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不消逝的电波

舞剧《电波》的电影版，将舞台上的感动与震撼以全新的视角呈现给观众。

在电影中，我们不仅能看到舞剧原有的情感深度，还能捕捉到舞台上难以察觉的细节。

角色们的每一个眼神、每一个动作，都仿佛在诉说着他们的情感与故事。

熟悉的旋律响起，伴随着舞者们优雅的舞姿，让人不禁泪目。

然而，电影在剪辑和特效上的处理却显得有些随意，有时让人难以完全沉浸在剧情之中。

拍摄观众席的场次选择也让人有些疑惑，为何在银幕上展现的观众如此冷静，与现实中人们被剧情深深打动、泪流满面的场景相去甚远。

尽管如此，电影依然保留了舞剧的核心魅力，让人对舞剧《电波》有了更深的认识和喜爱。

希望更多的人能够走进剧院，亲身感受舞剧《电波》带来的情感冲击和视觉盛宴。

这群舞蹈演员用他们的才华和热情，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充满爱与信念的感人故事，值得我们细细品味和珍藏。

同志们！

我们这个会在一个月里开了三次。

大家为了追求真理，进行了热烈的争论，有党的和非党的同志几十个人讲了话，把问题展开了，并且具体化了。

我认为这是对整个文学艺术运动很有益处的。

我们讨论问题，应当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定义出发。

如果我们按照教科书，找到什么是文学、什么是艺术的定义，然后按照它们来规定今天文艺运动的方针，来评判今天所发生的各种见解和争论，这种方法是不正确的。

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

我们现在讨论文艺工作，也应该这样做。

现在的事实是什么呢？

事实就是：中国的已经进行了五年的抗日战争；全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抗日战争中的动摇和对于人民的高压政策；“五四”以来的革命文艺运动——这个运动在二十三年中对于革命的伟大贡献以及它的许多缺点；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在这些根据地里面大批文艺工作者和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工人农民的结合；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和国民党统治区的文艺工作者的环境和任务的区别；目前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工作中已经发生的争论问题。

——这些就是实际存在的不可否认的事实，我们就要在这些事实的基础上考虑我们的问题。

那末，什么是我们的问题的中心呢？

我以为，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

不解决这两个问题，或这两个问题解决得不适当，就会使得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和自己的环境、任务不协调，就使得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从外部从内部碰到一连串的问题。

我的结论，就以这两个问题为中心，同时也讲到一些与此有关的其他问题。

（一）第一个问题：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

这个问题，本来是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列宁所早已解决了的。

列宁还在一九〇五年就已着重指出过，我们的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

在我们各个抗日根据地从事文学艺术工作的同志中，这个问题似乎是已经解决了，不需要再讲的了。

其实不然。

很多同志对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明确的解决。

因此，在他们的情绪中，在他们的作品中，在他们的行动中，在他们对于文艺方针问题的意见中，就不免或多或少地发生和群众的需要不相符合，和实际斗争的需要不相符合的情形。

当然，现在和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在一起从事于伟大解放斗争的大批的文化人、文学家、艺术家以及一般文艺工作者，虽然其中也可能有些人是暂时的投机分子，但是绝大多数却都是在为着共同事业努力工作着。

依靠这些同志，我们的整个文学工作，戏剧工作，音乐工作，美术工作，都有了很大的成绩。

这些文艺工作者，有许多是抗战以后开始工作的；有许多在抗战以前就做了多时的革命工作，历经过许多辛苦，并用他们的工作和作品影响了广大群众的。

但是为什么还说即使这些同志中也有对于文艺是为什么人的问题没有明确解决的呢？

难道他们还有主张革命文艺不是为着人民大众而是为着剥削者压迫者的吗？

诚然，为着剥削者压迫者的文艺是有的。

文艺是为地主阶级的，这是封建主义的文艺。

中国封建时代统治阶级的文学艺术，就是这种东西。

直到今天，这种文艺在中国还有颇大的势力。

文艺是为资产阶级的，这是资产阶级的文艺。

像鲁迅所批评的梁实秋一类人，他们虽然在口头上提出什么文艺是超阶级的，但是他们在实际上是主张资产阶级的文艺，反对无产阶级的文艺的。

文艺是为帝国主义者的，周作人、张资平这批人就是这样，这叫做汉奸文艺。

在我们，文艺不是为上述种种人，而是为人民的。

我们曾说，现阶段的中国新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

真正人民大众的东西，现在一定是无产阶级领导的。

资产阶级领导的东西，不可能属于人民大众。

新文化中的新文学新艺术，自然也是这样。

对于中国和外国过去时代所遗留下来的丰富的文学艺术遗产和优良的文学艺术传统，我们是要继承的，但是目的仍然是为了人民大众。

对于过去时代的文艺形式，我们也并不拒绝利用，但这些旧形式到了我们手里，给了改造，加进了新内容，也就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了。

那末，什么是人民大众呢？

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

所以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

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

第三是为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

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

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

我们的文艺，应该为着上面说的四种人。

我们要为这四种人服务，就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而不能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

在今天，坚持个人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立场的作家是不可能真正地为革命的工农兵群众服务的，他们的兴趣，主要是放在少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上面。

而我们现在有一部分同志对于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不能正确解决的关键，正在这里。

我这样说，不是说在理论上。

在理论上，或者说在口头上，我们队伍中没有一个人把工农兵群众看得比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不重要的。

我是说在实际上，在行动上。

在实际上，在行动上，他们是否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比对工农兵还更看得重要些呢？

我以为是这样。

有许多同志比较地注重研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分析他们的心理，着重地去表现他们，原谅并辩护他们的缺点，而不是引导他们和自己一道去接近工农兵群众，去参加工农兵群众的实际斗争，去表现工农兵群众，去教育工农兵群众。

有许多同志，因为他们自己是从小资产阶级出身，自己是知识分子，于是就只在知识分子的队伍中找朋友，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研究和描写知识分子上面。

这种研究和描写如果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的，那是应该的。

但他们并不是，或者不完全是。

他们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他们是把自己的作品当作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来创作的，我们在相当多的文学艺术作品中看见这种东西。

他们在许多时候，对于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寄予满腔的同情，连他们的缺点也给以同情甚至鼓吹。

对于工农兵群众，则缺乏接近，缺乏了解，缺乏研究，缺乏知心朋友，不善于描写他们；倘若描写，也是衣服是劳动人民，面孔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他们在某些方面也爱工农兵，也爱工农兵出身的干部，但有些时候不爱，有些地方不爱，不爱他们的感情，不爱他们的姿态，不爱他们的萌芽状态的文艺（墙报、壁画、民歌、民间故事等）。

他们有时也爱这些东西，那是为着猎奇，为着装饰自己的作品，甚至是为着追求其中落后的东西而爱的。

有时就公开地鄙弃它们，而偏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乃至资产阶级的东西。

这些同志的立足点还是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方面，或者换句文雅的话说，他们的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

这样，为什么人的问题他们就还是没有解决，或者没有明确地解决。

这不光是讲初来延安不久的人，就是到过前方，在根据地、八路军、新四军做过几年工作的人，也有许多是没有彻底解决的。

要彻底地解决这个问题，非有十年八年的长时间不可。

但是时间无论怎样长，我们却必须解决它，必须明确地彻底地解决它。

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

过去有些同志间的争论、分歧、对立和不团结，并不是在这个根本的原则的问题上，而是在一些比较次要的甚至是无原则的问题上。

而对于这个原则问题，争论的双方倒是没有什么分歧，倒是几乎一致的，都有某种程度的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的倾向。

我说某种程度，因为一般地说，这些同志的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和国民党的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是不同的；但是无论如何，这个倾向是有的。

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其他许多问题也就不易解决。

比如说文艺界的宗派主义吧，这也是原则问题，但是要去掉宗派主义，也只有把为工农，为八路军、新四军，到群众中去的口号提出来，并加以切实的实行，才能达到目的，否则宗派主义问题是断然不能解决的。

鲁迅曾说：“联合战线是以有共同目的为必要条件的。

……我们战线不能统一，就证明我们的目的不能一致，或者只为了小团体，或者还其实只为了个人。

如果目的都在工农大众，那当然战线也就统一了。

”这个问题那时上海有，现在重庆也有。

在那些地方，这个问题很难彻底解决，因为那些地方的统治者压迫革命文艺家，不让他们有到工农兵群众中去的自由。

在我们这里，情形就完全两样。

我们鼓励革命文艺家积极地亲近工农兵，给他们以到群众中去的完全自由，给他们以创作真正革命文艺的完全自由。

所以这个问题在我们这里，是接近于解决的了。

接近于解决不等于完全的彻底的解决；我们说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就是为着完全地彻底地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说的马克思主义，是要在群众生活群众斗争里实际发生作用的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

把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变成为实际生活里的马克思主义，就不会有宗派主义了。

不但宗派主义的问题可以解决，其他的许多问题也都可以解决了。

先上观点：作为电影不及格，导演属于我直接避雷的程度电影爱好者和舞蹈生对这部电影是否应该出现观众褒贬不一首先，这是一部能透过稀巴碎的镜头语言感觉到原版舞剧应该是非常好看的电影。

其次，镜头语言是时有时无的，第四面墙是要打破的，安全出口出来的一瞬间幽默到令我笑出了声。

不可否认，剧情镜头和舞剧衔接有部分是很巧妙的(是否是原版自带的编排存疑)但是和全片稀碎的镜头比起来真的太少了。

令我非常费解的三次打破第四面墙的意义在哪里？

疯狂的越轴和乌泱泱的剧场人头，这镜头好看吗？

舞剧演员的身姿好看吗？

明明有更好的打破第四面墙的方式，这都不愿意认真打磨吗？

而且分离前夕男主捂嘴女主那一段，这段谁编排的？

很不适的镜头表现手法，那么多种表现个人情怀和家国使命的手法你非得把女主塑造成一个歇斯底里的女人吗。

电影中不需要出现观众来打破电影的平衡，不应该由导演扯着我们去欣赏“你看，多悲壮啊！

你该鼓掌了！

”当电影爱好者被镜头创的稀巴碎的时候，舞蹈生从另一个角度(从业)提出了她们的想法“观众是舞剧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出现观众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不加观众那你为什么要叫舞剧电影呢？

”“我认为这部剧降低了大众对于舞剧的观演门槛”回到标题，也许舞剧中观众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是电影艺术，真的需要频繁打破第四面墙出现观众吗？

对于电影来说，买票去电影院的我们，才应该是观众吧。

着重一提，电影主演跳的非常好！

跳舞部分的编排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总之，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是一部普通电影爱好者去看会如坐针毡，骂骂咧咧的的作品，但是对于对舞剧感兴趣纯看舞蹈还算对得起票钱的作品。

这部电影我觉得很好非常好。

如果艺术形式一尘不变，舞台艺术呈现形式如果不能被打破，那在如今科技、审美飞速发展的今天，哪怕演一千场一万场甚至一亿场终将会被湮没在历史中。

这部电影不能用传统的舞剧思维去审视，不能用传统的剧情电影思维去观看，更不能用纪录片思维给影片来定义。

这部影片是一种全新的艺术形式是一种艺术的新范式，是对舞蹈空间、舞台调度、电影画面内外调度、音响音乐的叙事表意功能、舞台装置艺术和镜头调度转场的一次大胆乃至颠覆性的尝试。

镜头游走于虚实之间，游走于舞台与实景之间，游走于观众和演员之间。

有斯坦尼体系的基础，有布莱希特体系的影子，有梅兰芳为代表的中国京剧体系的内涵。

一种创新的虚实结合方式，这种方式不再是口号式的融合，而是润物细无声的融合很自然。

冲突式的融入了赛博朋克的时尚感，蒙克风格的天空的油画质感，看似风格杂乱，实则不正是说明了当时社会文化的冲突，阶级的冲突和人性的冲突吗？

摩斯密码的雨滴隐藏着革命的密码、烈士的密码，其中深意并非传统舞剧所能呈现的。

所以请舞剧迷们跳出舞剧思维来观赏这部影片，用创新的眼光和思维来看待这部影片，你会发现新的大陆。

已被确定为6月15日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大片、6月18日全国上映的舞剧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以舞台的假定性与电影的纪实性之结合，完成了凄美、壮美、唯美“三美一体”的红色IP叙事。

巨大的看不甚清晰的脸部，布满了整个银幕。

朦胧的晨曦中，宝塔山前，八路军战士李侠缓缓脱下军帽，同样的朦胧中，纺织女工兰芬慢慢脱下白色的工作帽；李侠一袭长衫，戴上那副具有标志性的圆形眼镜，长长织布机前的身材修长的兰芬换上粉色的旗袍，高高举起全剧中须臾不曾离的那只黑色手提包；最后战士李侠庄重地举起右手，向着延河之滨巍巍宝塔敬礼……就像一幅湿漉漉的水墨画。

5月27日，上海解放75周年当晚，由上海歌舞团携手上海尚世影业有限公司推出的舞剧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就这样撩开了她神秘的面纱。

这部长达90分钟，只有一句画外音的影片令在场的观众热泪盈眶，心潮激荡。

放映结束，全场观众依然沉浸在剧中，最后才爆发出呼啸的欢呼和热烈的掌声。

这是上海这座光荣之城、英雄之城、伟大之城写给新中国成立75周年的一封红色情书。

1948年12月30日凌晨，潜伏上海12年、负责秘密电台的地下党员李白被捕，他宁死不屈，就在上海解放的20天前，他英勇牺牲。

从生活到艺术，1958年，孙道临主演的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上映，主人公李侠头戴耳机，向延安发出最后一份电报时冷峻英俊的英雄形象，成为中国电影不可磨灭的经典的时代记忆之一。

2018年，上海歌舞团创排了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首演轰动，全国巡演近620场，魅力不减，激起了巨大的观演狂飙，不乏连续刷剧、追剧者，甚至难以想象地出现了连刷50场的热情观众。

这部舞剧也成为了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现象级舞剧。

我一直担心舞剧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如何面对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

令人欣慰的是，出身文艺世家的电影导演郑大圣，以其深厚的艺术修养和艺术感觉，调动了主演王佳俊和朱洁静这两位青年舞者潜在的艺术天赋，以高度电影化的叙事语言，激发出舞剧巨大的新质审美能量。

除了进剧场，又有一种打开舞剧美丽的全新方式——舞剧电影。

审美，打开历史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给人的艺术震撼也是多种多样平行不悖的，哪怕面对的是同一对象。

影片不是舞剧拷贝和翻拍，而是一种全新的解读和再现，是对舞剧结构的分解和重构。

影片开始的“长河无声奔去，唯爱与信念永存”的引子和“我想念你们”的结尾，如一本大书的封面和封底，遥相呼应。

而那段充满着上海烟火气息，涂满唯美主义色彩，在《渔光曲》旋律中展开的身着旗袍手执蒲扇的群舞，则先声夺人地成为影片正式开始的第一场。

而那段婀娜的舞蹈律动中，穿插了光斑闪烁动荡不安的旧上海黑白纪录片画面。

全片中还不时出现上海街头弄堂日常生活的画面，荡气回肠的英雄主义和辅以扑面而来的市井气息，给人广阔的联想。

影片充分发挥了电影蒙太奇镜头转换、组接自由流动的灵动性，丰富拓展了舞台表演的内涵。

在镜头摇移推拉的镜头运动中，展现了李侠发报时，话务机、收音机、楼梯、阁楼的战斗环境；兰芬画眉毛、结围巾、吃早餐的细节；电梯中与女特务柳妮娜不期而遇穿插了拷打的镣铐声、惨叫声；李侠阅读带血报纸之际独舞的极度悲痛、传递情报三人舞的心理高度紧张，就连面部表情都在特写镜头中得到了有力的表现。

小裁缝牺牲的那场戏，从电车里他抢下李侠脖子上红围巾的一瞬间，镜头始终聚焦，直到枪响那一刻他倒在潮湿的电车路轨旁。

红围巾、白兰花充满画面，卖花女孩消瘦的身影飘然而过，虚化的白色背景前，观众看到李侠在教小战士读书识字的动人情景，镜头又突然回到面向着观众的剧场舞台…… 我非常欣赏青年舞者王佳俊和朱洁静在影片中的表现。

他们不断突破自我，升华了艺术表演，其才华不仅在动作的飘逸舒展，还在情节节点上有爆发力的高超的肢体语言，而且进一步发挥了连电影表演艺术家潘虹都赞叹不已的体验人物内心的能力，刻画了人物感情世界和内在精神气质，实现了“舞蹈生活化，生活舞蹈化”的结合。

李侠看到战友牺牲的内心悲痛和克制、发报时如战士一般的坚定，以及书生的儒雅、牺牲前的从容；兰芬诀别爱人生离死别时的悲痛欲绝，还有双人舞目光交集时流露出的甜蜜爱意——所有的肢体律动都写在眉眼之间。

他们气息相通，舞姿饱含情感浓度，达到了表演和生活、演员和角色、灵魂和肉体高度融合的审美境界。

他们对非舞台表演的强大适应能力，即使经过镜头的特写，依然经得起我们严厉的挑剔。

他们让我们感受到了共产党人在白色恐怖下险恶环境中内心深刻的信仰力量，还有并肩战斗的夫妻之间平静朴素真挚且坚定不移的爱。

而1958年孙道临让我们怀念了几十年的声音，“同志们，永别了。

我想念你们！

”在霞光中回荡，作为影片的结尾，堪称神来之笔。

舞剧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以舞台的假定定性与电影的纪实性之结合，完成了凄美、壮美、唯美“三美一体”的红色IP叙事。

一直想去看永不消逝的电波舞剧，前几年已经买了票，因为疫情被取消了耿耿于怀。

看到线上这个以为是和人艺话剧那种全程高清录像，结果发现不是，才后知后觉想到，这大概和只此青绿一样，是把舞蹈舞剧转为了电影。

只此青绿没有看，毕竟舞蹈的时长有限，可能扩充成电影要增加很多内容？

但永不消逝的电波本就是舞剧，转成电影感觉有点不伦不类。

从情节和细节上是丰富了很多，但整个作品被切割得非常碎片，既不能让观众像看电影那样进入或代入剧情，也不能像看舞台剧一样欣赏到足够优秀的舞蹈表演。

但还是感叹一句，别说舞蹈专业了，但说表演表情，演员们也比流量们优秀专业太多了。

第一次看舞台剧电影，看的是杭州路演场。

迟了一小会，但是提早离场了。

🩵优点：1️⃣画面很精美 ，看得出来是舞台剧演员导演领域的拔尖老师们制作的。

场地 画质色彩 氛围都很到位。

演员们外形 身材 妆造都很话剧演员。

还有觉得旗袍好好看。

2️⃣全片是默片 没有台词，这种形式很新鲜。

🩵缺点1️⃣题材小众，容易觉得无聊。

拍的人可能很用心，但是不太能靠个人买账 ，需要组织买账。

2️⃣观影人员审美音乐门槛有要求。

3️⃣电影题材 拍摄手法 内核 即使结合了新形式，还是觉得很老套。

4️⃣本电影导演的镜头好晃啊，一直转来转去，觉得有点没看懂。

🩵私心：1️⃣电影会有越来越多的形式素材。

这是大趋势。

因为它可以不限时间空间场地，可以结合互联网被更久远的保留下来。

2️⃣但其实我认为舞台剧是不适合作为电影的。

舞台剧要的就是一个即时表演，要的是观众沉浸 ，以及一部分的观众演员互动。

而这个在电影中是无法完成的，只有一个单向体验的过程。

《永不消逝的电波》是一部令人震撼的舞剧作品，朱洁静在其中担任主演，她的表演无疑为这部作品增色不少。

整部舞剧以电波为线索，展现了抗战时期地下工作者的英勇与牺牲。

朱洁静在剧中的表现尤为出色，她以精湛的舞技和深情的表演，将角色的内心世界展现得淋漓尽致。

无论是与敌人斗智斗勇的紧张刺激，还是与战友并肩作战的感人至深，她都诠释得恰到好处，让人感受到了那个特殊时期人们的坚韧与勇气。

舞剧的编排也十分精彩，通过多媒体的运用和舞美的设计，营造出了逼真的历史场景。

尤其是暴雨的投影和报纸上的文字变化成电波密码，这些创意的设计让观众仿佛置身于那个时代，感受到了那份紧张与刺激。

总之，《永不消逝的电波》是一部值得一看再看的舞剧作品。

朱洁静的表演、舞剧的编排以及多媒体的运用都让人印象深刻。

这部作品不仅展现了抗战时期地下工作者的英勇与牺牲，更传递了一种坚韧不拔、勇往直前的精神。

这两年正好有两部舞剧电影上映，《永不消逝的电波》和《只此青绿》，两部电影都源自于两部业已成名的舞剧作品，都期望在舞剧电影化的创作中做出一些创新尝试。

但从结果来看，《永》剧不如《青绿》成功，从豆瓣6.6和8.1的评分差距就能看出不少观众的评价倾向。

《永》剧电影版我特意看过两遍，感受大致相同，我认为有三方面的原因值得探讨：1、叙述时空和视角太多。

除开常规的舞台时空外，还有现实街景时空；摄影棚街景时空；纪录片旧时影像时空；以及写意背景视角和舞台反打观众席视角。

六种时空视角的切换有些让观众眼花缭乱。

2、舞剧原则上属于大景别视角欣赏艺术，强调表演者形体动作及舞者、舞台关系，而影片采用了过多的近景中景景别，对于舞蹈呈现有所破坏。

3、过高的剪辑频率破坏了舞蹈呈现的流畅感，有些抒情舞蹈段落镜头只有2、3秒甚至1秒时长，打破了整体美感，以个人感受这类抒情片段更适于使用长镜头呈现，便于观众产生视觉情感共鸣。

当然，我不太认同有些观众认为导演主创“不懂舞剧”或者“不尊重舞剧”的说法，导演郑大圣作为戏剧名门之后这方面的艺术修养应该是足够的。

我认为以上问题的出现可能是属于主创对于舞剧电影的一些有意的探索性尝试，只不过这些尝试可能不被很多观众认可，但即便是不成功，也是一些失败经验的积累，对于今后舞剧电影的创作都是有价值的。

舞剧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以同名舞剧为蓝本，以影像为媒介，用多层级的空间和饱满强烈的视听效果，给观众带来耳目一新的体验。

这部作品用多元化的素材、多样化的手法，广泛吸收了舞台艺术、舞蹈艺术、纪录片艺术、数字艺术的精华融为一体，创造了一种全新且纯粹的电影形态。

一、叙事带着对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的印象走进影院的观众，恐怕会觉得舞剧电影版本的呈现并不吻合预设。

但是稍作辨识，应当能较快地领会到创作者的出发点——对电影来说，舞台演出是它的资源，是它的手段。

观众会渐渐随着扎实的情境勾勒、灵活的时空处理，渐入到属于电影的叙事进程中。

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的叙事，情感表达充分而细腻，因而显得比较清晰、固定和完整。

舞剧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则不再忠于某一段舞蹈甚至某一支舞蹈的完全呈现，而是根据情节和情绪的需要，将变动的景别、变动的场景与肢体展示相编织，形成综合的视听感受。

舞剧电影的本质仍是电影，追求电影的叙事是创作的题中之义，但电影的叙事在完成度上是否要强烈到覆盖舞台的叙事？

由于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在内容与形式上结合几乎天衣无缝，影像也较为丰富，所以想要彻底颠覆舞剧版本的叙事难度很大；而另起炉灶地重述一个纯电影样式的《永不消逝的电波》，则是另外一次创作。

我是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的编剧，没有参与电影剧本的改编，从舞剧电影的呈现来看，总导演郑大圣的创作动机首先便是有尊严的，值得敬佩的。

以近期一些改编文学名著的舞台演出为例，因为过分担心被打上“背离原著”的标签，戏剧演出有时以牺牲自身魅力为代价，选择照抄原著文字、让演员在台上“朗读”这种风险较低的改编手法，试图借助文学语言来代替戏剧语言，这样的改编处理，被骂的风险小了，但是戏剧的艺术自信心也就打了折扣。

相较之下，郑大圣导演的改变手法体现出了强烈的职业自主意识，舞剧电影中叙事形式的设计，不曾背离电影艺术的本质。

二、空间舞剧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充分活用了舞台空间、假定空间和真实空间，影像中的真实与幻觉不受到某一种固定的美学原则的约束，以丰富多彩的视觉意象，完成对内涵的意会。

在影片中，总体上可以提炼出三重空间。

第一个空间是电影最重要故事背景空间，即解放前上海如火如荼的地下斗争现场。

革命英烈的真实经历，为后来的文艺创作提供了巨大的红色资源。

李白烈士夫妇，以及他们的战友，在解放前夕传递情报的工作与斗争，是后来许多谍战题材所共享的历史背景与素材。

舞剧电影用影像历史档案的那种原始而粗粝的质感，帮助观众重返历史现场。

纪录片影像空间，在调性和节奏上与其他空间大相径庭，可以视为导演对真实历史现场的刻意强调。

当我看到王孝和被枪决前的黑白照片，看到李侠原型李白的生活照，联想之下，瞬间泪崩。

第二个空间是舞剧表演空间。

这一层空间也具有较大的自由度，有时在舞台上演出，也不去刻意抹平舞台空间本身的印记，直接上剧场空间“穿帮”。

例如地板上的地标、划痕，舞台两侧的幕布、后台、吊杆等，都随着镜头的移动而构成了清晰的演出空间实感。

舞剧的表演空间有时也在实景中，卧室、街道、报社、旗袍店等，填补了舞台空间不方便做出来的细节和质地，增强了影像视觉上的品质感和人文感。

还有一些舞蹈表演空间是没有实际上对应的，类似于主人公的意识空间，或者脱离了具体时空的“飞地”，一般用于展现重要的抒情舞蹈段落，如得知兰芬怀孕、李侠回忆战友等，这些空间是人物的情感、记忆、幻想的显现。

李侠与兰芬生离死别时的拥抱，李侠在兰芬的胳膊上轻击出的发报信号，舞台上无法表现这样的特写，但是电影可以，电影在利用舞台表演的同时，也在放大和深化着细节。

第三个空间是以舞台为视点拍摄台下的观众席。

这一个空间虽然出现的画面不多，但是意味和影响可谓深远。

不断出现的台下观众，一方面是完成舞剧演出的现场感，另一方面是完成了电影观众的自我指涉，是受众群体透过一个样本——无论是舞剧还是舞剧电影——集体看到、重温了那个时代。

这构成一种仪式化的提醒，将观看行为上升到意识形态的整合。

我甚至问身边同场观看舞剧电影的上海歌舞团团长，问这是哪一场在哪里的演出，我甚至潜意识中想，那天我是否就坐在台下。

以上三个空间，手法上都没有刻意求“实”，也没有固守舞台空间或电影空间的呈现规则，而是给观众提供了自由进出这个作品的多重“入口”。

在设计和组织这三重空间的过程中，郑大圣导演可谓费尽匠心、用尽才华。

三、导演理念舞剧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目前所创造的艺术价值，有别于此前舞台电影对于经典演出剧目内容的被动记录。

此前的同类创作，多是电影影像呈现为舞台演出呈现服务。

电影艺术技巧或其他艺术门类技巧的运用，以让观众更清楚细致感受舞台演出为基本目标。

舞剧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拥有更鲜明的理念自觉、更复杂的审美理想，不满足于“忠实再现”，而要“创造性表现”。

影片的取景、构图、镜头运动和蒙太奇，均在主动地介入舞台演出，并深化演出的艺术效果。

这是一次有备而来的创新。

在这部舞剧电影的创作在情节和结构上，对舞剧既有沿袭，又有出离；以原作为基准，又不受原作的制约。

从电影到舞剧，又从舞剧到电影，进而诞生出一个新的概念“舞剧电影”，在舞剧与舞剧电影的创作中，我看到了两个创作团队，两个不同艺术行业创作者的自主意识，舞剧总编导韩真、周莉亚，舞剧电影总导演郑大圣，我看到了他们彼此并峙的高大，内心有一种不言自明的惺惺相惜。

对一部作品的关注，不能绕开对创作者的关注，创作者是整部作品风格的奠定者。

郑大圣导演是黄佐临先生的外孙。

佐临先生研究布莱希特体系、中国话剧和中国戏曲，以及三者的有机结合。

佐临先生晚年创排了昆剧《血手记》、话剧《中国梦》，这两部作品在戏剧观念上影响了新时期以来上海乃至中国戏剧的整体创作观念。

郑大圣的母亲是上海影视大导演黄蜀芹女士，她曾导演了讲述戏曲女演员传奇经历的杰作《人·鬼·情》。

这部影片拓展了影像中的舞台空间维度，给舞台空间概念带来全新的理解。

直至今日，我们都不能说有谁在对戏曲舞台演出空间上的洞悉与打开已经超越黄蜀芹导演。

我们通过艺术世家两代电影的作品，看到了郑大圣电影的艺术美学血缘，也加深理解了他“为什么这样”导演家学渊源。

可以这么说，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开创了中国舞剧创作的新范式，中国舞剧在这部作品诞生之前和之后是有很大的不同的。

而作为艺术世家第三代导演郑大圣，由他主导创作的舞剧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今天放映之后，也一定会成为中国舞台艺术电影的新范式。

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是当代舞剧发展的分界线，同名舞剧电影也是当代舞台艺术电影转化的分水岭。

（作者为当代剧作家，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顾问，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朱鹮》《大河之源》，戏曲《金龙与蜉蝣》《班昭》《典妻》等作品编剧。

本文原题为《电影对舞剧的创造性转化——我看舞剧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来源：罗怀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