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走的决心

买票的时候看了预告片，没有太高期待，只是觉得电影改名的过程很好玩（原名为“亲爱的妈妈”，很多网友去批评制作方，改为了“出走的决心”）看完却意外惊喜，第一感受是，咏梅的演技太好了，她饰演的女主（李红）一出现，说话的语气、速度和神情，就看得出还原了苏敏阿姨。

第二感受是，制作方的真诚和用心。

电影的很多细节都处理得很棒。

比如，女儿给上路之后的妈妈打电话，女儿这边是夜晚，她看起来有些疲惫，也许孩子们刚吃完饭，刚入睡。

而妈妈这边阳光灿烂，她穿着女儿送的红裙子，站在山水之间。

一个白天，一个黑夜，这样细节的对比，不仅仅是隐喻。

在我今年开车去了云贵地区之后，才知道两个小时的时差，在傍晚6点的夏天，烈日可以有多耀眼。

我是河南人，在郑州读的大学，影片里的街道和马路让我倍感熟悉，也让我多次深呼吸，因为那也是我出走的地方。

片头一开始女婿吐槽挖路，也是郑州那些年的常态。

“郑州郑州，天天挖沟”这是我读大学时老师挂在嘴边的顺口溜，因此，在郑州的几年里，我脑子里就想好了无论如何都不会留在郑州生活的念头。

2015之后，我也确实没再回郑州生活过，唯一的两次都匆匆而过，一次是我妈出车祸，我去医院看她，待了一晚。

另一次是高中女同学结婚，我去参加她的婚礼，也只待了一晚。

于是，片子里出现2016年的郑州、1982年的郑州，为我补齐了未见过的城市切片。

口音、场景、生活的细节都是我熟悉的，而入片子中一样出走的女人，我却极少见到。

观影的两小时里，我一直在想：“在人口超过1亿的河南，这样出走的女人有多少个呢？

”至少我妈妈，是没能出走的女人。

看电影的时候，我一直想起我妈妈。

当一个女人像片子里的女主一样被生活困住，她却拼命说服自己在“享福”，她不想出走，她的女儿又是怎么样呢？

我一边看着电影剧情的发展，一边回想这些年我和妈妈的生活。

我想起，我哥哥结完婚之后，孙子还未出生，我妈妈就辞了职，从浙江搬回河南，那是我本科毕业的第一年。

她把所有的行李寄回家，回老家之前，先拐来上海看我，那是我在上海工作后，她第一次来看望我，也是最后一次。

我永远记得那个晚上，十一点半准备睡觉时，我爸打来电话，他又喝多了，在电话那头对我妈一顿呵斥和辱骂。

我妈嗯嗯着回应，她的反应如此轻车熟路，而我彻底崩溃。

这个场景在我们过去的生活中发生过无数次，我预想到，这个场景在接下来的人生中，还将无数次重复，我受够了这一切，我无法劝四十几岁的我妈继续工作或是继续自己的生活，我无法劝她不要爱自己的孩子，或是放弃自己的丈夫，我自己都刚刚大学毕业，我还是一个他们眼里早晚要嫁出去的女儿，毫无话语权，所以，那个晚上我决定自己先去死，我也确实这么做了。

那是我第一次采取自杀的行动。

从那之后，我的精神状态持续低落。

我妈回去之后，再也没有一分钱收入，手里有的钱也拿去填补了家用。

我察觉到她精神状态和经济状况的持续下降，那个20年前带着我去商场买上千块衣服眼都不眨的她，在带孙子几年后，走进商场负一楼买一碗面都舍不得。

她四处去捡矿泉水瓶子、纸箱，排队4小时领一个粗制滥造的围巾，变得为了钱发愁，畏手畏脚，似乎一夜间变成了80岁的老太太，毫无活力和信心。

每一年，每一天，我都在想尽办法让她有机会出来，我尝试各种借口，比如称自己抑郁发作精神状态极差，称自己要结婚分手了要手术，制造种种意外，让我妈有理由离家几天，来外地看看我。

她越不肯决定“出走”，我的尝试就显得越可笑。

这场无声的逃离，变成了我们母女之间更痛苦的枷锁。

所以，在我看到电影里，女主一次次被家人期待着留下来，等着弟弟结婚，等着女儿长大，等着女儿结婚，等着女儿的孩子上幼儿园，等着女儿转正.....我再次感受到无尽的窒息，我太懂那种感受了。

支持妈妈、心疼妈妈的这些年里，我背负着“不懂事”“添麻烦”的压力，把自己变成了家族罪人，直到去年年底，我再也不想背负她的命运，决定自己“先出走”。

因为我也常陷入抑郁，电影里对女主抑郁的部分，刻画得也很自然。

黑白画面的处理、乒乓球声音的回响，人在抑郁的心理下，对时间、声音和空间就是那样恍惚和失真。

其中我觉得处理得最好的一段是，她一个人从医院走开，在马路的梧桐树下，对着阳光捂眼睛的动作。

人在抑郁的时候，真的连阳光都不想看到，觉得阳光刺眼。

电影的处理十分温柔，在阳光刺眼的下个镜头，女主就偶遇了自驾游的车队，听说了“自驾游”这个词，捡到了象征远方的头巾，种下了一颗希望的火苗。

是的，人在抑郁的时候，在被困住的时候，只需要一个小小的火苗，也就有了盼头。

我们想办法给自己种一些火苗吧，说不定哪一天，它们就改变了我们的人生，引领我们找到了真正想要的生活了呢。

片子的开头，女主是家庭主妇时，常常骑着一辆小电动车，工作和家务的间隙偶尔多骑几圈，她的人生半径就只是电动车能到达的地方。

她考驾照的时候，面对教练的嘲讽，对教练说：“我在郑州生活了30年，没出过郑州，最远去了郊区，我想自驾游，你能不能好好教会我开车呢”我也想起，2022年我学驾照的时候，教练评价我：“开车像个男的”并一再延迟我考试的时间，不信任我。

我想起我在报名驾校的时候也很开心地跟教练说“我想买一辆房车，想自驾游”，教练用嘲讽又酸溜溜的语气跟全驾校的人说：“这人的目标是买房车呢”在深夜，女主开车上路，她没有再等，甚至不愿等到天亮再出发。

电影画面里女主的车汇入城市的车海，响起油门提速的声音时，我意识到这是我第一次在电影院如此享受轰油门的声音，也是第一次为“轰油门声音能如此温柔”这种体验差点落泪。

我想起今年的除夕夜，我决定无论如何必须一个人开车上路，在路上过年。

做这个决定时，我也没有车，在此之前我也没有太多的长途自驾经验，这辆车是我一万多块买的二手车，因为着急上路，过年期间各个单位都放假，车牌都没来得及上，保险也没办，可还是必须要上路走，我记得我妈很担心我，准备了一袋一袋吃的，往我车上拎，她偷偷抹了眼泪，我带着一些愧疚和忐忑，选择非走不可，在除夕的晚上，一个人开着高速，看着窗外的烟花。

那是我一个人看过最美的烟花。

除夕那天晚上，一个人开车上路的自由和快乐，今晚再次从这部电影的油门中感受到了。

影片最后，女主隔着一片湖泊，和30年前的自己遥遥相望，20岁的她坐在卡车上畅想着高考、大学和未来，50岁的她站在分期贷款的小轿车旁，看着曾经的自己。

再活一次。

出走，带最实用的冲锋衣，同款国产便宜运动鞋，每次去加油站加油，说的两个字都是“加满”。

这也是我今年从除夕以来，一个人上路两万公里的真实写照。

加满。

她还在路上，没想过停下来，加满。

最近在和书店的朋友们一起共读那不勒斯四部曲，在看到电影里女主父亲，瞒着女儿办了退学，并严厉呵斥女儿不准再继续读书的时，想起了同样因为女儿想上学被父亲从窗户外扔下楼的莉拉。

《出走的决心》里，每一次女主的为了自我的挣扎，脸上的神情，也仿佛看到了书中描述的婚后莉拉的那股劲，那股让父亲、兄弟、丈夫害怕的生命里。

以及，她们为了逃离家庭的束缚，在没得选的情况下，只能选择走进婚姻，进行人生的第一次出走尝试。

哪怕，在电影里，已经做了暗示，女主和丈夫从一开始就是不同的人。

在下雪天，女主觉得很美，在室外淋着雪，男人觉得冷，关上了门。

女主家里摆放的花瓶和假玫瑰花，是每一位70后女性都会带回家这些美丽，我妈也热衷于买花瓶和假花，在家庭里，女性是掌管审美的神，男性是泼冷水的扫把星。

看完电影后，小龙马和我讨论剧情，其中一个插曲是，说起片子里女儿丈夫，貌似看起来还行，至少比上一辈的丈夫们好多了。

我突然想起来，我在看易卜生的《玩偶之家》时，脑子里冒出的第一反应是：娜拉的丈夫好像也没有太差。

等我意识到我这个一瞬间的反应时，我冒出了一身冷汗。

我究竟是能忍受多么糟糕的对待呢？

上上个世纪的娜拉都能意识到丈夫的虚伪和自私、冷酷，上个世纪的莉拉也能意识到人人称赞的丈夫有多少问题，可更多的女性（例如我）到现在还在想：他好像也没那么差？

70后的女性都特别厉害，也特别能忍。

中国女性能顶半边天，在70后的这一代似乎更明显。

可她们似乎从来没有意识到她们有多出色，她们也承担着“既是薪酬劳动者又是家务劳动者的女性双重劳动”。

到了我们90后、00后的女性虽然已经部分觉醒，却仍保留了一些观念。

比如，我们太擅长给男性们合理化了，只要男性不至于低到太太太下限，我们永远都能包容。

《出走的决心》里，女婿给女主负了车的首付，虽然是女儿的提议，女婿同意了拿出一万多块钱。

小龙马和我说起这一点的时候，也以此举例说女婿人还不错，至少愿意真金白银的付出，说到如何理解经济上的复出，又想起了《父权制和资本主义》这本书。

本书的其中一条书评是：“他只是提供了一颗精子，就想干更少的活拿更高的工资，免费享受她的性服务、家教、家政、后勤和情绪疏导，孩子还得随他姓，性别阶级不要太明显！

”书内容的一些摘录：1，无论在哪里，男性对女性再生产劳动的占有，以及对再生产劳动产物，即孩子的占有都不会消失。

其终极性统治达成了社会性的“父权制统治”。

2，女性的再生产劳动和作为其劳动成果的再生产物被男性－父权（patriarch）所占有。

而这正是“父权制”的含义。

3，男性有两套用来维护自己利益的“父权制式的策略”。

第一个是在雇佣劳动中排挤女性；第二个是与男性劳动相比，女性劳动被看作是无足轻重的，并将女性关在封闭的牢笼里。

4，在近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女性不仅受“资本主义”的压迫，还受“父权制”的压迫。

5，给爱和母性赋予象征性的价值，并将其推向神坛，实际上是长久以来榨取女性劳动的意识形态机制。

6，“爱”是女性为了调动自己的能量，将丈夫的目的当作自己的目的的一种机制。

“母性”是女性为了极力克制自我需求，通过引发自我献身和牺牲精神，将孩子的成长看作自己的幸福的一种机制。

7，浪漫爱情（Romantic Love）也许可以将女儿从“父亲的权力”中解放出来，而另一方面会使其落入“丈夫的权力”的统治。

恋爱的疯狂魔力是挣脱“父亲统治”万有引力的离心力，也是将自己推向“丈夫统治”之下心甘情愿的自我放弃。

8，再生产不仅意味着从受孕到生育为止的生物学过程，还包括把生下的孩子抚养成人的全过程，并且这种再生产劳动由女性承担。

家庭就是这种父权制再生产关系，通过家庭，父权制再生产关系本身也毫无疑问地由女性再生产了出来。

9，女人，她只是生养了一个贬低自己的生物而已。

10，阶级关系不仅仅是生产资料的分配，还是女性的分配。

婚姻规则通过分配女性来控制再生产。

长者对于年轻人和女性的统治是通过对种籽的管理和聘金的管理而实现的。

而年轻男性通过为年长男性工作而得到贵重财产，最终自己达到年长男性的地位。

女性的地位没有变动，因为女性是聘金交换中“被分配的一方”，无法成为财产所有者。

亲属关系的结构决定了女性的劳动成果归属于谁，同时决定了对于女性的再生产力分娩的再生物——孩子的占有。

家庭制共同体：亲属集团之中年长的男性压榨年轻人和女性的机制。

1、女频容易用力过猛。

影片里面但凡有镜头的男的，她爸、她弟、她老公、她老公的穷亲戚、她女婿、她教练，就没一个好的；她妈先不提，最后她女儿也变了。

搁这debuff叠满了的家庭里，她不抑郁，我都要抑郁。

这样极端的案例就会丢失普适性：到底是女性惨，还是女主惨？

2、女主的所有的痛楚、从小到大所有的委屈，只要有钱，都能避免。

归根结底，这世界只有一种病，穷病。

影片里面的终极矛盾，是有1个人拿走了100个馒头里的99个，然后留下1个馒头让99个人来争，于是底层人民相互倾轧。

是谁偷走了勤劳的女主应该有的钱？

让他面对PUA老公却不敢离婚。

西方极乐世界的人们天天玩耍，而女主却被压弯了腰。

有些人想通了，积极一点的，润；消极一点的，无房贷无车贷无后代。

3、多少国人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却窝在家里带着娃。

根据“50岁阿姨自驾游”真人真事改编的电影上映了。

2020年，56岁的河南女人苏敏独自上路，一辆大众”polo”，一个人，自驾游遍中国的大江南北。

4年以来，她一直在路上，已走过几百个城市。

而她的故事已被亿万人知晓——因为她曾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庭妇女，却因离家出走而变得不凡。

《出走的决心》，正是在苏敏真实故事基础上创作的电影。

曾凭《地久天长》获得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女演员的咏梅，饰演片中李红一角。

她终日劳作，为丈夫、为女儿、为孙辈，洗衣做饭抚养孩子。

当她有一天终于攒到自己的一部车，学会了开车，她有了离家出走的想法。

当她终于能真正走出去，离开绑缚自己半生的家，她也成就了自己，终于可以为自己重活一次。

视频改编电影的必要性早在《出走的决心》预告片释出时，我就想一定要去电影院看这部。

也许为了咏梅，也许为了苏敏，但更吸引我的是，为什么一个平凡女性已在真实视频中展示的状态，要被搬上银幕？

苏敏以“50岁阿姨自驾游”为账号名，在自媒体上记录了她这些年行走天涯的点点滴滴。

我曾被她的壮举打动，却从未真正跟着她的账号看一看，她到底去了哪些地方，看到了怎样的风景。

直到两个月前，苏敏在个人账号说，她准备离婚了，丈夫却和她开口要50万，她还有失去自媒体账号拥有权一半的风险。

这狗血却真实的“剧情”仿佛只是把千千万万想要离婚女性的伤口摊在众人面前：看吧，即使我们已经具备了独自高飞的勇气和能力，我们依然要受限于某种无形的枷锁。

对苏敏而言，最不解的是：这大半生我都在免费为家庭服务、从未得到应有的价值，为什么当我有一天可以出走时，还要倒贴50万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

苏敏视频真实记录了回到家中和丈夫谈判的场景。

他如此理直气壮地要钱，理直气壮地羞辱，对一起生活了多年妻子的诉求无动于衷。

作为视频观众，多少人被这真实记录的一段气到血压升高——但转念一想，也许你我身边的女性未必不是过这种生活，我们的长辈、我们的母亲、甚至我们自己，谁能保证在这个场景里能够幸免人性的龌龊？

然而视频就算当时传播的量再大、知道的人再多，第二天它就像从未发生过一样，被新的信息淹没。

没有人在感叹之后还会无端想起苏敏离婚的苦恼，正如当年她出走以后，也不会有太多人持续关注她继续过怎样的生活。

视频，始终带着媒体属性，速来、速去。

但电影拍下来了，便会成为另一种形式。

一种可以超越时空刻度的方法，即使有一天你不知道苏敏的真人真事也不再关心，但只要有这部电影，和她一样的女性处境就永远被人铭记、不断引起新的共鸣。

电影，是使人性永恒的艺术。

女性是一种处境和苏敏在视频账号上着重展示自驾游不同的是，《出走的决心》将视角聚焦在出走的动机而非过程上，始终向过去探究：为什么她会出走？

这可能是生活流电视剧里作为边角料填充的剧情：一个普通的中年妇女，在家洗菜、做饭、将热饭菜端上桌。

电视剧从来都是展现一家人其乐融融、围着饭桌幸福和谐的景象，但无人关注那个在厨房的女人，她忙碌了多久，是否享受烹饪的乐趣还是充满疲惫，镜头不会怼到一张疲惫的脸上。

我犹记得，十年前一些女演员曾经在公开场合表达自己无戏可拍的苦恼。

只要她们过了三十岁，就会去扮演母亲、照顾孩子的女性，甚至无戏可拍。

而那些戏的主角总是更年轻的女性，是她们始终给人打造生活美好的幻象，使年长女性成为可悲的背景。

（当然，这不能怪年轻女性。

）时移境迁，女演员确实在接戏上有更大空间了，但直到我在电影院看《出走的决心》时，我才惊觉：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女性的日常景象，似乎是第一次被放大、被聚焦、被带到更多人眼前，让大家看到真实的面貌。

她可能根本不想做饭，她可能害怕杀鱼，她可能早已腰酸背疼，她可能害怕家人挑剔一点饭菜做得不够好吃。

而大家享用完美食之后她依然是不被在意的那位，收拾桌子、洗碗、打扫，她的荣光没有太多值得回味的余地，很快她又被埋没到家务的繁琐中，被身边最亲近的人忽略甚至忘记。

在《出走的决心》中，姜武饰演李红（咏梅）的丈夫——也就是苏敏现实中那个好吃懒做的丈夫。

他看上去没什么大毛病，不爱出去花天酒地，也算照顾家中帮忙抚育孩子。

但是他应尽的义务总会冠冕堂皇更伟大一些：哪怕他取得了乒乓球、钓鱼的小小成绩，他都显得比自己妻子高人一等；更不用说在家务活中，他始终处于坐享其成的那个位子，以至于全家人在观念上习惯了，母亲、妻子，就应该是无条件奉献并要做到完美的人。

李红，被容不得半点瑕疵。

姜武作为老道的演员，设计了一个特别动作，展现人物的傲慢。

他坐的饭桌和厨房有玻璃窗之隔，等饭菜时，他一上了桌，就习惯用指关节敲击玻璃，快速地催促着厨房里的妻子：上菜，上碗筷！

这几声敲击，便是傲慢无礼的细节。

在公共场合，只有顾客、上司催促服务员上菜才有这样的不尊重，但在家中，他丝毫不以为意，反以为荣。

“为什么你就该听我的？

因为我明事理！

”这是姜武饰演的丈夫常讲的一句话。

作为女性观众，我太容易听到这句话的熟悉感——身边的男性，长辈或者父亲，他们何尝不会将这几个字挂在嘴边，以显示自己身在家中的优越？

因为我明事理，因为我是一家之主，所以我理所当然地坐在桌上，等候美味的饭菜，也不必劳身去做其他繁琐的家务。

因为我明事理，因为我是一家之主，所以我更应该去广阔天地，去打乒乓球、去钓鱼、去干事业，而不是委身于家中，做你们女人才做的事……

丈夫所说的话，是千千万万中国男性的代表语句。

即使你在视频中看过苏敏的丈夫不觉得那是身边人、而不过是一个奇葩，但在电影中，演员会让你感知到，这就是一个普遍的人——他无处不在，他和他的妻子，就是亿万家庭日常的缩影。

而在这个家庭故事中，丈夫、父亲都称不上真正的敌人，但女人的遭遇却越来越坏、越来越坠落，直至她们发现自己无所依靠又付出所有，她们无处申诉、也无路可退。

咏梅的表演咏梅在《出走的决心》中有几场爆发戏，展现了她惊人的力量。

一处是当她用刀刺向自己时，她对丈夫长久以来的言语打压不知该如何化解、她也无法宣泄自己的苦闷和愤怒，唯有伤害自己，才能引起对方的重视。

——电影中的李红狠狠往自己身上扎了几刀，像从前传说中的“疯女人”，但更令人心疼的是，现实中的苏敏真的经历了这些，她曾展露自己的伤疤，像谈一桩已经被风吹散的往事。

咏梅饰演苏敏，乍看起来两人并不像，但不知为何，你能感受到，骨子里她们是相通的。

公共视野中的咏梅，拥有温和雍容的外表，她内敛而不自矜，独居东方古典美的气韵。

但在电影中，咏梅能随时卸下自己优雅的外表，毫不设防地展现岁月在她身上磨砺的痕迹。

她有皱纹，她不再身姿窈窕，她常常沮丧而疲惫，她像亿万中国妇女一样隐入尘烟，推着电瓶车或拎着菜爬楼的佝偻身影，和平凡的女人没什么不同。

身形、神态上的拟真，只是咏梅接近苏敏的一面。

但更令人惊颤的相似是，她骨子里有一种韧劲，让你觉得她一定能做出什么超出凡常的事来，只是在静静等待那个时机。

《地久天长》里的咏梅，已经凭精湛细腻的表演，赢得了柏林电影节最佳女演员桂冠。

几年之后在《出走的决心》中再度饰演一个平凡的妻子、平凡的母亲，她更有了“四两拨千斤”的底蕴，尤其在这个时刻，让我眼泪猝不及防地掉下泪来——

当片中的李红决定去学驾照、却屡屡无法通过时，她在休息间歇听到了教练们的谈话。

教练数落这个女人年纪大、不灵巧，教了很久都教不会，李红听在耳朵里，却没有当场发怒，反而做出了相反的举动。

她拿着自己做的辣椒酱到教练面前，问他们要不要尝尝。

教练立刻意识到，刚刚的讲话已经被她听到，羞愧地低下头来。

而李红收回拒绝，仍没有发怒，她静了静气，和教练娓娓道来：我想学好车，出去走一走，你们把我教会好不好？

那一刻，我感到了一种复杂的力量，向我重重袭来。

咏梅的眼神和语气，你可以说是温柔的，也可以说是坚决的。

但她看起来又那么忍气吞声，吞下了多少委屈和愤懑，但她说出来又那么的充满韧劲，像收回再弹出去的弹簧，重重打到对话者脸上，令人无法拒绝、无法不为自己的傲慢羞愧。

我脑中想了许许多多个女演员，却没有一个人能在此刻代替咏梅的表演。

也只有她，能将那种温柔而充满韧性的决绝表达出来，它也是一种勇气，勇气的另一种形式。

是多少人在岁月磨砺中渐渐知晓领悟的生存智慧，某一刻，你刚好需要它，而它就派上了大用场。

如果要说演出一种惊心动魄、跌宕起伏的故事，《出走的决心》不能满足这种需求。

但可贵的也正是，它并不将日常的平凡视为平庸的素材，却将之重新打磨、塑造，再度还原到观众眼前。

当我这样一个母亲、一个女儿、一个曾经的妻子在电影院看到自己熟悉的日常时，我无法不为那个镜像中的自我动容：有太多无声时刻，我们明白，这就是一种困境，无人能解，只有依靠我们自己的勇气冲破。

苏敏的幸运是，她出走了，而且持续在路上。

她告诉大家，不是非要财富自由才有出走的勇气，一点退休金，一辆普普通通的车，也足够支撑一个普通女性重新开启生活。

生活的定义，并不是只有一种模样，换到另一种模样，也不是那么未知的可怕。

当然不是所有人都会像苏敏一样，有一个人上路的坚决。

但《出走的决心》充满启示：如果你感到现在的状况是一种困境，你可以改变，你可以选择。

因为有人已经义无反顾走了很远，她回过头来和我们都打了一声招呼：为自己活一次，你可以的。

说实话，朋友邀请我同去看《出走的决心》时，我是有一丝犹豫的。

关于这部电影及其它背后的真实故事，还有人不知道吗？

2020年，一位五十岁的女性逃出家庭、独自自驾远游。

这番出走的壮举，被报道，被发酵，成为那年里最动人的故事之一而流传。

我喜欢这个故事，喜欢得不得了。

当一个女性在“阿姨”的年龄决定出走，本身就是多么了不起的选择。

而她的方式是自驾，她的征程甚至没有目的地，这也……太酷了吧！

这种喜欢甚至延续到了我们编辑部后来对选题的偏好上，这就属于后话了。

但在当时，在疫情开始汹涌的2020年，那是我记忆中不多的亮光时刻之一。

到现在我都能瞬间立时想起新闻照片中她的脸：眼睛疲惫，笑意极淡，一张寻常得不能更寻常的主妇脸，妈妈脸，阿姨脸。

但在那张照片里她稳稳坐在驾驶位上，驾驶她的车。

因为喜欢，所以犹豫。

担心电影拍不好，担心虚构的介入会令真实变形。

担心讲重了太苦，讲轻了就流于虚胖的温情甚至煽情。

真实本身已有力啦，用电影来再讲一遍，还能比它更好吗？

当然，最终还是去了。

假日午间的场次，人不多，独自前来观影女性占比最高。

坐在最后一排的我观察了一下，全场只有一对异性恋情侣。

虽然拍的是日常，但电影的推进节奏比我想象中快多了，影片刚开场，集中的矛盾就已全盘摆在观众面前：暴躁且无能的父亲，沉默而隐忍母亲，孕后期的女儿显然只能从母亲这里获取到足够多的帮助、支持与安全感，女婿几乎像一个纸板人。

因此，不得不说，对于女性观众而言，这部电影的前半部分，近乎一种情感恐怖片。

它用声响、色彩、镜头不动声色的游弋，用熟稔如噩梦、又窒息如溺水的画面和情节，步步为营地逼疯母亲李红，也几乎逼疯我们。

比如，电影中父亲孙大勇，除了尤擅使用一浪高过一浪的嗓门发出斥责之外，还设置了两个极重要的细节： 首先是孙大勇的出场画面是在打乒乓球，一种会频繁制造声响的运动。

随着故事推进你会发现，这种清脆的、扰人的声音，会在此后无数个重要的场景中响起。

对李红而言，这种声音，无异于炸弹爆炸前那定时的滴答作响。

另一个声音，估计每每响起都能令在场的所有观众心头一凛： 饭桌前的孙大勇在使唤李红时，会用指节大声敲击窗玻璃以催促。

而此时的李红，正站在隔着窗的厨房里。

要知道，这部电影中无数冲突和关键性情节的推进，都是在这张饭桌上完成的。

饭桌，中国人最重要的家庭战场。

菜已经上桌了，母亲或妻子还站在厨房，热气蒸腾起来，她的身影看起来像是被微微扭曲了。

饭桌太重要了啊，中国人习惯于用吃饭解决争端。

但母亲或妻子总是无言，他们分食了她的沉默。

所以，李红最终的崩溃与情绪迸发，也是在一场饭桌戏上完成的。

饭桌上的家人交换温情也分割权利，唯有她被排除在外，但——“我跟你们是一样的呀！

”她愤怒地吼了出来。

这句简·爱在两个世纪前就说过的话，在2024年，拥有了一个中国五十岁女性的版本。

老头的乒乓球被掀翻在地，发出滴滴答答的脆响。

炸弹爆了，我们观众长久等待着这一刻，对于李红而言，这是焰火，是烟花。

出走，在娜拉的故事中，是一个形容词，“娜拉走后怎样”，现代以来的中国人最为熟悉的一句反问，无言以对。

但在李红这里，出走成了一个动词，一个持续的、汹涌的、至今未完成的动词。

而女人，也正是借着这个动词的完成，从古老的锁链中挣脱出来，获取真正的现代自由，成为完整的人。

出走为何重要？

在古老的道德世界中，人必须被锁定在既定的秩序之链上，从属于他们的角色、他们的地位和住所，才得以维持正常社会之运转。

因此，生命的英雄维度之建立，就必然与某次剧烈的挣脱、某种广大的行动、某个更辽阔的宇宙视野息息相关，史诗的故事往往从“出走”讲起，从奥德赛到金羊毛，被大航海到登月。

因为出走，人从尘埃上升，到了与神平行的位置。

——但几个世纪以来，这些神话从来都不属于女性。

对她们而言，甚至连走到几个街区以外“自己去买花”，也是奢侈的。

而一直以来，心血来潮同时随心所欲的出走（以自驾为其代表形式），更不但是某种性别的专属，同时也是某种阶层的象征：需要行动力，更需要财力，需要一种全盘放弃责任约束的深刻诱惑。

Gap year或者晃膀子，你知道这个词其实有多贵吗？

毛姆笔下继承了遗产的青年才能做到，当代社畜你本人开什么玩笑？

两个月不发绩效都能让你跪地求饶。

所以，为什么李红（以及苏敏阿姨本人）的故事让我们热泪盈眶。

她在突破了性别之同时，同时还突破了自己的阶级。

她的白日焰火，从她家逼仄阳台上悬挂的尿布上方升起，她的宇宙视野，在她超市打工几年攒回来的迷你小车中完成。

所以，如果长假里你有一部必看的电影，必须是它，只能是它。

唯有一个建议，带足纸巾。

电影里的泪点实在太多，看似日常的叙事下，藏着李红一个人的暗涛汹涌。

不管是她活埋在阴影里的脸、眼里黑白的世界，她被砸破的花瓶，指向丈夫却最终刺向自己的小刀。

而看完电影后，我又把苏敏阿姨的采访找来又看了一遍——原来那些暴力是真的，抑郁症是真的，连那把刺向她自己胸口的小刀，也是真的。

它甚至只是，阿姨在漫长婚姻中尝试的数次自残中的一次。

在残酷性上，只能说，电影比现实节制了许多许多。

此外，被电影“拍得很节制”的还有男性家长孙大勇的形象。

看完电影上，在社交媒体上，我看到许多令我触目惊心的评论：“这窒息程度……跟我爹比差远了。

”“建议找我爸演，青筋暴起的程度可以拿奥斯卡。

”女孩们将一切痛苦以最轻描淡写的口气说出时的样子，比电影本身更令人心碎。

不过，最让我哭得停不下来的点，还是在李红再次试图参加同学会而失败之后，在一间大厦里独自做保洁时，突然听到不知哪里传来的音乐声——是有人唱起了《夏日的最后一朵玫瑰》。

李红于是循声而去，久久地站在门外，默然地听着。

这首歌是她丧失的夏日永不复归，是她坠地的花瓶无处追寻，更是她无从脱身的受困与孤独，是名为李红的漫长消亡。

这首歌唱呀唱，这就是属于李红的“重大时刻”，此刻是她在这世上哭，无端端地在世上哭，在哭我。

也是看到此处时，令人深觉导演尹丽川在配乐的选择上之用心。

《夏日的最后一朵玫瑰》也正是李红在年轻时应该听过、爱过的歌曲。

这首哀婉的爱尔兰民歌，曾随着20世纪80年代的译制片一同传入中国，并迅速成为一代人重要的集体记忆。

我也会唱这首歌，是幼年时我妈妈教我的。

家中没有钢琴，但是可以用一个玩具电子琴简单奏出它的旋律。

所以，观影结束后，朋友拉着我讨论电影，我却总是陷入失语般的沉默。

“喂，你走神了，你在想什么？

”“我在想，我妈妈是否也曾拥有过她的花瓶时刻。

”那是我不得不去想、又实在不敢想得太深的问题。

像电影里的李红，在她年轻时候，哪怕扫大街也要争得自己赚钱的机会。

领到工资的她喜气洋洋，烫了卷发，还给自己买了一个——花瓶。

即使是一个格格不入的、必然走向砸毁命运的花瓶。

可女人必须拥有花瓶，不分年龄的她要拥有她的花瓶。

就像女人还要同时拥有她的车，和她出走的决心。

而也因为有了苏阿姨这样的人，有导演尹丽川、主演咏梅以及她们背后拍出这部电影的整个团队的决心，我们这些旁观者，也才得以在女性的出走之旅中获得一个乘客席位。

《冰路狂花：在最危险的公路上寻找快乐》

冰路狂花8.0[美]埃米·布彻 / 2023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特别加粗的这个句子，是《冰路狂花》的责编在封面上写下的。

是的，我们都同样热爱着那些女性出走的故事，2022年，在讨论这个选题时，所有人都第一时间想起了那个自驾出走的五十岁阿姨，所有人都发自内心地发出赞同的叹息。

这个故事里的主角乔伊，也是一位五十岁的女性，在世界上最危险的北极冰路上当卡车运输司机，因而在网上被爱称为“Mother Trucker”。

记录下她的故事的，则是一位三十岁的女性，如她自己所说，“美国社会喜欢的那类女性”：女性主义文学教授，写作者，经济独立。

但与此同时，她深陷于一段糟糕的亲密关系之中，有一个会对她进行全面打压、无情贬低的男朋友，却久久无法脱身。

后来她逃跑了。

坐进“卡车妈妈”的驾驶室里，与她并肩行驶在这段世界上最危险的冰原公路之上：“极光，雪山，她的勇气，让我有把生活付之一炬的力量。

”

“公路有很多种方法来治愈人，它也能治愈你的。

”这是乔伊对出逃的心碎女孩说的话。

她还说，“听着这片风景的声音，我们可以成为任何人。

”这是独属于女性情谊的公路故事，这是女人对“在路上”叙事权的重大夺回。

所以，在简中版出版时，因为英文书名Mother Trucker仅靠直译很难传达应有的意思，我们索性把中文书名改成了《冰路狂花》：我们是自由，哪怕是危险的自由，我们是狂飙之花，是永不回头的快乐。

作者与乔伊

而在这段旅途结束后，作者写道，从乔伊那里，她得到了几年来在男友那里得不到的东西：“谢谢你看到了我。

”“谢谢你看到了我，谢谢你讲出我的故事。

”这多么重要。

在电影放映会上，苏敏阿姨也到了现场，跟一般女性主创人员坐在一起，化着淡妆，漂亮极了。

靠着经营自媒体，她的旅行还未曾停止，一直在路上，老年是她新的青春期。

同样，也感谢所有的女性叙事者。

讲述女性自驾的，跟讲述买卫生巾段子的，一样重要；讲述妈妈追星体验的，和讲述老年闭经变化的，一样迷人。

不管是大故事、小叙事，唯有我们自己有权去定义它们有该讲，多好听，以及，多么复杂。

“我意识到人们很容易误以为自己看见了故事的全貌，尤其是当那个故事与女性有关时。

”（《我要快乐：当妈妈开始追星》，塔比瑟·卡万）。

那么，为了能说出我们自己故事，那些更多元、更复杂的故事，让所有女人——不同风格、立场、选择和野心的女人，软弱的女人强硬的女人，进步的女人和暂时不够那么进步的女人——都能留在牌桌上。

多一点，久一点，更多一点更久一点。

我是一个经常去影院并且爱看国产片的人，这几年凡是质量比较高的基本都看过，无论商业或文艺。

观影结束后，仔细想了想，并翻了翻观影记录，可以确认了，这是自2020年中国女性主义觉醒元年以来最好的女性主义电影。

纵向来看，上世纪的《女人，四十》《人·鬼·情》高度有点太高，且非常具有艺术性，难以比较。

横向来看，国外的《芭比》用玩具真人化来表现女性觉醒；《老娘与海》特鲁迪在一百多年前用自身实力来捍卫女性尊严；邵导说《爱情神话》并不是女性主义电影；其余女性题材影片或主题先行为其质量堪忧，或现实性完成度不够好，抑或与真人事迹核心观念发生偏颇。

当然也有一部较好的《热辣滚烫》，这个后面会谈到。

这是一部现实主义影片，这也是与很多优秀女性主义电影所不同的一方面。

影片中的事件与我们没有代差，此时正在千万个家庭中上演，影片没有对苏敏（片中的李红）上升到什么高度，甚至可以不谈“女性主义”这四个字，只是复刻了现实中女性在家庭中的困境而已，就足够令人共鸣和愤怒。

三代女性，一代一代受困。

少年时为了家庭，好成绩没得去上大学，她的母亲也是在这样一种被歧视、重男轻女的环境中过来的，本应是最理解最支持她的，但母亲觉得女性就是这条命。

为了快点逃离父亲的家庭，看走了眼选错了人，孙大勇不仅抠，一分一毫都算得清清楚楚，同时和苏敏的父亲一样习惯了父权制的权力和掌控，只会指手画脚，每天都是抱怨、嫌弃，没有生活情趣，从不给好脸色从不表扬感激苏敏，自恃“一家之主”的地位被伺候着，整天和苏敏父亲的那句“当初我就说……”如出一辙地将“明事理”挂在嘴边，还时常说她“懒”，讽刺到极点，时刻爹味在线。

晓雪虽然关心她爱她，但也无可奈何地囚禁在母职规训中，为了自己的前途还是想让母亲来帮她一把。

这种困境不是怪罪于某一个人或某几个人就可以的了，这种是结构性的困境和不公，苏敏的母亲和女儿也是深陷困境中难以挣脱。

之所以说是结构性的，就家庭方面而言，男性与女性的话语权是不平等的，男性在家庭中没有承担一半的家务，承担的那一小小部分也诸如是逗小孩玩等相对愉快简单的，那些沉重而繁琐的仍然是母亲在做。

他们不想花那么多时间来做，做的时候也是随随便便做不好，而女性不会做的事情还得接受他们的训诫。

苏敏的母亲接受了自古以来的规训，觉得女性就只能是这样活，晓雪这么依靠母亲带小孩，就是因为孙大勇根本就不细心不认真不去学不会带，也因为徐晓阳工作至上不去请假，在那个家庭中，男性角色对于自己本应同样承担的责任是缺位的。

孙大勇退休了打乒乓球钓鱼都不操事家庭，苏敏都还有工作呢。

在历经千年的父权结构中，从来都是如此，但并不对。

这种结构也并不是苏敏出走就能改变的，而是社会上要整体改变，思想不再被禁锢，观念不再被规训，男性也是要行动的，否则对于每一个身处家庭中的女性而言突破的阻力都非常大。

影片有个片段印象很深，晓雪失业了，徐晓阳的安慰是“刚好可以在家休息两天”，晓雪回应“你是觉得上班就比在家里带孩子辛苦吗”“你潜意识里就是这么想的了”。

我相信这是绝大多数男性潜意识里的想法。

这能延伸到女性要自立自强，要经济独立。

苏敏从被办退学的那一刻起，今后的人生就注定走得更为艰难。

没本科学历，不好找工作，孙大勇让她做家庭妇女，对她又不好，花钱抠抠嗖嗖，对每一分钱的去处都要计较半天，苏敏难以活得自在，常年打零工，经济收入有限。

如果上了大学，可能就会去到更好的城市，遇到更好的人，至少能更容易找到好工作，经济富足了，对离婚的决定也不再那么优柔寡断。

家务劳动的经济价值是被忽视的了，是隐没的。

即使这几年社会观念有所改变，认可家庭主妇的付出与辛苦，甚至说如果给予与职场相同或更高的待遇，那么就值得做吗？

依然是极不推荐，因为她们所培养出的一切技能，比如说洗衣服、做饭、照顾孩子，在社会上是不具有可迁移性的。

即使联想到家政、保洁阿姨，她们也是需要经过专门培训的，而且家庭主妇的经历也写不进履历，不具备竞争力。

「家庭主妇的问题在于，ta所做的一切，其实对个体是一种消耗，而不是一种提升。

ta无法在市场上得到认可，这份工作可持续的唯一希望，只能寄托在现有家庭的稳固之上。

ta是被动的。

」还有一处，是苏敏年年都到不了的同学会，三十年未曾离开郑州，线上视频成为最近的距离。

是晓雪深感被同事抛弃不知“胡来”，感到所有人都在前进唯独自己原地踏步。

有些年轻人感觉，妈妈是没有朋友的，但回想或听妈妈描述，妈妈不是一直都没有朋友，而是在做了家庭主妇、生儿育女以及步入中年后会与朋友渐行渐远，生活时间被繁琐且永远没有头的家庭事务所占据，留给自己的时间越发稀少。

「婚育似乎是友情转变最明显的节点。

有一半以上的读者都提到，当自己和挚友分别迈入婚姻、有了家庭，生活很快就变了样子。

大多数人描述的生活是「家务柴米油盐养娃还房贷照顾老人」，中间没有标点符号——缺失的停顿最确切地描述了他们的生活——没有气口，也永不停歇。

」苏敏自驾游三个月后，晓雪打电话说，“妈，我觉得你这样挺好的，我也想像你一样”，那时的晓雪，是完全感受到了母亲之前的付出，体认了被困住的感觉，想念她，感谢她。

本片有一方面与《热辣滚烫》是一致的——找到了自己的主体性。

热辣如果被理解成减肥片就太儿戏了，它海报上写的是“为自己活一次”，乐莹找到了自己想尝试的、自己热爱的，即使不被看好也依旧去做，不再把自己放于一个低的姿态。

苏敏也是为自己而活，她不想再当性别中的“第二性”，不想让自己的需求总是被搁置在全家人需求的末位甚至被忽视，她要开启自己潇洒的生活了。

这是一部现实主义影片，它给出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并不是让每位女性都出去自驾游，那是不可能的，不是所有女性都想这样。

正是找到自己的主体性，为自己所想要的而争取，学历、工作、经济、知识……它展现了我们社会上一个具有极大公约数的切面，警醒、警示着每一个人，每位女性都可以有不同的选择，没有正确答案，但无论做什么选择，都要尽可能是：清醒地活着。

影片中孙大勇的形象，我一开始会觉得是不是太过于极端了，因为我的家庭中没有长辈这么过分。

但我想了想，可能只是我没见过太多人，或者不够细致观察体会。

映后一位五十多岁的女观众说自己在家就是被这样对待的，我也更加确信“孙大勇”并不是个例。

观影结束后，映后互动，全场自始至终没有一个男生举手，都是女生。

我有点想举手，但最终没有。

除了担心自己的思绪没有整理好说得比较乱，同时感觉到有点羞愧，自己曾经确实把妈妈的付出当成理所当然了，虽然这几年看的书多了后转变了很多。

自己作为一名男性，如果站立来讲得还不错是不是争夺了对本片更具有发言权的女性的机会，并且自己所有关于女性主义的知识，都是通过学习得来的，而女性是亲身经历实践付出了很多代价才总结出的。

我看到现场很多女性观众代入了自己，甚至热泪盈眶，我很能共情苏敏的处境与决心，但男性是难以完全感同身受的，不具备这个能力，也无法像女性一样去做到完全的女性主义实践。

默默当一个听众，去反思，去改变观念、行为，也挺好。

这部电影不仅适合女性观看，也适合甚至男性更应该观看，不是去批判，而是去反思。

当我听到映后有女性说旁边的男性睡了一整场、玩手机玩了一整场这种话时，我就觉得，这部片子对味了。

今年国外有着那部极其优秀的《老娘与海》，我们这部虽然还有一点点距离，但我们终于有一部能拿得出手能相提并论的影片了，它们也都已经是我心目中极其优秀的女性主义影片，9分。

注：「」内引用自https://mp.weixin.qq.com/s/P8JLOS99_-FYjDfZ8c1FGwhttps://mp.weixin.qq.com/s/8h2X2CacXlFBUlsaHKQqiw

我表姐大我很多岁，嫁到了我们隔壁县，她老公爱喝酒，喝多了爱打人，年轻时她还没认命，觉得日子过不下去了会跑回娘家，有一次她被打回了娘家，也就是回到了我们村，她在房里哭，她的家人围着她，站的站，坐的坐，听她哭诉她的委屈。

她说，我早就说我要离婚，妈就非不让离，说什么一梳梳到底，婚不能离，还说他会改，我就不该听你的话，我挨了他这么多年打，你们有谁真的帮过我？

我当时很小，不到10岁，这种场合不应该有我的位置，但我出现在了门口，听到了表姐的哭诉，我靠着门框，扭头看着屋外悠闲的鸡和烈日下田里的稻谷，不敢看她的脸，当时的我不知道自己在害怕什么，现在回想起来，也许是害怕看到一张被暴力伤害过，留下淤青的脸。

《出走的决心》里，也有这样一幕，李红靠着门框，说要离婚，父母弟弟一开始问什么，后来说孙大勇的好话，最后说出了现实：家里没有多余的地方容纳李红和晓雪这一大一小。

后来我上了初中，和我妈独自生活了几年，当然我初中开始住校，一周回去一次，所以多数时候是我妈一个人生活，那是我和我妈最轻松的一段日子，不用担惊受怕，不会有人不定期把家里东西砸的稀烂，有一次我问她为什么不离婚。

她说，离婚了你怎么办？

你爸不会让你跟我，而且，离婚了我们又能去哪呢？

没有地方可以去。

我当时没听懂后面这句话，只听懂了前面的，我以为我妈不离婚是因为舍不得我，后来我长大了，逐渐明白我们农村的女孩，长大离家就意味着没有了家，我们得去创造自己的家，所以长大后我才明白，我妈不离婚，更多是因为离婚后她无处可去，正如《出走的决心》里，李红对女儿说的那句【离了我能去哪】一样，这是很现实的问题。

这是我生活中经历过的事，也是《出走的决心》里演的事，所以这是一部献给广大被困在家庭里的中国妇女的电影，所以我很爱这部电影。

很多女人选择结婚，只是为了从一个家庭逃离，逃向另一个可以容纳自己的地方，当然很快她就会发现，这样的逃离只是把自己从一个地方禁锢在另一个地方，在经济条件有限的情况下，有儿有女的家庭，教育资源会倾向儿子，经济资源会倾向儿子，女性贫困由此开始，并不会由此结束，到了社会上，资源向男性倾斜的情况只多不少，这样的社会背景只会加重女性贫困，往后很多个无法自主选择的时刻，都是女性贫困带来的后果。

李红和孙大勇从来都不是一类人，她看到下雪会感叹下雪真美，而他会感叹下雪真冷，其实这样的不同始终存在，这是两人本质的不同，一辈子都无法改变，无法磨合，能对生活感知到痛苦却不懂如何表达这种痛苦的人，是很不幸的，他们往往活的比别人辛苦许多，李红就是一个能感知到痛苦却不懂如何表达痛苦的人，她拿着水果刀对着丈夫让他告诉自己她到底图啥，这样的歇斯底里从来都不是对外，而是对内，所以最后我们看到，刀子扎向的是她自己的胸膛。

伯格曼有部经典的电影叫《婚姻生活》，《婚姻生活》里有一段是一对中年夫妻去办离婚，排在他们前面的是一对六十多岁的老年夫妻，妻子坚持离婚，丈夫坚持不离，妻子沉默寡言，丈夫喋喋不休，他不能理解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的老太婆为什么一定要离婚，在许久的沉默后，妻子开始了她的叙述。

她说，15年前我就告诉我的丈夫，我不爱他，他说等孩子长大再说，现在我的三个孩子都已长大离家，我已经尽了我做母亲的义务，现在我可以离婚了。

她说，我觉得我被困在这段关系里，我的感觉，我的知觉，我的听觉都在消失，我生命中的一切机会都在流失，我脑海中有一副描绘自己的画面，但它与现实不符，我告诉自己我还有爱的能力，所以我要改变这一切，改变的第一步，就是剔除与我丈夫的关系。

这是我第一次看这么严肃探讨亲密关系的电影，这之后便一发不可收，看了一部又一部。

从小学时听到表姐哭诉婚姻带给她的苦难开始，我便一直在等待，等待身边能有一个摆脱糟糕婚姻关系的女性出现，我想如果有其他女人能做到，也许我的妈妈也能做到，也就是说我在等待一个李红的出现。

小时候我没等到，于是我转向电影中去寻找，现在我三十几岁，不管是网络上，还是现实中，早在几年前，就有越来越多李红的出现，直到今天，终于在大荧幕上看到了李红的故事，这样的时刻，让我为之颤动。

最后，很多女孩说要带妈妈去看这部电影，我个人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主意，女性主义的本质是尊重，平等的尊重，新时代的女性把自己的思想硬套在母亲身上，并不是平等的尊重，李红能有出走的决心，是因为她始终都是一个这样的人，很多女性没有这样的决心，并非她盲目，她懦弱，而是她本身已经能够自洽的与自己相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她并不需要这样的决心。

所以，想要带自己妈妈去看这部电影的女儿，最好先判断一下，自己的妈妈需不需要这样的决心。

最后的最后，《夏日最后的玫瑰》这个音乐贯穿全片，原曲是首古老的爱尔兰民谣，我第一次听到是在《三块广告牌》里，那之后这首曲子一直在我的歌单里，所以电影中，李红与孙大勇第一次约会，他去买汽水，李红偷偷观察他时，这个旋律一响起我就认了出来，《三块广告牌》讲的是一个在巨大丧女伤痛中用自己的方式保持坚强的女人，《出走的决心》讲的是在令人窒息的家庭氛围中努力自救的女人，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一直放着这首曲子，总之，我们都是很厉害的女人，虽然我们厉害的方式各不相同。

最后的最后的最后，现实中的李红与丈夫离了婚，为了离婚她支付了前夫16万分手费，如果之后阿姨开始直播带货，或是开始接入其他商业化模式，希望大家能对她宽容一些，不要骂她。

奥威尔在1936年写成的文章《射象》中指出，帝国主义者“戴着面具，脸渐渐长成了面具的样子”。

妻子也戴着面具，脸也会长成式样各异的面具的样子。

——德博拉·利维《生活的代价》阳光有些许耀眼，刚晾晒完衣服的李红感到晕眩。

屋里的丈夫，正若无其事地练习着乒乓球，练完大手一挥，满地的小白球等着李红去捡。

这是她第二次推迟去成都参加高中同学聚会了。

前一回是女儿即将临盆走不开，这一回是女儿刚找到新工作，家里没人照顾小孩，她不得不再一次把行程取消。

过去这三十年，李红都在郑州。

在这昏暗的几十平米里，忙忙碌碌，忙成张爱玲笔下“没时间思考的乌壳虫”，她找不到自己存在证明。

电影《出走的决心》里的这个母亲形象，其实并不陌生。

“她”代表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好妈妈模版——别无选择的“俘虏式妻子”（captive wife）。

“她”过的是从烘培、缝纫、洗衣到带孩子团团转的生活。

“她”严格遵守异性恋母职文化的两条核心准则：母亲应该是主要照料者，母亲应该是无私的。

这无疑极具压迫性。

20世纪80年代晚期，出现在文化视野中的好妈妈典型发生变化。

受到第二波女性主义和妇女解放运动的影响，能轻松顾全母职和事业的“超级妈妈”成了完美典型。

社会学家阿莉·霍克希尔德这样描述：“她一副职场妈妈的派头，大步向前，一手拎公文包，一手抱着面带笑容的孩子。

无论字面还是比喻意义上，她都在前进…她自信、主动、解放了。

她成功打入了男人的世界，却未丧失女人的气质，而且全靠她自己做到的。

”可惜，理想照不进现实， 不过十年时间，职场妈妈们已经深刻意识到，拼尽全力也拿不到两头100分。

20世纪90年代以来，职场妈妈在统计学上已成常态。

理想与现实的差距，进一步推动《职场妈妈不下班》等书的出现，舆论开始关注职业妇女的“第三轮班”。

理想转向“选择女性主义”（choice feminism），崇尚巧妙平衡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型女人。

这里不再强调“全靠她自己做到”完美，而是鼓励女性放松对家庭的控制，就像美国外交政策专家安妮玛丽·斯劳特劝的：“Let it go”，或者非裔女企业家蒂法尼·杜夫（Tiffany Dufu）新书的标题：“Drop the Ball”，撂下挑子。

平衡型女性，更注重在“平衡”里找到快乐——平衡之道本身成了女性进步的新标志。

21世纪以来，女性学历提高、就业率提高，母职的“酷儿化”等声音此起彼伏。

传统好妈妈-坏妈妈的二元对立被打破，衍生出更多复杂细腻的形象。

以往被视为禁忌的感受和经历，在自媒体上被广泛分享和讨论。

妇女在零工经济中的创业精神和自主赋权，被积极提倡。

真实或虚构的“向前一步”（lean in）的妇女形象遍布银幕，电视剧《傲骨贤妻》中的艾丽西亚·弗洛里克，《凯特的外遇日记》中的凯特，有九个孩子的女企业家海伦娜·莫里西（Helena Morrissey）。

国内电视剧《三十而已》、《玫瑰的故事》里，也不断出现像谢丽尔·桑德伯格畅销书中劝导的女性——坚持自我、争取领导权，同时兼顾职业抱负与家庭责任。

过去这个世纪，社会的理想母亲形象看似一直在变，矛盾却更凸显：平权观念和经济需求，鼓动着妇女进入公共领域，成为独立职业人士；优绩主义等社会评价体系，又要求妇女抽时间来生孩子，并尽心尽责地抚养他们。

自由主义话语在一旁吟唱着“平等”，女性作为家庭主要照护者的主流观念，却从未改变。

内卷浪潮下，日益加重的教育压力，迫使家庭分工去进行调整和改变。

直面这些矛盾，并挣扎着理解如何去认知这些矛盾，是身为女性绕不开的现实。

第一部分 关于母职的三种矛盾一、育儿时间的矛盾：长辈、丈夫的支持有限回到电影《出走的决心》，这个故事里除了李红，还有另一个“妈妈”——李红的女儿晓雪。

晓雪曾一度达到理想的“事业和母职无缝衔接”的平衡状态，依靠的是她的妈妈李红帮忙带小孩，她得以放心投入工作，甚至顺利升职。

但这个平衡是脆弱的：假设不是李红主动出走，而是她因为生病等客观原因，无法继续照料外孙，晓雪的“完美”轻易就会被打破。

尽管母亲大多被描述为“可以选择”的，但大多时候，她们并没得选择。

杂志、小说、广告、电影和电视剧里那些，看似能将事业和母职兼顾的女人，但凡事业、家庭双丰收，其多半是可以仰赖父母提供的免费照护服务，而得以脱身家务劳役，全力以赴奔业务。

但这个模式也很矛盾：看孩子是一件极需精力和体力的事，而老人日渐衰退的身体容易疲惫，很大程度只能依靠电子产品辅助带娃。

平衡的艺术，包含的另一层文化暗示是：将另一半培养成“真正的伴侣”，是女人的责任。

可是，家庭并非独立于市场之外，家庭内的父权制，与家庭外的资本支配紧密关联。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沙尼·奥加德教授，采访了35位在伦敦的全职妈妈，她们都属于中产阶级，都受到过高等教育，负担得起育儿开销，却放弃高学历和成功的职业生涯，回归家庭。

在谈到缘由时，很多人都提到丈夫高强度、高要求、高时长工作的影响。

丈夫们在工作日见不到醒着的孩子，这种情况并不罕见：“他们早早离家，等孩子都睡着了才回来。

” 塔尼娅是两个女儿的全职妈妈，她过去是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有时她也会劝丈夫试着每周和孩子们吃一顿早饭。

“然后他说知道了，但从没兑现过。

不过我能理解，因为我也当过律师。

”塔尼娅解释道。

哈佛商学院兼性别研究院罗宾·J·伊莱（Robin J.Ely)曾一针见血指出：“阻碍女性职场之路的，并非平衡工作与家庭这一特殊挑战，而是在当今企业文化中盛行的过度工作。

这才是问题。

”这种职场高压高时长的趋势，一直与英美日益严重的阶级不平等相关。

在精英职业里，赢家全拿或锦标赛式（tournament-style）补偿机制激增：法律界、学术界的“非升即走”，销售和商业环境里的“末位淘汰”，时刻在拉紧中产的神经。

这些体系在慷慨奖励员工超时工作的同时，也在惩罚那些不愿意遵从的人。

丈夫极其有限的育儿投入，加重了家务分工的不平等。

虽然受访的这些家庭，大多都用得起托儿服务，也都雇佣了清洁工，但是寻求托儿服务、管理育儿工作、管理日常家务的担子，还是在妇女身上。

孩子生病了带去看医生、请假照顾、陪练乐器、辅导家庭作业、出席幼儿园或学校的活动，接送他们参加培训班和社交活动，这些几乎总是妈妈们的任务。

对于试图两手抓的职场妈妈，不确定因素更多，包括：工作场所的文化制度与兼顾家庭的理想格格不入、升职通道狭窄，男女工资差距、劳动合同不稳定、缺乏妥善而持久的育儿支持，还有最重要的，身边所有社会关系里的人，依旧在用死板的社会标准和自相矛盾的文化再现，对她们的决定作出衡量评判。

当家庭里有一方在日益激烈的高阶行业工作，薪资较低的一方（通常是女性）选择退出职场，以辅助整个家庭达到最佳成就，似乎是在不牺牲家庭生活的情况下，尽可能扩大养家者收入能力的方式。

二、社会期待的矛盾：好妈妈？

坏妈妈？

做什么都不对美籍华裔作家陈濬明在她的小说《完美妈妈制造局》里，讲了个恐怖乌托邦故事：未来社会以极严苛的标准要求母亲“完美”。

一位母亲因为过分劳累，让18个月的女儿单独在家呆2个半小时被发现，就被认定为“坏妈妈”，被勒令必须彻底离开，抹去自己，以确保她孩子的茁壮成长。

这故事看得我一阵阵起寒战：如今内卷哄抬着育儿标准不断拔高，仿佛也在将作为母亲的我往故事里推。

社会对母亲的期待越来越高，这让很多妇女深深陷入自我分析及矛盾心理里。

社会论调说着“妈妈知道什么对孩子最好”，又对一切指手画脚：过度关心或者过度疏远，过度强势或者过度纵容，仿佛都是“妈妈”的过错。

“妈妈”依然是唯一会被指控缺席孩子童年的人。

当前社会将“全职太太”呈现为一个积极形象，靠的是将其与家务生活和主妇的贬义色彩区别开来。

沙尼·奥加德教授对英国报刊新闻所做的内容分析中，“家庭主妇”（housewife）一词的使用频率很少（仅占299篇样本的1%）。

相反，大众媒体和流行文化不断将中产全职妈妈浪漫化：时尚辣妈，少女妈和英美的Yummy Mummy之类词的出现，背后不仅是推动妇女形象的焦虑，在消除妇女可能拥有的其他身份时，也在试图“证明”职场妈妈对孩子有负面影响。

贬低“全职妈妈”形象的一方，火力点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种是空泛地将全职妈妈想象成资产阶级娇气女，无用、自私、肤浅、一心追求物质利益；另一种论调认为全职妈妈带的小孩更容易焦虑、抑郁，更容易感觉到压力。

这里同样暗含着对妇女形象的要求。

一个女人只是母亲，不足以获得认同。

“她”还应该有个职业，在少得可怜的休闲时间里去幼儿园或者学校，累得要死也得展现性感。

社会严苛的标准变成：女性的身体，在怀孕时、刚生产完、以及在之后的多年中，都必须在美貌和形态上符合异性恋标准。

文化分析家乔·利特勒（Jo Littler）利特勒指出，对Yummy Mummy的理想化描述，“把子女养育说成纯粹私人的问题，实则掩盖了那些政策带来的后果”。

它将母育简化为’心理成熟’和’个人选择’：的个体化问题……而对经济和优势地位避而不谈。

”这种舆论倾向的出现，有它的社会背景。

在英国，这通常正值国家停止育儿福利，用人单位普遍不支持弹性/兼职工作的时期。

国家和企业一边减少对社会福利的投入，一边激励招募妇女有偿就业；一边试图把照料工作推给家庭和社区，一边却在削弱家庭和社区照料能力。

照护的缺失，这次也成为美国大选主要议题。

最近美国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公布的政纲里，就包括有：为4岁儿童建立一个普遍的学前教育计划，为数百万工薪家庭提供每天10美元左右的儿童保育服务，以及恢复大流行时期扩大的儿童税收抵免。

哈里斯还提议为有新生儿的家庭额外增加6000美元的税收抵免。

这一代女性从小到大都明白，遵从父权制的契约，将会延续社会生活中的不平等。

她们读着《第二性》和《女性的奥秘》，希望与周围的公共世界接轨，而不是割裂。

但面对无法平衡的现实，很少有人像李红那样有“出走的决心”。

很多人将问题归结为自身不够强大，不够达到“向前一步 ”的要求。

通过“我不是职场妈妈那种性格”，“我没有那种野心”的自我说教，把困境内化为个人的失败。

视频自媒体上常能看到：“全职妈妈怎样带娃赚钱两不误”、“35岁全职妈妈X年，我是如何实现月入5位数”之类经验分享。

可底下留言经常会出现：“好羡慕啊”，“为什么我不行呢”之类的自责。

“让生活贴合幻想的做法里，包含了多少要强啊？

”《残酷的乐观主义》里说道。

第二部分 三种处境：精疲力尽的母亲试图找到对的路可以看到的是，不管生育后是否回归职场，女性都更倾向肯定她们当下的选择。

对大多数全职妈妈来说，一旦回到家中，她们会逐渐意识到，作为家庭主妇和地位维持者，她对强化这个家阶级成功和幸福的重要性。

对于有能力雇佣清洁工的家庭来说，妇女更可以专注在一些有意义和令人愉悦的事情上，比如密集的母职、社区/志愿工作，以及更多的休闲时间。

进入工作场所的女性，则往往更离不开工作。

在《时间困境》对五百强公司阿莫克员工的访谈中可以看出，妇女賺得越多，就越对非全职不感兴趣。

“工作之于女人，就像妻子之于男人。

”企业在努力营造轻松温馨的氛围，而回到家里，会有一堆杂务让她们疲惫不堪。

“两个世界莫名其妙颠倒了。

”但每个女性在成为母亲之后，或多或少在对抗着社会的眼光，无论她选择哪条路。

一、全职妈妈：退出职场作为一种策略沙尼·奥加德教授在《回归家庭》里采访的高学历妈妈们，将退出职场视为高压市场竞争下的一种策略。

最直接的现实原因是，眼下精英职业的职场环境，一方面不利于女性发展，一方面也将“丈夫们”困在高工时的职场里脱不开身。

她们深深明白，如果两个人都追求工作成就，势必减弱家庭的传统功能与价值，小孩就会成为这场社会文化变迁下的牺牲品。

虽然很多女性离开工作的初衷，并非为了帮助丈夫事业的“提升”，但随着时间流逝，这种策略带来的经济和家庭利益优势也会凸显。

这样的做法，被社会学家安妮特·拉鲁称为“协作培养”（concerted cultivation），是美国中上阶层家庭实行的一种养育模式。

中产阶层通常对不确定的经济形势和未来更加敏感，这些母亲通过退回家庭“密集型育儿”，激发孩子的认知和社交能力，培养他们的天赋，辅助其掌握对未来有利的能力，最终目的是维持中产阶级的地位，防止下一代的阶层跌落。

“孩子不会正儿八经地来找你说：妈，我需要跟你聊一聊学校发生的一件大事。

而是在你开车送他去钢琴课途中，从车子后座嗫嚅地说：妈，你觉得这件事怎么样？

”名校毕业的妈妈梅格这样描述道。

她的孩子分别是四岁、八岁和九岁。

她继续解释：“这些闲聊可以让我在匆忙中，关注到孩子细微的心理变化，给予他们一些指引。

如果我不在他们身边，或许有其他人替代，但也或许别人会看不出…他们想要谈的迹象。

”记者丽莎·贝尔金（Lisa Belkin）在21世纪初撰写过一篇报道，指出从顶尖名校毕业的女性，选择退出职场的比例高于一般学校毕业的女性。

这些女性，即使在全职妈妈期间，也没有停止追求自我成长，不是参与社区和志愿活动，承担创造性的工作，就是选择继续深造，读研读博。

试图以身作则，让孩子看到人生的可能性。

从另一个层面看，因为在学历、工作经验和社会资本人脉上的优势，这些女性也更有能力承担转换跑道的适应成本，尤其是接受重新训练、较低的收入以及失去升职通道的损失。

当工作时长和母职无法相融，“选择退出”（opting out）成为中产阶级降低家庭与工作冲突的最优解。

二、职场妈妈：“拼命三娘”和被需要的“改变者”相比全职妈妈，双薪家庭感受到的职场高压，更加直截了当。

市场竞争下的中国职业女性，越来越像“拼命三娘”。

在智联招聘发布的《2023中国女性职场现状调查报告》里，41.9%的女性每天工作9小时以上，同时还操持家务，68.8%的女性每天从事家务劳动1小时以上，远高于男性的47.2%。

职场上的性别平等，依旧有很长的路要走。

智联数据显示，61.1%的女性在求职中被问婚育。

46.9%的女性表示婚育影响职场前景，远高于男性的11.4%。

不过在薪酬平等方面，我国有明显改善。

2023年，女性的平均薪酬为8689元/月，与男性的9942元/月相比，差距约12%，而2018年差距为22%。

总体来看，男女薪酬差距正逐年缩窄。

更隐蔽的压力，在“第三轮班”。

伊芙·罗德斯基在她的《公平竞争》一书中写道，“职场妈妈比职场爸爸的自责情绪要严重很多，尤其在错过了’本该和孩子在一起的’那些时刻，母亲的自责情绪更为明显。

”有条件的职场妈妈，会竭力寻找一个稳定可靠的育儿搭档。

曾任耐克全球服装副总裁的明迪·格罗斯曼（Mindy Grossman），就称自己的保姆雷兹为“秘密武器”，把她一留就是20年。

因为有保姆帮忙带女儿，格罗斯曼才得以在事业上顺风顺水，执掌耐克的6年时间里，耐克的全球服装业务营业值增长到40亿美元。

接下来，她又当上了家庭购物网络零售商HSN的首席执行官。

更多的职场妈妈们，则通过尽可能把所有家庭活动外包，争取工作时间。

钢琴课、心理咨询、课业辅导、娱乐，甚至很多家庭吃饭都经常在家庭之外。

与此同时，她们也努力珍惜和保护“优质时间”——安排集中的共享时光，来弥补失去的时间，以保证关系不会遭受品质上的损失。

职场妈妈，尤其是女性高管的存在，被寄予改变女性职场环境的希望。

梅根·施密特（Meaghan Schmidt）是全球咨询公司艾睿铂纽约地区的执行董事。

她在职期间，不但在公司里发起父母资源小组，后来还牵头为来公司上班的哺乳期妇女们提供母乳运输服务。

可惜女高管在企业中的占比，仍旧是需要努力的方向。

贝恩公司和史宾沙2023年共同发布的《女性领导力崛起：走进中国女性高管的职场现状》显示：在中国，只有19%的高管是女性，该比例低于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的平均水平，后者约25%。

三、零工经济和妈妈企业家：有助平衡的“妈咪路线”？

选择自由职业，或者创业做妈妈企业家，常被媒体描述为充满弹性的“妈咪路线”。

零工经济、共享经济能提供一种随机应变的生活方式，这显然是全职工作无法比拟的。

妈妈企业家，看上去也是兼顾工作和育儿的绝佳途径：为自己工作，规定自己的工作时间，协商自己的工资，做自己的老板，以此摆脱福特式朝九晚五日程枷锁。

政府也鼓励“女性企业家”，因为这既能够“唯才是用”，又可以解决因经济衰退（尤其是育儿成本高）导致的工作弹性衰减的问题。

只是，将工作从公共领域搬到家庭领域。

看似“自主赋权”，实则模糊了工作和家庭的界限。

这意味着，想要自由掌控自己时间，毫无可能。

自由职业还有着大家都知道的缺点：比如缺乏雇主提供的福利保障（社保医保等），不如传统职业生涯那样有发展机会，在信用贷款、抵押贷款和保险等金融产品方面遭遇不公，初露头角的企业家因信用/资产不足，无法从银行等金融机构获得融资，以及小型企业因合同条件苛刻、结算周期过长等面临无数困境。

此外，因为收入的不稳定，无论是零工兼职，还是妈妈企业家，妇女都极少会鼓励另一半多参与照护孩子。

这种模式下的母亲，不但是育儿主力，同时还需要在居家的状态里具备经济生产力。

缺少足够支持的个人赋权、创业精神，背后巩固的还是妈妈们“平衡”的艺术。

第三部分 放低“自责”找方向：照护的价值需要被看见电影《出走的决心》里，压垮李红心理防线的那一瞬，是她刚做完全家人的饭，忙着收拾杂乱的客厅。

而女儿、女婿和丈夫围坐在桌边笑谈，互相庆贺着各自取得的社会成就。

餐桌边没有她的位置。

“看不见的母亲”在这个场景里被无限放大。

据麦肯锡统计，在中国，女性完成的无偿护理工作是男性的2.6倍，其中超过60%是日常家务活。

在全球范围内，75%的无偿工作是由女性完成的。

基于最低工资数据保守估算，相当于每年10万亿美元的经济产出。

承认家庭无偿护理工作的价值至关重要。

在改变家庭劳动分工的努力上，“全球最适宜女性居住的国家”瑞典，或许能给到一些启示：在瑞典，男性休育儿假的比例高达90%。

因为社会体系为同一家庭中的母亲和父亲分配了单独的、不可转让的带薪休假，以此诱导男性带薪休假。

瑞典政府保证有充足且低价的托儿所、幼儿园和学校。

孩子在1-2岁之间，就可以进入有政府严格监管的托管体系，每个月的幼托费上限是1287瑞典克朗（约891元人民币）。

同时，瑞典政府还给父母拨发“儿童补贴”（barnbidrag）：在孩子年满16岁之前，父母都能领到每个月1050瑞典克朗（约727元人民币）的固定补助，。

瑞典妈妈几乎都有工作，因为她们不用考虑家庭和工作怎么平衡的问题。

除了瑞典，加拿大魁北社克省，冰岛也有类似的鼓励父亲参与育儿的政策。

这反过来，也说明了这些社会里对孩子和母职的重视。

就在今年7月，瑞典又出来一项开创性的法律，允许祖父母在照顾孙子孙女时，享受最高三个月的带薪假。

根据这项法律，父母可以将他们丰厚的育儿假津贴转移给孩子的祖父母。

虽然国情不同，这种高税收高福利的运转方式，有它的水土，难以简单复制。

但究其根源，他们认为孩子是社会的，社会愿意为父母生养孩子扫清障碍。

在政策背后，是照护的价值被看到。

我身边有朋友，私下会说，为什么关于母职困境这种故事，总要被反反复复拿出来讨论？

看现在生育率都这样了，说这些不是只会加重大家不生育的意愿。

换个方向想，养育孩子不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单打独斗。

只有母亲的困境反复被看见，舆论环境有所改变，照护的价值受到认可，生育意愿才可能有改善。

精疲力尽的妈妈们进退两难。

但如果你跟身边有女儿的女性谈及未来，她们也会流露希望，希望属于女儿的未来是更轻松、更公平的。

只不过，为这更好的未来，她依旧要付出比他更大的代价。

参考文献：[1]杨有楠.短视频中城市全职妈妈的自我再现研究[J].东南传播,2024,(01):59-63.DOI:10.13556/j.cnki.dncb.cn35-1274/j.2024.01.002.[2]“生”还是“升”？

职场女性困境仍待解[J] 财新ESG30,2023.05.16 [3]阿莉·拉塞尔·霍克希尔德.职场妈妈不下班[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09[4]沙尼·奥加德.回归家庭?家庭、事业与难以实现的平等[M].理想国:2021.09[5]帕梅拉·斯通, 梅格·拉夫乔伊.进退之间:女性重返职场的特权与矛盾[M]中国工人出版社：2023.10.01[6]奥娜·多纳特.成为母亲的选择[M]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2.02[7]阿莉·拉塞尔·霍克希尔德.时间困境：当工作和家庭被颠倒[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4.06[8]乔安·S.卢布林.职场妈妈别自责：与超能女性对话[M]中译出版社:2022.07[9]贝恩x史宾沙,《女性领导力崛起：走进中国女性高管的职场现状》白皮书：在中国仅有不到1/5的高管是女性，2023.03.08[10]Collins C. Making motherhood work: How women manage careers and caregiving.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9 Dec 31.[11]Jan M. Olsen. Swedes take a new step in parental leave. Grandparents can now get paid to take care of grandkids. APNews; 2024 July 2.[12]Jenny Gold. Child care is a ‘textbook example of a broken market.’ Where do Harris, Trump go from here? Los Angels Times; 2024 Aug. 22.[13]Vanessa Fuhrmans.A Decade After ‘Lean In,’ Progress for Women Isn’t Trickling Down.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2024 Sept. 17.

暖心的话不会从烟冷的肺里传出，生活的雨不会因一时的避而停歇，自驾的车不会随禁锢的栏而熄火，出走的心不会被家庭的垒所压迫。

我忍父辈重男轻女的腐朽观念，我忍丈夫高高在上的爹味说教，我忍女儿三番两次的苦情拜托，我忍自己懦弱吞气的摇摆之心。

十八岁想云游四海腾云驾雾，三十岁想安居乐业幸福生活，五十岁想挣脱囚笼决心出走。

等不到别人给自己空闲，就应该放手给自己机会。

代代女性被锁在母婴房里，被攥在小厨房中，被捂在老思想内，想下一个出走的决心难如登天。

可她做到了，打翻了吵闹的乒乓球，提起了预备的帐篷包，穿上了最美的小红裙，触及了自由的天际，把生活碾成道道车辙。

看完真的感动，电影忠实坚持女性主义，还原了家庭妇女的困境，伴随着绝美的镜头与恰好的配乐，将决心点点放大，最后铺满了整片天空。

出走的决心 (2024)8.82024 / 中国大陆 / 剧情 家庭 / 尹丽川 / 咏梅 姜武

很中。

谢谢两位老师的表演，如有雷同纯属克制。

姜武老师破音的台词很妙，完美契合咆哮中的情绪和声带失控。

咏梅老师挥刀向自己的哀嚎，被逼入绝境弱势困兽的巨大恐惧和哀伤。

耳熟能详。

音画优秀同步（没有阴阳怪气（…））。

不同交通工具上的空间和时间的出走，与音乐丝滑同步流动，时间点切换和呼应也很自然。

乒乓球砰砰砰打游戏锵锵锵是男性背景音的代际传承。

大雪夜快乐奔跑以为找到依靠，只是从一个深渊往另一个深渊里跳。

新的深渊里，一间自己的房间是一个貌似弱不禁风却有铜墙铁壁的小帐篷。

婚前甜蜜婚后暴力的结构大家共享。

喜欢那些遮遮掩掩的镜头，像极了麻麻飘忽的眼神。

小空间的遮遮掩掩让封闭空间更加窒息，老的老房子公共走廊阳台转角镜头有工作没工作前后对比美如《泰坦尼克号》。

新的老房子封闭阳台也和《82年生的金智英》一样，晾衣服的间隙才有时间和自己说两句。

出走前的女儿女婿丈夫三人上桌吃饭妈妈是忙碌恍惚局外人的戏绝望得难忘。

————题内的题外话————演一场影城兑换券要过期了的戏，刘老师终于能电影院。

一向在电影院睡觉的刘老师从回忆部分开始抹泪还不忘给我递纸巾，曾经梳着大麻花辫子的她也是绽放的花。

两双红眼圈出了电影院，我问她是不是比爸爸还差点，她哇地在商场里大声哭出声来，我拍了拍她说辛苦了。

无法改变但是需要被看见。

刘老师的人生是参加了高考的支线。

贴上学霸全日制大学生高级工程师的标签，拥有自己稳定体面的工作和收入。

即使是这样的幸运模式，也只能在暴力冲突中多扛几个回合，躲不掉出走大结局。

刘老师在上海的时间也是她的出走。

除了我在家的时候得体现出殚精竭虑的大局观保持愁容满面，实际上若不是真的快乐也不会待这么长久。

一方面可以扛起相亲大旗躲避长沙亲戚朋友的眼光和躲避对于外婆的过度照护，另一方面可以躲避长沙家中暴君爹地的怒吼。

她在上海可太快乐了。

刘老师说你看电影里吵成这样女儿不还是结婚了吗。

对，最妙的就是女儿说你赶紧离婚别说为了我，我绝不结婚下一秒镜头瞬间切女儿的婚礼，所谓喜欢的人不过是深渊的重复，我说要是万一有了孩子绝不会跟她说任何一句要不是为了你的句式，结婚后可是三个人一起压榨年长女性。

刘老师不说话。

深渊里的人想要把别人推向深渊搞不好是行善积德真渡我一步到位，谁还不能把谁养育一遍呢，认真我就输了大隐隐于市。

暴力咆哮欺软怕硬斤斤计较这些元素占满，我爹还叠加了权力经济升级的戏码。

然而权力经济升级的差距没有扩大到一方的绝对制衡，导致暴力升级。

一直配有司机不会开车的爸爸一坐上妈妈的车就能开启火药库，没按照他的指令行驶能一边咆哮一边直接打开行驶中的车门下车（平铺直述）。

直到我开始掌握方向盘才能在暴风中告诉他走错路没关系，一切都没关系，hakunamatata,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讨厌小汽车,冲突暴力拉满无处可逃的小汽车。

客人来了瞬间入戏的熟练敬酒幸福演习，客人走了大家都碎了一地。

影片中的花瓶只摔碎了一个缺角，我家满地都是方便操作的亮晶晶暖瓶碎片。

讨厌喝酒要说话。

甚至能感谢他们赋予的hard模式出厂设置，让我在以后的人生当中强得可怕所向披靡。

质问爸爸为什么在乡下只有男的能在桌上吃饭，外婆姨妈舅妈妈妈和小孩们都端着饭碗在外围如同苍蝇一般叮在一个夹菜的开口聚聚散散。

爸爸说因为男的喝酒，白酒很辣，我很能喝，他在吼什么。

成为所谓名校生后我获得了上桌吃饭的特权，烟气敬酒恶心放弃。

直到弟弟们到了上桌的年龄，为了不出现儿子在桌上而儿子们麻麻在桌下的情况，大家才不得不解决这个问题，每次我吃饭都硬加椅子让每个人坐在桌旁，椅子的圈圈比桌子大很多，但每个人都能坐在桌旁很重要。

“他们只知道死亡的力量不知道生命的力量”。

高三的时候就被老师批评，有些同学整天像个游魂一样在教室里晃来晃去。

人生是旷野，每平方公里不得分配一两个游魂给大家晃晃，不忘初心谢谢夸奖。

真实感是电影相对成功的部分，这一点演员的表演功不可没。

电影中有很多突然爆发的吵架戏，演绎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很容易，表现压倒前的那无数根的叠加过程很难。

在电影里我们是能感受到李红的隐忍和孙大勇的攻击的叠加，使得之后的愤怒得以顺理成章的出现。

但是，演员的表演和苏敏阿姨的真实故事很大程度掩盖了剧本的羸弱和投机。

看得出电影希望经由改编苏敏阿姨的故事，把女性一生所能经历的生存环境对个人理想的榨取都点到。

而这导致的问题就是电影叙事乱七八糟，一会儿现在一会儿过去。

过去是原生家庭对于女儿付出的无视和伤害，现在是婚姻生活对于母亲付出的侵占掠夺。

这些都是真实存在的，但在一部以苏敏阿姨真实故事改编的电影中以超过80%的篇幅去描绘过去的痛苦，创作目的又是什么呢？

或者我们换个问题，苏敏阿姨在路上的故事也是真实的，为什么片方不选择对在路上的故事进行创作呢？

有时我们会用对真实感呈现的赞美去掩盖艺术创作者的懒惰。

我在电影的评论区看到有人说“咏梅哭得没有我妈好，姜武没有我爸演得好”，如果只是表现真实，那么现实中比电影好的“演绎”多得是。

既然是艺术创作，总应该往前迈一步吧？

只是《出走的决心》好像没有，它依旧在反复撩拨观众的愤怒情绪，观众好像在看短剧一样等待着李红什么时候掀桌，什么时候出走。

当然也不能说完全没有价值输出，至少经由吴倩这条“女儿线”创作者还是输出了一套价值观。

可以看出女儿是部分觉醒的人，她对自己的处境有一种强烈的愤怒，通过一场和丈夫争吵的戏创作者表达了被育儿困住的女性的处境。

但任务完成，也仅此而已。

电影中的很多碎片场景都带着“任务完成”的感觉，它出现了但不成整体，被以“李红的一生”这样的链子松松垮垮的坠着。

且电影里没有对比角色，所有的女性，包括前期看上去很洒脱的人均被困于这样的环境中，它传递给我们的除了压抑就是痛苦。

她们的愤怒是一滴水掉进海里，你可以说现实就是这样，但如果电影创作者的理念就是“生活就是反复受苦，个人的愤怒随机且毫无意义，你就熬吧”，那不就只是对生活情绪的简单复制？

和短视频的区别在？

特别是高潮部分，当李红决定离开，女儿过来劝她，她和女儿说“你自己想办法吧”，以接力棒的方式将家庭责任的重担移交给了女儿。

我们可以理解，男权家庭要随机献祭一个女性，不是母亲就会是女儿。

只是这样的处理也最终只能呈现这样的个体的自由，无法传递出超越苏敏阿姨短视频外更多的正面力量。

反而是李红决意出走后，她和女儿说加油时的决绝，还有和孙大勇那场打电话聊etc的戏，都能让我可以窥探到一些除了愤怒、压抑之外的人性。

这些动人之处全部来自李红出走之后。

包括她在旷野里唱歌，和年轻的朋友聊天、直播，我相信这也是苏敏阿姨的经历能打动无数人的原因，是很正向的、很鼓舞人的东西。

那么片方为什么放弃去描绘这部分，反而用电影的大篇幅就去描绘压垮她的生活呢？

我不相信这背后没有出于收割情绪消费市场、缔造话题的考量。

但还是说一句，虽然这部电影并没有提供任何新的部分，对已知困境的再造也足以为互联网而是创造新的话题场，让已知困境存在的人把这些已知的东西再讨论一遍，让没关注这些困境的人看到困境，这是我能想到的，电影作为电影正向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