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伦对决

恐怖主义是眼下位于风口浪尖上的话题，每一个生活在恐怖主义阴影下的人都或多或少提心吊胆，担惊受怕。

所以敢拍《英伦对决》的英国人还挺有种的，整个故事的基础是英国和爱尔兰几百年来的历史遗留问题，北爱尔兰究竟应该独立，还是继续留在英国，民粹主义者、日不落帝国主义政客、投机分子在这个无解议题的裹挟下兴风作浪，永无宁日。

本片英语片名直译为“外国人”，指的是成龙作为一个中国人，卷入了看似和他毫不相关的这场政治斗争。

以一个外国人作为北爱事件主题电影的线索，本片在故事层面给观众带来了新的认知角度。

今年年初的《功夫瑜伽》里，成龙就已经开始走大龄英雄的路线，打斗的过程中安排了不少力不从心的情节，不过整体上还是武打明星的人设。

《英伦对决》里的成龙挑战年纪更大的角色，扮演70岁的退役特种兵，腿脚不如年轻时灵便了，但是还有体力完成实战级别的搏击和战术化的野外格斗。

做打星很难，突破自己的舒适区更难。

在导演马丁·坎贝尔劝说之下，成龙能接下这个角色，就说明他已经充分做好心理准备，不是作为打星，而是作为演员出现在影片中，虽然孤身一人与爱尔兰恐怖分子激战的戏份也不少，但是出现在观众眼前最多次的反而是一位失去亲人的孤寡老人花白的头发、深陷的眼窝和绝望的表情。

主动放弃让自己获得影坛地位的角色类型，对于成龙来说当然是一种勇气；同时也算是成龙在大银幕上给观众提供一个心理过渡的渠道，任何一个武打明星都不是神，都不可能在影视作品中打到耄耋之年，喜欢成龙的观众也应该接受他已经63岁这个事实了，如此高龄仍然愿意突破和创新，很值得珍惜。

可能只有马丁·坎贝尔这个段位的类型片导演能说服成龙了。

这位导演堪称类型片领域的一代宗师，拍过两集007系列电影《黄金眼》《皇家赌场》，捧红两代007演员皮尔斯·布鲁斯南和丹尼尔·克雷格，号称“两次挽救了007”。

皮尔斯·布鲁斯南在《黄金眼》之后22年再次和坎贝尔合作，与成龙演出对手戏。

听着布鲁斯南在《英伦对决》里纯熟地道的口音，我才知道这位扮演英伦特工的儒雅男星的老家就在爱尔兰。

所谓导演这一行的高手，就是我绝对不担心你抓不住故事情绪的矛盾点，所以我就非常从容地拍，我也不用一些很刻意的手段，比如很出位的剪辑、很出格的音效，就可以成功创造紧张情绪。

坎贝尔拍的作品节奏都很稳，影片开场就是一场爆破事故，导演没有使用音乐加强情绪的传递，因为在胸有成竹的坎贝尔看来，故事本身足够打动观众，一切其他不必要的因素通通舍弃；故事的格局要到影片中后段才能完全看清，影片大部分时间都能在剧情方面给观众传递新鲜感，该到一笔带过的时候坎贝尔也不含糊，没有冗余剧情，没有尿点。

该到加强剧情紧张感的地方，坎贝尔也不吝惜应有的电影形式主义。

皮尔斯·布鲁斯南和同僚争吵的一场戏，揭示了二者投机分子的真实面目，坎贝尔把镜头推上去，给了两人半张脸的大特写，这是片中唯一一次用到如此极端的人脸镜头。

故事中一场重要的恐袭戏，坎贝尔的剧组在未通知伦敦兰贝斯桥上行人的情况下爆破了一辆公交车，抢拍了爆破现场无辜吃瓜群众的真实反应。

《英伦对决》是一个非常好的样板，告诉我们不用特效、不耍花活，只靠一位武打片传奇人物的突破和坚持，只用最基本的镜头组合招式，也能做出一部质量上乘的类型片。

对演员的了解就是作品，对成龙的了解就是电影，中国功夫电影。

一次机缘巧合，在拉萨因”北京成龙基金会”赞助了一个200万的公益活动项目而结识成龙大哥。

见到本尊与屏幕截然不同，没有丝毫架子，见到任何人都是微笑😊面对，对工作亲力亲为，一丝不苟，人总是生龙活虎，目光炯炯。

63岁的“中年人”，从踏实拉萨那一刻就马不停蹄的投入慈善活动，还时不时地告诉我们心率不快，人大家放心。

很多人找他签字也是微笑着签完，直到医生发现口唇有缺氧表现，要求休息才停下来。

这就导致了我没有大哥的签字哦。

那天大哥在电脑上给我们放了《英伦对决》的宣传片，还有电影插曲，告诉说9月30日上映。

当时就感觉与以往的中国功夫片截然不同。

尤其是那双眼睛，阴郁、隐忍与愤怒交织在一名老人脸上。

大家表示上映后一定支持。

今天终于实现。

大哥一改以往武打风格，演绎了一个失去最后一个亲人-女儿后，替女杀仇的故事。

故事情节不复杂，但关玉明（成龙饰演）的内心是复杂的。

成龙一向以动作表达人物，而这部电影是用眼睛表达一个人愤怒到极致的状态。

而动作只是眼睛的助手罢了。

与女儿在一起时，千叮咛万嘱咐慈爱的看着女儿的眼睛；废墟中抱着女儿尸体时悲痛的眼睛；无数次打电话和请求见面，要求惩办凶手而无人理睬时无助的眼睛；决定用自己的方式复仇时坚毅的眼睛；与对手周旋时机敏的眼睛；复仇成功后，与林宝怡（刘涛饰演）相拥泣极泪目的眼睛。

自始至终成龙的眼睛都在打动我心。

我被他的演技彻底征服。

关玉明（成龙 饰）和女儿小凡（梁佩诗 饰）在英国伦敦过着相依为命的日子。

关玉明经营着一间小小的餐馆，老老实实的靠着辛勤劳作养活家庭，从未有过想要僭越法律或是道德的念头。

然而，上天并不眷顾这个善良的男人，在一场恐怖袭击中，小凡不幸成为了受害者之一。

让关玉明无法接受的除了女儿的死之外，还有英国政府对此次事件的轻视和不作为。

政府高官莱姆（皮尔斯·布鲁斯南 Pierce Brosnan 饰）出现在了关玉明的视野之中，他坚信莱姆和恐怖组织以及事件的真相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既然法律和正义无法还关玉明一个公道，关玉明决定用自己的力量来为女儿复仇。

看完此片真的为布鲁斯南大哥感到倒霉和同情，心怀丧女之痛的成龙大哥仅仅看了几篇报道就坚决认定布鲁斯南知道谁是爆炸案凶手，锲而不舍从电话追到厕所，从办公室追到停车场，从家里追到农场，这个脑洞和逻辑真的是没看懂……布鲁斯南大哥还被手下被老婆被情人各种欺骗和背叛……真是倒霉透顶，而且布鲁斯南大哥确实不知道谁干的……最后破案还是靠着英国警察的高科技，这么说来成龙反而是个捣乱和给破案添麻烦的了（没有成龙这条线本片也可以是一部不错的反映英国反恐和北爱独立运动的政治剧）……不过成龙一己之力干掉全部爆匪确实给英国警察帮了大忙。

一个中国人不远万里来到英国，为了英国的统一和反恐事业而奋斗，这是可歌可泣的国际共产主义精神。

另外扮演情人的Charlie Murphy 夏莉·墨菲真的太美丽了，导演怎么能让警察把她打死呢，不地道。

看完《英伦对决》的预告片，第一感觉这该是成龙版的《飓风营救》！

而影片涉及的恐怖袭击题材又让人联想到《奥林匹斯的陷落》、《伦敦陷落》、《惊天危机》等一批商业动作大片。

看完影片后才明白：其实《英伦对决》不是那种没头没脑一打到底，看似火爆华丽的gun porn——毕竟导演是马丁·坎贝尔不是“卖拷贝”呀！

要形容这部影片，我脑海中首先出现的是六七十年代一批谍战/政治惊悚片的名字，比如《秃鹰七十二小时》、《伊普克雷斯档案》、《柏林谍影》、《窃听大阴谋》，特别是题材类似的《豺狼的日子》等；而在七十年代谍战电影味道之外，本片又融合了九十年代动作/惊悚片例如《谍海军魂》、《爱国者游戏》、《燃眉追击》、《最高危机》等的风格。

大家都知道导演马丁·坎贝尔是动作片的大腕，出品过《垂直极限》、《007与黄金眼》、《佐罗的面具》、《佐罗传奇》、《007大战皇家赌场》、《绿灯侠》等经典动作片。

《英伦对决》其实更像导演之前两部比较低调的惊悚/犯罪电影《刀锋冷》和《黑暗边缘》！

所谓七十年代谍战电影味道，包括了阴郁低沉的气氛、沉稳简单的色调、模糊纠结的角色、写实自然的镜头、复杂灰色的政治背景等等特点，在本片中都有所体现。

《英伦对决》拍得很沉稳，没有《速度与激情》那种华丽夸张的镜头，但动作及爆炸等场景却也非常精彩，同时继承了九十年代动作/惊悚片那种干净利落、扎实有力的风格。

比如成龙与反派侄子有一场森林遭遇战，双方利用地形、身边物体等缠身格斗，在此段动作场景中，成龙既有的“杂耍”功夫与“谍影重重”式的简单凌厉融合在一起，颇为独特。

从叙事角度看，《英伦对决》没有采用现今商业动作大片一根筋的叙事模式：《变形金刚》等系列影片，基本上都是铺垫环境、面临危机、组合力量、大对决解决危机的故事线，堪称小胡同赶猪——直来直去。

《英伦对决》一开场，就是一起炸弹爆炸事件，如果用一般商业动作大片思路拍下去，就该是成龙追查线索为女儿复仇，反派恐怖分子准备更大的袭击，成龙与英伦警方合作（但关键时刻单打独斗）掌握了恐怖分子的线索，在最大的危机来临之际，警方错误判断，只有成龙一人看穿恐怖分子把戏，最后成龙与反派一场死斗，终于消灭仇人，拯救了英伦……这种路子，热闹则热闹，却不禁琢磨，没有回味，看多了更会觉得腻得慌。

《英伦对决》通过成龙和皮尔斯·布鲁斯南两个主角，制造了更复杂的故事线，看得出导演并不想把影片拍成英国版《虎胆龙威》：当成龙准备追查线索，找到了皮尔斯·布鲁斯南饰演的英国在北爱尔兰的副部长汉尼斯。

这个汉尼斯是个游走于各种势力之间的影子人物，他当年就是恐怖组织北爱共和军成员，后来洗白上岸，名义上为英国政府工作，背后却仍然与北爱的组织藕断丝连。

这个当年主张暴力革命，亲自造过炸弹的角色，现在则成了一名政客，利用各种势力为自己谋取政治利益。

由此，《英伦对决》的双线叙事令整个故事开阔复杂起来——一方面，是恐怖袭击中无辜丧女的成龙血亲复仇，寻找恐怖分子；另一方面，则是英国反恐部门与中间人汉尼斯以及一众IRA（北爱尔兰共和军）老将们勾心斗角，互相博弈，寻查这个新崛起的恐怖组织到底是何来历，由谁主使。

一般涉及恐怖袭击的动作片，善恶非常分明，无非是正义的主角（国家/平民）与邪恶的恐怖分子之间的对抗——比如《虎胆龙威3》里的麦克伦警长与到处搞爆炸的恐怖分子西蒙。

但《英伦对决》中的关键人物汉尼斯，却难以让人判断其善恶好坏。

他一直在谴责新恐怖分子，要求旧IRA成员追查这些人的踪迹，但背后，却又以此为筹码，与英国政府周旋，试图令被关押多年的IRA成员获释。

成龙最开始找上汉尼斯让人感觉有些莫名其妙，很快我们就发现这背后确实疑云重重。

在《英伦对决》中，恐怖分子不是最可怕的，更可怕的是那些暗地里用各种手段操控着恐怖分子，自己双手看似干净无血的政客。

成龙一路复仇，用各种极端手段寻找炸弹客，并在最后关头抢先英国特种部队一步手刃仇人，但我们真不知道这是否就是复仇的终点，还是他不过被人利用变成了杀人工具……成龙饰演的这个“中国佬”（原著小说名）形象，在好莱坞商业大片中显得非常独特有新意。

以往此类影片里中国人的形象，无非是善良懦弱，毫无存在感与个性。

本片中的主人公“关”，外表苍老迟缓，不善言辞，实际上却是炸弹专家加上铁血战士构成的复仇天使、独行杀手！

他行动果决、执着凶狠，尽管每一步都给对方留有余地，却又步步紧逼，不断升级，令汉尼斯不胜其烦，越来越恐惧。

成龙的表演摆脱了他一贯的滑稽、轻松风格，尽管他身手仍旧很棒，但最有戏的不是他的动作或语言，而是那张表情细腻丰富的“中国佬”面容——一张化妆得格外苍老，满是生命中三个女儿及妻子离去带来的悲苦、绝望、悔恨、麻木的面容。

这个形象，真的是成龙近年来表演上的突破之作，甚至在他今后拍的动作片中也难有超越！

影片结尾，成龙默默回到自己已经交出去的饭馆，一直单恋着他的女人（刘涛饰）闻声过来抱住他，年级不轻的男人女人含泪相拥。

复仇也不能再让他苍老绝望的脸上浮现出笑容。

这个“中国佬”所得到的，只有无尽的伤痛与怀念。

复仇成功了吗？

正义伸张了吗？

到全片结束，恐怕我们也难以说清。

很遗憾，我认为马丁·坎贝尔在成龙追踪皮尔斯·布鲁斯南这条线上还缺乏点逻辑关联（为何“关”要死咬住汉尼斯不放？

），如果设计得更合理，整个电影会非常通顺恰当，甚至有成为经典的可能！

（它还让我联想到波兰斯基的《影子写手》！

）此外，就是故事背景对中国观众而言颇有点门槛。

要想真正看明白，最好对英国与北爱尔兰共和军及新芬党的一段历史多少有些了解，才能细细体会到影片背后的深意及其独特魅力。

尽管有惊险的爆炸、打斗、枪战，《英伦对决》却绝非一部普通商业动作大片，马丁·坎贝尔试图讲述一个比复仇故事更为复杂，更为深刻，甚至把历史、政治融于其中的故事：有背叛、有欺诈、有阴谋、有牺牲……它让我们意识到恐怖袭击背后有着何等复杂诡谲的权谋。

但不管各种政治势力主张如何，最终承担痛苦的，总是普通的老百姓，那些完全与政治无关的活生生的躯体——无论本国人，还是外来者。

整片看完，看前没有做过相关功课，但是这仍然是一个十分完整且精彩的电影。

开头的时候关已年近60，痛失亲人后的衰老，一直查找的执着，为此拼劲全力，虽然一人之力渺小，但在超出平凡人的极限后，他还是达成了自己的目标。

全篇非常符合逻辑，在关的世界里，每一个前进都是他自己的推动，最后的结果他也做到了所有能做的，但在现实的生活中，他所追查的事情更专业的人士做得更好，凭借天网一样的监控探头，完善的犯罪证据记录（指纹、外貌），全备的抓捕（红外、监控），乃至关本人在结束一切后背狙击手锁定。

个人的力量在这里被弱化，大数据的能力开始初露峥嵘。

片中政治的博弈，看着感同身受，站在北爱尔兰的角度，一次次的恐怖袭击就是温和派和激进派的争论，而象北爱尔兰副部那样，他是温和的，他只想要一些政治筹码，他不想要有人牺牲，他只想给一个警告，那有怎样，沉默就是赞同，沉默本身就成为了帮凶，在他的沉默中，事情逐渐失控，爆炸夺走了几十个无辜的人的生命，到最后，他甚至没办法让爆炸停止，恐怖主义一旦抬头，就不会轻易消失。

是的，复仇不应该继续，否则就是无止无休，但前提是：善恶有报！

看到影片结尾没有被送上军事法庭而是被击毙的恐怖分子，我差不多是长舒了一口气。

看着今天的欧洲，爆炸已经不再是传说里的事情了，那么平和的世界，转眼间就变成过去的事了，这离默克尔表态接受难民才几年？

北爱尔兰的独立在影片的表示依然是希望和平为主，但是难民呢？

信仰是很难改变的东西，在伊斯兰教的斋月里，欧洲的恐怖袭击增加了多少倍？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中国的清真泛化现象如果还没有从根源上得到遏制，电影里的未来：准备毕业舞会的女孩，只是买个裙子，BOOM！

快乐的一家四口坐上巴士，BOOM！

一飞机忙于各种各样事情的人坐上飞机，BOOM！

在政策和社会认知上再不进行变革，这些，就是不远的未来！

如今的披着红旗反红旗，‘敌’在中宣、‘敌’在民宗委。

说全面小康，一个民族都不能少，伊斯兰宗教就开始抬头，回族和宗教绑架。

说特色小镇，一大批伊斯兰化小镇开始建设，从几年的全镇为汉族，到伊斯兰化小镇建成，再到汉族改变自己的身份认同，穿伊斯兰化服装，学校添加伊斯兰语，就是这么快，一共没过几年。

我希望我的国家，永远永远不要发生英伦对决里的场面，我希望保卫我们的警察，有足够的勇气去做出选择，不要被文明执法这四个字退让的，无法去维护法律应有的尊严。

毕竟，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如此平凡而脆弱，我们没有一个当过特种兵的父亲，去亲手完成复仇，能够真正指望着的，只有这个国家。

翻看影评，发现很多人原来完全没看懂片子，我从影院出来时也是一脸懵逼，在此要多谢1910的《从另一个角度解读英伦对决》和魔力的真髓《最终冤枉对了一个坏人》以及科普爱尔兰和英格兰恩怨的帖子，建议大家看看这几个帖子，就能明确人物的背景和事件的背景了。

说回影片，首先要赞一下，这真的是一个很深、很完整的故事。

为什么关会对政治这么敏感？

这是源于他复杂的际遇。

一个中国人，参加越战，在越南经受过美军的训练，偷渡，遇海盗，失去两个女儿，最后一个女儿在恐袭中丧生……听听这几个词——越战、难民、偷渡、海盗、恐袭，其实他一切悲催遭遇的背后，都是政治的翻云覆雨手。

他是一个被政治牺牲的小小平民，而其他的那些难民、甚至海盗、甚至恐怖分子，本质上也都是政治的牺牲品。

关沉默，渺小，但是他不笨，不愚昧，他很清醒，但是无力摆脱命运。

一个不幸的底层人物如关，那么金字塔顶端的政客又如何呢？

007原来是恐怖组织的头子，后来向政府投了诚，摇身一变成了高官，西装笔挺威风八面，然而他内心想要的是什么呢？

是要特赦营救战友？

是虚与委蛇谋划独立？

是高官厚禄？

是一切尽在掌握的控制权？

不管哪一样，他费尽了心力，得到的是与昔日的战友（可能也包括昔日的自己）决裂、绿帽子、不能再信任的侄子、背后捅刀的妻子、杀妻、潜伏在身边的间谍情人、失控的暴力，以及，身败名裂。

他做为一个周旋在各种势力中又裹挟着私欲的人，还能得到什么？

哪一个政客又不是这样呢？

有人说最后英国政府成为了赢家，NO，007和恐怖分子情人的照片一发出去，人民会质问政府，会有人被问责，政府连一个两面派的合作者都没有了，整个局势会更加复杂，更加不可控。

影片的最后，警察头子说这个中国佬做事有始有终、我们欠他个人情，我勒个去，这价值观很黑手党啊～怎么过审的啊！

最近刚看完关于爱尔兰共和军的一本书《什么也别说》，主要围绕着一桩谋杀案的真相解密展开，在解密过程里穿插着上世纪北爱尔族群冲突，而其中作者也用不少笔墨来介绍临时共和军领导人、新芬党主席格里亚当斯，并逐渐展示出这个共和军领导人的虚伪和残忍。

什么也别说8.9[美]帕特里克·拉登·基夫 / 2021 / 格致出版社亚当斯1948年10月6日出生在一个有共和党背景的家庭里，他凭借过人的分析能力和机敏的头脑在共和军内部快速升迁，在1970年的北爱暴乱的时候已经担任了指挥。

根据格里亚当斯亲民战友休斯的回忆，他不记得亚当斯自己拿起过石头或者燃烧弹，但是亚当斯指挥别人的时候的确非常有效。

在休斯看来，他是临时共和军的“首席战略家”，能觉察宏观政治背景，以及冲突中的构造变化。

就像留在战线后方的将军，亚当斯以不亲自参与暴力而闻名。

他于1972年3月入狱，并于1977年出狱。

刑期的最后一天，他和战友休斯在院子谈论策略。

他认为新芬党，也就是跟共和军相关的政治实体，必须同共和军武装组织进一步“协力”合作，互相打配合。

出狱后亚当斯越来越直言不讳地表示，除非在斗争中融入政治维度，否则不可能赢得持久战。

他说“我们不可能依靠共和军的军事胜利建立共和国，”他在1980年的一次事件中宣称，“我们一定要像帝制拥护者那样认识到，仅仅通过军事手段取得胜利是痴心妄想。

” 虽然亚当斯主张在武装斗争的同时发起政治运动，但他并未提出任何放弃暴力手段的建议。

1979年8月，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表亲路易·蒙巴顿勋爵，这位印度的最后一任总督，在斯莱戈郡海岸附近的多尼戈尔湾乘坐自己的渔船时，船只被无线电遥控的炸弹炸得粉碎，他自己也在爆炸中丧生。

一同遇难的还有他的两位家人，以及来自恩尼斯基林的一名当地男孩。

而他在日后指挥的活动里，没少伤及无辜。

1994年8月，共和军宣布停火。

由北爱的一名德高望重的神父亚力克·里德出面安排的亚当斯和英国当局秘密谈判似乎奏效了。

停火后许多有一定影响力的共和党人被召至西贝尔法斯特的一家社交俱乐部听取决定。

三名代表坐在一张桌子后面，概述了这项计划。

他们表示，停火是积极的举措——肯定不是胜利，但也不是失败。

但是前去听取决定的人难以理解，为什么共和军愿意在英国人没有做出任何撤出爱尔兰的承诺作为交换的情况下放下武器。

有人认为，这和冲突中巨大的死亡人数有关。

在北爱冲突中人气颇高的女共和军成员普赖斯举手问道：“这是不是说，事后看来，我们根本就不应该发动武装斗争？

”爱尔兰共和主义的强硬立场一直有一种绝对论。

“不论现在或今后的爱尔兰政治党派进行怎样的反思，我们始终从容地认定，我们做了一件确凿无误的、纯粹的事，”复活节起义中慷慨就义的英雄帕特里克·皮尔斯曾宣称，“我们拥有决不妥协的魄力和底气。

”然而，停火与和平进程的本质，恰恰是谈判、反思和妥协。

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人们付出了许多流血牺牲的代价，为的是一个赤裸而绝对的雄心：将英国人驱逐出境。

但这个抱负没有实现。

这令共和党运动的部分成员感到困惑。

共和军领导层向过去和现在的基层士兵保证，他们没有放弃武力，停战只是一种战术行动，随时可能取消。

但这感觉是为了安抚士兵而编造的借口，目的是避免队伍的再次分裂，就像1969年临时共和军和正式共和军分裂的局面那样。

共和军在停战协议中获得的一个重要特许权，就是英国政府对新芬党的进一步认可。

正如一名前共和军志愿军所言：“作为对结束武装叛乱的回报，新芬党得到了以传统政党的身份来展现自己的机会。

或许更重要的是，它要协助为北爱尔兰多年来的冲突画上句号。

” 1995年11月一个寒冷的日子，比尔·克林顿到访德里发表了一次演讲。

自三年前就任总统以来，他一直关注着北爱尔兰的和平进程。

他批准了格里·亚当斯的赴美签证，这关键的一步结束了对新芬党的孤立，接受了亚当斯合法对话者的身份。

他还多次在华盛顿会见约翰·休姆。

在德里，是休姆介绍了克林顿。

他说这位美国总统有一个梦想：“在下个世纪，我们的国家将有史以来第一次不会在街头发生杀戮，不会有年轻人移居他国。

” 1998年4月，参与北爱和平谈判代表们在希尔斯堡城堡逗留了一个星期，他们就和平协议的细节进行了全面而细致的讨论。

新任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亲自参与了谈判，会议的首席谈判代表是美国人——前缅因州参议员乔治·米切尔。

他将自己竭力促成和平协议的承诺比作恐怖分子不妥协的正统观念；一位观察人士形容他拥有“狂热分子般的韧性”。

最终，与会政党在耶稣受难日出面宣布，他们达成了一项各方都能赞同的协议，来结束这场长达30年的冲突。

北爱尔兰将继续作为联合王国的一部分，但拥有自己下放的议会以及跟爱尔兰共和国之间的紧密联系。

协议承认，爱尔兰岛的大多数人希望爱尔兰统一——但同时北部六郡的大多数人支持继续留在联合王国。

该协议的关键原则是“同意”：如果，在某个特定时刻，北部的大多数人希望跟爱尔兰共和国统一，那么英国政府和爱尔兰政府将有“有约束力的义务”来履行这一选择。

但在此之前，北爱尔兰依然是英国的一部分，并且新芬党同意忽略弃权的原则，允许其代表在新成立的议会中任职。

埃德·莫洛尼曾是《爱尔兰时报》和《周日论坛报》受人尊敬的记者和编辑。

在共和党和保皇派双方的群体内发展了广泛的消息来源。

他一度和格里·亚当斯十分要好。

有一次，亚当斯正处于潜伏时期，两个人在旅馆的房间里坐着聊天。

因为谁离开都不安全，所以莫洛尼在地板上睡了一夜。

随着亚当斯在20世纪80年代越来越多地投入政治，莫洛尼每隔几个月便会到福尔斯路的新芬党办公室看望他。

亚当斯会沏一壶茶，接着他们会到里面的房间坐下交谈。

然而这段关系最终恶化。

莫洛尼逐渐确信，亚当斯在故意误导共和军的普通士兵。

他怀疑，亚当斯私下早已决定为了和平进程而放弃军队的武力，但他和他身边的人严格保守了这一秘密，没有告诉组织的其他成员。

莫洛尼已经着手写新书《共和军秘史》，这本书将利用他几十年的报道来讲述共和军的发展历程。

然而，当他透露的故事和新芬党的政党路线相悖时，他遭遇了敌意。

马丁·麦吉尼斯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埃德·胡扯”。

一天晚上，有人割破了他的车胎。

2001年，马丁·麦吉尼斯打破了共和军沉默的规则，承认自己曾是临时共和军的成员，并于20世纪70年代早期担任德里的副指挥官。

但麦吉尼斯是在调查血色星期天事件的背景下这么做的——前提是他将免于遭到起诉。

作为一个政治党派，新芬党势头正劲，日益强大。

表面看来，共和军已经被和平进程边缘化，甚至同意解除武装。

但即便如此，共和军长期以来已经给爱尔兰人的生活蒙上了巨大的阴影，这个准军事部队很可能不会就此消失。

和许多临时共和军的基层士兵一样，他对《北爱尔兰和平协议》大失所望。

帕特里克·皮尔斯曾经写道：“如果有人以爱尔兰的名义，接受任何分毫少于脱离英格兰的‘最终协议’，那么他对爱尔兰民族的背信弃义是如此之罪大恶极，如此之不可饶恕……以至于他就不该来到这个世界。

”这种绝对主义形成了共和党观念的精髓：接受任何立场的改变无异于背叛。

在麦克斯看来，新芬党同意英国继续主宰爱尔兰几乎没有解决任何问题。

麦克斯认为，亚当斯出卖了武装斗争。

新芬党领导层非常清楚这类观点，并开始诋毁像麦克斯这样的批评者，称其为“异议分子”共和党人，或者“和平进程的反对者”。

共和党向来有着严明的内部纪律，而作为一个新兴政党，新芬党不遗余力地维持着对北爱尔兰问题与和平进程的特定叙述。

新芬党的所有官员似乎从未偏离剧本。

如此一来，该党派保持了一位学者所说的“对共和党武装斗争记忆的垄断”。

对此老战友休斯十分的愤怒，愤怒于亚当斯背叛也愤怒于他的虚伪，书中写到： 《北爱尔兰和平协议》给北爱尔兰带来了和平，但在贝尔法斯特各种建筑的墙上，依然满是描绘武装斗争英雄的彩色壁画。

年轻的布伦丹·休斯就在其中，他双眼漆黑，满面笑容。

然而最近几年，休斯的情绪变得日渐阴郁。

“欢迎来探监。

”他会对来访的客人说。

有时，他一连几天足不出户，宁愿待在家里，独自喝酒抽烟。

如今他到了知命之年，标志性的黑发已经变白脱落。

他依靠残疾抚恤金生活。

他曾在建筑工地做过各种卑微的工作，但除了年轻时在商船队的经历，他从未做过真正的平民工作，而且很难找到稳定的职业。

“你无法真正从监狱走出来。

”他会说。

在休斯眼里，《北爱尔兰和平协议》象征着最终的妥协：共和党运动正式接受了英国人将继续留在爱尔兰的事实。

休斯曾经杀过人，他这样做是因为他坚信，自己在为一个统一的爱尔兰而战。

但如今他清楚地认识到，共和党运动的领导层可能早已准备好接受低于绝对胜利的结果，并事先决定不告诉像他这样的士兵，休斯认为这是他们故意而为之的做法。

对休斯而言，这是一种极其有针对性的战略手段：他直接把责任归咎到他最亲近的同志格里·亚当斯身上。

在他公寓的一面墙上，一个带相框的照片和切·格瓦拉的纪念照挂在一起。

那是20世纪70年代在朗·凯什监狱拍的一张老照片，休斯和亚当斯用手臂搭在彼此肩上。

亚当斯身穿一件宽松的八字领短袖，蓬松的头发落在肩头。

休斯穿着一件紧身T恤，上面写着“墨尔本爱尔兰俱乐部”的字样。

两人都在铁丝网的背景下咧嘴而笑。

休斯对亚当斯已经再无好感，但他仍把这张照片挂在墙上，以提醒自己过去的时光。

几十年来，他和亚当斯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但这绝不是一段平等的关系。

最近，他开始悲观地开玩笑说，他就像共和军的武器，先是被利用，然后被丢弃——一如“解除武装”。

休斯谈到了格里·亚当斯。

麦克斯曾和亚当斯同时在朗·凯什服刑，他了解亚当斯和休斯之间曾拥有的亲密关系。

然而现在，休斯对这位昔日的同胞充满了愤怒。

休斯憎恶《北爱尔兰和平协议》（Good Friday Agreement）。

他开玩笑说，这个协议的首字母缩写GFA实际上代表“糟践所有人”（Got Fuck All）。

“这一切他妈都是为了什么？

”他会问。

那些他夺走的生命，那些被他送上死路的年轻志愿军：一直以来，他认为这些牺牲最终会因为爱尔兰的统一而得以正名。

相反，亚当斯已经成了西装革履的政治家，一个和平使者。

他将自己塑造成了北爱尔兰后冲突时代的重要角色。

在任何武装冲突中，指挥的责任之一，就是高级军官必须做出可能让下属送命的选择。

在休斯下达的命令中，有些曾导致年轻志愿军乃至无辜百姓丧命，他的精神因此受到重创。

这些事件在他的脑海中反复重演。

他告诉麦克斯，血色星期五事发当天，他是地面部队的指挥官。

但发号施令的，是亚当斯。

“格里才是做决定的人。

”他说。

借由否认自己在冲突中扮演过任何角色，亚当斯事实上推脱了自己对诸如血色星期五这种灾难的任何道德责任——并在这个过程中否认了他和昔日下属的关系，例如布伦丹·休斯。

“这整件事让我感到恶心，”休斯说，“这意味着，像我这样的人……必须为所有人的死承担责任。

”如果这所有的杀戮至少成功将英国人逐出了爱尔兰，那么休斯或许可以认为自己的行动合乎情理。

但他觉得自己被剥夺了获得宽恕的任何理由。

“到头来，”他说，“没有一个人的死是值得的。

” 当休斯和这些心魔斗争时，他惊诧地发现，亚当斯似乎完全没有这种痛苦的反省。

相反，他游走于一个又一个上镜的机会，仿佛丝毫没有受到过往经历的影响。

这令休斯愤怒不已。

他当然是共和军成员！

“所有人都知道，”他告诉麦克斯，“英国人知道，街上的百姓知道，就连街上的狗都知道！

而他却在那里矢口否认！

” 同样令休斯担心的是，武装斗争正在被纯净化和具体化，变成了贴在车尾的标语。

共和党运动向来对殉道者十分崇敬，但在休斯看来，有些尚在人世并且因为自己的贡献而在后来备受煎熬的殉道者似乎正在被抛弃，他们被自己的涂鸦形象喧宾夺主。

“用壁画的方式纪念在漫长的孤独中因为酗酒而死的毛毯抗议者有什么用呢？

”他会说，“我讨厌现在的年轻人把当年的事件想得很浪漫。

”他补充道：“真相和想象相去甚远，我想我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 没过多久，亚当斯便听说他昔日的同志背弃了他。

2000年，他们两人见面了。

亚当斯质问休斯为什么要公开批判他，并对休斯交往的部分对象进行质疑，休斯回忆道：“他说我交友不慎，应该和那些人断绝来往。

”休斯认为这个建议是对他的审查，这愈发加剧了他心中的怨愤。

有一天，休斯在公寓里发现了一个窃听器：一个黑色小麦克风。

在过去，这种设备几乎肯定是英国军方安置的。

但现在他确信，是共和军把它安在了那里。

这种幻想破灭的感受贯穿于麦克斯进行的其他采访中。

理奇·奥拉韦是麦克斯的采访对象之一，他年近五旬，身材矮小健壮，曾和休斯关在同一间牢房，并且是博比·桑兹的好朋友。

1981年的绝食抗议期间，奥拉韦曾担任抗议者的主要发言人。

当麦克斯最开始找到奥拉韦，告诉他“贝尔法斯特项目”的时候，奥拉韦不愿参与进来。

巧合的是，二十年来他心里一直隐藏着一个秘密，他担心，一旦他说出自己在共和军的经历，这个秘密可能会泄露出去。

但麦克斯最终说服了奥拉韦，并开始在晚上带着录音机去他家里。

1981年夏天，博比·桑兹和其他三名绝食者死后，奥拉韦在监狱内协助引导谈判。

据奥拉韦所言，囚犯们收到了撒切尔夫人的秘密提议，这份提议几乎同意了他们的所有要求。

它并不是百分百的让步，但它保证，他们将可以穿自己的衣服——这是他们的主要诉求之一——连同其他重要的让步。

奥拉韦和另一位谈判代表向监狱外的临时共和军领导层偷偷送去了消息，表明他们倾向于接受英方的提议，结束绝食抗议。

然而外面传话进来——准确地说，是格里·亚当斯——说撒切尔夫人的提议还不够，绝食者应该坚持下去。

抗议结束之前，又有六个人死去。

关于这件事的公众叙述是，继续绝食抗议是那些囚犯自己的坚持。

而奥拉韦从未发声质疑这种说法，他顺从了后来他所说的“精心编造的谎言”，这些谎言将这些戏剧性事件紧紧包裹在其中。

但私下里他怀有巨大的内疚，因为他当时没有挺身而出，没有坚定自己的立场。

他不明白，为什么监狱里的人已经准备好接受这个提议，而亚当斯和他身边的人却偏要让抗议继续？

经过多年的深思，奥拉韦开始形成一个可怕的推测。

当博比·桑兹竞选议会席位时，和平抗议者寻求公职的情景引发了民众对共和主义的广泛支持，其规模是共和军通过暴力手段从未达到过的。

1981年5月5日桑兹去世后，多达10万人涌上街头。

奥拉韦无权参与军队委员会的讨论，而他们是决策者。

但他开始认为，亚当斯延长绝食抗议是故意为之，目的是充分利用抗议引发的广泛的同情和支持。

就共和党的政策而言，绝食抗议是“原子分裂”的时刻，奥拉韦如是总结道。

亚当斯第一次发现了通过选举政治带来变革的可能性。

在延长抗议活动的决定中，他发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契机，能极大地拓展共和党运动的支持基础。

它只需要付出六条人命。

在奥拉韦开始向麦克斯讲述这个故事后，他发现自己停不下来。

他开始哭起来，起初是抽泣，接着像个孩子般无法自已地号啕大哭。

20年来，他的良心一直背负着那六个抗议者的死。

在20年的沉默之后，说出这件事让他感到了情绪的涤荡。

“我他妈什么都不在乎了，我要说出来，”他告诉麦克斯，“这些人死得太他妈不值了！

” 然而，当奥拉韦开始思考，也许是亚当斯罔顾他人死活，认定前赴后继的殉道者是新芬党成为可行政党不可或缺的条件时，奥拉韦不得不承认一个令人不安的可能：如果不是这个决定，这场战争也许远远没有结束。

正如埃德·莫洛尼后来写道：“绝食抗议让新芬党成功涉入选举政治成为可能：共和军的武装斗争和新芬党的政治活动之间后来产生的矛盾引发了和平进程，并最终结束了冲突。

假如1981年7月撒切尔夫人的提议没有被破坏，那么有可能，甚至很可能，所有这些都不会发生。

有人会说，只要目的正当，就能不择手段。

还有人会说，和平的实现如同珍珠，值得为她付出代价。

”在奥拉韦看来，一个人能玩一场如此漫长而处心积虑的游戏，并将六个人送上不必要的死亡之路，那么他一定是政治策略的天才——但也是一个反社会的人。

亚当斯种种言行透出他是一个虚伪的“屠夫”，纯粹的政治动物，在传统的IRA和英国人眼里都不受欢迎，所以在电影里马丁坎贝尔狠狠地编排了一顿Liam Hennessy（格里亚当斯），让其众叛亲离，最后在电影的末尾，英国人利用亚当斯的软肋对其进行威胁，成功的将亚当斯变成英格兰人的“狗”，而在书中，曾经的亲密战友休斯锐评到，对亚当斯的支持者而言，他是一个历史性人物，一个远见卓识的人，一个值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人。

但在休斯看来，格里·亚当斯可能已经被自己的野心所蒙蔽——更有甚者，他可能遭到了英国人的摆布。

当临时共和军在监狱里就战略问题组织教育学习班时，其中一门基本课程讲到，英国镇压叛乱的核心方法就是“对他们能应付的领导阶层施加影响”。

休斯认为，在和平协议之后，亚当斯可能在不知不觉中让自己受到了这种影响。

可以看出，亚当斯在IRA内部和英国人眼里已经是“一条狗”的角色，什么时候成为的狗，意义并不大。

最后在补充一些历史小细节

血色星期天：1972年1月一个寒冷的星期天下午，埃蒙·麦卡恩和一大群和平抗议者在德里集会。

仿佛是为了强调非暴力抗议的徒劳，英国伞兵竟然朝人群开火，最终导致13人丧命，并且有15人受伤。

士兵们随后声称他们遭到了攻击，并且只朝持有武器的抗议者开了枪。

结果这些声明都不是真的。

血色星期天，这场将被永远铭记的事件，极大地刺激了爱尔兰共和主义。

杜洛尔丝和玛丽安在邓多克听到了大屠杀的报道，这一消息令她们怒不可遏。

2月，抗议者在都柏林的英国大使馆纵火。

3月，伦敦暂停了不得民心的北爱尔兰的联合议会，并从威斯敏斯特对北爱尔兰进行直接统治。

而与血色星期天相对的是IRA对英国当局的报复，血色星期五，1972年7月21日， 下午 2 时 10 分至 3 时 15 分，IRA在贝尔法斯特各地安装共有 19 枚炸弹爆炸。

爆炸中有九人死亡——七名平民和两名士兵。

受伤者是77名妇女和女孩以及53名男子和男孩。

在和平协议签署后 格里·亚当斯拒绝承认自己曾是共和军的一员，而电影里直接介绍他是前共和军成员则是一处“错误”，当然考虑到主创对片子的历史细节的注意，我相信这是导演夹带的私货之一，直接在电影里点破他前共和军的身份。

这里新芬党高层中有几人有明显的疤痕还有纹身，这也体现出如今的新芬党与IRA密不可分的关系，上世纪的临时共和军经常在贝尔法斯特街头与保皇派和英军火并。

这里的“真正共和军”的原型可能是之前2009年3月7日晚上10点，两名士兵被袭击身亡的事情。

当时由持不同政见的武装团体“正牌共和军”宣布为该事件负责。

北爱尔兰警察局局长休·奥德在声明中表示：“这是一小群越来越绝望的人做出的举动，他们决心将这里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拽回他们不想去的地方。

”

这是个非常好的故事，关于爱尔兰共和军的背景网上有很多介绍了，我就另辟蹊径和大家科普一下成龙扮演的关玉明的背景介绍，我看到豆瓣上有人说因为关玉明参与过越战的背景，他很有可能是华裔美军，其实是很多人不了解那段鲜有人知的历史。

上世纪六十年代，越南北部的越共胡志明政权发动对法属南越政权的战争，后来把美国人也拉扯进来了，史称“越战”，其实那次战争背后还牵扯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决，中国在前苏联的授意下派出军事顾问团暗中参与了这场战争，并最终帮助胡志明打退了美法联军，统一了越南。

中国的这支部队前身隶属中原野战军，是陈庚将军的部队，当时援助越南的大多是广西和云南籍的士兵，在电影中关玉明就是广西人，后来在战役中，这支部队伤亡很大，被俘虏很多人，只是在越战结束后为了不影响国际形式（当时中美两国正在初步外交接触），因此被俘的中国军人并没有被及时送回国，而是在当地安顿下来，有的甚至和当地人通婚生子。

七十年代末，在苏联的挑唆下中越关系突然紧张，随后爆发了中越战争，那些当年留下来部分中国军人和当地华侨一起成为了越南民族主义者的众矢之的，1976年在胡志明市爆发了大规模的反华暴动，当地华人死伤者无数，在这种形势下，华人们开始自发组织逃离越南，1977年的十一月，有人组织搭乘渔船准备逃走并偷渡新加坡，这场逃离规模很大，但极其悲壮，在逃离过程中渔船先遭到泰国海盗的洗劫（电影里有表现），后又因暴风雨和海啸使得逃跑的华人死伤惨重，最后到达马六甲海域的只有几条渔船，但因新加坡政府拒绝难民，使得船上的人无法下岸，后来粮食短缺和传染病爆发，又死了好多难民，估计电影里面关玉明的妻子就是在这种环境下难产死的，后来国际难民组织呼吁世界各国接纳这些华裔难民，但是全球只有一个挪威政府愿意接纳他们，因此这些人被转移到挪威才安定下来，之后新加坡政府出于国际压力也承担了一部分难民，此事件才结束，片子里的关玉明之后辗转多年最终在英国落户，其身世让人唏嘘。

其实这段历史波澜壮阔，华人命运在历史上始终磨难多舛，电影中北爱尔兰民族独立的故事让这么一个同样具有复杂背景的中国人来贯穿，其隐喻性也是不言而喻。

（本文参考了豆瓣网友lightring同学的文章大英帝国与反叛组织的恩恩怨怨；以及豆瓣网友doudou同学的一部爱尔兰共和军的科普片，万分感谢，请原谅我不问自取。

）一今年国庆档期，有两部电影堪称惊喜，一部是王晶的《追龙》，一部是成龙的《英伦对决》。

相比于《追龙》，《英伦对决》更为独特，因为这部电影很不成龙，也很不香港。

如果说王晶是严肃起来了，那么成龙则彻底让出了对电影的主导权。

除了成龙主演之外，这部电影可以说完全看不出过去“成龙作品”的痕迹，如果把成龙换成连姆•尼森，我们会以为在看新一集的《飓风营救》。

说实话，成龙扮演的关玉明这个角色有点游离于影片整体氛围之外。

他只是偶然卷入恐怖袭击事件的局外人，然后一心复仇的他掺和进了一场政治危机与阴谋当中。

但他自始至终与这场危机和阴谋毫无关系，也并不知情，他只是执着地想要弄到袭击者的名字。

而他本身中国人的身份对于影片的推进也没什么帮助，看影片结尾字幕，这部电影改编自小说《中国人》，看来这个身份设定在原著中就存在，可能作者认为中国人都很能打，但这身份对故事没什么帮助。

同样，关玉明过往的悲惨经历对于故事的推荐也帮助不大，他当年妻儿死于非命，但这笔账算不到影片里的任何一个人头上。

如果说有促进作用，就是他格外珍惜这唯一的女儿，这给他执着复仇提供了强烈动机。

有意思的是，关玉明是一个前美军特种部队成员，所以他的一身功夫其实是“美国制造”。

当然，成龙这个角色对于中国观众意义重大，这是很多中国观众对这部电影感兴趣的原因。

如果拿掉成龙和他的动作戏，剩下的就是一部典型的好莱坞政治惊悚剧了。

而且这还是一个有门槛的政治惊悚剧，这部电影不像《谍影重重》那样，凭空捏造了一个组织，这部电影，建立在真实历史的基础上。

看看皮尔斯•布鲁斯南扮演的北爱尔兰政客汉尼斯的扮相，精心打理的花白头发和胡须，精致的无框眼镜，活脱脱就是现实中的新芬党党魁亚当斯。

还有影片中多次提及的军事组织UDI，明眼人都知道，它影射的正是大名鼎鼎的爱尔兰共和军。

影片里的汉尼斯，还有与他貌合神离的妻子，分道扬镳的前战友，以及英国国防部长，就这么几个角色之间的冲突，把英国与爱尔兰几百年的恩怨情仇都给勾勒了出来。

而这些历史背景，构成了很多观众的电影门槛，据说看电影的时候，不少男观众都被他的女朋友问得哑口无言。

但也因为有了这样的格局，这部电影就不再是一部简单的《飓风营救》，如果把成龙替换成老福特，这部电影看上去就特别像杰克•瑞恩系列，尤其像那部《爱国者游戏》。

二不如让我们花点时间，把电影里围绕着汉尼斯的这几个人物之间的关系梳理一下。

首先是汉尼斯本人，他过去的身份是爱尔兰共和军的头目（电影里改名了，咱们就不用遮遮掩掩了），如今的身份则是北爱尔兰政府高官。

这个人的人生轨迹就是放下屠刀，立地掌权。

他所代表的，是爱尔兰共和军内部，谋求和平解决纷争的派别。

但如果你以为他是良善之辈那就错了，按照影片的塑造，这是一个野心家，把爱尔兰共和军的恐怖力量当成和英国政府谈判的筹码，可以说他是两头忽悠，从中渔利。

电影里的恐怖袭击是汉尼斯策划的，但是他原本的方案是不伤人，而只是炸掉几家金融机构。

目的是进一步向英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英国政府特赦一些被俘的共和军成员。

然而他曾经的一位战友，共和军的另一个领导者则背着他更改了方案，让这场袭击变成了真正的恐怖袭击，关玉明的女儿就死于这场袭击。

这位领导者所代表的，是爱尔兰共和军里的激进派，他本来就看不上和平路线，更认为汉尼斯就是个背叛革命的政客。

在真实的爱尔兰共和军内部，也发生了类似的分裂，一派主张走和平路线，一派主张走暴力路线。

做个类比，这有点类似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里的法塔赫和哈马斯。

巴解组织是一个暴力起家的军事组织，但到了后期，阿拉法特所领导的法塔赫转而走上了与以色列和平谈判的道路。

而哈马斯，则继续暴力路线。

阿拉法特在世的时候还可以压制哈马斯，等他去世了，哈马斯迅速壮大，巴以和解遥遥无期。

当然，电影里的汉尼斯，对于组织的控制力远远比不上阿拉法特。

而汉尼斯之所以被摆了一道，是因为他的妻子也背叛了他。

他妻子对他的背叛是全方位的，不仅出卖了他的计划，还和他的侄子搞在一起。

汉尼斯的妻子为什么这么恨他，因为他没有像当初承诺的那样，为他的大舅子报仇。

包括汉尼斯的大舅子在内，还有他的父亲、兄弟，都死在爱尔兰与英国的战斗中，而这些“革命烈士”，也成了汉尼斯能够飞黄腾达的政治资本，然而汉尼斯并没有报仇雪恨，反而谋求与英国合作，这是他妻子仇恨的根源。

影片里也交代，杀死汉尼斯大舅子的并不是英国政府，而是爱尔兰共和军的死对头——乌尔斯特民兵（UVF）。

这个组织源自于爱尔兰独立，原本爱尔兰地区有32个郡，爱尔兰独立的时候带走了26个郡，还剩下6个郡就是现在的北爱尔兰。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结果，和爱尔兰地区的宗教分布有关，众所周知，英国是信奉新教的国家，而爱尔兰人则信奉天主教，这是他们难以融合的根本原因。

在爱尔兰地区，新教徒是少数派，但在北爱尔兰地区，新教徒却是多数派，这也是这六个郡没有跟着一块独立的原因。

尽管爱尔兰已经独立了，但是北爱尔兰仍然是双方争夺的目标，北爱尔兰的天主教徒组织了临时爱尔兰共和军，继承爱尔兰共和军的衣钵，而新教徒也针锋相对地组织了乌尔斯特民兵。

这两支武装力量经常针对对方平民发动恐怖袭击，并且互相栽赃陷害。

尽管双方都声称要通过和平手段推动北爱尔兰的政治和解，但私底下却仍然动作不断。

三这部电影展现出了爱尔兰人残酷的一面（当然英国政府对待恐怖分子也是相当冷酷无情），但说句公道话，如今的爱尔兰人有多残酷，他们的历史就有多悲惨。

19世纪早期，一位法国旅行者周游世界，到过美国和爱尔兰，回去之后写道：“我曾见过栖身于森林之中的印第安人，也见过戴着锁链的黑人，当我琢磨他们可怜的处境时，我曾认为，我已经见到了人类悲惨遭遇的极端状态了。

然而，我当时并不知道爱尔兰人的不幸处境。

”这段描述来自托马斯•索维尔那本著名的《美国种族简史》，索维尔评价说：尽管爱尔兰人在法律上是自由的，但他们是在自己的国土上过着被压迫的生活。

定居在爱尔兰的英国人已经没收了大部分土地，并出租一部分给爱尔兰佃户，从而掌握着爱尔兰的农业经济。

爱尔兰农民只能在剩下的边边角角的土地上种植土豆。

索维尔在书中描述了爱尔兰人的悲惨境地。

在爱尔兰历史上，最触目惊心的事件有两个，一个是1641年的造反。

先是有成千上万的英格兰新教徒惨遭爱尔兰天主教徒杀害，接着又有成千上万的爱尔兰天主教徒遭到克伦威尔的血腥屠杀。

在这场持续了十多年的交战中，有50多万人——约占当时爱尔兰总人口的40%——死于战争、饥荒和疾病。

英国战胜爱尔兰之后，颁布了所谓的惩罚性法律，剥夺了爱尔兰人许多基本权利。

爱尔兰天主教徒既没有选举权，也不能担任公职和律师，还不准他们上大学或在大学任教。

爱尔兰天主教徒的子弟，从法律上来讲，没有受教育的权利。

对于这样的处境，英国著名政治家埃德蒙•伯克评价说：针对爱尔兰的惩罚性法律是“自古以来人类凭借着邪念所能构制出的最巧妙而精良的机器，用以使百姓堕落，并进而败坏人性本身”。

第二件触目惊心的大事件就是爱尔兰大饥荒。

前面我们提到了，爱尔兰大部分土地都被英国贵族占据了，还剩四分之一边边角角的土地都种植了产量大、价格低廉的土豆，土豆养活了450万爱尔兰人。

然而成也土豆败也土豆，1843年开始，一场马铃薯晚疫病在北美与欧洲蔓延，引发了饥荒。

到1485年，疫病蔓延到了爱尔兰，毁坏了当年以及其后连续几年的土豆生产。

这场灾难对于爱尔兰人是毁灭性的，大约有100万人死于饥饿或由饥饿引发的其他疾病。

更多的人选择了逃离，仅在19世纪40年代中期的短短几年里，大约有三分之一的爱尔兰人消失了，到了1914年，爱尔兰的人口只有19世纪40年代的一半。

当然，将爱尔兰人置于死地的不仅仅是土豆歉收，还有英国人的袖手旁观。

英国方面不仅救济款项少得可怜，而且在这非常时期，对爱尔兰农民的地租和税收都照收不误。

可以说是雪上加霜。

举个灾难期间发生的具体案例，来看看这个时期英国人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当时，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苏丹阿卜杜勒•迈吉德一世宣布，对爱尔兰提供1万英镑作为援助，但维多利亚女王却请求他只提供1000英镑，因为女王自己也仅仅捐赠了2000英镑，如果外来援助比她捐的多，她的面子往哪儿放？

碍于女王的情面，阿卜杜勒最终只捐助了1000英镑。

但他随后又提供了三艘船的物资援助爱尔兰。

而维多利亚女王又从中作梗，阻止这三艘船靠岸。

无奈的土耳其人只好再跋涉50公里，停靠在了位于爱尔兰东部的德罗赫达港。

这场大饥荒摧毁了爱尔兰人对英国人的最后幻想，独立成为他们唯一的诉求，这诉求之强烈，完全可以和犹太人复国相提并论。

四就是在这种强烈仇恨和渴望独立的土壤里，孕育了爱尔兰共和军。

而面对英国这个庞然大物，爱尔兰人深知正面对抗是没有胜算的，于是爱尔兰共和军走上了以小搏大的恐怖主义道路，为了制造恐惧，达成独立目的，他们绑架、暗杀、发动恐怖袭击，无所不用其极，甚至不惜为虎作伥，在二战时期勾结纳粹。

爱尔兰共和军发动的最著名的一次恐怖袭击，是在1979年8月27日，在爱尔兰炸死了著名的蒙巴顿伯爵。

蒙巴顿伯爵堪称大名鼎鼎，他是维多利亚女王的增外孙，曾经担任过英国海军大臣，他是二战时盟军东南亚战区总司令，二战以后他出任了最后一任印度总督，主持制定了印巴分治的“蒙巴顿方案”，然而也正是这一草率的方案，导致了印巴之间的大屠杀。

高晓松曾经在他的节目里讲过蒙巴顿伯爵的故事，称他是一个妄人。

包括这场著名的暗杀在内，从1969年到1982年，爱尔兰共和军一共制造了3000多次爆炸事件，两千多人因此而丧生。

而爱尔兰共和军的创建者迈克尔•柯林斯更是被看做是现代恐怖主义的鼻祖。

“恐怖主义”作为一个专用名词，最早出现在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中的雅各宾派专政时期，雅各宾派对异己分子大搞所谓的“红色恐怖”。

恐怖主义又分为近代恐怖主义与现代恐怖主义。

两者最大的不同是：近代恐怖主义往往是个人恐怖行为，暗杀的对象也往往只是有影响的政要个人。

近代恐怖主义的口号是“要更多的人看，而不是要更多的人死”。

现代恐怖主义则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恐怖活动已超出国界而具有国际性质。

现代国际恐怖主义表现出一些新特点，如恐怖组织集团化、恐怖行动跨国化、恐怖手段科技化、恐怖目的残酷化等。

他们提出的口号是“要更多的人看，也要更多的人死”。

无论是近代恐怖主义还是现代恐怖主义，都是工业革命之后的产物，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信息革命之后的产物，用自媒体人罗振宇的话说：恐怖主义是一种现代病。

恐怖主义诞生最重要的原因，是大众传播的发展，恐怖主义是伴随着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发展起来的。

因为也只有在现代传媒技术的帮助下，才能实现“要更多的人看”这一目的。

这样的信息传播速度，在古代是办不到的，罗振宇举了个例子，蒙古人在征服世界的时候，要想制造恐怖感，需要用残酷得多的手段，比如说屠城。

罗振宇认为，现代传媒成了恐怖主义的放大器，全社会成为他们的“剧场”，他们利用现代传媒传递恐惧，争取同情，激发士气，如果没有现代传媒，他们的恐怖行动将毫无效果、毫无意义，甚至连组织本身都难以维持。

然而反过来，也因为现代传媒的存在，让恐怖主义像人类的癌症一样迅速扩散，却又难以根除。

罗振宇评价说：“针对恐怖分子的打击，当然很必要，但这只是一个方面。

重新思考现代社会的天然缺陷，和媒体的反应模式，可能也是我们不得不做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