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药神

影片原型陆勇案之所以曾受到广泛关注，原因在于该案件的发生直接挑战了中国传统乃至普世价值中的道德观念——都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大众对好人好事抱有的期待始终是善有善报——然而行好事却反遭惩处的陆勇，却让维护公平公正的法律法规在本源上，与其制定的初衷产生了背离。

说白了，本案当中引人纠结气忿的矛盾关系，实质上是伦理与律法就公平问题出现的矛盾关系。

只有明确了这一点，我们才能明白本案造成轰动效应的缘由以及引发社会议题的价值所在。

然而，出于商业电影的噱头与戏剧化改编的需要，在影片最终的呈现中，原型事件里的核心矛盾关系却因为主角身份的调整而无形之间发生了转移：同样是因个人财力有限而触发的压力，原型陆勇救命的动机被主人公程勇生活上的拮据与家庭关系的失败所替换，沉重、原始的求生欲也因此被争取为父为子尊严的欲望所取代，变得轻浮而不再纯粹。

尽管这样让《药神》能够从普世的情感出发而触动观众，比其他近年来利用狭隘的民族自豪感或大国沙文主义等生硬元素来发动观众认同心理的华语电影有了一定程度上的进步，但也暴露出了目前国内大部分影视工作者对现实生活依然普遍缺乏个性化、多元化的观察与捕捉，只能用雷同的人物身份与矛盾关系来架构戏剧冲突的事实：为什么绝症患者一定得是舞女、盲流、老人这样的社会边缘人物？

为什么不会是高校教师、记者、警察局长这样的舆论监督人与执法人？

为什么掌握执法权的警察局长必须要以「法不容情」的死板形象呈现？

现在还是20世纪60年代吗？

经由这般脸谱化的角色群像之间的矛盾关系，最终只能上升到「只有一种病治不好，那就是穷病」的自怨自艾，强行放大贫富阶级之间的矛盾，将反映社会痼疾、提出质问与解决方案的现实主义题材降格为悲戚而无用的愤青式呼号。

而原型事件中，由我国根盘错节的医疗服务系统与尚不健全的医疗保障体制造成的纰漏等种种因素，在影片之中则彻底失去了曝光：实质上，制药公司并非都是黑心商人，只不过大多数消费者并不清楚——他们购买到的已经是第二颗药，第一颗药被研制出的代价是数十亿美金；而所谓的消费者用不起平价药，也并非一以概之的版权问题，而是我国出于鼓励新药开发而对专利的利益保护，使得我国并没有建立像印度一样为仿制药提供支持的法律制度，从而导致审评制度和标准上的缺失。

因此长期以来，比起印度等国，国产仿制药安全而低效。

编导在影片中过于简单粗暴地在患者同制造厂商之间建立起对立关系，用闹剧化的情节（打群架、制药公司经理旁听刑警会议等等）来呈现戏剧冲突，不仅令人难以信服，且难逃激化本已扭曲的行业误解的嫌疑，更说明了创作者们在剧作改编的前期缺乏对相关领域足够充分的调研，是不够专业的体现。

无怪乎有网友会发出疑问：「看完《我不是药神》，大家会想起《辩护人》、想起《达拉斯买家俱乐部》、想起阿米尔·汗……但是我们看《辩护人》的时候，会想起《达拉斯买家俱乐部》吗？

看阿米尔·汗的时候，会想起《辩护人》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因为如此，就这条改编之路走下去的结果是，《我不是药神》并没有真正实践其作为影响力巨大的电影媒介形式对意识形态超乎寻常的宣传效力，如《天才枪手》、《摔跤吧！

爸爸》、《神秘巨星》那样，完成对观众基本价值观塑造的导向，而是回到了更早之前国产电影容易犯的误区——滥情之中。

程勇的浪子回头与大公无私式的救赎成为了影片煽情的最强点，政府最终一步步地完善、弥补体制漏洞的努力停留在冷冰冰的片尾字幕中。

药有真假、命无贵贱；法律与道德的界限和差异；法律对社会秩序管理的责任理念以及法律本身的人文主义关怀……这些才是属于《我不是药神》作为一部现实题材作品原本应该普及的任务。

但即便如此，《我不是药神》依然能收获无数好评，成为了新千年以来，自《鬼子来了》和《无间道》之后第3部豆瓣评分破9.0的华语剧情片，再次证明了半年多以前我对《嘉年华》的论断：中国观众真的不需要电影，只需要题材。

「法律是没有激情的理性」，这是亚里士多德曾留给世人久颂不衰的法谚。

而正是这锱铢必较的程序正义的理性，才是法律高于道德的动人之处。

最后，用原型案件中沅江市人民检察院不起诉决定书的节选来结束此文吧： 如果认定陆勇的行为构成犯罪，将背离刑事司法应有的价值观。

1. 与司法为民的价值观相悖……陆勇的行为客观上惠及了白血病患者。

刑事司法的价值取向表现为人权保障与社会保护两个方面，对社会秩序的保护从根本上讲也是维护人民的共同利益需求……陆勇的行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触及到了国家对药品的管理秩序和对信用卡的管理秩序，但其行为对这些方面的实际危害程度，相对于白血病群体的生命权和健康权来讲，是难以相提并论的。

如果不顾及后者而片面地将陆勇在主观上、客观上都惠及白血病患者的行为认定为犯罪，显然有悖于司法为民的价值观。

2. 与司法的人文关怀相悖。

在刑事司法中，根据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对于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已满75周岁的老年人、又聋又哑的人或者盲人、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孕妇或者正在哺乳期的妇女，在刑罚适用或诉讼权利、诉讼程序上，适用相应区别对待的规定，体现了对弱势群体的特别保护，所彰显的就是刑事司法的人文关怀，与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并行不悖的。

本案中，陆勇及其病友作为白血病群体，也是弱势群体，陆勇的上述违反药品管理法和妨害信用卡管理的行为发生在自己和同病患者为维持生命而进行的寻医求药过程中，并且一方面这些行为发生在其实有能力难以购买合法药品的情形下，另一方面这些行为给相关方面并未带来多少实际危害，如果对这种弱势群体自救行为中的轻微违法行为以犯罪对待，显然有悖于刑事司法应有的人文关怀。

3. 与转变刑事司法理念的要求相悖。

随着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载入修改后的刑诉法，保障人权成为刑诉法的基本任务之一，与惩治犯罪共同构成刑事诉讼的价值目标。

从保障人权出发转变刑事司法理念，就是要重视刑事法治、慎用刑事手段、规范刑事司法权运行。

既要强调刑罚谦抑原则，真正把刑法作为调整社会关系的最后的手段、不得已才运用的手段；又要严格规范执法，坚持程序与实体并重，严守法定程序，准确适用实体法律，坚持理性、平和、文明执法。

本案中的问题，完全可通过行政的方法来处理，如果不顾白血病患者群体的生命权和健康权，对陆勇的上述行为运用刑法来评价并轻易动用刑事手段，是不符合转变刑事司法理念要求的。

综上，陆勇有违反国家药品管理法的行为，如违反了《药品管理法》第39条第2款有关个人自用进口的药品，应按照国家规定办理进口手续的规定等，但陆勇的行为因不是销售行为而根本不构成销售假药罪；陆勇通过淘宝网从郭梓彪处购买3张以他人身份信息开设的借记卡、并使用了其中户名为夏维雨的借记卡的行为，属于购买使用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的信用卡的行为，违反了金融管理法规，但其目的和用途完全是支付白血病患者因自服药品而买药的款项，且仅使用1张，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从本案的客观事实出发，全面考察本案，根据司法为民的价值观，也不应将陆勇的行为作犯罪处理。

《我不是药神》正式跟大家见面挺久了。

看到自己参与的电影被这么多人喜欢、讨论，很开心。

作为一名演员，出演了这样一部电影，心里多多少少有些感触，想在这里跟大家分享。

拿到剧本时只知道这是一个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

剧本写得很好，一下子把我吸引进去。

尽管编剧对人物做了改编，但那种“真实感”仍然铺面而来。

我看过不少同样现实题材改编的电影剧本，这并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

我的戏份几乎都是在南京拍的，一进剧组就觉得它跟以前呆的剧组不太一样。

现场很多工种，场务啊、副导演啊都很年轻，整个工作气氛很活跃，就像一群年轻人在拍毕业作品。

这种气氛也很快感染了我们这些“老人”，没几天大家就很熟络了。

我演的这个角色叫思慧，一个被老公抛弃的东北单亲妈妈，女儿得了白血病，来上海赚钱给孩子治病。

为了来钱快，她选择去跳钢管舞。

她这样一个处境，其实有一万个理由绝望，堕落，或者一走了之。

但她没有，她身处在这样一个绝境，没有去诉说哀怨，而是说，行，我自己来解决这所有的问题。

这是我觉得这个角色很酷的地方。

这个角色主要的对手戏，都是和徐峥老师演的药商程勇，每场戏都很拍得很过瘾。

比如他们赚了钱去思慧工作的酒吧庆祝，经理过来找思慧上台跳舞，勇哥说不跳且把一叠叠的钞票“砸”到桌上让经理跳的时候，思慧在旁流露的一抹浅笑。

那是一种女人感受到被在乎和被保护的幸福，是她的生命里许久没有过的。

然后他俩就一起回了思慧家，大家都知道会发生什么，但都不好意思说破。

那场家里的戏分寸也非常难拿捏，我们放到最后才拍。

就是要演得能看清两个人的态度。

思慧的态度就是我懂游戏规则，我懂事儿。

因为你给我药，给我额外的好处，我是要付出代价的。

但她在这场交易里没有表现得自己很弱势很被动，她在这种状态下依然保持了一种尊严，就是我明白这些“规则”，但是我不怕，来吧。

编剧的台词对我们拍这场戏帮助非常大。

上来思慧就说“勇哥你先等会，我洗个澡”，就这一句把勇哥给说懵了，等她洗完澡回来，自己一关灯，唰地把衣服一脱，说“快点吧勇哥，孩子一会儿该醒了”，这一连串的主动，懂事，反而让人觉得有些心酸，而勇哥也为此更加犹豫有了负罪感，最后他说我先走了你休息吧。

碰见勇哥这样一个心存善良的人其实也是思慧的幸运。

徐峥老师，山峥大哥，真的是很厉害的演员。

从他带着我们开始对剧本、排练，就知道这个聪明（绝顶）的男人是真的很懂电影、很懂表演。

因为我是学习型的演员，所以遇到徐老师这样的“高山”我就会很high，觉得自己又可以学到新东西了。

古话说“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其实跟厉害的人一起工作，等于走了捷径。

作为这个项目的核心人物，监制加主演，他很清楚该怎么做，什么才是好的，怎样对电影提供最大保障，让我们心里也更踏实。

这部戏之后，大家都会知道文牧野导演。

他在剧组有一个响亮的外号，叫“文保保”。

因为他的口头禅就是“保一条”、“再保一条”，意思就是让演员再多拍一条，做为保险。

文导特别“厉害”的一点，是他在说“保一条”的时候，语气都非常恭敬。

类似“特别好，特别好，各位老师，刚才那条我们拍得特别好，那我们再保一条”。

开拍没多久我们就知道这个套路了，可能一保就多保20条。

所以之后再听到“特别好”的时候，我们都不会再放松了，一直要听到“过”才是真的放心下来。

虽然我在这里吐槽他，但就像宁浩老师说的，他是最适合拍这个电影的人。

他看上去感觉挺书生气，其实心里住着一个“社会人”。

他非常擅长现实主义题材，从剧本的整个精准度，到他对于故事和人物的理解，就能感受到他本身对这个世界有关照、对苦难有感受。

他了解这个社会，了解社会里的人，这个是很重要的、是一个根的东西。

同时，就像电影里的刘思慧一样，其实什么都懂。

他非常明白，要达到目的，需要付出什么，需要和周围团队怎样去配合，和演员怎么去沟通。

想清楚之后，他会无比果断，有时候会让人觉得冷酷。

他对自己和他人都很严格，有自己心里的标准，这也许就是他能成为一名好导演的原因。

在拍摄前期，我们任何一个人问他任何一个剧本里的问题，都能马上得到答案。

也就是说准备的足够清晰详细，一切你想到的他全想到了，你没想，他也想到了。

到了现场拍戏，他让你一直保一直保，但其实是在调整，给你讲戏的时候，他会给出很明确的调整方向，哪里多一点，哪里少一点。

就像一个经验丰富的大厨，精准地知道自己要做一道什么样的菜。

出演这样一部与现实、与我们生活相关的电影，很难不去考虑它会给这里的人、这个社会带来的影响。

就像我们在每一场路演最后大合影时说的口号那样，作为一名演员，“票房大卖”不是我们最期待的，我们更想这部电影能成为“希望之光”。

就像勇哥最后说的，我们相信以后会越来越好。

在豆瓣的其中一篇影评下看到大家针对专利药收费贵的问题以及专利药该不该收费贵的问题讨论“异常激烈”，转载之前看过的一品文章，与大家共勉。

作者：苏维埃废铁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7193573/answer/35618052来源：知乎著作权归作者所有。

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

转自ACFUN文章区，迷茫90后，的一篇文章。

从业两年的制药狗，冒昧的给主公陈述一下仿制药我是一条十年的老化学狗，如果算上大学四年的话，就是十四年的老化学狗。

但是我进入制药行业只有短短两年，2012年12月我进入第一家药企，小作坊。

三个月不到跳到了制药百强沪市中小板第一股，全球最大的维生素生产厂，第三大蛋白粉生产厂。

干了一年被开了，又进了一个小作坊，干了一个月跳到现在的企业。

也在百强名单里，但是排名很靠后很靠后。

因为我在制药行业从业时间短，所以不敢说自己说的就一定是权威，但是大体上我可以保证没什么大问题。

重点就是几个领域：1中国为什么要认可美国的专利，不能像印度一样干？

2仿制药为什么国家打击这么严格，放宽点不行吗，救命的啊！

3药品境外购为什么要打击？

是不是和外购奶粉一样官老爷担心税收？

首先我要说在前头，那就是药品真的不是一种普通商品，很多药品的半致死量远比氰化物小，说句不好听的，治病还是要命真的就是一步之遥。

不管是新药还是仿制药，质量都是第一位的也是最重要的。

质量合格的药品是一切医疗系统的基本大前提。

所以，药品质量方面的口子绝对不能开！

一条缝也不能开，今天你可以因为格列卫可以救命开一条口子，明天就会有几千人死于劣质药的不良反应。

中国对药品质量监管在全世界都排名前列的严格，尚且出现疫苗劣质几百儿童不良反应很多删号了的事情，诸公你们在说格列卫可以救命的时候难道就没想过劣质的格列卫可以要命？

药品太特殊了，特殊到全球单独为药品制定了一个质量标准和生产标准也就是俗称的GMP，0.001%的单杂都有可能造成不良反应甚至致命，所以对药品的所有单杂都是要确定结构，确定药理，确定临床吸收峰和波曲值，我曾经工作过的一个小作坊当年就是一个单杂卖了一百万美金，制药行业卖杂质做杂志的是一个庞大的产业链。

举个例子，某成药有效成分含量99.5%，另外的0.5%是杂质，这里面0.1%的主杂有两种，剩下的0.3%是十种小剂量杂质。

GMP标准是要把这12种杂质全部都要确定结构，分离提纯，每一种都要做完整的临床和药理包括毒理，确定这12种杂质都对人体没有损害才能够合格。

因为0.001%的杂质有强烈不良反应甚至致命的例子太多了。

药物就是这么特殊。

然后说说为什么印度可以这么嚣张的防治仿制药而美国不管。

这个就都是小道消息了，九十年代，美国大量的制药厂在印度建厂，然后九几年杜邦还是辉瑞我忘了总之是制药巨头厂区周围发生大规模居民高烧不退，甚至死亡的病例，印度医院束手无策，后来经过调查，是该制药厂排放的废水中的某些成分导致的，这可是稀释了千百倍之后，依然有这么牛逼的效果。

然后不久之后，印度发生大规模化学物质泄漏，死了几千人，又是美国的化工厂（化工制药关系还是很紧密的）。

双管齐下，美国政府在印度国内没有药物专利法的前提下，对印度开放了FDA的数据库。

现在的情况就是，美国所有制药行业的申报专利数据，三哥可以直接看，直接拿来用，美国不管。

然后美国继续在三哥国内进行药理临床的数据，给三哥一份，怎么折腾三哥的两脚羊，三哥不管。

这就是我所谓的睾丸捏在美国手里。

这个代价中国承担不起，药物临床虽然需要这种科研精神，但是跟美国在三哥那边一样折腾，在国内那绝对是要动摇统治的。

三哥的仿制药卖得很好，不单单卖给中国，其他国家也有，但是返销美国的情况不多，这也算三哥脑袋没进水，不干作死的事。

再说说中国为什么必须承认美国专利，忍受新药在国内的高售价？

因为如果你不承认美国专利，不保护新药知识产权，没关系，美国对你关闭数据库，FDA数据库基本上就代表了全球新药研发方向，关了这个你就自己黑暗中摸索吧。

你仿制了一个，然后其他所有你就彻底没戏了，丢西瓜捡芝麻就是这意思吧？

再然后，美国一种新药上市，你要不要买？

牛逼你别买！

对于有大规模仿制美国新药而且不遵守专利保护的国家，美国要么不卖，要么卖的死贵。

所以我才说，三哥是特例。

比如中国现在很多药企都在仿非布司他，这个可以说是21世纪跨时代的新药结构，我们单位很早以前就成功的仿出来了。

但是因为专利没到期，不敢申请批件，现在到期了，批件申请ING。

但是如果没有美国的数据库，你都不知道什么药品结构有什么效果，从定结构开始研究……那可是浩瀚的工作量外加更多的钱。

所以总的来说，中国在没有可能把睾丸交给美爹捏着的前提下。

中美互相承认药品专利，对中国是有利的。

不但可以加速国内制药行业的整体发展，而且现在已经有中国的一类新药逆袭美国制药界了。

虽然是被国内中医黑很看不上的中成药，但是人家也过了美国FDA的审核了。

总的来说，长远的来看，三哥的模式不可重复，那么捏着鼻子认了就是最优的选择。

最后说说为什么海外代购国家打击这么严厉。

这个归根结底还是药品的特殊性。

虽然影响税收是其中一个方面，但是一类新药本来的关税就很低，有些还是0关税。

大多数进口药的关税税率是3%，2013年将人血白蛋白和人用疫苗共4个税目产品的进口税率由目前的3%降至0。

所以药品不是奶粉，奶粉的关税我没查，但肯定比药品高。

严厉打击境外药更多的还是处于药品安全的考虑。

比如印度药格列卫，你私下进口没法保证渠道的安全性和药品质量，万一是印度假冒伪劣药呢？

而且私下进口必然会造成进口药市场的鱼龙混杂，到时候对于国家制药行业整体都是一个很大的损害。

老百姓不会管这药是合法进口的还是非法进口的，大活人吃药吃死了那就是你政府的责任。

而我在前面说了，治病还是要命，真的就是一步之遥，劣质药吃了就死绝对不新鲜。

药品不是食品，我以前不在制药厂我还没感觉，进了制药厂我才知道GMP是一个放屁都有规矩先走那条腿都有说法的东西。

就是因为药品太特殊，太重要了。

一个疏忽大意，就意味着无数条人命。

一直是热爱看电影写影评的人，却在大学以后久久不再提笔。

可能是因为工作的忙碌，家庭的牵绊，还有世俗了的心。

但是这都不影响我和我的另一半每周都会选择一部好片欣赏的好习惯。

这周，我们有幸遇到了"我不是药神“。

我简直不可思议，他与我这2年的真实生活如此之契合，让人仿佛时光倒流，过去的人和那些悲哀的事又浮上心头......还记得那是2016年的夏天，酷暑当头的日子，我的家庭遭到巨大的打击。

我的奶奶，一直健健康康，每天打几个小时麻将，还开开心心买全家菜的奶奶，倒下了。

骨髓瘤，白血病的近亲。

这种病，是疼起来要人命的那种，只要发病，每根骨头都要虫蛀一样挠心的疼。

我们家在中国的一个二线城市，找的医生、医院也是本地数一数二的，甚至血液科的排名在全国都在15之内。

可是，现实就是老人因为年纪太大，无法接受任何残酷的化疗手段。

除了各种止疼栓剂、药片以外，“专家”很隐晦的给我们一条唯一的活路，在医院附近的药房买一种瑞士进口的靶向治疗的药物——“来那度胺”。

我们也不明白这种“专家”推荐的神药为什么一个三甲医院的药房没有，只能在附近“指定对的药房”购买，但是这在生命面前都不重要了。

我的父亲，二话不说，就去了药店。

我那时身怀六甲，在医院里焦急的等待着神药的救赎，不一会，父亲满头大汗的回来了。

他手里拿着两盒和一般维生素药片差不多大小的方盒子，神神秘秘的低头跟我说：瑶，你猜这药多少钱？

我说“：“管多少钱，救命要紧啊，大几千也要吃啊。

”父亲宛然一笑，“一盒五万九！

21颗，一个疗程21天就没了。

......”当时，我整个人都震惊的说不出话。

“这要是奶奶知道价格，是绝对不会吃了。

你千万谁也不要说。

这玩意还能刷信用卡，3秒钱不到6万就没了，真是快啊。

”父亲还调侃道。

“天价药”的事情就这样在我家开始了。

话说回来，药确实有效，奶奶各个数值都在往好的发展，疼痛也有所减轻，虽然存在一些化疗后的不良反应，但是命算是捡回来了。

唯一的问题，就是：贵。

我的家庭算是小康之家，父亲做点小买卖，也算有点家底。

但是这样买药，谁的钱也不是浪打来的，谁不心疼呢？

况且，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长长久久的问题人人都会盘算出路。

终于，在我勤学好问的父亲摸索探究之下，他发现了一条路——“去印度买仿制药”。

首先，这个想法，是大家病友都共知，只是没有出路，也没有人或家人去印度买，也不知道哪里买。

其次，我们跟医院的“专家”探讨过，专家的态度是默许的，也肯定疗效，但是真真假假，他也不可能负这个责任。

因为我是学英文专业的，怀着孕的我当时每天晚上都在网上找寻这个药的痕迹，出处，中国的、印度的、tb的、代购的。

最终，父亲跟我共同决定，他亲自去一次印度新德里买药。

前期工作是很繁琐的。

我那时已经提前一个月休产假了，还在与印度来那度胺的厂家email和电话联系，希望找到零售店，找到网上的印度新德里大医院，看是否能代为询症开药，而父亲就负责亲自办签证，准备奶奶所有的医院材料并找专人翻译。

就这样，不到10天，所有的东西齐全了，父亲就这样踏上了买药的征途。

父亲的行程是周五去，当天早上到达晚上即回，完全不住。

因为人生地不熟，况且他一句英文不会讲，更无心游玩。

而我就挺着大肚子在卧室里随时做好视频、语音各种翻译工作。

我们彼此都非常紧张，因为前期很多情况都不明朗，这次真的是孤胆英雄，凭着一股劲儿就说走就走了。

下了飞机，父亲按照计划就坐了一个电动三轮车直奔药店（药店是我们前期就从药厂里查出来的，而且印度药物管理很松，医院的处方也不需要）。

谁知道还没去就出幺蛾子。

三轮车司机看父亲是中国人，人生地不熟，将近40度的新德里的7月，突突突坐了40分钟还没到目的地。

（我在家用百度地图测过15分钟最多可到，父亲不会使用google手机地图）最终还是父亲强行要司机停下，电话给我，要我表达 多给人民币20元消费，要他马上送到。

结果就是这样，贪图小利的司机就是为了小小的20块，让父亲在印度一去就洗了个桑拿。

到了药店，父亲的描述就是，不可思议 ，这也是个药店。

分明就是个脏乱差的迷你杂货铺。

幸亏是之前和药厂联系过的地方，要不然真是不敢买。

准备好我写的翻译件，老板很快拿出了我们需要的药品。

价格在我和印度老板电话讨价还价后，果然让人惊喜——折合人民币1000元左右。

父亲虽然满头大汗，但亦是欣喜不已。

买了几瓶后，马上准备返回机场，在机场等待回程的航班。

结果又出问题了，印度的机场不到登机2小时不让进机场，还有拿枪的警察看着大门。

我们深深怀疑是怕人太多进去蹭空调，因为印度大部分没有空调这种东西啊！

想问个人附近有没有星巴克之类，吹空调等待一下，一问之，星巴克最近的在机场登机口......父亲都热崩溃了，也不敢随便晃悠太远。

新德里是又臭又脏，父亲是生于1961年，他居然说新德里比中国60年代还不知道差多远.......就这样酷暑中等待，终于还是安全的上了飞机，下飞机海关也没有查验（查验我们买的量也不多，属于个人购买，而且携带了相关医院证明和奶奶所有的材料，是合法安全的）一天时间，不到24小时，完成了买药的工作。

印度给父亲的印象非常不好，此生不想再去，但是以后需要买药他表示还是要坚持为奶奶续命。

药的效果证明与瑞士的，无异。

悲剧还是注定会发生。

药，毕竟是药。

并没有电影里说的那么神奇。

白血病也好，骨髓瘤也罢， 目前全世界依旧是不治之症。

存活率少之又少。

哪怕在药不缺的情况下，病人的身体能不能跟上这种化疗手段（这也算一种化疗），药长期服用会不会有抗药性，病人自身的体质、心理状态等等都能左右生死。

事实上，2017年7月31日，奶奶走了。

死于肺部感染。

人走了，其实药，并没有吃完。

可以说，到后期都没怎么吃了，因为不良反应已经越来越大，人已经非常受罪了，只能靠吗啡等止疼活着。

奶奶享年89岁。

也算是驾鹤仙登了。

但是，这次买药的经历，让我和父亲铭记终生。

这不仅仅是一次异国冒险，更是我们对长辈的浓浓的化不开的爱和不舍。

就像，你用力抓着的流沙，最终还是会随着时间，流逝在指缝之中，无力回天的无奈和悲哀。

没有吃完的药，父亲都转赠给病友了（尽管和电影里的情节一样，一年时间大部分病友都已经去世了...），毕竟希望能帮到大家一点是一点，大家都夸父亲是个大孝子。

其实在父亲内心深处，永远还是存着一丝遗憾吧.....一部电影勾起我这段伤心的回忆，同是天涯沦落人，就像电影的老奶奶说的那样“谁能保证自己不生病？

谁能保证自己爱的人不生病呢？

” 药可以医人，可以救命，但是最重要的，还是爱惜自己的身体，在有限的生命里，好好爱自己爱家人。

此文写在2018年7月，奶奶一年后的忌日之前。

纪念，我深深爱着的奶奶，天上的您，问声好。

想必大家平时都能看到的这样一句话，“中国拍不出能改变社会的韩国/印度电影。

”这类表述虽然深究起来不够准确，但又的确在社会性这一层面上，指出了如今我们商业类型片市场的一处症结所在。

韩国、印度等国家，每年都会生产这类具有人文关怀的同时兼具温度与力度，即叙事上工整好看、情感上打动人心的类型片，比如《辩护人》、《熔炉》、《摔跤吧！

爸爸》等作品。

这些电影通常能够将社会问题的探讨面向尽可能广的全年龄段受众群，在商业价值与社会性上做到平衡。

但在我国的主流商业电影市场上，这类影片一直处于稀缺的状况。

近期上映、取材自现实的《我不是药神》，显然有意于填补这一空缺。

如果说，前些年陈可辛的《亲爱的》开启了这扇门，那么今年的这部《我不是药神》，则把这扇门继续往前推开了一步。

影片通过程勇的几年代理卖药的故事，揭开了21世纪以来我国慢粒白血病患者面临着的“寻医买药救命难”这一生死疲劳，并在第三幕进一步上升到人情与法律的探讨之上。

黑色幽默的喜剧类型外壳之下，是这些社会议题和对生命的关怀与敬意。

由徐峥饰演的程勇本是一个穷困潦倒的神油店老板，身无分文的他面临着儿子抚养权即将被夺、父亲身患绝症奄奄一息的悲惨境遇。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认识了慢粒白血病患者吕受益，从此“卖药五人组”开始了从印度走私仿制药（“印度格列宁”）的生意。

他的初衷不过是从中赚取巨额的差价，也因此而救了不少人命。

在国内售卖未经得许可的药会面临巨大的风险，正版药厂与警方的追查、竞争对手的诬告，太多“毁掉一生”的转折点在等着程勇。

当他为了自保而放弃代理权之时，众人命运开始渐渐转变，影片的后半部分具体展现了这一过程。

“这个世界上只有一种病，穷病。

”是片中另一个药贩子对程勇说的话，也是影片对现实投射最为见血的地方。

高价药，有形之中是救人的途径，无形之中却是杀人的利器。

救富人的命，交钱、拿药、住病房，是天经地义；救穷人的命，违法、走私、吃牢饭，是无可奈何。

作为新人导演的文牧野，在首部独立处女长片中，就选择这么一个拥有巨大话题度与争议性的社会题材，无异于行走在独木桥上。

如何拿捏权衡生与死之间的情、理、法三者之间的角力？

如何在限制之中创作出尽可能保有突破的态度？

这些即便对于老导演而言都是巨大的难题，他却能面面兼顾，以商业类型片的姿态，解决了这两个难题，这实在不是一件易事。

文牧野努力的创作方向，便是让影片在文艺气息和商业关注中找到平衡。

我们能看到这部电影虽然是现实题材，但其中的大量桥段却并没有采取写实的拍法。

它在不少时刻运用黑色冷幽默，在人物的嬉笑怒骂之间，加入催泪弹，从而达到了以喜剧诉悲情的效果。

这些混搭使得整部影片在类型元素上的多样与丰满，保证了它的传播度与可看性。

而最难得的，则莫过于他在对法理与人情的“中间灰色地带”背后故事的挖掘与立场的选择上，处理地非常坚决与勇敢——选择站在弱者的一方，质疑社会的公平与公正，为病患与“违法者们”发声呐喊。

在几场重要的戏份上，比如大闹假药贩卖会场、两位配角戏剧化的去世方式等情节点，电影一度被引向了较为刻意的境遇之中，但却丝毫没有令人心生厌恶。

煽情模式能够奏效，与导演对小人物的洞察与塑造、演员们精彩的群戏是分不开的。

不夸张地说，这部电影的成功，并不取决于题材的稀缺（毕竟我们见识过太多好题材被拍毁），更取决于影片对这些小人物生活状态和情感转变的精准摹写。

主人公程勇的形象在电影的前后半部中大相径庭。

这是徐峥近年来在大银幕上完成度最高的一次表演，举手投足间一个市侩幽默、重情重义的活生生的小人物被塑造。

身为大腹便便、前途茫然的中年男子，面对慢粒白血病的病人们，他从单纯想赚钱的利己主义者，到不顾一切来救命的“药神”，大起大落的人生态度与情感改变，将影片的核心之一展现出来——何为小人物的“英雄主义”？

徐峥以令人信服的表演给出了答案。

饰演吕受益的王传君的表演，则是我个人认为的全片最佳。

电影中的重疾患者吕受益，被王传君演绎得生动真实、富有特色。

他小家子气，但又特别在乎维持友谊，一心想要活下去。

买药的点子因他而起，最后也因他的自杀促使程勇在心理上发生巨大转变。

在散伙的雨夜，面对程勇的“滚”，前后从不敢置信的尴尬的笑，到激动地嘴角一抽，再到巨大的失落，不多的表情变化中却拥有着多个层次的心理转变。

另外一幕令人感到惊艳的，是他在自杀前，看着家人时的平静，眼神中又充斥着复杂的情感，一言不发的沉默中就暗示了他要选择自杀，不给程勇和家人造成后续的负担。

饰演思慧的女演员谭卓，虽然低调，却在今年不断地予人惊喜。

她在近期出演过的《暴裂无声》、《西小河的夏天》中，都以不多的戏份献出了精准的表演，在《我不是药神》中同样如此。

即便只是配角，但谭卓依旧将一个性感而又朴素的母亲演绎地恰到好处，几场在夜店、会场里具有细腻感的爆发戏也都叫人印象深刻。

机缘巧合之下，在六月就看了两遍《药神》，每次观看到结局，都难免会心生感慨。

在这个现实中并不会出现的长街送行的场景中，无数患者前来目送并相继摘掉口罩，而去世的吕受益和黄毛也出现在人群中，大家都开心地笑着。

以笑写悲，以群体性的纪念来传达更坚定的理念来升华人物，无法令人不心生动容。

最后的字幕，更让观众了解到这十多年的对抗慢粒白血病的长跑，是无数人努力、滴水成河的过程。

虽然《我不是药神》并没有在各个层面上做到完美，但却在当今有着“多一部是一部、走一步是一步”的意义——我们的观众需要这类具有现实主义质感的同时，兼具社会性的类型片出现在大银幕上；我们的市场则更需要有创作者站出来直面社会问题，拍摄这类稀缺存在的“良心电影”。

它的出现，不仅是一次敢于直面他人不敢发声题材的冒险，更是一次对我们时代发展洪流下底层小人物的理解与关怀。

未来有希望出现更多的《我不是药神》，让更多的观众了解我们社会不同的角落。

首发于：深焦

生活的残酷远超想象。

此前看《人间世》的纪录片，刚刚结婚的女孩身患血液病，日渐恶化，现代医学展示出无力的一面，新晋丈夫面对镜头泣不成声，说了一句让人心碎的话：墙上的喜字还没揭呢。

看新闻，很多明星巨贾，竟然出现在江湖术士的饭局上，谈笑风生。

心下不禁问为什么？

有人说，他们不过是把江湖术士当做一个线下的Facebook，用来扩展人脉。

后来，又听说，某某名人身患恶疾，求助医学，医学已经没有回天之术，倒是在民间求神问卜，尚有一线生机，于是只有牢牢抓住救命稻草，病急乱投医。

朋友圈转过一篇文章，一名叫“倾心2007”的网友，丈夫罹患脊柱肿瘤，在中国没有治愈可能，万般无奈之下，孤注一掷，夫妻两个决定赴美看病。

网友将整个赴美看病的过程写下来，将美国的看病经历和在中国的看病经历对比。

“在美国看病三个月，没有挂过一瓶水，甚至药也只吃了几颗，几乎没有感受过任何痛苦。

花费是7万多美金，约人民币45万，最终康复。

”而同样的病症，在中国，即便掏空一个中产家庭，忍受极大的痛苦，也未必能治愈。

目前，已经有专门的中介机构，专门服务于罹患所谓“绝症”的患者，针对不同的病症，整合全球医疗资源，全程专人安排，专人陪同，可能身赴美国做检查，在日本做手术，最终在北欧一处风景宜人、气候适宜的地方疗养。

这样的服务背后，是高昂的价格。

连创始人都会明确说，我们的客户主要是年收入在500到1000万的群体。

所有的疾病，如果有治愈的可能，那被治愈的，可能首先是有点钱的人。

就像《我不是药神》里张院士那句著名论断：这个世界上只有一种病，穷病。

在谈论这部电影之前，我想可以先聊聊这个故事的原型，被称为中国药侠的陆勇。

陆勇34岁那年，确诊为慢性粒细胞白血病，这种病会使得人体骨髓中的主要粒细胞恶性生长，3-5年时间就会从慢性期进入急变期，急变期现代医学无能无力。

陆勇开始服用抗癌药格列卫，这种药物售价2.5万每盒，一盒可以吃一个月，需要常年服用，两年时间，陆勇仅服药就花费56万，濒临崩溃。

直到陆勇发现印度仿制药，药效相同，价格却只要1000多元，仿制药和正版格列卫药效相同。

陆勇不但自己服用，还替病友代购，最终这种仿制药的团购价降到200元每盒。

直到陆勇被以“销售假药罪”逮捕，面临法律的惩罚。

1002名白血病病友联名写信，声援陆勇“使更多患者获得自救途径，从而逐步走出人生灾难深渊”，恳请检察机关对陆勇免于惩罚最终，检查机关宣布对陆勇免于起诉。

陆勇，被媒体称为“中国药侠”。

从原型故事里可以看得出来，在身患重病的时候，有钱就能活，没钱就得死。

我不管我们承认不承认，在这样的时候，“命就是钱”，就连在死神面前，人也不平等了，穷人得先死。

《我不是药神》探讨的就是这样令每个人都捏一把汗的故事。

“谁能保证一辈子不生病？

”生病以后，每个人都努力求生，哪怕只有一线生机。

人间充满苦难，但也有太多让人留恋的东西：期待新出生的孩子叫自己爸爸妈妈。

上有老，下有小，要努力给他们相对体面的生活。

努力多活一年，多陪伴家人一天，多呼吸一口新鲜空气，多吃一顿家乡的晚餐。

吕受益是个胆小怕事的病人。

他在人世间有牵挂，孩子还太小，还不会叫爸爸，老婆一个人，要把孩子养大，其中的辛苦，他不敢想。

自杀，求死，是最简单的事情，一瞬间而已。

可他看到孩子的时候，不想死了，他努力活着。

他像是溺水者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一样，抓住程勇，他卖印度神油，他跟印度有关系，他能搞到印度的仿制格列宁，有药就能活命。

吕受益对程勇说，吃个橘子吧。

他谦卑又朴素地讨好。

眼前的这个卖印度神油的男人，是他的希望，是他能多活一天的希望。

尽管不自知，但程勇已经成为吕受益眼里的救世主。

等到程勇不再卖药，吕受益明白，死其实是一个过程，生命都是慢慢凋零的，他强撑着身子起床，头发掉了，器官坏了，但他看熟睡中妻儿的眼神还是暖的，欣慰的。

至少，他在人间留下了一些什么。

他抗争到了最后一刻。

二十岁的黄毛什么都不怕。

但他不敢回家。

因为他怕吓着家里人，其实是他怕成为家里人的负担。

他深知一个绝症病人，足以让一个家庭万劫不复。

他选择逃离，每天面对的都是死猪，他很少说话。

他想活，他抢药。

他不想只是自己活，他把药分给其他病人。

他的善良都是凶狠的。

这种凶狠的善良，跟他的年纪无关，跟夸张的发型无关，跟他的文化水平无关，他是一个人之所以称之为人的底色。

他鄙视不再卖药的程勇，但他又理解他。

程勇不是病人，他有他的生活，他有他的怯懦。

你不能要求每个人都成为英雄，即便这关系到别人的死活。

他表达愤怒的方式，也只是握碎手里的杯子，让自己流血。

程勇给了他希望，又夺走希望。

他原本失望了，不回家了，就当死在外面了，就和那些待宰的猪一样，死在这里，没人在乎。

但程勇接着又给了他希望。

这个自私自利的小男人，在吕受益老婆那一跪之后，在经历吕受益的死之后，在看到白血病人看他的眼神之后，身上的神性之光终于闪现。

他被程勇震撼，与其说是被他只卖500快一瓶的格列宁震撼，不如说是被他的转变震撼。

他原本可以置身事外，他之前所做的一切，已经是救人。

但他没有。

所以，黄毛听从程勇的建议，剃了头，这是对程勇的示好，是跟自己的和解。

他准备回家看看父母了。

其实是他无所畏惧了。

也许，他回家就是为了告别。

但最后关头，他选择了救程勇。

他本能地觉得程勇的命比自己的重要。

程勇可以救更多人。

他挑衅警察的表情，可以说是年度最帅气的荧幕形象。

他流过血，他笑过，但他没流过眼泪。

他飙车，他逃离，他求生存，他救下程勇，就是救下更多人。

他车开得足够快，在死亡追上他之前，他先追上死亡。

思慧是个单亲妈妈。

女儿生病，女儿的父亲逃走。

这世界很大，总有不负责任的人，哪怕是夫妻，哪怕是孩子的父亲。

她不能走。

她在，女儿就能活。

她靠在夜店跳钢管舞给女儿治病，买药。

她的棱角全被磨平。

她在台上，是男人们的玩物，是夜店经理的摇钱树。

所以，当程勇要求经理跳舞时，她喊得最大声，她让经理把裤子脱了，她笑，她笑出眼泪来。

因为这些话，有无数人对她喊过。

程勇去她家。

她替程勇脱衣服。

她太熟练了。

熟练到你可以轻易就推测出来，她不止一次做过这样的事情。

她妥协，她脱衣服，她为了救女儿。

她一点都不脏。

作为母亲，她近似于神。

张长林是个唯利是图的小人。

他卖的药也救过人。

他被程勇的孤勇震撼，哪有傻子会妄图治疗别人的穷病？

但这种傻子，有一个就够了。

最后一刻，他还是保护了程勇，也算是救赎了自己。

神父有信仰。

但信仰有时候不救命。

神父嘴里说着，God bless you，他日常工作就是给信徒希望。

但如果他自己先丢失希望呢？

神太忙了。

或者说，神不在乎人。

人只能自救。

神父最后相信了，能救人的人，就是神。

只有人才能救人。

曹斌是执法者。

法大于情。

他比谁都明白。

但生活的真相，远比案件本身复杂。

他们说到底都是为了活着。

他们有什么罪？

活着，不是每一种生物的权力吗？

仅仅一句法大于情就能让他放开手脚吗？

他选择了辞职。

他只是体制的螺丝之一。

他所能做的抗争，就是辞职。

他大概不敢相信，前姐夫这样怯懦的小男人，身体里竟然藏着一尊神。

也许，神在每个人身体里，不常出没而已吧。

程勇拥有凡人的一切缺点。

动手打老婆，事业失败，靠卖印度神油度日，但他自己确实个精神阳痿。

但生活不会怜悯他。

你没钱了，你老婆走了，你老婆要带你孩子出国，但你还是有老去多病的父亲需要照顾。

你只能抗争。

小人物不抗争，就只能被命运玩弄于鼓掌之中。

程勇去印度。

他救人，他为了钱救人。

这不可耻。

当印度药厂停产，他从零售店回购药品，每个月要自己贴几十万，用他的服装厂收入支撑，他说“就当还他们的”。

黄毛死了，他质问警察，他才二十岁，他只想活命，他有什么罪？

他眼神里是对一个年轻生命逝去的疼惜。

他对思慧起了色心，但被思慧女儿的一个眼神所制止，他在最后一刻觉醒，他轻轻带上门。

他也是一个孩子的父亲。

他知道养育一个孩子多不容易。

人人都是小人物。

人性的缺点我们一个都不少。

但只要底色善良，神性就会附体。

程勇在车里，看向窗外，那些摘下口罩向他致敬的病友，那是他救下的人。

他很欣慰。

那一刻，他像是辛德勒一样，见证了因为他而活下去的人。

能救人的人，就是神。

坦白说，从电影层面来说，这个故事讲的四平八稳，故事上并没有太多值得称道的地方。

但在今天，有些故事能被讲出来，本身就是神迹。

穷人不能病，病了就不能活。

该怪谁呢？

怪药厂？

为什么要把药价定得如此高昂，离谱到普通家庭根本无力承受？

但药厂为了一款新药，投入的财力以百亿美金计，长达十年的研发，只为了能推出一款药物。

药厂如果不盈利，没有利益驱动，谁来研发新药？

如果每个国家都像印度一样，强制专利药专利公开，那国际制药巨头还有动力去研发新药吗？

如果没有新药，那岂不是又更多人死去？

怪国家？

国家在降低抗癌药的关税，在将进口药纳入医保，国家的努力大家都看得见。

但路漫漫，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健全的医疗制度需要时间，但病人最缺的就是时间。

怪人类医学？

人类医学每天都在进步，但疾病的种类跑得更快，人类在大自然面前，实在不堪一击。

是不是无解呢？

我想，我们所能仰仗的，除了自己努力锻炼身体，拥有一个健康的体魄；除了努力赚钱，给自己和家人存一笔救命钱；除了人类医学的伟大进步；除了政府部门的积极作为，积极推新的医疗改革；大概就只剩下同类之间的互相帮助，互相爱护了。

每个物种生存的权力，都是物种之间相互赋予的。

同类不相残，同类互相救助，同类唇齿相依。

祝我们健康。

2014年，慢粒白血病患者陆勇因帮助上千名病友购买印度仿制瑞士抗癌药“格列卫”，而被湖南省沅江市检察院以涉嫌“销售假药罪”提起公诉，493名白血病患者联名写信，请求司法机关对陆勇免予刑事处罚。

2015年1月，检方最终做出撤诉决定，陆勇无罪释放。

这一事件成为电影《我不是药神》的故事原型。

电影热映，但事件背后的问题仍然困扰着人们。

2014年陆勇案刚刚爆发时，我们曾对陆勇进行了专访，请他讲述了患病前后的经历及购买印度仿制药的缘由。

陆勇的个案之后，我们更希望大家能由此关注更多医学干货，所以同时奉上一篇相关的书籍整合。

为何要将“仿制药”归为“假药”？

陆勇行为是否算“销售假药”？

如何解决国内诸多患者无力承担高昂药费转而购买国外“仿制药”的现状？

国内药品管理制度以及医疗保障体系能否解决该现状？

事实上，这件事情暴露了一个非常深刻的社会问题。

中国普通大众如何才能合法地用上抗癌新药，可以写一本书来探讨。

很可能，最终的解决方案，必然是政府、药厂、公益、患者四方合力解决，任何一方都无法单独承担。

采写｜新京报记者 张婷中国仅两三种自主研发靶向治疗药物2002年，江苏无锡的陆勇被检查出患有慢粒白血病，随后开始服用瑞士诺华公司生产的名为“格列卫”的抗癌药。

此药可使慢粒白血病患者病情稳定，维持正常生活，但需要持续服药。

每盒（120粒装）售价在23000-25000元。

陆勇对新京报记者介绍，2004年，他偶然得知了印度在生产“格列卫”的仿制药，价格却只有3000元。

试吃了一个月的印度“仿制药”后，各项指标均正常。

2004年8月，陆勇将印度仿制药的消息告诉了慢粒白血病病友。

2011年8月，在多位病友及印度制药公司的建议下，他购买了三张有国际汇款功能的信用卡，病友们将药款打入到此信用卡内，再由他转汇给印度的制药公司。

2013年11月23日，陆勇因在淘宝店上购买用别人身份证开立的信用卡被湖南沅江市公安局逮捕，罪名是妨碍信用卡管理秩序。

后经调查，陆勇被认定除妨碍信用卡管理秩序外，还存在销售假药罪行为。

2014年3月，陆勇被取保候审，7月21日，湖南省沅江市检察院以妨害信用卡罪、销售假药罪对陆勇提起公诉。

以陆勇事件为原型的电影《我不是药神》。

司法机关以“销售假药罪”对陆勇提起公诉，是因为印度生产的该种仿制药品并未获得国内药监部门的审批，属于“假药”。

何为仿制药？

国内法规又是如何规定的呢？

“仿制药”的概念始于1984年的美国。

当时美国有约150种常用药的专利期已到，而大药商认为无利可图，不愿继续开发，这些药成了无人认领专利的药品。

美国出台法律规定，新厂家只需证明自己的产品与原药生物活性相当即可仿制，从而出现了“仿制药”的概念。

“仿制药”与“专利药”在剂量、安全性、效力、质量、作用、适应症上完全相同，但平均价格只有专利药的20%-40%，个别品种甚至相差10倍以上。

在中国，因国内的药物价格高昂，很多无法负担正规渠道药品的患者转而选择从印度等国代购仿制药。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血液科主任江倩教授介绍，目前，慢粒白血病的治疗方法以靶向治疗药为主。

骨髓移植以及化疗因为副作用巨大且多复发，已经少有人选择。

而就靶向治疗药来说，“格列卫”因其发明时间最早，临床效果最稳定，成为学界及患者最认可的靶向治疗药物。

“目前全世界的靶向治疗药物有150多种，我国自主研发的创新靶向治疗药物只有2、3种，集中于肺癌及淋巴瘤领域。

”哈尔滨血液病肿瘤研究所所长，慢粒白血病专家马军介绍，在慢粒白血病领域，我国没有自主研发的创新型靶向治疗药物。

国内患者从印度代购的仿制药主要包括治疗白血病的格列卫、治疗乳腺癌的赫赛汀、治疗肺癌的易瑞沙、治疗肾细胞癌和肝癌的多吉美等。

据媒体公开报道，这些抗癌药物从欧美医药公司进口，在国内售价昂贵，易瑞沙每盒5400多元，一个月需3盒至少16200元；格列卫一个月服1盒至少23000元。

这样高昂价格使得许多癌症患者不得不选择从印度代购仿制药。

国产仿制药使用人数正在逐步上升作为仿制药“大户”，印度一度被称为“世界药房”，缘何印度可以大肆生产“仿制药”？

医药公司或药品发明人发明一种新药之后，需要在不同国家申请专利，以获得专利的特殊保护。

以陆勇代购的“格列卫”为例，瑞士诺华制药公司为“格列卫”药品在我国申请了专利。

在专利保护期内，我国医药公司不得生产相关“仿制药”。

这也是过去十几年来，我国不能够生产“格列卫”仿制药的原因。

在各国的药品管理实践中，出于保护公共利益的目的，同时也为了防止专利权人恣意滥用专利垄断特权，有很多国家对“专利的特权”留下了一条可以变通操作的余地,那就是“专利强制许可”制度。

“专利强制许可”制度是指，在特殊情况下（如危害公共健康、妨碍国家利益等），可以不经专利权人的同意，由政府授予、许可其他企业使用某项专利。

国家产权局条法司一位工作人员对新京报记者介绍，我国虽然有“强制许可”相关制度，但还没有个人或政府部门申请过实施强制许可，因此，强制许可制度也从未在抗癌药领域实施过。

而印度的专利保护法相对宽松，药品专利保护在印度执行也不像我国国内如此严格。

2005年1月生效的印度专利法只对1995年以后发明的新药或经改进后能大幅度提高疗效的药物提供专利保护，而不支持原有药物混合或衍生药物专利。

同时，印度政府还根据需要实施了“强制许可”制度。

因此，印度可以忽视专利保护法的限制，生产大量抗癌仿制药。

陆勇购买的治疗慢粒白血病的印度仿制药。

陆勇供图。

不过，印度的做法在国际上也引起诸多争议。

直到今天，还有很多印度的仿制药在一边出售，一边与原来的研发厂家进行专利法律战。

有媒体针对此案例呼吁，中国应学习一些发达国家“通过医保买单”，化解“保护知识产权和大量患者的救命需求”的矛盾，但马军对新京报记者表示，2013年4月，“格列卫”在我国的专利保护期已经到期。

2013年7月，我国已经开始生产“格列卫”仿制药，售价约3000元每盒。

且自2013年以来，全国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省市自治区将“格列卫”纳入到了医保范畴，无论进口“格列卫”还是国产的仿制“格列卫”都在报销范围之内。

北京大学血液病研究所副所长刘开彦也介绍说，从临床来看，使用国产格列卫仿制药的患者正在逐步上升，“能够上市的药品，在疗效上其实差不多，更多时候觉得进口药（更好）是心理作用。

”“目前我国已经有了自己的‘格列卫’仿制药。

但目前售价3000元每盒，相较于印度仿制药，的确还偏贵。

”江倩呼吁，国产“格列卫”仿制药的价格仍然需要降低，同时，还需要更多的地区将“格列卫”药纳入医保范围内。

马军表示，目前，我国治疗肺癌、乳腺癌等重大疾病的多种首选进口药都已经纳入了医保范围，马军估计，纳入医保范围的重大疾病进口药物已经占到20%左右，未来更多的进口药物纳入医保也是趋势。

针对进口药专利权问题，马军说：“最近几年，许多进口药的专利权陆续到期，这意味着未来几年我们会有更多类似‘格列卫’的药物可以进行仿制药生产。

” 了解了陆勇的个案，下面我们来整体谈谈仿制药与癌症的那些医学“干货”。

文 | 菠萝仿制药是假药吗人类医疗的持续进步离不开新药的不断涌现，无论是西医的抗生素、伟哥，还是中医的云南白药、牛黄清心丸，都对治疗疾病、改善患者生活质量做出阶段性贡献。

现代社会，新药刚上市的时候，都伴随着专利保护和品牌，因此新药又叫“专利药”或者“品牌药”，而“仿制药”，顾名思义，就是仿照“专利药”而制造出来的药。

通俗讲就是我们常说的“山寨”。

和其他山寨产品相似，仿制药比起专利药最大的优势就是价格。

仿制药的平均价格只有专利药价格的10%15%，对于动辄每月花费上万的抗癌药来说，仿制药这个选择非常有吸引力。

但仿制药会不会有其他山寨产品一样的质量问题呢？

真正的仿制药是不会的。

在多数国家，要成为仿制药上市，标准是非常高的。

美国FDA规定，仿制药必须和它仿的专利药在“有效成分、剂量、安全性、效力、作用（包括副作用）以及针对的疾病上都完全相同”。

这在中国叫“一致性评价”。

打个比方，“狗不理”是一个品牌专利包子，要做一个仿制包子“猪不理”，那么“猪不理”必须在包子大小、调料成分、肉菜混合比例、褶子数目、吃完后消化排出速度等方面都和“狗不理”一致。

事实上，印度正规的仿制“格列卫”和瑞士诺华的品牌“格列卫”有效成分100%一样，仿制药本身的效果也经过了无数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患者的测试，和品牌药没有区别。

所以，单从药效上来说，它肯定不是假药，而是实实在在的真药和好药。

但由于印度的仿制格列卫在中国并未登记或被批准上市，属于黑市产品，这才被冠上了“假药”的头衔。

很有意思的是，2013年格列卫全球专利到期后，中国多家药厂可以合法生产仿制格列卫，按理说买国产仿制药就好，为什么现在大家仍然要冒险去买印度仿制药呢?还是价格惹的祸！

因为国产仿制药价格依然远高于印度仿制药。

专利药必须那么贵上次网上有人骂，说苹果手机制造成本才1千多，居然卖5千！

那如果告诉你抗癌药物生产成本才100块钱，但卖1万，大家可能要疯。

我再告诉大家2014年上市的治疗丙肝的神药Sovaldi生产成本900元人民币，在美国售价为50万。

是因为药厂太贪婪，不顾患者死活了吗？

并非如此。

苹果手机也好，抗癌药物也好，主要成本都不在于原料和生产，而在于上市前的研发和上市后的市场推广。

现在一个新药的研发成本越来越高，已经超过10亿美金，即使顺利也要大概10年，而且多数都会失败。

这么高风险的事情，药厂为什么要干？

就是因为新药出来以后有专利保护，能够垄断市场多年，在这些年里，给药品定以高价，这样才能收回开发药物的成本。

药物是个特殊的商品，但药厂毕竟是个商业公司，为了持续发展，必须要盈利。

仿制药之所以便宜，就是因为它几乎完全没有研发成本，省了几亿美金和10 年时间。

因此仿制药虽然便宜但可以很赚钱。

如果不给专利药市场垄断的机会，让药厂看到新药可能的暴利机会，药厂是不会有任何动力做科研开发新药的。

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大家都卖仿制药，或者拿钱来投资房地产，制药本身不会有创新和进步。

当然，由于药物的特殊性，政府也不会允许市场被长期垄断，对新药的专利保护是有时间限制的，一般是20年。

但这20年并不是从药品上市开始算，而是从很早期，药物进入临床实验之前就开始算了。

由于药物的开发需要10年以上，因此很多专利药上市的时候，20年专利保护期已经过了一大半了，新药在市场上真正垄断的时间只有几年，在那之后，专利过期，仿制药就会大量进入，极大地压低药价。

这从另外一个角度促使药厂要在短暂的垄断时期把药价定得尽可能地高，毕竟春宵苦短，好日子有限。

总之，为了整个社会新药研发系统的持续运转，专利药必然贵， 甚至必须贵，才能维持对创新药厂的吸引力。

期待专利药降到和仿制药一个价是不可能的。

退一步说，即便每月卖1万的抗癌药降到 2 千，恐怕仍然不能解决很多人用不起药的问题。

所以最根本的问题不在于专利药是不是太贵，而是能否有更好的系统帮助低收入患者出这笔钱。

我能想到几个大方向：药厂：改变药物开发模式，尤其是积极寻找能预测疗效的生物标记物，精准寻找临床试验人群，减小临床试验规模，提高成功率，降低成本。

政府：推动本土药物开发，增加竞争。

积极推进医保谈判，降低准入药物价格。

打击无效的“中国神药”，避免患者浪费宝贵资金。

个人：提前购买大病保险，避免侥幸心态。

寻找可靠信息源，不要盲从身边的“热心人”和隐藏在山中的“神医”。

公益：帮助切实需要的人群接受最基本和最有效的医疗，但必须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避免把钱发放给个人。

为什么印度有便宜仿制抗癌药而中国没有在很长一段时间，“格列卫”、“易瑞沙”、“多吉美”等抗癌药物，除了昂贵的品牌药，只有印度才有便宜仿制药，全世界其他地方都没有。

这是为什么？

有两个原因，第一，印度仿制药水平很高；第二，印度政府专利保护上不作为。

印度是全球主要药物出口国家，有“世界药房”之称正常情况下，仿制药必须在品牌药的专利过期以后才能上市，不然专利岂不是成了摆设？

比如“格列卫”全球专利到期是2013年，在那之前，理论上其它厂家都是不能卖仿制药的，不然就是侵权。

美国、欧洲，乃至中国都是严格执行药物专利保护的。

这些地方有很多制药厂早就想仿制“格列卫”，不少公司实际上连仿制药都做好了，但是都只能放在仓库，不敢卖，眼巴巴等着2013 年专利过期那一天零点钟声的敲响。

但印度政府不吃这一套，它搬出了专利法中最狠的一招：强制许可。

“强制许可”是专利法中为了防止公司滥用专利权而加上的制衡条例，简单说就是政府在特定情况下，可以在专利没有到期，且不获得专利拥有者同意的情况下，强行支付少量专利转让费，就授权仿制药企业合法仿制并贩卖相同的药品。

说白了就是政府可以“强买”。

这就像一个黑社会老大找到“狗不理”董事长，说你的包子配方我先拿走了，一会儿去找人生产，但你也不要伤心，还是有好处的，因为我卖一个包子给你一分钱。

“强制许可”这个条例最初的意义是为了防止落后国家因为买不起专利药而无法保证国民基本医疗和国家安全，通常是在传染性疾病暴发时候使用，比如艾滋病、埃博拉等。

不少国家对抗艾滋病药物都是“强制许可”，卖得非常便宜，保证大家都能使用，其中不仅有非洲国家，还有泰国和巴西这类不是特别穷的国家。

对抗癌药使用“强制许可”，争议就要大得多，因为癌症并不传染，对整个社会而言危害没有传染病大，不至于对国家安全产生威胁。

但反过来说，穷人买不起抗癌药只能等死，是否也算是国民基本医疗得不到保障，有损国家安全？

于是各个利益方开始吵个不停。

在其他国家都还在民主争论的时候，印度政府果断出击，二话不说，“强制许可”了几个欧美药厂最重要的抗癌药物，授权给印度本土制药厂仿制，包括前面提到的“格列卫”、“易瑞沙”、“ 多吉美”。

印度政府给出的理由是这些药实在太好了，但印度人民买不起，所以不好意思了。

仿制药出现后，这几种药物在印度的价格瞬间降了90%以上。

由于印度的仿制药公司水平非常高，药物质量非常好，真正的价格便宜量又足，这些仿制药不仅满足了印度国内需求，更是成了走私药品的热门源头。

印度的这种做法受到了很多没有保险的群众和慈善组织的热烈欢迎，但拥有专利的药厂非常恼怒，但却几乎无能为力。

诺华为了“格列卫”专利保护，和印度政府为了打了十多年官司，最后还是被“印度政府”判决输给了“印度政府”。

和政府打官司怎么可能赢呢？

“强制许可”是把双刃剑，它帮助了很多发展中国家解决基本医疗问题，但同时导致药厂对开发针对发展中国家的药物毫无兴趣， 因为做出来了也卖不了什么钱，这种项目往往只能靠慈善推动，比如盖茨基金会。

埃博拉病毒在非洲猖獗已久，一直无药可治，也没有疫苗，很大原因就是因为没钱赚。

2014年在非洲再次大暴发，死人无数，但由于传到了欧洲和美国，立刻引起了多个药厂的注意。

短短一年，好几个公司的埃博拉疫苗和药物都已经治愈了猴子模型， 甚至有了良好的临床效果。

要推动新药，还是必须有经济利益驱使。

我猜测，未来印度还会对更多的抗癌新药在专利保护期间进行 “强制许可”，而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包括中国则应该不会。

对于应该优先保护专利鼓励创新还是优先保护患者的争论还会长久地继续下去。

这注定是个没有正确答案的话题。

《癌症·真相：医生也在读》（作者：菠萝 版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年10月）本文系独家内容。

作者：新京报记者 张婷；菠萝；编辑：走走，从一到一。

采访内容原刊于《新京报》2014年12月24日b17“中国眼”版面，书籍整合内容选自《癌症·真相：医生也在读》，经出版方清华大学出版社授权刊发，作者：菠萝。

本文内容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一和朋友看了电影《我不是药神》，恍然想到了几年前的陆勇案。

因为白血病友代购印度药格列卫，以“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和“销售假药罪”被捕，最终在声援之下，湖南省沅江市检察院认为是病友们自发组织的购买行为而非销售行为，为了买药伪造信用卡的犯罪情节轻微，决定对陆勇不予起诉，在公诉阶段无罪释放，比电影里程勇经审判获刑五年的结局好了很多。

电影剧情本身并不复杂，瑞士公司开发出来的药，在中国的价格远高于印度的仿制品价格，药效相似，于是等死的患者们便将求生的希望寄托在走私并贩卖印度药的男主程勇身上，一个中年危机的底层屌丝一跃成为病友们的救世主。

在中国，赚钱的方法都写在了《刑法》上，与瑞士药效相同的印度格列卫，怎么就成了“假药”，禁止销售呢？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四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必须批准而未经批准生产、进口或者必须检验而未经检验即销售的，按假药处理。

所以，未经批准的印度格列卫，变成了法律意义上的“假药”。

二作为一名刑辩律师，我决定从专利角度，给诸位讲讲影片中的暗线——假药背后的故事。

现实中，徐峥扮演的程勇，走私的印度药，与正版瑞士药，是两种不同的药。

这个改动很重要，他赋予了男主侵权的正当性，不再只是破坏国家对药物的管理秩序那么简单，隐藏了他在侵犯另一家公司专利权的事实。

毫无疑问，针对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的真药，是瑞士诺华制药公司于1998年发明的甲磺酸伊马替尼，在中国也有卖。

就是片中4万一盒白血病人吃不起的那种，也就是片中接二连三给警方施压的那位金主爸爸。

同年，印度NATCO公司生产了仿制药VEENAT，NATCO公司旗下有个代理商CYNO公司，又借此仿制了甲磺酸伊马替尼，即片中的印度供药方，价格相对低廉，在中国是卖不了的。

简而言之，现实中的印度药在研发材料和成药技术上上是侵犯了瑞士药的专利权了的，只不过印度药在瑞士药的结晶方法上进行了细微的改良。

当然，印度的专利法留了一个bug，第3节（d）条规定，已知的药物的衍生物不能申请专利，除非它们可以显示出不同的功效。

换句话说，如果一种药物开发后并申请了专利，但随后创造一个新的版本，原专利不适用于新版本。

再换句话说，洗稿不算抄袭。

于是，瑞士诺华打了7年官司，还是在2013年4月1日收到了印度最高院的败诉判决：驳回格列卫药的专利申请，自始至终不存在专利权。

就这样，印度的穷苦人民可以无视瑞士真药方的资本家嘴脸，继续合法地吃着便宜药。

而各国的《专利法》都不同，瑞士诺华的抗癌药，在中国，则成功取得了专利权。

中国的白血病患，只能乖乖的掏天价医疗费来延续自己的生命。

两种不同价格的背后，是三个国家的专利博弈。

三电影为了过审，不敢直面的问题，其实借被捕的反派张长林之口说了出来：“最难治的，是穷病。

”穷是原罪，听着多么的不政治正确啊，但我们应该直面一个问题：我们该如何为过高的专利费买单？

法律应该保护专利吗？

答案是应该。

专业的研发过程，是费力费钱费时的，不保护专利，将不再有药业公司进行研究，这意味着得了病的人都没得救，更多的人会在病痛中死去，上至达官显贵，下至片中挣扎着的舞女小偷牧师。

不保护原创，我们的社会将会止步不前。

而对原创更细致的区别保护，则是国家文明程度的体现，这需要在利益之间做好平衡，需要立法、执法的巧妙拿捏。

有人认为，不再将销售假药的人入罪处理就行，这种思路回避了另一个问题：万一倒贴钱的程勇是将药卖到两万的张长林呢？

在生死这种刚需面前，乞求渠道的垄断者良心发现，贴钱卖药，是一种智识上的偷懒。

事实上，我们的最高检、最高法也是这么做的，2014年11月18日，陆勇案后，出台了《关于办理危害药品安全刑事案件司法解释》：第十一条规定，销售少量未经批准进口的国外、境外药品，没有造成他人伤害后果或者延误诊治，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

这在司法上是进步的，但实事求是，这种一蹴而就的做法既没有保护好专利权，又没有解决病人们大量的用药需求，还有可能破坏药品管理市场秩序。

其实，我们的《专利法》已经给了完美的解决方案，那就是专利实施的强制许可，让国务院专利部门裁决来这个问题：《专利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在国家出现紧急状态或者非常情况时，或者为了公共利益的目的，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可以给予实施发明专利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的强制许可。

《专利法》第五十条规定，为了公共健康目的，对取得专利权的药品，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可以给予制造并将其出口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的有关国际条约规定的国家或者地区的强制许可。

此外，在药品价格构成方面，也是有空间操作的，譬如和电影结局那样，将代替药物纳入医保体系，或者对特殊药品进行关税减免，让普通人也能吃得起救命药。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英雄主义也不一定要靠阶级斗争实现。

最近看到好多人在朋友圈推荐《我不是药神》，有几个老师的电影品味还是我比较信任的，我自认为还是能看出他们是真夸还是宣传任务，于是昨天也从善如流去看了。

不得不说，看完觉得很意外，一是我最初扫了一眼海报，还以为是类似泰囧一样的喜剧片，没想到是个正剧，二是拍得确实不错，从制作上来讲，可以说是达到了好莱坞的水准。

当然我说的这个好莱坞水准，不是指奥斯卡的那个顶尖的水品，而是好莱坞七八十分电影的那种水平。

我这么说，并不是要吹捧这部电影，我不迷信好莱坞，只是好莱坞在完善的工业制度下，科学化的管理下，残次品确实很少，大多数电影都能做到故事结构都很完整，逻辑没有大问题，演员表演在线……这个水准，这只是个客观水平的描述罢了。

看电影到动情处，我也落泪的，不过电影看过之后，我倒是也没有像朋友们那么激动，倒是勇哥这个人，让我想起了当年《北京人在纽约》里的一段，当时姜文扮演的王启明已经赚到钱，很富有了，有一天，他和王姬扮演的阿春闲聊，阿春手上在削着一个苹果，王启明在畅谈人生，他说这个世界上啊，只有两种人是不被良心谴责的，一种人是良心被狗吃了的，因为他们没有良心，所以不会忍受良心谴责的痛苦，另一种人是从来不干昧良心的事儿的，他们也不会受到良心的谴责，最痛苦的，其实是那种良心被狗吃了一半，然后还留着一半良心的，这种人获活得最累，最痛苦了。

阿春默默的听完，把削好的苹果往他手里一递，说，“那你意思，是让狗把你剩下的一半良心都舔干净了？

”小时候看到这段只是觉得好笑，长大后知道，这个世界上完全没有良心的人和从不昧着良心做事的人，都很少，大多数的人，就像《我不是药神》里，徐峥所扮演的勇哥一样，是良心让狗吃一半又留了一半的普通人。

在电影的最初，他虽然以卖假药的loser，讨债，有家暴嫌疑的无赖形象出现，但是另一方面，他对儿子和瘫痪的父亲又是极好的，发现了赚钱的机会，他卖走私药，500块钱进的药他卖十倍，但其实他确实可以卖得更贵，这个价格就是他的一个良心价，最后的那个假药贩子，也有他的一个良心价，他的良心比勇哥的少，但是也不是说就完全没有。

许多人看完电影，更多的把它当作一个社会问题来讨论。

不过在我看来，良心其实完全是个私人的事，弗洛伊德有本我，自我和超我的说法，这个超我其实就是每个人的良心，它虽然有很多的公共社会环境的因素，但是更多的都是我们每个人打小，从我们父母师长那里习得的，所以良心说白了，就是很个人的事。

比如我因为从小接受父母对文学的定位和教育，搞得我到现在还是个穷文人，跟我爸一样。

一谈钱，内心的那个强大的道德观就会冒出来约束你。

但是有的同行就全无障碍。

无所谓谁更高尚，只是每个人的超我，你内心父母的教诲，不是那么好破掉的。

勇哥通过卖药赚了他的第一桶金，卖药这个事对于他来说是有良心上的痛苦的，单因为他是在救人，所以还可以平衡一下，但是他后来因为安全考虑放弃了卖药，渐渐的富裕起来，良心上的折磨却没有放过他，他很痛苦，最后他又通过卖药把钱还给病友们，这就回到了我之前讲的《北京人在纽约》里的那个故事，他以为他能让狗把自己的良心舔干净了，结果发现没办法，真的，对于那些良心被狗吃了一半的人，如果他真的试过之后，会发现让狗把自己另一半良心也舔干净了也挺难的，大多数普通人，是既当不了大魔王，也没办法遵从自己的良心去生活，最终每天被狗撕咬着内心，因此才备受煎熬。

勇哥一定是一直生活在痛苦中。

于是他重新作出人生的选择，干脆接受自己的良心，从此做一个不昧着良心做事的人。

这不是一个高尚的选择，但一定是一个勇敢的选择，一个普通人做出的最勇敢的选择。

世间那些最后立地成佛的人，就是经过了漫长的心路历程，做出这后一种选择的普通人。

所以，这才是我愿意为这部电影点个赞，推荐一下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些年来，中国电影市场上那些主流电影，卖座大片整体给我的一个感觉，就像岳敏君的油画里的形象，带着一副没心没肺的假笑的面孔，不愿意碰触一点点人性，不愿意去理解人性一点点的两难的道德困境。

而这部电影，虽然对人性的探讨，是比较浅层次的，简单的探讨，但可以看出还是很走心的。

放上一张岳敏君的画以表达我对这几年来中国繁荣的电影市场的感受，有趣的是，海报上人们的大笑，也很像这幅画里的人，不知道是不是导演有意为之的。

当然了，导演还是有他狡猾的地方，比如说对瑞士这家医药公司的形象刻画是非常的拉仇恨的。

但实际情况是，药的成本可能真的没有很贵，但一家大的医药公司研制开发一种呢新药，都是10亿美元起步，还不保证能够研究成功，还有可能有各种风险，比如出医疗事故你得赔偿之类。

而且一家大的医药公司可能研究五种药，只成功了这一种，其他的几十亿都打水漂了，全公司上上下下这么多人，也指望着这个药养家糊口，高管是挣得很多，但不挣得多，公司留不住人，也一样开发不出这种药。

如果压根没有人开发这个药，病友们也一样是等死。

你不许大医药公司赚钱，他们也就没有动力去开发或者资助开发新药了。

对于这一点，我觉得导演和编剧只要做足了功课，是不可能不知道的，所以电影中对大医药公司是点到为止，因为这个医疗伦理的道德困境就更大，更复杂，更难以讨论了。

但是不得不夸奖一句的是，从技术角度来讲，导演是非常善于藏拙的，点到为止的煽动了一下观众情绪，又完美的避开了这个坑，当然了，观众看过之后如何讨论，就是观众的事了。

总的来说，这还是部简单易懂但颇有意思的电影，如果你最近正好有去电影院看电影的打算，我推荐你选择这一部看看。

声明：本文一切对人物的讨论都围绕电影作品，不针对现实中原型人物。

GQ报道 | 令人生疑的“中国药神”原创： 靳锦 GQ实验室 2017-06-19 陆勇34岁之后的人生和药联系在一起。

他得了癌症，靠药物维持生命，不堪经济重负，又找到了去印度买仿制药的途径，并将这种药效可靠、价格便宜的仿制品介绍给病友。

仿制药给陆勇带来了种种奇遇。

他被捕，在看守所里关了135天，但随后检方宣布不予起诉。

他登上过全国的主流媒体，被称为“药侠”。

在癌症患者眼中，他是如普罗米修斯一样盗火的英雄。

直到今年，他的影响力抵达了新的边界——成为一部电影的原型，由宁浩监制、徐峥主演。

人们讨论这个故事中生命权与法律的矛盾。

然而，这个故事的基础——陆勇所介绍的仿制药本身，却一直被忽略。

病人、媒体、合作机构，并没有去验证过药的底细，为什么它在诸多同类产品中被选中？

它为何与陆勇有更为亲密的联系？

更重要的是，这种药在印度是否合法、合规？

今年3月，《智族 GQ》与陆勇同赴印度。

经实地采访发现，陆勇所介绍的仿制药并没有在药店出售，药监局查不到相关资料，其生产许可证也存疑。

故事的基础，开始出现一些缝隙……━━━━━仿制救命药3月13日，南京，病人陆勇特意从无锡赶来，见到了《印度药神》剧组（现名《中国药神》）。

剧组星光熠熠，宁浩监制、文牧野导演、徐峥主演，而陆勇是这部电影的原型。

徐峥坐在旁边，问了很多问题，你生病后的治疗情况怎么样？

吃了药以后有什么想法？

陆勇讲了两个多小时。

两年来他已经把自己的故事跟人说了无数遍。

34岁那年，陆勇确诊慢性粒细胞白血病，吃了两年抗癌药格列卫，花费56.4万。

后来他改用印度仿制药，价格只要1/20。

他把这些药推荐给其他病友，还帮忙代购，结果因“涉嫌妨碍信用卡管理罪和销售假药罪”被捕。

陆勇的遭遇得到广泛同情。

1002名癌症患者在联名信上签字为他声援，说陆勇“使更多的患者获得了自救路径，从而逐步走出人生灾难深渊”。

时值《达拉斯买家俱乐部》上映，主人公在影片中与癌症、人们的偏见及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抗争。

许子东在《锵锵三人行》里说，陆勇更像这部电影的主角。

一年后，检方决定对陆勇不予起诉。

陆勇在看守所一共待了135天，这段经历赋予了故事历经考验的证明。

他被看做普罗米修斯式的人物，不顾自身危险为病友盗取天火。

官方也开始向他寻求帮助，云南省工商联希望他能够牵头，促成云南药企与印度药企合作办厂。

而成为电影原型，则意味着陆勇不再只是一个事件的主角、一个边缘人群的代表，他的故事即将进入大众文化。

这是陆勇影响力所抵达的最新边界。

陆勇拿到了一本全体主创的签名，两天后，电影正式开机。

一个星期后，陆勇启程前往德里，和印度仿制药药企 Cyno 谈判合作的事情。

陆勇的故事建立在格列卫的仿制药之上。

格列卫是人类第一个分子靶向抗癌药，将慢粒白血病患者的五年生存率提升至90%以上。

药也是一门利润惊人的生意，瑞士诺华公司的格列卫年销售额将近50亿美金，延续高溢价的策略，美国市场价格曾7年内翻了两倍，中国的市场价格至今为23500元一盒。

对于癌症患者而言，他们别无选择。

仿制药与原研药在剂量、效力等各方面一致，唯一的区别在于没有专利。

印度1970年的《专利法》放弃了对药品化合物的知识产权保护，本国企业开始大量生产仿制药，并迅速发展成为支柱产业。

一种药在美国上市后几个月，就能在印度找到价格低廉的仿制药。

陆勇先后购买过两种印度仿制药。

最初他从谷歌搜索到 Natco 公司生产的 Veenat，托人从日本买回，价格四千元。

拿到手后，他犹豫了很久。

药盒包装粗糙，瓶口不够精致，绿色胶囊显得颜色可疑。

抱着实验的态度，他搭配格列卫的棕黄色片剂吃了一段时间。

一切检验正常，他才建立起对印仿药的信任。

陆勇将Veenat介绍给其他患者，成为国内推广印仿药第一人，在患者圈内颇有影响。

2011年，在吃了七年的 Veenat 后，陆勇又把推荐的药换成了 Cyno 公司生产的 Imacy，一种与格列卫颜色相似的棕黄色片剂，价格大幅下降，仅为750元，3年后降至200元。

“我们对陆勇是百分之百信任的，”患者潘建三说。

陆勇与 Cyno 公司的关系更密切，为他们的新药做过宣传，在国内办过四场推广会。

他创立的 QQ 群里，购药模板上的药企换成了 Cyno。

而让陆勇惹上法律麻烦、卷入一场举国瞩目的官司的，也是这家 Cyno 公司。

2013年，为了方便患者从 Cyno 买药，陆勇网购了银行卡，最终被捕。

在随后的媒体报道中，Cyno 成为印仿格列卫的代名词，被广泛普及。

检察院的《不起诉决定书》中，列举了多名患者的证词，“21名购药患者中多数的证言证明该药物确有疗效且无不良反应，无人证明因服用该药物对人体健康造成损害。

”“陆勇为方便病友支付药款提供账户，使得患者及时获得药品，延续生命，患者对陆勇深表感谢。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未经国内审批的药品一律属于假药。

陆勇的传奇，建立在该印仿药本身在印度合法，却因种种原因，无法被中国患者合法购得、从而被迫违法的行为之上。

如果这个故事存有另一个版本，那么成千上万的病人，将面对另一种可能。

2017年3月，我和陆勇一起去了印度。

他要见见老朋友，Cyno 公司的老板桑杰（SanjayJain ），和他聊聊在云南建药厂生产仿制药的项目。

这样的合作，国内还没有先例。

━━━━━“坏公司”“系统里没有这种药，我也没有见过。

”阿波罗药店的店长尤努斯（Yunus）看到 Cyno 所产 Imacy 的照片后，在电脑上查了一会，对我说。

两天前，我们刚刚抵达印度，准备来这家药店拍照。

印度尚在凉季的尾巴，是一年中气温较低的时候。

白天最高爬升至摄氏35度，行人有避热的余地，但缺少降水，干燥多尘。

陆勇换上印度产的棉质衬衫，透气，适应这里的气候。

德里拥堵严重，陆勇没有表现出丝毫不耐烦。

“印度是乱中有序”，他说，自己初次来印度时，发现路上大多数汽车都没有后视镜，毫无顾忌地横冲直撞，也吓了一跳。

但再堵车子也会慢慢前进，这里不强调工整、秩序，有野蛮生长的意味。

他似乎已了解这个国家的表象和背后的逻辑。

仿制药业也是一样，突破规则，最终使印度成为“世界药房”。

在德里市中心的康诺特广场，陆勇推开这家全国连锁药店的门，药店门脸小、纵深长，左右两侧是堆至天花板的药柜。

他很自然地问道，“店长在哪里？

”房间深处，店长尤努斯从电脑前抬头，对他露出微笑。

“我可给你介绍了不少中国客户。

”陆勇说。

仿制药如今成为中国游客在印度常买的特色商品，如药妆之于日本。

尤努斯的药店里，20%的抗癌药卖给了中国人。

为了更好地做生意，他随身带着学中文的书，微信里加了超过1500名好友。

GQ 摄影师希望能拍一张陆勇拿着药的照片。

他对尤努斯说，“拿一盒 Veenat。

”Veenat 盒子小巧，上面有黄色和绿色的条纹，并在显著位置印着公司的名字，Natco。

“这个药我吃了七年。

”陆勇摩挲着 Veenat 的盒子。

Veenat 有副作用，吃完会呕吐，吐的都是和胶囊颜色一样的绿水。

他反复实践，才找到了与这种药和谐相处的办法：在吃饭中间吃药，如果感觉要呕吐，就赶紧喝上一瓶可乐。

镜头中，陆勇面色苍白，有些浮肿，两颊有几块色素沉淀，这是药物留下的痕迹。

拍完了照片，陆勇并没有提及 Cyno。

隔了一天，我再次来到药店，把 Imacy 的照片给尤努斯看，问他是否有这种药。

尤努斯否认了。

“我个人建议，如果你要买，就买 Natco 的药。

”尤努斯说。

我问他是否知道 Cyno 公司。

他犹豫了一下，似乎在决定是否要告诉我，最终他说，“我知道，但那是家坏公司（bad company）。

”在印度我去过的五家隶属于不同公司的药店中，没有一家出售 Cyno 的任何药品。

中国患者购买的唯一方式，是通过邮箱订购。

Cyno有中文官网，只列了两种药品，治疗肺癌的吉非替尼和治疗慢粒白血病的伊马替尼（品牌名为 Imacy ）。

“在线订购”一栏，用黑色粗体标注了邮箱。

我发去邮件，很快收到了一封标注着详细价目表、汇款方式和邮寄流程的回复。

一盒 Cyno 生产的格列卫仿制药 Imacy 定价为65美元，即约448元。

如果买20盒，那么每盒的花销可降至约202元。

购买的过程有些过于简单，对方甚至没有要求我出示处方，而药盒内，还有中文说明书。

邮件里还特别指出，汇款的银行信息有效期只有一个星期，下次订购需再次发信询问。

印度市面上，一盒 Natco 生产的 Veenat 标价8496卢比，约905元。

一位从事十多年代购的印度人说，经销商给出的 Veenat 价格会在600到800元之间，“但是从来没有低于过600。

”“它（Cyno）在印度市场上是没有的，”陆勇说。

坐在古尔冈一处高档公寓内，他主动提到了这个问题，神态轻松，泡上一壶清茶。

“它只对国外出口，”陆勇说，只有通过与Cyno公司邮件联系才能买到，这样价格透明，杜绝假货，“想买假的都买不到，根本就没有。

” 陆勇对自己的医药知识很自信，会对一个问题迅速抛出自己的看法，然后发出嘿嘿的笑声，好像在对回答表示认可。

他言语中常见医药行业的专有名词，对药监局新政如数家珍。

尽管病情早已平缓，对药业的关注已经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

这间公寓也是与他合作的丝绸之路旅行社租住的地方。

去年，这家旅行社找到他，希望和他一起开发来印度的医疗旅游项目。

陆勇负责国内的宣传和报名，他的影响力超出了慢粒群体，丝绸之路的跨境医疗主要面向丙肝患者，而许多人正是冲着陆勇的名字来的。

有的患者打了电话还不放心，一定要见到他，“看到我了以后他才放心地交钱，”陆勇很骄傲。

患病之前，陆勇一度对生活有挫败之感，第一段婚姻失败，事业没太大成就，是“非常普通”的一个人。

药案引起轰动，意外地成为他最有成就感的事情。

2015年，他曾出席在清华举行的药事法研讨会，从患者的角度谈高药价之苦。

同样出席研讨会的慢粒患者王忠良在会上说，陆勇给大家的不是威望，他是作为一个英雄存在的。

有人敢去抗争，有人敢去公开了。

包括央视《面对面》、《今日说法》等节目都报道了陆勇案。

陆勇取保候审期间，一直在家接待记者，买了100双鞋套，很快就不够用了，只得又买了50双。

陆勇案正好发生在医改加速的变革时期。

2015年之后，国外新药的审批流程缩短；食药监总局发文，要求中国仿制药在2018年年底前完成生物一致性评价，这意味着国产仿制药的质量将得到保证。

一系列政策出台，他的名字也不断被提及。

令陆勇得救、违法又因之成名的格列卫，已经被多个省市纳入医保。

━━━━━更复杂的故事这次来印度，陆勇时间比较宽裕，去了一趟宗教圣地瓦拉纳西。

行舟恒河，他看见岸边正进行火化仪式，一具包裹着金盏花的尸体被架在木头上，大火熊熊燃烧。

一群少年潜在岸边，等待从骨灰中淘捡首饰，更多的人在河里沐浴、洗衣，生死相邻，平静无扰。

印度人期盼来生的哲学唯有欣赏，对中国人而言，现世为重。

34岁那年，陆勇收到慢粒白血病的诊断书时，问医生的第一个问题是，我还能活多久？

为了活下去，他寻找所有的可能性，联系国外的骨髓库配对，吃过九年中药。

格列卫是目前一个癌症患者所能期盼的最优解。

为了供他吃药，2005年，父亲在去联系业务的路上出了车祸，经抢救无效去世。

事发突然，没有留下一句话。

“如果不是我生病，他也用不着再出去工作。

”陆勇说。

药使他生，也令他悔。

他终生需要这种药。

唯一一次断药，是在沅江市看守所，警察忘记送过来，他停了7天，又开始想那个问过医生的问题。

沅江市检察院最终决定不起诉陆勇，认定他没有从格列卫仿制药上获利，且买银行卡的行为“显著轻微”。

在近年来数百起代购进口药案件中，陆勇是唯一一个没有获罪的。

2015年，浙江金华市人大代表胡芳还根据陆勇案写了议案。

陆勇成为了媒体口中的“药侠”，他喜欢这个称号，并把它用作了微信名。

读了《印度药神》的剧本后，陆勇对其中的人物形象不太满意。

剧本里，他成了一个想要赚钱的药贩子，后来良心发现去帮助患者。

制片人和他解释，除了审查原因，就是如果实写，人物比较平顺，不太容易升华。

陆勇和他的商业合作伙伴估计，等到电影上映的时候，将迎来药案之后的又一次媒体曝光。

届时他一定会解释自己的清白，“我确实不太能接受，因为这样的话跟我形象还是有差异的。

”他觉得自己的故事比《达拉斯买家俱乐部》还要复杂，《达拉斯买家俱乐部》的主人公后来只是受到供药限制，而他自己还经历了司法流程，“要判我，抓我过去，要起诉我，然后峰回路转，最后什么事也没有。

”2014年，刘正琛就从媒体上知道了陆勇。

他是北京新阳光慈善基金会理事长，多年慢粒患者。

2002年，陆勇患病的第二天，曾给刘正琛发过一封邮件，希望了解他的治疗过程。

但刘正琛真正注意到陆勇的名字，是在12年后的新闻上；他注意的焦点，不是对代购仿制药的无罪化讨论，而是那个叫做 Cyno 的药企。

刘正琛从来没有听说过这家药企。

他找病友要来了一盒 Cyno 生产的 Imacy，当时里面连说明书都没有。

“这个就有点像三无产品了，”刘正琛说。

他又给在世界癌症大会上认识的印度医生哈瑞• 梅农（Hari Menon）写了封邮件，问他是否知道这家药企。

梅农医生回信，“这是我第一次听说这家药企。

”在新阳光内部会上，刘正琛对病友说，不要吃 Cyno 的药。

但 Cyno 初进中国市场时，与 Natco 的药捆绑销售，并请了陆勇做宣传。

刘正琛又告诉病友，如果买回来是两种药，就把 Cyno 的扔了。

“没有没有，”采访时，陆勇立即否认 Cyno 有过宣传，“想要药的跟它联系（就行）。

”我提出有患者看到过宣传活动，他又改了口，“Cyno 刚开始的时候来过，就是刚开始它这个要上市，来宣传过的，我帮它组织的病友”，“它的目的很明显，想通过我的影响力帮它推广。

” 2011年，Cyno 在杭州、苏州、成都和无锡举办过四场推广会，陆勇帮忙组织、站台，正式将 Cyno 介绍给患者。

杭州的推广会上，还请了一位浙江中医院的医生过来讲座，出场费2000元。

根据 drugsupdate 网站，印度生产格列卫仿制药的药企除了 Natco 之外，还有7家，包括 Sun、Lupin 等印度排名前十的药企，价格都与 Natco 相仿。

陆勇说，只推荐 Cyno 的原因很简单，“因为 Cyno 的药最好”，用的是改进后的贝塔晶型。

他看过 Cyno 提供的原料单，也看过生产许可证，“其他的药我不是太清楚……但Natco的胶囊肯定不是贝塔晶型，它肯定是（第一代）阿尔法晶型的。

”在德里市东南角“无国界医生”的办公室内，我见到了夏利（Shailly Gupta），向她请教如何辨别一家印度药企是否合规。

“很难，”她皱起了眉头，这种疑虑的表情，我在后来求证过的所有印度人脸上都见过。

夏利解释，印度有些药品的审核是在邦一级政府完成的，药企也可能委托某个生产机构生产，并没有统一的渠道去核实所有信息。

她联系了 Natco 的人，唯一确定的，是 Natco 的格列卫仿制药也是贝塔晶型。

“没有办法，”尤努斯耸了耸肩。

作为药店店长，他给不出什么辨别真假药品的建议。

印度药品市场监管松散，据《印度时报》报道，2014年印度生产的药中25%为假药，假药市场规模在2017年将达到100亿美金，目前还未有权威的药品核实体系。

假药可以做到包装逼真，且含有一定有效成分，患者唯一能做的是，“去正规的药店买，”尤努斯说。

4月份，我联系到了给刘正琛发过邮件的梅农医生，他曾在著名的塔塔纪念医院工作过12年，如今是班加罗尔 Cytecare 癌症中心的资深顾问。

他向我证实了刘正琛的说法，“我在印度治疗过数千名慢粒患者，但我从未听说过这家药企。

”印度药监局（Central Drugs Standard Control Organization）是位于德里市中心的一座白色建筑，在康诺特广场东边。

这里不见游人，很安静，穿着西装的男人们有序进出。

在多次写邮件没有回复后，我试图以患者朋友的身份来这里碰碰运气，一位在药监局工作过6年的男人答应帮忙。

他打开药监局的网站查了一会儿，又重复了一遍过程，抬起头对我说，“我没找到这家药企。

这看起来有点可疑。

”━━━━━英雄还是商人？

Suraj Mal Vihar 是德里东北部的一处居民区，里面多为独栋三层小楼，门口停放着私家汽车。

工作日的午后，小区内很安静，装修的人家偶尔传出几声敲敲打打的声音。

Cyno 在邮件中标注的公司地址，在小区中央的市场内。

一栋三层的黄色建筑出现在眼前，墙面涂料大片剥落，露出底下的黑色材料。

商户门窗紧闭，大幅的广告牌上随处可见涂鸦，一幅广告牌歪斜，摇摇欲坠。

门厅的走廊上，有印度街头常见的体型瘦长的野狗穿过。

一个裁缝在院子里架起缝纫机，咯吱咯吱地踩着，他的妻子于一旁帮忙裁剪，他们是这个市场上仅见的商人。

Cyno 的地址在建筑的二楼，门框边上挂了几枝黄花，一只监视器在门上方亮着。

无论是建筑入口还是门口，都没有关于 Cyno 公司的任何标志。

附近一家玩具店的主人是小区居民，在这里生活多年，“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里有叫 Cyno 的公司，”他告诉我。

热心的店主用谷歌搜索了一下，说 Cyno 的地址应该在 Preet Vihar。

Cyno 另一处公开地址，也是它印在药盒上、标注在谷歌地图上的地址，位于地铁站 Preet Vihar 附近的一栋棕红色建筑内。

从左侧的楼梯上去，到三楼，可看见一个挂着“Gukka Pharmaceuticals ”牌子的大门，里面有工作人员走动的声音。

Gukka 和 Cyno 两家公司同属于印度人桑杰，Gukka生产普药，Cyno生产抗癌药。

陆勇与桑杰是不错的朋友，每次到印度都会见面。

他一早就告诉我，印度药企的办公室都很小，“不像我们中国喜欢空间大的。

”Cyno 并不是第一家陆勇寻求帮助的印度药企。

2006年1月，陆勇第一次来到印度，是为和了Natco公司的老板见面，希望对方能够把药卖到中国，并且把价格降下来。

在孟买的酒店里，陆勇和 Natco 的老板及国际部负责人吃了一顿午饭，之后聊了一个多小时。

他告诉对方，中国慢粒患者超过百万。

“实际上慢粒患者是没有一百万的。

他（Natco老板）觉得非常开心，因为中国的患者（数量多），他开心得不得了。

”陆勇一笑，将其视作聪明的变通术。

“这个资料不是我搜集的，”陆勇又说，是同行的红十字基金会志愿者提供的数据。

时隔两月，陆勇再次去了 Natco 位于印度海德拉巴的总部，与对方又见了两次。

Natco 开始对中国市场产生兴趣，4月份来到中国，想了解市场是否真如陆勇所说的那样庞大。

他们去了卫生部和红十字基金会，陆勇在上海给他们引荐了自己的中医。

之后，Natco 与他再无联系。

“一方面我估计可能生病的人数也没有那么大，他觉得我们提供的信息不准确。

另一个方面，它的药也不能通过正常渠道顺利到中国来，因为中国是有专利的。

特别是他跟卫生部信息中心见过面以后，他们肯定拿到了这个信息，就不相信我们了。

”陆勇说，Natco 是上市公司，如果枉顾专利直接卖药到中国，麻烦就大了。

2011年后，陆勇开始推荐 Cyno 公司生产的药，而 Cyno 直接向中国患者卖药的。

陆勇又说，这是 Cyno 与 Natco 不同的商业模式。

“Natco 公司比较大……经销商可能是一千甁、几千瓶这样定的。

中国患者的话，每个患者跟他们联系，一个个的就很烦。

”Cyno 公司老板桑杰为人低调，在陆勇案引起密集关注的时期，仅在腾讯《焦点人物》中接受过一次电话采访。

他在电话里说，“我们公司各种执照齐全，请不要把我们的药当做假药。

”4月5日，我在 Preet Vihar 附近这栋棕红色的建筑里见到了桑杰。

他把采访地点定在 Gukka 楼下的会议室，门口没有标识，看上去和普通的居民房一样。

屋内家具简单，装饰纯白，没有任何文字。

桑杰是印度耆那教徒，身材高大，在四十度的天气里，他仍然穿一套剪裁得体的三件套西装，左胸口袋里插着叠好的手绢。

他谨慎而礼貌，从不详述一个问题，多以短句回答，然后露出一个标准的微笑，嘴角上扬，示意回答结束。

2004年，桑杰接到一个中国人的电话，对方想要一些抗癌药，他因此认识了陆勇。

当时 Cyno 是经销商，主要将药品销往日本，桑杰对中国市场的情况一无所知。

陆勇开始给他介绍一些中国客户，从他这里购买 Natco 公司生产的格列卫仿制药 Veenat。

2010年起，Cyno 告诉陆勇，自己也开始生产格列卫仿制药，Imacy 随后成为陆勇向中国慢粒患者介绍的主要药品。

公开资料中关于 Cyno 的介绍很少，官网简略，连公司成立时间也没有，首页五段英文中有两段是重复的。

据桑杰说，他1984年进入医药行业，1999年创建了 Cyno，如今公司能够生产400多种不同品牌的药，年生产100万粒，营业额五百万美元。

Cyno 主要做出口业务，75%的市场在日本，15%在中国。

两国的患者都是通过邮件直接向公司订购，公司把药物邮寄出去，“我们会在邮件里要求他们出示处方，”桑杰说。

桑杰估计，陆勇大概为他带来了几千位患者。

慢粒患者需终身服药，Cyno 现在每天收到约100封来自中国的邮件，大多数订购的是格列卫仿制药 Imacy。

印度制药业发达，桑杰说，印度有数千家药企，Cyno 大概能在印度排到前一千名。

“我不做任何宣传，”桑杰说，Cyno 的消费者是通过口口相传得来的，“我们只关注药品的质量。

”他对与云南药厂的合作没表现出太大的兴致，强调自己已经五十岁了，对已有的市场很满足，“我没那么急切（I am not desperate）。

”我问他能否在印度的市场上买到 Cyno 的药，桑杰表示，可以，唯一的问题是得等几天。

“在任何一家印度药店，这是可行的。

”事实上，Cyno 公司2011年在中国做过宣传，并将自己的药品与 Natco 公司的 Veenat 捆绑销售。

收到患者的订购邮件后，Cyno 并没有提出查看处方的要求。

在印度，药店中也无法购买到 Cyno 的药品。

陆勇案经媒体报道后，向公众普及了印度仿制药的概念。

大量新闻以及随后的法律决定、人大代表议案等构成相互印证的链条，让陆勇成为了所有信息的入口，公众对他的信任，也转移到对他所介绍的产品的信任上。

云南省工商联办公室主任柳树说，“我去过他们（Cyno ）公司，看过它的一些产品。

其他的资质，包括它的生产许可证，这些我们没有看过。

”“这个药是陆勇给咱们开辟的一个途径，又有新闻垫底，都是他的正面的声音，你说患者可能会不去选择吗？

有几个新患者会有理智去选择正规治疗？

”李毅达（化名）说，他是多年慢粒患者，也是2004年陆勇最早创建的慢粒 QQ 群中的一员。

媒体的关注点多在中国药价高上，但并没有注意过 Cyno 本身。

“其实是漏洞百出的一个表演，但是就有人相信。

”李毅达说，许多慢粒患者希望相信一个“横空出世的救世主”，能够帮助他们摆脱苦海。

他推测陆勇对 Cyno 的宣传，其中有经济原因，“一句很中肯的评价，就是他是一个商人。

”但陆勇作为开拓者的角色深入人心。

“我不管他是卖假药，还是盈利了，还是没盈利，不管什么原因，他也是做了很多年，”王忠良说，他2012年患上慢粒，一度想过放弃治疗，是印度仿制药让他存下希望。

“他被抓进去了，关了130多天，最终陆勇事件作为新闻在央视一直滚动播出，他把我们这个疾病公诸于媒体、公诸于社会，也是一个很大的推动。

”━━━━━最后的质疑4月6日，陆勇在德里的南京饭店庆祝了自己49岁的生日。

距患上癌症已经过去了15年，他身体康健，喝了一大杯红酒。

月底与桑杰的会面后，他在印度一个多月的行程圆满结束，回到家乡无锡。

印度刚刚进入热季，迎来摄氏45度的高温。

但无锡正是宜人的春天，有微风，街头宽大的树叶发出哗哗的声音。

一个茶室内，陆勇泡好了一壶功夫茶，两个月以来，我们的大多数谈话都伴随着茶氤氲翻滚的热气。

“他们对中国市场还是非常感兴趣的，”陆勇笑容满面，说双方初步商定，与云南方面合作的药厂投资规模约一个亿左右，Cyno 提出以技术和三百万人民币的投资占股一半，在中国生产仿制药。

“如果我们谈成功的话，一方面对中国这个仿制药的促进是一个好处，第二个方面降低药价，第三个方面的话，对我个人也有好处……如果建立一个药企，或者我参与，或者有股份的话，这肯定好说对不对。

”去印度之前，他就有此愿景。

我再次提到，在印度的药店里没有看到 Cyno 的药。

“有的，”陆勇突然改了说法，说 Cyno 公司曾给他发过一个视频，上面显示，药店的货架上有药在卖。

但他自己并没有去验证过。

“我已经跟它联系了，我怎么还能去药店买呢？

不可能的。

”陆勇一直微笑，语速依旧很快，没有任何被质疑冒犯的情绪。

他说，2008年时就看到过 Cyno 的伊马替尼生产许可（这一说法后来改成2011年），还去过它位于索兰山区的药厂，“在悬崖上面下去的”，“下面大概有五层”。

Cyno 给他看过一份在日本做的检验报告，上面显示，100mg 送检药品的伊马替尼有效成分为100mg，质量合格。

“你能查到的，我也查过，”陆勇嘿嘿笑着，“我百分之百保证。

”这些材料都是 Cyno 方面提供的。

陆勇胸有成竹，说自己也做过药品检测，2015年时还查证过 Cyno 的生产许可证批号，“绝对不会有任何问题。

”他用了很多“绝对”，“据我了解他们绝对是有许可证的，没有许可证他们绝对不敢的。

”茶凉了，陆勇没喝，也没有再续。

“我只关心它的药好不好。

至于它的运作模式，是不是在印度销售，或者只是出口，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陆勇找出一份2011年私下在无锡大学做过的检测报告，分含量比较和质谱比较两个部分，从图表的峰面积显示，送检药品和对比药品的峰值几乎一致。

且这种检测“一天就可以做出来”。

“这不足以说明什么，”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的罗元明博士看过检测报告后说。

药物成分检测需要多次重复实验及多批次的样品，而且还需要用标品制作标准曲线，比较耗时，这个报告太简单，只是给出检测器显示的峰面积以及质谱TIC峰面积，还没有任何文字说明。

2017年3月底，刘正琛将 Cyno 的仿制药与格列卫送去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检验。

5月2日，他拿到了检验报告。

报告对比了两种规格的 Cyno 仿制药与格列卫，每100毫克仿制药的有效成分伊马替尼比例分别约为格列卫的55%和83%（注：该检测仅测试 Cyno 两个批次的药品，且其中一个批次生产日期较久，存在偏差可能，仅供参考）。

“这种病吧，它不是说你吃了不好短期内能呈现出来，”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江倩医生说，“因为这种病如果不吃这类药也可以平均生存三五年，个别长的也有十年，药与药之间正副作用很难说。

”她曾发表过一份针对949名患者的研究，结果显示，相对于服用原研药患者，服用仿制药的患者治疗反应较差。

而目前服用仿制药的患者可通过非正规途径获得药源，“疏于规范化管理”可能是重要原因。

陆勇出示了一份 Cyno 的伊马替尼生产许可和两份申请表格。

该生产许可由印度喜马偕尔邦颁发， 但上面标注的药品种类（other than those specified in Scehdule C,C(1) and (X)），并不涉及处方药范畴。

即便如此，喜马偕尔邦药监局的网站显示，该生产许可证的有效期为2010年3月25日到2015年3月24日，而Cyno2017年1月生产的药品上，仍沿用了这一批号。

桑杰另一家药企 Gukka 的生产许可证号，有效期也已于2015年到期。

这意味着，Imacy 不仅在专利和技术上是仿制品，没有得到中国市场的准入许可，它在印度的生产也是违规的。

“这个我不知道，”陆勇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我又不是这方面的专家。

”印度的梅农医生表示，如果不具备正规的生产资质，最大的问题在于药品缺乏监管，从而无法保证每批次的品质。

我给桑杰发邮件询问，他再未回过我。

每天，陆勇的两部手机不停闪烁，都能收到将近十位病友托他买药的请求。

这些人从网上找到了他的联系方式，说自己不懂汇款、不懂英文，网上写的流程也太复杂了。

陆勇颇有些怒其不争，“这些患者实际上也是对自己不负责任，因为你这个病是长期服用的，你绝对不能依赖人家，”他说，“你买个手机都要花半天的时间看看它是不是好的，对你人生非常重要的事情，你怎么能够随便看了十分钟以后，马上就说我搞不懂什么东西。

”━━━━━编辑：曾鸣采访、撰文：靳锦视觉：梁爽摄影：罗洋━━━━━以下内容转自知乎 作者：匿名用户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61326470/answer/186667657来源：知乎著作权归作者所有。

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

由于报道本身具有较高的阅读门槛，希望诸位能够先耐心读完报道。

这篇报道具有重大意义，但是在讨论这篇报道作为新闻写作的意义之前，有更紧迫和需要大家关注的地方。

希望诸位不仅仅将这作为一个知乎回答，而是作为一件需要你彻底理解和帮助的社会议题来推动。

先说目前最迫切的现状，也可以说是推进此事的几大难点：1. 中国约有十万慢粒患者，陆勇所掌握的群大概覆盖一万人，也就是十分之一。

而他代购、主推的仿制药已经中科院证明有效成分远远小于原研药。

也就是说现在全中国十分之一的慢粒患者的生命控制在陆勇一个人手上。

而他在慢粒患者中已被封神，慢粒患者以及多数绝症患者圈子是普通人难以想象的圈子。

这些患者极其家属的普遍特点是：没有能力乃至精力独立辨别仿制药的质量，并进行跨国购买极度的绝望，在这种绝望下失去判断力，一点点希望都会视为救命稻草迫切需要一个英雄式的神话来拯救自己因此，作为“中国仿制药代购第一人”的陆勇，在慢粒患者的圈子里不仅垄断了仿制药的代购，且成为神话般不可动摇的权威存在。

在该报道出来之后，极少数知情患者也不敢公开提及、质疑、反对陆勇及其代购的仿制药。

而陆勇本人至今没有做出回应。

2. 陆勇是被媒体塑造的。

几年前他的故事被称为“中国版达拉斯买家俱乐部”，他被称为“药侠”，超过150家媒体报道过他。

于是，人大代表提案，云南省工商联找他合作。

宁浩监制、徐峥主演的以他为人物原型的电影《中国药神》即将上映。

在此过程中，媒体、政府、资本，没有一方对他进行过深入调查，没有一方对他代购的药进行全盘考察。

如今这篇报道无异于让媒体和各个利益方自掌耳光，当年参与制造这起神话的媒体，并没有跟进此事，导致这篇报道并没有获得应有的关注，这也使得这件事目前的后续推进困难重重。

3. “陆勇代购的不是正规仿制药吗？

”陆勇先后代购过两种药，我们可以看到，在他代购第一种、也就是印度Natco生产的Veenat时，是采取向对方寄款的方式。

但吃了七年后，他突然换成了Cyno公司生产的Imacy，不仅为它站台宣传，还网购银行卡让患者集资购买，陆勇正是因为网购银行卡才被捕的。

而现在，陆勇牵线Cyno和云南药厂合作，这个项目据称投资过亿。

而Cyno合规吗？

1. 作为药厂，直接向患者个人售药。

2. 收款银行信息一周一变。

3. 印度本土药房中买不到，药监局查不到。

4. 生产许可证不合规且过期。

5. 多位印度慢粒专家证实从未听过。

6. 报道中没提到的一点是，这事儿在慢粒圈根本不是秘密。

接下来，针对多数普通人对这件事以及这篇报道产生的错误认知，做一个回答：1. “中国版达拉斯买家俱乐部。

”这不是一个中国版达拉斯买家俱乐部的故事。

或者说，这是一个变种版达拉斯买家俱乐部的故事。

多数人可能并不清楚陆勇这个故事的前因，并未仔细看完报道的全文。

也是因为这件事经过了多次反转，多数人还停留在最后这个反转的前面一个阶段，认为陆勇是在中国专利药价格昂贵的环境下代购更为便宜的印度仿制药的英雄。

并不是这样，所以请不要再将此事定性为“中国版达拉斯买家俱乐部”。

2. “陆勇代购的是仿制药，你懂不懂仿制药和专利药的区别？

那不叫假药。

”专利药、仿制药以及陆勇代购的 Cyno公司的仿制药，是三种不同的东西。

参见报道原文：陆勇的故事建立在格列卫的仿制药之上。

格列卫是人类第一个分子靶向抗癌药，将慢粒白血病患者的五年生存率提升至90%以上。

药也是一门利润惊人的生意，瑞士诺华公司的格列卫年销售额将近50亿美金，延续高溢价的策略，美国市场价格曾7年内翻了两倍，中国的市场价格至今为23500元一盒。

对于癌症患者而言，他们别无选择。

仿制药与原研药在剂量、效力等各方面一致，唯一的区别在于没有专利。

印度1970年的《专利法》放弃了对药品化合物的知识产权保护，本国企业开始大量生产仿制药，并迅速发展成为支柱产业。

一种药在美国上市后几个月，就能在印度找到价格低廉的仿制药。

实际上，在慢粒患者圈，通过代购印度生产的仿制药进行治疗，是非常普遍的情况。

在印度，仿制药也是一项非常大也相当成熟的产业。

具体到格列卫这种药，合法生产且有同等疗效的仿制药品牌非常多。

而陆勇代购的Cyno 公司生产的仿制药，在印度属于违规生产的不合法药物，其有效成分经检测远小于原研药。

也就是说，陆勇代购的是仿制药里的非法药品，的确就是假药。

3. “因为在中国购买专利药价格昂贵，有便宜的仿制药为什么不能买？

即便是假药。

”如第2点中说明，在印度，能够买到的正规合法的格列卫仿制药非常多，至少有十几家药厂生产，有的还是印度顶级药厂。

并且，报道中尚未来得及更新的一点信息是，通过与这些正规厂商进行谈判，如今中国的慢粒患者能通过代购买到的正规仿制药的价格也已降到250左右一盒。

陆勇代购的假药是200一盒，早已不具有价格优势。

但由于陆勇在代购格列卫仿制药这个领域的垄断地位，很多患者并不知情、也没有能力通过其他渠道购买正规便宜的仿制药。

4. “陆勇代购的药有效成分不足，但有一点效果是一点效果，总比买不起专利药等死要好吧？

”“如果能花200块吃到有效成分55%的药，不也很划算吗？

”结合第3点，患者完全可以有合法、安全、有效且同样便宜的仿制药选择。

而且，1. 陆勇一直宣称他所主张的药的有效成分与原研药的相似度高达99%以上，患者并不知道真实情况。

2. 有的批次有效成分是原研药的55%，有的是83%，所以患者是该吃两倍的药还是一倍半呢？

药能是这样加减乘除吗？

3. 乱吃药带来药效的不可控。

文章中已经提到江倩医生的报道，吃印仿药的患者后续监控很差，主要原因就是药的来源不明。

各位可以查查江倩医生在慢粒圈的地位，她是“慢粒一姐”。

然后终于可以说一下这篇报道就新闻写作而言的重大意义，并对新闻从业者提出一些质疑：在以资本主义为导向的现代，旁观这几年来，特稿或所谓调查报道的写作，越来越朝着“故事化”乃至“影像化”的方向发展，似乎一个选题是否能够被通过、一个新闻事件是否值得被写出，能不能成为“爆款”、能不能改编为影视剧，成了最被值得考量的依据。

新闻早已失去其正义性。

在陆勇代购仿制药，被神化、多次进入人大提案、被拍成电影的过程中，为什么全国150多家媒体没有一家进行深入调查？！

与《大兴安岭杀人事件》这样在报道过程中发生杀人案件便成功引发大量关注的调查报道相比，《令人生疑的“中国药神”》所做出的努力显然远远更加值得被关注，这是真正的对于事实如侦探般的调查，对于真相抽丝剥茧般的发现。

其中的艰险和勇气不仅超越了“记者”这一身份，也令调查报道这一类写作在如今的时代重新拥有（或还原了）它所能有的最高使命和价值。

纵观国内这十年来的非虚构写作，此篇报道可谓是一座里程碑。

因为它不仅是一篇完全凭借一己之力去完成的对事实的重新审视、对真相的再次发现的非虚构写作，它真正可能改变了无数人的生命。

写作这篇报道的本身就是一部电影，中国版《聚焦》。

这是一篇真正考验新闻从业者的良知和选择的报道。

出于报道作者的职业素养，报道本可以写得更加“吸引眼球”，但《令人生疑的“中国药神”》仍然选择了理性、客观的视角呈现所有的证据，在写作手法上，并不像当下流行的非虚构写作那样充满戏剧性，这也导致报道显得非常温和。

报道出来后，诸多权威媒体的集体沉默使得这篇报道并未得到应有的关注。

是的，这篇报道无法被改编成影视，甚至是《中国药神》目前最大的绊脚石；这篇报道也不够“好看”，不够“充满争议”，在故事性和写作手法上不能被当做非虚构写作喜闻乐见的热点进行讨论；由于此前其余媒体对陆勇进行的光辉塑造，新闻从业者也不敢自掌耳光。

然而它无愧于新闻和新闻从业者所能拥有的最高价值。

综上所述，《令人生疑的“中国药神”》这篇报道对于陆勇这位“英雄”的揭露，仅仅是一个战斗的开始。

至于它能够走多远，是否能够真正引发全社会的关注，是否能够真正挽救千万慢粒患者的生命，必须要靠你——一个不相干的普通人继续推动下去。

这篇回答写完，必然还有许多质疑和讨论，这不重要。

因为是否能够得到更多的力量对此事进行关注和跟进，哪怕是质疑、甚至是推翻，都会让事实更加清楚，让药的问题更加明白，这才是这篇回答的重点。

无论是批评还是赞同，在此我作为一个对此事略知一二的普通人，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