兹山鱼谱

时间背景1801年，是朝鲜王朝1392年—1897年末期，也是朝鲜正祖时代结束（卒1800），内部纷争日起，国家开始日益衰落。

辛酉迫害朝鲜正祖时，朝鲜形成了天主教会，广泛传教。

当时有两派：时派：正祖、丁若镛；僻派：王后代表。

正祖偏袒时派、打压僻派，随着正祖的去世，僻派掌权，政府开始迫害天主教，是朝鲜半岛史上首次全面镇压天主教运动。

三丁丁若锺被判斩首示众，丁若铨、丁若镛兄弟有悔意，改流放。

天主教朝鲜正祖时期，开始经过明朝末年的朝鲜使节传入。

两班-士大夫两班：韩语发音：양반yangban，即文班与武班的合称，是古代朝鲜贵族阶级。

颜文谚文是朝鲜语使用的表音文字。

在谚文发明前的数个世纪中，朝鲜借用汉字记录朝鲜语。

在朝鲜世宗的组织下，谚文于1443年创立，并于1446年被推行。

由于精英阶层以汉字为正统、阻挠谚文推广，谚文在20世纪前应用有限。

直到19世纪，使用者仍然局限于妇女儿童和劳动阶层。

1948年以后朝韩两国相继废用汉字，经过大力推行，目前朝鲜半岛大部分的日常出版物均完全以谚文写成。

丁若铨给钱贴补家用，可居嫂婉拒了。

丁先生说：知道了，那这钱你拿去买首饰或者买糖吃，随便花吧。

那一刻可居嫂的眼睛里地震了。

丁先生说可居嫂有许兰雪轩的智慧。

许兰雪轩写了许多许多感人的爱情诗，寄托美好的愿望：“向夜南湖明月白，女郎争唱竹枝词”。

然而现实残酷，她像所有聪慧的女诗人一样郁郁不得志，27岁就离开人世，留下遗言把作品全部烧掉。

对爱情的向往，就像士对知己的渴望一样。

不是为了贴补家用，而是对方能看到，她始终是一个向往自由美好的女子，并用心尊重。

写在520这一天。

这部影片风格古典，有士大夫之风与西洋海风相融、境界的高雅纯洁与俗世情趣交叠之感。

台词回有余甘，思想现代，比喻清丽质朴，文风简洁如练，虽未能通其趣，也暂记录于此，为交流和回顾所用。

1、斑鳐走的路斑鳐知道，黄鲷鱼走的路黄鲷鱼知道。

2、对好奇心重的人来说，没有比陌生更好的地了。

3、我不研究善变、难懂的人类，要转去研究通透、明净的事物，我将用事物来忘却我。

4、用什么经国方略，仁？

礼？

——朱子的力量太强大了。

5、性理学和洋学问不是相冲的，而是一起前行的朋友，与朋友行，受益匪浅。

6、只知道种子重要，不知道地也重要。

如果地不好，种子是不会发芽的。

如果土不好，就算发芽也不会长大的。

7、不需要王的世道，主人是谁又如何呢？

8、百姓把土地当作农田，衙前小吏把百姓当农田。

9、要想抓到泥鳅，便要懂得进入泥水之中。

10、若不能按自己所学的来生活，便按自己的性格去生活。

11、做一个黑色的无名的人，不惧身上的污泥。

12、做一只鹤固然很好，但如果能像兹山一样来者不拒，便也是另一种知足。

13、 死去的东西怎么可能发出哭声呢？

可是我曾经是真真切切地听到，一大片死去的哭声。

我在早年一直有一个幼稚的想法就是：一部电影真正需要给观众传达的不仅仅是感官上愉悦的视觉画面，正如一部好的小说不仅仅是为了让读者赞叹语言的细致工笔，奇妙排列。

一部真正好的电影应当具有一定的普世价值，至少可以激发观众对于人生，人性，宇宙，历史等重大问题的思考，“一部好的电影让人思考什么是电影”。

当然这只是我个人非常片面和浅显的观点，也深知电影艺术不能单纯地以这样的角度去评判，但我还是坚持我的选择。

所以我们今天在讨论的主题是“什么才算得上是好的电影，以及我们为什么已经很久没有拍出一部好的电影。

”当然这里对于“好”的认识不同的人不同的看法，我这里仅代表个人的审美观念。

这里的“我们”也是以我个人的角度，发出一声轻轻地叩问：从前那批“劳驾，把摄像机架这”的导演去哪了？

在这个追求商业化利益化的时代中我们能不能回过头来好好审视自己的文化，拍出一部兼属历史现在未来的影片。

让我们看《兹山鱼谱》是怎样拍好“文化”这一命题的。

一，镜头语言的极致运用。

镜头语言是电影艺术最基本的元素，本片突出的是全片的黑白画面，夹杂三次彩色镜头。

用黑白画面简单地赋予影片水墨画的艺术质感，又让人品出历史的悠远厚重，领悟阴阳调和的哲学意味，十分成功。

三次彩色镜头又分别象征了人物思想的三次升华：一次是昌大在丁若铨的引导下转变观念开始接受西方知识，打开人生和思想的新天地；一次是从海胆里振翅而飞的青鸟承载着丁若铨对昌大的思念和对未来美好的希望；一次是昌大选择顺从自己的性情，远离污浊官场驾船驶回黑山。

左右空间切镜 二，内容 电影《兹山鱼谱》是以朝鲜文臣丁若铨所写《兹山鱼谱》的序文和其弟丁若镛的《光冲氏墓志铭》等史料为依据改编的，那么真实的故事—影片原型是什么呢？

史料记载丁若铨被贬黑山“益纵饮，与鱼蛮鸟夷为俦侣，不复以娇贵相加。

”入岛后，后与当地人相处融洽，通过向当地人教文授课来获取衣食之资，曾作诗曰：“三两客将秋色来，诗国潜兴未论才。

凉飚在树蝉犹响，清月盈沙雁欲回…樵儿钓叟全成友，恣意家家笑语开。

”在这样的流配生活中，丁若铨结识了当地人张昌大。

电影中把张昌大塑造成一位向丁求学的青年渔夫，二人是师徒，但在《兹山鱼谱》的序文中，丁对昌大的态度是“邀而馆之”，是以招待客人的礼节对待张昌大，二人之间应该是平等的朋友关系，丁若铨曾作诗给昌大：“人说张昌大，迢迢逸士林。

古书恒在手，妙道不离心。

”由此可见在丁看来，昌大是一位能远离尘嚣的隐逸士林，能与这样的人交往，也是苦闷生活的慰藉。

而在电影里对张昌大的改编太多，也太过于戏剧化。

相对而言，倒是我们历史当中姜唐佐与苏东坡的故事更具真实性，戏剧性。

这说明，对我国历史人物的改编也是切实可行的。

几乎每一个经历九年义务教育，稍微读过些书的中国人看完影片后都会惊呼，这不就是苏轼吗？

这才是一部真正应该由中国人来拍的片子啊！

原因就在于影片中的羁旅漂泊，离愁别绪，对月赋诗的情境是我们最熟悉的，丁若铨也正是无数失意文人的缩影。

在他身上，我们看到苏东坡“且陶陶，乐尽天真”之派，陶潜“纵浪大化，不喜不惧”对超然，他是“活生生的，最终成为了历史，文学，乃至于哲学本身”的中国古代文人形象的集大成者——愁时借酒抒怀，兴起对月赋诗，羁旅苦中作乐，在野里仁为美，不经意间流露出的“知其不可而为”的入世精神，刻在骨子里的经世致用，绝处逢生的精神内核。

而电影的卓越之处就在于它是在深刻地把握这一可贵的文人精神，分析和感悟文人在面对无可救药的社会现实时做出自己的选择时的那分无奈和必然，隐隐中透露出的力量温润，深切，感人，这浩浩汤汤的五千年文化忽然就站在了我的面前。

三，人物 丁若铨被塑造为文人形象的典型，昌大则是以一个贫士的形象存在。

他的出身恰如其分——两班父亲的私生子，因此一旦拥有改变命运的一线生机，他就要去抓住它。

改变命运的欲望支撑着他早期的求学之路，当丁若铨问他为什么读书的时候，他的回答是：“为了活的像样一点。

”，由此看出获得知识对昌大来说是其次的，最重要的还是证明自己不同于常人，改变自己贫困的命运。

但是昌大也是一个有“血性”的男儿，这样的血性注定他不会与官场同流合污。

他看不惯，也不能理解执政牧民官鱼肉百姓的野蛮行径，怀着一颗救民于水火的心，毅然决然地踏上“牧民新书”的道路。

此时的他还不知朝政的不可挽回，妄图以一己之力改变这已经腐烂的体系。

从昌大的角度向我们展示官场的污浊与不堪，向我们解释了丁若铨选择不同道路的原因，这一人物的改编和塑造是很有典型性的，从昌大身上我们也几乎可以看到当年陶渊明对官场的厌恶和无可奈何，“达官必蠢愚，贤者无施处。

”

四，意象 地球仪 昌大对丁若铨的接受是从“地球仪”开始，“那些西方人，明知地球是圆的，可依然要信奉天主教，而我们在打渔农耕的时候，他们又不知道在造什么我们根本未知的东西，这难道不可怕吗？

我用圣理学接受了西学，圣礼学和西学绝不是敌人，而是要一同前进的挚友。

”昌大明白了闭门造车，固步自封的不可取，于是开始向丁的求教之路。

青鸟 青鸟是我们熟悉的中国传统诗词中常见的意象，常用来表达思念：“青鸟殷勤为探看。

”而在影片中从海胆中生出的青鸟又何尝没有承载着丁若铨对昌大的思念。

丁若铨是昌大的老师，清楚的明白以昌大的气性不可能在腌臢浑浊的官场里如鱼得水，以个人之力改变现实必将喷得头破血流，他料想到昌大有一天会弃之而去，所以写下了“如白鹤之生虽好，而兹山之污泥亦善矣。

”的话语抚慰昌大的心，坚定他的选择。

而至死，丁若铨都在念着那个给予他两次生命的徒弟（一次从海里救起肉体，一次从蛮荒救起灵魂），“这些都是昌大告诉我的”真切而感人。

在黑白画面中生出的一抹亮眼的青，也蕴含着一种蓬勃的希望和生命力。

五，结语 昌大最后的那句话“如果没有办法学以致用，那就按照自己的性情去活好了。

”道出人生玄理——即使没有办法改变世界，那至少可以改变认识世界的方式。

因此也不用苛责我们好没有一部足够好的作品，一个时代自有一个时代的美好与悲哀。

让我们共同期待中国电影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昌大的最终考验是他在面对小民自阉的悲苦怆然时能否克服愧疚而登堂入室，成为末法时代深谙心外无物的合格士大夫，考辨撕心裂肺的羊叫与呼啸迎闯王不纳粮的精确距离才是这一群体安身立命的看家技术，而昌大的过激反应与其说是在幼稚地因善义愤，不如说更只会联想起其底细而被鄙视为兔死狐悲的怯懦。

区别于只有从小有肉吃的孩童才会在成长期间的某刻四心萌发，对肉畜共情而哭求父母刀下开恩（而他们在啃上鸡腿时就会破涕为笑），沐猴而冠的昌大恰恰是因为欠缺肉食者这般的幼年情结与随之启蒙的家学渊源而永远成不了真正的两班——当然，不堕落为这些衣冠禽兽显然在观众和导演看来是拯救了圣教门徒最终的精神风骨，但师徒片头片尾分别殊途同归地弃绝“入圣”姿态必须被拷打出其掩盖更深创伤的功能性一侧。

换言之，所谓转移并非是卫道士昌大偏执地指责这些蝇营狗苟之徒作为孔孟传家的正牌士人明明牧民失职内心却全无应有的愧疚之情（指责后若昌大没有话本英雄一般扫清寰宇的手段就很难说他的一时口快有多么正面），而是倒置着将自己来承担愧疚的行为本身设想为清流人士于末法时代的逃逸路径，如此血肉利齿的吃人大地上圣道不昌是原则问题，进而吊民伐罪与否只是能力问题，虽然如何能有这能力总是被无限搁置为历史遗留——但所幸夫子已经嗝屁两千多年的这个大秘密被揽罪于自身的好青天们成功地守密为历史正文，小民有了冤屈受了苛政还乖乖地跪于衙门口惴惴不安地思量切自己的睾丸予县官可以放置进哪种交换样式。

相比之下若是小民跑去当切支丹跪另个公开死了快两千年的南蛮神仙进而保聚才是要掌嘴巴的真切失职，略通洋屁的时派以读四书五经的方式传习六十六卷的行为具有玩火尿炕的黑色幽默特征，一个例证是在辛酉邪狱中充任犹大的丁若铨对彼得获鱼的反思是在大势已去后于贬谪地就千万鱼种进行格物致知，融农融工接受劳动人民再教育对他来说不过大类瀑布下盘坐的工夫，难怪他到死都对起复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师徒间某种双向奔赴的插肩而过是对吟诗作赋的热忱，儒士通过摇头晃脑眩晕清明以启动自由联想吟诵为读书人形象所保证意境悠长的字符串，能在萧索寒蝉下吐纳升沉韵律的丁若铨无论在少年昌大还是观众眼中都是头顶光晕的（昌大自觉已可出山也是因以诗赴会的大获成功）——但与此同时，少年昌大对面作亲和委身求教水文地理的贬谪儒士回以讥讽的灵气，与其说近似中年迅哥缅怀的少年闰土，不如说更像是对吟诗作赋者激起的偏执恐惧本能的攻击应对——因为在好青天们流离陇蜀的诗史里黎庶的苦难一体两面的既是救世济民所要破除消解的症状顽疾，又是底蕴着应当以民为师学习了解的富矿，恰恰是丁若铨的虚心求教威胁（制造）起了少年昌大捕鱼未曾拥有的智慧（乞活刨食的本领竟有能引儒士求教参悟的东西，揶揄他们不识五谷他们竟是如此受用），而千百年来在装模作样地拉扯后这种把戏最终总是以“不耻下问”者成了老师而告终，不难看出此处在保证且威胁下愚不移上是不对称的——因为狗官及其爪牙也不乏同样爱羊恤物的热情，从昌大打鱼到阉羊生娃都逃不脱他们的火眼金睛，相同的技术手段略作调整就能以收赋的名目威胁（制造）起了黎庶未曾占有的财富。

所以狗官和青天互为彼此的良性/恶性局部共同作为纯粹的假相的代理人是如此必要，但根本的区别在于后者总能真的榨出橘干自己都意外的苦汁进而持续性反证其曾并非完全赤贫，而昌大则真的在前者沐猴衣冠的幻灭后怅然懊悔他失去了他从未拥有的东西，进而失去了对生活的本质表象的适性，不得不痛苦地拾起自己就处在阉羊行走的血肉大地或群鱼沉浮的幽邃洪海中心的认识，这也是为何昌大无疑是前进了一步的，因为在最后的长焦中他所遭遇的恰似丁若铨的当年，但他克制着并未吟诗一曲，不将实在界的创伤性遭遇纳入一个象征性的悲惨世界亦是不可多得的宝贵德性。

现代转型中的痛苦，每个人物都是其中一种类型。

传统儒学的现代命运，在丁若铨这里，他找到了西方进行拯救。

从日常之物中发现新的道理，将自己的政治意图放置在鱼谱之中——沈从文经历的不也是同样的痛苦吗？

他教育张昌大，但是里面却是一种痛苦，自己作为最高层的设计者之一，提倡西学却落得如此下场（开头部分感觉可以删掉），其他民众又怎么办呢？

可笑的是，作为最通识儒学与西学者，被流放之后，却被不识任何知识的民众斥责为异端——但是他们信奉的又怎么能被称为正统？

“异端”甚至也是建立在改良儒学的基础上的（改良最终没有好下场）。

甚至异端在百年之后却成为了正统。

丁若铨是一个有抱负的士人，选择西方是可以理解的道路，（对鱼类的兴趣和科学精神是相通的，他的转向可以看作是从欧陆走向英美），可是他为什么最终选择的是倡导天主教的方式？

这几乎撼动了整个王朝的基础，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课题了。

（难道又是文化之说迷信了文人？

）昌大完全是一个悲剧人物。

为什么丁若铨一直要强调“贱民终不可入仕”，并非一种歧视，而是讲昌大本人作为受难者，不可能接受权力享有者的逻辑。

他执意入官，最终见到的只有官场的败腐。

（这种败腐在今日何尝不如是？

声称规则却只按照自己的逻辑行事，维持着整个体系的缓慢运作，运用权力压制他人谋求私利）丁若铨希望的是取消等级，取消贱民和帝王的等级，可是或许这句话在时人眼中，意思大约是“任何人都能做王”吧。

心中的帝王始终不能消失。

前半部分昌大质疑丁若铨的部分最妙；丁若铨写《鱼谱》与昌大入仕的部分也妙。

看到了很多，看到了梁启超，看到了严复，看到了晚清，看到了当下中国。

东亚诸国比中国的西方转型多一重对汉字文化圈的摆脱，这是当代比较重的课题之一，在当时或许不那么明显，这部片子的度把握的很好。

另外，朝鲜的海洋儒家美学，确实是汉字文化圈中又被遮蔽的另一重，可以与当下的华语文学媲美了。

想到《潮汐图》。

好片。

1.视听层面有得有失；2.数字摄影已经表明黑白画面并不是为了获得所谓“古”味，黑白影像与文本内部对19世纪初期李氏朝鲜社会的刻画呼应；3.散见的“彩色”画面与人物的心境构成互文，彩色呈现并指涉着角色认识论-伦理学视域的扩大与融合；4.鱼、海、山、月的影像偶有亮眼之处；5.但大多数情况下，摄影、调度并未针对数字黑白摄影做特别设计，如果是彩色，摄影质感和韩国电影那种从19禁到一般商业片都高度一致的那种摄影并无风格和质量的差异；6.主角以外配角那种韩式套路表演极大挫伤了全片影像质感；7.文本层面的思辨极准确地揭示出来东亚传统思想乃至更广义的哲学内省-思辨的局限性；8.然而《兹山鱼谱》的这一优点恰恰也是其内生危机、矛盾所在，即用影像-文本反思（思辨）的方式批判思辨本身；9.这导致本片尽管已经展现出唯物主义的趋势，注意到与内省、修身相对的物、身体，注意到劳动，倡导平等，却最终还是只能回归自然，回归个体的内在平静，而无法揭示出传统东亚社会解放的空间与动能。

非常喜欢近几年韩国电影的片名风格，看起来漫不经心、摸不着头脑但实际又有四两拨千斤的感觉。

很酷。

比如这部《兹山鱼谱》，不了解韩国历史的人肯定是不知所云。

比如同样在第57届百想艺术大赏拿了大奖的《三振集团英语托业班》，韩影最近少有的女性题材电影，有我很喜欢的李絮。

再比如《建筑学概论》，是一部不错的爱情电影。

《兹山鱼谱》是一部朝鲜王朝（1392～1910）后期的著名文献，是韩国古代最全面和详尽的鱼类学书籍，历史地位很高。

电影讲述的就是本书作者的故事。

主人公丁若铨年少时，因父亲去京城为官而来到汉阳，接受了阳明学，后又对西学和天主教产生浓厚兴趣，并从事天主教活动。

1801年，朝鲜发生了大规模镇压天主教的“辛酉邪狱”，丁若铨三兄弟的命运也发生改变。

丁若钟被杀死，丁若铨和丁若镛被流配。

来到黑山岛上的丁若铨，安然接受命运，并对这里的海洋生物产生了浓厚兴趣，决定写一本关于海洋生物的书籍。

岛上的青年渔夫张昌大一心读圣贤书，想要考取功名，丁若铨与昌大互相协助，一个读书，一个著书。

编导最厉害的能力就是于细微处见大义，这也是韩国历史题材电影最精彩的地方。

一部书，三两个人物，可以铺排成一段气韵悠长的苍凉传说。

电影根据《兹山鱼谱》序言改编，有真实的历史基础，但也加入大量的虚构情节。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电影有意把丁若铨和张昌大塑造成既为师徒又互为对照的人物。

丁若铨，功成名就，宦海沉浮，思想开放，心系苍生；张昌大，底层草民，家徒四壁，忠厚勤恳，渴望改变。

丁若铨问，为什么读书。

张昌大答，为了活得像样一点。

古代朝鲜和古代中国一样，读圣贤书，考科举，做大官，是底层人突破阶层、向上流动的几乎唯一途径。

对书本的崇拜背后都是对成功的期待。

电影里经常引用《大学》开篇一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 昌大在昏暗油灯旁，捧着书本，反复诵读的时候，他期待的大概不是“至善”，而是“功名”。

读书，书本，知识，被简约为“成功”的代名词。

八零甚至九零一代大概都有这样的成长经历：从小学到高中，上学读书都是头等大事，拿名次，得奖状，全家光荣；十年寒窗苦读，终于榜上提名，家里最大的期待就是上大学，当大官，有出息；步入社会，酒文化，茶文化，圈子文化，办公室文化，潜规则，托关系，走门路，难得糊涂，权钱交易，溜须拍马，栽赃陷害，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胳膊拧不过大腿，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光脚不怕穿鞋的，这些书上从来没有教过的东西成了生活日常，而且美其名曰“社会大学”“生存智慧”。

学的是“真善美”，做的是“假恶丑”，学习知识成为个人利益最大化的高效方式。

曾经的手不释卷，早已变成烟不离手酒不离口。

十九世纪初期的朝鲜吏治极为腐败，电影中出现的“黄口充丁（未成年人被算成军丁而征税）”、“白骨征布（死人被列在征税名单上被征军布）”频频上演。

权贵阶层高谈阔论，不理世事，胥吏狐假虎威，盘剥百姓。

穷苦百姓唯一能抗衡的武器就是自己的生命。

这种情况可能发生在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历史时期。

没有制度是完美的，“坏”制度下也会有善政，“好”制度里也会有恶行。

所有的善恶都是人创造的。

如果你欣然接受，可能就像电影后半段靠学问成名后的昌大，终于看到人生曙光，接受曾经嫌弃他的父亲抛来的橄榄枝，“想抓泥鳅，自己要进泥塘” ，跻身儒林，研究仕途，推杯换盏，卖官鬻爵，鱼肉百姓。

你会心安理得，因为这是你艰苦付出应得的回报。

如果你坚决拒绝，可能会像电影里的丁氏兄弟，为了心中执着的信念，抛洒热血，蹉跎前途，穷困潦倒，依然不坠青云之志，安贫乐道，笃志躬行。

你会光明磊落，因为这是你一直追求的知行合一本真人生。

电影中的丁若铨代表一种理想人物，思想开明，心系苍生，忧国忧民，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他会问昌大：“为什么你们就是负责钓鱼，我们就只是负责吃鱼呢”。

东西思想交融和启发使他能跳脱出来，重新思考国家、君臣、人生和学问。

他的“离经叛道”注定了不被理解，他的真诚耿直注定了郁郁终身。

张昌大实际上完成了两次启蒙。

儒家经典和出人头地的梦想，让他精进学问，增益才智，一展身手；西学思想和官场现实，让他明辨是非，回归本心，如梦初醒。

知识是双刃剑，丁若铨和张昌大都靠掌握知识的秘诀一度取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也因为信赖知识的纯洁不能同流合污而放逐自我。

个人面对庞大的国家机器，是无力无能的。

他们意识到了，所以他们愿赌服输。

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了吗？

没有，现实意义上，他们都失败了。

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了吗？

有，命运最终是被他们自己掌握了。

知识越多越好吗？

鲁迅在《呐喊》的自序中，曾有一段经典的“铁屋子理论”：“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

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

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每写些小说模样的文章，以敷衍朋友们的嘱托，积久了就有了十余篇。

”然而最终推动社会变革的不是文化启蒙，批判的武器最终被武器的批判代替。

知识“无用”，但还是可爱的。

家居嫂用朴素的语言说：“种子重要，土地也很重要；播种的父亲重要，辛苦怀胎的母亲也很重要；看了这么多书，这些都不懂吗？

孩子们得知道母亲多么不容易，男人也得知道自己婆娘多么不容易。

” 因为捡到一个地球仪，丁若铨借机教导昌大：“那些西洋人，明知道世界是圆的，依然相信天主教。

所以我也运用圣礼学接纳了西洋的几何学和修理学。

圣礼学和西学绝不会是敌人，而是要一同前进的挚友。

”豆瓣上很多朋友评价这部电影的时候都多少带着遗憾，“这种历史题材本该由我们述说，但这是一部韩国电影。

”国产电影确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文化和题材的所谓归属其实不用过于纠结。

人类的文明史已经一万多年，国家和民族只是近二百年的新概念。

文化始终是流动的，每个群体都可以采取自己认可的部分接纳吸收，塑造自己的文化。

同在东亚儒家文化圈，这部电影水墨画般的气质与民贵君轻的价值观可以说是“中国”的，也可以说是“韩国”的。

学习知识本来应该是让我们求同存异，殊途同归，不该用来定高低，别贵贱，分敌友。

导演李濬益接受采访时说：“丁若钟把天主教当作宗教，丁若镛将其作为性理学的补充品吸收，但丁若铨把‘西学’当作哲学来接受,《兹山鱼谱》是其成果之一。

”“如果你想轻描淡写地看，那这部电影只是描述丁若铨和弟子昌大的关系，但再深入一步，就会发现价值观念的对抗，这是关于世界观冲突的故事。

丁若铨是以自己的方式接受西学，追求新哲学的人。

相反，丁若镛以性理学为基础，接受了部分西学。

而昌大是想在现有的秩序下取得成功的人物，因此比起丁若铨，他选择了丁若镛的道路。

在此过程中，与老师的观念冲突、思想的碰撞等等，都以电影的方式讲述着。

简单远观，你可以享受两人的友谊，如果深入挖掘文本的话，这将成为一部可以从哲学角度思考的电影。

”电影里的丁若铨说“我所期望的是，没有两班和贱民之分，没有嫡子和庶子之分，没有主人和奴隶之分，也不需要君王的那种世道。

无论是西学还是圣礼学，只要是美好的都可以用，我运用圣礼学接纳了天主学，但是这个国家，却连一个渺小的我也容不下，这个国家的圣礼学究竟是为了谁。

这个国家的主人是圣礼学，还是百姓？

”一个绵延了至少两千年也没有完美解答的问题。

韩国电影越来越以民众代言人的身份积极发声。

制度上韩国有标准西式民主政治的自信与骄傲，但骨子里也许依然东方色彩浓厚：强烈家国情怀，期待明君贤吏。

《兹山鱼谱》用一个非常传统和简朴的故事再一次讨论了人何以安身立命，完美世界也许永远不会到来，但人还是一代一代继续活下去。

“昌大啊，活成不断向上飞的鹤虽也不是坏事，但是即便被泥垢污秽沾染，也选择活得像兹山一样，荒凉黯然却生机勃勃自由惬意，也未尝不是有意义的事啊。

”

《兹山鱼谱》的故事背景是1801年发生于朝鲜半岛的辛酉迫害，此时被后世称之为“朝贡贸易体系”的亚洲经贸圈还未土崩瓦解，朝鲜半岛几乎还完全处于中华文化圈的辐射范围之内，整个半岛的社会文化体系依然还是中华文化在外部的延续和应用。

与此同时西学东渐之风已经持续两个多世纪，可以说电影中天主教徒丁若铨所受到的冲击和所处的生存困境，既有东西文化碰撞带来的矛盾，也极具传统士大夫特色。

朝鲜半岛的天主教传播1601年（万历二十九年）在中国南方活动多年的传教士利玛窦得以进入北京，他隐瞒了自己的传教目的，向朝廷敬献自鸣钟、八音琴和《坤舆万国全图》，由此得到信任，开始了“学术传教”。

西方传教士带来的“西学”自然也受到朝鲜使节的欢迎，他们从北京带回大量汉译西方书籍，大批朝鲜知识分子一面学习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一面接纳修习天主教。

1644年清兵入关，朝鲜的使节之名也由“朝天使”改为“燕行使”，随着进入中国的传教士逐渐增加，北京天主教会发展壮大，燕行使频繁出入天主教堂，甚至接受洗礼，最终在半岛成立朝鲜教会。

实学思潮与理学之争影片中张昌大年少气盛，言必称《论语》《大学》，一面看不上具体的生产劳动，一面想要通过圣贤书求取功名，令人想起无数明清小说里的人物。

儒学发展到明清，主流的性理大全一派，已经逐渐变得迂腐凋敝，人心也暮气沉沉，大多数世俗文人尽管熟读宋代五子的著作，但不过都是把这些书籍当作猎取声名利禄的工具。

在西方文明潮流的冲击下，面对扼杀人性的八股取士制度与在现实生产中无处不在的“实用理性”，终于初步形成一种实学思潮，尤其主张经世致用，以实测实学为探索和阐述现实物质世界的主要手段。

丁若铨所编的鱼谱，也并非百科全书派那样的基于启蒙思想的实践，而是实学思潮的具体表现。

天主教传播的异数天主教对于中华文化而言，必然是一种异质文化的存在。

早在利玛窦敕居北京期间，他就把侧重点放在传播西学上面，他意识到若无最高统治者的信任，传播教义必然无法获得最大范围的成功，因此他总结出一套关于在华传教的规则，首要便是遵守中国法度，可用儒学诠释教义。

可以说这套“利玛窦规矩”谨慎地没有去试探封建统治集团的底线，而其后进入中国的传教士，无论国籍，也大都遵守了这一原则。

与中国本土的迂回路径不同，天主教在朝鲜及日本的传播，却激进得多。

日本从安土桃山时代开始就有传教士活动，直到江户幕府颁布“禁教令”而引发岛原之乱，是农民阶层不堪重税的反抗，也是扩张迅速的天主教与传统佛教、神道教无可避免的巨大冲突。

而在朝鲜辛酉之乱中，甚至出现了黄嗣永帛书事件，信中要求西方帮助朝鲜本地教会发展，希望清廷吞并朝鲜，这一桩由意识形态冲突引起的事件，对朝鲜统治者而言无异于是倒反天罡。

守旧与革新：“士”的困局及其他作为东亚传统文化的主要负载者，与西方宗教文化不同，践行与发展文化的不是宗教僧侣，而是世俗文化人，也就是“士”这一阶层，他们既要“究天人之际”又要“传道授业解惑”同时还要保持“未知生焉知死”的积极入世态度。

与辛酉迫害名为铲除天主教派实为党争一样，历史上居于庙堂的士人也或多或少地受到政治的牵连，从先秦屈原到中古苏轼范仲淹乃至到近世，可以说贬谪文化已经是一种标志性的士人符号。

处于东西交点的丁若铨，虽然做的还是到放逐之地讲学授业那一套，但就影片的呈现而言，他所思考和传授的内容已经从君臣父子转向推翻阶级，甚至反抗东亚文化圈。

这可以说是“为天地立心”在西学启蒙之下的新阐述，也是作为电影角色而不是历史真人的丁若铨以东亚传统文化为表，而以韩国民族主体性为里的隐晦表现。

纯祖一年，处庙堂之高的知识分子丁若铨，因受辛酉迫害事件影响被发配到遥远的黑山岛。

在其兄弟丁若钟生死害命之际，他已经无法再度信任儒教，而是回归天主教，并从心理上摈弃程朱理学里的道义君权。

在清贫如洗的宽域地带，他无意中和年轻的渔民张昌大成为忘年之交。

张昌大指责丁若铨背叛了儒教，并深信性理学可以改造社会，身为两班后人的他只是暂时没有入世理想的机遇。

开发民智，辟启蒙，将引纳精神之哲学意绪，灌溉滔滔之大流，即是昌大所有的开疆僻壤的愿景。

他认为丁若铨受到邪恶学说的影响，因为丁若铨的思想的开阔性与前瞻性让丁认为知识分子应当建立并从属于无君无主、人人平等的清平世界。

而昌大却执迷于四书五经，并认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才是其所应当拥抱追寻的命运。

殊途同归源于他们内心深处的信仰，丁若铨的流放让其内心更具有自由的道家风范，并对岛上的各式鱼、藻类的生活习性乃至身体结构产生了强烈的兴趣，他已不再依附于政治，亦不相信千年传下来的使社会陷入疯劫中的封建政治谰言。

他和昌大一唱一和，分别从对方那里寻求思想和现实的养料，解剖各式的鱼，并以开明且旁若无人的态度娶了岛上的寡妇并生了孩子。

而昌大则娶了一位魅力可爱的少女，鹣鲽情深。

昌大不甘流于平庸，而是靠发愤读书以及父亲的贿赂参加了考试，以雅驯和通透的才华成为了进士。

但他发现越是入世，他的深沉朦胧的仕途之梦几近于破碎。

普通民众不堪被朝廷的私我势力压榨，竟然义愤填膺当众自我阉割，有血腥，但场面不乖张。

王权本应保护民众的利益与生存权，却成为荼毒怨念的刽子手，此时昌大才明了师父丁若铨的避于祸患守护自我的清流。

完成了《兹山鱼谱》的写作，丁若铨执笔而亡。

他在流放的十四年中与花鸟鱼虫相伴，有性灵知己挑战儒学作陪，有普通妇孺依依照料为价值的高格。

而昌大也远离了朝廷是非之地回到了岛上，并从丁若铨的书中找到了某种开阔的纵横捭阖的心的滋养物，阡陌纵横之间，写意一把海晏河清，画楼听钟。

这是一部纯粹的知识分子悲剧的韩国影片。

昌大的诗歌之咏，若铨的造物之初心，解决了五湖一孑孓的精神孤寂的感受，真正的学问的造就需要的正是悬梁刺股的精神譬喻，以不忍人之心写意中西文化交融之应和。

死亡对于丁若铨来说正是来世的修学，以及真正的精神性丰富和练达，他们都不愿做时代的傀儡弄潮，而是以超越偏见的心的哲学跳跃来一场洗练的幻霞灿雾林。

理想主义者的悲哀绝唱，来去纵横之间，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