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德克·巴莱

赛德克·巴莱：台湾原住民的抗日与助日近期上映的台湾电影《赛德克·巴莱》，将“雾社事件”那段台湾原住民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惨烈历史，以一种“向天而殉、向死而歌”的壮烈，推到了观众眼前。

电影在台湾大卖，在大陆虽然票房不佳，但同样收获了丰盛的口碑。

导演接受采访时说“希望自己的作品可以为台湾疗伤”；与台湾相比，大陆遗留的历史创伤更多，这恐怕也正是这部电影在大陆上映的真正意义之所在——但当微博上出现大量拿“高砂义勇队”来否定《赛德克·巴莱》的言论时，我们知道，这种疗伤还很遥远，因为我们的历史观，还相当陈旧和落后。

A面：“雾社事件”不能被简单解读成“抗日起义”“台湾同胞的武装抗日革命虽然一再失利，但反对异族统治的意识已深植人心，永难改变，只不过从民国十年以后，反抗的方式已由武装行动逐渐转移为非武力的思想文化斗争。

在此一段非武力抗日时期，所发生的唯一武装革命，便是‘雾社事件’。

”——这是秦孝仪主编的《国民革命与台湾》一书对“雾社事件”的定性描述，也代表着台湾官方教科书的立场。

但《赛德克·巴莱》告诉我们：事情没这么简单，“抗日”，不是“雾社事件”唯一的内容；在原住民心目中，“抗日”的概念，甚至都不存在。

“雾社事件”起因：日本统治蛮横粗暴，原住民起义反抗1930年，距日本入主台湾进行殖民统治恰恰35年。

就在这一年，10月27日清晨，台湾原住民赛德克族对日本“出草”（即猎首 ），杀死134名日本官员、家长、学童，重伤26名。

随后日本人发起反击，原住民无力抵挡，参与行动的部落几遭灭族，生还者被强制迁至往川中岛（今台湾清流部落）。

这次起义被后世称为“雾社事件”。

原住民这次反抗是日本残暴统治之结果。

长期以来，日本掠夺山地资源，榨取原住民劳力、唆使挑拨，同时封锁他们的生活空间，禁止传统祭仪活动，使他们苦不堪言。

原住民反抗之心年年酝酿，积压多年之后，终于爆发。

台湾教科书把“雾社事件”定性为“台湾原住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英雄史”二战结束后，国民政府认定“雾社事件”为日军残害“中华民族”之行为，并于1953年建立纪念牌坊，把这次起义视作对日本殖民统治的反抗。

国民政府对“雾社事件”的解读模式被延续了下来。

台湾汉族人所撰写的史书大都把“雾社事件”定义为一场“台湾原住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英雄史”，台湾教科书几乎沿袭了这种解读方式，譬如王淑芬、张益仁主编的台湾翰林版教科书就如此讲述“雾社事件”：“除了汉人武力抗日外，原住民各族也因为日本官吏及警察的残暴和压迫，发动一百五十多次的武力抗日事件。

其中最著名的是泰雅族原住民头目莫那鲁道领导的雾社事件。

这些可歌可泣的武力抗日事件，最后在日本残酷镇压下不幸失效。

”但起义幸存者后裔称：“历史课本说我们原住民抗日，我们不是抗日，我们是抗暴”原住民对这种中华民族抗日意义下的解读并不领情。

清流部落的一位原住民大老说：“历史课本说我们原住民抗日，我们不是抗日，我们是抗暴”，“就象是别人打你，你也要打回去一样，很自然啊。

”言下之意，即不论是谁，无论是日本人还是台湾汉族人，只要“打”我们，我们就要反击，原住民反抗的不是特定某个族群，或者专门针对日本，而是反抗残暴统治本身。

“雾社事件”幸存者者后裔邱建堂的看法也与此大同小异：“倘若日人对我族人多一点点尊重，不过于歧视（时常称我族人为蕃人），不过于压榨劳力，此悲剧应可避免。

”原住民这种心态完全可以理解。

原住民所居住之地，资源丰富，历代政权要开发台湾，都要面对原住民的反抗。

无一例外的是，历代政权对反抗的原住民，都进行过残酷的镇压。

把台湾拱手相让给日本的清朝对台湾原住民的吏治，就是恩威并行，抚剿并济，对于未归顺的原住民部落大动干戈。

《赛德克·巴莱》美术指导：除了反抗暴政之外，族人捍卫信仰层面也是存在的除了反抗暴政之外，原住民对信仰的捍卫也是起义原因之一。

《赛德克·巴莱》的美术指导邱若龙说：“‘gaya’世界的赛德克人在日本统治时期，被严格禁止，对主流社会来说，严禁文面、猎首是安定的，但对赛德克人来说，却是阻碍了与其祖先之间的连系，影响巨大，如果日本政府以平等对待，使其风俗渐进式转换，或许不致到这样的境地……‘雾社事件’发生的原因除了反抗暴政之外，族人捍卫信仰层面也是存在的。

”B面：“高砂义勇队”也不能被粗暴解读成“投敌卖国”“雾社事件”后，日本面向原住民募兵，原住民踊跃应征，甚至写血书来表达意愿，遂有著名的“高砂义勇队”。

这距离“雾社事件”才十一年。

在战争期间，这些台湾原住民“日本兵”对日军十分“忠诚”。

台湾官方习惯将“高砂义勇队”定性为“被日本政府设计”“雾社事件”时，日本殖民当局就对原住民的战斗力印象深刻，当时就有将强悍的原住民充当其战争炮灰之念，日本讨伐部队的大佐服部兵次郎曾说：“他们凶狠固然可恨，但若加以熏化善导，他们能在我军领导下，成为军队的一部分”。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立马付诸实践，募集了原住民2万余人，成立“高砂义勇队”。

台湾官方对“高砂义勇队”的定性，与台湾政治大学的傅琪贻教授的说法基本一致：“所谓‘高砂义勇队’，其中充满了日本侵略者对台湾少数民族的诱骗和诡计。

台湾的少数民族被送到南洋是被日本政府设计的。

从陆军大臣东条英机，他就有意要利用台湾的原住民，因为到南洋打仗日本就不适合，那怎么设计呢？

叫‘志愿’，这个部落要3个人，或者是4个人，最多是一次去3个人左右，就这样送去。

在1942年到1943年间，台湾少数民族分7到8次，每次几千人到上万人不等，被日本强迫送到东南亚战场。

他们被送去的名称大部分都是农耕队啦，或者是军夫的名称，到了那里就被全部投入战场，而且是第一线的，最先锋的，破坏美军基地，空军基地，先导部队，最后接到死亡的命令，就是你们都要死。

奔赴战场的少数民族青年当中，很多人都死在了战场。

”换言之，即认为这支部队的前因后果，都是日本殖民者“诱骗和诡计”的结果。

[详细]原住民高聪义却说：“当时大家都觉得当兵是一件光荣的事，即使战死也心甘情愿”日本面向原住民募兵时，原住民较为踊跃应征参军的，甚至有年轻人写血书表达参军欲望。

为什么他们对于参军如此热情？

回到那个年代，愿意平心静气分析的话，这背后是有历史和现实的考虑的。

“雾社起义”后，日本殖民当局修正了对原住民的歧视和镇压政策，加速推行对原住民的“皇民化”政策。

原住民被“皇民化”熏陶多年，不少年轻人认为参加“皇军”就是效忠“天皇”，有一份血书写道：“天皇陛下万岁，我是日本男子，具有大和魂，无论如何辛苦，为了天皇陛下，为了国家，一概不以为苦。

请收我为军夫。

”原住民高聪义说：“当时年轻人被问何时当兵，就像今天问人‘吃饱饭没’般自然，当时大家都觉得当兵是一件光荣的事，即使战死也心甘情愿。

”他在1943 年7 月也写了血书。

高砂义勇队队员杨清课老人说：“蔚为可观的高薪，也是一个极大的诱惑”除了日本的“皇民化”教育外，原住民也出于现实考虑去参军的。

“高砂义勇队”队员杨清课老人如此回忆当时入伍缘由：挣钱也是日本允诺给每个当兵者每月工资82 元（日币），这对当时少有现金收入的原住民来说，无疑是蔚为可观的高薪，也是一个极大的诱惑。

当然，从众心理也是其中一个因素。

在当时。

日本人对原住民的心理进行强烈刺激，一面向原住民小姐教育说“没参加义勇队的，不是男人”；另一面又向原住民青年说“这些小姐认为，不参加高砂队的，不是男人。

”朝鲜士兵金在渊评价高砂义勇队：“自己不吃，有人却在运送粮食的途中饥饿而死”在战争期间，这些台湾原住民“日本兵”对日军十分“忠诚”。

1974年，在日本投降29年之后，一名高砂义勇队队员，在印度被发现，被称为“最后的皇军”。

他是台湾原住民，汉名叫李光辉，本族名叫史尼雍。

李光辉被派住太平洋战场，驻守摩罗泰岛。

他不知道日本投降，直到1974年被发现时，他还在“坚守”，仍然保留着战争年代使用的三八式步枪、十八发子弹、军用水壶和钢盔。

高砂义勇队的“忠诚”在其他的记录中也见证到。

朝鲜人金在渊谈到他对台湾高砂义勇队的印象“高砂义勇队，替我们的部队运送军粮来，我们对于他们的‘诚实’感到讶异。

自己不吃，有人却在运送粮食的途中饥饿而死。

要是我的话，饿了，就自己把粮食吃了。

”金在渊对这种“忠诚”的理解：“不管如何，高砂义勇队员是朴直的吧”高砂义勇队对于日本的“忠诚”，不只是被日本同化了就可以完全解释。

原住民的“忠诚”部分源自自身“朴直”人性。

朝鲜人金在渊说：“（我们）绝不会像他们一样，为日本军在道义上尽情分而身亡。

真是没有那么愚蠢（荒谬）的事了。

不管如何，高砂义勇队员是朴直的吧？！

他们是为了日本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若是朝鲜人志愿兵的话，首先会考虑自己的存活而无他。

”同时，原住民的尚武传统与好争战功的意识也间接造就了他们对日本的“忠诚”。

曾和高砂义勇队共事过的日本人石井敏熊大尉就这样归纳他对原住民的观感：“高砂义勇队有极高的责任感……同一部落出身的高砂义勇队，对战功的竞争意识比想象中的还强；如有同伴受到奖赏，其必也努力争取战功，以免返回部落受到族人的耻笑。

”如何理解原住民既抗日又助日？

“雾社事件”后原住民与日本之间结下血海深仇，10年后他们却作为日本兵为日本效力。

抗日之时，有“向天而殉、向死而歌”的壮烈；助日之时，又有宁愿自己饿死而绝不偷吃军粮的“忠诚”。

如何理解这中间的巨大反差？

原住民“立法委员”高金素梅：我们不太有国家的观念，只有族群跟族群的观念原住民说：“我们不是抗日”，这对于许多从出生之日起，就被灌输了“国家”观念的人来说，确实很难理解。

他们明明在抗击日本，为何不自称“抗日”呢？

其实，“国家”只是头脑中的想象共同体，民族国家的概念很晚才在台湾形成。

原住民长期生活于高山密林，头脑里并没有这种外来的“国家”观念。

对于他们说，“日本”是不存在的，“日本人”跟汉族人一样都是异族，谁侵犯我们，我们就反抗。

正如台湾原住民“立法委员”高金素梅说：“在原住民看来，台湾只有汉族和原住民族群之分，我们不太有国家的观念，只有族群跟族群的观念。

就像电影《赛德克·巴莱》里说的，我们清楚知道自己族群的领地在哪里，你要是跨到我领域来的话，我们一定要锄草。

日本殖民时代是对原住民伤害最强烈的，他们用暴力，用所谓的法律限制原住民的生活，剥夺我们的土地。

直到日本人走了，‘中华民国’进来了，他们承接了日本殖民时期的制度，一直到现在。

”《赛德克·巴莱》的导演魏徳圣也有跟高金素梅相同的阐述：“但从另一方面去讲，正是人们所接受的伦理教育或者其它现代教育使得他们很难再偏执地相信某些信念了……如果我们站在历史的原点去重新看待这个问题，现在人们所说的‘民族仇恨’根本就不存在。

它只是人们的假想敌，而这些假想敌本来就应该被放逐到外星球才对。

”　莫那鲁道的曾侄：政治上的种种做法，和我们本身的生存没有关系雾社事件后，赛德克人几乎遭灭族。

赛德克人后人担心，重提事件或许造成革命，为了生存下来，赛德克人选择淡忘。

莫那鲁道的曾侄孙蔡光吉表达了这一看法：“对于我的孩子，不会再细讲雾社事件，我只向他们传承一个血缘关系，我们家和莫那鲁道的血亲关系。

雾社事件已经造成我们族人的几近灭亡，从我父亲那一代才开始重新萌芽，我们的使命是事件以后努力延续生命。

事件的再提起，或许最严重者会造成革命，革命会造成再一次的灭族，那是我们最不愿意见到的。

国民政府以后，即使名称上称我们泰雅族，我们仍是教育孩子们，我们就是赛德克人，不管是名称上心灵上或认同上，我们就是赛德克人，始终存在。

政治上的种种做法，和我们本身的生存没有关系。

”　因此，也就不难理解，在“雾社事件”余生者的后裔中，有一些“历史和解”的声音，一位余生者说：“祖辈从没教导子孙任何事件后的仇恨，只说‘日本人太过分’，本族同胞在日本人离开后，应该忘却受日本人操弄所发生的不愉快事件，通婚并携手共创未来。

”也曾有台湾牧师建议设立“和解日”，让台湾不同的原住民族群以及日本的代表共聚一堂，依照赛德克人传统律法举行“和解祭”。

结语直斥高砂义勇队是“汉奸”、“走狗”是容易的，正如简单地将“雾社事件”定义为“抗日壮举”一般。

不能讲这种定性没有依据，但这种定性却粗暴地剥离了历史的真相，因为真相必然是多维度的，而不是非此即彼，非黑即白。

“抗日”、“汉奸”一类的词汇，都是民族国家语境下的政治概念，对尚处在部落状态的原住民而言，这种政治概念根本是不存在的。

所以，对于后人来说，如何严肃诚恳地思考那个时代原住民所处的时代背景，设身处地去感受和尊重他们所面临的环境，既可以衡量一个民族的胸怀和深度，也考验着我们面对历史幽深的伤口，自我疗伤的能力。

所以，是时候修正我们的历史观了。

如果我们看完这样一部优秀的电影，却得出一个“《赛德克·巴莱》是好看的，坚决地告诉你我恨谁！

绝不装逼”[详细]的结论，那就实在是太可悲了；电影没有“坚决地告诉你我恨谁”，赛德克·巴莱的后裔们在今天，也无法“坚决地告诉你我恨谁”。

这是一步台湾人拍给台湾人看的电影，各地票房口碑都不太好，只有在台湾票房口碑双收。

导演还是借由历史唤醒台湾人的民族独立精神，不要被大陆“殖民”了之后忘了根，不要做夹在两岸里的懦弱之人，到反抗的时候不要做台湾人的“叛徒”。

唉，已经被无数夹带私货的台湾导演给弄怕了，之前的还愿，还有电视剧里的争议地图，只能说防人之心不可无，他们最喜欢做一个优秀的作品里面夹带私货，然后看我们大陆人不停的吹，之前的盛况大家应该也已经见过了。

前路艱辛，我走此路：《賽德克巴萊‧太陽旗》觀後心得 「（導演）魏德聖是條漢子。

」在上映前，《賽德克巴萊》的花邊新聞幾乎比電影本身還要搶眼，焦點大約放在花了多少錢、費了多少心力、背後又有多少人慷慨解囊之類的；對於魏德聖其人也是有褒有貶，唯一有共識的大概是：這傢伙說得出，而且還真的給他做到了。

真是條漢子，夠有種！

對於電影以外的事情不予評論，單看其作品本身，也確實帶著一股濃濃的倔味，強硬地聲明：我要這樣！

為什麼？

因為這樣是對的！

真是對的嗎？

許多事情其實很難評斷對錯，只有取捨。

而以《賽德克巴萊》這種大型商業電影的預算等級（請別拿好萊塢那種妖怪成本來對比，回歸到最初聽到這部花了七億去拍的史上最貴「國片」來衡量），真的是對的嗎？

我覺得魏德聖最有種的一點，就是明明花了大型商業片的預算，《賽德克巴萊》卻不算一部商業電影。

不管其目的或格局都不是。

他要的遠比那大多了。

＊ ＊ ＊「……永遠不要把電影當作一個賺錢的工具，它的力量比你想像的還大……如果你把它看小，那它就小小地做給你看，但如果把它看大，它可以很具規模地呈現在你眼前。

」「千萬不要把電影當作一件圖利的工具，如果你這樣想，你對不起它，它也會對不起你。

」上述這兩段話節錄自《導演‧巴萊》，可以看出他超浪漫的一面；同時也看得出他事實上並不是個商業片導演，儘管曾拍過台灣最賺錢的商業電影〈海角七號〉。

舉個例子，你就很難想像麥可貝說出這種理想快滿溢出來的話。

商業電影中，電影就是生意，不多不少是個賣給觀眾的產品，我提供心目中你要的最佳娛樂，你花錢來買。

姑且不論麥大叔那種極端的例子，說說手段比他高明許多的詹姆斯柯麥隆，實現了充滿他夢想的潘朵拉星球，背後推動的思維還是與商業考量脫不了關係：如何要觀眾心甘情願地為我這個夢想買單？

因為要他們買單，所以，商業電影絕不能去挑釁觀眾。

當然也不能太乖，太乖就嫌平庸，多少得衝撞到一些現有結構，帶點適量的叛逆。

比如《阿凡達》裡面闡述的高貴野蠻人幻想，雖然早已退流行卻因此帶有復古的魅力，重新喚起人類對於早已失去的部落生活的渴望以及對於現代科技不滿的擬似解藥，彷彿原始人理當比現代人更懂得如何生活，他們其實什麼都瞭解，只是出於某種更高尚的理念而排斥科技而已。

（如果你身為一個深入納美部落的阿凡達，沒有格蕾絲博士的知識與研究熱情，沒有傑克作為職業軍人的運動神經能融入納美戰士的日常生活，也沒有外星正妹對你獻身，你的潘朵拉生活到底可以多有趣？

人類所謂的自然通常只有人類喜歡的自然而已，不包含蚊蚋寄生蟲傳染病或各種有毒會吃人的動植物……）《阿凡達》的編導選擇讓原始化為智慧與解藥，科技變成邪惡化身，然後讓前者打敗後者，讓觀眾得到一種從現實逃脫的快感，對於潘朵拉那如夢般的原始生活滿懷憧憬；但它其實什麼也沒證明，亦沒有給世界帶來任何新的認知，那些對於商業電影而言都是太過沈重的東西因而無此必要。

而且它成功了。

商業電影無須讓觀眾真的去知道什麼他們以前不知道的東西，無須去衝擊既有的認知，無須去挑戰他們的底線，對於文化保存也不用太具使命感。

最佳例子莫過於《梅爾吉伯遜之英雄本色》，這令人印象深刻的「史詩」電影，其實在「歷史」面向來是為人詬病的。

（比如，歷史上的威廉華勒士其實是個領主，不是一無所有的窮小子；跟英格蘭開戰也不是為了愛人被殺而是純屬政治上的考量；片中著名的那場打贏英格蘭軍的大戰也不是在平原開打而是趁英軍過橋過到一半時施以偷襲；當時的蘇格蘭人也不是穿蘇格蘭披肩……）此片曾於2009年被時代雜誌選為「最多歷史錯誤的電影」第二名，被歷史學家評為：「（本片的）歷史事件是不正確的、日期是不正確的、角色也是不正確的、名稱也都不正確、連服裝都不正確，簡言之就是沒有東西是對的。

」；但它依舊成為許多人心目中的經典，儘管有這麼多不真實，或許唯二真實的就是它給人的感動（片中的不屈英雄兩度高喊Freedom絕對是觀眾永難忘懷的記憶）；此外它確實在票房上斬獲甚豐。

如果單純以商業電影考量，毫無疑問是成功了。

上面舉了兩部商業電影的經典之作，只想為其下兩個簡單的註腳，如果真有所謂的戒律，這兩條必定包含其內：1. 別太過挑釁觀眾，所謂的挑釁包括任何可能引起麻煩的議題。

（比如虐殺孩童或動物、好人其實沒那麼好壞人其實也沒那麼壞、太多看似非必要的暴力……）2. 無論真實與否，故事好看最重要。

如果能兼顧當然很好，但若太講究真實會讓故事不好賣，那就去它的真實。

由上述的兩點，可以看出《賽德克巴萊》是多麼大膽的嘗試嗎？

是的，它幾乎都違反了。

魏德聖在電影圈打滾了這麼久，難道這麼淺顯的道理會不懂嗎？

我認為他當然知道，就像賽德克族明知會輸卻還是選擇開戰一樣。

為了某些超乎輸贏之外的理由，他選擇了一條難走的路。

重建一個早已失落的時空、文化與人群到底是如何的環境與文化，才會把獵取人頭當成一種成年必經的儀式並視為理所當然？

歷史課本單純地把這行為定義為「野蠻」，果真如此？

《賽德克巴萊‧太陽旗》沒有辦法將出草這行為背後隱藏的文化含意講述清楚，事實上真不好講。

我查了一堆資料，只能概略理解為某種類似宗教儀式的行為。

不是今天心情好就出草，必然有某些重大的原因得靠這儀式解決，而儀式的前後都有許多嚴格的規範要遵守。

如果出草成功代表祖靈護佑，一切都會因而順利；出草失敗則表示肯定有什麼地方出了問題，必須回去好好檢討。

也或許根本沒有講述的必要。

電影不是國家地理頻道，並非把所有知識塞進去就成功了。

它沒那麼多時間慢慢跟我們分說清楚，卻可以用一種更震撼的方式直接給我們印象。

「活在如此文化底下的，就是像這樣的人。

」很喜歡《導演‧巴萊》裡，當全體賽德克男演員經過特訓到位之後拍的那張合照。

確實給我一種強大的衝擊力。

不像是看到一群人，而較像狼群一般的猛獸。

他們可以擁有像我們習慣的原住民印象：笑容爽朗、能歌善舞；卻也可以非常的殘暴，如果在他們獵殺時，你不巧站在其刀槍之前，就會看到。

電影沒有想要美化這群人，把他們定義為某種失落的美好或者高貴的野蠻，而就只是平淡描寫那段原住民歷史中發生的事情，對於部落間的累世恩怨與相互攻殺僅是陳述而不加渲染與責難，他們只是要守護自己的領域、或說是自己的生活方式，管你是敵對部落、漢人還是日本人，總之侵入獵場就是死路一條。

這或許是更直接描繪出的人性。

儘管並不討好。

原始部落沒有被美化，而代表文明的日本人也沒有被刻意醜化。

除了兩個山地巡察衫浦與吉村一個好色一個個性有問題；其餘代表性的小島（親原住民的代表）、警局長官江川（始終都是那麼和善地說：不用麻煩。

）、乃至其餘眾多的日本人，基本上都沒有惡形惡狀，頂多就是以自己是優秀民族與征服者自居而驕傲而已。

但老實說，這種事情誰不會幹？

如果當時你被生在日本人的家庭，在這被征服的島嶼，你會不自以為是優秀民族而抬起下巴，瞧不起這些搬木頭的蠻人嗎？

如果當時你被生在賽德克的部落，你會不認為這些侵犯己方領域與文化的外來者該死，為自己無法度過彩虹橋而恐懼嗎？

他當然可以描繪一個很簡單的善惡對立，加強日本人的迫害印象，把原住民塑造成悲劇英雄，進而把後續出草的暴力合理化。

但如此一來就無法闡述一個更深刻的概念：其實大家都是同樣的人，各自被生長的環境與文化深深規範著，之間的差異與誤解長期積累下，演成了最終的殺戮。

這樣的結果在最初日人自認「優秀」並試圖「教化」這些蕃人的時刻，就已經埋下遠因了。

簡單的善惡對立能讓人看得爽，淺薄但好賣；後者描述的則是難以言喻且悲哀，肯定不那麼好賣的。

身為一部商業片的導演，會怎麼選擇呢？

魏德聖選擇後者。

因為這才是他心目中「對的答案」，因為他夠有種。

這是為何全片總是瀰漫一種揮之不去的哀傷，那血腥的殺戮便如宿命一般。

兩個文化不同的族群要相互瞭解是異常困難的，即使其中有相對有智慧的人能瞭解，兩個族群普遍也無法接受彼此；即使一方用強勢的手段勉強另一方接受了融合，未來終究會出事。

無掩飾地描繪暴力魏德聖最有種的，應該是最後大出草的處理方式。

身為一個商業片導演怎麼可以這麼赤裸裸地描繪無辜婦孺遭到砍殺呢？

尤其那無辜的婦孺還是屬於敵對方的日本。

他為什麼不學梅伯將原本史上蘇格蘭人偷襲過橋英軍的情節變成在平原上光明正大互毆的精神，生出一個歷史上根本不存在的霧社日本正規軍之類的，然後讓莫那魯道半邊臉塗成藍色大喊衝鋒？

因為歷史就是這樣的。

在霧社死掉的日本人只有少數是受過戰鬥訓練的，多數就像片中那樣，只是當地居民與婦孺。

因為不能任意扭曲歷史，這才是「對的」。

而為了這個「對的」，必須付出每個觀眾看完後不是爽快，而是悶到不行的代價。

先前沒有張牙舞爪的壓迫戲碼，此時只見一群慈眉善目的日本人被一群賽德克人如狼群般舉起了槍枝獵刀，演出一場鮮血狂宴。

穿刺、斷頭、槍擊，不分婦孺，全部屠殺殆盡。

在這場屠殺裡，沒有「美」的存在。

沒有刻意扭曲的武打場面，沒有感人落淚的袍澤情誼，有的只是殺。

「血祭祖靈！

」，一聲大喊下，就連小孩子都拿起了刀劍竹槍，興奮地加入殺戮。

與原著劇本不同的是，裡面的女性角色並非喜悅地迎接這場多年未見的祭典。

「……留在原地的家眷紛紛和上戰場的男人揮手告別，她們的臉上偶有擔憂，但大多數都是帶著驕傲而期待的神情。

」電影很明顯不是這樣處理，當開始血祭的男人們興奮地準備殺下山時，女人們只是漠然地，臉色凝重地看著他們。

後續甚至刻意安排一個老婦人在運動會屠殺的現場，大聲質問：「你們在幹什麼啊！？

」是啊，你們在幹什麼啊？

老婦人在問著，每個被留在部落的女人在問著，背後唱著的歌在問著，每個觀影者心中也在問著。

為什麼非得殺成這樣不可？

你們這樣還配稱作勇士嗎？

當然，這背後牽涉到出草的習俗（出草本來就沒在管對方男女老幼的），牽涉到他們與日本人間的經年仇恨；但即使不扯那些，這也絕非史上罕見的事件。

在刻意美化的電影中，我們鮮少看得到這種慘烈的屠村影像，但不代表它就不存在。

人類早已習慣相互殺戮，只是無法正視，於是必須要找個很好的理由才能動手。

所以當這種大規模殘殺竟然是出於一個自己無法深刻理解的理由（出草），那種苦悶感真是難以言喻。

應該說，殺戮這種事情從來就沒有美過。

所謂英雄或勇士都只是被塑造出來的，實際上幹的就是這麼醜惡的事。

只是當我們被逼得正視這件事情時絕非什麼開心的體驗。

看完這一段漫長的殺戮，你還覺得《賽德克巴萊》是標準的商業電影嗎？

確實不是。

它描繪了某種人類最悲哀的循環，賽德克族今天糾集了六個分社殺了一百三十餘名日本人，下集日本人就會把反抗的賽德克分社弄到近乎全滅。

並非不正視就能抹去這段在人類史上重複演奏過多次的旋律，但敢這麼直接不加多餘色彩地拍出來的導演真的不多。

大出草的收尾也很傑出。

莫那魯道身上並未染上過多鮮血，身上仍背著許多把想拿去支援子弟兵的槍枝，在得知一切結束後終能在公學校的升旗台坐下歇口氣，面對屍橫遍野的廣場。

這個賽德克族反抗的靈魂人物臉上只堆滿了疲累與憂慮，無言地遠眺，下了最好的註腳。

文化保存的意涵儘管魏導很清楚電影跟紀錄片的差別，但有些分界不是那麼容易區分。

最後拉鋸之下的結果，就是被抱怨的：「音樂太多了，雖然很好聽，但……」其實多少能想像導演下刀時的拉扯。

《賽德克巴萊‧太陽旗》的節奏，尤其是後半部份其實是不太順的，雖然也沒有到「拖」的程度，但就是覺得有點該加油門沒有加足，不該踩煞車時卻踩一下，於是一頓一頓的，儘管車子還是在跑，卻沒有很順的感覺。

因為對他而言，這不只是個商品而已，所以不只是修得漂漂亮亮地就好了。

我們經常講一部作品不要太貪心，問題是，下一部如此認真地對待原住民文化的電影到底在哪裡？

在《導演‧巴萊》中，最常提到的句子大概是「崩潰」與「抓狂」，每一關都是難過得要命，像這樣的路有誰敢再走一次呢？

正走在路上的人怎能期待短期間內便有勇士追隨其後呢？

在參加一次關於原住民作家的座談會中，他們提到一句令我印象極深刻的話：「我們是每天都在經歷著『文化失落』的恐懼。

」不能期待某位耆老永遠等在那邊給你詢問記錄，有一天他去世了，許多只有他知道的事情可能也就隨之而去了。

但儘管再努力，好像都趕不上流失的速度。

作為電影人的驕傲，就是記錄在膠卷上的資訊被廣泛地流通保存，可視為某種半永久的存在。

而如果短期內無法期待一定會有相關的電影出現，那把剪片的剪刀重量便異常地沈，上面寄宿了每一位曾幫助過此片、提供過協助或意見的原住民朋友沒有說出口的意念。

所以在編排上，與其精簡情節以增加力度，我覺得他的作法更近於在不過份影響節奏的前提下盡可能塞愈多東西愈好。

那些賽德克族的吟唱、對唱、歌舞，儘管確實有點多，卻也不至於讓人煩躁，因為美感上是夠的。

就某方面而言也可說是知識與劇情俱足，但從對向的角度說就是有點過多而拖累節奏。

但考慮其背後的沈重意義，實不忍苛責。

結語《賽德克巴萊‧太陽旗》在票房上迅速衝得漂亮的數字，儼然要締造影史記錄般，但這光鮮的背後其實不無隱憂。

其一，它是部「只有在台灣才能賣得好」的電影。

（唯一可能因抗日主題而買單的大陸市場已經因為某些不明因素而給此片不合理的惡評；對於其他市場而言，無論「抗日」或者「台灣原住民文化」似乎都不算是非常吸引人的主題。

）其二，它其實不算以商業考量為先的電影，雖然有魏德聖一貫簡明易懂的風格，但主題意涵太過沈重鬱悶，亦不符合一般爽片的規格。

（海角七號看一次爽一次，看十次爽十次，這一片嘛……除非斷頭場面讓你很爽，否則要爽有點難。

）這麼看來，其實真的頗危險。

但有沒有可能達到？

我寧可相信這是個充滿可能性的地方，而非抹殺夢想之地。

不一定要挺國片，但要挺好片？

言之有理。

那麼，我要挺《賽德克巴萊》。

它絕對是好片一部。

http://coolcate.blogspot.com/2011/09/blog-post.html

【期待】看完《太阳旗》，一直惦记着《彩虹桥》。

但桥不如旗。

【阐释】隔一阵总会有一部大众电影能激起学界的强烈阐释欲，比如《色戒》，比如《赛德克·巴莱》。

因为有痛感，所以要表达，因此难以避免这样那样阐释的剩余。

我不怕过度阐释，就怕粗暴的阐释，源于文明的骄傲的粗暴。

比如有人说，四个多小时血战的出发点只是空洞的“骄傲”。

还有人说，莫纳鲁道嘴上讲日本人带来的文明只是让部族人照见自己的贫穷，但他也觉得教育是好东西。

【联想】杀日本同学的部落小孩说，我杀的不是同学，是为了血祭祖灵。

当时听着打了一个激灵，想起“7·5”，并且在那之后不断想到“7·5”。

屠杀的人在举起刀以及利落乃至痛快地挥下去时，觉得自己面对的都不是活生生的个体吧。

接着这个话题的是，【时间】。

有人说再过二十年，部落也就习惯了日本人带来的文明和生活方式。

可谁能告诉我，为什么每隔十年、二十年，伊宁、乌鲁木齐，这里那里，总有惨剧发生？

二十年够长了，为什么伊宁的伤口刚抚平，乌鲁木齐又划一道？

答案不知道，但肯定不是对宗教原教旨进行批判就够解决。

对了，还有人批评魏德圣在电影里没有态度，没有历史观。

可我觉得，这么长时间电影看下来，能够促进你多想一点问题就够了。

文明没有高下之分，认同啊同情之理解啊有些高蹈，那么那么多文明，也认同不过来，不如先做能做的——接受。

心平静气地接受另一种文明、另一种生活仪式的存在。

所以这个电影还是有他不一样的存在价值。

好的编导，就是这样和自己所拍的电影，在灵魂上合二为一。

上海首映式在衡山电影院，影片结束，低调的魏和两名主要演员和观众现场交流，一个光头愤青大喊这电影好，要有这样精神，不愁黄岩岛收不回来，台下也一片叫好，台上主持更是不断显摆民族主义优越感，什么这电影是拍给中国人看的，也是拍给日本人看的，显然，魏所有在电影里面的努力在他们面前基本是属于白费。

他不得不耐心解释他拍这电影的内心冲动，是觉得活着比什么都好，虽然悲壮去死也很感动。

相比《赛德克巴莱》，我认为《与狼共舞》、《勇敢的心》更接近于伪史诗，因为它们给你一面倒的崇高感，让你在电影院里为了那一声freedom绷紧浑身唯一一个膀胱而不愿动弹，其叙事策略非常明确，就是直捣你最愿意看到听到的地方，所有勾勒主人公缺陷的地方，都属于调味的罗勒草，有点清新有点涩，但绝不敢败你的胃口，至于《阿凡达》，更是这方面做到了登峰造极，为了票房，好莱坞的剧本永远牵着观众的鼻子走，他们说，这个叫专业，是很专业，在电影院里大家意淫到高潮，花了钱买快乐，天经又地义。

《赛德克巴莱》一方面以磅礴气势主推抗日主线，但却不断以各种浓重笔墨在消解这个行动的正义性，后者绝对是影响票房的，因为善良的观众不愿意看到英雄有凶残杀戮未成年人的动机，也不愿看到太太们为了男人的尊严不得不选择自尽，更不愿意看到还在啼哭的孩子被扔进山崖，魏已经收敛了，在国际版里我没看到赛德克们如何砍下日本儿童和妇女的头颅，但是，尸横遍野的场景还是暗示了这一点。

只有真正的原始的史诗才敢这么写，写下英雄或神灵身上种种不可思议的残暴与邪恶，而现代人能接受的，却只能是被改装过的玩意儿，超人多好，善良成了他唯一的缺点。

魏挑战公众神经，他不断在影片里抛出同样一个话题：为了祖灵崇拜心理格式，付出几乎灭族的代价是不是符合正义？

这是对票房的一个冒险挑战，没有什么观众喜欢这来自政治伦理学的挑战，因为这挑战让人不舒服，它没有固定答案，到处是伦理陷阱和计算困境，就算你和你的同伴争论到面红耳赤，仍旧找不到可以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

所以那些看客立即将这个话题消解为单纯的抗日，似乎在赶走殖民者这样俗不可耐的革命口号下，一切反思就可以终结。

我甚至怀疑，那些愚蠢的提问者，都是官方早就安排好的五毛，因为这样降低大陆观众智商的提问，也只有五毛们干得出。

也是由于这对不断纠缠的主题和副主题，导致电影在节奏上无法做到和好莱坞史诗电影一样流畅，因为流畅的前提就是让观众不假思索觉得自己特别爽，但这是一部需要你不断停下来思考的电影，虽然魏头脑里商业的那部分不允许他这么做，但这12年，显然他在艺术上的个人意志战胜了票房上的商业逻辑。

不过也许以上这些评论，对中国抗日题材来说实在有些高渺，荧屏上经年累月的那些混帐抗日影视，真不知是哪些龟孙子带领着哪些灰孙子来演的，还个个演得义愤填膺的，还个个演得智勇双全的，还个个演得胜利凯旋的，也不怕走路上被观众呸一口：贱。

（任何人可以转载或使用整体或任何部分的内容，注明出处即可。

）

筆記一下老師的電影筆記，如下：因為〈賽德克‧巴萊〉，有人問我文化的意涵，我試著用簡單明瞭的方式為大家做個小解說，希望有助於理解：Atayal Valai，意謂：真正的人。

泰雅的GAGA相信，人的一生就是邁向Atayal Valai的旅程，並且相信個人有能力成為〝真正的人〞。

成為真正的人必須通過各種試煉，每個老人的人生經驗就凝鑄成為規則、規範、禁忌……，過世的老人成為守護部落的靈。

每一個泰雅人除了遵循GAGA，農耕、狩獵、日常生活行事的決斷有賴〝老人的話〞(kai nkis)、鳥占(sslig)、夢占與祖靈(Utux)。

泰雅人的文面即被認可有資格成為Atayal Valai的人，就必須誓死護衛家族、部落(Alang)，通過責任的擔負與義務(經驗、行止的傳遞給下一代)，死後即可通過彩虹橋(Tu-I Utux)，所有的祖靈在彩虹橋的那一頭迎接，迎接新的Atayal Valai，藉以形成更巨大的靈力，看顧並守候泰雅人的部落。

http://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2335598677749&set=a.2287972647128.138619.1483317143&type=1&theater〈賽德克‧巴萊〉小觀點01歷史上告訴我們，「霧社事件」發生在1930年9月27日，是一場悲壯的抗日事件。

歷史上我們所沒有注意的是：1.「抗日事件」是後人為政權解釋權所加註的詞彙，從族群的角度來看，「反抗帝國壓迫」的「族群生存戰爭」更為適切。

2.從1896年到1920年，日帝台灣總督府對泰雅族至少發動了150場以「前進」為名、武力為實的理蕃鎮壓。

「霧社事件」只是反抗帝國壓迫的其中一次「悲壯的」戰爭。

http://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2335887524970&set=a.2287972647128.138619.1483317143&type=1&theater〈賽德克‧巴萊〉小觀點02賽德克族，2008年4月從泰雅族分出成為台灣原住民族第14族。

太魯閣族，2004年1月14日從泰雅族分出成為台灣原住民族第12族。

泰雅族為台灣最古老的民族(另一為賽夏族)，日本人類學者學術、科學的分類之，清代有雞爪番、黥面蕃或以區域名之。

人類學者伊能嘉矩認為，泰雅族包括兩大群，Atayal (阿泰雅爾群)、Sediq(賽德克亞群)。

主要的民族文化特徵為GAGA/GAYA、語言、起源神話、部落遷移，在日人分類之前，泰雅族並沒有統一的民族命名，一般自稱為「人」，向別人介紹自己時，才加上「哪個部落的人」，不同的流域加稱「哪一條河流的人」。

Sediq(賽德克亞群)的一支(東賽德克群，以中央山脈的白石山大石柱為發祥地)，大約在三四百年前陸續翻越中央山脈遷移到東部的立霧溪、木瓜溪、陶賽溪等地區，族人稱此地為Truku Truwan，後自稱為Truku（太魯閣人）。

留在南投仁愛地區的Sediq有Tgdaya (德克塔雅群)和Toda (都達群)，2008年兩群合併為從泰雅族分出的賽德克族。

這也說明，「霧社事件」反抗日帝的六個部落與屈從日帝(也是被日警脅迫)的五個部落之間因族群不同(德克塔雅群、都達群)的長期恩怨。

日帝即以族群的矛盾、仇恨，迫使屈從日帝的五個部落組成味方蕃(幫助日軍警)作為前進部隊，是典型的「以蕃治蕃」，導致1931年「第二次霧社事件」慘劇，反抗蕃幾被殺戮殆盡，僅存298人後移住川中島(今仁愛鄉清流部落)監管。

http://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2336976392191&set=a.2287972647128.138619.1483317143&type=1&theater〈賽德克‧巴萊〉小觀點031895年日本領有台灣之後，基於對台灣地理的了解與掌握，計畫開築一條「中央橫斷鐵路」。

計畫中的路徑是，通過台灣地理中心，從埔里經霧社、越過能高稜線到花蓮，即今日所稱能高越嶺道。

1897年，總督府陸軍部派遣深堀大尉一行14人組成探險隊，從埔里進入山區勘查卻在霧社地區的天池附近全數被殺，導致日本殖民當局對霧社地區，實施5年的「生計大封鎖」，禁止食鹽、鐵器、布匹、槍彈等生活必需品進入霧社地區。

1901年，日軍開始對霧社地區進行武力討伐。

1902年日軍與賽德克族人在「人止關」爆發了慘烈的戰鬥，雙方死傷慘重，這一戰使得日本人想出了利用原住民相互間的仇怨，設計其自相殘殺的方法以作收漁人之利 。

1903年，日本人利用霧社地區長期遭「生計大封鎖」急迫需要鐵器、食鹽等生活必需品的狀況下，唆使布農族干卓萬社，假裝要提供賽德克族人鐵器以及食鹽相互以物易物為由，在交易之後賽德克族人被勸酒灌醉，200名埋伏的布農族壯丁展開奇襲行動，致賽德克族壯丁有80多人當場被殺，其餘也因重傷或溺水而死，最後泰雅族壯丁僅剩6、7人生還逃回部落，此事件稱「姊妹原事件」或「干卓萬事件」。

經過「姊妹原」一役，霧社地區泰雅族的勢力也逐漸衰退。

此為日後爆發「霧社事件」遠因之一，也再一次加深了賽德克族(以德克塔雅群為主)與布農族干卓萬社的世仇恩怨。

http://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2341098655245&set=a.2287972647128.138619.1483317143&type=1&theater〈賽德克‧巴萊〉小觀點04泰雅人所謂靠山吃山主要指的是刀耕火墾的農作，有農作物，才吃得飽。

大凡以為泰雅人是狩獵的民族，這是後世的側重與偏見。

在祭祀儀式上，小米扮演的重要性遠超過獸肉，可見一斑。

狩獵行為相對於農作，其危險性更高，風雨、土石崩塌、森林裡野獸的攻擊…不一而足，因此，狩獵多採團獵形式。

決定狩獵前，先徵詢長老意見(季節、節慶、紛爭…)，老靈人(mhoni)以夢占判定吉凶，吉者出獵。

出獵時，於部落通往獵場入口行鳥占(ssliq)，吉，由長老行入山儀式，獻酒獻肉頌詞，再行入山進行團獵。

狩獵可做為訓練男子膽識、學習山林智慧、進行共負榮譽與罪責的活動，也是確立部族領域的行動。

所以說，失去了傳統領域的主權，無異是閹割了族群的靈魂，失去靈魂的泰雅人就不能是Atayal Valai(真正的人)，死後亦不能進入祖靈的國度。

傳統領域，即一座泰雅部族的國家，誓死保衛是GAGA的表現，是守住「真正的人」的最低底線。

http://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2342345206408&set=a.2287972647128.138619.1483317143&type=1&theater〈賽德克‧巴萊〉小觀點05大概是1993年吧，一場環境文學的會議把我帶到山東，會期中參觀威海衛的海戰館(中國作為愛國教育的展場)，參觀完之後中國的作家都神情悲淒，我逛完啦，一位上海的作家問著：「悲痛吧！

這甲午戰爭！

」我回答：「是啊！

如果1895年中國不是敗於日本，台灣就不會被割讓，我的祖先(泰雅族)也就不會跟日本人打上150場以上的戰爭，也就不會因為武力相差太多失去家園。

啊！

悲痛──」日帝殖民台灣，其實種下了「霧社事件」的遠因。

日帝據台後，大肆開發山地，掠奪資源，以作為帝國殖民並前進南洋的資本準備。

其中，樟腦是台灣總督府的重要財源，樟樹生長在台灣北部海拔1200公尺以下、南部1800公尺以下的山地，理蕃初期，便以高壓討伐原住民歸順(前期以武力征服北蕃、)，再以武力徹底征服原住民，奴役山胞勞力，以掠奪山地資源，逐步發展日本帝國在台灣殖民地的資本主義化。

日據時期，台灣樟腦出產佔全世界70％，台灣原生樟樹在日據時期幾乎被砍伐殆盡，後來才有部分造林復育及行道樹的種植。

今有原住民族人到森林採靈芝販售以求溫飽的經濟行為，所謂靈芝即生長在枯倒腐爛的牛樟樹。

當年不大量砍伐樟樹，今日整個森林就是野生樟菇(靈芝)的寶藏，足以存續山地資源與族人生活，這些失去的資源，何嘗歸還、補償給原住民？

http://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2342643013853&set=a.2287972647128.138619.1483317143&type=1&theater〈賽德克‧巴萊〉小觀點06MGAGA，外人多稱「出草」，意謂原住民自莽林中躍出割取人頭；在泰雅的信仰裡，MGAGA是決定對錯的方式、是禳災的儀式、是對外宣告主權的行動。

一個部族決定要MGAGA是經過慎重考慮的，個人的MGAGA大多是為了證明自己的清白、正義(如遭誣告、榮譽遭侵害而無人可以旁證時)；兩個家族的MGAGA，通常是涉及家族榮譽與清白(如A家的男子侵犯了B家的女人)；整個部落的MGAGA，則涉及到部落的榮譽、存亡(如他部落侵入獵場、日軍警武力侵犯部落)。

MGAGA行動與否，先要有事件，事件由Nkis(長老群，各家族的長輩)研判討論，無法判定對錯後就由Mhoni(老靈人)執行MGAGA儀式，其結果(對錯)由頭目宣布。

現在一般大都認為泰雅族出草是由頭目決定、帶隊，這是看多了美洲原住民對抗白人的戰爭片，這是不清楚泰雅族傳統的文化社會組織，在泰雅族的社會裡，Mlahu(部落族長)是推舉出來的(有些部落是承襲的，但接位的Mlahu能力不夠，會暫由其他人代位)，Mlahu宣告的決定通常要聆聽Nkis的意見，接著再請Mhoni卜吉凶，然後才由Mlahu帶領族人行動(如歲時、農事祭儀，團獵，征戰)。

MGAGA如果只由Mlahu的意志決定，那就成為了寡頭政治，對部落的存亡都是危險的。

今人談論「霧社事件」都認為是由莫那‧魯道的最終決定所發動，我認為這是崇尚個人英雄主義所致，與Atayal文化社會不合時宜。

http://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2343628318485&set=a.2287972647128.138619.1483317143&type=1&theater〈賽德克‧巴萊〉小觀點07中央原民會成立，為標舉民族文化歌舞，遂有各級歌舞比賽，中小學原住民舞蹈比賽各出奇招，為了讓歌舞效果佳，便揉合了各族歌舞服飾特質，民族文化早已超越了單一民族性質。

以舞步來說，東部近海岸民族因腹地較大，發展出奔放、熱情的文化，身體動作快而大；常駐山裡的民族(泰雅、布農、排灣…)則因部落腹地小，發展出沉穩、肅穆的文化，身體動作慢而小。

參賽時，為了獲得評審青睞，山裡的民族就揉合了東部近海岸民族的大而快的動作。

服飾也是一樣，就以泰雅族來說，女性在舞蹈時穿著的衣服，裙必越過膝蓋，加以綁腿遮蔽小腿，這種「連小腿都不讓你看到」的民族舞蹈服飾其實是說明了泰雅女性對「性、戀愛、婚姻」的尊重與貞節，而不是如今日舞蹈比賽時露出潔白小腿，甚至是，逼近大腿。

1909年間，日人「理蕃」當局下了一道密飭給馬赫坡駐在所日警近藤儀三郎，除了要控制莫那．魯道的抗日密謀外，藉由「和蕃政策」的政治婚姻，娶莫那．魯道之妹特娃絲．魯道為妻，以籠絡和慫恿手段企圖消除莫那．魯道的抗日意識。

然近藤儀三郎秘密失蹤，其妹在隨同赴花蓮途中遭棄，更加深莫那．魯道抗日意識的高漲，莫那．魯道數度鼓吹族人密謀抗日，皆遭日警洞悉而飲恨。

對霧社地區女性的不尊重與拋棄，違背了GAYA的行為，正是發動「霧社事件」的遠因之一。

http://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2346806637941&set=a.2287972647128.138619.1483317143&type=1&theater　〈賽德克‧巴萊〉小觀點08 　　沒有老人，泰雅族的社會就不完整；沒有老人，泰雅的孩子通往「真正的人」的道路上就會缺乏指引、腳步錯亂、心神不寧，以致於會出現精神錯亂的情形。

　　新文明的嫁接不完整，傳統文化就會支離破碎。

這就是後來日據全面統治原住民地區時，泰雅族社會形成逆亂的主因，因為，「真正的人」已日漸模糊。

　　泰雅的老人有幾個重要的層次，第一個層次是家族(utux niang共食團體)的長老，他傳遞家族的口述歷史、主持農耕祭儀、導引日常生活的GAGA；第二個層次是長老群(Nkis)，傳遞整個部落的遷移史、記憶並調和各個家族間的恩痛仇快、傳述傳統領域的範圍與主權宣示、提供對內團結對外遞交與抵禦的智慧給部落領導人(Mrhu)。

第三個層次是老靈人(Mhoni，我不喜歡用「巫醫」、「巫師」這種窄化的詞彙)，老靈人是祖靈與泰雅人的溝通者，能治病、致病、具靈視、知預兆、卜前生今世，是祖靈在人世間的帶(代)領人，也是對內對外最高的預言者。

　　日本人類學家的田野調查已知泰雅老靈人的強大能力，而人類學家大抵是受雇與專事台灣總督府理蕃課，其研究報告是作為理蕃事業的政治服務。

於是泰雅老靈人在理蕃事業成為第一個必須被瓦解、消滅的人，日後的人類學報告將老靈人的功能歸檔分類為治病的巫醫(白巫術)與害人的巫士(黑巫術)，並在所謂的現代醫療進入部落之後，將老靈人污名化，使其帶有精神錯亂、恐怖神秘的特性、具早期歐洲巫女鬼怪的形象而加以隔離、圈禁、酷虐、自生自滅。

　　日據之後的國民政府，老靈人已經不具部落至高無上的權能，有老靈人靈力失傳者、有遁入基督長老天主教信仰隱匿身分者、有家族失去記憶者，獨留白巫術專型傳統治病。

簡單的說，沒有老靈人的泰雅社會，就是殘缺的社會體。

於是今日泰雅人言必稱自己是頭目的家族以自傲自驕，殊不知「頭目」的稱號是帝國給予的名字，泰雅人的Mrhu(部落領導人)其實是整個部落的被動的行動者，有何驕傲可言？

因為，泰雅人一生追求的是成為Atayal Valai(完整的人)，每個人都可以成為獨立自主而完滿的人，平等、公義、完整，這才是泰雅人真實的靈魂。

　　 　　http://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2346806637941&set=a.2287972647128.138619.1483317143&type=1&theater ＜賽德克.巴萊＞小觀點09 　　「文明／野蠻」作為一組對立的文化辭彙，其實是不倫不類的，進一步說，是自誇於文明的視角將它者編碼為野蠻(落後、愚昧、殘忍)。

　　於是，文明的西方歐洲視美洲為野蠻國度；文明的美洲白人將原住民視為印地安野蠻民族；文明的西方列強視閉鎖的中國為野蠻；文明的中國又視四方為蠻夷 　　；文明的日帝殖民台灣，則台灣人被視為蒙昧落後骯髒的低賤民族，台灣原住民更是岡松參太郎論述下的禽獸（既然日本帝國以「蕃地」在經濟上或財政上的利益為主，因此不需要把「蕃人」當人看待，對待「蕃人」不以宗教家或慈善家的人道主義處理，也不必從法律技巧去謀求解決方案。

因為「蕃人」為類似禽獸的「劣等人種」，與優秀人種一接觸，即被同化或走向滅亡之途。

──理蕃策） 　　這是將自己的文明凌駕他者的意識形態，是簡化了「文明／野蠻」的文化意涵，更是視他者為無文明的霸權思想。

　　「霧社事件」乃至於原住民各族的反抗事件，正是這種將人視為非人、將文明對立於野蠻的意識形態的反對。

　　從文化的觀點看，我以為「文明／荒野」的詞彙更為適切。

　　原住民族相對於發展出現代文明的民族，早已發展出綠色的、環境的、資源共享的荒野文化。

今日環境過度的開發、漠視荒野文明的文化智慧，已使得荒野文化向現代文明進行愈加嚴酷的反撲。

　　今日的世界，我以為並非是「文明／荒野」的對立，而是「文明／荒野」的文化拔河，端賴人類創造的文明有多少智慧下出正確的決定。

　　http://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2348401677816&set=a.2287972647128.138619.1483317143&type=1&theater〈賽德克‧巴萊〉小觀點10戰爭，屈人之兵，以戰勝為原則，戰勝者常對戰敗者施以毀滅、使其無反抗的餘力，因此，圍城、屠城、消滅、焚村……手段不一而足，必使對手投降、訂定屈辱的條約。

戰爭之所以醜惡，正在於消除對手自主的人格，人成為戰爭底下的「物件」，人不再是人。

泰雅族的MGAGA(出草)，並非是戰爭行為，目的也不在屈人之兵，結果不在於使對方「投降」，MGAGA是種宗教儀式，目的在獲取能力的靈(人頭)，帶到敵首架上，七日晨昏餵以酒食，歌唱之、讚頌之，是有力量的靈魂朋友。

泰雅族部落之間的MGAGA，因此就沒有毀村滅社的情事，如有誤判，雙方就要進行Sbalay(追求真相的和解儀式)，雙方在界河邊舉行儀式，殺一頭豬，真相被解開了，雙方協定賠償事宜，再將豬血流入河水，各自的仇恨如水流遠去，於是才能Sbalay(泰雅語的意思是：相親相愛)。

日據台灣總督府的理蕃事業，即是以現代戰爭進行毀村滅社的屈辱人性的行為。

日人通常對被綏撫部落施以「歸順式」(投降儀式)，但是對泰雅人來說，侵犯傳統領域、焚燒部落、大規模的殺戮等等事件，在沒有進行追求真相之前，怎麼會有和解？

沒有和解，泰雅人怎麼和日人相親相愛呢？

「霧社事件」發生之後，日人震驚於台中廳六個模範部落(日本化、皇民化最成功的部落)之一的霧社居然發生反抗事件，原因無他，沒有追求真相的和解儀式是假的儀式，更何況是「歸順式」，Atayal的生命價值觀根本就沒有「投降」這個現代的、文明的殘酷的語彙。

http://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2349405342907&set=a.2287972647128.138619.1483317143&type=1&theater＜賽德克‧巴萊＞小觀點11我的父親出生在日據時期的1935年，最懷念孩童時期的日本老師，也同樣最畏懼部落的警察，偏偏懷念與畏懼的是同一個人。

到了青少年，日頭紅炎炎換置為青天白日滿地紅，大片的紅血仍舊佔據旗面大部分，以致於認為「國家」是個歡喜噬血的傢伙。

參加過「八二三炮戰」，戰爭期間在暗夜中冒死割取被砲彈擊斃的牛隻肉體，烹煮牛肉麵條救活一群嗷嗷待哺的膽小阿兵哥(包括臉餓凹一片的副連與班長)。

退役返回部落，土地全被懂得法令文字的村長(族人、叔叔)變賣了了。

活到六十歲時，還不會(不敢)坐客運車，以為客運車有種族歧視會隨意將他拋棄在某個陌生而駭人的都市叢林。

三年前大去之時已經垂垂老矣，嘴巴裡吐出兩個國家的名字，心中隱藏一座部落。

我的父親只是泰雅人在現代國家的某種典型，現代化與國家遠遠是無以理解的怪物，其行跡詭異難測，看來只能無條件順從。

回過頭來看看1930年「霧社事件」那個時代的泰雅人，其對現代化與國家的認識會如我們所認知的一樣嗎？

進一步說，「現代化」、「國家」是歷時性的文化生活，台灣原住民族是在一種時光壓縮的巨大壓力下接受，期間出現的各種衝擊、矛盾、適應後病變，是我們難以想像的。

舉事的莫那‧魯道們與花崗一、二郎，都在「現代/荒野」、「國家/GAYA」的矛盾漩渦下沉溺的悲劇人物，而此一悲劇性，因為歷史的正義尚未歸位、實踐，悲劇於是成為某種綿延的宿命，殘存流動在原住民族的血液裡。

http://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2351424713390&set=a.2287972647128.138619.1483317143&type=1〈賽德克‧巴萊〉小觀點121930年「霧社事件」發生之前，日人以軍警武力為後盾的殖民進程，陸續引進經濟現代化的蕃物交換所、殖產事業，教育事業(皇民教育)，衛生事業……，使台灣原住民各族進入現代化國家，並以現代刑獄作為社會控制的必要手段，但不解的是，泰雅族部落何以不斷發生「蜂起事件」(反抗事件)？

這必須進入到Atayal的社會文化機制才能夠解密，因此必須花多一點篇幅敘述。

(1)Atayal個人如觸犯禁忌，就需行Psaniq(不淨/不敬/禁忌)，這是屬於日常生活上一種動態的語詞，指某些該積極禁止的行為，以預防──觸犯禁忌的汙染危險。

(2)Sbalay(追求真相的和解儀式)與Phaw(判罰儀式)，一般被認為是，依事件的情境不同，以不同的儀式來處理。

一般說來，Sbalay與Phaw比起Psaniq，立即性、影響度都要來的嚴重許多，phaw是要求賠償的意思，若獵物被取走，則要求歸還該物，嚴重者要進行犧牲共食。

(3)Psaniq(禁忌/不淨/不敬)、Sbalay(真實的和解儀式)、Phau(判罰儀式)、Hmqug(除穢治療/心靈治療)，是為了解決人與人之間的爭端、處理個人觸犯Gaga的不當行為、或者是兩個共食團體之間的事端，因為這危及到「人」通往「真正的人」的障礙，否則就無法通過彩虹橋，無法成為Bnkis就會掉落橋下成為Yaqih Utux(惡靈)。

因此，泰雅族一生謹守Gaga，不讓自己陷為惡靈的壞結果。

(4)Qmeis的舉行：當整個部落「遇到了不好的事情」，這個不好(不祥)的事情危及到一整個Qalang/Alang(組織團體、整條流域的群)時，這種事情無法單單以Psaniq(禁忌/不淨/不敬)、Sbalay(真實的和解儀式)、Phau(判罰儀式)、Hmqug(除穢治療/心靈治療)來解除，Qmeis就必須被慎重的舉行，用以消災、除罪。

日據時期從1906年第一個五年理蕃計畫開始，以通電鐵絲網(隘勇線)逐步侵入Qyunam(獵場，傳統領域)，凡此種種，為了傳染病流行時祈求該病不要侵入我社，發生殺人、橫死及其他不祥(日軍警入侵)的事時，祈求以後不要再有同樣的事發生，也多以Qmeis以消災、除罪。

Qmeis，是一組涉及宗教意涵，儀式獻祭的對象是Utux(族人認為災難的降下是人出現了問題，因為Utux是不會錯的)，是泰雅人處理人與Utux關係和諧的主要機制。

日據時期總督府理蕃課後來常以「歸降式」處理每一個攻克的部落，是錯以為類似Sbalay的和解儀式就可以化解泰雅人對日人的臣服(認為是除罪了)，以致於當被視為模範部落(皇民化最徹底)的霧社六部落發動「霧社事件」時，此不能不說是泰雅人在民族心靈深處一直存有「不祥的事情」，不潔的心靈未曾清洗，汙染將無止盡的湧動著。

日據後的國府，面對泰雅人抵抗國家公園，總以為國家已經釋出了善意(甚至都提出了〝共管機制〞)，泰雅人到底還要甚麼？

究其民族心靈，是一個民族的真相未被追求，和解之日遙遙無期！

加以Qyunam(獵場，傳統領域)被侵奪，這不祥的災難從來就沒有從泰雅族民族的心靈被洗淨，這個製造災難、施以不祥的國家從沒認錯過啊。

於是，〝共管機制〞、〝道歉〞，如何能夠為泰雅人消災、除罪呢？

http://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2353111475558&set=a.2287972647128.138619.1483317143&type=1〈賽德克‧巴萊〉小觀點13霧社事件日人討伐起事之六部落戰役時，日人使用「以夷制夷」策略，威脅利誘土魯閣群、道澤群二部族組成「味方蕃」襲擊隊，投入戰事，造成霧社各族群之間的仇怨擴大。

霧社事件後，道澤群在前任總頭目被殺的復仇心理，並在日警的默許縱容下，於1931年4月25日清晨時分，道澤群的壯丁組成襲擊隊，分批攻擊霧社事件餘生者居住之西寶、羅多夫二收容所，被殺死及自殺者共216人，達到報仇目的的道澤群襲擊隊員，共砍下101個首級，提回道澤駐在所向日警繳功。

此一「保護蕃收容所襲擊事件」被稱作「第二次霧社事件」。

如何看待此一同族相戈，致日後清流部落(遺孤居住的川中島)與霧社地區(原屬霧社群諸部落的土地，日人分割贈給道澤、土魯閣兩群，以及同屬霧社群之巴蘭、塔卡南卡奇克等社)之間的仇恨，特別是，反抗六部落與道澤群的歷史之仇恨？

讓我們回到GAYA與MGAGA的祖靈世界，或有理解並進而出現化解的可能性！

日帝台灣總督府透過殖民體系，動用各類學科進行蕃地蕃人蕃情調查，其殖民泰雅族(廣義)的策略是，先以武力剿撫，再設置各類管理、警政機關於部落，一方面進行移地遷住、殖產、教育等現代化進程，一方面摧毀GAGA信仰，以便加速皇民化。

1.收繳與管理槍枝發放：男人無槍彈，無法進行團獵，男性在社會組織的功能萎縮，成了「沒有用的人」。

2.禁止文面：使男人與女人無法完成成人儀式，失去了ATAYAL VALAI的資格，即無法成為真正的泰雅人。

3.選立頭目、發放頭目章：日人在部落(特別是「不良蕃社」)選立依附日警的族人為頭目，並發放頭目章以確認資格。

造成部落家族間的矛盾與怨恨，分裂傳統的社會組織。

4.Mhoniq污名化：Mhoniq是祖靈與人之間溝通、傳遞、生存智慧的靈人，污名Mhoniq，致泰雅族部落進退失據，信仰上無所依歸。

正因如此，日人於1911年完成第一五年理蕃計畫，1920年泰雅族部落悉數在殖民體制下存活，此時的泰雅族，Kai Nkis(老人智語、長老群)已大不受尊重，老靈人成為黑巫術白巫樹的術士之流，已無能參予部落大事的決策，部落事務最高指導機關為駐在所，所謂頭目已是日警政令的執行者。

1930年霧社事件，帶領者(六部落與味方蕃)為頭目，此時的頭目是部落內部絕對權力的擁有者，而絕對的權力帶來絕對的暴力、絕對的黑暗。

莫那魯道與六部落族人是以最後的血肉之軀呼喚祖靈，以絕對的暴力、絕對的犧牲企圖喚回Seediq Valai(真正的人)的魂。

味方蕃也以絕對的暴力、絕對的犧牲企圖喚回Seediq Valai(真正的人)的魂。

只是，這都成了日帝台灣總督府理蕃策下殘酷的工具，一方面日人對六部落以仇恨為基礎，不但設計了「第二次霧社事件」，更在移住川中島(今清流部落)，於1931年10月15日清晨5時許，召集106名族人送往埔里街的能高郡役所舉行「歸順」儀式，實為押走了23名族人處死；又於1932年3月，藉舉行「家長會」之名，集結169名族人於霧社公學校操場，將其中38名反抗族人施以極刑逼死於能高郡役所內，及埔里街梅仔腳日人公墓之荒地裡，後來日人官方卻發表此38名抗日份子皆因罹患瘧疾、腳氣病、腸炎等疾病致死。

此為日人對六部落趕盡殺絕之情事。

另一方面，日人藉道澤群在前任總頭目被殺的復仇心理，扭曲了MGAGA的價值，施以利誘(一個男丁的頭一百元、的女子三十元、兒童二十元），造成六部落遺孤101個首級被提。

反抗六部落與道澤群的苦難、死傷、互仇是事實，但從1910年到1930年創造族群仇恨的發展與加劇，台灣總督府理蕃策才是整個仇殺事件的「影武者」。

日本在二戰戰敗之後，影武者離開台灣，卻將罪惡、不祥留給霧社地區賽德克族人。

賽德克族人心中的罪惡與不祥的根源其實是當年的日本帝國，要找回Seediq Valai，就必須慎重的舉行Qmeis，用以除罪、消災，再以Sbalay進行追求真相的和解儀式！

通過屬於自己民族的GAYA，或許才能從歷史仇恨的蔓草中看到Seediq Valai的道路，但這是艱鉅而痛苦的道路，只有真正的賽德克人才能通過，並且走上Tuii Utux(彩虹橋)，來到祖靈的國度。

http://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2356157271701&set=a.2287972647128.138619.1483317143&type=1〈賽德克‧巴萊〉小觀點14(完)距「霧社事件」發生後三十年，在日本有個相關的座談會，當時駐在霧社的日本警察名叫小島(Kozima)，在座談會上證實「第二次霧社事件」是由日本警察所煽動(但沒有直接證據是由台灣總督府理蕃課授權)，也證實了賽德克族之間的歷史仇恨實由日本警察及其理蕃策所規劃、發動並以各式策略縝密而長時間的行動著。

這是大歷史底下弱小民族被操縱的命運，是弱小民族在被摧折了傳統文化所做出的肉身反擊，以抓住破碎、零散的祖靈之光迎向走上彩虹橋的道路，以向祖靈的忠誠服侍將個體織補為「完整的賽德克人」。

Seediq Balai，與其譯(義)為「真正的賽德克人」，表現出賽德克人勇武、義無反顧、遵守GAYA的精神，我以為，「完整的賽德克人」更符應GAYA的精義。

Atayal相信個人在世，是為了行走祖靈之道，祖靈的魂魄都留在老人身上，所以泰雅的孩子要注意聽Kai Nkis(老人智語)，從農耕、狩獵、祭祀、婚喪與日常生活的每一步，都是屬於Tminu(編織)的行止。

Tminu原是女性的標誌，從小就由長輩處學習，編織是繁複的心志勞動，傳襲古老的智慧，編織有所錯誤，就須退回到織錯的地方繼續編織，到了秋末的祖靈祭，女性就會把這一年的編織以高聳的孟宗竹撐起，所有族人也可以從中欣賞、判斷、讚美編織之美與勞動之美，並以此遴選婦德之女鼓勵家族的男子趕快愛戀女子。

更重要的是，織品迎著風飄揚，陽光照耀出華美的光采，是用以顯耀祖先、歡愉祖先，讓祖靈的國度揚起滿意的笑容，於是午後山雨過後，祖靈也會編織彩虹橋，讓還留在地上的泰雅人看見祖靈之美。

於是，泰雅人的一生就是Tminu，希望將自己編織成「完整的人」，這就是Atayal Balai。

http://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2358832858589&set=a.2287972647128.138619.1483317143&type=1來源：瓦歷斯‧諾幹老師的FB可以的話，進去老師的FB，裡面也有珍貴的歷史圖片。

杨德昌曾说过，拍电影的人要带种。

杨德昌是魏德圣的恩师，看完《赛德克·巴莱》，我最先想到的居然是杨德昌的这句话。

很多人试图在《赛德克·巴莱》身上寻找台湾新电影的影子，然而拿杨德昌《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对比，除了台湾版上下集的惊人片长，《赛德克·巴莱》和前辈的大成之作关系并不大。

究其原因，今天的制作理念和电影美学已经不同于当时，台湾的市场环境也大不相同。

然而，当《赛德克·巴莱》走进热带丛林，魏德圣用他的疯子精神，组织起一大帮人，展开了与天斗的征程。

光是这点，它或许会让人想到赫尔佐格（即便不是同一类电影），而赫尔佐格恰好也是影响杨德昌电影生涯的重要人物。

杨德昌选择了不必依赖大投资的制作方式，魏德圣却在一开始就选择了高预算的制作方式——虽说比起好莱坞的投资规模还是低了。

正是这一理念，令《赛德克·巴莱》有了之后长达十几年的准备周期，剧本、前导片、《海角七号》、吴宇森……这些故事，足以让《赛德克·巴莱》成为一部难以复制的华语大片。

片中非职业演员的指导，实地取景的难度，再到服装、美术、配乐等不同环节，观众都看得出《赛德克·巴莱》把钱用在了哪里，不敢偷工省事。

这种本该属于电影人的职业精神、一无所有却只想拍出心目中电影的热情，它们在华语电影史上出现过多次，但有很长一段时间，它们消失了，如今，《赛德克·巴莱》重现了这一切。

故事内核上，魏德圣好像远离了自身的汉人文化背景，然而，他没有跳脱台湾的背景。

《赛德克·巴莱》是这样一部片子：观众对它的评价，更多会取决于他们的自我认知、对历史的评判还有道德立场和伦理价值。

以开场的一出戏为例，《赛德克·巴莱》首先解释了“出草”的部族风俗，野蛮人以猎取人头为荣。

雾社暴动时，面对无差别屠杀的惨剧，观众立马动摇了。

看上去魏德圣不仅反文明，而且反人类，然而，如果真有无辜一说，被全家烧死的族人就不无辜了？

片中每一次行动，每一个选择，其实都伴随着争论和分歧，就连日本人小岛也是如此。

即便作为英雄版的莫那·鲁道，他在很多时候也有动摇。

显然，《赛德克·巴莱》意不在对错，而在于重新看待历史，寻找和解。

如果把雾社事件简单视为抗日义举，或许，《赛德克·巴莱》还能少去许多争议。

可事实上，《赛德克·巴莱》投向历史的光束不仅于此，影片赞美了赛德克族的光芒闪耀，也留下了野蛮与文明的纠缠和阴影，最后化归为一道“人造的彩虹”。

显然，《赛德克·巴莱》不仅讲好了一个故事，更值得去进行一场严肃的讨论。

固然影片也有不可避免的取舍缺陷和特效漏洞，然而它却表明了果敢的创作态度。

一部真正的电影该怎样去做，就像赛德克人一样，如何去当一个真正的人，魏德圣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在它身后的众多华语电影，尤其是形色大片，它们价值全无，依然深陷在“讲不好故事”的泥潭中，互相往对方脸上抹泥巴，争相拉低着华语片的底线。

也许，这才是影片上映后，各界舆论争相支援它的最终原因。

【新京报】

魏德圣：我已准备好再次不名一文2011-03-24 08:42:00　来源: 南方日报(广州)　　　因《海角七号》扬名的台湾导演魏德圣　　把赚来的钱全投进了《赛德克·巴莱》　　前日，在香港国际电影节的台湾电影推介酒会上，记者遇到了因《海角七号》而扬名的台湾导演魏德圣。

　　这位导演在其成名之前一直很郁闷，甚至因此还写过一本书《小导演失业日记》，在台湾地区还很畅销。

现在虽然成名了，魏德圣依然很郁闷。

因为他一直以来梦想要拍的、反映台湾原住民种族赛德克族上世纪30年代反抗日本殖民者的著名的“雾社事件”的电影《赛德克·巴莱》，虽然已经顺利杀青并且确定了上映档期，但依然不知道前景如何。

为此他不但投入了自己因《海角七号》而赚到的全部身家，甚至还借债无数。

而这部电影目前只是确定了在香港和台湾的上映日期，至于占华语电影市场份额最大的大陆市场，由于魏德圣自己并不熟悉内地的拍摄条例，导致这次就算要在大陆上映，也只能以引进片的形式出现。

　　郁闷●投资向周杰伦借了4000万新台币　　魏德圣的这部《赛德克·巴莱》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烧钱的无底洞。

早在12年前，魏德圣还是寂寂无名的时候，就一口气花光毕生积蓄250万元新台币(约70万元人民币)拍摄一段5分钟长度的试看片，目的仅是用来募集资金，结果被台湾影坛人士笑称为“全世界最傻的人”。

　　当时，他预期投资能有大约5000万元人民币，并声称有一半钱就敢开拍，但可惜除了获得礼节性的称赞外，他未能获得任何投资。

而在《海角七号》让他成为台湾电影新一代导演的代表之后，他又想实现自己的这个梦想，结果他的这个想法得到了李安和吴宇森的支持，并且帮他介绍投资商。

“但是，他们也就是介绍人，至于能不能谈得成，还得看我自己。

”而在筹拍的11年期间，魏德圣光是绘制的《赛德克·巴莱》分镜图手稿就重达五六公斤。

　　但是，就算李安和吴宇森帮他找来了部分投资商，魏德圣依然在这方面很郁闷。

因为这部电影实在是个烧钱的无底洞。

而他自己此前也没有任何这方面的经验。

2009年开拍之后，魏德胜宣称：“刀砍下去，没法回头了！

”但开机之后才发现，每天平均花费100万元新台币，烧钱速度快到无法想象，魏德圣身兼导演、电影公司老板、投资者三重身份，压力大到不行，经常问工作人员：“还有哪里可以找钱？

”　　而《海角七号》为魏德圣赚来的5000多万元新台币自然也投了进去。

就算这样依然不够，女主角徐若瑄不得不出手“搭救”他，不但不向魏德圣要一分钱的片酬，而且还倒贴了1000万新台币，并且自掏腰包订了1000张预售票，甚至宣称“卖房子也要支持他”。

除此之外，周杰伦也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有一次见到周董，当时这部电影已经山穷水尽了，一分钱都没有了。

刚好他问起，我就实话告诉他，因为我知道他比较有钱，结果周杰伦基本上当场就答应借钱给我，但他当时说的是‘我回去问问我妈，现在我有多少钱’，几天之后就借给我4000万新台币，而且是免利息的，只是象征性地跟我收了1块钱。

好在现在这个钱我已经还给他了。

之前也有人给我出主意，让我找周杰伦来演一个角色，这样可以抵消一部分费用，但周杰伦不是原住民，所以我最后还是没用他，但徐若瑄就是原住民，所以她是女主角。

”　　事实上，去年的香港电影博览会上，魏德圣就曾经满怀期望地前来寻找投资，但最后却失望而归，因为这个题材在整个华语片里还没有先例可循，而且除了徐若瑄之外没有任何大明星，对于投资方来说，这个风险太高了。

“也不是没人感兴趣，但大家都觉得危险很大，所以都在观望，但一两个人说观望，就让所有人犹豫了，最后大家都在‘看着’。

都在问我，能不能先拍个《海角八号》，结果我只能自己先把自己的钱投进去。

”　　郁闷●拍摄外景地全被洪水冲垮了　　经历了千辛万苦，《赛德克·巴莱》终于在2009年开机了。

尽管得到各方支援，但剧组还是数度传出超支停工的消息，魏德圣说，虽然都是谣传，但外界的消息还是给了他很大的压力，所以那段时间为了给自己打气，他还穿上写有“拼命三郎”的T恤。

“当时我告诉别人的是，为了理想我一定要继续，但我当时心里想的却是，万一真的支持不住不得不停拍，我的脸要往哪里放。

”结果在拍摄期间，剧组工作人员最长有3个月没领薪水，而到杀青时，总计参与演员共1.5万人，拍摄的底片用掉2047卷。

　　除了外界的传言之外，更让魏德圣困惑的是拍摄环境遭遇了巨大的问题。

本来魏德圣花了很长时间，在高雄甲仙等地方找到了一些合适的外景地，但在那一年，台湾遭遇了“八八水灾”，那些外景地很多都被大水给毁掉了。

后来剧组在溪谷试拍，水急路滑，有工作人员摔裂腿骨，魏德圣也滑倒受伤，小腿还缝了2针。

而除了他之外，剧组的工作人员大多也都遇到过山崩落石，被尖锐碎石划伤都是家常便饭，还有些人被有毒植物刺到痛痒难耐，“最可怕的是，甚至有人遇到了野猪发狂，跑出来咬人”。

他所构建的拍摄团队一共有400多人，几乎剧组的每个人都有受伤的经历。

“那段时间，对我来说简直就是在打仗，感觉每天都像在悬崖边缘，但好像总会有奇迹出现。

”　　根据魏德圣事后的总结，其实这种艰苦有一部分完全是他自找的。

“就像其中有一场体育场屠杀妇孺的戏，我本来对光线的要求是必须是阴天，但那段时间却天天出太阳，等了好几天，搞得我愤怒不已，最后不得不要求剧组的人用烟雾把光线遮住。

”不过魏德圣认为，这完全是自己缺乏经验的结果。

“吴宇森和李安都来探过我的班。

他们都不会对我的具体拍摄方式过多干涉，但李安会跟我谈一些理念方面的东西，而吴宇森就会传授我一些很实际的经验。

比如他有一次来的时候，刚好就碰上太阳太大我没办法拍摄。

他看到我很烦躁，就过来跟我聊天，跟我说他在拍《风语者》时拍摄大型战争场面戏的一些做法。

他说当时他一共动用十三架摄影机同时拍摄，摄影师为融入场面中还乔装成日军、摄影机外观被改装成机枪，现场副导先精密计算需挖多大的散兵坑、埋设足量爆破炸药，当时那场戏事前准备工时长达两周，没有失败重拍空间，待一切设定妥当后导演一声令下，一次OK。

他说的这个经验，我听了就很受启发。

”　　关于拍摄，还有一个问题让魏德圣比较郁闷。

因为这部电影本来并没有打算拍这么长。

“拍了一半，大约一百场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坏了，因为这样下去电影就太长了。

现在这个电影在做后期，目前剪出来的长度是4小时20分钟，我也曾经想剪短一点，但发现很多事情剪掉之后，整个电影就不连贯了，所以只能做成现在这个样子，学习吴宇森的《赤壁》，分成上下集来上映。

台湾本地的上映时间确定在了9月9日放映上集，下集在3个星期之后。

”　　郁闷●发行至少13亿新台币票房才能回本　　《赛德克·巴莱》寻找投资的时候，也曾经想过在大陆寻找金主。

但最后魏德圣不得不放弃了。

因为根据他的设想，这部电影的主要演员基本上都应该是原住民。

　　现在的问题是，先期投资没有选择大陆的合作方，发行的时候《赛德克·巴莱》就只能以“国外片”的形式被内地引进。

而通过这一途径进入内地实在很困难。

“我们现在正在申请在大陆上映，虽然相关的负责人没有明说，但我知道他们会有很大的困难，因为我了解的情况是，现在大陆进口的电影都可以带来很高的利润，基本上都是暴利，但我的这个电影不一定能给他们带来那么多‘钱景’，单纯从市场方面考虑，他们没有理由引进我的电影。

更何况，这个题材我觉得在大陆的观众看来，好奇比喜欢的因素更多一些。

因为演员的造型之类的会让他们好奇，就像我们看欧美电影中的苏格兰高地战士、美国印第安战士等等。

大家不见得会因为了解这段历史而喜欢它。

”　　由于现在只确定了在香港和台湾的上映日期，所以魏德圣在发行方面的压力也很大。

因为按照现在7亿新台币的花费，他自己估算至少要达到13亿新台币(近3亿元人民币)的票房才能回本。

而这个单靠台湾市场基本不可能。

而由于涉及日本军国主义题材，这部电影能否在日本上映也无法确定。

　　尽管目前有郭台铭的弟弟郭台强通过其10亿新台币的文创基金支持他，但魏德圣依然面临着再次一贫如洗的窘境：“我只知道这部电影是我想了十几年要拍的东西，但我不知道是否有那么多人喜欢它。

我不希望能赚多少钱，只希望能回本。

所以，我也准备好在这部电影之后又回到一文不名的那种状态，反正我也不是没经历过，《海角七号》之前我不就是那个样子嘛。

”　　南方日报特派记者　郑照魁

【影前】一直很喜欢台湾电影的我，怀着朝圣一般的心情，到电影院观看了这部等待了将近半年的电影，从在台湾上映到香港上映再到内地上映，每一次消息的传出就让我对这部戏的期待多加一分。

因为排片的数量很少，我果断放弃看复仇者联盟的时间，买票的时候也有一段小插曲，我一到前台，售票小姐还问我是否要看复仇者联盟，但是这并不会改变我看赛德克巴莱的决心。

赛德克巴莱的制作成本堪称台湾史上最高，达七亿新台币，但是换算成人民币，其实这算不上是非常大的大制作，与那些动不动就好几个亿的内地商业片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但看完这部片子的第一感觉就是震撼，诧异于这豆腐块般的宝岛竟然可以拍出这样的片子，实在是惊喜万分。

从海角七号开始就觉得魏导是一个很有才华的导演，这次的赛德克巴莱也没有让影迷们失望。

其实内地的影迷对这部戏不感冒也不是没有原因的，首要原因当然是戏名，赛德克巴莱对内地的观众来说其实是极其陌生的，只觉得拗口又奇怪。

但是也正是因为这个戏名，才让我在看电影之前万分好奇，然后去查了很多有关这部电影的背景，才大概了解到这段被遗忘的历史。

其实抗日的故事，作为一个内地学生实在是看了不少，课本影视作品都有好多好多，但这段在海峡对岸的悲壮的历史，几乎是一无所知，所以还没有看就收到以往的一种定性的思维的影响，觉得说这又是以往那种千遍一律的抗日爱国电影，这样更不用说那些没有了解电影背景习惯的影迷，不了解导致兴趣大减。

其次是排片实在太少了，这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一众电影人纷纷在微博上呼吁增加排片，但也是于事无补。

每天关注着这部电影排片的我，也只能看着排片的减少而叹息缺什么也做不了，只能反复推荐身边的朋友去看，在他们身边不断的灌输这部片子很值得去电影院看这样那样的思想，而广州这边的排片，最多的应该就是华影万晟和天娱广场这两家电影院，每天有大概十场左右，其他的都是个位数。

除此之外还有媒体的关系，之前在威尼斯影展的那个版本让很多人对这部电影的期待下降，国内很多媒体报道的都是没什么赞美之词，可能就是这种先入为主的概念让很多人对这部戏兴趣全失，再加上台湾的DVD已经开始出售，网上的高清完整版早就已出现，以至于很多人不屑于去电影院看所谓的阉割版。

种种原因导致这部电影在内地的上映状况有些惨烈，与好莱坞大片的对抗甚至可以说是无力抵抗，但也无减我对这部电影的喜爱，俗话有说：希望越大，失望越大。

但看了这部电影以后我很想要帮它平反，这部戏是：期待越高，收获越多。

【影中】听着最后十分钟的《看见彩虹》，电影院很好地没有开灯，两个半小时的观影在一种沉思中结束，恍然发现在过程中连我妈也看得偷抹眼泪。

故事其实不难懂，马关条约签订后，宝岛台湾被迫割让给日本，日本对岛上的资源虎视眈眈，但他们对岛上原住民的凶猛早有耳闻，不得不部署以后再出动。

而镜头的另一端，讲到少年时候的莫那鲁道，脸上还没有图腾的他，打猎成功，成为族人的英雄，终于成为一名真正的赛德克人，莫那鲁道英勇善战，与族人一直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唱着属于他们的歌，跳着喜庆的舞蹈。

只是平静的生活随着日军的入侵而被打破，赛德克人被迫渐渐失去他们的生活习惯和信仰，作为首领的莫那鲁道也有过不甘心，但看清现状的他不得不忍辱负重，却其实在私底下近三十年不断收藏火药。

三十年以来，赛德克人一直过着他们不甘过着的生活，男人必须服劳役而不能打猎，获得的报酬缺只够买几口小酒，女人只能当帮佣而不能织布编衣，画图腾的习俗也被禁止。

但种种压迫总有被反抗的一天，一次误会令赛德克人与日本人的关系紧张，自此族人不得不活在日军的报复之中，年轻气盛的族人忍受不了如此屈辱，纷纷怂恿头目莫那鲁道反抗，但莫那鲁道深知日军实力强大，犹豫着是否带领族人誓死抵抗，但三十年的屈辱一直在心，父亲的教诲令莫那鲁道想起成为赛德克人的意义，决心用生命守护民族尊严，以血祭祀祖灵，明知只有死路一条，也仍然英勇抵抗，决心夺回自己的猎场，也为了让没有图腾孩子找到祖先彩虹桥的路。

【如果文明是要我们卑躬屈膝，那我就让你们看见野蛮的骄傲】这是莫那鲁道决定出草时候对花冈一郎所说的话，一郎原以为头目不会出草，而自己像夹心饼干一样夹在日本人和赛德克人之中摇摆不定，想接受日本人所带来的文明缺忘不了自己赛德克人的身份。

野蛮与野蛮的硬碰，不在于谁输谁赢的问题，因为这场战根本就没有公平可言，飞机大炮与火枪箭矢的较量，文明与野蛮的对话。

看这部电影而不喜欢暴力的人可能会觉得赛德克人也野蛮得难以理解，对日本人像是屠杀一样的出草，令一直看黑白分明电影的观众来说是一种挑战。

但我要说的是，赛德克巴莱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抗日爱国片，我们并不能用现代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去看，因为我们没有经历过他们所经历的时代和精神洗礼，他们从小就被灌输着一种思想：真正的人可以输掉身体，但一定要赢得灵魂。

而赛德克巴莱的意思正是：成为真正的人。

这可能是导演选赛德克巴莱为戏名的原因吧。

日本人给赛德克人带来的可能是我们现代人所自认为的文明，但对于赛德克人来讲，这样的文明相当于精神的侵略，赛德克的孩子被迫学习日语，男人不能狩猎，女人只能做帮佣，做着不属于他们本性的事情。

这种侵略看似文明，但其实是慢慢地侵蚀到原有的文明，让这种文明从根本上土崩瓦解，而且连根拔起，其实看花冈一郎和二郎就是很好的例子，他们是被同化了的赛德克人，矛盾的两种思想在他们的脑海里不断纠缠，连成年人都没有办法分清这样的侵略到底是对还是错，何况那些完全没有接受洗礼的小孩，从小就被灌输着日本文化的思想，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这样的思想完全盖过了赛德克族人的原有的思想，到长大的时候，他们已经几乎完全忘记族人的思想了，就是这样渐渐的，从家园到精神上完完全全的侵略。

【赛德克巴莱可以输掉身体 但是一定要赢得灵魂 输掉灵魂的赛德克 一定会遭到祖灵的遗弃】“我们现在过着文明的生活，有教育所，有邮局，不必再像从前一样得靠野蛮的猎杀才能生存，被日本人统治不好吗？

”“被日本人统治好吗？

男人被迫弯腰搬木头，女人被迫跪着帮佣陪酒；该领的钱全部进了日本警察的口袋！

我这个当头目的，除了每天醉酒假装看不见听不见，还能怎么样？

邮局、商店、学校？

什么时候让族人生活的更好？

反倒让他们看到自己有多贫穷了！

……达奇斯，喝酒吧！

回家以后喝他个醉吧！

我们自己酿的酒可以让人无拘无束，让人唱歌跳舞，苦笑随性，大醉一场你就会懂了……”印象最深刻的正是莫那鲁道与花冈一郎的这一段对话，而这一段对话也是整部戏的精神所在，短短几句对话概括了几十年来莫那鲁道的心路历程。

忍辱负重，思考了三十多年，终于到处个所以然，文明并不是一昧的顺从，而是忠于自己的灵魂。

其实，文明应该是没有分高等还是低等的，日本人的精神腐蚀就叫文明，为什么赛德克人的茹毛饮血就不叫文明呢？！

可能对于现代人来说，有学校商店邮局这些现代化产物就叫文明，但其实对于赛德克人来说，这些东西他们不是不知道，而是觉得根本没有道理，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为什么一定要同化才叫文明？！

试设想一下，如果全世界的文化都被同化成一样的话，那是多么无趣的存在，没有文化碰撞，没有火花，只有呆板的一种文化，那么文化的存在又有什么意义。

以彩虹桥为最终归宿的民族，如此美好的夙愿，赛德克人这种视死如归的态度真令人敬佩。

明知道是一场没有胜利的战争却依旧为了高贵的灵魂血战，不苟且偷生接受现实地活下去，真的很震撼，相比起在很多影视作品中看到的被屠杀的国人，这样的血性和骄傲我们似乎已经失去了很久了，你可以说他们是去送死，但绝不能玷污他们高贵的灵魂。

【孩子啊 你们白净的前额 还能走过美丽的彩虹桥吗】很难想象那群的孩子在拿刀厮杀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仇恨，还是天性？

看着巴万跳进水里徒手捉猪的时候我还是在笑着的，但从他沉思了过后，果断拿起刀，大喊跟我走的时候，就再也笑不出来了。

最后看着他像英雄一样誓死抵挡，机智逃脱了一波又一波的攻击的，最终挟着日军纵身跳下悬崖，其实我想说，就算你的前额还是白净的，就算你的脸上没有图腾，你已经用温热的鲜血洗涤灵魂祭祀祖灵，还是能找到回到彩虹桥的路。

纹面被禁止，其实对于族人来说，就是被隔断了与祖灵的联系，失去了被祖灵辨认的标志。

为了能够找到回家的路，成为真正的男人，孩子们也纹上了属于他们的图腾。

【母亲很高兴你已是守护猎场的战士 我们先去彩虹的另一边等你】整部戏最不想看到的就是这一幕，说真的，在查背景历史的时候就知道有这一段，看电影之前也想好要做好心理准备，但个人建议还是自备纸巾。

因为粮食不足，还没有到收成的季节，赛德克的女人们为了让战士们有粮食抵抗纷纷自缢，古木也被压弯。

悲壮的气氛其实从这里才刚开始，孩子们一个个恳求母亲祖母留下跟他们一起走，但其实她们比谁都要清楚，这一走会发生什么，全族人都知道这是一条不归路，但为了守护猎场，守护家园，守护灵魂，他们选择的是默默地离开，你们在彩虹的一端奋战，我们在另一端酿好胜利的酒等你们，何等悲壮的民族。

但也正是有这些女人，才能让男人们在前线可以不顾一切，感谢你们女人孩子，成就了部落男人的灵魂。

【切开吧 一刀切开你矛盾的肝肠吧 哪儿也别去了 当个自在的游魂吧】花冈一郎，也就是达奇斯，到选择自尽的一刻还是在纠结，到底自己是日本天皇的子民还是赛德克的子孙。

不同于早就已经选好了的二郎苏达，文明与野蛮既是贯穿整部戏的内容，也是导演想要探讨的问题，也是蕃人的矛盾中心，之前也说过一郎是矛盾的夹心饼干，身份的尴尬令他即使有着最高的学历也只能拿着最低的工资，从行为上和精神上其实他也接受了日本皇军所带给他的文明，但他没有办法选择自己的出身，他身上流着的是赛德克人的血，出草的代价他当然也知道，但其实我觉得他已经选好了，因为他选择武道士的切腹自尽。

【三百名战士抵抗数千名大军 不战死便自尽 为何我会在这遥远的台湾山地 见到我们已经消失百年的武道士精神？

是这里的樱花开得太艳红了吗？

】连负责雾社事件的日本陆军少将镰田弥彦也慨叹赛德克人的果敢。

赛德克人的勇敢和誓死抵抗实在令人敬佩不已，顽强的斗志和赴死的态度，连敌人也敬佩。

看到有些人评论说这是一部媚日的片子，将日本人美化了，连我妈看的时候也跟我说，为什么抗日的时候日本人对台湾人比对大陆人要好。

在这里还是要平反，个人认为其实不是这样的，其实日本人的罪行大家都知道，如果过于把注意点放在日本人如何对待赛德克人上，整部片子的基调就会变了，就真的变成了以往我们看到的传统意义上的那种爱国抗日片了，这样赛德克人精神的呈现就会失焦。

而对日本人进行这样的处理，其实更能体现他们的虚伪，除了那些大家都知道的劣行以外，还故意挑衅两族的恩怨，用族内自相残杀的方法打倒赛德克人，两败俱伤之余，他们就能够坐享渔人之利，这种心理战更恐怖，更不用说那丧尽天良的违反国际公约的毒气弹，其实如果不是用这种非正常手段，恐怕日军在雾社事件中还要失去更多的士兵。

【配乐、舞蹈、美景和表演】整部戏除了精神层面上的刺激以外，其实也顾及到了视觉和听觉的感受，雾社的美景实在令人心旷神怡，悬崖峭壁，小溪大河，烟雾弥漫，再加上洗涤心灵的歌声和赛德克人的传统舞蹈，其实这一些都和电影中的杀戮和血腥形成鲜明的对比，也从某种程度上缓和了观众的心情。

还要说的就是演员们的表演，当得知青年和老年莫那鲁道的扮演者竟然都是第一次演戏的时候，我感到十分的震惊，尤其是老年的莫那鲁道，那气势和目光实在令人难以相信是第一次演戏，还是演一位如此重要的民族英雄。

【影后】到戏院看完电影以后，立马回家找了幕后花絮来看，说真的，花絮比电影本身更令我感动，看着导演自己在马赫坡的造景扫水，一大班工作人员一起想要改变水流为了让拍摄更顺利，还有大庆和指导交换着下水拍摄，两人都拍到失温了要坐到热水盘里去，还有太多太多令人感动的画面。

只想说的是，魏导，谢谢你和你的团队呈现了那么震撼的史诗大作给我们观众，其实你就是现实中的莫那鲁道，请你继续拍下去，我们会支持的。

最后对看下载版完整版的告诫几句：请到电影院看国际版。

电影院的版本不是所谓的阉割版，而是更加主线分明的导演剪辑版，通过一个小小屏幕看的效果是远远比不上在大荧幕上看的震撼，想要感受那我们丢失已久的血性和骄傲，请到电影院吧。

不知不觉就写了那么多，愚见不少，请见谅。

我外婆是1933年出生的山西人，她的后背上有两道刺刀印。

她跟我讲起过，当时她只有几岁，日本人押着她们全村的男女老少，一个个跪在冰天雪地里，然后，一人一刺刀的砍下去。

我问外婆，你疼吗？

外婆说，不知道，当时都晕过去了。

早没知觉了。

外婆的哥哥们把被敌人刺了两刺刀的外婆抱起，一直逃，逃到太行山里。

外婆的肠子这些都漏了出来，幸好，在山里，遇到了八路军的女战士，帮外婆把漏出来的肠子塞回肚子，缝上针。

幸亏是冬天，我外婆没有感染，后来，我外婆一直过得很好，解放后，政府教她认字，我外婆在一家医院里当了医院内部的幼儿园老师。

我外婆的身体没有因为那次事件造成严重的影响，她的去世是因为肺癌。

我和大家一样仇恨日本人，因为我的外婆和外公，都一直处在抗日的最前线。

但是，我不仇恨《赛德克.巴莱》这样的片子。

片子本身的剧情设定、拍摄画面、音响效果，叙事节奏，都没有任何大的瑕疵。

导演对待电影的诚意，也是可以显而易见的。

不喜欢这个片子的人，应该不喜欢的是，电影对于日本的亲和，对于台湾土著的野蛮残酷的描写。

其实，我相反，我没有对这个电影中的任何一个人有着强烈的感情，我并不觉得给孕妇看病，在雾社修学校，铁路，邮局的日本人可爱，也不认为导演这样拍就可以掩饰日本对华的残酷暴行。

日本人需要铁路运走台湾山区的富饶矿产，需要学校教育来弱化中国人或者台湾当地人的抗日情节，他们需要邮局为他们传递电报和战情。

尽管这些文明是他们带来的，但是，他们带来这些文明的初衷绝对不是帮助台湾人变得发明起来。

莫那鲁道说，“日本人带我们去看他们的飞机，大炮，机关枪，轮船，他们就只带我们去看这些。

”是的，日本人带莫那鲁道这些土著去参观的不是文明，而是要他们知道他们拥有摧毁的力量。

日本人，其实并不亲和。

你们可看出来过？

再说，雾社12个血盟的赛德克族人们，茹毛饮血。

猎头，野蛮，杀人如草芥，对于生命自身都是残酷的，他们的抗日行为，也并不是出于爱国爱民族，而仅仅是你们侵入了我的猎场，你们侵入了我的领地，像动物一样，像老虎一样的保护自己的领土和族人。

莫那鲁道们的抗日行动也并不见得高尚，尽管悲壮，但也不值得人们去学习。

其实，这个电影，就是这样的一个电影。

客观地，认真地，审视地展现一段雾社历史，展现一段赛德克人的斗争史。

是民族史诗，恢弘大气。

看不出亲日，也看不出任何鼓动人们抗日的情绪在这个意义上，我想，不如，我们听下莫那鲁道说的那句话“日本人明知道我们几个部落的首领是有仇的，还让我们面对面互相吃饭，恨得人牙痒痒。

日本人就是擅长这个。

”是啊，日本人擅长利用我们的内讧，那么，我们还要继续内讧吗？

还要，继续辱骂，亲日亲台亲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