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球

在一次《气球》映后讨论上，有两个观众提问关于“对藏文化过度凝视”的担心。

这其实是《气球》面临的两个被热议的话题之一，也是它会被简单对待的面向。

一是它独特的文化属性，它的异域感和宗教性的外部视角，二是女性主义的问题，因为电影里有涉及女性上环或结扎、女性生育权这样的情节，于是也让这部电影成为两性社会问题的一个讨论蓝本。

但对于第一点我想我们观众首先不要把自己限制在“凝视”里，也许我们已经带有太多意识形态上的预设，不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虽然这不可避免，因为我们本身处在一种撕裂的状态中，对东方主义有着撕裂的经验和观点，以至于太多的看法和担心附着在我们的眼睛上，与此同时，我们对“人”的敏感度反而降低了。

但是万马才旦对此是有意识的，他的这部影片的特质之一就是，既不回避藏地真实的状况，这个状况它毫无疑问在感官上就是与汉地文化拉开距离的，而且从大众思考问题的方式来看也是的确有差别的，但是他对藏文化传统中的一些问题是反思的，是持开放态度的，这同时并不违背他本身的信仰，那些我们在片中看到的仪轨、轮回转世的观念和安多牧民的日常生活方式，它们包含非常丰富的时空面向和价值，这点非常重要，因为这些状态和形式里本身就包含了一种复杂性，它是女主角内心隐隐展开并变幻不定的道德焦虑的真实土壤，如果我们试图回避以平等并开放的态度进入这样的文化背景的问题，那对这部电影的讨论就会不可避免的走向扁平和表面，不论是走向所谓女性主义还是宗教这样的标签，这些标签的随意使用对于这部电影的内涵来说，都过于简单，甚至具有一定的伤害性，要是经由文化座谈讨论能说完的部分，还需要电影来拍什么呢，电影的一部分作用就是肢解这些话语，它用感官的方式唤起一种直接体验和共情。

而且我从电影本身感受到的是，万玛才旦导演恰恰试图是在尽力褪去、而不是复加某一个确定的文化观念在作为个体的不同的人物身上，他的重点在一个个人身上。

至于对女性主义视角，他的确将故事的主角重心给到了两位女性，姐姐卓嘎和妹妹卓玛——她们本质上是一体的，但导演对卓嘎的丈夫达杰、爷爷和三个儿子也赋予了非常丰满的刻画，尤其是达杰，我认为这是演员金巴最到位的银幕形象，他的演绎也非常动人。

每一个人物都是一个宇宙，他们内在都有复杂的情感根基，转动起来的时候就碰撞成了生活，我觉得对每一个角色的讨论都不能脱离他/她临近的宇宙，他们如此复合并相互影响着轨道，如果说影片讲述了一个女性想要觉醒的历程，我更认为是所有人正要觉醒的历程，但它此刻正是通过一个女人的命运进行生长呈现的。

这种复杂性在银幕上被表现为一种空间感，它通过电影的节奏来展开。

这种空间感邀请作为观看者的你以自己的经验注入到银幕的缝隙之中。

要在银幕艺术上展现道德焦虑，展现的其实不是焦虑中的那两个二元的直接对抗，而是这两个二元之间的空间感，它们像是作为一呼一吸的关系的空间感，它不是一个靠你推我搡然后一拍桌子就可以分出胜负的东西。

在这部影片中，这种空间感有时候在公羊某个愣愣的眼神或姿态里，在黎明出殡时两个男孩来不及追问的疑惑里，在女主角烈日下手中的那盆水的晃影中，在男主角达杰游荡在市集中的背影上，在红气球越飘越远没有尽头的天空中，在不同的剧中人在各自的路途上停驻仰望的静谧的脸孔上——这些是只有电影才可以表现的东西。

我认为基耶斯洛夫斯基或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都懂这种精神焦虑中所映射出的复杂性和空间感，阿巴斯可能是最懂这种空间感的人，他甚至将这个空间感发展到了平凡诗意的极致。

在《樱桃的滋味》里他会让观众花上几分钟去看男主角躺进坟墓时所经受的黑暗和闪电，他会把空中的飞机云和鸟群与男主角的脸庞接连起来，他知道如何将某种内在的感知空间投映到我们周遭的外部生活活动里。

《气球》的确会让我关联到这样的伊朗电影，一个简单故事里所包含的的最质朴最原始的精神问题，它当然直接挂钩生死的问题，爱的问题，但它作为故事性的功能不是在于给出一个结果，与智性和奖赏无关，而是仅仅给出一个问题，一个暂时你看来不是问题但即将为止受苦的问题，拉长这个问题形成并逐渐被度过的空间层次，最后放掉这根气球的细线，这是一个导演对人的精神关照最诚实、最慈悲的态度，用导演自己的话说他认为他只能拍到这里，因为他确实无法为卓嘎做选择，或是说放入希望她留下孩子还是生下来这样的愿望。

相比《塔洛》，《气球》更处在一种不快也不慢的完美节奏中，一种外部和内部得以同步运作并徐徐展现的实际的速度，它的整体如此真实可靠，情感充沛，推进得自然而饱满。

即便《气球》中有所谓魔幻现实主义的部分，比如梦中剥痣、度亡时刻的水面倒影，但我认为它不是让整部电影得以成立的关键，关键反而是万玛才旦如何处理现实的部分，我想魔幻现实主义是完全包含在现实之中的，它们不是两个分离的东西，如果可以准确的表达现实，魔幻的部分就已经长在里面，一个懂魔幻现实主义的作者恰会一头扎进真实生活里，比如马尔克斯。

艺术家只需要在某些地方稍稍挑选出、拉丝出一两根元素将它们效果化即刻，是点到为止的装饰音符，如果影片没有对达杰赶回家之后那段出殡前的精彩的纪实性描绘，那后面那段河面倒影的行路就只是一段精彩的“影像”而已，它无法挥发出如今这般深的情感能量。

达杰进门后所持有的短暂的呆滞，随后上前迅速的点酥油灯、磕头，我们在时间迅速流逝的日常中接应不同速度的到来，处理过亲人离世的人都有这样的体会，在有信仰的藏地，这一系列的动作更在一种流畅沉默下的紧张无措中进行，然后影片既非常简略、但给足了这些真实生活的片段：僧人们念经、出殡时间的商定、抬动尸体从房间送上车、两个男孩问父亲“爷爷这是去了就不再回来吗”但达杰无法回答的部分，都是相当厉害的对人、对镜头与节奏的把握。

《气球》的节奏是万玛才旦的作品中最好的一部。

电影其实不是关于时间的艺术，而是一种是关于空间的艺术（戈达尔语？

），好的电影导演懂得“连接空间”，影片的节奏就是这些空间以何种机制被连接。

他对空间之间关系的理解必然是独到而隐秘的，是完全自洽确信的，不是某种范式可以产出的，如果仅仅是处理一个好的场景，那一个广告导演或许也能做，但在两个小时里将故事的各种时空进行连接，这里面的节奏辑可以是无穷的，作者导演的差别和特征性也就在其中，对空间的铺展和连接方式，也就是影片的节奏反映了导演他眼中所看到的最重要、并希望我们也看到的生活的发生方式，它完全是体感的。

还有一点是关于影片的结尾，不少朋友都认为结尾“太点题”因而略感失望，然而我简直太接受这个结尾了以至于我甚至没有去想它还可以有什么其他结尾。

这和我们对影片和故事的期望有关，对我个人来说，这个故事的诗意在于，它又简单又深——换两个词说它非常的现代又非常古典。

避孕套和气球真的太具有象征性或太点题？

象征的不微妙？

不高级？

太直给？

这是优点还是缺点我觉得完全取决于我们对这部电影的理解，理解决定了期待，我觉得这种“直给”在这里美妙极了、干净极了，就像万玛才旦的短篇小说，干净，平常之中的魔幻与诗意，这两词一写出来就过于重了。

不过，电影还是个高度完形的东西，它的确是挑观众的，所以它的价值和最后的形象是不定的，因此是美妙的。

最后提一下万玛才旦的多元化身份，他既是电影导演，也是一位多产的短篇小说家，可以说是继扎西达娃之后最特别的藏族小说家。

导演和小说家对万玛才旦来说似乎是一种贯通合一的状态，同时看过他电影和短篇的人会感觉到，他观察世界的方式，在文学和电影这两个媒介中都具有很强的相似性，这是非常作者型导演的特征，而且这两者的产出物之间的转换度非常高，比如《气球》最早是以剧本形式诞生的，但碍于当时的制作条件，万玛才旦就将它先改写成了短篇小说，被收录在《乌金的牙齿》这本短片小说集中出版了，然后到了两年前才有机会拍摄成电影，而且整体剧作走向上改动并不大，除了类似电影中达杰带着大儿子江洋冲进手术室的这样的比较戏剧化场景化的桥段是小说里没有的，但两者都是以气球收尾，可见气球飘浮在空中是影片最重要的原始动机意象。

在这本短篇小说集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量他的电影文本，比如《静静的嘛呢石》《塔洛》《撞死了一只羊》，不过区别于短篇小说的文风，万玛才旦在电影风格上的转变仍是较为显著的。

《塔洛》作为一个形式实验的分水岭，似乎为他试炼出了一些方向的岔路，这部《气球》似乎验证了他在之后一个更为成熟、更深入其本质天赋的选择，更贴近真实自然的节奏但带有魔幻感觉的方式。

此外，除了作为创作者的身份，他也是所谓“藏地新浪潮”的推动者，一批藏地后起之秀新导演都是从他的班底出来，比如这次在平遥国际影展上携《他与罗耶戴尔》亮相的新晋导演德格才让曾是他的录音师和作曲，又比如《阿拉姜色》的导演松太加曾经是他的摄影和美术，万玛才旦还是多部藏地先锋电影的监制，比如洛旦的《迷路》、拉加华的《旺扎的雨靴》等，一路上扶持了许多年轻导演。

我们同时也能看到前辈王家卫对万玛才旦的支持，这样一种一代代相续和扶持的关系还是挺让人感动的。

对于藏地新浪潮这一说法，似乎最早是从影评人圈子里出现的，但此新浪潮非法国彼新浪潮，这种称谓一定程度上我认为也是出于一种文化叹息，当然也携带着隔岸欣赏的成分，相比中文电影市场的资本娱乐盛世和扁平化的保守尝试，近年来的藏地电影的确在题材的文化属性和制作的艺术水准上具有一定的特征和高度，虽然我并不想过度强化这个地域文化或这批导演的特殊性，但这就好比文章开篇提到的那个问题，有些现状是不可回避也无需回避的，它一直在那里，但我想我们需要以一个尽量放下凝视或文化的壁垒去进入这些具体的电影本身。

其实从中国最沿海到喜马拉雅山最高处，我们到藏地在地理上仍然是一马平川的，尤其是现在公路修的那么好了，很多人都可以轻松的去到藏地去转个山什么的，看起来挺神圣，挺融入，尤其是今年疫情，藏地的旅游业似乎很不错，但你说实际的文化上，我们还是有各自不想进入对方的部分，这与历史和语言文化的很多原因促成的。

电影这个东西是虚空的，现在连拷贝都没有了，你只要有网络和密钥， 我们在月球上放也可以。

但这样一部电影会产生那么多的讨论，而且它在当下的中国显得如此特别，说明它蕴藏了很多我们需要停下来去感受和沉思的部分。

希望气球飘的更高一些，让更多的人看到天空。

（删减版刊载于《WSJ.》)

学院路晚六点场，近一半的上座率，也许因为周边有几所大学吧。

看了几分钟就想，难怪杨德昌说电影让人类的生命延长了三倍——虽然文字也可以细致描绘，但终究不似这般真切地看到蓝天草原，抓养、沏茶、吃饭、出殡、奔跑的速度和力量，这是另外的时空下另外一群人别样的生活，他们的音容、谈吐、观念与琐碎日常。

刚开始有点不解导演为什么要用手持镜头，再美的构图也是晃的。

看到后面当然就明白了，这种不稳定不安感是导演刻意要传达的。

他并不想拍草原牧歌。

传统与现代，信仰与现实，男人与女人之间，种种挤压过来的困境其实无解。

传统的信仰、观念在现代化过程中被冲击的叙事也屡见不鲜。

有没有更好的生活？

现代化是不是一定是更好的？

想起了沈从文。

以后可以看看万玛才旦的小说。

散场的时候旁边飘来一些讨论声，诸如这本来该是女性叙事。

看了几篇影评也有从女性角度来谈论的，不过个人并不觉得这是女性视角或者女性叙事。

当然女主看似矛盾集中体，影片也触及到女性的生存境遇与命运的问题。

究其实，生死轮回，生命延续，生活的艰辛，传统的信仰信念与新观念和政策的冲突对立，是身在其中的男男女女共同面临的。

至于信仰，非我辈所能明了，自然也不该置喙。

过多的理论，过强的价值评判往往会稀释生活的复杂混沌，莫可名状。

哈罗德·布罗姆曾经把女性主义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结构主义及符号学都叫做“憎恨学派”（school of resentment）。

妹妹卓玛的副线表现得很克制，却十分动人。

重逢之际，那种紧张感传达得很好，似乎弥散在空气中，令观者也屏声静气。

想起拜伦的那句：多年以后，我将如何面对你，吾爱？

以沉默，以眼泪（有另外的译本，但最深得我心的还是从亦舒小说里读到的这句）。

他们之间当年是怎样一个错过和辜负的故事？

妹妹不认得condom，又劝姐姐不要做掉孩子，不要姐姐像自己一样犯下一辈子不可饶恕的罪孽，应该是她当年做过人流手术。

唉！

一个年轻女孩经历那些也是够惨痛的了。

男人也并非毫无心肝，影片用他紧张得点不着烟的细节，就不言自明了。

各种细节和隐喻、对应以及写意段落都被说得挺多了。

光影和构图都挺喜欢，坐在最后一排正中，经常直接面对着柱子窗格等。

片尾曲很棒。

首发于“娱理”公号《气球》上映三天，票房300多万。

它是万玛才旦导演第三部入围威尼斯电影节的长片，讲述的是一个牧区藏族家庭里，一只气球——其实是避孕套，引发的一系列窘事，揭示传统与现代冲突及女性觉醒主题。

影片情节一波三折，视听语言流畅，每个画面的构图、色彩、运镜都很考究，被评为万玛才旦“渐显大师气象的作品”。

《气球》剧照这样一部艺术品质颇高、表达也并不晦涩的电影，为何票房如此惨淡？

不是拉踩，但数据显示的事实就是，观众宁可去看4.8分的国产烂片，或者5.8分的外国批片，也不愿意去看一部少数民族题材的国产佳片。

11月22日票房及微博口碑前几年，一部仿纪录片《冈仁波齐》突然爆火，金融、教育等各界精英纷纷包场“净化心灵”。

最近几天，康巴少年丁真的一举一动牵动无数人的心，他清澈的笑容满足了网友对藏区草原天空的想象。

但到了藏族作者讲述真正的藏文化故事时，票房却无人问津，形成一种怪异扭曲的对比。

丁真第一条微博吸粉34万，很多网友齐喊“老公” 万玛才旦是广袤的藏区走出来的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电影导演。

他和他带领的一个民族的电影浪潮，未来还有很长、很崎岖的一段路要走。

万玛才旦作品《撞死了一只羊》获75届威尼斯电影节地平线单元最佳剧本奖

几年前的一天，万玛才旦走在北京中关村，抬头看见一只红气球飘在空中。

一个故事在他脑海中渐渐成型——如果它不是一只气球，而是一个看起来很像气球的避孕套，在传统的藏族家庭里会发生什么故事？

在推行计划生育的藏区，如果遇上被活佛认定为转世的新生儿，该怎么办？

这不是凭空想象，藏族演员、歌手蒲巴甲讲过，他小时候真发生过误拿避孕套当气球玩的事儿。

在闭塞保守的年代里，与性相关的一切都被认为是羞耻而不可谈的。

《气球》剧照万玛才旦用十来天时间就写完了剧本，然后倒推回来写了小说。

又等了几年电影资金才到位，他用四十几天拍出了《气球》。

像万玛才旦这样几乎每一部电影都入围国际电影节的导演，到现在，找投资仍然困难。

搜网上新闻，还能看到当年还是“青年导演”的万玛才旦在北京青年电影论坛上陈述自己的项目《永恒的一天》，讲一天之内一个人四季般度过的一生，从少年到老年。

因为投资需求比他一贯拍的“小人物、小故事”稍多，直到现在，万玛才旦头发斑白，这部电影还是没能拍出来。

2009年的旧新闻，万玛才旦为《永恒的一天》融资所以这么多年万玛才旦养成了一个习惯：同时推进若干个剧本，哪个能落实投资，就先拍哪个。

“大家都是很专业的投资方，都清楚这样的题材在市场上的局限性，是一个能大概算出票房回收的项目。

我最近几部电影的投资方基本都没有金钱上的诉求，都是抱着一个支持的态度。

目前中国整个电影市场还是以汉语电影为主，你想打破这样一个局面，就需要付出很多，拿出好的作品，然后推广也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万玛才旦说。

万玛才旦

万玛才旦是北京电影学院有史以来第一个学导演的藏族学生。

他童年生活的县城里已经有了很多汉族人，可以读到汉语的小说，看到革命题材的露天电影。

但电影对于那个年代的孩子来说，只能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整个西藏连一家正规的电影制片厂都没有，工业基础几乎为零。

相比之下，文学就平易近人得多。

藏区的民间文学——包括口头文学和书面文学，其实非常发达。

人类历史上篇幅最为浩大、也是世界上唯一从公元前至今还在持续创作的史诗，就是藏族的《格萨尔王传》，被称为“东方的荷马史诗”，2018年出版的一部全集就有8000多万字。

万玛才旦本科读的是西北民族大学藏语文学专业，毕业后在自治区工作几年后，又回学校攻读了藏汉语言翻译硕士。

那时候他天真地认为，既然藏语文学有如此丰厚的宝藏，拍成电影岂不是也很容易？

多年来也一直有人问他，藏文化有这么伟大的史诗，你为什么不拍？

万玛才旦“到电影学院读书，对整个产业、环境有了一个了解之后，你就知道很多题材都是不能拍的。

在电影学院那几年，伊朗电影给了我很多启发，如何去寻找讲故事的可能。

”万玛才旦说。

他先是到文学系编导班进修，后来又读了导演系的艺术硕士。

在北京电影学院，电影艺术的大门一下子向这位说汉语还带着口音的藏族小伙子敞开，他如饿狼扑食，几年内恶补了几千部经典电影，国内外都有。

他每天一大早就起来，往往半夜12点才回到宿舍。

黄亭子小区里经常有卖盗版碟的，沉甸甸装在牛皮袋子里，什么大师导演的合集都有。

学校里也有拉片室，按字母查找小卡片，一个片子交两三块钱，可以反复拉片琢磨很久。

青年时代的万玛才旦学校平均每周大概还会放两部外国片，有时会有主创来交流。

并不是每一部都拍得好，遇到烂片，北京电影学院的学生就毫不留情地发出嘘声。

有一些交流和比对之后，就能思考每部电影好在哪儿，问题又出在哪儿。

万玛才旦很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

2004年，北京电影学院希望学生能有机会使用彩色胶片练习，开始在全校征集剧本。

万玛才旦扎实的文学功底派上了用场，他很快递交了剧本《草原》，获得了用胶片拍片的机会，拿了奖，后来又把这部短片扩展成了长片。

那时候必须通过体制内制片厂才能拿到龙标，用胶片拍摄才能送进国际电影节，想拍电影，门槛真的不低。

《草原》海报

第四代导演谢飞是万玛才旦在校期间的老师。

谢飞2000年拍过一部藏族电影《益西卓玛》，改编自扎西达娃的小说，用的是藏族演员，拿过金鸡奖剧本奖，但因为少数民族题材原因，立项通过了却无法公映。

拍摄那部电影时谢飞就感觉到，因为语言和文化有隔阂，“原汁原味的东西无法克服”。

藏族的文化、藏族的电影，最终还是应该由藏族的编剧、导演来拍。

电影有有限的制作周期，非本民族的创作者，很难能在短时间内理解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的语言、文化、信仰、生活。

他者的目光要么是仰视，用神圣的光环进行美化，要么是俯视，以同情姿态描写落后，都难称客观深入。

谢飞电影《益西卓玛》剧照谢飞回忆，他是直到看了万玛才旦2009年的电影《寻找智美更登》后，才看清楚喇嘛究竟是怎么念经，藏人到底是怎么唱戏的。

“万玛才旦是我们大陆很不容易才出现的一位电影作家”，谢飞说，“法国新浪潮有了作者电影、作家电影，导演自己写自己拍，我们现在有了万玛才旦，他有独立作家的能力，他的所有电影都是改编自他自己的小说。

他对生活的观察大量来自藏区的普通人，将幻想手法、传统与现代、过去和未来有机融合在一起，越来越有自己的风格，越来越成熟。

我们应该爱护和支持这样的导演。

”

《寻找智美更登》工作照画过《西藏组画》的陈丹青也惊讶于，万玛才旦能如此执着地讲述那片土地上的小人小事，并且把每一部都拍得有趣且不一样。

他说《寻找智美更登》是他近几十年看过的最好的爱情故事，“看完就受不了了，这家伙太牛逼了。

”万玛才旦天然有一种在文学和影像之间自如转换的能力。

读他的小说会觉得情节生动、笔法朴素，而他的很多电影都是改编自精悍的短篇小说，他能很快把一个凝练的文本拓展出深度和厚度来，并且完全转换成非文学性的影像思维。

比如他早年的《静静的嘛呢石》《寻找智美更登》等片会让人想起阿巴斯、布列松的写实风格，到了《塔洛》，他用了极其考验耐心的固定长镜头。

《撞死了一只羊》则被一些人说受到了监制王家卫的浓烈风格影响——万玛才旦本人坚决否认这种说法。

《气球》变得又不一样了，吕松野的手持镜头配上藏青色的调色，给人焦虑不安的感觉。

《塔洛》剧照

万玛才旦执导、王家卫监制的《撞死了一只羊》剧照

《气球》剧照万玛才旦没有固定风格，他永远在变。

每种下一个故事的念头，最后都能长成一部风格迥异的电影。

万玛才旦非但不是纯粹的现实主义导演，还很善于运用超现实手法。

在《气球》里，小儿子的后背上有一颗痣，跟过去他奶奶背上的痣一样，于是小儿子就被全家人认定为奶奶的转世。

电影里有一个梦境：一只手把那颗痣拿掉了。

仿佛孩子终于摆脱了信仰、轮回给他戴上的枷锁。

还有爷爷去世时，梦境中的孩子提着油灯声声呼唤，天国般梦幻的天光云影倒影在水面上，爷爷的身影再也寻不见了。

万玛才旦说，这些超现实的手法跟他背后的藏文化是有密切关联的。

藏文化里天然有超现实的部分，就像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在藏区很容易被接受。

加西亚·马尔克斯会认为自己写的是魔幻现实主义吗？

不，他写的就是拉美的现实主义。

《气球》剧照万玛才旦的舅舅是一位僧人，从小他就被舅舅告知，自己是舅舅的爷爷的转世。

他曾经对此也深信不疑。

他从小在藏文化中长大，所有的认知、价值体系都建立在此上，连名字都与宗教有关。

藏族又是世界少有的全民族都信仰宗教的民族，宗教信仰、轮回与救赎观念会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所以有人说万玛才旦所有作品背后都有同样一个东西作为支撑，那个东西叫做慈悲。

但后来到北京上学、工作、生活后，万玛才旦的认知受到了另一套体系的猛烈冲撞。

他开始对自己的文化、曾经坚信不疑的东西进行反思。

他借卓嘎，《气球》里那个朦朦胧胧觉醒的藏族女性之口，问出那句“大逆不道”的话：如果活佛错了呢？

《气球》剧照，意外怀孕的姐姐和出家为尼的妹妹现在的藏区跟几十年前已经大不同，也开始了城市化、现代化的进程。

很多藏族普通人、知识分子也会开始思考自身文化的优势和局限。

以前的藏族人汉语很差，但现在为了务实的找工作需要，很多藏族孩子普通话说得很好，反倒是藏语已经不大会了。

万玛才旦也很多年没用藏语写小说了，一些读者对此表示生气。

“你现在还相信自己是舅舅的爷爷的转世吗？

”“嗯……一方面相信，一方面也会反思。

”万玛才旦说。

那个梦中捉痣的小男孩，拍的其实就是纠结的、困顿的他自己。

《气球》剧照

零几年的时候，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为万玛才旦做了一个个人影展，提出“藏地新浪潮”的概念。

藏地新浪潮不像法国新浪潮、台湾新浪潮那样，是一群导演共同发起的一场电影美学运动，更像是业内对一种新鲜现象的关注和概括。

毕竟在万玛才旦之前，大家能看到的藏族题材电影实在是太少了。

没想到十年之后，在万玛才旦周围，竟真的涌现了一批有实力的藏族导演、演员、幕后，一些非藏族创作者也开始从事藏区题材创作，形成一股作品浪潮。

而万玛才旦，就是这股浪潮的“领军人”。

万玛才旦万玛才旦到北京电影学院的第二年，就鼓励松太加也来电影学院学习。

松太加以前是画画的，万玛才旦建议他先学一些电影基础，然后去进修班学摄影。

松太加跟着万玛才旦，担任了《静静的嘛呢石》《寻找智美更登》的美术师和《老狗》的摄影师；

《寻找智美更登》工作照，中为松太加，右为万玛才旦德格才让原先是万玛才旦的同学，自己会作曲，唱歌很好听，万玛才旦建议他去录音系读了两年，成为“藏族第一个录音师”，然后担任了《寻找智美更登》等电影的录音和原创音乐演唱者；89年生的拉华加是万玛才旦朋友的弟弟，一开始不想上大学，一心想学电影拍电影。

万玛才旦拒绝了他，让他先读了藏语言文学专业，然后再去电影学院学习，后来做了万玛才旦《清水里的刀子》《塔洛》的执行导演。

这群年轻人都有相似的成长路径——他们在原本各自的长项基础上，到电影学院选择一门技术工种学习，然后进入万玛才旦的剧组积累经验，成为幕后骨干力量。

而他们的现状也出奇一致：都转型独自做了导演，且已经有了不错的成绩。

松太加的《河》入围柏林国际电影节，《阿拉姜色》获上海电影节评委会大奖，新片《拉姆与嘎贝》入围圣塞巴斯蒂安电影节主竞赛单元；拉华加的《旺扎的雨靴》入围柏林国际电影节，还拿到了FIRST青年电影展最佳导演；德格才让的《他与罗耶戴尔》不久前也在平遥影展进行了展映。

万玛才旦三位“学徒”的导演作品《阿拉姜色》《旺扎的雨靴》《他与罗耶戴尔》电影学院的第一位藏族导演万玛才旦，就这样成了藏区有电影梦想的孩子迈向电影专业的一道桥梁。

很多家长会通过各种各样的关系找到万玛才旦，请他帮忙出主意。

万玛才旦的心情有点矛盾。

一方面他很欣喜有越来越多藏族青年想要加入电影行业，拍出纯粹的藏族题材作品，但另一方面他也见到很多失败案例——有些年轻人既没美学基础也无实践经验，梦想一步登天做导演，好像这样很容易、很风光。

结果因为没有一门能保障生存的手艺，在北京待不下去，只能悻悻回老家了。

就像在电影学院里，无论哪个专业的学生终极梦想可能都是做导演一样，在电影这条修行路上，总有人缺乏必要的耐心。

今年51岁的万玛才旦，不过才公映了他的第7部长片，也依然在为投资和票房焦虑。

谢飞说希望有一天，万玛才旦可以拍出更宏大、更厚重的作品，但我们都知道，这不是万玛才旦一个人要面对的问题。

让少数民族电影脱离边缘地位，让纯正的、而非他者想象中的民族文化被大众理解，这绝非一朝一夕之功。

藏语电影虽小众，但也有“自来水”。

以上为部分网友设计的《气球》海报

达杰一家真的相信藏传佛教吗?还是说相信的仅仅是上师的权威——妻子怀孕是死去的爷爷转世投胎。

达杰之所以一定要让妻子把孩子生下来，而不顾降生的孩子对家庭带来的负担，原因仅仅出于违背佛主意愿可能带来的灾祸。

如此看来，这种信仰便不是纯粹的信仰，而是带有功利心的迷信。

《气球》将主要冲突放置在“该不该生”的问题上。

因为佛意的力量如此强大，远远强过生活表层的窘困，以至于所谓的两难冲突在这是无法成立的。

在法哈蒂的电影中，人物往往深陷在两难道德困境中。

一者是自利心理的驱动，譬如说谎会带来好处，另一者是信仰的束缚，说谎违背了神意。

这种道德困境只有在自利和他利两者之间达到一定程度的平衡后，才能取得效果。

在邪恶的诱惑下，是信仰让人有向善的动机，恶与善的矛盾由此激发出观众最大程度的共情和感动。

而在《气球》中，信仰变成一种教条：上师的话代表着佛的旨意，绝对可信，而且不可违逆。

这样子，所谓的两难道德困境便没有了，佛（或者说神）大于一切。

况且，真正能让《气球》这部电影获得深度，同时塑造起人物的不是“该不该生”的冲突，而是“能不能怀孕”的冲突。

对于怀孕这件事而言，一方面是性欲驱使人去做爱，做爱就可能怀孕；另一方面是怀孕生子所带来的家庭负担：触犯少数民族三胎政策付出的罚款，以及是新降生的孩子将给这个已有三个孩子的家庭带来的经济上的负担。

这个冲突才具有普遍性，和能够产生共鸣的。

因为经历过计划生育时期（与此类似）的家庭都或多或少遇到过或思考过这个问题。

而且放置在冲突两端的因素（人的本性与家庭负担之间，自利和他利），其力量间有对抗之平衡。

人物如何陷于两难抉择中，最终又做出了哪个抉择，对人物的塑造都有极强的帮助。

法哈蒂正是通过设计两难情境这种方式推进故事，让人物形象树立起来，同时让观众获得感动。

由此看来，《气球》的叙事是不合格的，仍然框限在文艺片的套路中：大量的梦指向的是人物的情绪和状态。

事实上，对于一部好的剧情片来说，人物的情绪和状态应该通过有效的情境设计来让观众自然感受到。

尼姑和爷爷的角色设计显出了刻意。

很明显，他们本没必要存在的，而他们之所以存在仅仅为了加强宗教教条对这家人的束缚，使得让怀上的孩子必须得生下来。

达杰一家没有其他选择，于是他们向更窘困的生活境遇走去。

整部电影变成一道道景观，失去了普遍性。

如果《气球》真的在探讨信仰，那么困境应该表现在妻子身上：生，违逆自己的意志，顺从信仰；不生，顺从自己的意志，违背信仰。

但事实上，电影的核心冲突放置在夫妻之间：妻子不想生，因为她已经觉醒；丈夫要生，因为他认为孩子是父亲转世投胎。

这不是法哈蒂困境，因为法哈蒂式两难困境只会发生在单个人物身上。

这明显是老套的家庭矛盾，安置上宗教的外壳。

《气球》探讨的是宗教（迷信），而不是信仰。

这两者有本质区别。

这个电影值得一个8分，但我还要因为个人情感多加一星。

整个电影反复征用的意象都指向一个东西——性。

比如小孩子用避孕套吹出的气球；比如接送种羊来配种；比如女主的三次去医院，一个要避孕套，一次查出了怀孕，一次去打胎；比如当尼姑的妹妹对性的一无所知。

这是一个有关性的电影，它呈现出了在彼时彼地的文化下，人们对于性讳莫如深的真实状态。

但它不仅仅关于性，它更是关于性别——一位女性如何在周围男性有意无意的推动与胁迫下，最终失去了自己的生育选择权。

两个小儿子拿走了自己的避孕套+ 丈夫不顾无套的状况→女主怀孕公公去世+活佛说灵魂转世到自己家里→丈夫逼女主留下孩子大儿子和丈夫冲到医院阻止打胎→女主心灰意冷打胎失败周围的每一个男性都有意无意地在为这件事情“贡献自己的力量”就连妹妹这位女性也劝她不要打胎，这是因为她的宗教背景和宗教立场。

只有医院的女医生告诉她“你都生了三个孩子了，我们女人来这个世界又不是为了来生孩子的，我们也有自己的生活”。

生孩子对于女性来说是很痛苦，风险很大的一件事，况且她已经生了三个孩子了。

当女主思来想去，艰难地决定不要这个孩子的时候，（她的决定还不仅仅是为了自己，也是为家庭考虑，这个家本来就不富裕，再生一个就会更穷困）而丈夫的反应是“你怎么能有这种想法”、“你这个妖女，没良心”、“你自私”，并且扇了女主一巴掌，女主掩面啜泣。

（虽然第二天他道歉了，但这样的伤害真的无法原谅，况且道歉以后他依然冲到医院去阻止打胎）最后，女主对出家的妹妹说，我现在觉得出家也挺好的，我也许以后也会出家。

我一瞬间就理解了为什么灭绝师太会要周芷若“断情绝爱”，因为在这种男权文化下，女性很容易被逼着成为生育机器，失去自主权，总有人想替她做选择，当她“不听话”的时候软硬兼施逼她听话。

想到自己的外婆生了九个儿女我就觉得特别心疼，也就是说她在近十年里一直在怀孕生产，而最后一个孩子一定是个男孩。

看到女主被丈夫扇了一巴掌，我在电影院里握紧了拳头。

文/小毛看电影《气球》的时候，我想起不少与西藏相关的往事。

2016年8月到2017年7月，我在西藏的一所乡级小学支教。

今年7月，我回去给小朋友们上了一节性教育课。

给ta们上这节课，是我这几年里，一直一直想做的事。

为什么呢？

为什么性教育如此重要？

因为在电影《气球》里，如果小朋友没有把避孕套误当成气球，妈妈也许就不会意外怀孕；如果村里人不视避孕套为洪水猛兽，小朋友也许就敢问爸妈这到底是不是气球；如果电影里说出“女人来世上不为生孩子”的人能更多一些，故事也许会变成另一个样子......

也因为，在西藏的时候，我曾观察到校长因为“男生半夜偷跑进女生寝室”而罚他们蹲了半天的马步；我听说过其他学校有学生悄悄问支教老师关于性的问题；甚至，我也知道在当地有些不好的事已经发生过......今年上性教育课之前，校长跟我说，班里有个女孩子已经不来上学了，因为家里想让她嫁人。

她叫拉姆，我记得是个子快赶上我、学习很认真、成绩也不错的女孩子。

放学的时候，她常常跑到讲台边抢着帮我背书包，陪我走回宿舍。

我很想知道，《气球》里的故事是不是也可能发生在她的身上。

女人究竟能决定什么？

在《气球》里，卓嘎已经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其中一个孩子，江洋，已经读到了中学。

卓嘎的主要避孕措施是靠政府发放的安全套，但用完的时候不总能及时补上，而丈夫的欲望又说来就来，为了方便，卓嘎去医院找医生结扎。

结扎手术要再等一个月，女医生给了卓嘎一个安全套以备急用，但和之前很多次一样，这唯一的套套被孩子当作玩具，吹成了气球。

卓嘎意外怀孕，又恰逢家里老人去世，能通天知地的上师说这孩子是老人的转世。

丈夫想留，卓嘎想堕。

这个原本和睦的家庭陷入了两难。

作为女性，我当然更容易带入卓嘎的角色。

在她身上，我看到了开放和保守的两极。

一方面，在电影里，即使每个人都劝她留下孩子，即使丈夫为此扇了她一巴掌，卓嘎依然多次坚定地表达“我不想再怀孕”的意愿；但另一方面，她想堕胎的理由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因为如果再生一个，就要被罚款，而家里拿不出钱，多花钱也会影响其他孩子以后的教育投入。

也就是说，在这个故事里，留不留孩子不由得女性自主选择，而是被无数外力左右着——宗教信仰、婚姻家庭、经济条件、国家政策、下一代的教育。

这让我想起在西藏的日子，我听过一位支教老师说，有些家长会专门来学校找老师说“我的儿子你不能打，女儿随你教育”；校长带我去村里招生的时候，他会说“你看这个村，干活的都是女人，男人每天就喝酒打牌耍坝子”；我好几次目睹学校所有老师一齐劝说某位未婚女老师早点找人嫁了，这样父母才放心......所以，女人究竟能决定什么呢？

如果我们的选择总被其他家庭成员、被传统、被宗教不断地干预，我们到底能为自己决定些什么呢？

这个问题，不仅是《气球》要问的，也不仅是藏族女性独有的困境。

江洋会成为什么样的男性？

江洋是卓嘎的大儿子，在县城读中学。

他的身边围绕着三位男性长辈。

一位是爷爷，一位是父亲，还有一位是中学里的男老师。

爷爷年迈、保守，与现代文明隔绝。

他不知道也不关心安全套是什么，更关心家里今年能不能借来种羊。

一家人边吃饭边看电视，电视里讲到“试管婴儿”时，他觉得这是人类在造孽，违反自然规律，根本不是什么科学，勒令两个孩子把电视关掉。

父亲达杰比爷爷稍稍开放一些，但依旧是一个粗犷、简单、强势的人。

他大口吃肉大口喝酒。

他相信科学，知道要给羊找好的配种，也知道要使用安全套。

不过，一旦家庭和传统占了上风，科学和知识就被挤到了一边。

电影里，积极负起避孕责任的一直是妻子卓嘎，不管是准备安全套还是主动想做结扎手术，而达杰似乎对此没那么上心；发现儿子们偷玩安全套，被村里人告状儿子们拿安全套但气球换玩具时，达杰也都没有趁机给儿子们讲安全套是什么；老人去世后，上师的一句“亡灵会顺利转世到家里”，让达杰不顾妻子的意愿和家庭实际情况，无比坚定地要留下意外怀孕的孩子。

而学校的男老师，在当地风俗的标准下更是个“坏人”，因为他耽误了卓嘎的妹妹，让她杀过生（电影没有明说，但应该是堕过胎的意思），只能终身为尼。

很多次，卓嘎都说希望儿子江洋不要被这个老师教坏、带坏。

所以，以后的江洋会成长为什么样的男性？

这恐怕也是《气球》想要留给观众的思考题。

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也会想起那一排因为“晚上偷跑进女生宿舍”而被校长罚蹲马步的藏族小伙子。

他们，又会成长为什么样的男性呢？

让藏人自己讲自己的故事前文似乎对藏地的宗教、文化有诸多批判，我自己在支教的一年中，也有好多次感知、观察到当地文化中不够合理、不够公平的地方，但作为一个汉人，我总觉得自己的立场不够充分，不论是去夸赞、还是批判。

所以，非常高兴能看到《气球》，看到藏人讲自己的故事。

也正是因为在西藏生活过一年，我深刻知道所有个体遭遇的困境，都不能简单归结为ta们不努力、迷信、落后。

如果不是因为所谓的文明、进步的现代生活被构建成为某种强势的模范标准，藏人为什么要努力融入呢？

如果不是因为更有权力的一方力图通过赏罚干预女性的身体选择，卓嘎怎么会如此两难？

如果不理解藏传佛教里“杀生”和“转世”的重要性，怎么理解《气球》架构在何种价值观之上呢？

在我去支教前，有一位老师跟我说“支教不是上对下的行善，在你能够带给当地人知识文明提升之外，从事支教其实对支教老师本身，才是更珍贵的学习机会、一个介入并理解原住民世界的机会”。

因此，我也想说，《气球》是一部优秀的电影，希望有更多人去院线支持，但观看的同时要记得警惕自己旁观者身份带来的优越感，不要以高高在上，不要轻易下论断，不要忘记导演的那句“藏人一直就是那样真实地活着，只是你不了解罢了”。

刚刚有个学妹跟我讨论这个片子，提到她男朋友我学长的观点，我觉得挺有意思，记录一下。

我学长是一位社会学博士，研究民俗学的。

他说非常不喜欢万玛才旦这样的导演，因为他在故事里加入了个人偏见，容易引起“信仰歧视”的风险，而信仰是不应该被歧视的。

这个观点很有意思，而且在讨论这个观点的过程中我发现了以女性主义进入这个文本的路径。

信仰歧视的风险对万玛才旦存在吗？

这似乎是在批评他提供的典型的精英叙事已经完全站在现代性的立场上去反思和批判貌呈“落后、愚昧”的藏地信仰了。

而事实果真如此吗？

我觉得并不是。

当然万玛才旦确实是足够聪明，规避这种嫌疑，他采取了最直截了当的方式，就是给片子一个开放式结局，医生代表的现代社会生活观念和医学理念与丈夫坚持的轮回信仰，虽然发生冲突，但是没有哪一方“赢”。

当讨论走到这一步，就会发现有一件事实不可避免的浮现了出来——当两种价值观念发生冲突的时候，它唯一的承担者是处于叙事中心的女性卓嘎。

这引向那个问题：女性的被压迫和被置于客体，不仅发生在性的关系里，家庭结构内部，还发生在信仰冲突里面。

一种更隐蔽的压抑与被压抑：在一个社区经历观念更迭的过程中，最先被剥削也被剥削得最狠的，是女性。

医生和丈夫所代表的两种信仰大可以针锋相对，但是他们发生冲突的场域正好就在卓嘎的子宫里，而且不在这里不得以展开。

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很难说万玛才旦“歧视”了哪一方。

而且这个故事当中还有另一条妹妹和男教师的线。

理解妹妹的行动也有助于帮助我们理顺“信仰歧视”的问题。

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条线本身就单薄，我现在还想不到应该怎么切入这个形象能为“信仰歧视”的这个观点提供论述或反证。

诸位友邻可有想法？

▶万玛才旦导演的作品风格总是那么的简洁素净，像是在一块白布上轻描了几笔，静待墨汁四散开来，就成了一幅作品。

《气球》的观感依旧是那么的浑然，卓嘎、达杰、卓玛是万玛才旦点下的三滴墨，孩子、老师、医生、羊、摩托车、气球，都是四散开来的衍生，它们一起构成了“一梦一重境”的《气球》。

《气球》中有三场梦，这三场梦又形成了三重境：第一场梦——爷爷去世后，孙子梦见爷爷走在前方，无论如何呼喊爷爷都没有回头，怎么追也赶不上，爷爷的身影倒映在水泊中，仿佛在天空行走一般，这是影片描述最详尽的一个梦，与后续的剧情结合起来，不难发现这么也是一个具有宗/教色彩的梦，前行的爷爷与消失不见，有着轮回转世的意味，所以这一场梦是一个刻意为之的暗示的梦，暗示着现实生活与宗/教信仰家；将会发生冲突；第二场梦——卓嘎梦见自家的两年没下崽的母羊怀孕了，这个梦境仅由卓嘎的语言叙述，没有画面，映射着卓嘎对于可能怀孕的恐惧，同时又给影片增添了一份“轮回”的宿命感；第三场梦——气球飞上天，众人抬头望向天空，仿佛一同进入梦境，这是在卓嘎打/掉孩子后（亦或没打，全靠个人理解，我选择相信卓嘎坚持打掉了），达杰给孩子买了影片开头承诺的气球，两个孩子玩耍着气球就这么飞了，这个众人的梦境很像《树先生》最后的红/色迷梦，飞起来的气球飞得越高离破灭越近，村民奔跑的越快就离根越远，所以第三个梦境在讲未来的不真实，也许万玛才旦内心期待着，但苦无方法，只能借用向死而生的表达方式了吧。

▶卓嘎还会回来了吗，待入梦，也许你会有答案…

《气球》：电影和小说的15个差别_哔哩哔哩_bilibili脑补完尼姑的故事线后，我才看懂《气球》_哔哩哔哩_bilibili上面两个视频是视频版，为了气球排片1％，专门视频化了，分享更便捷。

首先，梳理了几个，电影里删掉的小说内容，和在小说之外增加的电影情节，可以帮助大家理解人物背景。

小说最第一段是床戏，真床戏，阿爸没有找到2个避孕套，和“完事之后，他就骑着他那辆破摩托车上路了”这句话，组成开头。

不过透过避孕套，像望远镜一样，让小孩子解释爷爷和阿爸也是挺有意思的。

毕竟开场爆笑，总比开场看床戏更能引人入戏。

不过结合小说和电影开头，爷爷要是知道他儿子在家跟媳妇行房事，导致送饭延误了，反而撒谎摩托有问题，会不会哭笑不得。

这种小说和电影互动，非常有趣。

一场梦里，俩弟弟欢快的抢走哥哥的神痣俩小儿子比书里，真是调皮一百倍。

小说是没有光着屁股抢走这个黑痣的这个情节的，是电影慢镜头特有点视觉冲击力，电影院看到的时候，给我惊呆了，总感觉有点亵渎神意。

但这个梦作为哥哥内心期待的外化，又非常合理。

这种像《穆赫兰道》和《红辣椒》般对梦的表述，不仅跟结尾两个弟弟玩气球，弄坏一个，弄飞一个形成了强烈的呼应，预示着梦里的事情，可以成真。

我想很多人都会有现实的某个场景，我梦见过的错觉，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也用略带魔幻的方式，给两个孩子未来的成长轨迹，浓墨重彩的加了一笔。

最后一幕中俩孩子的天真烂漫拍了《旺扎的雨靴》的导演拉华加，在本片做的是执行导演，可能是他出的点子。

另外蛮有趣的是扮演二儿子的是《旺扎的雨靴》里面的旺扎的演员，一个长镜头下，当众拆开避孕套，油乎乎的拽开，然后吹成巨大的气球，第一次吹失败了，第二次才成功的那部分，特别有喜感，电影院传来阵阵笑声。

不过，感觉有点为难旺扎这个小演员了。

他到底是拍了几遍才成功的，看来演员真是一个牺牲很大的行业。

希望制片组除了标注“本片没有动物受到伤害”后面再加一个，“本片的孩子都受到了科学的教育引导”(开玩笑）。

给演员们点赞。

电影去掉了小说中很多对爷爷的描述，比如阿爸扎坏2个避孕套以后，孩子是大哭了的，爷爷特别爱护这俩孩子。

大儿子放学回家，爷爷一直问，在学校有没有吃苦。

爷爷还陪三个孩子，玩一个四个小动物的游戏，爷爷委屈做了最小的那个，心甘情愿的接受孩子们的捉弄。

这些孩子的要求，爷爷都满足了，基本上是溺爱级别的。

跟万总之前其他电影中的爷爷，是一模一样的。

电影则增加了通过给爷爷搓背上的老皮，这样的特别亲近的行为来表现的。

电影中还增加了爷爷吐槽摩托没有马匹好用，以及吐槽电视里播放的人工授精，是不是经书里世界末日到来的预言等情节，把爷爷的刻板给放大了。

其实小说里爷爷特别可爱。

另外，电影最终爷爷是放羊时候病死的，而小说里是放羊摔死的，少了一些命运的捉弄感。

大儿子，爷爷，爸爸关于大儿子在小说中描述还是挺多的，是个特别容易对别人共情的孩子，他帮小姨妈化缘时候登记名字，答应俩弟弟赚钱后给买好吃的，回家一直在帮家里干活，帮爸爸给羊配种，还在母羊要卖掉的时候表达了不忍，最终为了爷爷能转世回家里，而想辍学，其实也是很顺理成章的。

在电影中，对大儿子的刻画则多了两场梦，第一场梦就是前文提到的俩弟弟把他的神痣给拿去玩耍。

第二场梦是他在湖边找寻水中倒影里的爷爷。

一个对弟弟，一个对爷爷，两种明显差别的光线下，是哥哥对两代人思想，汇聚于在自己身上的矛盾的表达。

梦在电影中，多为角色所欲所求的表达，哥哥在梦里梦到两个弟弟欢快的把痣带走，是一种他对自己承载了太多奶奶的转世信仰，希望被弟弟们把这种信仰欢快的化解的影像化表述。

而对于爷爷去世的时候，他自己沉重的追寻，则是又期望通过信仰来换回爷爷能在身边的视觉表达。

一个放下，一个拿起，是这个年纪稍长的孩子眼里，对信仰的徘徊。

想视频学习养羊的可以放弃了，就这几个镜头小说里关于羊配种的描写，不是一般的多。

《乌金的牙齿》小说豆瓣网友评论，简直是养羊专业手册，毫不夸张啊。

电影大部分都删掉了。

导演说拍摄的时候是不是交配的季节，估计拍起来难度有点大。

电影中换哨子的小孩爸爸是《塔洛》主演，这场戏是小说没有的，充满喜感，据说塔洛的演员在藏区的咖位很高，类似赵本山，这次也是回归自己擅长的喜剧了。

剧情上不仅凸出了周围同龄男人中，很多人性知识匮乏，思想非常保守的情况。

而且也体现了爸爸对俩孩子的包容，要我爸早就揍我了。

这个客串出现的时候，我非常惊喜。

就像在《地球最后的夜晚》里的看到《路边野餐》里面的痴情男人，在《路过未来》里看到《告诉他们我乘仙鹤去了》的爷爷，以及《我和我的家乡》里看到《平原上的夏洛克》里面的舅舅一样，不同的故事里面，人物背景的短暂共享，简直是给粉丝的礼物。

当然我觉得这场戏也有可能是万总夹带私货，想改观众普及如何用药水给羊除虫。

电影删掉了一些给爸爸借种羊的朋友的描述，基本上小说中每次夸种羊交配能力强都会加一句“好像是在夸他自己”，可能是男性之间性能力的攀比，与主要剧情无关。

电影删掉了一些村里人，绯言绯语议论阿妈打掉孩子，违背上师的天意的描述。

这种来自群体的压力，电影没有表现。

再有就是小说里，种羊是从新疆买的，但是电影里改成个我不认识的地方。

电影里最后卖母羊是给回族兄弟的，但小说里只写了给羊贩。

小说里还有一些女医生的同事，男医一直没结婚，大家吐槽他，他反驳结婚会失去自由。

电影最后所有人一起看气球的部分，也是书里没有的。

电影里增加了一段，尼姑去学校看到版报上写了四句话，好像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一些动物在一起，就能成为好朋友之类的。

完全不知道啥意思，藏区知识盲区。

电影里面俩调皮的小孩，阿爸，以及借给阿爸种羊的朋友，都侧背一个挎包，好像睡觉的时候也背。

二刷拉着同事去看，同事说这是不是类似于腰包，放钱的。

我脑海里立马出现外国人心目中的说唱歌手的形象，又是一个藏区知识盲区。

后面我会提到是，尼姑妹妹的全部戏分，几乎都是增加的。

原著都没有讲尼姑出家的原因。

下面是影评的内容“我渴望以自己的方式讲述故乡的故事......一个更真实的被风刮过的故乡。

”这是导演万玛才旦(我喜欢跟朋友喊他为万总，有点万磁王的感觉）写在自己的短片小说集《乌金的牙齿》最开始的一句话。

开始，在看他小说或者电影的时候，我往往会陷入一种困惑，基于本能触发的感动，常常与我自己的生活经验相违背。

这种两难也发生在理解他电影拍摄中的一些趣闻上，比如电影《塔洛》中跟随主角的一只小羊羔，剧组最后把他放生了。

这种电影中对生灵的尊重，戏里戏外如一，让人感动。

但我却对这只小羊羔放生后，生存的更好还是更坏产生了疑问，放生这件事真能如人类所愿么？

因为我之前看过一个追踪南极企鹅，放生后能否存活是个复杂的工作。

我这种始终无法甩掉的现代经验视角，让我无法更好的理解他的作品。

表现在给朋友推荐万总电影的时候，往往会得到朋友反问，“这个事情能拍2个小时的电影么？

”的反应，这个问题《静静的嘛呢石》、《塔洛》都存在，在看完《撞死了一只羊》的时候，我已经放弃给别人复述的打算了，推荐难度太高。

而且由于是藏区题材，被推荐的朋友也习惯性的把电影归纳到猎奇性质的观光影片的范畴，认为真正打动我的是藏区这个词本身。

当我看完《气球》我觉得，不错，我终于可以喊朋友来看这个电影了。

其实这种电影看的时候，少剧情，多细节的表述方式，很容易触动人的。

有一次，俩哥们周末约我来个文艺周末，长安大戏院的《四郎探母》也没票了，就一起去看《旺扎的雨靴》了，看完其中一个北京哥们说旺扎在学校的几个情节特别感动，想起了他小学时候在教室外跟人疯玩的画面。

很久没有这种静静的看完一个故事的体验了。

这个电影的小说版收录于万总2019年出版的《乌金的牙齿》，在13个故事中，《气球》排到了第9个。

如同一张流行唱片一样，中后段的几首歌，一般是专辑理念传达的比较明确之后，开始技巧娴熟的融合流行上口和艺术思考的一首歌。

比如周杰伦《范特西》这张专辑，中后段的歌是《威廉古堡》和《双节棍》，都面临着是粉丝珍藏，还是火遍大街小巷，二选一命运的作品。

《气球》也具有这种特点，根据观影前平遥电影节和电影的观众反馈来看，这个电影是万玛才旦最接近观众的一次。

当我走进点映的电影院候场区，预告片循环播放的几个镜头也是赚足了眼球，“生育还是节育”，“信仰还是现实”，以及一个妇人想流产被老公扇了一巴掌的画面，足够的吸引眼球。

我想这次导演莫非是要放下“自己的方式”，来用一个大众的视角去讲故事了么？

点映结束，我的观影体验是非常流畅的，观众前半段可以当轻喜剧看，后半段开始赚足眼泪，当然也没有《我不是药神》那种割裂感很强的感觉。

甚至以固定机位深受粉丝喜爱的摄影师吕松野，这次居然几乎全程手持，坐在第一排的我差点晃晕了，泰国调色师的手笔下也出现了那种艺术小清新的滤镜，可见努力的想靠近观众的观影习惯。

不过更让我感叹的是，电影版本的《气球》不仅足够的世俗化，而且寓言化方面走的也足够的远。

解读的可能性超也很高。

一千个读者，这次可能会解读出两千个《哈姆雷特》了。

这种世俗化在将我拉到他的故事里面以后，反而又把那个寓言化的故事讲的更清晰了。

也可以进行类似于商业大片《盗梦空间》般的解读和探讨。

不过被大家定义为文艺片的电影，往往存在着表述不是很直白，而且经常把寓言部分藏的很深，来扩大观众解读的可能性的特点。

本意是千人前面，引人深思，但一不小心就有可能走上《地球最后的夜晚》那种两极分化的境界，或者《摆渡人》那种口碑扑街的尴尬。

所以这次，我打算做一个电影解读，并且带着18岁的我和30岁的我，两个视角去解读这个故事。

18岁的我，可能会这么理解这个电影。

如同观众反馈，这确实是一部藏区人自己的女性电影。

如同《月光男孩》之于美国的黑色族裔人口一样，自己人讲述身边的故事，没有猎奇视角，更加真实可信，更能打动人。

故事里一直念佛经，希望来生好好转世的藏区爷爷，疼爱着三个孙儿。

生活虽然贫困但感情和美的藏区夫妻俩，一起操持着家里的大小事情。

大儿子在县城的中学学习还不错，二儿子和三儿子调皮捣蛋，天真烂漫，但尊敬老人，健康活泼。

两个调皮捣蛋的孩子引发的血案

《旺扎的雨靴》里严肃了全片小演员在这个电影里放飞了一把自我一天两个小孩把阿妈仅有的一个避孕套当成气球，跟小朋友换了个口哨。

而阴差阳错的是，当天正好是母羊授种的日子，生理上受到刺激的阿爸，发现避孕套已经没了的时候，已经欲火焚身。

这样啼笑皆非的故事下，是万玛才旦少有的如同宁浩的《疯狂的石头》一样，多线并行发展，最终酝酿故事最精彩时候的电影拍摄手法。

剧情最精彩的情节正是，爷爷放羊中生病去世后，上师喇嘛预测爷爷会今年投胎转世回家里，而阿妈恰好又怀孕了，家人都坚信这个肚子里的孩子就是爷爷转世。

全家的深信不疑，和阿妈并不情愿的生养，呈现了我国荧幕上首个，信仰和现实的冲击。

是藏区电影第一次大胆的审视传统和现代生育观。

不仅对藏区，甚至现在还有大部分对性持有的歪曲解读的人来说，都是具有很强的教育意义的。

再开一点脑洞来看，这个故事甚至匹配了好莱坞电影的叙事套路，比如把设定做一个调整。

在未来的科幻世界，由于某种原因，地球总生命的数量是恒定，每死一个人便会通过摇号把这个人的生命分配下去。

一家老人逝去后，摇号不仅没有落到别人家里，极其低概率的又回到了自己家。

而家里的钱只够第一个孩子去上学使用。

中签的女人的命运何去何从，能否选择质疑摇号机器，能否在自我选择和家人选择之间进行平衡。

这样的科幻片，也是非常具有看点的。

这也就是点映时候，万总爆料他目前的电影，大部分是现有小说，后选择适合电影化的故事进行改编，他自己写的很多故事没有改编的可能性。

而《气球》则本来是个电影剧本，后来又改成小说出版，之后有机会到了又拿来做了一部电影。

目前公开的资料中，导演小说构建之初是在中关村看到一个红色气球而起的。

当时觉得文艺圈做事真随意，但看完电影感觉导演想表达的是，同一片天，同一个气球下，是有的人在藏区放羊，有的人在中关村写代码，这一极具画面感的思考源点，引起了这个故事。

所以故事的可看性和画面的冲击力，是这个故事的诞生便具有的特质。

现在的我，是这么解读这个电影的。

如果这个故事还是停留在这个世俗化的阶段，其实在九年义务阶段普及性教育和医疗体系内开展性知识讲座，反而比让一部受众很难扩大化的文艺片来承载这个教育功能，更有效一些。

而且又逢二胎政策放开，这个电影的推出显得有点不合时宜。

目前来看，拍一个多个孩子更幸福的电影显然更符合当下的社会主流。

用藏区题材来承载一个，大部分导演不敢涉及的计划生育国策与家庭诉求矛盾的题材，显然也不是万总想要此片承载的。

那这个电影的目的便不再是教育意义，也绝不想闯入女权主义的讨论语境。

我们不妨注意一个细节，这个电影虽然并没有很明确他的发生的故事年份，但通过剧中父亲用的手机和家里放着的电视，以及台词提到的世界末日是不是快来了推测，这个故事应该发生在九十年代末期。

我是90年出生，应该跟剧中两个小孩的年纪相仿，我姐姐的年纪应该和居中的大儿子相仿。

那个年代港澳回归，克隆羊出现，电视上播放取缔某某团体的新闻，犹如昨日。

整个社会尚处于一个张亚东形容朴树《New boy》想传递的，旧的还未过去，新的还未到来的交界点，人人虽然未准备好，但却亢奋而又好奇的等待着新千年的到来，的这一理念。

这样的背景下，人们往往匆忙的站着自己的立场，表达着自己的态度，难免会有些当局者迷。

新世纪已经进入第三个十年，此时回看彼时，反而是最恰当的时机。

映后交流环节，主持人问导演，电影从小说到剧本有什么难度。

万总说，小说篇幅有限，需要扩充，不能机械式的增加时长，所以利用这个契机，好好的创作了阿妈的妹妹，一个尼姑的故事。

另外这个故事也是有功能的，能强化某种对立面。

一个上下左右二分的镜头观众提问环节，有个蒙族导演提问，阿妈从医院确诊怀孕回来，阿爸在挂羊骨头的上下二分镜头有何含义的时候，导演又强调了本片中处处强化的某种对立，这种对立贯穿了全片。

姐姐和妹妹刚才分析的我18岁可能有点理解，其实妹妹出家的故事是多余的。

其实妹妹的故事，是解读《气球》的关键，我们首先来回忆一下尼姑的故事。

尼姑去中学接大外甥这件事，通过电影可以看全家可能是不知道的，只是有一句“江洋说他自己回来”的台词。

看起来像是偶遇的场景，更像是自己的计划好的，她想见自己曾经的尘世爱人，大外甥的藏语老师。

所以我怀疑尼姑是故意去学校的，而且叮嘱大外甥不要跟家里说，以免他阿妈来阻止自己。

这一点在车上尼姑跟大外甥的对话也可以看出端倪，她虽然没承认看过这本书，但她好像是知道书里写的内容，跟外甥说“你长大了就懂了”，而且大外甥说和同学们都看过这本书，显然同学们之间是会讨论这个书的故事的，大外甥其实隐隐约约知道尼姑和老师之间的关系。

尼姑虽然一直不撒谎，但也一直没有表露自己的真实意图，可能是“出家人不能撒谎”，又是个藏区知识盲区。

之后不怕烫手的去取被阿妈烧掉的书的时候，可以明确的是尼姑依旧愿意为老师付出自己。

电影中对尼姑的描写很少，所以不妨大胆的脑补一下。

父母早亡，一直受姐姐照顾的，敢爱敢恨的年轻女孩，爱上了一个梦想不是放羊养家，而是喜欢写作的藏族小伙。

与众不同的爱情，需要两人齐心协力搭建一座支撑新生活和旧信仰之间的桥梁，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少有人能处理好这些事情。

我一起看电影的朋友说，有可能是俩人婚前发生了性关系，别村里人看到了。

总之在某种不可抗力下，后来小伙跟别人结了婚。

但是妹妹无法接受这些，她不像姐姐懂得隐忍，直率的性格下，这个年轻女孩投奔喇嘛庙，成为尼姑，万物皆空，放下一切，开始修行。

或者为了刺激爱写作的小伙，让他为一些错误而后悔。

总之两人分开后，再没见面。

妹妹的尼姑修行中，最大的困难就是这段俗家爱情，她会忍不住不断的通过各种渠道关注着这个小伙。

后来她看到了小伙出版的小说，也化解了当年的误会，但小伙已经结婚，事情没有挽回的可能来。

当得知这个小伙离婚，而且又去了大外甥的学校教书的时候，她凡心再起。

借着给寺庙化缘的机会，再次回到他的视野，这可能是他唯一一个再次回到她身边的机会。

但包括尼姑姐姐在内的大家，都认为他害了妹妹，甚至认为他这种道德败坏的人，可能会给学生传达坏思想。

一切都没有挽回的可能了。

曾经的一对恋人，一个刚离婚，一个已经出家这个尼姑和尘世姻缘的故事，其实与藏区生育问题比起来，更有万总的风格一些。

总结一下妹妹的特点，可能是一个比较犹豫的人，特别是对感情。

回到导演提到的对立，以及片中一个，姐姐妹妹前后站位的画面，来推测尼姑的故事所发挥的功能，来再审视一下尼姑的姐姐。

从小父母双亡，姐姐早早承担起母亲的角色照顾妹妹，但谁的内心又何尝不是高原上光屁股奔跑的小孩，但她别无选择。

被迫成熟的姐姐，选择嫁给了养羊为生的男人。

生活稍微有点贫困，但老公为人善良，老实，尊敬老人。

孩子因为调皮，被对方家长找上来批评，这男人依然能理解孩子的天性，不去责怪他们。

对于钱的问题，男人看似粗线条，但也盘算着全家的开支情况，虽然手头钱不够多，但也非常识大体，绝不会苦了孩子读书的钱。

并且在大儿子为了想要爷爷转世，替家里省钱，要辍学的时候，快速准确进行了拒绝。

这样的家庭和老公，她其实是知足的。

片中也大部分时候也都是洋溢着幸福的面容。

而且在跟女医生交流时候，明知人家用不到避孕套的情况下，又说自己一个避孕套根本不够，多多少少有点无意间的炫耀自己幸福的感觉。

妹妹和姐姐的差别和比较，其实有点像我和姐姐。

那一年我在榆次读高中，姐姐读大专，几乎是我俩一起玩的最后时光了。

之后我跑到了青岛上大学，姐姐在榆次打了一段时间工，扛不住家人强烈要求，回了老家，做了煤矿的保洁员，找到了自己心仪的丈夫，安稳的生了2个男孩。

而我，虽然没有像电影里的妹妹一样出家，但在北京工作快9年了，也多多少少成为了微博热搜中的“佛系”青年了，也算看起来跟佛这个字，沾了一点边。

刚工作我时我也曾经有过北京生活比姐姐好的优越感，也有过感慨姐姐被困到那个长大的村子里。

直到今年妈妈临时决定要来北京看病，我想叫姐姐一起陪她过来体验下北京的生活，姐姐虽然同意了。

但妈妈跟我说，你姐她想陪大儿子放学后一起做作业，想为小儿子准备上幼儿园的东西，其实是去不了北京的，更不会想去北京玩。

最终姐姐没有来。

我突然发现，姐姐不是困住了，而是找到她力所能及的幸福，所以扎根了。

我自以为的优越感，在她那里并没有特别在意，姐姐更不会有自卑感。

孩子和家庭成为了她最终的选择，过程是出于无奈还是主动选择，似乎也不必多提。

我姐的果断，和我现在处在北京东犹豫，形成了对比。

之前看过的《少年谢尔顿》中有一集，忙于照顾三个孩子和老公，以及给社区教会做义务工作，的谢尔顿妈妈，突然有一天遇到了和谢尔顿一样，也爱研究物理的女同学来家里做作业。

女同学在看到谢尔顿妈妈忙里忙外的照顾他们学习的时候，生气的跟谢尔顿妈妈说，外面正在流行女权运动，你这样在家里做主妇是不对的。

谢尔顿妈妈又莫名其妙，又生气，但不知道如何回答。

过了一会儿，谢尔顿妈妈好像明确了一下自己的观点，果断的告诉那个女孩子，这是她的选择，她并没有感觉痛苦。

此时的女学生也露出了似懂非懂的表情。

此时再回想本片营销材料中，信仰和现实的矛盾，不应该被简单具象为当地群众的信仰轮回，与自己作为女性不愿意承载这个生育，之间的矛盾。

首先妈妈想要打掉孩子，并不是因为《少年谢尔顿》里那个女学生理解的女权主义。

从电影中几个细节可以看出来，女医生在吧啦吧啦介绍自己一个孩子多么好的时候，阿妈是全程走神的。

女医生忙忙碌碌的工作，赚稳定的工资收入的生活，离阿妈还是有点远的，不是少生一个孩子就可以解决的，阿妈也没有表现出羡慕和期待。

女医生在等待阿妈怀孕检测时候一直在发呆，我想她那几分钟应该也在回想自己这些年做的选择和结果，是不是也不一定是最幸福的。

另外预告片中阿妈被阿爸说是妖女，扇巴掌的画面，其实是类似综艺中错接因果出现的戏剧性效果。

阿妈被阿爸扇巴掌是因为，阿妈说了自己所有的担心，怕家里钱少家人生活不下去，阿爸称她在找借口，并在阿妈说养孩子这件事，阿爸没有能力做好的情况下，才冲动的，我理解是一种男人不愿意被说没本事的应激反应。

事后阿爸道歉，并提出自己戒烟戒酒省钱，我觉得还蛮诚恳的。

事实上爷爷死后，阿爸戴上了帽子，也不抽烟了，只从一个旧矿泉水瓶子里面喝水，确实做出了改变。

其实阿妈全片没有说信仰让她不快乐，更没有上升到封建迷信的层面，她唯一质疑的是上师是不是弄错了。

其实上师的原话并没有具体到阿爷转世投胎到哪里，而阿爸则直接的理解为刚怀孕的孩子。

阿妈梦到母羊怀疑，并试图暗指爷爷转世为小羊，我觉得不是阿妈撒谎。

只是大家都以为她肚子里的是阿爷转世，她无力辩解。

事实上我认为卖掉的那只母羊，可能真的怀孕了。

阿妈全片一步步的绝望实际上不是因为自己受不了生孩子的苦，而是周围人一个个的不理解她。

首先是妹妹的反对，妹妹一方面说死者想回家不能如愿，会很痛苦，另一方面拿出的上师的权威，让做姐姐的感觉到知心姐妹的疏远；然后是阿爸的反对，阿爸选择即便降低三个孩子的生活水平，也要让自己的爸爸转世到自己家，让她再次感受到疏远；最后是她最在意的孩子本身，在爷爷转世到自己家和交生活费上学之间，也选择了爷爷。

她打掉孩子，这一个选择，让亡灵，妹妹，老公，孩子，这四个人进入了两难的境地。

那么，阿妈是应该坚持自己内心的选择，还是为她三个最爱的人做出妥协。

我想这种两难，可能与妹妹当年的两难，是高度一致的。

妹妹当时选择了出家，又回来找尘世爱人的犹豫，和阿妈的果断和担当，正好也是万总想要做的一次对比。

片中阿妈说是没看过小说，我觉得是撒谎，藏文老师和尼姑之间的故事，阿妈是唯一一个知道真相的人，但她选择让妹妹不再犹豫，帮妹妹赶走了老师。

阿妈要对家人负责，妹妹要对一心所向的佛负责。

与好莱坞必备一个反派的粗暴套路不同的是，古希腊悲剧典型的剧情模式，人人都很惨，但人人都不是元凶，以此来警醒世人。

我认为《气球》综合了这两者，而且万总的电影总是会用自己更柔和的方式，给出兼具信仰力量和人文关怀的答案。

人间的苦难是无可避免的，言语之间传递的误解也是无可避免的，这与法律和道德，甚至是信仰条文，我暂时称为社会规条的进化没有必然联系的。

社会规条，一直承担着指导人类行为往美好世界发展的功能。

随着社会的不断变化，和人认知世界能力的提升，规条会看起来显得幼稚，有人选择彻底抛弃，有人选择原教旨主义般的照搬，都不是可取的。

透过沿用几代人的规条文字，寻找其中最本真的价值，并与现代生活进行缝合是一个需要智慧和包容能力的任务。

万总做了自己的尝试，电影的结局做了非常明确的呈现，阿妈没有打掉孩子，放下了自己的坚持，成全了四个最爱的人。

跟尼姑妹妹上庙里之前，阿妈差不多已经说出了自己的决定，她只是羡慕尼姑当年的选择，没有爱恨情仇，让自己的下半生不再牵挂。

而阿妈已经没办法无牵无挂的脱离红尘，她还是要对自己的孩子和老公负责的，现在的离开反而是一种不负责任。

并且临走时候，给家人准备好了饼干，并主动告诉他阿妈没事。

虽然阿妈没有说会不会出家，但我更倾向于理解阿妈去庙里，更多的是想陪妹妹度过可能发生的留恋红尘的日子，和妹妹一起走过可能来临的艰难。

毕竟进庙里的事情，是妹妹提出来的。

此刻的妈妈，便是万总电影里反复出现的，那个愿意把自己的视力送给瞎子乞丐的智美更登。

妈妈陪尼姑带着化缘了一堆的食物去寺庙，这个馕有够大！

另外，其实片中的父亲也不是一个反面角色，从他卖母羊时候有点麻木的表情可以看出，他其实也很不舍，电影里对这只羊只有一句“她好像能听懂我说话”的台词，但这只羊在书中有很多的描述，其实这只羊非常有灵性，总是跟阿爸互动，互相刷个小脾气什么的。

而且阿爸做出了我认为最正确的一个选择，先别管日后怎么样，大儿子是绝不能因为想让爷爷转世到自己家，而辍学的。

结合我自己的经验，九几年的时候很多父母对学习知识的重视程度，远不如现在，当时很多家长学着学着，就让孩子回家帮忙干活了。

我们村里一般只有我妈和她同事的孩子，因为自己是老师，还很注重孩子的教育。

我挺感谢我妈，在我没考上大学的那年，坚定的让我再试一年，而且差点放弃了自己的老师工作，为了她学生拼命一辈子的她，就那一年给了我，她的坚持让我成为现在的我。

最后两个调皮捣蛋小儿子的命运，万总其实给出的解释已经比较清晰。

对于大家认为是奶奶转世的大儿子身上的痣，成为了两个孩子眼里的玩具，光着屁股带走了，这个梦。

跟电影结尾，阿爸郑重的买回气球给他们玩，形成呼应。

阿爸沉重的完成气球约定，走遍市场快要放弃的时候，买了最大也可能是最贵的气球，在孩子眼中可能只是天真烂漫的玩具。

老人们对信仰的坚守，大人需要面对的信仰和现实的矛盾，在下一代的孩子身上可能已经不是包袱。

孩子们会用更遵循人性本能的观念下，去生活，轻装上阵，面对新的，现代的，更好的世界。

而且孩子们迎合自己本能，开心的也能长大。

这个过程，就如同那个空中的气球一样，那么美好和绚烂。

所有人都远远的看着他们美好着他们，见证着他们，如同极乐世界一般。

所以，这个大风刮过的藏区，通过藏区自己人讲出来，才是最美的。

最后还想刊登一个征友启事。

其实在接触万总的电影之前，因为主流媒体能接触的信息极少，以及其他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因，我对藏区是有一些误解的。

我也没有主动去了解那个地方的动机，被动接受的消息其实特别少，也不准确。

直到去年去九寨沟阿坝州的时候，我都没有想到，突然进了藏区，当时见到了一群课间在玩耍，追逐打闹的小喇嘛，看着好开心。

但我都躲到很远，生怕他们找我聊天。

阿坝州的喇嘛庙和下课后打闹的小喇嘛们我的工作是城市规划，大部分的省我都去过了，唯独没有接过藏区的项目。

这种曾经的误解，让我越来越感到有点愧疚。

我开始在微博、豆瓣、知乎、甚至qq的好友找一找功能，想遇到一个愿意跟我聊聊藏区的网友，或者是笔友。

一方面帮我更了解他的生活，另一方面看我能不能有什么帮助他们的地方。

但是目前为止，很少能收到回复。

而且谷歌翻译、微软翻译，甚至百度翻译都不支持藏语和普通话的翻译，点映票多出一张的时候，我甚至都豆油过一个想看《气球》的豆友，但是他那天有课。

哎，一直就是个遗憾了。

一个上课迟到了的喇嘛最后的最后回忆一下点映当天，快到提问环节的时候，我小米手环测心跳都120了。

我问导演，可不可像王家卫和昆丁达斯汀诺一样，以打造一个万玛才旦的平行宇宙，好让我们能看到更多此类的电影。

导演特别诚恳的回答，他会努力的。

交流结束以后，主创离场时候，他特别看了我一眼，冲我挥了一下手。

拿着《五金的牙齿》这本书的我，本来已经放弃找他签名了，因为主持人一直说很晚了，我们是最后一场，因为控制时间我都不敢去打扰他。

但这个挥手，我直接条件反射般的站了起来，去后台找他要了个签名。

特别的是，这个签名是我让万总特意签到《站着打瞌睡的女孩》那一页的，这个故事是我想送给我特别的人的，我和她都不爱说心里话，希望我们之间的多一些交流，少一些误会。

下面是当晚写的内容，有点魔怔了，本来想删掉，但还是留着吧，但这应该是信仰的力量吧，我想还是把这段话留着。

已经十二点了，我不敢睡着，想用一句话来记住今晚的情绪，写着写着就变成了一段话。

刚签完名，不敢打开看签名《气球》点映活动结束已经一个小时了，我还是不敢看导演给我签的名，生怕打开后发现没了，生怕今晚只是一场梦。

一年前，姐姐被网络诈骗，欠了十万贷款，她本来是想给一个三年级，一个还没上幼儿园的孩子们挣一些外快的。

这比钱对从因痛风从煤矿下岗的姐夫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他努力做到不发脾气，但让他借钱来真的很难。

我的父母终于也在收到电话恐吓之后，给我打电话骂我姐，排解心中不快。

压力之下，最终我承担了这一切费用，和家人的负面情绪，努力撑下去。

过了很久，在妈妈的一次催婚中，我还是崩溃了，我不是那个在北京无所不能的儿子。

我妈说，我变了，不是那个乖孩子了。

那天看《静静的嘛呢石》，一个很难接触到电视，但却极度想看《西游记》的小喇嘛，居然可以为了带爷爷看戏，为了看望哥哥，为了陪妹妹和弟弟玩，为了给师傅和活佛递VCD，而牺牲了几乎全部自己看电视的时间。

他问阿爸要装光盘盒子的时候，那个苍凉的画面，我几乎不敢再看，可怜，但又神圣。

手拿光盘盒子，不舍的看着爸爸和电视远去的小喇嘛这不就是能赠予瞎子双眼的智美更登么？

这个小喇嘛，解开了我所有的困惑，放下自己，帮助别人，并不委屈，而是美德。

今晚的《气球》依旧有大爱，阿妈梦到母羊怀孕，我更愿意相信是阿爷的投胎。

只是当自己的老公，孩子都坚信她怀着的就是阿爷转世的时候，她没有选择了。

她不是自己吃不了苦，而是怕儿子吃苦。

最后，再穷阿爸不会让儿子不上学，再难阿妈也会完成儿子的心愿。

人间大爱。

虽然表面上这个故事是符合现代人营销的女性视角，我理解其实应该是母爱视角。

所有的爱都有可能会变，母爱不会。

没有一个妈妈是自私的，妈妈说我变了，其实她是在夸我，她知道我不再逞强，从孩子变成男人了。

最终我还是打开了书，盯着万玛才旦导演签在《站着打瞌睡的女孩》那一页的签名看了好久。

在我看不懂的藏文签名下面写了一行2020.11.18。

我想他应该是知道我担心一觉醒来，上面的一切都没了吧。

做个时间标记，让这一晚不会变成一个梦。

前排我们都穿红

值得珍藏的合影

08年乡镇上请的摄影师拍的我家

20年我拍的我家院子和姐姐一家

首先，为下次的电影提出要求，万玛才旦还可以更好吗？

目前为止，我只看过两部万玛才旦导演的作品，上一部是《撞死了一只羊》，当时我的评价如下： “ ★★★★ 为了等万玛才旦把羊撞死，我硬是熬了8分钟！

如果说本片有缺点，那无疑是一个小故事硬是被撑到了87分钟。

这是娘胎里带的毛病，谁让你是短篇小说改过来的呢，就这还是糅合了两个短篇呢。

但是除此之外，万玛才旦再也没有漏出破绽。

故事讲得精巧且有韵味。

仅仅是超度羊，就在杀生的世俗思维里劈开了一道裂缝，更别说超度羊被赋予了更多的意义。

如果影片能再短点或者拍个长点的故事，还有很多的进步空间！

”看过《撞死了一只羊》我可以确定，万玛才旦导演还有非常多的提升空间。

首先是剧本可以充盈丰满一些，摆脱短篇小说过于简短带来的文学上的气短。

其次可以加入更多的人物与事件，增加故事的厚度与层次。

当时对万玛才旦导演的期待，如今在《气球》上，他都一一兑现，可以说是极大的满足了我作为一个普通影迷的期待。

简单地说，还是人家有实力，活儿干得漂亮，谁能不满意呢？

万玛才旦在《气球》中，找到了一个世界级的切入点——避孕套。

避孕套在现代社会有着非常高的普及率与知名度，仅仅是这个切入点，就可以让不同国籍，不同语言文化背景的观众，第一时间感受到电影的趣味点，由此展现出藏区独特的气质。

好的电影都是不需要画蛇添足式介绍的，尽管人类之间语言不通，但是人性是相同的，人类借此来理解这个世界。

在《撞死了一只羊》中产生了暧昧火花的金巴和索朗旺姆，更近一步，饰演一对为性事烦恼的夫妻。

这两个演员其实特别棒，藏族以为的人群，通过他们非常有民族特点的相貌，搭配民族服饰，就可以准确识别到：“噢，这是藏族的电影。

”更何况他们还有这藏族同胞里面最好的演技。

藏区的广袤与荒芜为拍出电影感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背景条件。

万玛才旦可以通过少数的几个人，就完成一个故事的讲述。

每一个出镜的主要人物，也因此得以充分释放性格与魅力。

同时，这样广阔的天地，天然地包容着万事万物，也更方便在讲故事之余做出更有深层意味的留白。

本片的镜头有几个处理得很出彩。

比如三个孩子在沙漠中的梦境，比如种羊入圈的镜头，比如丈夫挂完肉干姐妹俩在屋前的镜头。

尤其是通过盆子里面的水反射出的索朗旺姆和蔚蓝宽广的天空，非常漂亮、精妙！

但是，有一些手持镜头的运用，也有待商榷。

有用的好的，比如父子三人目送妻子和尼姑去寺庙的镜头。

也有用的不好的，比如在藏文中学，拍摄尼姑与老师相遇的场景，我可以很明显地感觉到摄影师抗着电影机走过去完成中景转特写的景别变化，这种体验还是比较糟糕的。

很多人谈起这部电影，不是说性，就是女性地位，或者是孕育生命、信仰批判。

官方的定义是：《气球》故事发生在藏地，讲述灵魂与现实的紧张关系。

我个人倒有另一个角度的看法。

我觉得《气球》和《撞死了一只羊》一样，也还是在探讨执念。

在《撞死了一只羊》中，金巴的执念是不能杀生，即便是意外撞死的羊。

杀手的执念是康巴人有仇必报，特别是杀父之仇怎能不报？

倒是茶馆老板娘，活的轻松洒脱，你说这不是百威？

贴上标签它就是了。

《气球》呢？

《气球》里的人物也有许多执念。

比如羊群的繁殖，一定要用借来的种羊，虽然这是生存之道。

比如孩子对气球的狂热。

比如丈夫对性事的热情。

比如尼姑和老师对解释误会的执著。

爷爷对转世信仰的执著。

这些执著大部分是人的本性。

可这本性，比如贪嗔痴，又成了俗人之所以成为俗人的缘由。

于是大部分观众都在俗人的立场，将自己的理解与感悟代入影片，形成自己的认知。

万玛才旦也是个隐喻高手。

避孕套本就是防止怀孕的用品，而吹气球的过程则像极了怀胎十月。

气球或避孕套，当充满气体的时候，是个存在的实体。

当它破了，或者飞走了，它就是虚无。

当孩子被流产，气球就破了。

当气球飞走了，人就转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