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三周两天

故事发生在1987年的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距离东欧剧变、罗马尼亚革命、独裁者齐奥塞斯库政权被推翻、其与妻子被反对者处决，还有2年时间。

大学生Otilia冒着犯罪的风险，帮助意外怀孕的室友Gabita，与地下医生Bebe角力，进行秘密堕胎；《四月三周两天》是Gabita从怀孕到堕胎经过的时间。

凭此片摘得戛纳金棕榈奖的导演克里斯蒂安·蒙吉，就像努力融入欧洲政治、经济版图的罗马尼亚一样（电影上映的2007年，罗马尼亚正式加入欧盟），致敬欧洲学院派传统，近乎苛刻地遵守一场景一镜原则，全片亦无任何配乐，形式上的整体观感如同影片的主题一样，散发着独裁政治下的致郁气氛。

在着手实施秘密堕胎的一天之内，影片着力描述了两组亲近的关系：Otilia与室友Gabita、Otilia与男友Adi。

Otilia像个圣人一样帮助Gabita，而后者却以各种软弱又无脑的行为，让她不断受到阻碍。

Gabita为了让酒店接线员以为是外地的订房，选择了电话预订，结果Otilia入住时被拒，只好换了一家非Bebe指定的酒店且房费超支，只能预支了堕胎手术的钱；Gabita怕Bebe不肯接4个月以上怀孕时间的堕胎，对他谎称自己只有2个月；Gabita不敢自己私下和他见面，谎称Otilia是她姐姐并让她去接头……一切都导向了最后可怕的结局：Bebe胁迫两人以性交易来弥补堕胎费用的不足。

Otilia和Adi看似平等的恋爱关系，因为堕胎事件进一步暴露了实际上的不平等和不可靠。

Otilia明确告诉Adi，她晚上去不了庆祝他母亲生日的晚宴，Adi却坚持要她去。

在经历了性交易堕胎事件后，Otilia依然如约来到了书香门第的Adi家，却在餐桌上观赏了一场知识分子阶层虚伪的群戏（本片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最后的晚餐”式的长镜头）：自以为是的阶层歧视——听说Otilia家庭的军人背景，调侃“头脑简单的人比知识分子更懂人情世故”；男尊女卑的家庭关系——父亲抱怨妻子的土豆不如母亲烧的好吃、妻子吐槽儿子的挑食，“给这家人做菜简直比入党还难”；强加给女性所谓的“女性特质”——假设Otilia不喝酒、假设她在节食、质疑她在男友父母面前抽烟的行为。

当Otilia在Adi房间，坦白了自己帮助Gabita秘密堕胎的事，后者则保持了一贯的逃避态度。

上述故事发生之时，罗马尼亚的禁止堕胎770号法令已经实施了20多年。

1966年，齐奥塞斯库以一系列的法令，禁止堕胎，将一切节育、避孕和流产行为视为犯罪；禁止离婚，要求每对夫妻至少生4个孩子，不能生育者、超过25岁没有生育者要额外缴纳税金。

更无孔不入的是，为了及时发现女性的受孕情况，全国女性例假都被记录在案，由被称之为“月经警察”的基层执法者督促女性每个月做妇科检查。

这是影片一开始，Otilia因为经期晚了两周，而被辅导员要求提交证明的原因。

禁止堕胎不是孤立存在的。

影片中的罗马尼亚像个大监狱，没有自由市场，买包烟都要走黑市，人民被划分成了监控者和被监控者（同时统一受更高层级的监控），连酒店前台都像警察一样，除了盘问，不会用其他语气说话。

影片外，荒诞的事情更多，举个例子：20世纪80年代初，齐奥塞斯库颁布了《大罗马尼亚打字机法》，规定凡拥有打字机、成为打字员必须要得到警方的许可，领取执照；若打字机需要修理，必须更新执照；任何继承打字机的人，都必须上交政府或申请执照；损坏的打字机不得私自处理等。

禁止堕胎服务于更“宏大”的目标：为了满足推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人口需要。

果然，法令推行1年，罗马尼亚新生婴儿数量便翻了1倍。

然而，代价却是一场恐怖的人道主义灾难：医疗资源无法应对新生儿暴涨，产妇和新生儿死亡率迅速升高；因物资短缺、营养不良，近半数婴儿无法活过保育期；大量怀孕妇女失去劳动能力，家庭收入降低，社会保障不到位，孤儿院人满为患。

除此之外，如本片所描述的，禁止堕胎显然也禁止不了堕胎，“地下堕胎”盛行，导致大量孕妇死亡。

观影过程中，Otilia会看上控制欲极强却没有担当的Adi，观众勉强还能理解，Adi家的餐桌上谈及当时严密控制女性的政策还包括——女大学生在校期间没能结婚，就只能嫁给地方的教师或神父了。

让人匪夷所思的是，Otilia为什么会那么无怨无悔地帮助Gabita，甚至牺牲了自己，毕竟Gabita这个角色的设置让人厌烦透顶，表里不一且极度自私。

恍然大悟之时，也是背脊发凉之时。

Otilia在与Adi的争执中发生了这样一段对话：“如果怀孕的是我，你怎么办？

”“你不会的！

”“你怎么知道我不会？

”“你就知道么？

”“你根本不清楚我的排卵周期。

”“不就是这几天么。

”“你又何必关心呢？

怀孕又不会发生在你身上！

”此时，再回忆起片头Otilia因经期晚了而被要求提交证明一事，忽然发现一切匪夷所思都能解释通了。

Gabita要堕胎，整部影片她却像个配角一样，很少有特写镜头，对话时也经常以画外音形式出现，而Otilia却是第一女主角，大量冲突发生在她的身上、大量对她的心理描写。

——原来，Otilia帮助Gabita，其实是不久以后自己也要进行堕胎的预演！

这时观众才意识到，Otilia在整个过程中，经受着何种如刀割的身心折磨！

她对Gabita的关心和超越普通认知的包容，是基于一个女性对遭遇同样悲剧的另一个女性，所抱持的深深同情、怜悯。

令人困惑的角色主次安排，正是编剧兼导演蒙吉的高明之处。

事情会发生在Gabita的身上，会发生在Otilia的身上，会发生在所有女性的身上，不论什么身份、什么性格，只因是可以孕育生命的女性，就很可能需要经历这可怕的一切。

高压统治下的愤怒总有爆发的一天，2年后，罗马尼亚革命推翻了独裁统治，臭名昭著的770号法令终于被废止。

然而，不是孤立存在的、服务于更“宏大”目标的禁止堕胎，在全世界的范围内，却从来没有销声匿迹过。

女性的生育权利、掌控自我身体的权利，被一次又一次地剥夺，民主制的国家亦不例外，以道德的名义、以宗教的名义、以国家的名义……只不过说民主国家有个优势，运作效率低让坏事没那么快得以完成。

美国用了50年才推翻了罗伊诉韦德案（是对比，不是表彰），罗马尼亚独裁者心血来潮的一句话，就可以让女性彻底沦为生育机器。

《四月三周两天》是一根耻辱柱，却依然一再被朝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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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洛伊的暮光8.2赵琦 / 2021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我思Cogito

　　 堕胎作为“自由主义”的政治意义 　　 　　 为了同室好友能够顺利堕胎，而与打着道德幌子的流氓医生发生了肉体交易，这是影片里最让人心悸和动容的一幕，它说明堕胎在1980年代的罗马尼亚所建构的法律秩序中，是非法的，压抑到足以让人为之作出极大的牺牲，导演克里斯蒂安·蒙吉说，“为了增加国家劳动力，政府将堕胎行为视为自由主义和反对社会主义政权的犯罪行为。

”他强调1980年代后期还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罗马尼亚，堕胎作为“自由主义”的政治意义，“堕胎失去了它的道德意义，而更多的是一种反抗和对当时政治制度的抵制。

”从历史中我们知道，影片发生的1987年正是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对罗马尼亚实行独裁进入第22个年头的时候，两年后，他长达24年的统治将在一场革命中灰飞烟灭。

“1989年社会主义制度消失后，政府首先采取的措施就是使堕胎合法化。

”当局的确有太多的理由把“堕胎”恢复到道德的领域。

　　 由此它所营造的叙事规则与《维拉·德维克》这部同样反映堕胎的电影有很大不同，虽然有人认为它们除了社会背景不同，主题倒是一致，但社会背景的功能差异恰恰把这两部电影引向不同的主题表述。

对于《维拉·德雷克》来说，背景描刻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在影片中能够随着故事的进展从而对英国1950年代的堕胎情况了然于心，更重要的是，它在这里承担的是一种道德含义，尽管迈克·李不否认影片的政治性，“我的电影都是有政治意义的，《维拉·德雷克》决不例外：主角被社会体系驱逐在外。

”但主人公维拉力争堕胎合法化的行为终究是为人的权利，而不像《四月三周两天》，后者的政治性不允许它在道德上浪费笔墨，要不它连一些人所说的“政治隐喻”都将消失殆尽——“堕胎”喻指齐奥塞斯库独裁的流产。

　　 灰暗的城市街道、死气沉沉的气氛、逼仄的空间所指无不表明罗马尼亚政局的残酷和对人性的窒息，吉姆·霍柏曼说，处在这样的社会里，“甚至连关个车门都能引发争议”，蒙吉希望这种现实“只是故事背景，而不是主题”，他为影片做出的一个美学贡献也正是“去背景化”，如果我们不了解罗马尼亚当时的历史或者不刻意在资料里为它和影片之间寻求必然的联系，那么这影片不过是一个枯燥而乏味的故事，事实上，它的确让人犯困，但是“尽量尊重并重现当时的现实”却不可避免地使背景成为影片的第一主角，不能不说，这是影片的美学，正是“尊重并重现当时的现实”和“避免过多聚焦社会主义末期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微妙紧张构建了这种美学的价值，而最大限度地对“故事和人物”进行开发则恰如其分地规避了意识形态的过分渗透。

　　 从人物关系到社会背景，蒙吉从而建构了一系列对东欧剧变之前的罗马尼亚社会或明或暗的政治影射，“影射”或者“隐喻”在这里需要商酌，因为它不是一个寓言体，而是一段历史的呈现，只不过“去背景化”了而已，“去背景化”是卡夫卡作品的属性，寓言体写作是这位20世纪排名第一的德语作家的天才所在，但瓦尔特·延斯甚至都认为卡夫卡的解读不存在“意味”、“象征”、“隐喻”等等这些寓言性质的语汇，《城堡》本身就是一个拒绝拆解的寓言体。

不过对于《四月三周两天》来说，我们不妨相信蒙吉对它的评述，“城市传说”。

长镜头是否实现了如巴赞所倡言的那种现实质感？

在“城市传说”里，它的角色扮演在为数不多的空间交替里的确很难让我们轻易走出来，因为它以现代性的视角审视冷战时期的东欧政治让我们既感陌生又熟悉。

《四月三周两天》的故事发生在1987年的罗马尼亚。

为了提高人口数量，增强国力，当时的罗马尼亚政府禁止女性堕胎。

一旦堕胎行为被发现，堕胎的女性和协助堕胎的医生都会被判刑。

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了影片中所讲述的故事，即女大学生Otilia的室友Gabita不幸怀孕，于是在Otilia的协助下找寻愿意进行堕胎手术的医生。

面对罗马尼亚政府不人性的法律，生活在罗马尼亚的许许多多个当事人却对自己的处境十分暧昧。

影片中，Gabita的前男友从始至终未露面，作为孩子的父亲，他可以不背负任何负担而置身事外。

而Gabita则让室友Otilia代替男友分担她的困境。

Gabita在准备堕胎手术的过程中不断犯错，没有预约成功适合做手术的宾馆，没有筹到足够的钱，没有告诉医生真实的孕期，也没有亲自与医生见面。

她用表面的漫不经心掩饰内心的不知所措，终于把室友Otilia也拖下水，两人因为准备的现金不够，被迫接受了堕胎医生的性侵。

影片中，这些年轻的男女们以为自己已经可以成熟的面对男女关系和性行为，却往往在女方怀孕后露出怯懦的面目。

我们自然应该谨慎对待流产，然而呼吁谨慎流产的前提应该是呼吁谨慎对待性行为。

影片中，Gabita因为不谨慎的性行为而怀孕，而Otilia的男友不顾女方的反对，坚持不采取避孕措施进行性行为。

两个女大学生在面对医生语言和行为的压迫下，也屈服于医生的性侵犯。

在男友家中，Otilia曾经质问男友，假如怀孕的是她怎么办。

男友回答，“不会是你，一定不会是你”。

男友知道父母早就为自己打点好了未来的工作，也知道女友毕业后会被分配到任何的城市，两人未来未卜，他却依然要求女友满足她的性需求。

Otilia因为关心刚做完堕胎手术的Gabita，着急赶往宾馆时，男友却不顾Gabita的安危，只一味指责Otilia的离场让自己和家人难堪。

对于女性来说，她们常常在性关系上做出妥协，以为自己是为爱或是为生活妥协，而男性却可以做那个随时准备提着裤子走人，然后把所有的烂摊子留给女性自己的负心汉。

这就是为什么，性和生育本来应该是自然对于女性的馈赠，却在现代社会中总把女性置于弱势地位。

影片中也到处弥漫着罗马尼亚民族衰败的阴影，一个小时才有一趟的公交车，总也买不到的香烟，女大学生选择读工科只为毕业后不被分配到农村工作，就是在这样的经济萧条的背景下，罗马尼亚才把生育当作是救世主，用法律剥夺了女性堕胎的权利，用新生儿换取民族的希望，而把风险留给女性。

《四月三周两天》里，经济低迷了，所以堕胎违法了。

《蛙》里，人口太多了，所以生育违法了。

《使女的故事》里，出生率太低了，所以一夫多妻又合法了。

亚当无聊了，所以夏娃诞生了，性爱可耻了，所以他们被逐出伊甸园了。

世界不好了，所以玛利亚怀孕了，所以耶稣诞生来拯救世界了。

可生与不生不是维持世界平衡的机器，更不是拯救世界的万能法宝，解决问题的方法不是靠子宫，也不是靠让下一代出场，解决问题的方法是靠这一代人去改变现状。

如果现状不改变，那么下一代就像那个仓促之间被堕胎的婴儿，刚刚四月三周两天大小的样子，被母亲遗弃在废塑料上，然后被丢进垃圾管道中粉身碎骨。

前段时间，婆婆迷上了莫言。

去年去她家过元旦时，她把读过的那本《蛙》送给我，然后又语重心长的催我备孕。

单位饭堂里，热心的中年女同事问我，“你该准备要小孩了，再晚就高龄产妇了。

”我说，“我还没到三十岁”。

她又说，“你还要为二胎着想。

”在莫言的《蛙》里，生育被比喻成了养殖场里的牛蛙，生或者不生不过是科学养殖的手段，而牛蛙不过是一种产品。

有人要生，有人要不生。

生与不生面对的都是同一个命题，女性的子宫到底是谁说了算。

所以是谁说了算，大约应该是我自己，然而真实的我却一边说着不喜欢抚养小孩，一边默默地屯起了叶酸。

为什么这么矛盾呢？

选择生不生育像是一场拉锯战，是天平两端的制衡，衡量的标准是年纪。

年纪小时，生的阻力大，我们因为男友的疏忽和自己的天真怀孕时，我们会瞒着父母自己筹钱堕胎。

年纪大时，不生的阻力大，你要面对父母的催促和别人的指点。

我几乎预想得到三十岁后我将遭受到的阻力，所以我只好提前投降。

我只是看不懂自己，这已经不是《蛙》和《四月三周两天》所处的时代和环境了，道理我们都懂，为什么依旧不自由。

生或者不生逾越的不再是法律和愚昧的道德观念，横在我们心中，让我们不敢逾越的是什么。

我们咒骂，我们不满，但我们可以把错误推托给谁？

我们走出丛林，走向文明世界，我们做好了与自身弱点决裂的准备。

可看我们把社会搞成了什么样子，科学养殖场么？

我们理解不同，宣扬多样化，我们以为自己心安理得了，可为什么舆论总与真实割裂。

看看现实中我们是怎么做的，排挤少数人，欺压弱者；自怨自艾，不知反抗。

我们当然可以抱怨社会对女性权利的漠视，但社会是由每一个个体组成的，我们每一个人对女性权利、对自我权利的漠视，组成了整个社会对女性的不公。

我们宣扬女权，我们轰轰烈烈的开展“metoo”运动，我们以为自己有了盔甲也有了武器。

可我们的武器就是Otilia手里的那把折叠小刀，我们把它握在手里，却不知将它插向谁的胸膛。

不如，先剖开自己看看清楚。

有一场戏的镜头剪辑印象深刻，感觉很新颖。

就是两个女孩和江湖医生在房里的讨价还价中的一小段。

先是拍医生给女A在床上做初检，然后镜头跟着医生摇到床对面的椅子上，这时女A已经不再镜头内，只有医生与女B，接着一场很长的讨价还价，都是一个镜头；接着，直接切到已经坐着的A，她说的话的内容一开始与医生和B的讨论一样，会让人有她加入了讨论的错觉，但是随着她与A对话的深入，观者发现她们其实只是在私底下商议；商议完之后，镜头一拉，出现了原先医生坐过的椅子，这时是空的，这时医生从背景的洗手间内走出。

这个剪辑很简洁。

其实整部影片所追求的影像风格就是简洁，虽然有一些体现纪实性与渲染气氛的跟拍镜头，手提摄影机有时也会微微晃，但看完之后，简洁却是很深的印象。

这和导演在关键场次的镜头剪辑很有关。

像上面这个有趣的例子，就省略了很多东西，所以显得有趣。

比如女A坐起来，医生退场去洗手间，都通过很新颖的剪接被略掉。

看到这里时，心里疙瘩了一下，突然觉得有东西在动，其实是导演没有用常规的人物对话的剪辑方法。

固定长镜头当然也让它很简洁。

有一个很大胆的又长又大的特写镜头，以前从未曾见过。

就是镜头长时间盯着那个躺在地上的死去的四个月大的胎儿。

一般上对于这种事物的拍摄，大部分电影都是一个快速的运动镜头一扫而过；更残酷一些的，就是长镜头拍摄装它的容器，以引起观众的想象共鸣。

但这个长时间的血淋淋的正面特写，逼着观众去凝视，去思考，导演真是个残酷的人啊。

这个镜头不仅融合在这部电影的美学取向内，也充分表达了导演的追问。

因为通观整部电影，导演其实都是在力图客观地讲一个故事，他把自己所要表达的东西都点缀在背景中、次要人物的言谈中、以及开头的时间提示之中。

唯一的一次他的情绪（愤怒、悲凉、思考？

）的主动表达其实就在这个特写镜头之中。

拍摄这样的镜头是需要勇气的。

当一部索然无味的电影出现这样的镜头时，创作者会被称为不尊重生命，或者当另一部严肃讨论生命的失败之作出现这样的镜头，也会被视为哗众取宠。

这个企图还原天亮之前的黑暗的罗马尼亚导演，他不但拥有使用这种镜头的道德勇气，也具备了相当的技术实力。

知耻近乎勇。

嘎纳在六十周年给它大奖，不是因为它微微出色的技术，而是一个国家电影人敢于反省的勇气。

而罗马尼亚近年电影的回暖，其题材，无一不是直面现实与历史。

把所有的罪责都推到一个领导人身上，以逃避历史对自身的审视，几乎就是人类的通性。

责备齐奥赛斯库很容易，反省自己却很难。

但每个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都对历史的悲剧有无可推卸的责任。

导演力图用镜头还原那个时代人们的犬儒、冰凉、以及惯于体制的庸常生活，也试图用镜头寻觅在犬儒、冰凉和惯于体制的庸常生活的夹缝中顽强生长的生命的底色。

博客：http://www.mtime.com/my/Lyeast/

星期五言：通常，一部电影都是在试图找到某个社会背景下的人的共性的，比如说爱啦、信念啦、真理啦、正义与邪恶啦等等，这种共性总能博得观众的共鸣与集体道德意识的觉醒。

可偏偏有这么一部电影，即便其政治环境已经很明显了，它却似乎对找共性没什么太大兴趣，相反，它镜头下的那些人物似乎都有一套自己在特定环境下的生存伎俩。

大概也正是这一点让这部电影显得更加残酷了，说的正是那部2007年摘得戛纳金棕榈大奖的电影《四月三周两天》！

（文末附电影百度云链接）注意，在电影《四月三周两天》里面展现的那些人物，有因为讲义气自己活受罪的人；有爱耍小聪明卖可怜的“绿茶妹”；有顶着国家政策接黑活的落魄医生；也有体制内冷漠的既得利益者…问题来了：这些个体人物行为到底是社会背景造成的呢，还是仅仅属于人性所致？

我们是该讨厌、谴责他们，还是该同情他们，另找原因呢？

这取决于我们对问题的解答方向。

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再来看这部《四月三周两天》——

一、故事的社会政治背景1965年-1989年的罗马尼亚被称为“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尼古拉·齐奥塞斯库为其最高领导人。

在这期间，齐奥塞斯库大刀阔斧地实施了中央集权制；大搞三个五年计划，扩大出口；在文化建设方面，他实施文字狱，严禁个人拥有打字机，热衷领袖崇拜建设…而在齐奥塞斯库所有举措中，“禁止堕胎”这项法令最为臭名昭著。

为了提高人口数量，增强国力，奥塞斯库宣称:胎儿是社会的财富，不生育孩子的人就是背叛国家的人。

他规定，禁止离婚，每对罗马尼亚夫妻至少要生四个孩子。

紧接着，国家颁布法令，节育和堕胎都属违法，不能受孕的女性要交纳税金，堕胎者将受到判刑和囚禁，妇女月经期要受到严格的检查与盘问…

▲ 罗马尼亚前领导人 齐奥塞斯库1989年25日，齐奥塞斯库夫妇被特别军事法庭以“实施种族灭绝，屠杀六万人”、“危害国家”、”破坏公共财产“、“破坏国民经济”等5大罪状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没错，这部《四月三周两天》的故事就是发生在“齐奥塞斯库政权”倒台的前两年。

二、故事“四月三周两天”指的是剧中一个女大学生从怀孕到堕胎成功的时长。

这部电影讲的便是关于她堕胎的整个过程。

而堕胎这件事在上述政治背景下肯定是不合法的了，因此剧中涉及事件的人物包括堕胎的人、动手术的医生、帮忙的大学生室友都要面临坐牢的风险，他们的行为必须隐蔽进行。

自然我们在观看这部电影时也是处在一种紧张、压抑、烦躁的情绪之中。

“堕胎过程”是条主故事线，电影还有另外两条故事线，分别是Otilia（帮Gabita堕胎的室友）与男友的感情纠葛，以及给Gabita堕胎的医生的家庭背景。

没错，整部电影就是由这三条故事线组成的，每条线都有其内在人物要克服的一系列问题，而所有这些个要克服的问题，构成了这部电影故事的戏剧张力。

三、故事人物的社会身份与结构在观赏电影故事的同时，借助故事中的所有人物的身份特征，我们又能获知一些其他的信息：1、Otilia

我们通过这个女大学生的经历得知:原来在那时的罗马尼亚，农村女孩儿想要自由的唯一出路就是考大学、学理工科，找个城市里的男友；原来那时在罗马尼亚大城市外地人也得办暂住证；原来城里人是瞧不起外地人的……另外，Otilia这人很讲义气，爱帮人，哪怕是吃哑巴亏也不愿把秘密跟男友分享，这又说明她对男友所代表的本地人是不信任的。

2、Gabita

这是个懦弱、没主见、爱耍小聪明，爱装可怜骗取别人同情的小女人，为什么这么说，如果你仔细看电影中的细节，会发现她喜欢指示别人不说，还挑三拣四，洗发水得用好牌子的，吃东西抽烟也是要最好的，占了便宜后，还得挑点别人的毛病...3、医生

这个医生很难定性，他不像女室友Otilia傻到自己吃哑巴亏帮人忙，但似乎又没绝情到家；他有家室有孩子，但似乎又很烦躁，对那些堕胎的大学生有很大的意见（即便那些大学生是他经济的来源）；他跟Otilia（女室友）的性格简直是两个极端：一个傻的让人恨，一个理性的让人恨。

4、男友一家

男友一家人是典型的体制下的受益者，而他们受益的代价便是对底层人、弱势群体的旁观与冷漠。

剧中的“男友”倒是一度试图理解女友“Otilia”的苦衷，然而，他们的社会身份和利益关系却成为了两者间不可逾越的屏障。

5、宾馆服务员

剧中的堕胎引流手术在宾馆中秘密进行的，因此，几个手术的当事人难免会跟宾馆的服务人员打交道。

借此我们看到了那些在体制下工作的人的冷漠、敌视与机械。

四、电影的拍摄手法电影中使用了大量的长镜头、肩拍镜头，给人一种类似纪录片的感觉；同时又给人一种慌张不安的感觉；大量的灰色调处理、逆光以及夜晚路灯的运用（让人物的脸部在黑暗中时隐时现）让那种社会的阴暗气氛更加浓重，当然，这种阴暗是针对普通底层大众的。

再一个是电影的开放式构图与静止画面，让其显得更加真实且压抑。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这部电影自始至终没用一点原声配乐，这在电影中是非常大胆的，它会大大降低电影的故事趣味，但无疑更加重了电影下现实的残酷性。

五、我对《四月三周两天》的认同感回到开篇的问题上来：这些个体人物行为到底是社会背景造成的呢，还是仅仅属于人性所致？

我们是该讨厌、谴责、指正他们，还是该同情他们呢……恰巧我们去年刚发生了“刘鑫与江歌”那个案子，我一时觉得电影中那对大学生的遭遇跟这起案子的双方当事人特别像：一个求助于另一个，完了事逍遥快活，而另一个则替前者挨了刀子，吃了大亏。

面对此事，我们除了谴责抨击那些经历事件的个体以外，还做了点什么？！

这也便是《四月三周两天》中导演想要提醒我们的事情——个体事件、人物性格与社会背景的关系。

纵观这部《四月三周两天》，与其说那是一部“政治电影”，倒不如说它是一部“人物风情画”，导演并没有正面刻画统治阶层的高压集权政策，也没有过多解读人物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观，这些东西留白式的隐藏在了电影语言中，而剩下的在这种环境下生存的人物们只是去处理他们手头不得不做的事罢了——帮朋友、堕胎、接活、坚守岗位职责等等。

只是临了，女主角向镜头的那一撇。

这一瞥又是何其无助与残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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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从没见过有人把时间的焦灼感诠释得这么好。

连罗拉快跑都没有。

甚至没有配乐，没有大特写，只靠手持镜头和长镜头。

我好像在看一出浸入式话剧，我好像全程就跟着O，即使画面几乎几分钟都没有动，却没有一秒是浪费的，因为每一秒都是在焦灼的火焰上添的一把柴。

而且焦灼的不只是故事的参与者，所有人的对话都推来搡去的，内容繁琐冗长音调又低又平，好像每个人对自己对他人都很不耐烦，焦灼的是这个时代的这个国家。

即使最后二人相对而坐的许久沉默，也是浮动在半空中焦躁的沉默。

2.越往后看终于明白这个对闺蜜又爱又恨的姑娘为什么甘愿为她做那么多，因为不管你是怎么坑我的，在这个时代面前我们依然在同一战线。

这不是什么闺蜜情，这是战友情。

3. 编剧真的还是太善良了，一个轻易能合理引出各种悲剧结尾的故事，却让每一个转折都有惊无险，但这种善意却更像是打在胸口的一记记闷棍——他没有拍出来的情节，自会在观众的心里上演。

他把故事交代到这里，剩下的我们其实都懂了。

《四月三周两天》（4 luni, 3 săptămâni și 2 zile，2007）作为罗马尼亚新浪潮电影的巅峰之作，其艺术价值与思想深度在当代电影研究中具有多重阐释可能。

以下从历史政治批判、身体与空间政治、叙事美学实验、符号隐喻系统及后社会主义文化反思五个维度展开更为丰富的学术分析，结合福柯生命政治、女性主义批判理论、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理论以及东欧后社会主义研究等跨学科视角，构建对影片的深度解读。

一、历史政治批判：极权主义的微观运作1. 齐奥塞斯库政权的“生物极权主义” 导演蒙吉通过堕胎事件揭示齐奥塞斯库政权如何通过《770号法令》（1966）将女性子宫变为“国家机器”。

福柯的“生命政治”在此具体化为“生育政治”——政权通过控制人口再生产实现对社会身体的全面规训。

Gabita的非法堕胎行为是对这一生物权力的直接挑战，而Bebe医生以“国家禁止”为由实施性勒索，暴露了极权制度下法律与道德的虚伪性。

学者凯瑟琳·维尔德（Katherine Verdery）在《被绑架的西方》中指出，齐奥塞斯库政权通过制造“短缺经济”维持社会控制。

影片中Otilia为堕胎筹集现金、购买黑市香烟、争夺婚礼糖果等细节，正是短缺经济下个体生存策略的微观呈现。

2. 知识分子的道德溃败 晚餐场景中，Adi及其教授朋友高谈文学与哲学，却对Otilia的焦虑视若无睹。

这一场景呼应了东欧后社会主义研究中“公共话语的虚伪性”——知识分子在极权社会中通过“去政治化的政治”维持虚假的道德优越感。

他们的高谈阔论与Otilia被迫处理的堕胎残骸形成尖锐讽刺，暗示知识精英在体制暴力中的共谋角色。

3. 国家暴力的日常化 影片中警察始终缺席却无处不在：Otilia在街头处理胎儿时对警笛声的恐惧、酒店前台对非法交易的默许，均暗示极权主义已渗透至日常生活毛细血管。

这种“软性暴力”印证了阿甘本（Giorgio Agamben）“例外状态”理论——法律通过悬置自身，将公民生命降格为“赤裸生命”（bare life）。

二、身体与空间政治：性别、权力与反抗1. 女性身体的双重殖民 齐奥塞斯库政权与父权制的合谋将女性身体同时置于国家与男性的控制之下。

Bebe医生以“专业知识”垄断堕胎权，要求Otilia以身体交换服务，印证了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的“性别表演性”理论——性别权力通过重复的仪式化行为（如性交易）得以巩固。

Gabita堕胎后蜷缩在浴缸中的镜头，与胎儿被丢弃在厕所的蒙太奇并置，形成对“母性神话”的彻底解构。

这一场景可参照露西·伊利格瑞（Luce Irigaray）对“男性话语霸占母性”的批判——女性身体在极权社会中仅被简化为生育容器。

2. 空间作为权力容器 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的“空间生产”理论在影片中具象化： 酒店房间：剥落的墙纸、失效的暖气与紧闭的窗户，构成福柯“异托邦”（heterotopia）的典型空间——一个被主流社会排斥却又真实存在的“反空间”。

堕胎在此发生，暗示私人领域已被国家权力彻底殖民。

街头：Otilia穿越寒冷街头的长镜头（持续2分37秒），手持摄影的晃动与昏暗路灯下的阴影，将城市空间转化为卡夫卡式的迷宫。

她的行走轨迹成为德勒兹（Gilles Deleuze）“游牧主体”的隐喻——在规训空间中寻找短暂的自由裂隙。

大学宿舍：逼仄的宿舍中堆满杂物，镜头常以门框、走廊制造视觉压迫，暗示教育机构在极权社会中的异化——知识分子的摇篮沦为体制规训的前哨站。

三、叙事美学实验：时间、声音与观看政治1. 时间的政治性 影片严格遵循线性时间（24小时内），通过长镜头与实时叙事制造“共时性压迫”。

堕胎事件被分解为11个琐碎步骤（筹钱、订房、谈判、手术、处理尸体等），每个步骤的时长与现实时间同步，迫使观众体验极权主义对日常生活的侵蚀。

这种叙事策略呼应了匈牙利导演塔尔·贝拉（Béla Tarr）的“时间电影”美学，将时间本身转化为批判工具。

蒙吉拒绝使用闪回或画外音，使历史创伤仅通过现时行动呈现，暗合东欧后社会主义电影“拒绝怀旧”的美学立场——历史不是过去时，而是持续作用于当下的暴力。

2. 声音的意识形态编码 环境音的统治：全片无配乐，仅保留脚步声、犬吠、餐具碰撞等环境音。

这种“沉默美学”既强化了现实感，也暗示社会对禁忌话题的集体噤声。

堕胎后Gabita的啜泣被走廊的嘈杂声淹没，成为个体痛苦在极权社会中的必然命运。

对话的潜台词：Bebe医生在手术前说“这不是谋杀，只是终止妊娠”，通过语言游戏将暴力合法化，印证了阿多诺（Theodor Adorno）“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所批判的——语言在极权社会中沦为暴力的共谋。

3. 观看的伦理困境 蒙吉采用中远景镜头与固定机位，刻意与角色保持距离。

胎儿始终未被镜头展示，迫使观众通过想象填补空白，这种“不可见性”策略挑战了劳拉·穆尔维（Laura Mulvey）“视觉快感”理论，将观看行为转化为伦理抉择——我们是否敢于直视被遮蔽的暴力？

四、符号隐喻系统：物的政治生命1. 食物链与生存经济学 香烟、三明治、婚礼糖果等食物符号构成微观权力网络： Otilia偷拿餐厅火柴、Gabita藏匿巧克力，暗示个体在短缺经济中的生存策略； 婚礼宾客争夺糖果的荒诞场景，直指极权社会中人性的异化——物质匮乏将人际关系降格为动物性竞争。

2. 白色毛巾：纯洁与亵渎的辩证法 包裹胎儿的白色毛巾兼具宗教与政治隐喻：白色象征纯洁生命，但其用途（包裹被丢弃的胎儿）却构成对生命神圣性的亵渎。

这一矛盾性指向齐奥塞斯库政权如何通过“国家神圣性”话语掩盖其对个体生命的践踏。

3. 火与水的救赎悖论 Gabita试图用火柴焚烧胎儿残骸，火在此象征净化与反抗，但火柴因受潮失效，暗示个体反抗在体制暴力下的必然失败。

Otilia在寒夜中呼出的白气与酒店失效的暖气系统形成对照，水（体液、蒸汽）成为无法逃离的冰冷现实的隐喻。

五、后社会主义文化反思：记忆、创伤与身份重构1. 创伤记忆的影像书写 影片可置于东欧“后社会主义电影”脉络中，与波兰导演基耶斯洛夫斯基（Krzysztof Kieślowski）的《十诫》（1988）、匈牙利导演扬索（Miklós Jancsó）的历史寓言电影形成对话。

蒙吉拒绝使用象征性镜头（如《地下》中的超现实狂欢），选择以极简主义直面创伤，体现了罗马尼亚新浪潮“零度美学”的核心——用形式的克制反衬历史的残酷。

2. 身份政治的困境 9Otilia在晚餐场景中的沉默与知识分子的夸夸其谈形成对比，暗示后社会主义一代的身份断裂：他们既无法继承社会主义遗产，又难以融入全球资本主义秩序。

这种困境呼应了斯洛文尼亚哲学家齐泽克（Slavoj Žižek）对东欧“后意识形态真空”的批判。

3. 国际电影节与东方主义凝视 影片获戛纳金棕榈奖后，引发关于“东欧电影是否迎合西方他者想象”的争议。

然而蒙吉通过拒绝戏剧化奇观（如《彼得堡异人写真》中的民俗符号），以冷峻的日常性消解东方主义窥视，证明“地方性经验”与“普遍性批判”的可兼容性。

六、结语：电影作为抵抗的诗学 《四月三周两天》以惊人的美学自律与思想密度，构建了一座关于权力、性别与伦理的影像实验室。

它不仅是罗马尼亚特定历史时刻的见证，更通过微观叙事揭示极权主义的普遍逻辑——对生命的规训、对时间的殖民、对空间的渗透。

在当代全球右翼民粹主义抬头的语境下，这部电影如同一面棱镜，折射出自由与压迫的永恒博弈。

蒙吉的镜头提醒我们：真正的抵抗，始于对沉默者的凝视，对不可见者的言说，对被遗忘者的记忆。

附注：蒙吉导演的电影风格1.社会现实批判：蒙吉擅长通过个体命运揭露极权统治、社会不公与道德困境，尤其关注女性、边缘群体在历史洪流中的处境。

2.美学特点：偏好长镜头、自然光效与极简叙事，营造沉浸式观感，拒绝煽情，强调观众的主动思考。

3.罗马尼亚新浪潮：与克里斯蒂·普优（Cristi Puiu）等导演共同推动的写实主义运动，以低成本、非职业演员和手持摄影重塑东欧电影语言。

4.蒙吉的电影被广泛视为东欧后社会主义研究的“视觉民族志”。

学者如凯瑟琳·勒克莱尔（Catherine Portuges）指出，其作品通过微观叙事揭示宏观权力结构，提供了一种“去浪漫化的转型叙事”。

而电影理论家大卫·波德维尔（David Bordwell）则强调其形式革新——长镜头不仅是美学选择，更是对观众伦理判断的召唤。

5.蒙吉的电影风格与主题构成了一种辩证统一：形式上的克制（长镜头、自然主义）与内容的尖锐（社会批判）形成张力，迫使观众在凝视中直面历史的伤口。

其作品不仅重塑了东欧电影的美学范式，更成为解构后社会主义现代性的重要文化实践。

关灯拆电影，只读经典。

如果世界影史有黄历，2007年一定写着三个字：宜。

打。

胎。

关灯特约，请勿转载文/豌豆看东欧电影，想美国马桶，琢磨《小团圆》2007年，中美欧串通好似的各自捣腾出一部未婚少女怀孕片，还都获了奖。

中国女生献身中年大叔并亲手教大叔打胎，拿到了金鸡（《爱情的牙齿》），

美国女生未婚先孕差点打胎最后生下来赠与不孕不育家庭，斩获奥斯卡（《朱诺》），罗马尼亚女生未婚先孕找医生打胎还连累室友被性侵，折桂戛纳金棕榈（《四月三周两天》）。

2007年，有太多关于怀孕与打胎的秘密在发酵。

本着“蛛丝马迹考据癖，顺藤摸瓜神联系”的电影考古精神，看完这仨片豌豆一口气拟了好几个知乎体标题：中美欧堕胎技术哪家强中美欧排水管道哪家强有一个智商感人的闺蜜是怎样一种体验遭性侵后立即参加男友妈妈生日宴是怎样一种体验……

论堕胎技术，罗马尼亚拔得头筹。

虽说《爱情的牙齿》里堕胎在技术上也取得了成功，但善后处理不当，居然智商感人到用写有自己名字的报纸包着死婴光天化日之下丢进小区垃圾箱，最终败露。

《四月三周两天》则在私人医生的有序指导下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潜入高层住宅扔进顶楼垃圾道。

论排水管道，美国当仁不让。

《四月三周两天》里私人医生特意叮嘱死婴不能冲马桶会堵，那是在1987年的东欧。

张爱玲在《小团圆》里描述了自己（九莉）也拿掉过一个四个多月的男婴：也是找的私人医生，10英寸长度、已看得到眼睛的婴儿被抽水马桶冲走。

那是在1956年的美国。

至于那两个时期的中国，抽水马桶尚未普及，并且在相当一段时期内连厕纸都不能直接冲。

论智商感人，《四月三周两天》的罗马尼亚女生加比塔完美诠释了什么是猪队友。

意外怀孕，室友帮她凑钱联系了医生，她却一再把事情搞砸，最终医生提出以性交易为条件，对象当然也包括她的室友。

论遭性侵后立即参加男友家生日宴，《四月三周两天》的尴尬指数领先彩虹乐团的《春节自救指南》30年。

《小团圆》里张爱玲打胎时美国丈夫就守在门外，称大夫有不轨就立刻冲进来。

《四月三周两天》中，两个女生默默接受了性勒索，那个始乱终弃的男友始终没有出现，这到底是怎样的国家、怎样的时代？

《四月三周两天》的故事发生于1987年，距柏林墙倒塌、东欧剧变只剩两年。

小国寡民的罗马尼亚正如火如荼的大搞“禁止离婚，禁止堕胎，生不够四个都算违法”的造人大生产，还有令人发指“月经警察”每月对女性身体检查和盘问。

你以为你的身体属于你？

最可怕的专制是管到女人的身体。

截止1989年，有50万罗马尼亚女性死于秘密堕胎，出生于1968年的本片导演克里丝蒂安·蒙吉（2017年上海电影节评委会主席）的青年时代正是经历了这一时期。

正如“三线少年”王小帅一直焦灼于“三线题材”，蒙吉作为那段历史的亲历者同样不能释怀，他说拍这部片子为表达“友情、责任和爱”。

影片第一个画面是阴冷陈旧的女生宿舍，狭小鱼缸内游动的两只金鱼成为视觉中心，鱼缸背面贴着城市高楼的图片，闹钟急促走动营造出一种紧迫感。

接着智商感人的女二号加比塔、沉稳干练的女一号奥蒂莉亚相继入画。

如同困在鱼缸中的鱼，她们被缚于时代的不可抗力中。

接下来的40分钟，镜头跟随奥蒂莉亚穿梭于走廊、洗手间、男友学校、酒店大堂，目睹她为一项目的不明的任务有条不紊的准备：借钱，开房，与神秘男子会面。

司空见惯的黑市交易，国营旅馆的官僚服务，萧条压抑的市容市貌，再现了物资匮乏、人情冷漠、供给制依旧存在的1987年的罗马尼亚。

冰冷的色调，幽闭的空间，线性的推移，没有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社会动乱等宏大的时代标签，甚至没有背景音乐，纪录片般的质感。

奥蒂莉亚与酒店前台交涉的戏中，构图通过高高的大理石前台将画面一分为二，将她与服务员彻底隔开，仿佛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暗示她与对方交流存在重大障碍。

仅仅订个房就要接受前台的倨傲不屑，甚至要解释隐私，报告行踪。

搞定了酒店，带回了神秘男子，重头戏到来。

加比塔带了自制的蛋糕，却忘带塑料布，最后找个塑料袋凑合。

对比《爱情的牙齿》中的医学院女生，人家可是消毒包钳子镊子带了全套。

然而真正的困难却没那么好解决。

她怀孕原来不是两个月而是四个月。

“一孕傻三年”，她终于凭借感人智商一步步把事情搞得糟。

按医生的说法，一旦败露，怀孕四个月将直接增加量刑年限。

加上她们没带够本钱，医生无耻地对她们提出性勒索。

影片没有直击性侵场面，性侵发生时，两个女孩都被隔绝于另一个人的经历之外。

加比塔打开卫生间水龙头用流水声掩盖房间里的声响，出于逃避，也避免难堪。

直到奥蒂莉亚突然闯入卫生间，赤裸的下半身让观众都有些措手不及。

导演没有让观众看到她的表情，只留给镜头一个背影，她没有跟加比塔说话，看不到她的脸，但我们可以从她不停洗刷身体的背影中揣测她巨大的愤怒与恶心。

轮到加比塔走进房间，镜头再一次留在卫生间，等待房间里性侵的结束。

而对于奥蒂莉亚来说，这一天的尴尬远没有结束，她要赶赴男友家参加之前说好的男友妈妈的生日宴。

一大桌亲友围坐在一起，导演始终没给全景画面，而是让奥蒂莉亚位于画面中心，镜头始终对着她，两侧亲友只出现手臂或半张脸。

他们热烈讨论着医院的话题，让奥蒂莉亚很难不想起刚刚的遭遇。

高谈阔论的亲戚以及背景里满墙的书架显露了这个知识分子家庭的优越感，出身十八线农村的奥蒂莉亚显然处于鄙视链末端。

她就这样尴尬的置身于一群陌生人中，听他们聒噪的自嗨，心却早已飞向酒店，那个独自留在酒店的蠢货随时可能发生N种意外，或许已失血过多死在房间。

巨大的恐惧笼罩着她，她满怀焦虑，如坐针毡。

封闭压抑的空间，固定机位，观众仿佛也随着奥蒂莉亚一起被“钉”在那里动弹不得，不得不去猜想酒店那头到底有没有出意外。

她与男友的谈话也不尽人意，这个小男生显然不知道她刚刚遭遇了什么，更不明白她为何好端端要提怀孕了怎么办。

其实在影片开始她在洗手间与同学的对话时我们就可以发现端倪：舍监在找她，她月经推迟两个多星期需要开医学证明。

男友说怀孕就结婚，可在那个满嘴“阶级”和“城乡差异”的家庭，他真的能与她结婚吗？

奥蒂莉亚第一次清醒地意识到一旦噩运降临她唯一可以指靠的似乎只能是猪队友加比塔。

所以她不能死，她必须回去救她，于是她不辞而别，冲进苍茫的夜色中。

这段归途使用手持跟拍，剧烈的晃动把一天之内她遭遇的所有压抑全部释放，我们跟随晃动的镜头真实的体验到她的魂不守舍与不安。

后续奥蒂莉亚去“抛婴”的镜头也是采用这种方式。

导演不直击性侵，也同样拒绝拍流产，所有的重要事件都发生在镜头之外。

镜头语言的克制却放大了想象空间，我们心中已预演过加比塔的N种死法，在开灯的那一刹那，却没看到任何血腥，加比塔非但没死，还顺利的完成了堕胎。

随着奥蒂莉亚冲向卫生间，我们看到地面由毛巾包裹着的一团血污中的死婴，镜头坚定地停留好几秒，逼我们直视这个无辜的生命。

最后，她们下楼用餐，所有的脏器食物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死去的胎儿。

导演没有让她们表现任何悔恨和反省，她们甚至拒绝以任何方式重提这一天的屈辱。

背景是一面巨大的玻璃窗，玻璃前的她们恰似片头鱼缸中两尾鱼，她们挣脱不出这个时代。

相比“劈腿、堕胎、三角恋”的国产青春片标配，本片克制，不动声色，没有说教，没有煽情，冷酷到极致，营造出一种零恻隐之心的客观。

这部拍摄资金60万欧，按当年汇率600多万人民币的小成本片，就这样触碰到了每一位观影者的灵魂。

历史有两个版本，一种印在书本上，一种烙在人们心头。

导演从小人物身上折射历史，从女性视角重新审视和反思了那个时代。

本片获得第60届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棕榈这座超有份量的奖杯。

当社会制度残忍到管制女人的身体。

性，就成为一种负担，更是女性焦虑的来源。

这或许是女性身体的终极困境。

革命过后，冬季照常到来，对于罗马尼亚人民来说，似乎没有什么比从冬季阴冷迷雾中挣脱出来的阳光更令人感到满足。

今天世贸天阶观影活动恢复，不过由于天阶施工，活动地点由露天转到星巴克室内。

今日放映的电影为《四月三周两天》。

很多同学可能已经大体看过这部获得过金棕榈的罗马尼亚影片了，剧情呢，我就不再赘述，就是讲了一个女大学生怀孕四月三周零两天之后堕胎的事情，当然，女主角是她的室友，那个为了帮助她堕胎，宁肯牺牲贞操的女孩。

在看电影的时候，一起观看电影的林同学一直在反复地问我：如果你是女的，你愿意为自己室友堕胎，两肋插刀，奉献贞操吗？

我说我不知道，因为我不是女的。

林同学你呢？

林同学说在那种情势下无疑是会的。

靠，如果我是女的，在那种特殊情势下，也会的。

其实整部电影，都是在讲这个“特殊情势”下的一件普通堕胎事件，如何引起一个少女内心和现实的双重历险。

怎样的“特殊情势”呢？

1987年的社会主义罗马尼亚。

要我说，除了堕胎这件事本身不太像中国之外，整部电影都给人以一种无比亲切的似曾相识的感觉，你会一边观影一边忍不住地赞叹：这太他妈的中国了！

不愧都曾是同志般的兄弟般的社会主义国家，原来虽然远在东欧，社会主义的生活场景竟是可以如此相似，如此同构。

那破旧的街区，那公路，那宾馆里打着哈欠的服务员恶劣的服务态度，宾馆可怕的住宿制度，随便扣留人身份证的保安，人与人之间的冷漠，无不让你感到熟悉，感到亲切；那热烈而乏味的生日家宴，家宴上的那种种有关学生、就业、毕业分配、家庭出身等等的无聊话题，无不让你感到熟悉，感到亲切，这一切都太社会主义了，都太中国了。

我们仿佛在看一场怀旧的电影，有关逝去的充满了某某主义优越性的快乐而虚妄的日子。

但是，那个被男友抛弃的女孩，已经怀孕四个月三周零两天，她的堕胎计划，足以使参与者的后半生在监狱里度过。

只有这一点是非常不中国的，我们知道，堕胎，在中国，不但不会坐牢，有一个时期，国家还会强迫你去堕。

这是一件再稀松平常的事情不过，几乎不会发生电影中那种因为堕胎冒着重刑的危险。

但是生命危险还是要冒的，这个全世界都一样。

堕胎女孩室友的一天，从帮女孩筹钱，到宾馆去订房间，去约见医生，到被医生胁迫献身，到协助医生为室友堕胎，到参加男友家的生日晚宴，到回到宾馆，将接近5个月的胎儿装在包里，寻找丢弃的地点，无一不充满了紧张和恐惧，似乎一不小心，一切都会败露，不可挽回。

最后她们坐在宾馆的餐厅里吃饭，旁边是一家婚礼的晚宴，也很中国很社会主义的，婚礼上有人吵架，受伤流血的人被抬到了宾馆的大厅。

故事就在两个女孩等待饭菜的画面中结束了。

然后你就知道，这是一个有关社会主义的电影。

你可以理解为是有着鲜明的社会主义色彩的电影，也可以理解为是反社会主义的电影。

当然，你也可以理解为这是一部和社会主义无关的电影（甚至可以嘲笑那些怀有意识形态偏见的电影解读方式），是啊，这只是和人有关的电影，是啊，生存和生活，道德与人性。

但是这些人还是生活在一种意识形态中和政治制度下不是吗？

一个也许无聊的问题，从一开始就提出来了：该影片能够获得金棕榈大奖，到底是不是因为这个呢？

我们找不到证据说是或者否。

但即使不考虑这一点，我们也相信，它是一部优秀的电影。

而我们暂时还不会像东欧人那样去做这样的反思，只有清醒的失败者才会去做这项工作。

我们还在不断地胜利前进中。

导演：克里斯蒂安·孟鸠演员：安娜玛丽亚·玛琳卡　　过去两年，罗马尼亚电影的年产量均在十部左右，不过这并不影响克里斯蒂安·孟鸠（Cristian Mungiu）带着《四月三周两天》（4 Months，3Weeks And 2 Days）走上去年戛纳的最高领奖台。

金棕榈的光环和举国上下的欢呼，使得影片蒙上了神秘面纱。

去年，来头不小的“罗马尼亚新浪潮电影”（如《加州之梦》等）先后露面，又以《四月三周两天》在内地碟市的到来为之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四月三周两天》是一部得做足功课的电影，又是部不该过分解读的作品（显然它容易被时代信息、意识形态所累）。

原因在于故事发生的时间虽然是1987年的罗马尼亚，但内容却和两年后该国的革命无关（可参见 2007年10月13日本专栏介绍过的《无主孤军》）。

主人公是住在同一寝室的两名女大学生，怀孕的嘉碧塔（Gabita）需要堕胎，作为室友的欧蒂莉亚（Otilia）出于友情接过了照顾她的责任。

不懂事的嘉碧塔一再犯错，仿佛怀孕的不是她自己，而是为她奔走的欧蒂莉亚。

事情的发展并不如她们想象的顺利，欧蒂莉亚承担了可怕的损失、惊险和恐惧……　　作为一部低成本电影，有人说《四月三周两天》和比利时的达内兄弟（Dardenne Brothers）套路相似，手提肩扛、自然用光加上生活化的对白，粗粝质感中尽显技术的纯熟，一副老手相。

按照孟鸠的说法，《四月三周两天》只是讲了个规规矩矩的故事，2.35：1的宽银幕上记录了一天中发生的事。

他强调镜头与欧蒂莉亚的“形同一体”，也就是当欧蒂莉亚在室内活动时，摄像机会摆放在一个有利的中间位置或演员的身边背后，以图贴近观察。

当她开始走动乃至奔跑，摄像机就开始大幅度地追拍乃至激烈摇晃。

这种摄影方式令观众只能依靠欧蒂莉亚的所见所闻做出反应，她在男朋友家如坐针毡时，画面也不会切到旅馆房间去消除观众的焦虑―――据说在那个时代，罗马尼亚有50万女性因非法堕胎死亡。

嘉碧塔出事了没？

欧蒂莉亚能否脱身？

相信这种紧张会伴随着你的观看，一直持续到影片最后。

　　“四月三周两天”被很多人看做片中嘉碧塔的怀孕天数，但孟鸠说片名只是一个象征。

这一切的源头要归到罗马尼亚政府禁止避孕和堕胎——上世纪60年代，社会主义国家受“人多力量大”的想法影响，鼓励生育、打击堕胎，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罗国当局倒台才得以扭转。

不过，就此将影片视作对制度黑暗的揭露又有些夸张——因为禁止堕胎与社会制度并不画等号，比如今天的爱尔兰宪法中还规定妇女禁止堕胎。

　　这几年电影中，堕胎题材的名作还有获得2003年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的《维拉·德雷克》（Vera Drake），它讲述的是上世纪50年代伦敦一名帮人堕胎的妇女的故事。

“题材撞车”的《四月三周两天》何以能在短期内再度获得评委青睐？

第60届戛纳电影节的参赛片可是近十年整体水准最高的一届。

话题性？

突破性？

还是鼓励新生力量的创作？

政治、女权、宗教乃至人性，影片可供诠释的空间很大。

在我看来，《四月三周两天》只是一则弱势罗马尼亚女性的故事，它能用四个月大的死婴震慑观众，同时在欧蒂莉亚独自落泪时抛出这样的疑问：为什么事情会坏到这等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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