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休息室

首先值得一座国际影片的小金人，这是一部令人沮丧窒息的惊悚片。

德国社会对于强调思想、阶级分类更加敏感，强调民主真相的同时，又拥有道德至上的优越感， 或者说这种所谓的高素质更好理解为刺儿刺儿地，生活中就可以看到他们夸张的表情和蔑视的眼神。

对于我们的集体主义主导社会意识来说，他们不怕做枪打出头鸟，这是社会背景不同的人性伸展，没有完美的人类逻辑，对比我们这种“互害型社会”的道德理论，我们更多选择压抑和服从的思想，所以我们永远不会有学生代表参与学校决议的制度。

谁偷了钱并不重要，孩子们表现出自由意识强悍，捍卫权利坚定，而不是我们全社会的从众心态，这是个人主义社会和集体主体社会的区别。

西方青睐“木秀于林”，我们却还有一句“风必摧之”，追求和阉割个性造就了影视主题上的明显差异。

偷钱的这件事情会无限被放大成最后的不可调和，太多的冷漠和缺少同情心的教员，故而理想主义在任何一个体制下都是艰难和不切实际的。

尖锐的，不留情面的民主是冰冷的，所以人类行为必须自律，才会被尊重。

《教师休息室》是一部以校园为背景的深刻电影，它不仅仅是一部教育题材作品，更是一面反映社会现实的镜子。

影片通过一起校园偷窃事件，揭示了教师、学生与家长之间的复杂关系。

主角卡拉老师身处理想与现实的夹缝之中，面对学生的不信任、家长的围攻以及同事的疏远，她努力寻求真相与正义，却不断陷入困境。

影片在紧张的情节中探讨了媒体的力量、人性的复杂以及社会多元性带来的挑战。

观众可以看到，学校作为一个微观社会，其内部的偏见、权力博弈与现实生活中的问题相互映照。

卡拉的挣扎不仅是对个人信念的坚持，也是对体制性问题的对抗。

《教师休息室》以其细腻的叙事和出色的表演，引发了人们对教育、道德和公正的深思。

它提醒我们，学校不仅是知识的殿堂，也是社会矛盾的缩影。

在这部电影中，没有简单的对错之分，只有在不同立场中挣扎的个体。

这使得影片不仅是一部校园题材作品，更是一部引人入胜的社会剧。

诺瓦克老师的失败是一种结构性的失败。

在《教师休息室》里，我们可以简单地看出学校和真实社会之间的对应关系。

校长代表着指定规则的人，教务处代表着规则的执行者，学生代表大众，报刊代表媒体。

学校政策类似于法律，校园里的偏见、权力博弈、真相追寻，则和现实生活中相一致。

但诺瓦克老师代表什么呢？

她曾试图保护学生免受现实世界的侵扰，但却忽视了学校已经是一个小型社会的事实。

她试图解决组织和大众、秩序逻辑与生活逻辑之间的矛盾，却被双方撕裂。

权力博弈权力一方是学校。

学校里有零容忍政策，零容忍意味着当出现问题时，组织会迫切需要一个解决方案。

然而方案的正确与否，并不是首要判断标准，它更关注是否有解决方案的存在。

简言之，「对不对」不重要，「有没有」很重要。

当我们只是迫切需要一个答案时，替罪羊就会出现。

首个被怀疑的对象是一个土耳其的学生，这就是零容忍政策+执行偏见找到的替罪羊。

随后，诺瓦克老师通过摄像头锁定了第二个嫌疑犯库恩老师。

尽管证据并不完全合规，也不具备决定性的力量，库恩老师仍然被停职了。

在面对对奥斯卡的偏心和库恩老师的强烈反应时，诺瓦克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和判断过于仓促。

然而，由于组织的决定很难被撤销，其证据也非决定性，又无法将其公之于众，便造成了学校和学生们之间，甚至是当事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由此引来学生们对真相的执着追求。

一个小的过错就这样被结构性地放大了，一个问题变成了一系列问题。

权力的另一方是学生。

由于真相和证据被单方面隐藏了，学生们不仅需要真相，更需要真相背后的东西：知情权。

但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他们只能进行猜测、推断。

他们所输出的成果，又不可避免地夹杂个人偏见，开始了对诺瓦克的波兰身份的攻击，随后又带了轻度的暴力事件。

学生们也需要得到一个答案，这个时候，诺瓦克就是第三个替罪羊。

在最初诺瓦克一个错误的指控下，人事罢免、舆论纷争、集体罢课、暴力斗争接连发生，其推动力是双方权力的博弈。

当纽瓦克试图同时遵守秩序，又要体谅学生时，最终只面临被撕裂的处境。

诺瓦克代表的是双方权力的牺牲品。

她是带出双方的引子，她的失败不可避免。

真相和同年的《坠落的审判》类似，《教师休息室》是一部没有真相的电影，但这两部电影之间又有着些许不同。

《坠落的审判》没有真相，是因为编导要传达的是真相的微妙和不可知，以及在这种不可知的前提下，婚姻、性别、真相等议题是如何被代入各种预设中的。

而《教师休息室》里没有真相，是为了制造一个灰色地带，来展示组织与大众之间的博弈关系。

但这种刻意隐藏真相的做法是必要的吗？

我认为，这种做法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真实的。

电影通过编导刻意隐藏真相，创造了一种不可知的氛围，而现实生活则是因为其复杂性而使我们无法完全了解一切。

尽管这两者的起因不同，但艺术通过这种手法建立了一种清晰、合理且更贴近现实的叙事基础。

因此，在这部电影中，我们并不必苛求真相。

只有在真相未知的情况下，权力双方才能拥有平等的话语权。

一旦真相揭示，这些复杂的议题就会被坍缩，真相必然会偏向其中一方，结果是胜利的一方将拥有对真理的解释权。

理想如果不站在任何一方，不追求胜利，不带偏见，不带预设，只探索真理，有没有可能解决一切纷争呢？

在电影中，没有一个角色能够做到这一点，诺瓦克老师也不能，她在上数学课时说过了一句正确的话：「证明需要一步一步推导出来。

」她的确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她意识到了这一点，但她自己也没有做到。

她不是一个圣人，她是里面最纯粹而且注定失败的人。

但你怎么能不对她共情呢？

已经很少人愿意去承担这种徒劳了。

故事简介： 柏林电影节参赛电影。

故事讲述年轻教师Carla Nowak在德国某中学开始了她的第一份工作，却时逢校园盗窃频发。

她不满同事逼问学生的做法，在自行调查过程中意外与学校秘书Kuhn产生摩擦，由此更引发了愤慨的家长、有主见的同事和愤怒的学生之间的互相指责与不信任。。

观者吐槽中： 影片的主题深刻而多元，不仅仅局限于校园内部的权力斗争和道德困境，还延伸到了社会层面的种族与国籍偏见等问题。

学校中唯一的少数族裔学生被无端怀疑，Carla因波兰血统而遭受不公正对待，这些情节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

它们如同隐藏在平静海面下的暗礁，随时可能对个体造成伤害，也让我们看到了社会偏见的普遍性和危害性。

这种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和反思，使影片具有了更为广泛的意义和价值。

本片画面采用的是4:3画幅，这一设计将角色们紧紧地束缚在一个狭小而压抑的空间里。

观者仿佛与角色一同被困在了教师休息室这个充满矛盾与冲突的场所，感受到了那份无法逃脱的压抑与焦虑。

特写镜头下，人物的表情和细微动作被无限放大，跟踪镜头则像是一双无形的眼睛，紧紧地跟随着Carla的脚步，让观者深刻体会到她的孤立无援。

女主扮演者Leonie Benesch也将Carla的角色演绎得淋漓尽致，她生动地展现了Carla从最初的满怀理想，到遭遇挫折后的迷茫与挣扎，再到最后对人性和道德的深刻反思。

她的表演让观者能够真切地感受到Carla内心的痛苦与无奈。

应该承认，本片以校园为舞台，通过一个看似简单的盗窃事件，揭示了人性、道德、权力等多方面的问题。

影片的视觉效果、演员表演和主题深度都令人印象深刻。

世界不是清晰明了的，不是轻松的，不是可以完全预测的，生存于其中要应对各种事情，这会造成疲乏感，于是规则建立起来了，凡事都有了可以依此进行的路线，行事的效率提高了很多。

然而同样的规则对每个人所形成的束缚感是不一样的，每个人对同样的规则的重视程度也是不一样的。

据此可以说规则是为整体的利益而制定的，而不是针对某一个人而制定的。

不过同样也可以说成是为可以轻松适应规则的人而制定的，用来约束或者说对抗那些对此规则有较强束缚感的那部分人。

还可以说不同的人以同样的方式违反同一规则的性质是不一样的。

不过规则的执行者是没有精力或许也没有能力顾及这些的，他们最多只能是完全按照规则处理违反规则的事件。

规则一旦制定后，再次依据环境而做出修改是件颇费心思的事，或者说对规则的修改往往都是来得过晚些。

那么规则的执行者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或许应该遵照边沁在论及制定惩罚规则时所应遵循的原则，即以行为所造成的实际害处而做出妥善地应对，而不仅仅只是急迫地要把规则执行到位，否则效率或许会有所提高，不过所施加的伤害也会更多。

一部利益区，一部教师休息室，今年的两倍德语片让我对德国电影产生了浓烈兴趣。

如此复杂的对社会问题的讨论只在德国电影中看到。

电影开篇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什么是assumption，什么是proof，但这个问题被权力生硬的打断了，从此再也没有人去讨论。

全篇最后也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只是提出了更大的疑问。

在这里，重要的是，谁决定了什么是assumption，什么是proof，以及在什么情况下使用这些assumption。

这是由权力关系的转化得出的。

整部电影里。

学生，老师，家长，后勤人员的微妙权利转化是最有意思的地方。

学生或者儿童，被认为是没有完全的主权的人，他们如何行使的权力，他们的主权到底是他们自己的意志，还是家长主权的延伸？

家长的主权，又如何通过学生的主权延伸到学校里？

民主社会的权力制约，司法体系的运作，以及最重要的，民主为何失败，在一个小小的学校表现的淋漓尽致。

当然，最后，我们至少还有爱，但爱又是多么的脆弱啊。

好人只有会站队才会被称作好人，而女主是一个高度理想主义的教师，她夹杂在学生和教师群体之间，左右为难，她不会因为任何一方的压力会想到讨好或倒戈。

影片时时刻刻和观众一起在思考：什么样的社会、群体、制度让理想主义寸步难行？

结尾最有才华的学生被警察抬出学校，仿佛是未来的国王一般。

看上去是个不错而又富有理想主义的结局，但本质上是不负责任的意淫的封建复辟。

学生和老师最后是怎么缓和的了？

没有所谓的民主、自由等大的字眼，也没有所谓的说出来就好了这种“一切事情都可以通过交流解决”的论调，沉默中，学生拿出老师给他的魔方，交出作业。

这不就是常见的中国式沟通嘛。

整体上，影片达到了没有惊喜但很干练的程度，结尾削弱了主题，不过这种主题仍在西方电影长久停滞不前的牢笼之内，在没有任何突破和独到见解之前，我们大可不必在意，把重心留在观影过程便可，这也是这类电影的创作重心。

另外，我有个不错的提议，把片中女教师看到很多人都穿那件衣服的画面放在结尾，会很惊艳。

举个相似的例子，《狩猎》结尾的那声枪响。

学校里出现了小偷，我们来看看他们一系列所谓找寻真相的方法：1、老师组织班长对可疑同学（炫富、行为异常）进行举报，殊不知这有可能是班长为了个人恩怨进行报复的机会，炫富和行为异常就等于小偷？

2、老师突击搜查男同学的钱包，为什么不搜女同学，男同学作为小偷的嫌疑大？

3、发现一个中东移民的孩子的钱包里钱多，钱多就证明是小偷？

结果表明是父母是给孩子钱为了给表弟买礼物用的。

4、移民来的孩子容易是小偷，因为这些人所在国家落后，素质低，也确实是犯罪高发人群，那具体到这个中东孩子，移民就等于小偷？

5、女教师卡拉设局放置钱包，发现钱丢了，用电脑摄像头偷拍，看到一个穿白色花点衣服的人靠近了她的外套，而穿这个衣服的老师正好是本班好学生奥斯卡的妈妈，也是学校秘书库恩老师，随即上报校长，库恩老师被辞退，穿白色花点衣服的人就是小偷？

6、这个事情由于需要警方介入，不便于公开视频，所以在学校传的沸沸扬扬。

班长在暗讽奥斯卡，妈妈是小偷，儿子就有可能是小偷，小偷可以遗传？

7、库恩老师记恨卡拉，大闹家长会现场，指责卡拉偷录视频，监视揭发，毁坏名誉，使得家长们认为这个老师就是强权的代表，用自己的笔记本照自己的座椅就是监视侵犯私权？

8、学生杂志社采访卡拉老师了解事情经过，断章取义的发表檄文，指责老师在利用权力侵犯学生利益，犯有种族主义，这只有在专制国家才出现，给卡拉老师扣上了政治不正确的大帽子。

当真相很难水落石出的时候，带有个体、族群的偏见往往占据主流，忽视证据，使得各种矛盾激化升级，一件捕风捉影的事情慢慢煽动它的翅膀变成不可调和的局面。

而卡拉老师包容大度理想地处理方式让她在校方和学生两方之间都得不到认可，她掩盖奥斯卡袭击她眼睛和扔掉她的电脑的事实，她认为这种行为是为了保护他的母亲，而校方是零容忍地处罚了奥斯卡的行为，老师们也不理解卡拉为什么总是护着她的学生。

而学生们更把卡拉想象成一个动用权力去监视迫害无辜的奥斯卡和他母亲，所以全班团结起来一起向卡拉老师示威罢课。

卡拉在缓解矛盾、调和对立，用心良苦，其实所有的代价都不值一个事实：那就是谁是真正的小偷。

导演结尾没有给出真相，也许真相不重要，而展示偏见更暴露问题。

最终奥斯卡坐在被警察高高抬起的椅子上，像是一个胜利者，虽然被校方处罚，但维护了自己的利益。

到最后，凶手也没有出现，真相也没有大白。

很多时候，生活中那些匪夷所思的事情既没有谜底，也没有答案。

《教师休息室》的节奏无疑是近年来德国电影中最好的一部，其营造出来的悬疑紧张感不亚于罗马尼亚导演克里斯蒂安蒙吉的《核磁共振》。

女主角焦急的背影和她略显紧张的面目特写成为所有信息素的载体，向观众一遍又一遍地拷问着，到底是谁是这一切的始作俑者。

我们究竟有没有办法彻底摒弃一个人的种族，性别，信仰，家庭背景，甚至面部的五官特征，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以最纯粹的视角去审判一个人的行为是否触犯了法律和系统里的规章制度。

这个问题从影片的第一幕直到最后，小男孩奥斯卡被抬出教室，一直被导演死死紧逼着放在所有观众的心头上。

从女主角细微的表情变化中，我们被摄影师强迫着去感受她不动声色却翻江倒海的内心世界。

电影的一开始，女主角为了查明事情的真相在自己的电脑上安装了摄像头，她的一个无心之举却搅得整个学校鸡犬不宁。

同事们，学校的领导，被怀疑的学生，被举报的同事，费尽心机报道事件的学生们，她们无一例外地尝试挖掘出事情的真相，不惜一切代价将焦点放大，将女主角订在道德的十字架上。

她们无比在乎那些漩涡中的谜团，唯独不在乎女主角的心境和最初的善意之举。

我在想，生活中我们有没有多少次因为自己的善意之举而被周围人误解导致轩然大波的情况。

就像一只南半球的蝴蝶不小心飞到不属于她的领地，北半球的冰川开始融化，赤道附近的火山开始喷发；热带雨林开始洪水猛兽，日本的地震带开始发生剧烈的海啸。

（《教师休息室》代表德国提名第96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实至名归。

）究竟谁给了我们资格去审判他人的善意之举：导演故意放大周围人对女主角行为的揣测以及尝试挖掘她背后的动机。

这是人性最自私和荒谬的地方。

明明是我在尝试帮大家解决问题，到最后所有的矛头都指向了我，我的存在为何成为了众矢之的。

一切的指向，一切的怒火最终都必须要以牺牲我的代价来平息所有人的情绪。

而我不得不让出我存在的价值，而去成全其他人在事件中扮演的普通人的角色，就好像我是这出戏的作者，我才是那个布局的人。

可到最后，我依然没有解释的机会，因为我的善良，我要救我的学生于水火之中，哪怕我的学生打我，扔了我的电脑，我也不能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受害者的形象。

其讽刺意味直接拉满。

看到这里我不禁又想读一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以及卡夫卡的《审判》。

一个小学偷窃事件几乎映射出了现今社会大大小小绝大多数人际政治生态，我服。

学校校长和绝大多数老师算是权力机构吧，政策制定者执行者。

老师诺瓦克算理想主义民主实践者，作为个体她的移民身份让她本能得优先站在边缘人群这边质疑权力实施者。

这群小学生就是群众，这真的很妙，完美诠释了什么叫群众智商只有三岁。

校报显而易见指代媒体舆论。

事件发生后，学校作为权利机构在其所谓的民主框架内解决问题（偷窃）而未必是找到真相，这个民主发生在高层圈内（老师们），群众有代表（班干部）。

老师诺瓦克一开始的目的是为保护群众（受到怀疑的学生）去寻找真相，过程中伤害到了某些人的利益（可能的盗窃者），某些人从头到尾不谈偷窃本身，却挑唆群众（不明真相的小学生们）和媒体（校报）以单方面的叙述（他们理解的所谓真相）挑起舆论批判，控诉揭发人诺法克老师和权利机构（学校）侵犯人权等等恶行（欺负那个被控偷窃的人 ），不得不说这群被人利用还自以为是的小大人白左政治正确面孔真的忒生动了。

事情发生到这里，权利机构只能一刀切，挑事的关起来（可能盗窃者的儿子禁止来校，被当事人推出来对抗学校，自认可委屈了，代表着自由·），媒体被禁了（校报不能发了），理想主义诺瓦克老师无奈。

电影在这里结束，厉害，没有真相，没有结果，亦如这个世界，所以大家觉得自己在这里世界里处在什么位置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