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顶一万句

当从我姐那里听来别人对媳妇儿有风言风语的时候。

我会谢谢我姐，谢谢她告诉我。

因为这种事，除了至亲，谁会告诉你？

接下来冷静的应对，制定好战略。

有以下几个原则：1、绝不杀人2、不骗孩子3、.但是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自己的心要放下，不能再爱这个女人。

也许一开始我会求证，可是当确定了这事以后，怎么能想着巴结她，还给她做好吃的？

窝囊不能窝囊成这样！

也许我没有赚钱的能力，但我不会放任对方骑在自己头上。

我会离婚，主动提出来。

但是财产，对方一分也别想带走。

怎么可能因为战友一句，还能再找到妮娜这样的人吗？

就卑躬屈膝。

一个男人怕的不是没老婆，没有女人有什么要紧？

如果她不离，那以后的日子，慢慢惩罚她。

如果她离，你爱干啥干啥去，孩子，你周末可以见。

毕竟孩子无辜的，孩子有看见自己母亲的权利。

我们中国人就是觉得孩子就是的财产。

这样太LOW。

但是我会对孩子说：你妈妈做了很大的错事，所以爸爸要跟他分开，爸爸不能原谅她。

但是她是你妈，她也会爱你。

然后自己有个鞋摊，自己养活自己和女儿应该是可以的。

所以这个电影中牛爱国的懦弱和无能，其实并不是挣不上钱的无能，而是自己心里的策略彻底错误了。

诚然，这个世界，有的男人可以挣到很多钱，有的男人不行。

但并不一定挣很多钱的才是男人。

只要你不给社会造成负担，可以养活自己，无论你是钉鞋的还是王思聪，你都可以是男人，即使戴了绿帽子，又有什么要紧，毕竟像贾乃亮这样的高富帅都会戴上绿帽子，戴绿帽子不丢人，丢人的是没有正确的应对。

《一句顶一万句》是部非常捧的电影，编剧、导演、演员统统在线。

人物塑造与情节推动同时进行，有悬念、有悟性，流畅自然，一气呵成，是近年来少见的完成度极高的电影。

一个有前途的军人变成了一个卑微鞋匠，无法再与漂亮的老婆相匹配，老婆出轨并不出乎意外。

当丈夫目睹老婆瞒着自己与人约会，起了杀心。

但在战友的劝告下终于当个缩头乌龟，那屈辱是可想而知的。

丈夫想用讨好挽回婚姻，老婆虽未被打动，但为女儿也准备与情人断绝关系。

不想与情人的告别旅行被丈夫盯梢，导致丈夫杀心再起。

但为了女儿，他没有下手，转而把奸情告知了奸夫的老婆，导致对方老婆的自杀。

自杀未遂，奸夫也因内疚而有回归家庭之意。

回到老家，丈夫用不离婚，也不让妻子见女儿的方式怨罚妻子。

妻子思念女儿而不能见，又因奸夫回归家庭而难续旧情。

不想，妻子再次与奸夫私奔。

在舆论压力下丈夫只能外出寻找。

观众正担心他杀心又起，但此时他很理智，也并不真想找，只去新乡城里混几天避过风头。

不想在新乡遇到了女同学，相言甚欢，正当观众以为两人会发展出一段关系时，女儿得病，急电催他回家。

女儿病危再送到新乡救治。

女儿神志恢复后要吃馄饨，于是丈夫深夜去火车站买馄饨。

在此遇到了正准备乘火车离开的妻子与奸夫，丈夫杀心又起。

此时接到女儿的电话。

最后夫妻相见，丈夫放下执念。

电影貌似平淡，实质内里波涛汹涌，悬念叠起，环环相扣，实是不可多得的好电影。

这部电影在豆瓣只有6.3分的评分，而莫名其妙的《长安三万里》却有8.6的评分，这都说说明了豆瓣评分是多么不靠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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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听说过这部刘震云的小说，也听很多人推荐过，但是一直没有看过，今天偶然刷到就看了下，坦白说，没有想象中那么好，回头看了书，可以再对比看看。

但从电影角度，看完感觉这部电影通篇都在讲“说不着话”的事情，开头的离婚夫妻是没有话说了，男女主角 牛爱国和庞丽娜也是没话说了，牛爱香和老蒋结婚一年 也是没话说了；倒是蒋老板和他老婆，没有描述太多，不知道是不是也没话说了，从医院他俩的对话看来不像是，更像是蒋在寻找新鲜感。

所以我在看这部影片的过程中就一直脑中带着这些疑问，婚姻的结束到底是不是真的到最后是没话说了？

在不同群体都存在吗？

为什么会存在？

一开始发现不了吗？

如果出现了，还有办法拯救吗？

我专门查了一下中国人离婚的数据，根据最高法出的司法大数据，2016-2017年的离婚原因 第一名是感情不和77.51%，第二名是家暴 14.86%;当然这是起诉离婚的，应该还有自愿离婚的没有统计进去。

感情不和这个概念其实是很泛泛的，包罗万象，很多事情都可以归纳进去为感情不和，这是果，不是因。

包括说不着话了， 也是果，不是因。

那因到底是啥？

牛爱国和庞丽娜10年前刚刚结婚的时候，在登记处兴高采烈的说 我们说得着，我们每次都能猜到对方想说啥，为啥10年后就说不着了？

因为核心的需求变化了，大家都变了，10年前牛爱国去部队当兵，信心满满，风风光光，准备在部队大干一番，然后把丽娜接到兰州，那时候丽娜的需求应该就是找一个能有前途的男人，有志向，有能力，能让自己过上好生活的男人；而爱国的需求 那就是找一个漂亮媳妇，互相喜欢的。

10年过去了，丽娜的需求没有实现；爱国的需求实现了。

丽娜在这10年间肯定是有过纠结的，电影没有交代爱国在部队经历了什么，大概率又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年轻人最后在现实中泯然众人矣的一个故事，在一次次的期待中，展望一个接一个的落空，10年过去，爱国是一个修鞋铺老板，而且丝毫看不到10年后会有任何变化，爱国已经被社会磨平了棱角，不再是那个雄心勃勃的年轻人。

所以他俩没话说了，不是他俩没能力说话，是因为没有意愿，大家不愿意聊了，甚至更多是可以说是丽娜不愿意聊了，觉得生活没有希望，一潭死水，没啥可聊的。

丽娜应该是一个还是有一些精神追求 稍微文艺 对生活品质有一定要求的女孩，她喜欢吃松鼠桂鱼，最想去欧洲。

所以她在心里基本已经对这段婚姻判死刑了，只是迫于道德和孩子的约束，她还是不愿意踏出那一步去重新选择，直到蒋老板的出现，犹如黑暗中的萤火虫，一把把她内心的欲望点燃，着了。

所以没话说是表象，背后是丽娜的核心需求一直没有得到满足，而且似乎爱国已经不可能给她满足了，她自然就没话说了，10年前的时候她对爱国 很有信心 觉得有希望满足她的期望，10年过去，希望落空。

所以，男同胞们啊，努力奋斗啊，不然就别娶漂亮的老婆，年轻时候你没成功可以说你是潜力股，潜力10年还不爆发，女人就得没信心了，从女性角度来讲，其实已经算是投资失败了。

人家趁着还有资本，想再换一只股票，感性上说可能有点绝情，理性上来讲，其实是对的。

漂亮女人身边的诱惑是很多的，电影的设定是在小县城，而且是在2009年，所以其实丽娜的诱惑其实还是有限，现在网络时代，你是在和整个城市 甚至整个中国 全球的男人在竞争。

我 想起和高中的一个很漂亮的女生在大学时候聊天，说起谁谁当年追她，她说几乎全年级90%的男生都给她发过短信 写过情书…… 你可想而知 婚姻的三大需求，性需求，精神需求，经济需求，三者有其二就能维持较好，有一个勉强维持，一个都没有就得挂。

而且需要不断进步和迭代，因为大家的需求也会变，这就是为啥所谓的陈世美，赵本山，鲁迅，抛弃发妻，需求变了，换成你也一样。

有没有压抑自我的道德楷模，有，只是比较少，我们大部分人都是凡夫俗子。

所以，这个局怎么破呢？

其实就是2字 同频，前期筛选阶段找和自己同频的，如果对方是喜欢欧洲游的，你就掂量掂量自己的实力，如果感觉费力， 就趁早换人，如果对自己早期有信心，后期运气不佳，没达到，对方要走，那也就大大方方的送走，好聚好散，这个结局是你一开始就该想到的，不是意外，是必然。

女生也一样，早期筛选阶段想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不要既要也要，男人也不是神，成功是很难的，很大一部分是运气，如果你只想找成功的，不如直接找现成的成功率更高，否则就做好可能他不成功的准备。

筛选好之后，大家最好是同频，一起进步，不要拉开差距，如果有一天，确实拉开差距了，就散了吧，强求留下没有意义，有相聚就有分离，这是必然的，记住曾经拥有过的美好时光就好，勇敢向前，不要活在过去

——谈刘震云小说的两部改编电影《我不是潘金莲》和《一句顶一万句》小说的真实小说操控的是文字，文字乃一种表意符号。

符号的真实与现实无关，而来自于内部之差异。

因此，小说的真实不会仅依托于叙述内容上的真实，后者也就是通常所言的小说中的叙述要与现实生活相符合。

这乃一种相当低级的现实主义式的美学要求，混淆了文字表征现实时发生的本真作用与小说这个文类自身的特质。

《大师与玛格丽特》的结尾，大师飞过彼得堡城市上空的段落显得无比真实，如同影像一般历历在目；但不凭助外力御空飞行在实际生活中却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按照现实主义美学定下的规矩，这些与实际生活不相符合的段落便是虚假的。

但每位阅读过这本小说的读者都将信赖自己的阅读感受，并提出驳斥：小说中的“黑猫”比巴尔扎克小说中的人物都要真实。

小说的真实并不是以照搬现实生活为准则的，它有其内部建构真实的规律。

小说既然作为一种文字的表达，我们就应该先从文字自身的特征中去发现这种真实到底从何而来。

语言由两部分组成：表达声响的能指和表达意思的所指，阅读的过程不是“看”文字直接明白意思，而是先通过辨别文字的形体，在脑海中联想起相应的声响，然后才获得意思。

概言之，我们是通过声音来获得文字表达的意思。

同时，小说与诗歌、散文的本质差异在于小说独有一位叙述者，这是另外两类文学类型所没有的。

我们在小说阅读中听到的声音出自这位叙述者，而不是像大家惯常所理解的乃是小说家本人在现实生活中发出的声音。

诗歌的声音在某种程度上源自召唤，某种灵的作用现身于诗人身上，借助于他的身体发声。

因此诗人在诗歌中既在场又不在场，他显得不由自主。

而散文发出的声音确乎就是作者的声音了，因而要求着一种绝对的真诚。

因为小说的根本特异在叙述者，同时它作为一种文字表达离不开声音，因此，读者在小说中读到的真实不是来自于叙述内容上还原的现实真实——这我们已经说过了，乃是源于低级的现实主义美学偏见——而是那位神秘的叙述者在声音表达中的真实。

小说的真实，乃是一种声音的真实。

小说家在何种程度上将叙述者发出的声音打造得真切与诚恳，小说的真实就在何种程度上得到了保障。

电影的真实电影的真实是与此不同的。

电影使用着实际生活中“现成”的物：出现在镜头中的物像元素都是实际生活中活生生存在的场景、物或人，它们并不像文字那样作为一种表意符号呈现。

电影要获得真实感，首先依托于现实之物给人的真实以及在此基础上变换出的真实感。

这也是为何随着电影艺术的发展，真实观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它越来越向着现实生活靠拢。

最早的电影是在片场通过布景拍摄的，环境乃是重构的环境，电影仍然将自己的真实观依托于戏剧建构的真实观中，而没有脱离出来。

直到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爆发的影像革命，电影人开始将摄影机搬上大街，于是现实的街巷取代了片场搭建的布景，“现成”的日常生活成为了非职业演员“表演”的舞台。

电影的真实观在此发生了一场真正革命，此后电影变得越来越“真实”了（都拜技术所赐）——同期录音取代了后期配音，手持摄影取代了笨重的镜头推移，电影的临场感越来越为观众所需要。

电影的真实开始从原先依附于文字的表意符号真实（戏剧）走向了自己的真实：它以现实生活的质感和密度为衡量准则。

（在此我们排除了那些重新将“现成”的生活当做符号来建构的另类电影，就像前面在谈论小说的真实时排除了内容上的真实确实能取得的那种低级真实。

）电影越像我们实际体验的日常生活，电影就越显得真实。

侯孝贤深谙此道，当然这种真实一定来自导演自身所观察和体验到的真实，而没有一种放之四海皆准的普遍形态可以来做基准。

从小说的真实到电影的真实因为小说的真实与电影的真实如此殊异的运作方式，直接将小说中的真实转制为电影的真实，可能遭遇到根本的问题。

这是《一句顶一万句》让我们觉得如此糟糕的原因：一位只能在街边靠卖摊饼维生的中年妇女缘何每次和别人谈话，去的不是高大上的西式餐厅就是文艺范十足的咖啡馆，这难道不让人觉得奇怪吗？

或者那位深陷绿帽危机的丈夫整天跟踪妻子形踪，难道不用顾及现实的工作以及维生的家用吗？

这是我们按照常识能直接判断这部电影虚假的地方，而常识来自于大家所共享的一套现实生活经验。

我们之所以能用现实经验来判定这部电影，乃是因为电影按照一套现实生活的规则建构，导演想用影像来还原现实的真实。

原因不在于小说家刘震云已经缺失了洞察当下现实生活的能力，这还是其次的——因为小说在叙述内容上的失实能够通过叙述声音的真实来进行弥补，比如在荒诞小说或魔幻现实主义小说中，内容自然是与现实脱节的，但叙述者声音的真实保证了读者阅读体验的真实——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导演用何种方式将剧本转换为实际的影像。

从此点看，便显得相当有意思。

电影《一句顶一万句》由刘震云的女儿刘雨霖执导，剧本出自其父之手。

当然，我们可以猜测电影中失实的情况在原先的小说中就有，刘震云作为一位相当忠诚的作家，能够在小说家和编剧两种身份间平滑移动，因此《一句顶一万句》的剧本绝对忠实于原著小说。

但这尚还不构成问题，构成问题的是刘雨霖在导演这个剧本的时候使用了一种“照搬”现实的轻松手法，而无论小说还是剧本都带着浓厚的荒诞色彩。

仅从内容上来看，《一句顶一万句》的小说是不太真实的，它不是按照现实主义美学原则来写的，但叙述者声音的真诚在某种程度上保证了读者最后读到的小说仍然显得真实，这是一种阅读过程中感知到的真实。

因而，当刘雨霖用“现成”的物来还原小说的时候，真实观转置到了对现实之物的直观中，观众自然会以现实生活中累积的经验来判定电影的真实与否。

电影《一句顶一万句》的失败之处于是显露出来，它混淆了小说的真实与电影的真实本质上不同的运作方式。

冯小刚的《我不是潘金莲》同样改编自刘震云的小说，剧本也由小说家本人亲自操刀，但为何这部电影没有给我们失却真实的观感，而电影《一句顶一万句》却显得如此溃败？

原因很可能是冯小刚将剧本转化为影像的时候，用了非常形式化的表意方式。

这一点看过的观众都已经知道了：电影史无前例地使用了一种圆形的画框，并在不同的时刻巧妙地变换画幅，而在环境的使用上，相当原始地采用一种重构的环境，而不是新现实主义那样直接显露真实的现实环境。

这与《芳华》是一样的，两部电影用一种“假“的环境来表达一个“假”的剧本，而结果是两部电影在影像中创造了属于自身的真实。

冯小刚成功了，因为他不自觉地区隔了小说的真实与电影的真实；但刘雨霖失败了，即便她的父亲将最好的小说留给了她，并全力操刀剧本。

刘雨霖没见到小说与电影在获致真实感上的差异，继续机械地将一部带有荒诞色彩的小说转制为一部现实主义作品，根本矛盾因此发生：电影既没有获得电影自身可能具有的真实感，同时也没能保留住小说中的真实。

改编此类小说的方法，无论是用表意还是形式化的手法，只要不是现实主义的，都将避免掉观众对虚假的责难，不经意间可能还会留存小说原本的真实。

同名小说改编，电影版本评价6.3分，电视剧8.7分，最初选择看电影是有顾忌的，怕不好看浪费时间，但电视剧更没时间看。

翻了豆瓣短评，议论声不小，有的说，中规中矩，没有惊喜。

观影中，一条弹幕飞入：这电影啥意思？

怎么说呢？

这不是传统意义上好看的电影，拍摄手法很朴实，内容也很简单，就围绕婚姻出轨展开的家庭琐事，可以说很平淡。

但越看越对我胃口，属于深入生活细枝末节的文艺片，有对生活深刻的思考和观察。

《我不是潘金莲》也是这种类型，评价也不高，但也是我的菜。

片子里有很多时代的印记和中国特色，比如，夫妻生活没话说，粗糙的出轨方式，喝农药报复老公出轨，破鞋受人议论等，捕捉得很生动。

以当下年轻人的价值来看，有些情节几乎离奇可笑，比如，喝农药干啥啊，离婚不就行了？

但个人都能在生活中找到对照。

群众的生活，很多时候是缺乏理性的。

牛爱国这一家就是典型的群众代表，十足的市井小民，没见过世面，对生活的需要主要在于物质层面。

他老婆喜欢旅游，想吃高档饭店，他女儿说，去香港太贵了，香港有海，青岛也有海，海上有大轮船。

多么实在且淳朴的一家。

正是因为缺乏理性，所以简单的事会变得复杂。

有人评价这是爱情电影，因不了解而在一起，因了解而分手。

也是这么个道理，但爱情的定位还是太浅了，归根结底，它反映的是平凡人生的故事。

更确切说，是普通人应对生活变化和危机的故事。

“平时不爱，出事才爱”“出事不解决问题，总被情绪牵引”，人性根子里的东西，是各种悲剧的成因。

大多数人，习惯把“事情没出在你身上”作为个人放纵情绪的借口，往往使事情朝悲剧演变。

情绪是人类的杀手。

《一句顶一万句》，挺好看的，唯一遗憾是没有用河南方言拍，毕竟这个故事就是发生在河南的，如果能用方言会更出色，有些地方，对白处理的不好，过于文艺，与人物背景不太符，可能这也是最终没有用方言的原因。

创作人员看来并不想拍原汁原味的乡土戏。

刘震云老师自《手机》始就和『说话』卯上了，不过的确这个话题他研究的挺深入的，从『拿起手机，谎话就来』，到这部强调说话重要性的电影，对于说话的艺术算是研究透了。

这是哲学范畴，作家找到或者碰到一个哲学问题，理解透了，准能写出好东西，因为哲学也是人人生活中有却察觉不到的东西。

从立意上看，其实和法国电影无分别：恋人之间，最重要的是什么？

说话！

能说到一块儿，成。

说不到一块儿了，散。

从无话不谈到最后没话的过程就是爱情死亡的过程。

法国人可以用后现代主义，抽象主义，甚至大乱交来表达这个主题。

中国人也能，只不过没那么洋气。

殊途同归--就像刘震云那个龙套在戏里的一句老梗：孔子，尼采，叔本华，他们说的其实是一回事儿。

李银河透露，王小波对她最满意的是：抛出去的话，她都能接到。

因此，无论是巴黎的一对儿左翼知识分子艺术家恋人，还是新乡延津县一对儿辛苦忙碌的小夫妻，大家面对的是人类共同的困境：怎样才能把天聊下去，以便生活能继续。

本片结构非常成熟，从民政局开始，到火车站结束，一对儿离婚人口里说出离婚的原因是：没话说。

一对儿结婚的人口里说出结婚的原因是：俺俩有话说。

在火车站，牛爱国说出了一句顶一万句的话，终于可以一别两宽，各生欢喜，走出他人的、自我的牢笼，重获自由。

他说这句话也是普世的：人生得往后看，不是往前看。

说话有多重要？

范围演的这个大姑父的角色，因为能和小孩儿说上话而感激不已。

牛爱国的姐姐结婚的理由是：这么多年了也没人说说话，快憋死了。

人人需要倾诉，这部电影的英文名是Some one to talk to. 范伟专门请了媒人做中间去介绍一个自己非常熟悉的人时还有句对白：老套了点儿，但比网上那些实在。

是的，他们都忽略或者低估了一件事：互联网。

小县城，能彼此说上话，持续说上话的人太少了，以至于找到一个不惜出轨，家庭破碎也要追随。

那些不以说话为目标的人生，或者还没意识到说话重要性的人，感到莫名的困惑。

他们的困惑终有一天会解开，然而那些想找人说话的人却不能满足于虚拟的网络。

我觉得这些年来刘震云老师，和其它中国大部分男作家（包括，贾平娃，莫言等）一个主要的问题是，他们几乎停止阅读和思考了，名成利就对于其它作家而言意味着更多的自由旅行，更多的自由阅读和思考（史蒂芬金连开车时都在听有声书），对中国大部分男作家而言意味着停止前进，就地收割。

作家不应该满足于重复自己，中国男作家集体油腻的时候，不少别国作家因为挑战自己而得了抑郁症，他们的作品是世界一流，经得起时间考验的。

无论如何，我感谢刘震云老师，在我大学三年级，读到《一地鸡毛》，这篇小说令我不寒而栗，对毕业后的生活产生了深刻的恐惧，它时时提醒我应该避免怎样的人生，以及，如何才能不陷入那柔软的安逸的鸡毛。

这种毛骨悚然的经验令我记忆至今，就像每次想起《1984》我都会记起那个读完掩卷的酷热夏天午后，我竟然生理上感到背脊发凉。

我读过刘震云大部分作品，直到《手机》为止。

后面没有再读，因为已经开始重复。

这部电影里刘震云客串了一个相亲男，卖的语言梗都是他几年前的老梗。

（孔子，尼采，叔本华）这部电影如果是刘雨霖自己主导完成的，我觉得她会是个前途无量的年轻导演。

一句顶一万句：牛爱国 退伍后成为鞋匠 老婆庞丽娜延津纺织厂 有个女儿百慧 夫妻俩没话说 牛爱国接庞丽娜下班 庞说给同事过生日 牛爱国发现庞与婚纱店蒋九一起吃饭 牛爱国找战友 战友让其投其所好 牛爱国找厨师宋解放学做松鼠鳜鱼 庞骗牛说去苏州旅游 牛发现其手机信息去新乡 牛到新乡发现庞与蒋九酒店一晚上干了三次 牛买刀后去寺庙 牛将此事告知蒋九老婆赵欣婷 赵在蛋糕店工作 赵喝农药 蒋九回归老婆身边 庞要离婚遭拒 牛让蒋九离婚娶庞 牛才答应离婚牛爱香 摆摊卖烧饼 曾喝农药自杀 带牛爱国女儿相亲 对方没结账离开 宋解放请客 宋给牛爱香电瓶车安装风挡 二人结婚 宋摆了四十桌 庞让宋偷偷给女儿带玩具车 牛对女儿说你妈就是个破鞋 牛爱香对弟弟说与宋没话说牛与宋路边吃涮羊肉 赵前来大骂说庞又把蒋九拐走了 姐姐姐夫让牛去找 牛去蒋九开封亲戚家假装寻找 牛在开封鞋店打工遇到同学章楚红 章离婚摆路边小吃摊 二人旅游 章说日子过以后不是以前百慧生病 牛去火车站给百慧买馄饨看到庞和蒋九说自己怀孕 牛水果摊偷刀 蒋九看到牛要跑 庞面对牛 牛说日子过以后不是以前答应离婚

作为李健的粉丝，首先我必须承认一开始想看这部电影是因为李健写的宣传曲，第一次听到《你一言我一语》的时候其实并没有惊艳，觉得跟李健以前的每一首歌都很像，然后看到电影的原作和编剧都是刘震云，出于对手机和温故一九四二的认可，决定找原作来看。

于是我在一个周六的下午冒雨去新华书店花四十多块钱买了一本典藏版的《一句顶一万句》，序言里面说这是刘震云最成熟的作品，然后我花了一个周日的时间读完了这本书。

在读回延津记的最后几章的时候再听《一句顶一万句》，我开始明白李健一定是读完了这本书才写了这首歌，觉得那句“这一生似乎无从选择所以要找人说苦与乐”写的无比贴切。

杨百顺的一生无从选择，于是费尽一生去找人说，牛爱国的一生也无从选择，所以要找人说。

但同时我觉得李健其实并没有读懂这本书，因为孤独的终点并不是找到一个志同道合能“说的着”的人，而是明白生活的意义不是倾诉，孤独是常态，接受孤独并心怀希望为之努力才是良药。

读完原著其实我依旧没有明白这能顶一万句的一句到底是什么，小说最后反复出现的一句话就是“日子是过以后，不是过从前”，电影显然也把这句话当做了解答。

当然电影的编剧是刘震云本人，那么不管我接不接受，这句话应该就是这一句了。

在我看来，杨百顺的一生从来没有过以前，也没有过以后，只有生活所迫无从选择，他是一个完全活在当下的人。

小说的最后牛爱国找到了杨百顺留下的那张图纸，看到了神父留下的那句“恶魔的私语”和杨百顺的那句“我不杀人，就去放火”。

牛爱国的反应是不知道说的是什么，只是觉得“这种狠的心情，自己也曾经有过。

”我其实更愿意把这句“恶魔的私语”和“我不杀人，就去放火”当做答案。

这句话让牛爱国明白这种孤独一生的感觉和压抑到极致的感觉不止他一个人有，这种压抑到扭曲、善与恶的一念之间也不止他一个人经历过。

回到电影，虽然原著即给人一种为了突出主题而强行“没话说”的感觉，但起码作为一种文学表达的形式，是可以接受的，至少我可以把它当做一种戏剧性的夸张手法来看。

但到了电影里，这种强行刻画的“说不着”跟写实的生活化系列变得格格不入，为了这种“说不着”甚至连人物角色也变得苍白而脸谱化，牛爱国被演绎成了一个懦弱无能又卑鄙恶毒的人，庞丽娜成了一个被生活蹉跎的可怜人，钟楚红这个具有重要意义的角色竟然被一笔带过。

编剧意图把杨百顺和牛爱国的故事糅合在牛爱国身上，得出的结果是一个完全不合理的故事。

年轻貌美的庞丽娜凭什么要跟窝窝囊囊的牛爱国受一辈子委屈？

被老婆自杀吓的回心转意的蒋九为什么还会跟庞丽娜走？

东窗事发打算离婚甚至杀人的牛爱国就因为朋友几句话甘心带绿帽？

手持西瓜刀打算杀人的牛爱国就因为几句狗血对白而顿悟了？

还有不得不吐槽的长镜头……无数个从左向右平移的镜头看的我头晕，那个长到想哭的挂面厂镜头就为了说明这个只有两场戏的男主朋友是个做挂面的？

导演对电影节奏的掌控简直令人尴尬，完全看不出整部电影的高潮在哪里。

然后，最最最令人失望的是，一直等到放映结束黑屏，也没有听到李健那首《你一言我一语》，片尾曲是一首听不清在唱什么的歌……最后我想说:辣鸡导演还我血汗钱！

压抑=现实，这是一部描写底层小人物被绿后的心路和行为的史诗级的作品，对男主那种愤怒、那种绝望、那种无助、那种卑微，都表现的淋漓尽致。

片子开头发生在民政局，一对儿离婚的，问“为啥离婚？

”答：“没话说”。

一对儿结婚的，问“为啥结婚？

”答：“说得着”。

这对“说得着”的人就是主人公牛爱国和庞丽娜。

经历了“十年之痒”的爱国和丽娜，从“说得着”变成了“没话说”，信任的墙壁也逐步崩塌，爱国的“工作重心”也从“挽救婚姻”转变为“抓奸”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该来的总会来，那晚爱国在门外听到丽娜和蒋九干了三次、说了一宿话后，心死了。

于是想到了“借刀杀人”，立马转头告诉了蒋九的媳妇，那时蒋九媳妇正在做蛋糕，听完了牛爱国关于“奸情”细节的描述后，淡淡说了句“我知道了”，接着在没完活儿的蛋糕上摆上了“百年好合”的蛋糕牌，真是讽刺。

那一刻，她的心也死了。

至此，两个家庭完了。

牛爱香说：结婚就是想找个人说话。

她是幸运的，找到了老宋，一个甘愿成为“虎落平阳”去帮衬火烧摊而放弃大酒楼工作的大厨。

两口子过日子，总得有牺牲和迁就，这不就是爱吗？

片子讲了一个很浅显易懂、却容易被忽略的道理：光懂的做饭是没用的，家庭需要经营，牛爱国不懂经营生活。

可怜、可悲、可叹，把爱情的悲剧转嫁到下一代身上，不公平。

看见小百惠半夜起来后，在屋里低头坐在储物间里啜泣，俺心都碎了。

看似懦弱的牛爱国，知道自己被绿了以后，起过杀心，而且不止一次。

最终因为百惠的一席话，重新燃起了对生活的信心，放弃了杀人的念头，放了别人生路，更是放了自己一条生路。

他能做到这个的根本原因是，他真的懂了，而且相信了，一句顶一万句：日子是过以后，不是过以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