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月几时有

原载于文慧园路三号2017年迄今最好的国片出现了 文 | 落木君，纽约大学电影系许鞍华的新片《明月几时有》，算起来，是她第四次讲民国的电影了。

这部片子虽未正式上映，但在上海电影节和北京的点映与影迷见面后，已经引起了不小的争议。

观众的反应褒贬不一，有人感动得落泪，有人则觉得有些淡而无味。

看豆瓣上的评价，很多人觉得，故事讲得有点散了，有点不知道说的啥。

落木君去看了北京的点映，个人觉得，片子质量让人十分惊喜，可以算得上2017年华语电影年度最佳了。

很多豆瓣网友所说的“叙事散漫”，其实恰恰是这部片子的精华之处，是很高级的东方文人叙述方式。

形散而神不散，看似处处是闲笔，但仔细一品，无一处是闲笔。

看似东拉西扯，絮絮而谈儿女情长，百姓琐事，看完全片，你会发现许鞍华的野心，她勾勒的，是整个香港抗战时期的风俗长卷，她描绘的，是整个民族的韧性和旷达。

形散神不散 电影讲的是40年代的香港，东江纵队的游击队抗战往事。

以港九大营救中，营救郭涛和蒋雯丽扮演的茅盾夫妇为引子，以点带面，引出了三支主线：以彭于晏饰演的刘黑仔为代表的，正面抗敌的短枪队，以周迅饰演的方姑为代表的，传输情报的情报人员，和以霍建华饰演的锦荣为代表的，打入敌人内部的地下党。

而方姑作为主线人物，她与锦荣的情愫，与刘黑仔的惺惺相惜，与母亲和童子军郑家彬姐弟等其他情报人员的感情，串联起了整个故事。

三支主线相互交错，网罗了香港抗战往事的各个阶层，但导演笔墨有浓淡，人物却全是立体的：战时笔耕不辍，却不得不颠沛流离的文化名人，精打细算勉强维持体面婚礼的普通市民，有春夏饰演的富家千金这种看似奢靡，实则心怀信仰的名媛交际花，还有喜爱中国文化，但永远也无法理解中国的日本军官。

甚至连港口负责搜查的普通老百姓，许鞍华也精雕细琢，将其犹疑又怕事自保的心态刻画得入木三分。

这些细腻的对世情的群像描写，恰是导演想让电影呈现的状态：国难当头，不同阶级，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的人，都在拯救自己，拯救这个民族。

细究下来，每一处似乎旁枝斜逸的细节，都有情节的勾连。

譬如春夏饰演的富家千金，与日本上层的女子纵情歌舞，似乎沉沦于乱世中短暂的欢愉，一度让人疑惑，这与电影中的主线故事有何关联，但随着叙述展开，参与情报工作的方姑母亲被捕后，春夏也同时被捕，我们才恍然大悟，她原来也是心怀大义的抗战人士。

霍建华饰演的锦荣，是周迅饰演的小学教员方姑的男友，他突然的求婚，和求婚不成后的告辞，一度让人摸不着头脑，直到电影最后，观众才理解，在向女友求婚的时候，锦荣已有了为国赴死之心。

再比如作为日方中文教师的锦荣与日本军官的几场对手戏，更是寥寥几笔，却画龙点睛，含蓄表达出导演对抗战的态度。

两人的微妙关系几乎成为抗战时中日关系的隐喻。

日本军官倾心于中华诗词的精妙，但永远参不透其中精髓。

剧中借用七步诗的典故，显出了日本军官对大国文化的掌控欲，不尊重和傲慢，锦荣情急之下随口做对的诗却不卑不亢，绵里藏针。

这些细节都在故事最后严丝合缝地对隼了。

这种看似散漫，其实草蛇灰线的叙事方式，其实是从古至今，汉民族特有的古典叙事。

任何一个在红楼梦，金瓶梅等古典小说的浸淫下成长的中国观众，都应该会觉察到一丝久违的舒适感。

散点叙事 最让人击节的，是梁家辉饰演的童子军彬仔的伪纪录片采访式的旁白插叙设置。

在此片中，梁家辉饰演老年的郑家彬，昔日的童子军，曾与方姑等东江纵队成员并肩作战，传递情报。

方姑，刘黑仔，锦荣等人的故事，是由他的碎片式回忆，勾连在一起的。

这样的形式，乍一看有点像关锦鹏的《阮玲玉》，或许鞍华的上一部电影，同样以个人的沉浮描写整个民国文坛的《黄金时代》，细究起来却全然不同。

梁家辉彬仔的采访，是戏中戏，梁家辉虽直接向观众叙述，但他扮演的仍是戏中的角色，而非梁家辉本人。

采访本身也是戏中的情节，剧情因此用彬仔的采访作套子，以插叙形式出现，结尾又回到彬仔的开车离去。

更妙的是，戏中的情节虽由他的采访引入，但视角却是全知视角，超出了他在东江纵队时，作为孩子的视角。

剧中对于刘黑仔，方姑母女和锦荣的描写深度，远远超出了彬仔所知。

这种叙事手法足以看出许鞍华导演的文人气质，民族美学！

落木君不由得想起前段时间，奇爱葛格在北影节做的“文人电影”特别单元。

其中的《小城之春》，女主角玉纹那种超出了全知视角的旁白，也一度让中外学者既着迷又疑惑。

君君一直觉得，恰恰是这种全然自由的，游离于内心和客观世界的旁白描述，掌握了中国文化五千年来写意表述之精髓！

君君先班门弄斧，举个绘画的例子吧，在毕加索立体主义之前的西方绘画中，老外们一般使用单点透视，比如下面这幅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透视点在正中，画出的是事件发生的一瞬间。

而东方的绘画思维是散点透视，比如《清明上河图》，透视点有很多，使得一幅画可以突破时间，空间的限制，超越了一时一地一个人的感知，可以自由穿梭千里江山，移步换景。

这种放飞自我的自由表现到了古典小说里，照北师大郭英德老师的总结，变成了一种“散点叙事”。

比如说，水浒传里写武松对付孙二娘，是这样写的：先全知叙述武松的动态：武松也把眼来虚闭紧了,扑地仰倒在凳边。

这时就开始说武松的听感：只听得笑道:“……”便叫:“小二、小三,快出来!”只听得飞奔出两个盛汉来,听他把两个公人扛了进去,“一只听得他大笑道:“今日得这三头行货,倒有好两日馒头卖,又得若千东西。

”听得他把包裹缠带提入去了,随听他出来。

然后突然又转到旁观者的视角：看这两个汉子扛抬武松,哪里扛得动?直挺挺在地下,却似有千百斤重的。

又回到武松的听觉：只听得妇人喝道……古典小说这种“散点叙事”的手法，随处可见。

这种描述已经跟电影分镜头脚本似的了。

而到了戏曲里，这种散点叙事的思路，成了戏曲的代言体，变得更加放飞了，全知视角和限知视角自由穿梭毫无障碍。

主角上来先念个定场诗，跟观众讲自己的身世，一会儿在剧情里，一会儿又背着剧中人跟观众讲两句心里话，甚至直接作者附体评价一番。

角色知道的事情可以大于剧情，也可以小于剧情，还可以等于剧情，而不会精神错乱，偶尔各怀心思的两人同时跟观众讲话，剧中人还可以选择性耳聋，互相听不见，最后下场还仿佛未卜先知似的，预告了自己身世。

对于精通京剧之精髓的费穆导演， 《小城之春》中玉纹的旁白，自然而然就是这种操作，这足以让洋人震惊了，但是对于放飞自我的中国人，咱是见怪不怪。

而《明月几时有》中，梁家辉饰演的彬仔在散点叙事之外，还是一个重要的“功能性人物”。

他就像《桃花扇》中的老赞礼，《长生殿》中的李龟年，《红楼梦》中的贾雨村，作为一个群戏中的“纬星”。

彬仔的采访，让导演可以自然地打破电影的第四堵墙，自由表述。

他既是场外之人，评点戏中人事；又是场内之人，展现当年世事。

这种双重身份，使他不仅在电影的叙事结构中可以“细参离合之场”，而且在抒情中承担着抒发“兴亡之感”的重要任务。

而梁家辉教科书般的演技，也很好的完成了这一任务，他的表演无比真实，连脖子上的皱纹都特别有戏。

如果不是知道他是梁家辉，观众简直要误以为这是真的人物采访。

彬仔的设置，hold住了整个故事的“形散”，而且拉开了时间的跨度，让细腻的，细节上精雕细琢的故事，一下子有了沧海桑田的宏大感。

借离合之情，抒旷达之感 和孔尚任，曹雪芹一样，许鞍华的《明月几时有》，电影叙事沿用了中国传统的“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的手法。

通过方姑的成长，与两个男人的情愫，与母亲的生离死别，写出了一个时代的兴亡之感。

这种家庭伦理的故事内核，写家国情怀的宏大叙事，其实一方面延续了许鞍华从《客途秋恨》到《黄金时代》一以贯之的细腻又客观的描述，另一方面，又沿袭了民国文人电影传承不息的民族美学传统。

《明月几时有》让我想起，郑君里和蔡楚生两位影坛巨匠联合执导的《一江春水向东流》，同样也是用诗句作题，同样讲抗战，同样的“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的叙事手法，也同样有望月场景，每当江上月圆时分，忠良月下“永远团聚”的誓言，成了发妻素芬生活下去的信念。

“明月”作为一个民族希望的象征，也成为两个电影共同出现的意向。

但不同于《一江春水》表现出李煜式的沉郁，《明月几时有》就像它所引用的苏轼的词句，全片有一种港人特有的从容旷达之感。

没有悲悲戚戚，只有为国的奋不顾身和乐观向上。

从影片开头被营救离港的一句“胜利再见”，“胜利见”成了所有抗战时港人心中的明月，从侠客般神勇的刘黑仔，到娇小瘦弱的方姑，到方姑年迈的母亲，所有港人，怀着希望与乐观的心态，积极抗日。

虽然刘黑仔也有“入了短枪队，就没想着活着回来。

”，方姑母亲也有“死不重要，不要连累队友。

”但每个人说到生死，都有一种旷达和乐观，甚至有种幽默。

这种幽默的背后，是香港人对整个民族整个国家的自信。

胜利后见没见，影片悲悯地在此处留白，我们每个人也心知肚明，苏轼的水调歌头也已经给出了答案：“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但本片的旷达洒脱正如苏词的最后一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这体现在影片末尾，惊艳的长镜头，明月照耀下的香江边，香港，东江纵队曾经抛头颅洒热血保卫的地方，已是高楼林立的大都会。

许鞍华的民族认同感和港人的自豪感，在一个镜头中表达得淋漓尽致。

正如《客途秋恨》中她借爷爷之口说出的“不要对这个国家失望。

”，本片中也洋溢着一种极其旷达的民族自豪感。

明月，是这个民族千百年来坚强不屈的希望。

我想，这也是许导演为什么要把本片的英文名起为：Our Time Will Come的原因吧，不管当下有多糟心，香港人总相信，我们的时代会到来。

这部片子也让我对17年的中国电影有了希望，在商业化IP化的大潮下，我们仍有这样的导演，坚持民族美学，文人风格，坚持讲述本民族的故事。

有人担心这部明星云集的文艺片会不卖座，我却是比较乐观的。

在上海电影节，曾经有导演怒喷中国观众是“垃圾观众”。

但我想，曾经的《一江春水向东流》，一部长达三个小时的文艺片史诗长卷，能够在上海引起巨大轰动，每七个人就有一个看过《一江春水》，甚至影响了中国的政治格局，连***败退到台湾时，甚至觉得《一江春水向东流》，《八千里路云和月》，和《乌鸦与麻雀》，让国军失了民心和江山。

那时的观众欣赏得了《一江春水》，现在往返于京沪两地，在电影节受到各种高级片子洗礼的观众，就欣赏不了《明月几时有》了吗？

观众都不傻，好内容，观众都会懂的。

算上《明月几时有》，我已看过许鞍华导演的6部作品，其余5部是：《投奔怒海》《女人四十》《千言万语》《天水围的日与夜》和《桃姐》。

一路看下来，你会发现许鞍华的变化，是分为两条脉络的：一条是“戏剧性的不断衰减”；一条是“意识形态的逐渐淡化”。

其中，《投奔怒海》可以视作是将两者都发挥到极致的作品。

影片从一个日本记者重访越南开始，跟随着他的视野，一步步戳破了表面的祥和，揭露出一个虚伪政权的真实面目，背后实际影射了港人对即将变色的意识形态的集体焦虑。

全片戏剧性充足，政治隐喻浓厚，是香港新浪潮时期的巅峰之作。

后面到《女人四十》，意识形态已被剥除了，取而代之的是戏剧化的平民生活；而《千言万语》则基本摒除了戏剧性，转而去关注意识形态对个体的裹挟，呈现出末世的悲凉感。

直到《天水围的日与夜》，许鞍华将戏剧性与意识形态通通放下，专注去呈现小人物的琐碎日常，拍出了一种克制的温情与生活的诗意。

至于《明月几时有》，依然延续了她自《天水围》后奠定的那种淡然的风格。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变化，我想和年龄的关系是最大的。

许鞍华出生在1947年，到今年已经70岁。

这是个看淡的年纪，不会再为亢奋的激情而血脉喷张，也不会再把“人生如戏”当成是生活的主旋律。

一切终将归于平淡，平淡是真，这是从时间身上剥落的真理。

《明月几时有》讲述了抗战时期的一群年轻人——率领游击队正面迎敌的刘黑仔，从事情报传递工作的方姑，打入敌人内部的地下党锦荣，讲述了他们的选择和命运。

很主旋律吧？

是的。

如果你在进入一部艺术作品前，就自觉打开意识形态的雷达，那么这确实是一部主旋律电影。

但我不这么看。

我觉得许鞍华真正想拍摄的，只是一个动荡的时代下人的生存状态。

只是这个时代，刚好是抗战时期；只是这群人物，刚好是游击队员。

只是，战争不期而至，他们没有甘于沉默，而是为各自的理由，选择了投入时代的潮水。

这里面，有天真，有无奈，有家国情怀，有江湖义气，唯独，没有意识形态的位置。

就说“天真”吧。

许鞍华的骨子里，有一种没遮没拦的天真。

记得有一期锵锵三人行，许鞍华来做客，窦文涛问她天水围的意义，许鞍华答，让我重新建立了对电影的信心，感觉又可以吃很久了。

又问她，导演是干嘛的？

她答，导演就是把别人（编剧、摄影、演员……）的好东西，收集起来，据为己有。

每每答后，都会附送一阵憨直的笑。

这就是许鞍华，有什么说什么，从不怕暴露自己的想法，甚至缺点。

这种率真的态度，也体现在她的电影里。

《明月几时有》中，有一场戏，方姑在天台和刘黑仔碰面，方母听到动静，走上天台，看到两个年轻人，一笑，默默退下。

相信很多人会觉得方母的举动，很是奇怪。

这么谨慎的一个人，看见女儿和一副山匪打扮的陌生男子交谈，还能笑得出来。

但我看到这里，却会心一笑，仿佛看到了许鞍华真实生活的一幕。

现实中，许鞍华至今未婚，和自己的老母亲同住。

在采访中，她也曾多次提到自己被母亲催婚的经历。

所以，明白了吧。

当这样一位母亲，看见自己大龄未婚的女儿，正和一个年轻小伙子在一起有说有笑，哪会忍心责备呢，开心还来不及呢。

这就是片中的那一幕。

许鞍华就是这样，总会把真实的生活经验，毫无保留地放到影片里。

她相信真实的力量，哪怕这种真实，有时和戏剧中的情境，并不那么契合。

不契合的，还有刘黑仔这个角色。

影片开始不久，在窄巷里，刘黑仔一人对付六七个日本人，潇洒、利落、信手拈来。

这不就是“手撕鬼子”吗？

是啊。

但许鞍华就这么拍。

这是她心里念念不忘的“侠”。

许鞍华从小是读金庸长大的，武侠小说对她影响颇深。

后来做了导演，拍了《书剑恩仇录》《香香公主》等武侠片，都不成功。

这次在《明月几时有》里，她再次把自己对“侠义精神”的眷恋，投射到影片中。

她拍东江纵队冒死营救文人回大陆；她拍刘黑仔藏枪，智斗日本人，拍他孤身犯险，大闹酒楼；她拍锦荣，七步成诗，拍对酒当歌的豪迈……这些，都是她的“侠”。

虽然这“侠”，会被看成是“儿戏”或“草率”，但显然许鞍华，不在乎这些。

在处理男女感情戏上，许鞍华是生疏的。

她拍得好的作品里，一律没有情戏。

同样，在《明月几时有》里，情戏也被降到了最低，但在仅有的几幕里，还是很动人的。

印象中最深的是两次告别。

一次是方姑和锦华的最后一次见面，锦华临走前说，“怕他们看见，我就不抱你了。

”

一次是影片最后，方姑与即将远走的刘黑仔告别，她告诉刘黑仔自己的真名叫“孔秀芳”，她还说，“只要你记得，就一定能找到我。

”这些对白，都有天真的成分，天真到不真实，却又如初恋般矫情，如同被幻想出来的情话，符合一个恋爱经验不多的人，对爱情的想象。

依然动人，依然有力量。

这就是我眼中的《明月几时有》。

她和许鞍华的大多数作品一样，都拍出了许鞍华自己的样子：率真的老太太、侠义的男子气、恋爱中的白痴……而在这种天真的背后，我还看到了一种隐隐的不安，看到了“天真被命运戕害”的无奈。

在谈到《明月几时有》最打动人的地方时，许鞍华曾这样说：“好多人，不管年纪身份，不计较后果，义无反顾地去帮人家忙，不求任何回报，最后各自回到自己的生活里。

”这其中，有连兔子也不忍杀的方姑，有酷爱写诗、风流倜傥的锦华，有嬉笑怒骂、玩世不恭的刘黑仔，也有随着女儿一起出任务的方母……他们原本有着各自的生活、各自的追求，原本未来有各种可能，但这一切，却被突如其来的战争，彻底摧毁。

我看到很多影评，都在批评这部电影没有明确交代每个人物的动机，认为这些人物都是稀里糊涂地加入了战争，这无法令人信服，又或者是不是在表达一种无需说明的政治正确？

但在我看来，不是的。

这种动机的模糊性，或者说人物的天真性，恰恰是在用另一种隐晦的笔法，表达了时代洪流对个体的系统性戕害。

方姑是天真的，她参与情报工作，只是想保护崇拜的作者，只是想继续读到喜欢的文字，这甚至可以理解成一种粉丝心态在极端环境中的极端爆发。

锦华是天真的，他成为卧底，或许只是因为那句“明月几时有”的背后，所携带的一种对“故国何时归”的忧思。

刘黑仔是天真的，在与敌人面对面的最前线，他不曾惧怕，甚至有点享受，不然怎么敢出现在“活捉刘黑仔”的誓师大会上，还坦然承认“我就是你们要找的人”。

而方母，更是天真的，她并不太清楚战争的危险性，便自告奋勇，承担最重要的情报传递工作，别人劝她，她会反驳说：“你们年轻人能做的，我也能做。

”这些称不上动机的动机，这些不见“民族大义、历史使命、国难当头”的天真，使得这些人物，就这么傻傻地走进了一场无法预知生死的命运里。

因为除了这份命运，他们似乎也无处可去。

这是他们最动人的诚实，也是最无奈的残忍。

许鞍华真正想说的，或许就是这种，时代汹涌的洪流，将每个人的生命都冲刷殆尽，无论你是主动的、被动的、积极的、消极的，通通无法幸免。

这让我想起《千言万语》，我最喜欢的许鞍华作品，拍香港八十年代风起云涌的政治运动，记录式的影像风格，四个主要人物一丝不乱，背后却有着深深的悲凉，所有人被激情裹挟其中，最后，所有人的十年都被亢奋地浪费。

片中经久不散地循环着“千言万语”的旋律，“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围绕着我。

”情歌，失恋时听，是小情小调；失败时听，是感时伤怀。

许鞍华要传递的，始终是这样一种情绪。

它藏在叙事的后面，它不沾惹意识形态的敏感，它想要诉说一种无法言说的感受。

正如许鞍华自己所说：“有些东西，是说不出来的。

如果能说出来，用写的就好；说不出来，才要拍成电影。

”这便是许鞍华影像的魅力

2017年7月2日，我去百丽宫电影院看了《明月几时有》。

本片由许鞍华导演，是建党96周年暨香港回归20周年的献礼片。

本片讲述了以刘锦进（刘黑仔）、孔秀芳（方姑）为代表的东江纵队港九大队与日寇战斗的故事。

我觉得本片有如下优点：一.静水流深，刻画普通人的伟大。

本片的主线是方姑和她妈妈如何走上抗日道路的。

她和母亲相依为命、感情极深。

但她妈妈被日寇抓获后，她开始竭力想营救。

但在踏勘现场后觉得牺牲太大而被迫放弃了。

如此感人的情节，本片并未煽情。

仅用方姑的一段独白，一个哭到下蹲来体现。

这样更让人感到忠孝不两全的无奈与壮烈。

二.背面敷粉，展现战争带来的苦难。

本片仅用一具饿殍，一场轰炸直接展现平民的伤亡，但有大量的侧面描写让人感到平民生活的艰辛。

例如在方姑表姐的婚礼上：能做“全合人”的司仪如此稀缺，以致两家合用一个，说明大量平民伤亡；米如此珍贵，连撒米仪式都无法进行，说明粮食的短缺；宾客如此困窘，经理茶房得极无礼貌地点着人头数餐具。

我想，正是由于在日寇铁蹄下民不聊生，更由于党杰出的宣传、组织工作，越来越多的普通人才会加入抗战队伍，民族解放统一战线才会越发壮大。

我觉得这比“绿林好汉”、“江湖异士”、“纨绔子弟”、“黑道大佬”抗战现实得多，符合实际得多。

三.草蛇灰线，前后呼应严密。

本片不像一场戏剧、更像一篇散文。

除了方姑前后两次吟咏茅盾先生的《黄昏》选段外，有几处我觉得独具匠心：一是先有日本宪兵大佐脚踝处剑伤的特写镜头，之后大佐说明这是成人礼。

二是张咏贤前面自我介绍在教会学校念书，后来被捕入狱对着镜头祈祷。

三是1942年日军甫入香港时志得意满，喝令钢琴师改弹《苏州之夜》，到44年自感大势已去，唱起思乡的歌谣。

四.抚今追昔，使观众融入剧情。

本片的序章“营救文化人”结束后，主线就转入香港最后一位在世的东江纵队成员彬叔的访谈中。

后面的故事都可视作老人在讲古。

访谈结束，彬叔又重新跨上的士，搵食去了。

我觉得这就把英雄就在普通人之间的主题描绘得很深刻。

五.神完气足，镜头处理赏心悦目。

本片的空镜头拍摄得非常优美。

除了评论者极为称道的从一片苍茫的岛屿摇到繁华的维多利亚港之外，我觉得这些镜头也很好：比如郁郁葱葱的岭南风光，让我联想到“花香之地无和平“。

徘徊飞翔的海鸥，让我联想到”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追求自由的旷达。

我觉得这些镜头很美。

网上很多评论说该片冗长，剪辑混乱，剧情单薄。

而且本片未能在今年5月举办的第20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获奖。

但我个人觉得蛮好的。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为何，一看到这个片名就不知不觉背出了这一句，不过这部电影可不是这样的诗情画意。

这部电影是一部历史战争片，不过也许是对这类电影不感兴趣，所以没看懂，也许是这部电影本来就是那般的杂乱，毕竟有些剧情的存在我是真的没看明白……第一，电影在宣传的时候说游击队解救香港知识分子，然而在电影中一共也就耗时20分钟，而且是很平淡的就解救完成了。

然后最无语的是这部分戏份和后面没半点关系，所以不太明白这部电影为何要找蒋雯丽和黄志忠来客串。

第二，在解救完香港知识分子之后，彭于晏所饰演的角色游说周迅所饰演的角色加入地下党并负责送情报，在周迅所饰演的角色送情报被其母发现后，其母也偶尔帮忙送情报，我只想说当年的地下党要是这样子的，估计对于敌人来说也不是个障碍了，话说这类情报人员那都是经过专业训练的好吧……第三，就是整个剧情就像是一片湖泊，没有半点浪花，一个基调，从头到尾，有好几个节点以为要来个大的了，结果呢，又平平淡淡的过去了，就比如周迅所饰演的角色的母亲被抓以后，霍建华所饰演的角色因为在日本方面卧底，得知了消息以后前来给周迅报信，周迅去找彭于晏救母亲，然后在就出母亲前，母亲就牺牲了，并且上线春夏也牺牲了，按常理来说不管是源自于亲情还是信仰他们都应该还有一番行动了，然而什么也没有……

许鞍华《明月几时有》上映后毁誉不一，但我觉得这个片子仍然非常可看。

《明月几时有》是一部主旋律的抗战片吗？

是，又不是。

尽管这部片子选择在香港回归20周年的2017年7月1日首映，显示出了它与政治、与那段特殊历史背景显而易见的密切联系。

更深的层次，我觉得它是讲的是离乱之下人的风貌，当正常的生活秩序被战火摧毁、扰乱、击溃后，中国人的抉择与坚守，它是由一隅来见一种文化。

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楔入这段历史？

许当然不会套用一个大陆抗战题材的常规讲法，她对那种粗粝的主流历史叙事，有着深刻的怀疑，也是她主动去回避的。

有人说，许鞍华在这部电影中涉足了她不擅长的家国情怀，我觉得，说家是对的，而国在电影中只是一个模糊的政治伦理背景，并不是一个显性的诉求。

从结构上来说，她也没有采用好莱坞式那种强逻辑的方式来强化戏剧冲突：事件的关联性似有似无，人物的轨迹也是幽微而散淡，也正是这一点，成为了部分观影者最多诟病的一个方面。

事实上，为了让这部影片有更多的中国文艺趣味，她采取了传统章回体小说中的“糖葫芦”式和“蛛网”式结构，当这种在《儒林外史》、《水浒传》中等章回体小说中习以为常的叙事模式，以电影的方式呈现出来的时候，中国观众居然十分的不适应。

这么多年来，中国人经过好莱坞式电影结构的一再洗脑，已经对我们传统中的叙事模式变得如此生疏和难以接受了。

这部电影体现中国文艺趣味的地方还有很多，比方说，它由一个“说书人”的方式来串联整个故事，梁家辉扮演的老年彬仔，特别像是《桃花扇》中的老赞礼，又或者是电视剧《夜幕下的哈尔滨下》，甚至许鞍华之前导演的作品《黄金时代》的设置。

在故事的讲述方式如此多样的当代，许仍然着意采用了这样一种古典的、传统的形式，可能是她是想传递一种“讲古”的味道——亲历者带领我们穿回时光的隧道，不仅仅是去求证那一段历史，更是触摸那个时代特有的温度与质感。

正是这种“讲”，而不是“编”的感觉，使得故事的铺陈轻松散淡，随性而止。

也许，在导演看来，讲述者的私人视角和个体情感的参与（电影快结束的时候，有一个许鞍华访谈的场景，大概这确实是素材采集的场景复现），具有后期文学创作无法企及的那种原始的生动性，所以，许鞍华在影像世界的建构中，力图从方式上去贴近它、还原它，而令人赞叹的是，梁家辉的表演如此的随心所欲不逾矩，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表情，都最大程度地还原了人物的神采，一个鲜活的个体的神采。

所以，我们看到，刘黑仔的故事，像是旧日的传奇，梁家辉扮演的老年彬仔说：“那个时候的我，特别神气”，许鞍华要捕捉的也是刘黑仔的这种“神气”。

杀李灿森那场的“帽里藏刀”，路遇日本兵时演出的“运尸还乡”，特别像是从水浒传、七侠五义里蹦出的故事。

而恰巧彭于晏的性格、气质特别贴合这个人物的设定。

活力、轻松、爱说笑，“一个半茶果雇个当差的”的笑话，满是高中生钓女仔的套路。

而游击队大闹汉奸悬赏宴后撤退的那场戏，一群人骑着自行车消失在月色下的街巷中，久石让的背景音乐随后响起，那种气氛是如此欢快、愉悦、振奋人心，是真正的“革命浪漫主义”。

而方兰母女俩的故事，又特别像是絮叨的家常：吃饭、聊天、穿衣，女儿嫌母亲自私、小气，母亲嫌女儿执拗、笨手笨脚。

母亲还窥探女儿的恋爱，相约一起参加表姐的婚礼……隆隆炮火中，这样一对相依为命的母女，是这沉郁、压抑的世界中的最温柔的一抹亮色。

干革命、杀日本人，这种壮烈的革命行为，女儿就像是背着家里人偷偷从事第二职业一样，它融入我们的日常，又具备了超脱的神圣性，它比那些空洞的口号，激烈的对抗，具有更动人的力量。

方母愿意冒着生死之险，去完成本不属于她的情报工作，最开始完全是出于朴素的舐犊之情，他不愿女儿太累、太辛苦，愿意去分担女儿的工作，同时，他对女儿的这种爱，还转化到对革命同行者的关怀和照顾，这是一种普适的母性。

监狱中，方母揽着两个年轻的女孩子抱头痛哭，这一刻，她拥有了全人类母亲的共性，笼罩着无上的光辉。

许鞍华的很多部电影，“母亲”都是至关重要的角色，也往往是最为出彩的角色。

《女人四十》、《天水围的日与夜》、《桃姐》（桃姐的身份代替了母亲）……许鞍华看到并理解母亲的市侩、俗气，她更知道母亲的伟大和值得赞美。

战乱中，方母宁愿以地瓜、南瓜度日，也不愿意去向儿子和大房低头，恪守着一个中国人的最看重的尊严和脸面。

所以，我们可以理解，方母最后面对严刑拷打，面对死亡，她仍然坚守了承诺，最后甚至因为手臂无力无法挖坑，对帮助自己的狱友感到愧疚。

一个中国人日常中的坚守的道德和边界，是如此令人慨叹。

表姐婚礼那场戏，几乎与叙事主干毫无关联，导演却拍得浓墨重彩、云蒸霞蔚，许鞍华在自己构建的影像里，重溯了香港一代人的记忆：战争前后婚礼习俗的变化，伴奏的粤港民乐，三书六礼的讲究，找不到一副体面餐具的窘境……还有疍家女的装束、港湾上漂浮的渔船，翩跹的白鹭，这些琐碎的细节，具有某种文献性，它承载了香港这个弹丸之地最细密的针脚和最真切的生活质感。

剧中多个人物，多次提到的“这是什么时势”，通过这种日常性的前后对比，导演向我们展示，战争的残忍，不仅是同胞的被屠戮，国土的被践踏，更是我们再熟识不过的“日常性”已经被战火冲击得溃不成军。

不仅是同胞，就是镜头下的对立者，许鞍华也是力图再现他们的 “日常性”。

大佐与锦荣心心相惜，谈诗论文；军官们在酒吧里寂寞而恣意的调笑；胖士兵欢乐地享受着面包的美味；日方驻地里，军人们在夜晚的阳台上的喝酒、唱歌、聊天的身影……许鞍华不会为了戏剧化的需要，去做简单的标签化，对于她来说，人的真实状态才是最重要的，无论是正义的一方，还是邪恶的一方。

关于电影名字《明月几时有》之所指，许鞍华在见面会上解释了她的一种“明月”：明月是山水星辰，是鸟语虫鸣，是再见时家人相聚、恋人相拥，是最平凡的生活，而至于“几时有”，只是因为不得不去守护平凡的生活。

这种明月，也就是杜甫诗里的：“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

也是京剧《大保国》里杨波唱的，战争中人们所失去的那些：只杀得有田有马无人耕地，只杀得经商店旅买卖稀。

只杀得妻寻夫来兄找弟，只杀得父在东来子在西。

决定我们和定义我们的究竟是什么？

我们必定是来源于日常又复位于日常。

而战争，无疑是对我们日常性的最大摧毁。

许鞍华的<<明月几时有>>，在香港回归二十周年、阅兵式大肆炫耀武力的2017年7月1号上映，本身就有了足够咀嚼的味道。

电影把诸位人物性格尽可能多地呈现出复杂性，日本宪兵队少佐是一个让人难忘的形象，也给人带来哲学的思考：对于东亚列国来说，古代中国的文化和精神如师如父，而在明治维新后迅速成长的日本，与古老衰落的中国之间角色迅速转换。

而对于喜爱中国古诗词的少佐来说，执行命令侵略中国，内心的复杂几乎可以比拟为弑父。

再加上最后他以类似父亲的角色，刀砍李锦荣为他完成成人仪式，这又是一个轮回：我们完蛋了，你们的明月就在天边。

而在情节上，计划袭击宪兵队那一场，刘黑仔买通喂狗人、把墙壁炸开的莽撞理想主义，还有最终放弃时的颤抖感，设置这些对推动剧情没有太大帮助的细微情节，放在这种需要明辨大是大非的电影里已经非常可贵了。

还有一点就是，虽然看年轻男孩耍流氓打架很过瘾，不过还是要承认，彭于晏演戏真的用力过猛。

但是谁让人家长得可爱呢，所以看见他咬牙憋气时候，你不会生气，只会在心里高呼：老公加油！

“打日本人少你一个不少，为什么非要去呢？

”“如果人人都这么想，那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赢得胜利？

”什么才能称作真正的勇士？

知道前路艰险即便畏惧也要前行，为了守护正义就算舍命也不回头，就如为了同胞不受奴役牺牲自己的前辈，就如不屈从于权势勇敢发声的乒乓球队。

不要认为自己没有责任承担，不要放任自己做的一点恶，也不要轻视自己尽的一点善。

一部节奏缓慢又缓慢的回归献礼之作，以香港东江纵队抗日真实事件改编，叙事方式比较碎，前奏太太太长，不过最后30分钟的两段戏还不错。

配乐优秀，周公子负责美，彭于晏负责帅，霍先生还是适合小荧屏。

出场不足10分钟的梁家辉贡献了影帝级碾压式演技，佩服。

很早就听说过东江纵队，但得知擅长文艺片的许鞍华导演要拍这个带有主旋律色彩的故事，而且是关于东江纵队护送滞留在港的爱国文人返回内地的故事，我很好奇会有怎样的呈现。

如果以为这部名为《明月几时有》的电影里会有护送途中的惊心动魄和枪林弹雨，那真是天大的误会，因为电影进行到三分之一的时候护送就结束了，而且显得波澜不惊，但只要看下去就会发现，许鞍华不愧是许鞍华。

今年香港电影金像奖把最佳电影、最佳导演等5个大奖都颁给这部电影，的确实至名归。

虽然和许鞍华过往的电影相似，《明月几时有》也有散文化的倾向，但故事主线其实很清楚。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电影讲的是方兰从一个小学语文教师成长为革命者的故事。

除了方兰，电影里还有刘黑仔、方兰母亲方伯母等其他许多人物，但这并非岔题，因为人是生活在社会里的，方兰回应刘黑仔的称赞时说--「环境会改变人，也不是所有人都是现在这样子的」，这些人都是社会的一部分，引领和见证了方兰的成长。

最能说明一个人成长的一定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特别是需要在自己最心爱的人或事上作取舍的事情。

因为这往往关乎切肤之痛，比经历枪林弹雨要沉重得多。

当方伯母因为递送情报而被日本宪兵队关押后，方兰和刘黑仔一起去刺探情况，最后方兰主动放弃营救。

有评论说这是「反高潮」，似乎营救或者不营救都可以，导演选择不营救是刻意为之。

但伤感和伤痛绝不是一回事，故事的发展也有其自身逻辑。

宪兵队总部是日本人驻扎的核心区，守卫森严，方兰母亲身上的情报是极为重要的地图，日本人更不会轻易放过。

一旦要营救，必然是一场硬仗，而且绝对没有把握。

更严重的是，正如方兰所说，「万一出事了，市区中队和短枪队，就都没有了」。

从得知母亲被抓到设法营救再到主动放弃营救，饰演方兰的周迅，每一个表情都丝丝入扣，直抓人心，这种成长带来的痛苦也是痛彻心扉。

这种痛苦之所以成立，也建立在对「特别自私，爱面子，顾自己，可是心肠好」的方伯母的出色刻画上。

影片一开始，她试图用两块糕点说服茅盾夫妇续租，结果并不成功，直接就把糕点拿回来了，其实她珍藏的糕点总共也就三块而已。

方伯母最后死都不说自己认识一同被抓的阿四，我认为有两个原因：一是母性，二是不连累别人的性格。

对于第二点，电影里有一处看似闲笔，但我认为对方伯母的选择起到了助推作用。

那就是她代替阿四去伍记药店取东西，药店老板让她到后面去等，那里躺着好几位受伤待医治的革命者。

因为正视过淋漓的鲜血，方伯母才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牺牲，体现了在那样一个国难当头的时代，哪怕是寻常百姓，在渺小中都可以折射出令人肃然起敬的伟大。

类似的闲笔还有很多。

比如电影里关于搜查的戏有三场，方兰一场，方伯母两场，方伯母就是因为第二次搜查不过关而被日本人抓了。

前两场是中国人查中国人，最后一场则是印度人查中国人。

这也为方兰所说「不是所有人都是现在这样子的」，提供了一个新鲜的脚注--乱世里有些中国人选择了委曲求全，但在尽可能的范围内，他们仍会照顾同胞，这是异国人做不到的。

这些点滴，并不意在「歌颂」，但的确创造出了一种「认可」，并让人看到希望。

影片最后，刘黑仔向方兰告别说：「我告诉你，打从我第一天加入短枪队，就没有想过活着出来。

」虽然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但是电影哪怕再惊心动魄，主角都不会死，如何让主角一路活下来，又能让观众体会到这种生死不定，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这就说到了刘黑仔和战友为运送枪火、乔装成送父亲回乡下下葬的一场戏。

战友们一时放松警惕互相说笑，让路边的汉奸产生了怀疑。

前脚才杀了汉奸，后脚日本兵的队伍就到了。

恰恰也正是有了汉奸做了替死鬼，原本藏在草蓆卷里的枪火才没有被日本兵发现。

这场戏画面明快，甚至还有些幽默，但其实是命悬一线。

刘黑仔把汉奸的尸体抬到路边草丛后说了一句：很快就见面了。

谁和谁见面，在哪见面？

「从没有想过活着出来」，绝不是说说而已。

方兰和刘黑仔约定胜利后见，但就好像方兰没能和方伯母「胜利后见」，方兰和刘黑仔的这一别也是永别。

根据资料，日本投降后的1946年5月1日，刘黑仔在南雄县界址圩调解民事纠纷时，遭国民党军包围，在突围时不幸大腿中弹，后染上破伤风而牺牲，年仅27岁。

方兰先后在香港历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建国后回到广东工作，并于1998年去世。

这是后话。

电影里，随着刘黑仔的行船远去，远去的山影逐渐清晰，忽地，太平山下现代灯光亮了起来，海上生明月。

在候场时翻了一下豆瓣，没想到评分降到了6.7，哑然之余也疑惑真的有评论里的那么差么？

看完后觉得疑惑是对的。

叶女士真的很好，周迅也没有评论说的这么差。

（方母叫住方兰，给了她一把伞的时候，我没忍住）第一次在电影院看春夏，妆发都好看，身后的男生只要看到她出现就停不住嘴，春夏被击毙时我仿佛感受到男生的心也被击毙了（？

）对了，虽然身在成都，但彭于晏说被调去惠州的时候，竟有一种被点名的感觉。。

嘛，胜利时，我们再见吧。

许鞍华的每部电影似乎都和她的好奇心有关。

对自己家庭的历史身份的探究，有了《客途秋恨》，对社会新闻根源的求索，有了“天水围”系列。

她不仅享受电影拍摄过程的甘苦，电影之于她也是求知的的钥匙， 这次她拍了一部讲述香港游击队的电影，也是因为当她知道了这些人的故事，发生兴趣。

这和她的师父胡金铨拍电影一半因为对明史的热爱真是如出一辙。

茅盾对方姑说“胜利再见！

”，我眼睛一热。

方姑参与到护送茅盾的行动中是非常偶然的，当方姑听说茅盾成功撤退，高兴地说：“太好了，那我又有他的新文章可以读了。

”这是令人感动的发自小我内心的喜悦。

刘黑仔称赞方姑少有女孩子像她一样勇敢，她诚恳地说：“环境会改变人吧。

”许鞍华最会捕捉这样的细节。

同样的细节也出现在鲍起静装扮周迅一段，在我看来意义非凡——在一场男性气质的战争中，女性保护美丽的权利也是一种了不起的抗争。

被迫卷入时势的普通人，他们是爱美食和文学的老师，懂扮靓的表姨，要三书六礼结婚的表姐，爱漂亮衣服的银行家小姐。

革命者本不想当英雄，不想当烈士，在时势中选择他们认为“对”的自己，未料到最终付出生命的代价，当要为自己掘墓的时候，仍像过日子一般道歉。

啊，我又要去哭一下了。

刘锦荣虽然能够和日本人谈诗词，而“七步诗”的威胁提醒他时刻有一把亡国奴之剑悬于颈项，民族身份在亡国之时是无法逾越的鸿沟。

春夏扮演的角色与李锦荣之间的曲笔很妙。

影片二人交流只有两场，在第二场若有若无的情愫之间，她传递了地图——或许李曾动员过她，或许她有倾心于他，也或许全都没有。

这中间省略了很多情节，但给观众留出了非常丰富的空间自行参与到电影中去。

这两个角色隐秘与暧昧的身份搭配这种欲说还休的表述是高明的处理。

彭于晏一如既往地展现他的顽皮大男孩的气质。

刘黑仔的聪明潇洒、快意恩仇（也可说杀人不眨眼）以及主角光环都带有浓厚的革命浪漫主义色彩，亦是大众喜好的武林侠客在革命背景中的变身。

甚至于有人说开场纵队商议一段都很像“红花会”开堂口会议。

在刘黑仔的行动动机中，我们没有听到太多大义凛然的口号，甚至也没有看到传统抗战片或武侠片中仇恨与羞辱的桥段，这使得刘黑仔更倾向于一个个人主义的游侠 。

在最后刘方二人话别的时候，情感上没有节外生枝，方兰只是交代自己的名字，表达再见的希望。

名字在这里是肝胆相照的信物 。

方兰作为女性，不是被召唤、被教育或者为了追随爱情加入革命的，这在以往的抗战片中也十分非常罕见。

许鞍华的可贵之处 ，她总能在浩瀚的历史史料中，提炼出最纯粹质朴的人类情感，使得个人（尤其是女性）的成长于自我建构既不同于烽火佳人通俗剧戏码，也不仅仅服务于历史宏大叙事，从而散发傲然深邃的光，如同明月对群山，相映成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