鉴为不可也？

盖出于不得已也”。

金尚宪答：“我有一死而已，台鉴何不缚我出给耶？

”当时清人向朝鲜索要斥和派大臣，金尚宪讥讽崔鸣吉何不干脆将他送给清人以邀功求赏。

崔鸣吉听了金尚宪的话，嘲笑道：“台鉴裂之，吾辈拾之。

”便将撕裂的国书再次拾起，重新补缀好。

仁祖无奈接受出城投降﹑奉清为正朔﹑并将明朝所赐的印信等缴给清朝等，在达成十余项和议条件后，仁祖身着蓝衣（蓝衣即表示臣子之身份，即臣服清朝之意），尽去仪仗，率世子与百官在三田渡向皇太极行三跪九叩头礼。

至此，朝鲜结束了与明朝二百多年的朝贡关系，清朝成了朝鲜新的宗主国。

这一幕在电影中有非常生动的演绎，可说是高潮部分了。

之后的电影画面中，金尚宪听闻朝鲜与清达成和议，仁祖出城投降，他便在自家院落向北磕头，随后引刀自尽。

然而，这一幕并不符合事实。

引刀自尽的并非是金尚宪，而是吏曹参判郑蕴（1569-1641）——金尚宪试图上吊自杀，而后被守卫救下，得以不死。

郑蕴则是“乃以佩刀，自刺其腹，血流满衣衾，而不至于死”。

其实，斥和派大臣并不止金尚宪一人，最出名的当属“斥和三学士”，即平壤庶尹洪翼汉（1624年曾出使明朝）﹑校理尹集与吴达济。

他们三人在丙子之役中因斥和而被缚送沈阳，后在沈阳被处斩。

金尚宪在丙子之役后仍然坚持“崇明反清”，后来在清人的征明作战中，他坚决反对清人要朝鲜派兵共同攻击明朝的要求。

因此，金尚宪亦被缚送沈阳，清入关后他跟随被清释放的昭显世子返回朝鲜。

在丙子之役的和议过程中，朝鲜出身的清译郑命寿发挥了沟通作用，但郑命寿显然是站在清人这边，这一点在电影中亦有展现。

如金鎏跟随崔鸣吉去清人阵营探察情况，迎接他们的正是郑命寿。

金鎏对郑命寿很不满：“你是朝鲜人，为什么要帮清人？

”郑回答：“我父母是奴婢，所以我也是奴婢。

在朝鲜这个国家里，奴婢根本不是人！

以后不要认为我是朝鲜人！

”金鎏听后默然无语。

这一段虽然在史料中无考，但考虑到朝鲜森严的身份制度及郑命寿一贯借清人势力来压迫朝鲜的各种事例，电影中的场景可以说是基于史实的大胆虚构。

实际上，在丙子之役前主动投向清朝的朝鲜人绝不止郑命寿一人，如金尚宪在出使明朝时向明朝礼部提交的呈文中就提到投向清朝的韩氏一族：“惟天启四年，小邦逆臣韩明琏之子韩润，及其从弟韩泽等亡入奴中，常欲勾引奴兵来犯小邦。

”反而是这些投向清人的朝鲜人欺压朝鲜欺压得更厉害。

又如郑命寿在丙子之役后仍然负责清廷对朝事务的处理，他以与明朝船只偷偷往来的罪名，将与其有私怨的义州府尹黄一皓向清廷告发，最终清廷将黄一皓处斩。

关于金鎏与郑命寿的接触，也有史料记载金鎏在和议完成后，拜托清将龙骨大（清朝史料里作英俄尔岱）与郑命寿帮其找回宠妾所生的女儿，为此愿意付出千金的代价。

史料评论道，后来朝鲜被掳人赎回价格变得非常昂贵，亦有金鎏的责任。

电影结束后出现的是“大清皇帝功德碑（又名三田渡碑）”的照片，这块碑至今仍存。

丙子之役后，朝鲜在清朝的强烈要求下建造了此碑，其碑文中以感恩清朝保存朝鲜宗社的立场记载了整场战争与和议的始末。

虽然整部电影未提到明朝，但实际上明朝是知晓丙子之役的爆发，崇祯帝亦指示水师援助朝鲜，但军队尚未到达，仁祖已经出城投降。

当时朝鲜人并不知道崇祯帝打算援助朝鲜，直到朝鲜英祖时期，通过燕行使从北京购入的《明史》，朝鲜君臣才知道了所谓的“东援之恩”。

英祖感慨道：“试思崇祯时景像，清兵满辽阳，流贼遍中原。

然犹欲涉海出师，远救属国，中夜念此。

不觉泪下。

”然而这一切已是丙子之役百余年后的1749年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