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南京！

虽然没有看这个电影，但是通过陆川的采访（见下问），我知道这肯定是好电影，所以给了五星。

看到陆川的采访，口水一下，就直接转他的采访，比我唠叨强多了《三联周刊》王小峰对话陆川——电影历程大揭秘陆川：我想拍一个战争本性的东西王小峰三联生活周刊2009年3月30日第11期“我不担心《南京！

南京！

》的票房，因为它就是一部商业片。

”这是之前陆川对媒体说的一句话。

随着《南京！

南京！

》进入首映倒计时，陆川再也不会像当年《寻枪》《可可西里》上映那样轻松了，他不担心这部电影的口碑，甚至面对几乎同期和《南京！

南京！

》上映的相同题材的电影的竞争，陆川也显得非常自信。

相比人们对他这部电影的溢美之词，他更希望看到一个让他满意的票房数据。

他开始和很多大片导演一样为票房焦虑了，这可能是很多导演必经的心里磨练过程，小众的口碑已不再是陆川对成功的理解，他需要一个大众层面上的认可。

因此，在一夜之间，陆川的脸上就起了多粉刺。

即便在过去这部电影从立项到开拍过程中经历的曲曲折折，陆川的脸上也没有长过这么多的包。

三个星期之后，票房数字将决定他的容颜以及他在未来中国导演中的新位置。

这部耗资一个亿的电影，对任何导演来说，都是一个挑战。

“你很有诚意地去跟这个体制交流的时候，它不是一个对垒的感觉。

”《三联生活周刊》：《南京！

南京！

》在立项审查的时候遇到了很多麻烦，这种题材的电影和别的电影审查上有什么不一样？

陆川：我不知道别的电影是什么样的，但这个电影除了电影局之外，中宣部和外交部都要看，所以要等其他几个部门领导的意见下来才能决定。

现在回忆起来真是一个特别长的故事。

等到我们真的去送剧本的时候才知道，那一年关于南京大屠杀题材的电影大概有四到五部，如果都批了，年底有四五部“南京大屠杀”要上，这可能在外交上就出事儿了。

而且当时日本大使馆听说这事儿也有过反应，后来这些项目就都搁着。

筹备到2006年底，剧组常备人口已经五六十人，两支选景队伍在中国转着，各种各样包括很多枪械和服装的设计图都在做。

可是传来的消息好像说这事儿要黄，内部给我们的消息是“最好停掉，因为你们不是最早的，论先来后到也不是你们，凭资历的话也不是你们”。

我听到要拍这戏的导演就有唐季礼、严浩，德国人和美国人也都要拍，横着竖着都轮不到你。

记得那段时间我跟投资人覃宏出去喝闷酒，他说的最悲壮的一句话是他家里所有的钱一共有一百多万，“陆川我支持你到把这钱花光，然后咱们就散了。

”年底，电影局当时给了我们一个消息，说剧本已经给到了外交部，得到明确的消息是外交部已经否掉了，只有《南京浩劫》通过了。

但是跟组里的人怎么交待？

那都是一帮小伙子，二十多岁，每天无忧无虑，去了就是干活、唱歌，晚上打完球出一身汗，然后坐在仓库外面聊天，说电影拍下来会是什么样，特向往。

我突然觉得这是一个梦，只有我和覃宏知道这梦做不下去了。

《三联生活周刊》：后来怎么峰回路转的？

后来我们俩觉得不能这么着，于是就决定死磕，我们俩就把自己认识的各种人开始码。

他认识好多人，我们就去和各种各样的领导见面。

最传奇的就是12月份，记得是晚上11点，我们俩站在中南海的门口，被一辆车接进去，见了一个老大。

这是我第一次进中南海，还是半夜进去的。

那领导就问我为什么想拍这戏。

我说：“ 外交跟文化是两码事，我觉得不管外交需要什么，民间得有声音。

如果等外交特别需要民间有声音的时候我们没准备好，那这声音从哪儿来啊？

我们现在是不需要声音，可是当我们需要声音的时候，那声音不是立刻就有的。

如果说《南京!南京!》这部电影是来自民间的声音，我不是想拍一个指着自己脸上的伤疤或者头上的包说你打过我，我想去梳理一些别的东西出来，因为我看到一些不一样的历史。

”我不能说那次见面是关键的，但它一定是最后推倒多米诺骨牌中的一个，因为第一张牌是特别巨大特别沉重的，那个领导肯定是帮了忙的。

后来又见了三四个这样的领导，还见了外交部的一些司长，有一个司长见我们，他第一句话就问我“你为什么要拍这戏，告诉我”。

我大概也是类似这样的话，“其实不是想给这国家找麻烦，但是我确实不认为咱拍这一个戏就真找麻烦了。

另外我觉得，我们是唯一能拍好的。

”我说，“其他本子我也看过，都是在哭诉，恰恰是我们这本子没有在哭诉，我们是在讲中国人是怎么回事，因为这个历史里面没有中国人。

您翻翻我们所有的教科书里面没有中国人的事儿，中国人就是被杀，这不叫事儿。

中国人到底怎么回事？

没有！

而且其实也没有日本人的事儿。

这么一个核心的事儿上，进入公众记忆的就只有德国人，就德国人救了中国人。

最后被我们孩子记起来的就只有一个德国人救了20万中国人，就这么一个好人好事儿。

这对我们有用么？

下次再出事儿还得再找一个救世主？

”反正那天说得很激动，什么都说了，显然我们是爱国者，只是想法跟别人不一样而已。

那司长非常好，他说愿意帮忙。

2007年3月初，我得知外交部亚洲司日本处通过了。

我拿起电话就给电影局打，说外交部通过了。

当时电影局的领导觉得在外交口上拿掉的东西居然还会有缓儿，挺吃惊的。

隔了一天，那个机要转换的函就真的过去了。

3月22日，拍摄许可证拿到了。

我记得外交部那个司长曾经到我们筹备的现场来看过。

所以经过这个事儿，我觉得这些官员其实挺可爱的，他们真到现场来看你们，想干嘛呢这帮人，这么激动非要干这事儿。

还有一个挺特殊的人来过，贺龙的女儿贺大姐。

因为前一天有个朋友说“贺大姐来看看你行么”，我说行，来吧，没去想是哪个贺大姐。

第二天突然就一辆车停我们门口了，贺大姐来了，道具啊什么的看了半天，给我们特别大的鼓励。

她说了句话我印象特别深，“在中国不是你想为国家办事，你就会理所应当的很顺利、很得志或者受到很多支持，有时候往往是相反的。

”往往是没什么想法的人过得挺滋润，而有想法的人都特痛苦特郁闷。

她说“只有你们坚持了，很多愿意帮你们的人才会站出来。

因为很多人都想这么做事，但他们不会去做这样的事。

但是你们只要坚持，慢慢地你们这支队伍周围就会有人愿意去伸手了。

”当时我们特别难的时候就打算死扛着，等着有没有哪只手伸出来。

确实在路上一直就有各种人伸手，给我们推到了终点，就包括这次审批的事。

到了拍完之后，伸出来的都是特粗壮的手了。

看过片子之后可以想象它通过是有多难。

我相信这确实是一次进步，是一次标志性的进步。

我真是觉得你在做一个很有诚意的东西，并且你也很有诚意地去跟这个体制交流的时候，它不是一个对垒的感觉。

其实体制也在变化，因为体制是人构成的，人构成的体制，其实有很大的弹性，这里面就在于你怎么去面对它，怎么去跟它交流。

当然我希望有一天电影是可以放在桌面上去通过，而不是我们花费了这么大的精力，前后大概有一年在里面。

但是我觉得我经历的这些东西，对于我拍这个戏，从创作者的角度说是有帮助的。

比如我前面的等待呢，我在改本子，后面在等待的时候我在重新剪片子，时间我都没糟蹋。

《三联生活周刊》：拍摄完之后在审查上有什么改动吗？

陆川：现在这个版本比那时候少了25分钟，我觉得这25分钟都是必须剪掉的，不是谁逼着我剪，而是我认为这25分钟让这片子显得特别漫长。

那是我喜爱的，不一定是观众喜爱的，也不一定是这个电影本身需要的。

2008年9月，我给韩总（韩三平）看了个粗剪，他看完之后挺兴奋的，跟我说咱们得好好想想怎么保这个片子过去。

一周之后开始进入审查，一直到今年1月8 日通过，审核过程中间我也在不断修改，不是局里的意见，而是我自己觉得片子不够好，不够凝练，很多东西过于手软了，就一直在剪。

到意见下来的时候，反而是让我特出乎意料，就两页纸，十几条意见，而且没有重大修改，都是点状的，没有面状的说摘掉一个什么。

有些领导看完之后觉得特激动，发短信告诉我，认为这是出乎他们意料的一部电影。

意见快出来那几天我确实也着急，挺怕的。

有几场戏我特别不想拿掉，比如祭祀，真的怕。

第一次审的时候有一个意见说日本人戏太重，说把日本人的戏拿掉。

这些意见到最后成文的时候都没了，只是说长度缩一下。

我能感觉到，很多人在保护这个片子，没有这一双双手去挡在这个片子上面，它一定是千疮百孔。

这部电影是这么过来的，它虽然漫长，我能在里面感受到的其实是帮助。

有很多演员的戏被我剪掉了，那些戏只对演员有帮助，不对这部电影有帮助。

当时我剪的时候其实有些私心，因为这些演员都跟了我一年，酬金都拿的很少，而且他们都是腕儿，我在想能帮他们就帮他们。

我在开始剪戏的时候就没有《可可西里》那么狠，剪《可可西里》的时候演员都不认识，本身它也没有什么大演员，我完全就根据对素材的需要。

而《南京！

》演员跟我相处了一年，我剪的时候真的是下不了手，手都特别疼。

因为我知道媒体在公映的时候会数的，谁有多少场戏，怎么回事，我突然觉得这么一个残酷规则中间我去剪掉一些人的戏，我有点心软。

现在这个版本，我是在跟王朔看完之后剪定的。

因为有时候在跟不同人看的时候，你的这个门槛就高了。

“没有这一双双手去挡在这个片子上面，它一定是千疮百孔。

”《三联生活周刊》：王朔给你提过什么意见？

陆川：我记得有一天有几个朋友来看，那个是2小时15分钟的版本，没想到王朔来了，我就比较紧张，因为他比较锐利，他看的时候都不用说话，我就突然发现有很多东西是不应该属于这部电影的，因为他是最挑剔的人。

他也看过《可可西里》，看完后跟我说：“我以为这是一好人好事儿呢，你给拍成这样了”。

这次他又说：“我发现你回回我觉得肯定拍砸的事儿，都让你给鼓捣回来了，你怎么老走险招啊？

”看完《南京！

》他先跟我说：“我特别喜欢后半部分，我特别热爱这结尾，像我喜欢的欧洲片，情怀、观点还有你的拍法都松弛下来了，特别好。

”前半部分呢，说实话，虽然拍的不错但是我有点看不下去，因为这是中国人的公众记忆，你没有找到新的视角。

但是你也没辙，你要完全站在日本兵的角度去拍这事儿那您就算了，就是一汉奸。

在这事上我能知道你挺难的。

但是日本人这条线太好了，我没想到会有这条线。

这条线是决定这部戏的艺术价值的地方，而且你把它撑起来了。

”第二天我就坐在那儿，把剪辑师叫来了，重新捋了一遍。

那时候投资方说，短点的话一天积累下来能多放一场。

我就一直在1分钟2分钟那儿卡着，剪不了。

可那天我和剪辑师大概用了四个小时，我问他剪了多少，他说你剪了12分钟。

12分钟啊，其实就我给王朔看那版基本就已经定版了，那时候动一剪刀的话，所有的工序都会重头来一遍。

大概是一周半多，起码是十天的一个特别复杂的过程，DI那边要重新对点，声音这边要重新对点。

王朔没有告诉我哪场戏他觉得不舒服，只是那种感觉，你是在跟文艺圈里面比较挑剔的一个人在一起，他是很难被打动的，世俗情感对他已没多大意义了。

比如说，我个人挺喜欢屠杀然后喊万岁那场戏，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代人可能会激动的东西，可能对他就不会激动。

但是我觉得是最终跟他看完那场戏之后定下了这部片子，因为有些东西是只属于陆川的，它不应该属于这部电影。

就是那天晚上特别清晰，我剪片子的时候给朋友发了一个短信说我回到了《可可西里》，我突然变得六亲不认了。

爱谁谁，谁都不认识了。

所有的戏，是能跟这电影勾上的就留下了，没勾上就剪掉了。

《三联生活周刊》：当时写这个剧本是怎么写的，可能两个镜头需要你看半本书那种信息量。

在你去查阅这些资料的时候，哪些东西出动你之后让你觉得必须把它们表现出来？

陆川：太多了，一下说不清。

首先我得感谢我在学校学的专业，我们看书都是反着看，什么叫情报，从公开渠道去搜集就叫情报。

怎么从公开搜集的情报中找出真实的信息呢？

比对。

同样一件事你得听四个人描述，比对完了你就能肯定哪些是真的。

南京的资料是一样的，我记得我当时先看中国人写的，完全没感觉，除了塞一肚子愤怒都不想拍了，全都是断胳膊断腿，全都是哭诉，我觉得那种就特弱者。

70年了我们还以一个弱者的姿态聊这事儿太傻了，真的。

等我开始看日本人的日记，找到一些特震撼的事儿，我突然发现，中国人挺牛逼的啊。

我记得有个日记里写了一事儿，他们小队进了南京之后，发现一个德式坦克停在大街上，本来要炸，后来说这挺好的就是履带坏了，就留着给后面补上吧。

因为日本人特崇拜德国，德国玩意儿都好，他们这小破薄皮坦克跟德国坦克没法比，就没炸。

但这小队一过去，从坦克里面伸出一架机关枪哒哒哒哒就把这小队全干了，后面的小队就赶紧围在地上对着这坦克射击。

最后就是日本大部队过来给他们包围了，让他们投降。

最后这哥儿几个打到没弹药了，日本人还是不敢上，最后是浇上汽油把这哥儿几个活活烧死在坦克里了。

我突然就觉得，这太牛了。

而且日本人是怀着崇敬的心情在说这事儿，写日记的人是说他没赶上这个事，看见前面倒了一批战友的尸体就问，才知道是怎么回事。

还有一个在日记里看到的是叫“街头巷尾的冷枪”，窗台那边叭的一枪打死一个日本兵，把那人拖过来一看，说是一个完全没发育好的一个小男孩，然后一刀就给砍了。

但是那小男孩打冷枪，也是穿的国民党士兵的衣服。

就这种事看多的时候，你就会想这历史学家都干什么吃了，我们的历史学家为什么把这些抵抗都给抹杀了。

我就开始看他们以前的逻辑，他们的逻辑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抵抗，所以你不该杀我”。

我觉得这是一狗屁逻辑。

我抵抗是天经地义的事儿，我抵抗了被俘虏了，你不能因为我抵抗了而杀我。

然后就是难民营举手的事儿，我以前都有点想放弃了，大概是2006年中间的一段时间，觉得这戏没什么意思，拍它干嘛啊，但是等到我看完日本人的东西之后，我突然发现了大批的新鲜的东西。

比如妓女这事儿，拉贝和魏特林的日记里都有记载，我们一个叫陈瑞方的女教授的日记里也有记载，拉贝和魏特林的日记都这么写：今天日本人到我们难民营要妓女，说你们这儿有没有妓女我们要带走。

拉贝的日记里写的就是“我们让他们带走了”。

魏特林的日记里写说“有些妓女自己站出来，我就让他们走了。

”你要想象一下她们走时是什么时候，那是满城都在说日本人怎么强奸、轮奸、奸杀妇女的时候。

那个不是好事，不是她们一天挣五万块钱的事儿。

拉贝轻描淡写了一句话，我在看的时候突然知道人是有立场的，再帮助我们，他也是德国人，他不会站在这是我们同胞兄弟姐妹的立场说让她们去走。

如果都是中国人，可能他叙述就不是这样。

我在想这事儿的时候就挺激动的，她们自己就主动站出来了。

然后我在另外一个日本人的日记里看到另外一句话，说“今天我去慰安所特别扫兴，从难民营过来的这帮女人中间突然有一个女人疯了，拔出刺刀要杀我们一个士兵，结果我们就把她抓住了弄死了，在她被抓住前，其他的慰安妇拼命抢一把刺刀，不是杀我们的人，而是拼命抢这刺刀自杀。

”所以他觉得去趟慰安所碰见这么一个事儿很晦气，一个妇女可能被欺负了就拔了他的刺刀扎伤了一个日本人，那些日本人调部队过来的时候这些妇女就抢这把刺刀拼命抹脖子。

这些感触让我觉得这个戏在中国人这一方面开始有做头了。

我在想，中国人走到今天，其实一定是有一些东西去支撑这个民族去生存的。

就像这个电影的副标题—— 生和死的城市，在这么一个极致环境下，人是怎么面对生死的，这个事是可聊的。

因为我看到了这些事，我不想编事，我想到《南京！

南京！

》其实有很强大的一面东西，而且是支撑这个民族一直走到今天的一面东西，是被人刻意忽略的。

如果我们在这件事上只记得德国人救了20万人，这对死去的人是不公平的。

所以在中国人这条线上开事清晰了，让我觉得这事儿开始变得有意义。

“最后浇上汽油把哥儿几个烧死在坦克里了，我突然觉得，这太‘牛’了。

”《三联生活周刊》：剧本的初稿是大概什么时候写完的？

后来是怎么修改的？

陆川：初稿是2006年的三四月份就写完了，但是那个跟现在是天壤之别。

之前那个剧本是挺商业的，里面有姜老师（高圆圆饰）和陆剑雄（刘烨饰）的爱情，有刘烨的脱逃，还有那种想当然的期望。

但是事实上，我觉得拍摄的过程就是对这个剧本的一次颠覆的过程。

因为我们要求绝对真实，所以拍摄的现场成了去批判和颠覆我的剧本的最好的舞台，但我并不觉得这事儿我没有面子，这个事就得这么做。

因为我是一个没经历过生死的人，我在家里写剧本，我虽然看了很多资料，但很多东西都是想当然的。

可是现场，我们每天现场都是六七百人，多的话一千二、一千六，所有人都穿着那身衣服在那演练，你就知道很多在剧本上写的事是不允许发生的。

比如刘烨，刘烨一到现场我就知道让这么一个兄弟活出去太难了，到最后下决心给他半道干掉的时候，确实内心是很挣扎。

你知道像这么一个1米86的帅小伙要能活出南京城几乎不可能，那是属于拉网式的对青壮男子的屠杀，而且反复地筛，就是差不多看见适龄的都杀掉了，所以不太可能活出去。

像这样颠覆性的这种写作，基本上都是在现场完成的。

《三联生活周刊》：当时确实是有逃出去的。

陆川：有逃出去的，有不少逃出去的。

很多人都有逃出去的经历，但是都是那种极不起眼的人，显然是可以装扮成商贩的，到了比如3月以后、6月以后，有的最长埋伏了六个月才跑掉，甚至还有一些没跑，就是在那里娶妻生子。

但是像刘烨这样的，还得是在剧情最激烈的时候让他跑掉，其实就面临着很大的问题。

基本上没有一场戏是没改的，都发生了这种质的变化。

《三联生活周刊》：你说这部片子的核心是关于中国人自救，那在结构上发生了哪些变化？

陆川：其实我一直是想拍中国人和日本人两条线，我以前在接受采访时我不敢说日本人怎么着。

而且我从没放弃过这条线，因为我觉得这是一张纸的两面，缺了任何一面这都不是一个完整的事件。

最大的变化是，我拍到一半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我已经不是在拍“南京大屠杀”这个具体的事了，我觉得我们可能在拍关于人如何认识战争本性的一个东西，而且我们有可能去做到一件事是超越中国人和日本人，去能够触摸到一个一般规律的东西——就是人在战争面前和人和战争的关系问题。

我不是那种一上来就给它一个特别高立意的人，我可能因为一个戏特别冲动地想去拍。

《南京！

南京！

》有那么两三场戏是我在拍戏之前眼睛里就看到的，比如那场祭祀舞蹈，可以说我有一个特别巨大的欲望想把这舞蹈拍出来，但为什么想拍这个舞蹈，我很难给你一个明确的解释。

我觉得这事有特别大的意义在里面，这个意义会让我睡不着觉。

当拍这场戏的那天，那俩鼓手下飞机了，那是日本最棒的两个鼓手，我请我的日本辅导员把他们请过来的。

当时那个鼓也从河南运过来了，为了让这个鼓敲出我们想要的声音，我们拿12K的灯一直晒这鼓面，让这个皮紧起来。

我让他们敲一遍，他们就“哇”一声开始，敲了四分钟。

我在外面看着，心里面充满了那种……突然就觉得这件事做得特别值得。

我们必须把这段鼓和这段祭祀带到所有中国人面前。

因为这种威胁，这种被征服的威胁从来就没有消失过，而且人家一直在那儿继承着呢。

他们可能不冲中国，就随时的。

现在让我们汉族，或让我们中国人拿出一段震慑人心的代代相承的文化的东西，我觉得已经没了，我们就剩秧歌了，我们真正的东西在哪儿呢？

战争的本质说到底是精神的折磨，它是一种文化在你的废墟上舞蹈。

那天听完那哥俩敲鼓之后，我们所有人都特别悚然。

那一瞬间，我觉得我们做了一件特别对的事儿。

《三联生活周刊》：这个片子是由两个国家的人去合作做一件曾经在历史上有过仇恨的事，你是种什么心理状态？

陆川：在拍这个戏时一个职业的工作要求就是让我自己在拍中国这段戏的时候就是一个百分之百的中国人。

在拍屠杀的时候我会恨他们入骨，他们在那儿喊中国不能亡的时候，我在监视器前流泪。

但我在拍日本人的戏的时候我会要求自己是日本人。

因为我觉得从来没有在中国电影中把日本人当人去想过。

前两天在北大有一个记者问我，听说你把日本人拍成人，为什么啊？

我说，他们不是人么，人家本来就是人啊。

说白了，这电影我可以把他们拍成贴着人丹胡子的跳梁小丑。

可这是我们对自己的一个侮辱，70年前你是败在这些人手里，你败在小丑手里？

不是。

我们看资料也知道，70年前他们是多么强盛，他们一个步兵单兵，一年可以有1800 发子弹的实弹射击训练，我们能有10发就不错了。

在他们回忆录里，在1943年以前我们拼刺刀拼不过日本人，后来我们专项进行强化训练，可能才可以一对一，以前必须是二对一。

日本人在日记本上对自己参加的每一场战役都画有战略图，很多人兜里还揣着小相机。

他们的教育程度是什么样的？

我们的军队文盲占百分之九十九。

所以当你去把它污蔑，你永远不能去正视历史的时候，这些事就有可能再发生。

所以我想给中国观众知道，在70年前我们输给了一个什么样的对手。

所以情感是有的，但是不能让情感夺取自己的理智，那就变成自娱自乐的事儿了。

所以关于仇恨的问题，我一直在告诫自己，不要因为仇恨失去理智，然后在跟他们接触的过程当中，我形成了一些想法。

我本身可能算是一种无知的状态撞进了这个题材，一个朋友告诉我，你去研究一下二战期间苏联红军快胜利的时候去德国的轰炸，然后再去想想屠杀跟战争的关系。

后来我发现，确实是这样，当时红军对完全不设防的德国城市进行毁灭式的轰炸，最后从上面看完全就跟月球表面似的，一个一个环形坑，一夜之间十几万人全部死亡，所以丘吉尔有一句话说的很对：“即使是正义的战争，多走一步也是邪恶”。

我以前是真的觉得南京大屠杀是一个个案，因为我是在这个环境下呼吸这个空气长大的，我认为是日本人特别仇恨中国人，是一次仇恨的释放，但是在我了解了更多，在我将中国土地上发生的屠杀和世界上发生的屠杀做了一个比对之后，我才发现，战争中的基层执行者，他们心理和肢体权利的高度获得，当生杀予夺的权利获得成为战场上的神之后，暴行扩大，屠杀成为必然，因为那些人在你眼中不再是人，而是需要解决的物化的东西，人与人之间正常的交流全部被粉碎，甚至所有恶劣的行径被高度默许，因为你所做的不再受到惩罚，所以屠杀成为必然。

当将这个事与整个屠杀史联系起来之后，我不认为它的意义变小的，我认为它的意义反而变大了。

我们应当重新看待这些发生的事情，从这段历史当中我们得到的结论不应该仅仅是日本人有多么残忍多么愚蠢，这就太简单了，我们应当悟到的东西是对当下有作用的东西，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态度。

还有很多想法是在拍摄过程当中感受到了，比如拍杀人，我看到日本人用绳索圈人，一百人往外走，枪决之后再一百人往外走，在我拍这段戏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这才是他们屠杀的本质。

原先我们一直以为会是一个家庭被拖出去残忍的杀掉，会认为日本人是盲目的见人就杀，但是其实不是这样，他们的杀人计划百分之八十都是按步骤按计划很有效率的成批处理，到城里见人就杀只是之后蔓延的一部分，而那种批量的屠杀才是核心，他们就像是机器一样在绞杀，把那些俘虏在成批的灭绝，这才是真正的屠杀的主题，而这样的故事由于他们的灭绝很少有人知道和了解，而我也是从日本人的日记里才了解。

一百人被拖出去杀掉，余下的还活着的人就在不到30多米的地方等着，然后眼睁睁的看着再被带走，这特别符合日本人做事的方式，这才是屠杀。

《三联生活周刊》：跟日本演员合作，他们是什么样的一个反应和状态？

陆川：这是一个特别复杂的事情，我特别理解他们的情感吗？

我不理解，我请的这些日本演员，他们陪了我九个月，但同样的事情让我陆川去做，比如叫我去东京拍一个这样的戏，我绝对做不出来，给我一千万我也不去，我觉得我受不了，但他们就在这儿。

这次有很多场戏是大家商量的拍的，因为日本演员有一点就是他不理解的就不拍，他会说他干不了这事，但是我要说服他，告诉他们必须要这么做，因为当时你们的人就是这么干的，所以逼的我们找了大量的照片，到后来就不是说服的问题了，有一场戏是一个叫水上的年轻孩子，他的结局是在城里被人勒死了，这也是有真事的。

但是后来这个戏就没用，我记得拍完这场戏的时候有工作人员告诉我说他躲在一边哭，觉得很崩溃，要回家。

还有一些是很微妙的东西，比如拍打鼓那场戏的时候差点变成一场群架，事情当时是这样，鼓一抬起来的时候，底下有的群众演员还在说笑，然后敲鼓的日本演员就不高兴了，觉得拍这么严肃的戏怎么能够说笑呢，下来“梆”的一声给了这个群众演员一拳，这帮群众演员都是武校的，然后立马就围起来打那个日本演员，我们的工作人员赶紧过去帮忙拉架，保护那个日本演员，当时我不在现场。

但是我想说一个很敏感的话题，日本演员在现场对这部戏的尊重程度要比我们的演员高，他们会特别认真的毕恭毕敬的站在一边，如果看到别人说笑打闹，他们会很愤怒的瞪着那些人，但是我们的演员有时候会很愤怒，大喊着“打倒日本鬼子”等等。

但是这事的核心是日本演员看不下去我们的不敬业，虽然他们的方法很粗暴，但是仔细想想，在日本，他们经常就是大嘴巴上去解决问题，这就是他们的方式。

其实我心里很复杂，我看到日本演员演戏，真的是特别的投入，我常常告诫我们的演员，我们曾经在战场上输给了日本人，现在在演戏上我们不能再输给他们了，我们要拿出我们中国演员最好的状态，但是日本演员的状态是有目共睹的，也拓宽了我对这部戏认识的跨度，从某种角度来说，他们撑起了这部戏。

演角川的中泉英雄他爷爷曾是日本鬼子，他是参加过南京大屠杀后来回日本自杀的，那么他比一般的日本演员更多了一种家族的感受。

在拍戏的过程当中，他们其实是很不容易的，好几次都差点被中国演员打，但他们很好，记得拍一场强奸戏的时候，他们都不敢把手放到女孩子身体上，然后我跟他们讲，如果你不去真演的话，这些女孩子就得一直这么裸着，然后我就告诉他们该放到什么位置，等到一演完喊“停”的时候，他们立马就结束然后把衣服给她们合上，然后对着女孩子鞠躬，这是我亲眼看到的。

反而是我们有些工作人员是嘻嘻哈哈的，为了这件事情我还给他们开过会，这些女孩子们都是自愿来的，她们特别伟大，我们应当认真对待。

还有就是日本演员让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比如有一场戏是伊田杀了唐小妹之后走到大街上，突然有一个人大喊“我要回日本”，那场戏不是我编的，当时我们都愣了，因为这不是本子里面有的，而是这个日本演员小黑自己演出来的，然后伊田过去“梆”就给他一拳，这一拳打的特别狠，到了晚上之后那个小黑脸都肿了，特别委屈的跟我说：“他怎么那么狠啊”，我就觉得那个时候伊田就是伊田了，小黑也就是小黑了。

“其实很强大支撑这民族一直走到今天的东西，是被人刻意忽略的。

”《三联生活周刊》：在电影里有一段约翰·拉贝去上海了，剩下的就是中国人自己的事了。

陆川：对，他中间就走了。

他是1938年2月18号离开的，那个时候整个南京刚刚陷入到水深火热之中，而且南京国际安全区不是他建立的，他是被委任为主席，最早是一个中国教授提出的。

关于拉贝，这个人的历史其实要看的是他以后，后来南京市市长千方百计想要找到他，当时二战之后欧洲建立了一些法庭，对纳粹党徒进行过一次梳理，拉贝差点被判，他回德国的时候确实干过一些好事，就是他写过一个报告，发表过一次讲演，就是讲述在南京发生的这些迫害，在这方面我认为他是一个伟大的人，因为当时他被纳粹警告不许再胡说八道了，并且在之后他的家庭曾一度失去了生计，这个时候南京市市长辗转的听说这个事情就写信邀请他说请他们全家搬到南京去住，政府会提供全部的费用，就跟犹太人对辛德勒一模一样，当时南京人也不富裕，但是还是筹集了巨额的费用给他买吃的，给他寄过去，每月一次，在拉贝日记写到当他第一次收到从南京寄来的罐头等等物品，他很激动，这种行为一直持续到拉贝去世。

《三联生活周刊》：你为什么要去拍这样题材的电影？

陆川：从《可可西里》开始，我有一种感觉，拍电影成为我的一种生活方式了，它会记录了我的很多很多的感受，《南京南京》记录了我这四年的一些感受，而且这部片子第一次把我对爱情的看法拍出来了，对于我来说它不仅仅是南京大屠杀，是一个关于人的片子，是我对自己的一次挖掘，里面蕴藏我对人生的很多很多的看法，我很满意的我最终找到了并且表达出来了。

《三联生活周刊》：角川最后自杀是你对战争的反思？

陆川：角川最后那场戏是我最后想出来的。

我认为到最后的时候对一场战争的反思应该不用再分什么日本人、中国人了，角川这个时候应该是代表我们所有人去反思，而是不是仅仅代表他自己。

张纯如吞枪自杀这个事情，我曾经找过很多前前后后的文献记载包括验尸报告，那个给她验尸的美国验尸官说过这样一段话：“女人自杀的我见过很多，但是大多都是割腕、煤气、上吊，跳楼就是极致了，但是很少会选择吞枪自杀的，因为起码会对自己的容颜有一个保留，但是张纯如用一个大口径手枪把自己打死了，她内心经历过怎么样的黑暗？

”她的长相是非常罕见的令人折服的美，但是她却选择了这样一种方式，把车开到了一边然后自杀。

我在想很多人自杀到底是为什么，包括魏特林，他在回纽约的船上跳海自杀被救起来了，但是在回去之后还是自杀了，这都是南京大屠杀的结束之后几年的事情了。

像魏特林这样做了大量的工作最后受不了内心的煎熬自杀，但是又有多少人知道他是谁？

像张纯如，她显然是为了这件事死的，要不她为什么会选择在这样的一个年华在她名声到了那样的一个阶段的时候她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显然是因为这件事情就像阴影一样侵蚀到她的身体，她摆脱不了。

我拍到那会的时候，我虽然没想过自杀寻短见，但是我确实感到特别崩溃，但是我也想表现一种释然，最后释放小豆子就是对生活的一种释然，一种解释。

拍角川死的那场戏，我没有去写分镜头，就是讲戏完之后就拍，包括小豆子吹蒲公英那场戏，但是拍这场戏的时候我找到了一气呵成的感觉，那会戏已经快拍完了，但我好像找到了我会拍电影的感觉了，我觉得我自由了，不同于一开始我跟自己很较劲的状态。

《三联生活周刊》：结局虽然是美好的，但是影片整个过程很压抑，现在观众已经习惯了娱乐消费了，你觉得观众能不能接受这部电影？

换句话来说你对票房有没有什么信心？

陆川：我在上海的时候投资方汇集在一起，他们对于我的这部片子很有信心，但是我特别害怕，在同代导演当中我算是特别幸运的，因为有投资方能给我这么多钱让我做这么一梦，大家拿钱砸我希望能砸出一动静来，我们在上海做了两场试映，口碑不用说了，但是我一个朋友跟说我：“你们怎么能给观众一个理由让观众进来看？

你们只要能让观众进来，余下的事情就交给电影解决了，但是就怕观众不进来，那么陆川这两个字还不够。

”这三年半我已经尽了我最大的力气和责任，如果这片子票房不好的话，我觉得我也无所谓，会有很多人通过人通过不同的方式看到它，而且这个片子会长腿走到比我们想象更远的地方。

（实习生长萌萌、郄斯对本文亦有贡献）http://luchuan.blog.sohu.com/113467909.html哭泣的人无法思考——《环球银幕》专访这电影其实就是一张张中国人的脸。

中国人活到今天，没有一次侵略是不抵抗的，怎么到了南京，就成了不抵抗成了羔羊了呢？

人一哭，很多感官就闭合了，你不可能让一个哭泣中的人去思考。

说到底，《南京！

南京！

》其实是一部反战的电影。

就整体而言，《南京！

南京！

》是一部非常大胆的风格之作。

首先，日本军人角川才是《南京！

南京！

》贯穿始终、着墨最多、最立体丰富的第一主角。

虽然最终给人感觉很自然，但你不怕有人反感抵触吗？

事先没有考虑这些，最近给一些朋友放映的时候，才有人陆续对我说，极端民族主义者会不会跳出来说三道四？

这么设置是基于一个基本的想法，就是做一个新电影。

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电影已经很多了，成了一个很符号化的东西，但就我这几年看史料的感受而言，这个题材除了一些进入公众视野的东西之外，其实有大量我们所不知道的史实，说好听点，就是被遗忘了，说不好听点，是刻意被抹杀了。

那我就觉得这篇就得从头翻起，最好的方式就是换一个角度看南京大屠杀，不如随着日本人的目光进城，可能会更触目惊心。

据我们所知，影片拍摄的很多素材都没有用，刘烨扮演角色的戏份修改了很多，他既没有躲进难民营最后也没有逃出南京。

你不怕观众觉得故事上有断裂感？

在刘烨这事上，我们主创是有过挣扎的，但最后大家还是很统一地决定，让刘烨中间就牺牲掉。

原来剧本里的刘烨写得非常完整，但电影其实是有生命、自己会提出要求的。

我记得刘烨当时一进难民营的时候，群众演员根本藏不住他，一米八六的个儿，形象硬朗，鹤立鸡群。

所以我们觉得如果让他活下去，这事就太像个电影了。

其实我可以完全这么拍下去，因为中国电影已经以很不讲究的方式拍出来不少了。

后来决定，这个事太重大了，也没有贸然做决定，就这么先拍着，其实从拍戏的第一个月起这事在我心里就是一个阴影，因为他在难民营太扎眼了，如果我是日本兵第一个肯定先枪毙他。

当时日军在南京完全是以清洗的方式搜捕中国军人，所以你想想如果他一次次地出现还能活下来，逻辑是讲不通的。

你是什么时候决定不这么拍了？

真是拍到最后的时候。

我呢一直揣着这想法，最后刘烨的档期也到了，所以我就顺水推舟地把这事给办了。

那你跟刘烨是怎么沟通的？

他最后一次来剧组的时候，我跟他有过一次彻夜长谈。

其实刘烨在这部戏里的表现，我觉得毫无疑问是他从影以来最好的。

我希望他会以一个中国男人的形象，永远留在中国电影的公众记忆之中。

我给几个海外的朋友和片商看过片以后，他们会说，天呐，这个男演员完全是巨星风范。

但当时说这事时，双方都很伤感，我后来为他专门重新写了挹江门屠杀这场戏，前段时间他来配音，完整地看了一遍，激动得不行不行的，在走廊里抽了很长时候的烟。

片中的主角们是否都有原型？

都有。

我可能比要拍这个题材的其他中国导演最大的优势所在，就是看了特别多的日本兵日记。

我有一个朋友叫樊建川，是一个四川房地产开发商，用自己的积蓄建了28座建川博物馆，其中有抗日馆等等。

那时候他知道我要做这事，免费把博物馆打开，让我在里面像蛀虫一样蛀了很长时间，角川就是根据多个日本兵日记综合而成的，姜淑云则是综合了一些中国教师的事迹，因为有一位中国教师在日记里记载，日本兵在一次行动中搜查男人，经过外国人的协商，日军答应有亲属的可以走，有一位老师就换衣服救了六个人，最后被日本兵发现。

小豆子也有原型吗？

这个角色着力不多，却是影片最成功的地方之一，因为他一出场，瞬间就让人产生了心痛感。

建川博物馆有一个抗虏馆，我在里面偶然间看到一张照片，特别震动。

这是一张娃娃兵的照片，他叫季万方，浑身挂满了水壶和杯子，就是一个小催本儿，他是被日军俘虏的年龄最小的士兵，据说后来也是被杀掉了。

看了这照片后我就特别心痛，所以就想在刘烨身边安排这样一个人，让色彩更丰富一点儿。

其实小演员长得不好看，但他特别真实。

这孩子是在天津找到的，我觉得他特别动人，没意识到他丑不丑，他那脸啊特别厚实，你捏一下他就冲你憨憨一笑，我一眼就特别喜欢他。

一拍戏，那真是全场皆惊，刘烨都得压着他点儿，不然戏就被他全抢光了。

他绝对不是故意想抢戏，但他做什么动作你都特别想跟着看他，比如说他敲敲刘烨的背，把子弹递过去，你的视线就会跟着他走，我当时就不得不让他出画，不然摄影机就不是跟着刘烨了。

原来设定是让小豆子在日军的活体刺杀中死去，而且也拍了，大家看了样片，都觉得让小豆子这么死了太可惜，应该让他往下活，就把这小演员请了回来一直养在剧组，因为让小豆子怎么活下去，其实还没有想太好。

后来一边拍结局就慢慢在我脑子里出现了，原来的结局是刘烨活着逃了出去。

这小孩在剧组呆了8个月，长了 14厘米，从一个小小孩变成了少年。

有时候想想拍一部电影记录了一个孩子的成长，也是蛮有意思的。

影片有一个非常让人震撼的地方，就是你把摄影机对准了一张张群众演员的脸，而且每一张脸孔都特别真实，令人不由自主地相信他们就是当时的牺牲者。

你是怎么想到这么做的？

我最早写剧本的时候看了很多资料，做了一个汇编和很多卡片。

摄影师曹郁看完以后就说，这电影其实就是一张张中国人的脸，这种感受是我们主创共同的一个认识。

我说的话可能会触怒一些研究者，中国人在这个事件中的一些形象真的是被刻意抹杀了，因为我们真的一直在抵抗，中国人活到今天，没有一次侵略是不抵抗的，怎么到了南京，就成了不抵抗成了羔羊了呢？

清军入关在江南遭到的抵抗是很惨烈的，七八个月打不下来最后就屠城。

我在日本兵日记里看到，说有七八个妓女在慰安所拔出日本兵的刺刀去扎他们，而日本人受伤跑掉在外面吹集合哨要弄死这几个慰安妇的时候，这几个人抢一把刺刀纷纷抹脖子。

还有一个日本兵写道，他们一个小队进城，刚刚走过一辆被烧毁的德国坦克，突然有一挺机枪从这个坦克里伸出来，把小队的人打死一大半，里面的两个中国士兵就不跑，子弹打完了也不出来，最后被浇上汽油烧死。

这些事你看多了以后，你会觉得，哦，日本人屠杀原来是因为我们抵抗太严重了，他们就要报复，这个就很符合逻辑。

我特别想通过《南京！

南京！

》恢复当时中国人的面目。

事实上我发现，南京大屠杀题材会让很多人不想看这个电影，因为会觉得无非就是中国人被杀。

我们特别想表现那些被刻意隐瞒的事情，70年过去了，现在我们坐在这儿，你给我说出30万受难者里三个人的名字来，别说三个了，一个你都说不出来。

我们付出了几十万人的代价，最后连一个名字都没留下来。

我们在科教书里所讲的，都是弱者姿态，70年后还老拽着别人说：你打过我你打过我！

然后别人今儿一高兴摸摸你，就特美，可别人哪天挥手又一嘴巴，就又说：你打过我你打过我！

我特别讨厌这种说法。

所以在《南京！

南京！

》里，从主角到那一张张沉默的中国人的脸，我特别想让观众能够去凝视他们一次。

从摄影、美术、化妆到服装等部门，在对待群众演员的造型再现上，给予了他们和主演一样的对待，他们的服装其实和主演一样考究，有100套衣服从做工造价等方面和主演是一样的。

每次在现场，我们都要按照历史照片在一千多的群众演员里仔细去挑脸，挑我们认可的中国人的脸，每次都经持续两三个小时。

我们很幸运，因为在东北拍的时候，武警派出了大批部队支援拍摄，那些小伙子都来自农村，他们的脸很多还保持着中国人的质朴、坚毅还有那种无奈，信息非常的丰富，非常的好看。

如果换一个人拍《南京！

南京！

》，可能会拍得特别煽情，而且比你更惨烈，但你是一直往回收这种情绪，这让《南京！

南京！

》有了一种更真实的强大气场。

这可能是我的个性使然，我拍片一直吝啬自己的情感，不太去放纵，尤其是这样一个电影，你稍微一放纵，就会哭声一片了，即使我很压抑地去拍，估计还是会有些场面导致哭声一片。

我们当时希望能够让观众尽可能地大部分时间是冷静地去“参观”这么一个惨烈的事件，让他们去感受，而不是把他们弄得泪汪汪。

人一哭，很多感官就闭合了，你不可能让一个哭泣中的人去思考。

至于你说的真实感，我在导演阐释里就说过，这种感觉要扑面而至，从开场到结尾，是要山呼海啸式的，必须用最强悍的大量新鲜的真实细节去淹没观众，让他们呼吸的全是那个时代的气息。

只有这些最真实的细节，才能形成一个综合的气场。

《南京！

南京！

》一定程度上颠覆了我们的情感系统，因为它最终讲述了双方都是受害者。

它给了我们一个新角度去看南京大屠杀，甚至是中日关系。

观众可能会不由自主地想，如果我是日本军人，会不会像他们一样？

我在看完日本兵的日记后，就感觉战争在施暴者的眼里，是另外一副景象。

很多事情对受害一方来讲，是太可怕的事情，但在日本兵的日记里，他们会说，今天跟班长出去了一趟，干什么是很隐晦的，要么说今天发现了一罐红糖，特别高兴，说晚上可以煮红豆年糕汤了，一定要好好吃一顿。

你会发现，我X，你的地狱是人家的天堂，人家玩得可开心了。

对施暴者来说，战争不是你我想像的那种紧张状态，而是一个日常态，很松驰的。

这种对于战争的陌生化感受很有价值，因为你不可能永远是受害者，说不好听的，在明天的战争中，你有可能就是施暴者，当你居于上位的时候，你会不会在成为战争之神后不去约束自己的行为？

如果我们没有极高的自省力和自我控制能力，完全会参与到这种群体恶行之中。

《南京！

南京！

》的情节淡化了戏剧性，台词少节奏也慢，但它却一直吸引着你不由自主地往下看，这就让人觉得像是处在一个梦境之中。

坦率地说，我是在最后剪定版时突然发现了这种感受，尤其到结尾，钢琴声起来，小豆子出来，突然感觉像老电影或默片，它形成了一种特别独特的意义，就是这种梦幻感。

说实话，拍到最后角川死的时候，实际上我的心也死了，这是我最后的感受。

拍到最后一天时，我才想出了这个结尾，然后跟大家一讲，他们都觉得好，第二天就拍了，出奇的顺利。

我会觉得这个结尾寄托着我的一个巨大的善意和梦想，我希望有一天，人类是这么去对待和尊重生命的，而小豆子就像一个火种，从刘烨的手里传递到姜淑云的手里，再传递到角川的手里，我觉得所有国家之所以能够和平相处，是因为它骨干的人民内心存在着巨大的善意，这些人在一起就能保护和尊重生命。

日军入城仪式令人很意外，因为它极有美感，音乐与画面产生了摄人心魄的力量。

我当时想，陆川要干嘛啊，把日军拍得这么雄壮？

但当他们处在狼烟之中时，突然又有了一种很诡异的魔鬼的感觉。

你是怎么构思出这场戏？

不知道你写稿时有没有这种感受，就是你不是从第一个字开始写起的，你可能是先写一段话，然后这段话就一直飘浮在那儿，像一个浮桥，你整个的工作就是要把这个浮桥接通，达到彼岸。

这场戏当时就是我的几座浮桥之一，剧本几乎从头至尾都重写了，但只有这场戏一直保留着。

没拍之前，我看了很多资料，在某一个晚上，我突然梦到在一片瓦砾的海洋上，日军部队敲着鼓但又是无声地在南京废墟之中，跳着他们的民族舞前行。

我一下就醒了，赶紧把这事记下来，然后这个画面就一直挥之不去。

我特别信命，我觉得老天爷让我拍这电影，把这场戏拍出来是挺核心的一个事。

我自己给这场戏准备好了一套比较安全的说法，其实这个说法可能会降低这场戏的意义：这个场面是战争结果的一个抽象表现。

本质上的战争结果，我觉得是入侵一族的文化在被摧毁这一方的历史文化废墟上舞蹈。

找到这个说法后，我就觉得这场戏必须得拍，因为到现在为止，还很多非常可怕的异族文化还在我们的大地上舞蹈，可是它并没有通过战争形式就做到了。

我不去评价它的好坏，我敢说我是一个特别理性的爱国者，但我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

我18岁就参军了，当了八年兵，该跳下长江和战友们一起堵管涌的时候也跳下去过。

当兵的时候，我研究过军史、历史和战争史，知道战争中屠杀的本质，所以觉得让现代人去了解这种本质，其实特别有意义。

这种威胁到现在还一直存在，而且我们不仅要警醒别人可能会来侵略我们，我们还要警醒我们可能会去侵略别人，真的。

丘吉尔说过，正义战争往向走一步，就是邪恶。

二战后期，德国人已经被打残了，而盟军还是在德莱斯顿平民区完全无节制地扔汽油弹，一夜之间烧死了4万人，后来照片公布，那地方被烧得就像月球表面一样。

说到底，《南京！

南京！

》其实是一部反战的电影。

《南京！

南京！

》让人看完后，感觉创作者的立意和心态都是非常强悍的。

很多人可能想过要以其人之道还之其人之身，但我相信大家看了《南京，南京》后可能会放弃这种想法，或是反思这种想法到底对不对。

人的一生都在渴望自由，希望有大自由，这种状态一死亡能给你，还有一个就是战场。

这就特别可怕。

有一个女作家写过一本讲战场杀戮的书，我觉得她的理解有点儿隔靴搔痒的意思，关键女性对战争没有欲望，而男性内心是有的，这是特别可怕的事情。

因为你真到战场上，看死了三四个兄弟后，你所有的世界观就变了，尤其打下一个高地或城池的时候，你面对的是必须要去复仇的对象，你绝对不会把他当作是你认识的，或是在网上可以交流的人，你对他没有任何情感，内心只有复仇、享乐、精神和肉体的放纵，因为明天你有可能就像你的兄弟一样倒在乱尸堆里，脸被打得粉碎。

我觉得《南京！

南京！

》至少开了一个口子，提供了一个方向，大家再去想这事的时候，可以往这个方向走一走。

其实我内心的体验其实要比它呈现的多得多，所以我很珍惜这样的机会，可以在电影上映之前说说自己的想法，因为《可可西里》我想说的时候，电影都快下片了。

观众愿不愿意听陆川说话？

他们可能想听，但只是一点儿。

采访/世亚http://luchuan.blog.sohu.com/114479585.html

序：这是一部非常沉重的电影。

很小的时候，就从课外书上知道了南京大屠杀，小时候只是一味地咬牙切齿，还不曾有更多的感受。

之前看过两部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一部《屠城血证》，一部《南京大屠杀》，前者对屠戮和奸淫着的笔墨更多，后者在故事流畅性和具体场面掌控上更好（小学看的片子，草鞋岭一段印象很深，陆川在机枪屠杀段落时机位上似有借鉴），但给我的感觉并不比书上更具体，尤其是两个都试图以一对中日夫妇的悲剧作主线，太矫情，其实思路并不必八十年代中日蜜月期时拍的《一盘没下完的棋》高明多少。

但当看完《南京！

南京！

》，我从电影院出来的时候，看见马路两边密密麻麻的人和车辆，忽然有种陌生感。

这就是我刚才在电影里看到的那个满目疮痍的城市？

我不知道其他人看这电影时会不会这样，这部电影让我产生一种强烈的恐惧感，先不管这电影其他方面怎样，至少成功地将氛围调适到位了。

或许客观来说，影片本身在血腥和残酷上在我看过的电影中，离极点还远，但也许是我不停自我暗示“这是我脚下的城市、这是我脚下的城市”的作用吧，看完之后真的感到害怕。

倒不是怕某个具体的人或事的伤害，而是不知道自己如果进入这样的绝境，我能做什么。

看完了，有很多想表达的，但纠结着，一直说不出来。

这两天，情绪其实一直很低落。

感谢版上还有人自告奋勇供我调戏，如果不是在这些节目上的宣泄，恐怕我更难摆脱这种情绪。

我对自己影评的要求是：拒绝感性描述。

但在脑中回放这部电影时，很难跳出来冷眼旁观。

而且不仅仅是感情，历史、时政以及关于这部海量的信息与八卦，都在我眼里滚来滚去。

好罢，把这些抒情的废话宣泄掉，我开始说话了。

一、开头先批结尾的败笔这部电影的剧本是有问题的，尤其是结尾。

如果纯粹按照影片的情节来理解，结尾是合理的：角川的角色设置一直是良知未泯，所以他放人合理；在受了很多刺激后，对慰安妇百合子的个人感情某种意义上是唯一寄托，但百合子也死了，这成了压垮骆驼的唯一稻草；两个中国人死里逃生，重获希望，笑一笑也没什么不对；整个片子最后还是应该给人一点希望的。

下面一条条细说，其实不仅涉及结尾，也会涉及很多影片整体上的问题。

是的，如果按照角川这个角色设置的逻辑往下走，他的结局非常合理。

以角川视角为事实的叙事主线，遭到很多人诟病，但我觉得没什么问题，反而算是填补一个空缺，问题在于，除了伍迪·艾伦的《战争与和平》，我从没见过这么纯情到幼稚的角色。

陆川的意思其实不是让人糊涂，而是过于明白了，想来人性人性，但问题在于，这样做幼稚到可笑。

其实，即使角川这个角色性格及各方面不修改，参照《桂河大桥》中亚力克坚尼斯扮演的英国军官最后含义暧昧的扑倒，他可以有更多的选择，而且在角色的塑造上也可以有更大的空间。

如果有人要以历史真实vs艺术真实来较真一下，那这段的说服力就更差了，日军在战争中不乏自杀者，但因厌战情绪而自杀的，在自杀者中大约只有1/4000（感谢puma兄提供的资料）。

更何况，这还是处在日军战事顺利的战争初期。

两个中国人逃生后的反应是上述幼稚的延续，陆川的意图表现得更加明显。

但这个比角川的自杀更加离谱，角川之死的设置至少还符合影片逻辑，而两个中国人的笑和嬉戏连基本的常识都不符合：试问如果有人刚刚从连绵数月的死亡威胁中脱身，而且前途未卜，他能彻底放松吗？

南京大屠杀的很多幸存者直到今天仍然有强烈的心理阴影，何况当时刚刚脱身，怎么可能会有如此轻松愉悦的状态？

这段被诟病是纯粹活该。

结尾单从技术论，拍得尚可，远景中角川同乡孤零零地竖在那，构图很好，也算是影片中难得的静谧。

但是，在压抑了两个多小时候，即便你想“希望”一下，忽然来一段风格上反差如此之大的收场，即便是再热爱和谐本性善良的观众，也难以转过弯来啊。

之所以点这个结尾，就是想说陆川在谋划剧本时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如何在绝望中展现希望。

完全的绝望是不可取的，倒不是因为那些关于艺术的目的应该怎样怎样的文艺理论，是这部电影涉及的历史如果以这种方式表现，很难被接受，不仅如此，在艺术创建上，除了一味哭诉，也难有什么发展。

而且，这毕竟是商业制作，要面对市场的，和这段敏感历史如此纠结的时候，选择完全绝望，几乎是绝路。

其实，这本身就是个难题。

观影时，我常有这种感觉：这段不能这么写，这么拍是不对的，但真要想想看应该怎么拍，我发现我也很难给出什么答案。

面对这个难题时，陆川给出的答案，以结尾为代表，就不太好。

其他各处呢？

很多地方，都有类似问题：比如那段“中国不会亡”，比如唐先生有些做作地说“我太太怀孕了”。

陆川太想表达那种希望了，结果陷入了俗套中。

其实角川之死还是可以找到原型的——《罪与罚》中的斯维德利盖洛夫，但就是这么久远的角色也远比角川要丰满复杂得多。

这就像一个困局一样，陆川太想表达希望，甚至牺牲了角色和一些合理性，但最后却谁都没法讨好。

其实，在零星的角落表现一下就够了，小豆子对刘烨笑了两次，既有着战友间的默契，又带着些无奈和坦然（特别是第二次），这个细节虽然笑，但是够分量的，遗憾的是陆川让他笑了四次……二、是冲突还是纪录？

分裂的南京。

前面有文提到过，《南京！

南京！

》的剧本是失败的，因为其过于散乱的情节，几乎都无法形成构架，最终成了一堆历史的“景片”。

这话对了一半。

根据陆川的访谈，看《南京！

南京！

》的创作过程，陆川自己提到过，他原来写好一个剧本，后来拍的时候，根据拍摄情绪不断修改，删了、加了很多戏，到最后已经面目全非。

以这种方式做电影，除非你是掌控力极强的导演或制片人（赛尔兹尼克这种），或者本身就期待影片以散文化或者碎片化方式出现（王家卫的电影，以及斯通的《天生杀人狂》），否则陷入杂乱的状态是很难避免的。

作为导演的陆川，掌控力显然还不够。

剧本跟着情绪走，情绪跟着拍摄走，到最后，剧本的整一性就会丧失。

但根据陆川提到的原来那个商业味更重的剧本来看，在影片中仍然能看见一些影子，但戏剧冲突往往只是出现在单个场景里，而且还时常戏剧性相对不足或者失当，等到整个来看时，就显得乱了。

所以看这部电影时，常常会觉得穿越，时而明显感觉到戏味，时而又觉得戏味不足像战场纪录片——没有谁能够有这么好的适应性能够随时在两种风格中转换自如的，作为导演的陆川自己也不能，所以在需要纪录性的时候，他却总不合时宜地大特写（前1/3）。

这种分裂还表现在他对角色塑造的问题上。

陆川自己谈过这部电影和《拉贝日记》的区别，后者按照其标榜和宣传片来看，基本是传统情节剧，陆川刻意要让《南京！

南京！

》和《拉贝日记》划清界限，按照他的说法，应该是更倾向于全景式纪录的。

如果是《拉贝日记》给拉贝很多仰角和大特写，我不会奇怪，因为本身就是要塑造英雄，塑造一个star，给他聚焦是应该的。

但《南京！

南京！

》既然是要追求一种更朴实和平视的角度，那么即便为票房考虑使用一些明星演员，最好也让他们在镜头前“消失”（参考《黑鹰降落》）。

但很遗憾，即使是拍得还不错的战斗段落，陆川也没少给刘烨大特写——他的脸被抹了再多的灰，观众也不会认同者是名普通的国军军人，而会因为明星的突出而瞬间出戏。

而后给刘烨设计的那段带头赴死，就更有问题了——如果你要让刘烨成为英雄，那么这个桥段设计得不够英雄；如果你要让刘烨是牺牲者之一，又干嘛非让他突出一下？

至于唐先生的角色设置，可以看成一条保持尚可的戏剧冲突线，但他最后的死仍然让人感到莫名。

或许为了追求一种对前面所犯罪过的救赎感和政治正确，唐先生必须去死，但至少得有个明确的理由，难道陆川是想用唐先生的死来证明日军暴行的完全无理性？

与其说这段看起来是日军的无理性，不如说是陆川编剧时的无厘头。

说到这里，又想起陆川在访谈中曾提到的日军屠杀实际上并非个人暴行的叠加，而是有组织有预谋的，实际上是军队指令的。

顺便回应一句前两天讨论看待南京大屠杀和屠犹问题，那天一时忽视掉了，证明这种组织化的屠杀并不只是动机理性与否问题，如果是个人暴行，那只是军人自身的事情，说不好听，就像党卫军对美军俘虏的屠杀放大一些，如果是来自上层的组织，这就上升到了国家犯罪，性质完全不一样，不仅是屠犹，还有纳粹同样臭名昭著的枪毙政委、饿死乌克兰等政策。

那段陆川在访谈中说得很好，但在电影中，很遗憾，他试图表现，但也在这冲突和纪录的游移中草草了事。

能看到的，只有似有组织的机枪扫射和占领军头目关于征集慰安妇的提及。

不错，从拍摄上而言，屠杀场景，陆川在四、五个场景间平剪，然后再来一个大摇臂，把屠杀残忍程度的震撼提升了一个档次。

但是从对问题的追溯来看，陆川对屠杀的表现，仍然停留在我前面提到过的两部影片水平上，都过去这么多年了，这点仍然是一点进步都没有。

这不能不让人感到遗憾。

三、堵门、祭典——两处神来之笔1、开场的堵挹江门很好。

比之日军很难给观众心理代入感的攻城，挹江门场景很能镇得住人，作为定场戏非常好。

从静到动，转换得非常快，冲击力极强，同时也给毫无心理预期的观众一个突袭——所有拍南京大屠杀的电影，没有一部有这种气魄。

更重要的是这个段落是过去谈及时常常语焉不详的，第一次被如此直接地表现出来，非常好，只是有一点——真实发生的，比电影上呈现的这段，要残酷很多。

2、整部影片，祭典部分可能是争议最大的。

不仅因为它可以看做是对日军气焰的一种宣传，而且还在结构上突兀了一下，很多人看不明白。

但我觉得，这是影片拍得最好的一个场景，因为这是他最放得开手脚的一个场景，没有考虑太多的票房与现实顾虑，也没有像之前绝望之余仍然想处处留点面包屑做希望（实际扔下去的是馒头），他拍得很纯粹，很干净，镜头剪切得非常流畅，做足了功夫。

他为什么要插进这一段呢？

我的理解是。

首先，他要刺激观众。

陆川拍摄此片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告诉人们——我们当年那个对手有多么强大，尽管最后我们赢了，但仍不可掉以轻心。

如果说本国首都被人烧杀抢掠仍然不够耻辱的话，陆川选择了这种招魂般的庆典。

这已经不是肉体上的冲突了，而是在精神上的压迫。

日本人为什么能在中国的土地上肆虐？

这是陆川想回答的问题。

而这段就是他想给出的答案：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没什么比这种看起来回归蛮荒状态的祭奠更能表现这种可怕的意志。

但是，在这意志可怕之余，它也会反噬。

这个是我想到的，是我根据影像推演的，那就是祭典段落将近结束处角川带有绝望和茫然的吼声。

这种意志力其实是非人的，它在摧毁对手的同时，也会让己方的个体消失，出现的只有这一个怪物。

丧失个性的民族，必将在盲目中走向毁灭。

然而，陆川选择这种方式，是很冒险的，特别是我感觉他参考了《意志的胜利》的拍摄法，对那些写着部队番号的招魂幡和强壮鼓手的大仰角，极其规整的构图，配上紧张的鼓点，使这段影像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我倒不担心他因为这个被骂汉奸——那些言论虽然无知，但也没什么害处——我担心的是这段影像与《意志的胜利》相仿的蛊惑力，意志薄弱者可能会吃不消，就像传说中当年北影教授不愿意在课堂上完整播放《意志的胜利》一样。

不过世上只有一个三岛由纪夫，而且还死了，但愿我的担心是多余的。

四、《南京！

南京！

》与历史这个问题是逃不开的。

前面在谈角川的角色问题时，我已经谈过了，那基本就是我的观点：看得出来，影片确实是建立在相对严格的考证基础上的，没有太明显和太过分的史实错误，但陆川的问题不在于不忠实历史，而是在艺术真实可允许范围内的故作幼稚。

当整部影片都是在以接近史实或者号称接近史实的名义下进行时，如果非要捣鼓出类似于角川这种日军战争前期出现几率微乎其微的角色，对戏剧化情节帮助不大（因为太俗套了），而且还会伤害影片的因“史”之名。

关于拉贝的问题，别看陆川在访谈中言辞似乎挑衅味道很足，从影片来看，其实并没有对拉贝进行怎样的丑化，影片中的拉贝，已经做到了他在那种环境下可以做到的一切，只是影片没有将他作为叙事中心罢了。

关于市中心的孙中山像，确实1942年新街口才竖立起孙中山像，如果严格按照史实，这里就穿越了。

但这就是艺术创造的自由了，我看过一张照片，是几个日军士兵羞辱一尊孙中山铜像（可能是中山陵的，具体记不清楚了），这说明类似事情是存在的，稍微转移下时地，并且给国都的沦亡带上些象征性意味，没什么不好。

素以考证为长的李敖，写作《北京法源寺》时，不也为了艺术的考虑，把住法华寺的袁世凯穿越到了法源寺？

同样理由，可以解释城中那场不曾有过的祭典。

这些都不算大问题。

我觉得大问题不是史实上的，是对历史的把握。

我们为什么要回顾这段历史？

是要去了解其成因，关注其过程，并从中挖掘出更深层次的内涵——比如动机。

《南京！

南京！

》既然已经基本放弃了整一的情节，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应该做得更清楚。

我们为什么会被屠杀？

仅仅因为敌人的强大？

强大了，打败我们了，我们就理应被屠杀？

因为敌人兽性，所以我们被屠杀？

那么既然创造了角川这么个有良知的角色，以及将日军日常生活表现得这么“正常”，那么这些“正常”人类，为什么会做出非人类的事情？

如果说电影表现哲学议题有难度，那么为什么当教堂中发现了甚至多过日军巡逻队的中国士兵时，所有人都选择了举枪？

为什么我们有那么多人却大部分乖乖被杀？

陆川在访谈中说得很激动，说要拍抵抗之城，但从影片来看，零星的抵抗归抵抗，屠城归屠城，二者是割裂的。

其实挹江门一场如果后面接好了，完全可以解释上面这些，但散乱化的表现，让这些问题很难留下满意的答案。

偷懒的人可能只是想着“日军是屠夫、国军太懦弱、百姓太麻木”就收场了。

勤快的可能还会留个解释文，但如果要靠解释才能说清楚事情，还要电影干吗？

五、关于陆川女朋友看完《南京！

南京！

》，留下一句话：陆川是值得尊敬的。

怎么说呢，我很不喜欢陆川的为人，对他的导演水准也持保留意见，但我赞同她的话：陆川是值得尊敬的。

当初看到过报道，说冯小刚是中国电影圈里最会哭穷的导演，他的投资都是哭诉拉来的。

如果只是开玩笑的话，我觉得陆川上这个榜也挺合适的。

他很能说，也很会说，而且很爱来事。

每次接受采访，他都不忘记哭诉下血泪史，包括当初写《黑洞》剧本被剥削之类的。

听得多了，也就习惯了。

此番《南京！

南京！

》的运作，他虽然没有傻到像高群书那样玩道德绑架，但仍然四处放噱头，比如挑衅《拉贝日记》，而事实上，这电影除了题材，几乎也没跟拉贝冲什么。

后来他又豪言票房过一亿四，他就跟韩三平裸奔。

这放在他自己也倾情对待的电影上，多少是让人有些反感的。

我虽然可以理解他的行为——这不是小成本，8000万的投资，是要用票房说话的——但对他的行为，多少有些不屑，觉得这个人太无所不用其极。

但陆川值得尊敬的地方在于，他不是只在炒作上如此，在对待电影上，他也是如此。

拍《可可西里》时 的玩命，一直延续到现在的《南京！

南京！

》。

他也没有因为票房的顾虑而彻底放弃在影片中的一些尝试，在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中国影坛，他的每一步虽然迈得锣鼓喧天，但也确实有这个资格。

他的问题在于，一个好导演，或者说一个合格的导演，不应该是每次都靠题材和拍摄内容才能赢得喝彩的。

《可可西里》如是，《南京！

南京！

》亦如是。

拼命固然可贵，但水平不上去，总有一天会被遗忘的。

六、尾声其实对于这部电影，我还算是评论得比较客气吧。

纠结得狠了，心里非常乱，一股脑就涌出来了。

其实，心里纠结的，还是那段历史，无论这电影有多少缺点，不能不承认，影像带来的直接冲击，比印在纸上的统计数据要强烈得多。

从这个角度讲，《南京！

南京！

》已经成功了。

ps:我的建议，不捆绑。

之前有人提出着素服去看《南京！

南京！

》，我觉得有些刻意，看个人喜好吧。

但能不能在观影时暂时把手机关了呢？

两个多小时耽误不了什么事情的。

如果这个也难办的话，至少开静音吧，今晚后排一个欧巴桑手机不停的《上海滩》让我非常抓狂。

此外，德基观影时，好像有凭《南京！

南京！

》的票买爆米花优惠的活动，想起《辛德勒名单》在美公映时吃爆米花被认为不太合适的情况，我心里觉得有些不舒服，其实也没什么，顺便说说罢了。

第一次没看完，因为害怕沉重害怕承受痛苦。

比我预想的还要沉重还要震撼，黑白画面营造的逼真范围压得人透不过气来，侵略者的灭绝人性、受害者的悲苦无助，让我欲哭无泪，多么希望最后日本人的醒悟能在现实世界中真正发生。

“《南京》每一分钟的剧情，全部有史料作支撑。

当它公映后，有很多方面的批评声，但直到现在没有一个历史学家站出来指责这部电影，因为他们知道，这是真实的“当在讲座中听到陆川郑重说出以上这段话，我被震撼了。

《南京》不是一部商业片，它甚至不是一部电影，而是一卷37年的胶片，带着历史的沉重感将那一段痛苦的经历向我们重述。

如此再来看各种批评，几乎是在没有理解这不是一部商业片的情况下就开始评价它。

我坚信， 《南京》是会写入历史的。

大家好，我叫陆三，可能您没听说过这个名字，认定叫什么二什么三的都不是什么好鸟，不过没关系，如果我说出我家大名鼎鼎的那位您就知道了，陆川，这回您知道了吧，就是玉树临风的那位导演，很有名的，看了我们的名字您就可以想象得出，我没他那么帅，阿川的名里是三条竖，是纵的，看起来就像雄赳赳气昂昂的大鸡巴，精神抖擞，而我这名字只有三道横，疲软不说，怎么看还怎么像额头上的抬头纹，未老先衰。

阿川是我的弟弟，也可以说是哥哥，随便怎么说，因为我们是在同一个时刻从同一个子宫来到这个世界上，谁先谁后已经无从考证了，爸爸还没说已经先叹气了，总是这样。

我只知道当我咧着大嘴第一次出现在世人面前，所有在场的人都被吓傻了，几个护士夺门而出在走廊上狂吐，接生的大夫顺手操起根止血钳子冲着我以防不测，其实他们不知道，我只是长得吓人罢了，我不想伤害任何人，看我火柴杆一般粗细的胳膊腿又能伤害谁呢，我伤的只是父母的心。

产房另一端是欢呼雀跃的人群，父亲也丢下我跑到那边去了，那里躺着刚刚与我分别的阿川，他嚎得震耳欲聋引人注目，连第一声啼哭都哭得漂亮，他与我不一样，他这样的人生下来就注定受人关注，而我，唉，不说也罢，其实刚开始在母亲的子宫里时，我们还差不多，只是他跟我说，哥哥，我以后只管你叫哥哥，我小，让我多吃点。

于是我就把我那份让给他吃了。

我说这个不是在抱怨，我始终以阿川为荣，有阿川这样懂事的弟弟，谁都不忍心叫他少吃一口吧。

从那时起，我就躲在家里，再也没出过门，我每天小心地挪动双腿从床上来到窗子前，稍有不慎就会骨折，然后在四方型的天空下挨过一整天，除了统计头顶上飞过的鸟的数量和预测天气，我每天最大的乐趣就是等阿川放学回家，我必须要说，阿川从小就跟别人不一样，尽管我没见过几个人，但我就是知道我的阿川是独一无二的，他讲故事的天分在很小时候就显现出来了，他讲老师知道的不一定比学生多，还讲日本人并不都像我想象中那样坏，他讲的每件事情都与我从书本和电视中得来的不一样，听他讲故事我只有赞叹的份，那天他对我说，哥哥，你知道我为什么比你成功么？

我摇头，憨憨地傻笑。

他说因为我做事情永远要和别人拧着来，别人往东，我就往西，别人吃干，我就喝稀，这个时代跟以前不一样了，什么个体的精神什么独立的思考都是扯淡，只要你把所有正常的思维反过来，正话反说，自会有无数庸人把你当成大师，把你的话当做真理，因为我发现了这个规律，所以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阿川的话我听不明白，只能嘿嘿地笑，有些话他只说给我一个人听，因为我不懂，但我知道他说的一定是对的，不然他不会如此出色，年纪轻轻就做了大导演。

那次阿川怔怔地端详着我的脸，从来没有人这样看过我，连爸爸都不会多看我，我总能从那些闪烁游弋的目光中读出恐惧和鄙夷的信息，可这次阿川的眼神不一样，他的目光让我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低下了头，阿川突然抓住我的手，我的手猛地颤抖了一下，可还是任由他抓着，阿川对我说，哥哥，我要你做我的画像。

阿川的话我永远也听不懂，他那么帅，而我就像一个活生生的小老头，反差如同脸上的痰明摆着，我怎么能成为他的画像。

可阿川只是不停地念叨，让我做他的画像，我只好嚅嗫着点头，阿川高兴了，我能感觉他的手在发抖，他说，哥哥，我就是道林格雷，你就是我的画像。

我不知道什么道什么雷的，可能那是一种很厉害的武器吧，但能为阿川做点事我还是很高兴，尽管他要我做的事我永远也不明白。

从那天以后阿川来我房间的次数明显更频了，他把工作中发生的事情都讲给我听，哪个人故意跟他过不去，哪些部门拆了他的台，诸如此类的，他来的时候总是怒气冲冲，满口脏话，讲完出门就心平气和了，我感觉身体每况愈下，大把地掉头发，而阿川永远是容光焕发。

阿川告诉我他拍了一部伟大的电影，这部电影能让他在电影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对于这样出色的阿川我能说什么呢，只有羡慕和祝福的份。

阿川说，哥哥，你知道我这部电影为什么伟大么？

因为它无法不伟大，它必须伟大，它讲的是关于所有中国人共同的情感，揭了整个国家的伤疤，什么？

你说没人爱看这样的片子？

哥哥你错了，怪不得你只能躲在这样的一间小屋里，没人关注也没人欣赏，我来解释给你听，你想象一下，比如说你，小时候体弱多病只有被人欺负的份儿，可有一天你发达了，你首先想的是什么？

别害臊，大胆地说，没错，你想的是记住谁欺负过你，你弱的时候不敢想这些事，因为除了平添烦恼毫无用处，可现在不一样了，你自以为够强了，你有了报复的资本，有了寻仇的可能性，所以你必然翻出那段记忆来，提醒那些欺负过你的人，别以为哥们忘了，哥们居安思危，没准哪天就找到你头上，啥叫变天帐你懂么，变天账就是当你弱的时候别人逼着你去看，可当你强了以后争着抢着自己掏钱也要看，作为一个导演最重要的是什么，不是技术也不是深度，那些都是哄书呆子玩的，作为一个导演就是要在一个正确的时间面对一批正确的观众然后拍出一部正确的片子，电影是要给人看的，没人看再好的电影也是浪费胶片。

阿川说，哥哥，你知道为什么我的每部片子都叫好叫座么？

因为我的片子都站得稳，站得高，别拿那部《寻枪》说事，那电影是拍着玩的，受姜文的影响太大，不算我自己的电影，先是《可可西里》，然后是这部《南京！

南京！

》，我的立足点永远都与人类道德站在一起，批判我就代表着批判野生动物保护，就代表着批判民族反思，就代表着不道德，因此偶尔冒出的几声批评也马上就被热烈的掌声淹没了，就像我小时候尽管很坏，打架捣蛋欺负同学，但我始终明白学习不能丢掉，只要学习好，就站稳了立场，就拥有了不破的金身，在坏学生面前，我是成绩优异的榜样，在好学生之中，我又精通调皮捣蛋，这样的人想不红都难。

阿川说，哥哥，你知道对观众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么？

那就是满足他们的情感，只要远离言情无厘头那些下三滥的题材，先确立一个宏大经典的主题，在电影院里把他们弄笑了或者弄哭了，那么他们哭过笑过后就不好意思骂你了，就算事后明白原来被你当猴耍了也是多年以后的事情了，在这方面我跟朱军的《艺术人生》学到了很多，那节目真是我的良师益友，先是揭你小时候的伤疤，净挑你吃过的苦说事，冷丁弄张那时候的照片出来，一帮共患难的苦朋友在下面揪心地看着你，然后马上跟着段煽情的配乐，这全套下来没见过不哭的。

所以说煽情绝对是门学问，怎么把观众眼泪都看下来还直夸导演冷静克制，那才叫真本事。

阿川还说，哥哥，这话就咱哥俩说，话说出来弟就解脱了，就轻松了，就容光焕发了。

别人都说我这片子叙事角度独特，有人干脆骂我是汉奸，帮日本人说话，侮辱咱中国人，其实那哪是骂我，根本就是夸我，我早就说过，这年头做人必须得反着来，别人向东咱就向西，别管你这东西反得有没有意义有没有深度，你反着来一下就对了，就震撼了，就独特了。

别人说日本兵坏，我偏在里面弄个好人，你问我究竟有没有这样的人，我也不知道，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你也不敢咬定肯定就没有，为了片子火我必须得这么拍，否则会被人骂成主旋律和假大空，现在是什么时代，是笑贫不笑娼的时代，说你是汉奸要比说你没才华强一万倍，我也想真有才华，也想拍个片子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最不济也得跟姜文那部《鬼子来了》平起平坐，但弟真就一普通人，别看人前春风得意青年才俊，回家一对着空白剧本就傻眼，往摄影机后一坐脑袋就嗡一下，没办法只好投机取巧，啥都拧巴着来。

你说日本人坏，我就说也有好人；你说咱中国人抵抗乏力，我就弄个拼死奋战的陆剑雄出来叫你看看；你说国破就得家亡，亡国奴就得像惊弓之鸟，我就弄个唐先生一家出来，让你看看破城之中也有麻将和莺歌燕舞；你说做汉奸就得从一而终流脓淌水，我偏要叫唐先生临了来个觉醒和救赎。

阿川最后说，哥哥，弟今天什么都跟你说了，说完就忘了，你帮我记着，谁让你是我道林格雷的画像呢，我把我的龌龊和野心交给你保管，弟就溜光水滑不留痕迹了，反正你生得丑，也不在乎更难看一点，也没人看见你，我小，你让着我。

等弟老了不会拿刀砍你，弟养着你，弟现在要走了，去参加电影票房过亿的庆功宴，等弟回来给你带盒扬州炒饭。

（途加千字文俱乐部专稿）

**背景**1937年，12月，中国的首都，南京。

在此之前，中日双方刚刚结束在上海的苦战。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连续击败中国和俄国，拥有这份骄人不败战绩的大日本皇日军刚刚经历了三个月的淞沪苦战，伤亡人数已经近8万人超过日俄战争。

在上海参战的国民革命军75万人，则已经损失超过30万人但是，这却是几百年难得一见的同心协力，在民族存亡的时刻，在日本多年凌辱的压力之下，先前的军阀火拼，利益之争暂时都放到了一旁。

各地军阀诸侯军队云集上海勤王，奋不顾身的拱卫中央。

在上海的大熔炉中，“我们的部队，每天一个师又一个师投入战场，有的不到3个小时就死了一半，有的支援5个小时死了三分之二，这个战场就像大熔炉一般，填进去就熔化了！

”这些中国军人用血肉抵挡了日军的优势装备，三个月，让日本意识到中国是难以被灭亡的，全日本恐怕都要搭进去了。

国民革命军撤出淞沪战场，南京就成为日军的目标。

伤亡惨重的国民革命军，溃退至南京时，建制全部打乱，人员装备奇缺，士气尽失。

南京城防仓促组织，日军快速形成合围，南京的失守已经在所难免。

由于南京卫戍司令唐生智的临阵脱逃，部队溃散，城防阵地丢失。

只不过十三天，一个刚刚经历黄金十年，立志复兴的古老国家首都，一座由15万部队防守城市，就被日军攻陷。

就在这一刻《南京！

南京！

》开场了。

**情节**国民革命军已经溃散，但是在逃跑无路的情况下，仍然有一些士兵希望与中国残破的首都共存亡。

他们偷袭小股的日军，并且小有战果。

随着幸存的日军发出警告，日军的警报逐渐在全城响起；南京已经失陷，守不住了。

日军围攻这小群中国士兵的场景，充分展示了这个古老国家和新兴资本主义强国的差距。

优势装备和简练有效的战术，很快就消灭了中国士兵的抵抗。

面对炮击，躲在简陋掩体后的中国士兵没有任何还手之力，这是8年抗战中中国士兵一直的处境，用血肉之躯与优势装备对抗，用生命换阵地。

中国会不会灭亡？

这是当时压在所有中国人心口的一块巨石。

当被俘的国民革命军士兵面临死亡时，集体喊出中国不会亡时，我想所有的观众都会被深深打动。

教堂里，国家的衰弱再次暴露无遗，国家无法保护自己的国民，女人们只能自救了。

这些挺身而出的女人令人敬佩。

全片最精华的场面是日军的祭祀典礼，场面节奏鲜明，鼓点摄人心魄，日军舞蹈专注整齐并且有力。

充分表达出一个自信强大国家事事认真的底蕴。

残破的中国面临这样的强国，能够支撑到底着实不容易。

**电影**这是一部令人不快的电影，场面压抑，观众的情绪一直得不到释放。

在整个过程中，他们都鸦雀无声。

但这也是一部相当纯粹的电影，展示了中国和日本全方位的差距，一个干净整齐自信装备精良并且训练有素的强大小国，彻底压倒了混乱恐慌无助的落后大国。

这也是一部直接反应的电影，并没有带太多的反思，更多的是把你扔进去，让你直接感受震惊和难受，但是它并不替你反思什么东西。

这是一部很有节制的电影，没有放任自己煽情，廉价的感动你。

这还是一部控制得不那么好的电影，很多地方都略显生涩，但这仍然是一部风格鲜明的好电影。

可以与之对照的是Black hawk down和The thin red lineThe thin red line是典型反思过度的战争片，一切都搞得那么唯美，随时都带着悲天悯人的反战情怀，背后却露出虚弱和傻逼。

Black hawk down则完全与之相反，所有的表演全是战场的直接反应，完全没有反思的时间和空间。

《南京！

南京》和Black hawk down很象，干脆冷静。

整部电影都象把你扔到了1937年的南京，在死亡横飞的时刻，你是死战不退的陆剑雄，你是心怀侥幸的唐先生，你是换穿便装的士兵，你是安全区内的妇孺，于是你害怕得连头都不敢抬起来。

在士兵死守的时候，你不敢抬头，一抬头恐怕就被枪法精准的日军打死；在大屠杀时你不敢抬头，在死尸堆中一抬头就会被日军发现补上一枪；在大街上行走的时候，你也不敢抬头，生怕路过的日军看你不顺眼就是一枪；在日军冲进安全区大肆强奸杀戮时，你也不敢抬头，因为还有家人和孩子在你背后；在孩子被扔下楼时，在小妹被抢走时，你仍然不敢抬头，你怀孕的妻子还在你背后；电影并不替你反思什么，也不向你过多的重复屠杀场面，甚至没有过多的煽情；但是他让所有人都意识到，这里有一场确凿无疑的残忍大屠杀，面对没有抵抗能力的战俘、妇孺日军大开杀戒。

陆川在访谈中说，日本有人说，因为中国军人抵抗，换穿便服，因此才有大屠杀；我们的历史学家总是不提我们在南京的抵抗，因为这会让日本人找到屠杀的理由。

但是，我们守卫我们的首都，那是天经地义的，即便我们拼死抵抗在被俘之后，屠杀仍然是残忍和不可接受的。

从良心发现而自杀的日军角川身上，我们能够看到潜藏在这只充满兽性军队中的良心。

但是，电影中大量的残暴和少量的良知都清晰的提醒我们:请不要忘记每一个良心发现的日本兵身后，都至少有一千个屠杀中国人的屠夫！

更重要的是，陆川表达了一种彻底而自信的态度我们已经认定，1937年南京有一场彻头彻尾的大屠杀，即便是其中有大量的军人也不成其为屠杀的理由，日本军队屠杀了大量的战俘和无辜平民。

不需要与任何人争论，也不寻求谁的承认作为中国人我们会拼死抵抗，保卫我们的首都，并且我们会永远记住：1937年，日本在中国的首都南京，屠杀了30万中国人！

感觉到电影里导演急不可待的功利模样，这部电影还是头一回。

剧情设置涣散无力，连价值观也是满目疮痍。

分明在影像中透露着一股极端的仇日情绪，却妄图站在日本人的视角阐述人性的多面性，简直是自相矛盾。

用暴力和大场面来渲染自己的狭隘民族观和历史观，狼子之心昭然若揭。

通篇就是极端的情绪引导和疯魔的场面设计，无非就是为了蛊惑人心，特写镜头的眼泪就差没滴到摄影机上了，而最最大的问题是在于他既然选择了这个途径，就干脆走到底，毕竟电影作为一种叙事载体，是承载了导演的人生观和历史观的，无论导演如何仇日也罢，只要让人信服他的想法便好，但故事主线却竟然是角川这个日本人，叙事在此不断的自我反讽，推翻，只是为了满足导演自己企图大师化的意图，最后变成不着四六自欺欺人。

人性怎么能是这样的简单？

奉献就是人性，自杀就是人性？

这部电影很难自圆其说。

陆川已经将近40岁的人了，真正的导演作品也仅三部而已，这些倒没什么大的干系，但年近不惑的导演竟然在影像中透露出这样的无知和无畏，甚至幼稚倒像是初执导筒的年轻人，这点实在令人对陆川的名声感到匪夷所思。

在【电影世界】的专访中，陆川说了一句“其实我们已经坐台了，但在电影里我们保持了贞操。

”在这句话的背后，你似乎能看到他沾沾自喜的笑脸，一种优越感油然而生的样子。

这样哗众取宠的态度，在这部电影里表现得很彻底，它随着尸体、避孕套和乳房呈上升趋势。

这部电影在我眼里就反映了四个字：沽名钓誉。

这种导演态度我很反感。

军训的晚上，大礼堂放这部片子，片尾演职人员表出来的时候，全场鸦雀无声。

太沉重太沉重的一部电影了。

无论是从题材，还是呈现效果。

小学的时候，思想品德课上老师有放过南京大屠杀的纪录片，看得提心吊胆，直到十年后的今天我仍然记得纪录片里提着头的目光呆滞的女人。

那一段历史，是国人心中永远的痛。

我完全无法想象当时的人们会有多么绝望，多么无助，只是认识到这是一段可怕的历史，然后就不再想下去了，怕再想下去受不了，心里会很难受。

这部电影从一开篇就真实地让我体会到了那个裸露在狼群的末日危城里弥漫着的恐惧和绝望，被炮弹蹂躏的千年古城墙，弃守的军队踩踏着同胞的尸体溃败，这种恐惧和绝望攫取着我，自始至终。

人间地狱、血流成河、身首异处......一个个的人就像秋后的庄稼一样被收割、被碾压、被抛弃、被厮打、被强奸......背景里有接连不断的枪响、有女人孩子的哭泣、有刀刺进身体的响动、有绝望回旋的空袭警报……镜头将史实变得生动而惨烈，屠杀的含义不再是书本上冷冰冰的解释，而成了银幕上活生生地再现。

看完之后真的感到害怕。

倒不是怕某个具体的人或事的伤害，而是不敢想象自己如果进入这样的绝境，我能做什么，并且我清楚地知道，我什么都做不了。

再说影片的设置。

关于把角川这样一个有良知的日本人视角作为主线贯穿全片，争议挺大的。

选取这样一个角度算是一个很有新意的切入点。

我的理解是，连稍微有一点良知的日本人都觉得他们犯下的罪行无法饶恕，而大部分的日本士兵依旧麻木不仁，践踏屠杀生命，以此来揭露批判这场屠杀的荒谬残忍、毫无人性。

说实话，我看到最后角川的自杀并没有任何情绪，只是：哦，这个日本人死了。

全片给我带来的那种绝望感震撼力和对日本士兵的恨已经让我完全可以把他们一视同仁，所有日本士兵在我这里永远无法洗白。

角川有良知又怎么样？

他改变不了他队友的残暴，他无法唤醒其他日本人的良知，他甚至连一条人命都救不了，他心爱的小江还是死了，被他那些同僚害死了，死在他眼前。

并且角川人性的唤醒还是在见证了一个又一个女人的死亡之后，他也只是拥有部分良知。

所以他最后自杀了，因为他什么也干不了，只能饱受良心折磨。

更何况，角川这种特殊案例，比例又有多少呢？

哪怕一百个日本人中有一个这样的人，都不会有那么多条无辜的生命被残忍地肆意地杀害。

现实是，这种有良知的士兵，一万个里面都不一定能找出来一个。

看了看，导演是陆川。

他可能是有野心想把这部电影做好做大，想以不同的角度来演绎和看待这段惨痛敏感的历史，所以取了这样的片名。

他似乎还希望这部电影能够放到日本，放给世界看，不知道他这点期冀达成了没有。

说实话，这是一部好电影，但至少，它配不上“一个城市的生与死”，这样气势恢弘野心勃勃的名字。

（我个人认为13岁以下年轻人、儿童不该看这部影片，无论打着什么爱国主义旗帜，我都这么认为。

个人观点，仅供批判）《南京！

南京！

》：创新与缺憾并存的勇气之作文／压马路《南京！

南京》因为导演宏大的野心，而令影片众多的优点和缺点惊人对立并存着，影片足够发人深省，同时又有着众多缺憾，但凭其本身创作上大胆创新的勇气足以让它在中国电影史上留下重重一笔。

如果你抱着大哭一场、自己感动自己一把的心态来去电影院看陆川导演的这部新片，我只能很遗憾的告诉你，你会很失望的。

《南京！

南京！

》是一部少见地冷静，甚至是冷酷地来表现战争的残酷和荒诞的国产电影。

虽然片中也有个别让人温暖的片刻，但坐在银幕前，你感到的不是热血沸腾，你也很难因为感动或震撼而一把鼻涕接一把泪，你只会觉得一股无形的压抑、窒息的气浪铺面而来，源源不断。

所以，要么你身体撑不住退场，可以试着以“不符合自己预期”为理由要求退票；要么你坚持到底，但随即陷入相当长一段时间来思考一个问题——这是个怎样的电影？

如果你想要被娱乐，或想被煽情一把，那就直接转道隔壁影厅去看《金刚狼》或者《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吧；如果你想趁机炫耀一把自己内心的狭隘民族主义，巴不得在影院里就挑脚指着小日本大骂，那我建议还是把《叶问》的DVD翻出来，回家在自个儿的“家庭影院”里随便尽情表演。

但很遗憾的是，上面这些《南京！

南京！

》都满足不了。

很久以来，很少有一部国产片像《南京！

南京！

》这样会带给观众很多思考——关于电影创作本身，也关于电影以外。

这部电影可能最易受争议之处在于影片花了大量篇幅描写屠杀中的日军角色，并以“日军视角”展现了大量日军屠杀中的日常生活情境和细节，这些显然超出了国内观众过去几十年的观影经验。

虽然用这种“人性视角”来拍摄关于战争的电影在国外非常普通，但国产战争电影，很少能逃出“主旋律电影”意识形态的桎梏。

人都有人性，“敌人”也是人，所以“敌人”也有人性——这三段论看着合理，说着也顺溜，可真正表现“敌人”人性的国产战争片极为少见，更不用说在以“南京大屠杀”为题材的国产电影里，直接以“敌人”人性作为整个影片的主视角和叙事主线，迄今估计只有《南京！

南京！

》这一部。

“日军视角”其实就是“人性视角”，放之四海皆准的电影艺术创作手法，在中国遭遇了几十年的尴尬，《南京！

南京！

》的“人性视角”反而成了中国电影创作的大胆创新，这次陆川似乎扮演了一把“皇帝新衣”故事里的那个小孩，他告诉观众“南京大屠杀”的故事，其实也是可以这样来讲的。

单从中国电影创作发展角度来看，这次陆川着实向前迈出了勇敢而具有气魄的一步。

但要说这一步迈得正合适，还是太超前了？

时间会给出最后的答案。

所以，无论本片最终如何被争议，我认为这部影片所体现出对电影创作本身的尊重和执着、敢于创新的勇气都值得尊重，应该被肯定。

《南京！

南京！

》证明电影创作是如此奇妙，因为这部电影中，众多令人叹服的优点和众多令人惊讶的缺陷令人震惊地对立、并存着，时而交织在一起，最终成为这样一部发人深省而又充满遗憾的电影。

影片的优点除了前面所说敢为人先的创作坦诚态度之外，其整体制作水准相当精湛，整体美术造型突出，历史质感强烈，特别是影片的摄影堪称是世界级的。

影片随处可见才华横溢的镜头调度（唐秘书之死）、魔幻般的移动长镜头（陆剑雄赴死时梦幻般的主观镜头）、震人心魄的连续大特写镜头⋯⋯单从技术上看，《南京！

南京！

》绝对达到了好莱坞主流大制作的水准。

而且这样一部耗资近亿元的电影，从导演陆川，到摄影指导曹郁、美术指导都是一帮年轻电影人，他们比第五代、第六代电影人更有活力，更生猛，而且他们用作品质量证明了他们的制作能力。

所以如果说从《南京！

南京！

》看到了未来中国电影技术制作层面的崛起和希望，这毫不夸张。

野心！

这是《南京！

南京》众多缺陷和遗憾的根本来源。

或许导演太想拍摄一部超越以往所有战争电影的大师作品，或许导演要呈现给观众一种全新的视听感受，最后从影片本身来看，某些东西达到了，但也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

影片最大的遗憾就是被符号化的人物和断裂的叙事，这是无论多少精彩的真正场面和诗意段落都不能掩盖的。

日本人角川是影片重要角色之一，但虽然花了很多篇幅，但角川这个角色依然是模糊的，反而拉贝秘书唐先生成了影片最完整、最丰满的角色。

组织反抗的陆剑雄开始很容易让观众误以为他是主角，但影片刚三分之一，他牺牲了。

影片需要很好的理由向观众解释，为什么明星演员扮演的重要角色电影还不到一半就没了？

影片并没有给出充分的解答。

其他所有人物要么被符号化，要么被平面化，虽然有些人物特色鲜明，比如妓女小江，或者日本人伊田，因为篇幅有限，很可惜都只能几笔带过。

可能因为影片要传递的信息太多，但因为影片整体强烈的导演作者风格化，影片故意弱化故事性，把笔墨更多放在人物内心刻画上。

这就让影片充满大量写意、诗意的状态段落，而一些影片故事的重要信息、情节就已经没有空间来向观众传递了。

但因为《南京！

南京！

》从根儿上就没打算成为遵循主流叙事规则的影片，所以影片里看不到传统故事片叙事的起承转合在这里并不适用，影片直接通过一个个事件的生硬连接，配合导演引导观众去思考影片所要提出的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战争中屠杀者与被屠杀者的关系。

另一个让人遗憾又无奈的问题，就是“人性视角”是《南京！

南京！

》最有价值之处，但却其实也可以说是败笔之一，因为没有做得更彻底、更深入，这就让影片叙事视角不断产生变更、游移，甚至混乱。

现在可以理解《南京！

南京！

》其实可以说是一部以反思战争屠杀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文艺伦理片，“南京大屠杀”只是影片要讨论的话题的背景，而不是话题本身。

《南京！

南京！

》并未有意承担向观众全面解释“南京大屠杀”这一惨剧来龙去脉的责任，比如影片没有回答国民党为什么从南京撤退，也没有展示日军如何精心策划这场大屠杀，并妄图使其在侵华战争中具有如何重要的战略意义等，这些都是这部电影所不能回答的。

当然也并没有谁规定要拍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电影，就必须得回答上面这些问题。

所以陆川的这部电影只是在“南京大屠杀”这个惨剧中，试图用自己的方法去回答自己提出的一系列问题。

这就是为什么文章开头我反复提醒观众不要抱错了期待，因为陆川从来没想把这部电影拍成一部通俗的情节剧。

贯穿全片英文明信片的设置的意图显然是为进一步增强影片的“诗意”，是很好的想法，但因细节上的欠考虑，反而效果并不明显。

因为每次英文明信片段落时所出现的中文字幕，每次出现字幕时的时间很短，同时因为内容多，字幕小，使用特殊字体不好辨认，而且还是竖排版，所以我估计影院里除了前排观众，没多少观众能来得及看清所有中文字幕内容。

而且要命的是，拉贝离别前的那一段字幕最后包含随后情节里的重要信息——唐秘书最后拿命去换的拉贝另一个助理，其实不是真助理，而是是一个军医！

观众如果没有之前字幕提示，那后面唐秘书自我牺牲的意义不仅大打折扣，而且还可能产生莫名其妙感觉。

因为野心，《南京！

南京！

》给予了观众一种全新的观影经验，原来“南京大屠杀”还可以这么拍；同样因为野心，让影片导演风格化过于强烈，导致影片缺乏均衡地整体感，缺憾多多。

从某种角度，这种缺憾可能并不是坏事，毕竟这部电影让人能看到这批电影人的巨大潜力，这只会让观众更加期待他们的下一部电影。

对于这样一部很容易引起争议的电影，我个人倒是认为它来得恰如其份，并不超前。

我甚至认为，这部黑白影像的电影会在一片争议声中获得大多数观众的支持和认可，一方面这部影片所散发出的才华与魅力让人无法忽视，更重要的是，随着中国自身的强大，国人需要逐渐建立一种文化自信力。

对待《南京！

南京！

》的勇于开拓和大胆创新要敢于支持和肯定，但对于缺憾和不足也该坦诚地提出批评和建议。

希望无论媒体还是观众，在审视陆川导演的这部电影时，能保持一种健康的心态，那就是——鼓励、包容、审慎、自醒。

09-4-22于公映日

只见他左脚踩道德至高点，右脚踩“全面客观的历史”至高点，冷静、沉着地俯视众人，结果劈叉得实在是太开……泄底了……

【因为看的是首映，导演及部分演员均到场，答观众问。

有人提问为什么站在日本人视角。

陆川答：其实也只是1/4的部分是日本人视角。

以前我们拍了很多站在我们自己角度拍的抗战影片，但是从来没有被世界承认过；希望这部影片能走向世界，让大家都看到我们遭受过的苦难。

故。

请不要质疑整个中国群体的国难情结。

是人都会很怨恨。

可是！

怨恨没有用。

如果我们的苦难别人看不到，甚至连看都不愿意看，那么那些苦难永远只是我们自己的苦难而已。

最有力的武器，可能只是一柄最柔软的剑。

却能锋利刺入每一个它到达的地方。

所以啊，仇恨若只是仇恨，最无用。

尽自己的绵力做点什么吧，哪怕不随手乱扔垃圾也是一种尽力。

无非换种思维：日本干净，我们要比它们更干净。

此为举例，勿攻击。

多谢！

】需要选择100名妇女去做3周慰安妇，江一燕举起手带着一种漫不经心的表情说，我去。

我是从这里开始哭的。

而一旦流下第一滴泪，之后便像绷断了弦一般，不能克制。

因为太难过，最后只能躺下来。

战争的大场面，因为好莱坞，已不再能震撼我。

特殊年代的英雄，因为那些耳熟能详的名字和几乎同一格调的措辞，也已不再能感动我。

然而，在特定大背景下的小人物，像海滩上的珍珠贝，总能吸引我一点点向他们靠近，然后深深被吸引。

我想，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被曾经的统一套路的抗战题材影片误导了。

总是需要全民激奋，总是需要一个慷慨的英雄。

有人感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不再有***或者***这样的英雄了。

于是人们说，我们现在的时代是在倒退、是在堕落。

我说，不是。

从来就没有什么英雄。

所谓英雄是用来激励人们前进的。

而在一个瞬间爆发的战争里，一切由平静急转直下，人是来不及思考太多的东西的。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完美无缺的，也没有一个人是彻头彻尾的混蛋。

我们都是小人物，当镜头从人潮汹涌的俯视角度定位到某一张脸上，你会发现，在那一刻，他是平淡的也是刻骨铭心的。

我喜欢导演那样平静的刻画每一个人。

没有人是真正的英雄，也没有一个人在这个时代里真正胜出。

所有的人，都是为了一个信念：活下去。

如果是我，我也会在需要选择100名妇女当慰安妇的时候举手。

生命已进入倒数阶段，我并不会介意做一个筹码去换取在当时来说珍贵的东西。

如果是我，我也会在自己能力最大范围之内保护自己的家人。

无论是否知道有些事情会否带来更大的毁灭，我能做的只是当下让我们都存活下去。

当一部影片能让人联想到自己，观看时仿佛感同身受，我以为这是一部好电影。

你不会觉得场面宏大到让你整个视线都涣散了。

你会将所有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某一点上，他的每一句话和每一个眼神都是真实触摸到你的内心，你是真的在认同他的一言一行。

你必须得承认，每个人身上都有光芒也有阴暗面。

因为是看的首映，有幸见到两位日本军人的扮演者亲临现场。

我对这样的演员，会不由自主地从内心生出更多的敬意。

他们与我们不同，他们每经历一个镜头，就是对自己原有认知的一次挑战。

而当影片落幕，他们的生活还在继续，他们也许需要回到自己的国家，他们也还有更长的路要走。

他们在这里不被当作英雄，他们回到故土兴许也要遭受舆论的质疑。

而我们应该感谢他们，参与到这样的一部影片中。

同时感谢所有参与过抗战题材的日籍演员。

我们对于侵略者的仇恨不必加诸到向我们敞开胸怀的人们身上，同时我们也需要敞开胸怀。

若说这个时代，人们都在遗忘，这个论断我不能苟同。

最愤怒的所谓爱国青年，莫不是些在网上互相谩骂的无聊之人。

那么多帮助曾经的受害者向日本政府讨回公道的人里面，有中国和日本的志愿者，却从来没有过所谓的愤青。

如果看完这部电影，还在仇恨的人，我想，他们是带着原来对于抗战题材影片的旧认识来看这部影片的。

他们确乎过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