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主之地

昨天晚上选课，老师给我们放了这部无主之地，南斯拉夫，说准确的一点该说是前南斯拉夫，他们的人民。

本是一个民族，穆族和赛族有什么区别呢？

西甲和尼诺他们的语言是互通的，或许是一点方言上的区别，信仰上的区别，一个信仰东正教一个信仰伊斯兰教吧。

在主体民族眼里可能根本看不到这一点区别，平时也无暇关注吧？

更别说铁托治下，那一片的和谐，高压统治下，主体民族，塞尔维亚族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对于少数派的侵犯，有着语言和文化的骄傲，但是铁托为了统治还是给了少数族裔不少表面上的权利，于是一点点不满在心底慢慢滋生，铁托一走，强人不在了，这种不满就爆发出来，突然就爆发出来，比如他们对于战争的不同的观点，在尼诺眼里，穆族是在分裂，而在西甲眼里，塞族就是在入侵。

说一点犯忌的话吧，看完这电影，我很多的同学都在讲人性，在讲官僚，没办法，学生么，小资产阶级，坐在朝南的阳台上抽烟骂不人道。

仿佛他们离这些很远一样，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存在我们的心里，可能比他们更严重吧？

省籍的矛盾，方言不同而造成的隔阂，南北矛盾，这些东西都是埋在心里的东西，平时你可能没有关注，或者你认为你自己脱离了这种心理，但事实怎么样呢？

我不知道，希望我们会超越他们的悲剧吧。

（剧作表现：从直线变为群戏，从对峙到多方介入，而过程里始终抽空人物重心：没有人真正关心那个下午发生了什么，也就意味着没有人真正知道那个下午发生着什么。

同时，早上死去的同胞已被迅速遗忘，包括导演以内，没有人再提起那些死亡，这是一种预示。

）（天大地大，是每个个人在坚持，苦撑。

他们没有问为什么，那些在上面的人也从来都不会出现。

答案在他们手上，可境况却在另外一些人的脚下。

）（是谁发动这场战争的？

没有枪的那个。

）（其实表达方式更偏向喜剧。

）（一个场景：维和部队战士带上耳机，十数秒的电子音乐从镜头里涌出，制造抽离境地/真实心境。

）（一些台词：悲观的人认为事情没有比这更糟糕的，而乐观的人认为这确实很糟糕。

/ 为什么当兵的总是带着照片？

/ 对着记者说：你用我们的痛苦赚了不少钱吧？

/ 你真的不用我去拍拍那真实的战壕吗？

不用了，战壕还是战壕，都一样，人们不感兴趣。

/ 维和部队：分别告诉双方，我们得知他们的对手计划在今晚之内夺取中央地区的战壕。

/维和部队：地雷拆除了，他得救了！

）---无主之地在哪里？

在新闻以外，图像以外，瞩目以外，热点以外，话题以外，争论以外，揣测以外，知识分子以外，国家历史以外，理论以外，分析以外，评论以外，批评以外，口号以外，呼喊以外，感伤以外，同情以外，事不关己以外，茶余饭后以外，起因结尾以外，态度以外，选择以外，作恶以外，煽动以外，下达的命令以外，派别以外，中立以外，和平以外，在电脑前的我以外，还有真相以外。

不过根本没有真相吧。

真相是什么？

又重要么？

细节又是你所看到的那样么？

都是暗流涌动和瞬息万变吧，新闻永远报道不了，他们也不知道。

各人不停地转移着自己的面貌以掩盖行为动机，为了不失位置而自保，为了自保而假装有立场，然后你得到了你想要的，新闻报道了，维和任务完成了，有人死了？

那就是别人。

所以，根本就没有旁人真正踏进过那片无主之地，只有固守价值之地，其余的并不在乎。

再者，两个士兵，明明是身在场者，却又是游戏以外的。

维和部队，新闻记者，热心观众等，明明也是身在场者，却又是背离此地的。

再啰嗦点多说一次，后者并不在现场，但是真正在现场的前者却又远离于这镜头中心，仿佛他们不是真正的参与者，而很多场外之人却成为了各种主角。

很讽刺，很荒唐。

天地悠悠啊，可一阵风就能将这悠悠天地吹散，就一阵风，这风从风里来，这风往风里去，再就是了无踪影，徒留无主之地，一片死寂。

《无主之地》没有战争电影中常见的枪炮轰鸣、鲜血四溅的场面，但没有人不会承认它是一部优秀的战争电影。

在一篇访谈里，本片的导演曾说，他并不喜欢拍摄战争，战争从来不是优秀的电影主题；他又说，拍电影主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处理主题的方式。

他生活在战火纷飞的巴尔干，有拍摄大量战争纪录片的切身经历，作为一个波斯尼亚人，战争是他心头永远挥不去的梦魇。

为了缓解这种无时不在的痛楚，他选择了幽默。

战争的残酷无情、戕毒人性因为荒诞的力量愈发凸显，在跟随着导演的幽默笑过之后，剩下的只有深深的无奈。

是的，幽默被人们误解得太多，它不仅是暂时止痛的麻醉剂，也是一把刀，在灿烂的太阳下闪着刺目的光芒，刀尖上可能还滴着波斯尼亚人或塞尔维亚人的血，尼诺和西基的血，我或者你的血。

战争就是对立的双方，就是双方以生命和鲜血为代价的厮杀冲突，以及这种对立的解决之道。

导演用他忧伤的喜剧之眼注视着这种对峙，一点一点告诉我们战争的秘密。

波斯尼亚和塞尔维亚我试图回忆，却怎么也想不起在这块小小的弹瓦之地，战火已经燃烧了多少年，我看见的只是蓝天碧野下一队队对峙的人们，一个个相向的枪口。

对那些遥远的民族，我们也无法确知谁对谁错，也许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所以只好如小孩一般用枪指着对方，让他承认战争是他那一方发动的。

到了最后，连他们自己也厌倦了这样过家家般的游戏。

就在这样的对峙中，一个个身体倒下了，一张张面孔衰老了，人们只能在断垣残壁之侧、连天炮之下小憩，做梦，听残破的风琴呜咽，学习习惯随时可能中断的生活，天亦荒地亦老，永远见证着动机越来越抽象的战争。

战争也许会有正义的名义、信仰的名义，一旦发动，却没有哪一方是绝对无辜的，受伤的也不会只有一方。

尼诺和西基尼诺的塞尔维亚情人曾经是西基的同学，这带给他们的单纯的欢乐也只持续了短短的一瞬，转眼间他们又时刻担心着自己的安全算计着对方的性命。

如果不是战争，因为种种机缘，他们可能还会相熟，甚至成为朋友，可他们就硬是被莫名其妙地丢到同一个战壕，成为近在咫尺的敌人，连求救都要分别向着不同的方向。

我总以为不论地雷能否排除，塞拉能否得救，不论他们以后是否有机会刀兵相见，至少在这个故事的结尾，他们会获救，会回到自己的族人中间——可是真相要残酷得多，他们竟然在获救的一刻，自己杀死了自己，可怜西基死时才到战场一天，连枪都不会开。

抽象的仇恨竟会有这么大的力量，让素不相识的人甘愿性命相搏？

战争由人发动，保护人的生命和利益，但子弹从来看不见单个的人，真正无辜的是卷入战争的具体的个人。

恐惧只会教人恨，而不会教人爱。

维和部队和新闻媒体在电影中，维和部队和记者的关系也是对立的。

维和部队的官僚和暧昧的不干预，媒体的高效率和无孔不入，使这个战场上普通的援助事件向着戏剧化的方向发展，到最后演变为一场荒唐的悲剧。

在当代社会，媒体绝对不会放过战争，军队也只是政客的工具。

我不否定部分媒体和记者个人的人道情怀，也更加不能否认所有媒体背后的利益因素。

在媒体与政客的利益追逐中，必然产生掩饰和谎言，必然更加无视个体的生命，战争只是政治的继续，是话语的游戏。

而维和部队和记者对于波族和塞族双方来说，都是冷漠的第三者。

政治和谎言可以形成同谋，就像为救援行动双方达成停火一样，战争可以暂时中止，对峙却永远不会结束。

在欲望和利益的驱使下，仇恨总会重新露头、滋长，硝烟随时随地又会再起，无辜的人继续他宿命的轮回。

在这个波斯尼亚导演看来，这便是战争、甚至是这个世界的秘密。

除了苍白无力的幽默，他还能做什么？

最后的一个镜头俯瞰着地雷上的塞拉越拉越高，塞拉其实是所有无辜的人，或者在地雷上的整个世界。

有人从这个镜头看出了悲悯，可镜头不是上帝的眼睛，也许上帝根本就不在场，塞拉永远离不开地面升上天堂，他只能静静地躺在暮色四合的大地上，绝望地等待他的命运。

《无主之地》是波黑导演丹尼斯·塔诺维奇于2001年拍摄的影片，而正是这部影片助他拿下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与金球奖最佳外语片的殊荣。

这也是波黑电影历史上第一次于奥斯卡上斩获奖项。

就《无主之地》这部电影而言，许多人都在探讨它的内容——战争的荒谬、联合国的不作为、记者媒体的无良和种族信仰的分野。

这些影片中呈现的立意固然值得去深思和发掘。

但我们同样不能忽视丹尼斯·塔诺维奇在电影技法运用上的出神入化。

一部电影之所以优秀，不仅仅在于其内容和深度，同样也关乎于技法与形式。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无主之地》给人的感官体验无疑是极其特殊的，因为丹尼斯·塔诺维奇采取了一种极为罕见且极端的画幅——27：9。

这种画面比例运用在电影艺术的情况并不多见，也正是这样，它给观众提供了许多视觉上的新鲜感与冲击力。

但是，丹尼斯·塔诺维奇选用这种极端画面比例去构成电影基本画面的做法绝对不仅仅只是为了获取观众视觉上的新鲜感与冲击力，他的厉害之处在于——这种狭长的画面比例能够成功塑造出一种逼仄感，而这种逼仄感正好能够脱离表层镜头意义转而融入电影更深层次的内容中去。

《无主之地》这部电影所叙述的事并不复杂，但丹尼斯·塔诺维奇成功地塑造出了一种战争中个体力量的无奈与无力感。

这种力有不逮的无奈感集中体现为影片中的两层宿命，其一，即地雷无法拆除，没有人能够拆除那颗被人压着的地雷，它是无力感产生的戏剧根源。

其二，对于这一无法解决的宿命，联合国、政府等一系列权力机构的任何作为都会被新闻媒体所引导，进而被大众舆论唾骂。

这就是《无主之地》中的两层宿命——地雷无法拆除，无论怎样努力那个压在地雷上的人都会死去；联合国政府难以处理，无论怎样处理都会被新闻媒体和大众舆论所声讨——所体现出的无力与无奈。

而丹尼斯·塔诺维奇的精准预见力使得电影内容与画面比例呈现出精确的适配性。

从镜头语法上来讲，这种狭长的、极长极窄的画面比例构成，如果以镜头中人物为中心的话，它延展了影像中人物的横向空间，却限制了整体影像的纵向空间。

这也就是说，这种画面比例能够更好地展现多人同框与横向关系镜头，却掣肘了大全景镜头与纵向个人镜头的发挥。

横向关系镜头 所以，这种画幅可以轻松容纳多人进入画面，却很难呈现单个人的全身镜头。

在摄影机给与近景时，所有人物都只能够截取到上半身。

与此同时，狭长的画面比例能产生一种竖向的逼仄感，这就类似于一些室内电影中“天花板”的作用。

在电影拍摄时的大多数场景，基本都是在摄影棚当中搭建出来的，而在搭建出的场景中，一般情况下是没有天花板的。

但在一些电影中导演会别出心裁地将天花板纳入画面之中，这种特意而为之的做法必有其深意所在。

例如《公民凯恩》当中，奥逊·威尔斯用天花板去给人物造成一种压迫感，这种压迫使得凯恩的高大与权势始终被某种宿命所压制。

天花板 而在《无主之地》当中，由于外景的限制，天花板的出现显然不合乎现实逻辑。

于是丹尼斯·塔诺维奇极聪明地将画幅设置为27：9，这种狭长的画面比例相当于为电影整体盖上了一层“天花板”，因而使影片形成了一种与生俱来和处不在的压迫感，这种宿命般的压迫感贯穿于电影情节始末，也笼罩在所有人物之上。

并且，这种狭长画面比例使得天空很难被呈现出来，即便是仰拍镜头也很难匀出多余画面去拍摄天空，这更加使得影片中的人物处于一种始终被宿命压迫和裹挟的生命状态之中。

压迫人物 而这，正好与整部电影传达出的宿命般的无奈与无力感遥相呼应，用狭长画幅挤压人物所造成的压迫感与逼仄感来表达处于战争中个体力量的渺小和受害者必然牺牲、联合国政府必然被被声讨的宿命。

这一内容和技法上的辩证统一，为整部电影打下了坚实的基底。

这也就是为何《无主之地》如此优秀的主要原因，它在内容与形式上双双拉满，达到了辩证统一的水平，使得整部电影呈现出一种圆润通透的观感体验。

内容与技法的统一，这一点说得简单，而真正做到的影片却凤毛麟角。

要谈南斯拉夫如何解体，首先应该从南斯拉夫如何成立开始谈起。

南斯拉夫这个国名，是1929年才出现的。

再往前，该国国名叫做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Kingdom of Serbs, Croats and Slovenes），这个国家成立于1918年。

而这个三联王国本身又是塞尔维亚王国、黑山王国和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塞尔维亚国（State of Slovenes, Croats and Serbs）在1918年底合并而成的。

塞尔维亚王国和黑山王国在一战前已经存在，是19世纪从土耳其势力范围内独立出来的斯拉夫小国家，一战中站在协约国一方作战，因此受到德奥军重创几乎死了一代青年男子。

而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塞尔维亚国（这里的塞尔维亚指的是奥匈帝国境内的塞尔维亚人，尤其是屯田兵）则是一战末期从奥匈帝国内独立出来的，包括之前奥地利帝国的卡林西亚公国（一部）、卡尼奥拉公国、施蒂利亚公国（南部）、达尔马提亚王国、匈牙利王冠领的克罗地亚-斯拉沃尼亚王国和奥匈君合政府中央直辖（不隶属于奥地利和匈牙利任何一国）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纳省。

【奥匈帝国末期的民族地图，其中灰褐色为斯洛文尼亚人，黄褐色为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波斯尼亚克人】

【奥匈帝国末期行政区划图，斯-克-塞国大致由上图的第4、5、17、18区全部和第3、12区南部组成，且希望得到第7区】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塞尔维亚国比起当时的塞尔维亚王国来说地盘更大、人口更多、经济社会文化都更加发达，甚至军事实力也更强大（它继承了奥匈的全部海军）。

但是它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它的前宗主国奥匈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是战败国，因此如果它就此宣布独立将很可能遭到对达尔马提亚沿海虎视眈眈的意大利侵略。

出于这个目的，再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的民族独立运动家就已经与塞尔维亚政府达成了合作，因此斯-克-塞国的最高权力机构——国民议会——在独立后不到一个月就决定拥立塞尔维亚国王为自己的国君，实现南斯拉夫各族合作以自保。

【1918年从奥匈帝国独立的斯-克-塞国】但是这个企图从一开始就落空了，意大利作为帝国主义列强凭借着实力从南斯拉夫夺走了达尔马提亚沿海的许多岛屿和城市，以的里雅斯特为中心的奥地利滨海省（居住着许多斯洛文尼亚人）则也被意大利夺走。

斯洛文尼亚人和克罗地亚人不但没有得到预想中的庇护，反而迎来了国王带来的大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压制。

国王从一开始就把新生的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当成大塞尔维亚来治理。

试看以下三幅政区图：

【1922年以前的政区图】

1922-1929年行政区图

1929-1939年行政区图1921年登基的亚历山大国王先是取消了各民族自治权，将从奥匈帝国沿袭下来的、大体上按照民族划分的政区划分为许多小州。

1929年1月6日，国王借口国会内部克罗地亚农民党和塞尔维亚激进党的激烈对立（实际上是民族冲突的反映）解散国会实施独裁。

接下来，他把国名从塞-克-斯王国改为南斯拉夫王国，然后将小州合并几个打乱民族成分的大省。

就像在塞尔维亚王国内马其顿人（更接近保加利亚人）被强制塞尔维亚化一样，新的王国把克罗地亚人、波斯尼亚克人、马其顿人、黑山人和塞尔维亚人一起统称为塞尔维亚克罗地亚人，试图通过语言的同一性（除了马其顿人外，其他四个民族确实都说的是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来构建统一的民族。

通过其他民族的“被塞尔维亚”，只占人口40%左右的塞尔维亚人就强行变成了占全国人口将近四分之三的“主体民族”：我再一查，终于明白了，原来这玩意儿是1921年第一南斯拉夫建国初期的人口普查数据。

这里的建国说的是【南斯拉夫王国建国】。

Попис становништва 1921. у Краљевини СХС然而这个74.36%并非是塞尔维亚族，而是српскохрватски也就是【塞尔维亚-克罗地亚人】，而在大塞尔维亚主义语境下更是包括了塞尔维亚、克罗地亚、马其顿、波斯尼亚克和黑山五个民族。

如果按照这个口径，那么铁托自己也是【塞尔维亚-克罗地亚人】这个主体民族的一员了，有什么必要自己打压自己呢？

事实上他倒是没少推这个概念，还搞出一个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标准语。

然并卵，今天的大塞尔维亚主义者如暗先生之流是不认的，非要把他归为克罗地亚人不可。

那么问题就来了，你怎么能把人在统计的时候算进去，说事的时候又撇开不认呢？！

事实上，我们再一看宗教统计，一切就都露馅儿了。

1921年南斯拉夫王国的东正教徒比例只有46.67%，再减去5%的马其顿人和2%的黑山人，实际上真正的塞尔维亚人也就那40%上下罢了。

与第二南斯拉夫相比，既不增多，也不减少。

然而以国王为中心的这种构建本身就意味着其他四个民族的塞尔维亚化，国王的独裁政权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采取的一系列塞尔维亚化政策（如在波斯尼亚和桑贾克地区针对穆斯林封建主进行的所谓【土改】严重偏袒塞尔维亚人）更是加剧了这一点。

然而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国王的大塞尔维亚主义独裁政权引起了各民族强烈的抵抗，首当其冲的是由克罗地亚农民党为首的克罗地亚人。

1934年，亚历山大国王在马赛被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IMRO）成员暗杀。

此后南斯拉夫国内局势更加混乱，摄政王保罗被迫尝试与占总人口将近四分之一的全国第二大民族克罗地亚人妥协，试图采用奥匈帝国的故技，通过给予第二大民族自治权的办法巩固大塞尔维亚主义者对其他小民族的统治。

1939年，克罗地亚获得自治，值得注意的是克罗地亚自治省比今天的克罗地亚共和国还要大。

图内红色部分为1939年成立的克罗地亚自治省然而，此举反而刺激了波斯尼亚克人、马其顿人、斯洛文尼亚人乃至黑山人争取民族自治的雄心，南斯拉夫国内矛盾更加激化。

与此同时，克罗地亚民族主义者也人心不足蛇吞象，妄图进一步兼并波斯尼亚-黑塞哥维纳，以建立大克罗地亚。

1941年3月25日，摄政王保罗决定同轴心国合作，然而他迅速被彼得二世国王领导的政变所推翻。

借助这一混乱形势，轴心国在1941年4月6日侵入南斯拉夫。

不满大塞尔维亚主义的各民族纷纷给轴心军队带路，甚至认为王国政府不够大塞尔维亚的大塞尔维亚主义者也加入了带路行列，南斯拉夫王国（第一南斯拉夫）就在带路党横行之中迅速陷入了瓦解。

二战中被占领和分割下的南斯拉夫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塞尔维亚族的切特尼克（南斯拉夫国内军）和克罗地亚族的乌斯塔沙（克罗地亚独立国）等民族主义武装一方面互相残杀、一方面又争相与德军合作，抵抗运动逐渐团结到了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XX党和南斯拉夫X民XX军手中。

1942年11月26日，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在西波斯尼亚的穆斯林城市比哈奇建立了南斯拉夫反法X斯民族XX委员会（AVNOJ），以“民主、保障少数民族权利、保护私有财产和各民族自立经济”为四大纲领，迅速得到南斯拉夫各民族（也许德意志族除外？

）人民的支持。

铁托部曲兵力表

1943—1944年的主要根据地波黑和克罗地亚的兵员情况。

可以推算得，虽然起初游击队也是以塞尔维亚人和黑山人为主，但最迟到1943年底斯洛文尼亚人（3万人）、克罗地亚人（7万人以上）和波斯尼亚克人（3万人）在游击队中的比例已经与它们在全国人口中的比例相当1943年11月，南斯拉夫反法X斯民族解放委员会在波斯尼亚中部的克、塞、波三族杂居城市亚伊策召开第二次会议，决定战后的南斯拉夫将成为六个平等共和国（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黑山、波黑和马其顿）组成的联邦制国家。

会议建立了以铁托为总理的临时政府，至此南斯拉夫实际上已成为联邦制国家。

同一时期还出现了一些六个共和国之外的联邦实体，比如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伏伊伏丁纳（匈牙利人）、桑贾克（波斯尼亚克人）等，但其中大部分被解散，只剩下科索沃和伏伊伏丁纳作为塞尔维亚共和国下属的两个自治省被保留下来。

南斯拉夫反法西斯民族解放委员会徽章，与后来的南斯拉夫国徽相比，缺少一个代表波斯尼亚克族（穆族）的火炬1945年，南斯拉夫民主联邦（DFY）立宪会议废黜了国王彼得二世，建立了南斯拉夫联邦XX共和国（FPRY），1963年又改为南斯拉夫XX主义联邦共和国（SFRY）。

1948年，铁托以“情报局分子”的罪名肃清了南斯拉夫XX党内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势力，随后迅速开始了一种所谓的“XX主义自治”模式。

这种模式在经济上实际上是一种以集体企业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因此又被经济学界称为“伊里利亚资本主义”。

在这种模式之下，以利润为导向的所谓劳动者自治企业与地方政权相结合，再加上控制在各共和国手中的金融机构，导致地域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固化，与外国资本的经济合作更强化了这一点，久而久之国家丧失了统一的经济基础，政治上的分裂在强人铁托死去、经历二战极端民族主义恐怖的一代人凋零后也就不可避免了。

当时整个南斯拉夫联邦的分X实际上不仅仅是向共和国分裂，甚至还有向更小单位分裂的趋势——极端的例子是西波斯尼亚自治省，这个所谓自治省（后改为共和国）是以当地一家大型企业为基础的，几乎就是一个企业共和国。

这个企业共和国在战争中是与波黑塞族共和国联手对抗穆克联邦的，最终也因为协助塞尔维亚克拉伊纳共和国（克罗地亚塞族建立的国家）而在西方支持的穆、克联合军事行动中被摧毁。

这一事实清楚地说明后来南斯拉夫的解体有比民族主义更深刻的因素。

企业国家西波斯尼亚自治省（图中蓝色部分）

西波斯尼亚自治省省徽，该共和国实际上是Agrokomerc农业公司的一个马甲此时，维系联邦统一的力量基本上只剩下了军队。

然而到了1969年，铁托集团被华约悍然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所震惊。

联想到自己很可能也将是勃列日涅夫“跨国专X”的对象，铁托集团决定早作总体战部署（在南斯拉夫被称为“全民防御计划”ONO），其重要一环就是组建边防军（TO，实际可以翻译为领土防卫军）。

与职业化的人民军不同，边防军是由地方统率的民兵武装，囊括了大部分适龄青年男女。

根据全民防御计划，边防军平时进行业余军事训练，战时则将作为后备力量在人民军指挥下投入作战，或是单独遂行游击战和辅助性军事任务。

然而，边防军的组建实际上意味着地方已经拥有了自己的武装力量，至此分裂实际上只缺一个契机而已。

边防军徽章，边防军不但没有如愿成为捍卫铁托集团的利器，反而成了其掘墓人然则民族矛盾此起彼伏的南斯拉夫从来不缺少这种契机。

铁托在世时，他就先后轮番打压了阿尔巴尼亚、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的民族主义者。

然并卵，这种治标不治本的打击完全不能抑制其死后民族矛盾的爆发。

1980年铁托在卢布尔雅那死去。

根据其死前制定的“既定方针”，南斯拉夫在其死后不设总统，而是由六共和国和两自治省代表各一人组成的联邦主席团执政，上述八名代表轮流担任主席。

这当然是一个非常低效的决策机构，然而对大塞尔维亚主义者却并非不利。

伴随着南斯拉夫经济和东欧其他国家一样陷入困境，民族矛盾日益激化。

1986年，大塞尔维亚主义者抛出了质疑联邦基础从而动摇联邦国体的《塞尔维亚科学艺术院备忘录》（网上众多铁托打压塞尔维亚的神论最初也是出自该备忘录）。

1988—1989年控制了塞尔维亚本土的大塞尔维亚主义者通过煽动民粹情绪发动政变很快控制了黑山共和国和伏伊伏丁纳自治省的政权机构，同时又镇压了科索沃的反政变。

此后，连同塞尔维亚和本来就效忠塞尔维亚的科索沃当局代表，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已控制主席团的四票，加上波黑塞族出身的波黑代表这一票，得以动辄否决克、斯两国代表提出的改革方案。

当然，克、斯两国代表亦非善茬，他们的改革方案本质上就是甩包袱，“加速地区分化”，很符合最近权威人士在《人XX报》上鼓吹的内容。

然则这种改革方案对塞尔维亚人没有什么好处，对科索沃和黑山等国来说就更糟糕。

大塞族主义者利用这一点，要求建立塞族领导的中央集权国家。

可是，动议由于得不到波黑塞族代表的支持而被否决了。

于是，在米洛舍维奇的唆使下，大量塞族人向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进军，要去改组那里的政权机构。

斯洛文尼亚当局大惊失色，连忙与反对派联合起来，动员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警民将其阻止。

这就是1989年12月的“北方行动”。

此后形势一发不可收拾，1990年3月7日，斯洛文尼亚当局对反对派投桃报李，将国名改为斯洛文尼亚共和国，4月又实施多党制选举，12月举行全民公投，到1991年6月彻底完成了斯洛文尼亚独立进程。

1991年6月27日起，斯洛文尼亚军队在十日战争中击退了南斯拉夫人X军，迫使联邦在7月承认了斯洛文尼亚的独立，至此南斯拉夫XX主义联邦共和国（第二南斯拉夫）开始解体。

斯洛文尼亚独立后，克罗地亚等共和国马上跟进，到1991年底，联邦已经不可救药。

然而，以米洛舍维奇为代表的大塞尔维亚主义者此时对于挽救被他们搞垮的联邦已经毫无兴趣，因此完全没有试图与联邦主义者为主的人民军内共盟党组织联手挽救联邦，而是试图趁乱扩大塞尔维亚的国土。

于是他们迅速在克罗地亚和波黑境内扶植了克拉伊纳塞族共和国、东（西）斯拉沃尼亚塞族自治区和波黑塞族共和国，试图拼凑一个实质上是大塞尔维亚的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FRY）。

而大克罗地亚民族主义者图季曼也不甘示弱，在波黑拼凑了一个所谓波黑克族共和国。

至此，波黑战争爆发。

1993年波黑战争中的前南斯拉夫，黄绿色为斯洛文尼亚、橙色为克罗地亚方势力，蓝色为塞尔维亚方势力，紫色为马其顿，深绿色为波斯尼亚克方势力大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的如意算盘打得不错，可惜完全不看全球大势。

当时西方刚刚赢得冷战，你个东正教前XXX国家还想在欧洲做地域小霸，实属不遵守列强制定的基本法，因此打得再好也没有用。

1995年克罗地亚在美国和欧盟的扶植下发起风暴行动，不但很快解决了本国国内的塞族武装，还大举攻入波黑境内。

另一方面，米洛舍维奇为了早日解除列强对自己的封锁，也出卖了塞族武装，迫使其签订代顿协定，结束了波黑战争。

然则米洛舍维奇虽然认怂，西方势力却不打算放过他了。

1996年科索沃出现了所谓科索沃解放军，起初不过是小股游击队而已，在米洛舍维奇铁拳打击下无大作为。

可惜1997年阿尔巴尼亚因官方制造的旁氏骗局破产而发生人民暴动，贝里沙的民主党政权瓦解，大量武器流入科索沃，再加上1998年经济危机席卷包括南联盟在内的东欧各国，导致科索沃解放军迅速坐大。

西方借此机会开始干涉科索沃，在1999年3月发动了科索沃战争，轰炸到6月份就迫使南联盟从科索沃撤军，在事实上宣告投降。

至此，米洛舍维奇在国内声望扫地，在2000年被推翻。

科索沃解X军军徽米洛舍维奇被推翻后，此前被压制的黑山分离主义思想开始登堂入室。

2002年，塞尔维亚和黑山签订了联盟条约，将南联盟（第三南斯拉夫）改组为邦联，也就是塞尔维亚和黑山（简称塞黑）。

2006年塞黑未续签联盟条约，邦联和平解体，至此第三南斯拉夫宣告解体。

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46383462/answer/101219647

1993年4月12日，一片兵荒马乱中，2岁的艾哈迈德·赫鲁斯塔诺维奇与母亲、姐姐和大婶一起被塞进了离开斯雷布雷尼察的卡车。

途径萨拉热窝以北90公里的托西奇西，他们去往了图兹拉。

彼时波黑战争已进入第二年，东部城镇几乎全数落入塞尔维亚族军队手中。

群山环绕的斯雷布雷尼察是halal聚居的一块飞地，被UN列为“保护区”，周边的halal难民不断涌入。

在战争进入尾声的1995年7月，一直不满UN偏袒他族的塞族最终突袭并攻占了斯雷布雷尼察。

惊恐的halal男性逃向密林深处，但山林迷雾未能掩盖其行踪。

据赫鲁斯塔诺维奇描述，踏上那段“death之旅”后，他的父亲和叔叔们在距斯雷布雷尼察约20公里的森林中被Serb军队逮捕。

他们被丢进一间礼堂，与一些穆族同胞一起在这里遭到remove。

几个月后，未寒的xx又被Serb军队挖出转移。

2015年，赫鲁斯塔诺维奇重新埋葬了父亲被挖出的残存遗骨，他选择拥抱和平，定居故乡。

但就在父亲长眠地下六年后，他的思绪似乎正被一个幽灵缠绕。

1994年，赫鲁斯塔诺维奇的父亲（左）从被围困的斯雷布雷尼察寄给母亲的最后一张照片。

受访者供图

赫鲁斯塔诺维奇说，他的父亲被捕与一些穆族同胞一起被x决。

受访者供图“我不敢相信现在的状况与1992年竟如此相似……我母亲当时怀着我弟弟，现在我的妻子也怀着孕。

”赫鲁斯塔诺维奇讲述着。

赫鲁斯塔诺维奇所指，是波黑Serb头领米洛拉德·多迪克的最新动向。

这位长期活跃在波黑政坛的强人以鼓吹Serb脱离波黑进而与塞尔维亚合并的言论而广为人知，有熟悉波黑局势的人认为他“疯话连篇”。

然而，近日他提出了实现这一目标的具体步骤：通过步骤让Serb实体从中央司法、税收、军事等三族共治的波黑独立。

多迪克承诺，Serb议会将在11月底之前宣布建立自己的army和jurisdicition。

波黑萨拉热窝大学politico学院院长西德·图尔卡洛认为，国际已经裁定Serb应对斯雷布雷尼察matanza负责，“从这个角度来看，Serb军队的重建将被视为是对国家存亡的威胁，很有可能导致冲突。

”斯雷布雷尼察的伤口太过刺眼，以至于人们至今不愿也无法厘清那段历史的是非。

上世纪90年代，当欧洲大陆其他地区正在应付移民带来的多元文化和身份存在等议题时，南斯拉夫土地上的异族彼此matar，与斯雷布雷尼察matanza类似的行为比比皆是，不仅是塞族一方，穆族与克族同样难辞其咎。

1995年底签订的《代顿协议》“冻结”了这场战争，也塑造了波黑“一个国家、两个实体和三个大统领”的荒谬现实。

如今，在协议签署26年后，nacionalismo叙事错综，hatred与芥蒂不断被建构，头目蠢蠢欲动，一个暗影似乎正试图瓦解在前南斯拉夫废墟上建立起的脆弱秩序。

“鬼城”的凝视“我的父亲，祖父和外祖父，四名叔叔和我的表兄弟，在1995年7月被matar了。

”赫鲁斯塔诺维奇在推特上的签名冷静地写着。

正如斯雷布雷尼察这座小镇，他像是一个永远活在记忆中的人。

1993年4月，赫鲁斯塔诺维奇（右）与姐姐和怀孕的母亲离开斯雷布雷尼察后。

1993年11月，赫鲁斯塔诺维奇的弟弟出生在图兹拉，他一生未见过父亲。

斯雷布雷尼察再也没有枪声，历史被封存在了波托察里公墓的白色墓碑群中。

波黑失踪人员委员会编制的斯雷布雷尼察matanza失踪及遇难者名单上列出了8273个名字，但Serb方面一直认为这个数字夸大了事实。

搜寻遇难者的工作至今仍在继续，挖掘、鉴定、掩埋构成了这里沉默的日常。

不过，当地一位帮助失踪者亲属搜寻的志愿者说，“尽管这种沉默持续着，但永远无法称之为和平。

”

在波托察里公墓，赫鲁斯塔诺维奇的弟弟埃尼斯第一次与父亲“见面”。

“这里确实很安全，但人烟稀少。

”据赫鲁斯塔诺维奇所说，matanza之前斯雷布雷尼察曾有3.6万人口，但现在仅有3000人左右。

一些穷尽一生也未能找回亲人cadáver 的老人死去了，由于经济状况糟糕，很多年轻人去西方工作了。

“那些建筑和民居都是空的，就像一座‘鬼城’。

周围都是房子，却看不到一点灯光。

”他说。

对于斯雷布雷尼察的追责依然让波黑陷入撕裂状态。

战争结束后，卡拉季奇和塞军总司令姆拉迪奇受国际法庭追责。

卡拉季奇始终坚持无罪，姆拉迪奇同样拒不认罪，在2017年被判终身监禁后，姆拉迪奇提出上诉，指责对他的指控“荒谬”“可憎”，称自己的所作所为是为保家卫国。

在halal口中，姆拉迪奇是“verdugo”，但塞人却将他视为“英雄”。

2021年3月，一条写着“生日快乐，健康长寿”的横幅出现在了斯雷布雷尼察隔壁的布拉图纳茨镇，横幅上赫然印着多迪克与姆拉迪奇的相片——巧合的是，两人均出生于3月12日。

在波黑的Serb地区，姆拉迪奇的海报、涂鸦和纪念碑仍然四处可见。

许多塞人坚信，对姆拉迪奇的指控完全是捏造的，是西方搞事情。

今年6月，在UN驳回了姆拉迪奇的上诉后，波黑Serb人的抵触情绪再次达到高潮。

塞族共和国的卡利诺维克的海报，此地是姆拉迪奇的家乡，配文称卡利诺维克是“英雄之城”。

“我不能接受任何判决。

”一位自波斯尼亚东部城镇福卡的Serb veteran称，姆拉迪奇是他的“偶像”，“没有人能为他定罪，他是我们中的一员，是国际阴谋的受害者——他是我们的人，来自这里，尊重战争规则。

”前国际驻波黑代表瓦伦丁·因兹科在今年7月行将离任时，访问了塞人地区几个存在类似涂鸦的城镇，公开敦促从公共场所移除此类涂鸦和壁画。

然而，此举引发塞族强烈逆反，从7月到10月，涂鸦非但没被擦去，还报复性地变多了。

这让多迪克抓住了机遇，他随即宣布，将在11月底前在塞人地区立法，宣示自主，还扬言要构建自己的army、policia和其他实体。

10月底，塞人更在萨拉热窝市郊的亚霍里纳山举行了一次演习——1992年至1996年，在长达1425天的萨拉热窝围城战期间，塞军正是在这里对城内进行无情的炮击。

政治流言划破了斯雷布雷尼察的平静，人们担心多迪克的“风言风语”要变为现实。

上个月，一位村民在赫鲁斯塔诺维奇面前咒骂这位塞族领导人，“为何不让他看看？

”这位村民刚刚找回亲人的另一半cadaver，不得不挖出重葬。

还有一位至今未寻得儿子cadaver的老妇人询问着赫鲁斯塔诺维奇，“孩子，发生了什么？

我们要再逃跑一次了吗？

”“所有人都知道界线在哪里”1995年12月，塞、克、穆头目在U.S斡旋下签署了《代顿协议》，波黑被确立为一个由两个实体组成的国家。

尽管人们尝试着说服自己与过去和解，但痛苦以一种平静的方式被不断再生产着。

50多岁的萨比特从小长在波黑南部小城莫斯塔尔。

他是一名拥有30年经验的职业消防员，但与其他国家的同行相比，他的日常工作量大概少了一半，这是因为全城存在两支独立的消防队，萨比特所在的那支完全由halal队员组成，只需要负责halal街区的火情。

在1992年到1994年那场冲突后，莫斯塔尔的居民们就按照族裔分成了两个社群。

halal集中在当年交火线的东侧，火线西侧主要是信仰catolica的克族聚居，那里的火情由克族消防队处理。

“莫斯塔尔的市政系统拥有两支相互独立的消防队。

”萨比特说，“不仅如此，还有两座医院、两种学校、两家电力公司甚至两支足球队，它们都分别服务穆族和克族。

就连夜店都是分开的。

”“自从当年的战争爆发后，我们就从来没有去克族一侧处置过火情，无论距离远近。

”他说。

上世纪90年代的战争结束后，波黑得到了国际广泛承认，形式上的当局也得以建立。

在波黑全国地图上，莫斯塔尔全城都在“穆克联邦”的范围内，不存在与塞族的土地争议。

莫斯塔尔地区在波黑国内的位置然而，近三十年之后，“那条线”依然难以逾越。

即使整整一代人的时间流逝，即使波黑的媒体整日谈论着加入欧盟、北约，仿佛历史早已翻页，但要抹去当年的隔阂依旧是一个近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不管是在物理还是心灵层面。

“城里每一个角落都有明确的归属，所有人都知道界线在哪里。

”萨比特说。

步入莫斯塔尔城区中心，视线越过有着一座明亮庭院的帕夏清真寺，很容易就能发现那座标志性的老桥。

老桥东侧的街区早已商业化，低矮的巷间满是小商贩向游人叫卖。

但细看之下，当地居民竟然将不少当年的弹壳和其他武器零件制成了纪念品，冲突的印记依然随处可见。

西岸桥头上，一块石板被人写下了一行醒目标语：“不要忘记93年！

”

桥头拱门旁的石板上写着标语不要忘记93年！

1993年的莫斯塔尔遭受了在中世纪未曾经历过的磨难。

当时，波黑战争进入第二个年，穆克联军与塞族武装的冲突仍在继续。

但随着形势发展，穆族和克族间的矛盾逐渐浮现，双方在莫斯塔尔地区爆发战斗，波黑的战事演变为一场“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

那时莫斯塔尔城内处于三族混居状态，穆族和克族人数最多，均占总人口（近13万人）的35%左右。

克族武装（HVO，克罗地亚防卫委员会）包围了市区，还使用了炮兵轰击，已经伫立500多年的老桥也被炮火损坏，断成两截。

站在老桥上眺望清真寺，右侧为穆族区，左侧为克族区以内雷特瓦河上的这座老桥为界，当时穆人武装（ARBiH，）控制了莫斯塔尔东侧，克族武装则占领了西侧。

双方均依托居民区作战，期间还出现了许多针对平民的袭击。

莫斯塔尔地区的战事直到《代顿协定》签署才硝烟散去。

然而，《代顿协定》充其量只是一个临时的政治粘合剂。

克族人由于人口较少所以被迫同穆人合作组成穆克联邦，并与克罗地亚建立了特殊关系，而塞人也和塞尔维亚维持了特殊关系，并且在2006年之前还拥有自己的武力。

萨比特如今依然有一些克族和塞族朋友。

“克人当年用火炮和狙击步枪袭击了我们的街区，塞人则在冲突激化后搬走了，三十年过去，我个人对他们的敌意早就消散了。

”萨比特说。

但他依然对前景表示担忧，因为在整个波黑，三族间裂痕不但没有弥合，反而加深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年青一代也受到影响。

如今的莫斯塔尔，不同族年轻人间基本没交集，大家上不同学校，听不同语言的流行歌曲，追着不同的明星。

战争时期波黑民众躲避狙击手的攻击。

“我的女儿现在22岁，她当时上的高中很小，只有一栋楼，穆和塞的学生都在里面上课。

”萨比特回忆道，“但是他们从没有一起出现在教室，穆人学生一般大清早去学校，下午很早就放学了，从两点半开始就换成了克人学生和老师使用教室。

”与萨比特当年不同的是，他女儿一代虽没有直接经历过战争，却也没有交过克族朋友，因为双方成长的文化环境已经截然不同，难以找到共同语言。

“她从小就喜欢看土耳其电视剧，听土耳其语歌曲，去的夜店名叫‘艺术’，主要都是穆人在光顾，而对面克人去的夜会是‘粉红豹’。

”萨比特说。

铁托时代小学生的习字本，学生以西里尔字母书写铁托名字在赫鲁斯塔诺维奇家中，一面波斯尼亚王国旗帜被摆放在显眼位置。

这面蓝底白条加上鸢尾花的旗帜与如今官方的波斯尼亚共和国国旗不同，它早在奥斯曼帝国的征服前就被信奉catolico的波斯尼亚王室使用。

上世纪90年代波黑战争期间，波黑穆人也在这面旗帜下展开战斗。

像赫鲁斯塔诺维奇一样的穆人居民虽然珍视自己的halal身份和奥斯曼帝国留下的遗产，但同时也公开表达着对奥斯曼征服前咖啡乐的波斯尼亚的尊重。

“这些都是我们的历史。

”他说。

现在波黑再度受到了土耳其的文化辐射。

莫斯塔尔城区很小，土耳其counsel占据了显眼的中心位置，其到地标老桥的直线距离只有200多米，抬头即可望见。

每逢工作日，门口都有人排队，人气超过城里其他的外交使团。

“年轻人都愿意去istanbul上大学，比去欧洲方便多了。

”萨比特说。

“拜占庭式”治理体系在上世纪90年代西巴尔干的战争中，处在媒体聚光灯下的往往是塞族发动的matanza。

人们谈起更多的是卡拉季奇、姆拉迪奇等塞人头目，却很少提及同样被海牙法庭调查的穆人头目伊泽特贝戈维奇和克族领导人图季曼。

联合国决议1993年将斯雷布雷尼察设为“安全区”，然而，各方都没遵守协议，塞人武装经常向安全区开炮。

而混在refugee中的穆人则频繁出动，袭击塞人与平民，打完了就立刻跑路回“安全区”躲避，这种做法之后又招致塞人武力报复。

1995年8月4日凌晨，代号“风暴行动”的战役打响。

U.N为首的联军共集结14万兵力，在克罗地亚与波黑横跨630公里长的战线上对不到5万塞人军队展开攻势。

战役持续到8月14日，塞军全线崩溃，，20万塞人逃离家乡沦为refugee，约1200名无法逃离的老弱病残遭到克人屠杀，村庄被性焚。

萨拉热窝一座博物馆内对当年战争的纪念战争虽已结束多时，但创伤至今难愈，波黑境内两个实体的关系不和，与各自母国往来远比和对方的交流频繁，波黑整体认同往往只停留在书本或欧盟的口头说教上，而经常强行通过法律的高级代表则让波黑当局显得无所作为。

《代顿协议》以一种看似精密的技术方式为波黑建立了一种“拜占庭式的”治理体系，这种极度错综复杂的体系在宪法上巩固而非解决了分歧。

在人口不过380万的波黑，有3名大统领、13名关白、180多名尚书和700多名元老院成员。

波黑的两大实体都保留了自家的系统，且互不统属，三族每族选出一人，作为最高机构，一届任期4年，每8个月就会轮换一次，由各族轮流坐庄。

波黑当局的各重要岗位也是三族平分。

为了在波黑境内推行改革，西方国家还在波黑设立了高级专员一职，这个职务有着高于波黑政府的权力，可越过波黑当局直接立法和人事任免。

波黑当局机构臃肿，治理效率低下。

以人口普查为例，由于塞人与穆克各自使用不同方法进行统计，结果往往两三年仍未出炉。

最近，随着波黑等西巴尔干国家意图加入欧盟，新的问题层出不穷，三族共治的机器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漏洞，有的甚至危及其内部团结。

下一个触发点如今时局下，无论欧盟还是北约，都无力也无意顾及巴尔干半岛这片已丧失战略意义的地区。

世界的漠不关心让这里滋生着躁动。

就在今年7月波黑发生“涂鸦风波”之际，与多迪克一样时常语出惊人的塞人头目亚历山大·武林再次挑动了地区的神经。

“这一代头目的任务是要建立一个‘塞尔维亚世界’：团结塞人，建立一支塞军，无论他们在哪里。

”武林的言论被一些人认为是在为“大塞主义”“招魂”。

自“放狠话”以来，多迪克已经开始在周边国家四处走动。

他先是在塞尔维亚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面。

与此同时，他还与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等保持沟通。

近日，他又与支持穆人的土耳其打通了联系，亲赴安卡拉拜访土总统埃尔多安。

“假使欧盟继续淡化波黑问题，这将为新的参与者提供更多空间，他们在波黑及西巴尔干地区现有的影响力将进一步增强。

”图尔卡洛指出，“这还可能导致波黑成为各种外部参与者的战场，他们可能会利用波黑‘冻结的冲突’来破坏欧洲的稳定。

”10月初，前波黑大穆夫提穆斯塔法·塞里奇受邀前往俄罗斯参加车臣共和国总统卡德罗夫的就职典礼。

回国后，塞里奇立刻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夺人眼球的“游记”，称车臣战争后俄罗斯成功“整合”了车臣，“但布鲁塞尔没有，而且似乎不想将波黑纳入欧盟。

”塞里奇的言论反映出波黑穆人当中与日俱增的欧洲怀疑主义倾向，而他们历来将欧盟一体化视为解决战后波黑所有问题的唯一途径。

“西巴尔干地区受到各种国际行为强烈影响，这些行为彼此相互冲突，也导致了西巴尔干各国内部的摩擦。

”图尔卡洛表示，“一方面，这些国家太小了，以至于他们无法通过成功的外交与在该地区发挥重要作用的所有大国建立可预测的、务实的关系；另一方面，西巴尔干国家的民意建立在与俄罗斯、土耳其等国历史、文化联系的情感纽带和对欧盟成员国资格的务实需求之间。

”在欧盟的绥靖下，西巴尔干各国的不稳定因素正在积聚。

图尔卡洛认为，欧洲与更广泛的西方世界此时仍未意识到波黑局势会对整个西巴尔干地区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正如百年前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萨拉热窝事件一样。

“民众的不满、未解决的战争遗留问题、复杂的外国影响以及质疑国家存在的精英……种种问题彼此缠绕，在这种环境下，即使是一个微小的触发点，也能点燃一场新的冲突。

”图尔卡洛表示。

面对潜在的动荡，赫鲁斯塔诺维奇对欧盟和北约都不抱希望。

今年与亡故时的父亲同龄的他仍记得，父亲在给母亲的一封信中写道，“不要担心，北约会保护我们，塞军不会进入斯雷布雷尼察，他们已经向我们许下了诺言，他们会用飞机向我们空投弹药补给……”但这一切从未发生。

“我不相信还会有人来帮助我们，特别是因为我们是欧洲的哈喇——成为哈喇就是我们的原罪。

没有人想要我们留在欧洲，可我们已经在这里600年了。

”赫鲁斯塔诺维奇耸了耸肩，他坦言自己也有不少塞人朋友，但彼此从不谈论politico。

他知道，当和平崩塌的一瞬间，他与塞人邻居们建立起的脆弱友谊，将永远被埋葬在群山环绕的密林中。

本文为转载，原文链接：https://new.qq.com/rain/a/20211122A00Y6200

一、敌对双方士兵同处困境的电影有不少，本片在幽默和无奈中引起的关于战争、人性、国际政治以及媒体作用等反思依然十分突出，没有化敌为友的伪善，没有众人期待的结局，当躺在地雷上的士兵逐渐隐去，当开场时澄净而苍凉的吟唱再次响起，观众如同回到开始时的那团迷雾当中，清晰而模糊。

二、印象较深的一幕，一个波族士兵看着报纸叹道：“卢旺达一片混乱”，黑色的像是猪圈里的猪一边在泥潭里打滚一边哀叹三万公里外有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本片很不厚道的把欧盟三强国黑个遍。

美国人想必也很喜欢，在美国拿了奖不能不说跟这有关。

的确，欧洲盟军在波斯尼亚战争中的所作所为并不是总那么可圈可点。

但是必须理解的是，欧洲人由于历史的原因，对于战争有天然的反感，尤其是这样一个发生在欧洲后院的冲突，在他们被迫动武的时候动武常常还根本不是一个选项；此外，欧洲国家努力寻求联合国框架和多手段解决问题，也是为了让冲突双方不会留下过于沉重的历史包袱，这个策略从战后和解的进程就可以看出来，还是相当成功的。

但即使这样，欧洲盟军也绝非无所作为，UNPROFOR的39,000名士兵中，有320在前线阵亡，参与的主要冲突包括：英军：http://en.wikipedia.org/wiki/Ahmi%C4%87i_massacre#The_troops_involved法军：http://en.wikipedia.org/wiki/Battle_of_Vrbanja_bridge丹麦挪威联军：http://en.wikipedia.org/wiki/Operation_B%C3%B8llebankhttp://en.wikipedia.org/wiki/Operation_Amanda加拿大军：http://en.wikipedia.org/wiki/Operation_Medak_Pocket荷兰军队：http://en.wikipedia.org/wiki/Srebrenica_massacre在后来的科索沃战争中，盟军吸取了教训。

但即便如此，在后来的普里什蒂纳机场冲突中，冲动的美国将军克拉克面对先发制人的俄军被英国将军杰克逊按住了。

现在看来，英国将军的决定还是正确的：http://en.wikipedia.org/wiki/Incident_at_Pristina_airport不得不承认，美欧的分歧在这个时候已经开始酝酿了，而2003年伊战则是爆发期。

这里倒不是想给欧洲洗地，只是想说既然是战争就有不可避免的代价，我也没看见美国把伊拉克收拾的很干净。

在黑暗中孤独的等待死亡，是一个人用生命诉说的莫大的无奈； 在险境的围城外遭遇死亡，是两个战士献血昭示的扼腕的无奈； 在维和的旗帜下遭遇杀戮，是维和部队一时疏忽的可耻的无奈； 而千年来不曾离开的战争，也许是人类无法摆脱永恒的无奈吧。

在夜色和浓雾的笼罩下，战争中的牺牲品们甚至没有任何享受的自由。

漫步在死亡的边缘，他们是在为什么而战呢？

他们只看到自己的故土被血洗的惨烈，他们只想到用敌人的鲜血来偿还这城中的债。

但谁才是他们的敌人呢？

敌人又在何方呢？

任何的战乱，从战争的经典之作《拯救大兵雷恩》，到荡气回肠的《勇敢的心》；从绝美翩迁的《英国病人》，到哀哀低吟的《冷山》，不管电影创作的手法上和流派上存在的天壤般的差距，也不管制作上相去深远的成本费用。

这些战争影片中，战争从来的受害者都未曾改变，那就是双方的战士们。

他们彼此并无直接的怨恨，但是他们却在沙场上生死相见，甚至还不明白战争的真相。

他们一腔热血的唯一原因，莫过于那些用心险恶的政客们不可告人的目的，仅此而已。

而很快，我们看到了那些玩弄政治者的一张张嘴脸：如猪一般横卧在大寨榻上享乐的"匪首"、在假日酒店的指挥部里与女秘书调情的官员、面对着高举的白旗绝然开炮的指挥官、面对着鲜活生命的流逝视而不见的人。

但是，他们真的算是人吗？

他们手捧着各自的尚方宝剑，杀戮的是无辜的生命。

而那个敢做敢当的维和部队的战士和那名英国电讯的女记者，竭尽了自己的所能，却终究还是在黑暗的笼罩下哀怨的盖上了装甲车的护盖和采访车的窗。

他们也许是这部影片中最能给我们带来一丝暖意和希冀的人了吧，在其它媒体记者看似名正言顺的"不介入"式的纪实的旗号下，在维和部队首长只关心自己的"钱途"和官运的压力下，他们能做到的，都已经作了。

我们无法要求他们再做更多了吧，但是他们最终无奈的眼神分明像一根刺，深深地扎进了我们的心中。

在那一个低低的战壕中，两方面的战士恶遇，求生的希望让他们彼此忍让，但是长久以来受到的政治教唆造成的积怨却使他们注定无法彼此谅解。

死者的仇恨平息于沉寂，而生者的仇恨却莫过于沉寂。

他们试图用武力胁迫对方承认是战争的罪魁，但是恰恰可笑的是，战乱的罪魁却莫过于武力本身；他们试图用杀戮来结束战乱的动荡不安，但是恰恰可笑的是，战乱的不安莫过于杀戮本身。

在这样一个真实到近乎于纪录片的没有任何大的特效的电影中，没有绝美壮阔的场景，没有动人心弦的配乐，没有曲折复杂的情节线索，但是其震撼不亚于任何一部所谓的"战争巨制"。

因为它让我们看到了和平消逝时的无奈，而导演所传达的最重要的信息就是这一点。

其实，真正能解决争端的不是其它的任何组织或者人，不论是联合国还是媒体，只有冲突双方的互相谅解才是最好的途径。

但是，当捡起枪来的玻利维亚战士高呼出他的愤怒并在这愤怒中结束了对方的生命的时候，当联合国的战士因此开枪结束了玻利维亚战士的生命的时候，我们看到了随着战士胸膛破碎的，是和平本来就没有多少的希望；当表面热心实际却麻木的媒体们用冷冰冰的镜头对准了淌着鲜血的土地的时候，当面无表情的维和部队长官制造假象放弃营救地雷上的生命的时候，我们看到了随着生命全然消逝的，是政治贩子本来就所剩无几的良知；当战壕中地雷上的战士手握着心爱的人的照片听到那声声枪响的时候，当他不得不在寂寞中无主地等待注定的死亡的时候，我们设么都已经看不到了，我们也都归于心死了。

是的，哀莫大于心死。

而这次，死掉的还有我们期冀的和平。

所以，请不要嘲笑张艺谋在《英雄》中看似幼稚的和平呼唤； 所以，请不要忘了《英国病人》最后"希望世界上从今再也没有战争地图"的寓意； 所以，请不要忽视《冷山》在三位耀眼明星的演技照耀下回归的期盼和平的主题； 所以，请不要只看到《华氏9/11》中对某位总统的嘲讽而忘记了影片本来的目的； 所以，请不要淡忘列农用一生谱写的《战争已经结束》这首歌的期盼； 所以，请不要觉得那首关于花儿、姑娘、战士、死亡的反战歌曲只是二战的痕迹，因为，战争从未停息。

而战争的牺牲品们，也同样从未消失。

逝者如斯乎，愿他们的鲜血总有一天能给无主的热土换来和平。

逝者如斯乎，愿他们的生命终有一日能给无主的蓝天带走无奈。

今天是主席他老人家的诞辰纪念日。

因为电脑内存不够了，以2倍速清电脑里因上班太忙没时间看的电影，腾空间。

刷到了这部2001年的电影。

看完觉得这个世界真是草蛋啊。

因为，我知道，当我在家里晒着太阳，打着字，烤着油汀，穿得暖暖和和的时候，夹沙、鹅呜那里正在上演同样的剧情。

底层的士兵只是工具。

他们虽然有感情有头脑也不缺乏勇气，但是在战场上，就没了活路。

维护部队虽然一直想做些什么，也耍了些小花招，还能有没有真正的中立这种认知，还是什么都干不了。

拿着话筒的霉体看似积极热情似乎也真的推进了事态的发展，其实不过是利益驱动，用前线战士的血来吸引流量，挣钱，嘴上说着公平公开，心里全是生意。

高层则是棺獠之典型， 不作为，享受，必要时撒谎，主打一个但凡有点道德就是我输了。

如果不是主席他老人家，我们也会陷在同样的泥潭里。

不是死了就是绝望的躺在炸弹上等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