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步举证

剧本还是有小问题，也不是特别出彩，不过瑕不掩瑜这是个好本子，得益于Jodie加分不少。

近2小时的独角独幕戏，海量台词、饱满的状态、分饰多角甚至还要负责调度，Jodie的表现无懈可击，情绪极为精准，切换口音这种细节对她来说游刃有余，看得出她是个gifted并且很努力的演员，感谢Jodie让我又一次被戏剧折服。

所有戏剧人都是辛苦的，这东西的呈现要求一气呵成容不得半点差错。

望着台下的观众和那块神圣的舞台，场铃一响不得不打起十二分精神走上去。

但我更爱戏剧的原因是所有人都会当着你的面把自己剖得血淋淋给你看、逗你乐，这多么可敬。

擦着眼泪谢幕的演员们称得上伟大，respect

没想到这么快就有新的年度佳作。

第一次在电影院看戏剧官摄就遇到了这么好的作品真是幸福啊！

看看你的左边，看看你的右边，这些事情就在我们身边，我们不能假装没有发生，有些事情必须改变！

曾经的泰沙笃定地相信这法律体系，可这一切在她的身份对调之后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当她坐在那个小房间的时候，她才体会到，詹娜有多么孤独。

当你被伤害，被审判的却是受害者，一遍又一遍地回忆那些痛苦的经历，这样的法律，是有缺陷的，必须改变！

我知道，他们会给出怎样的判决，但是就像詹娜一样，这一切并非徒劳无功，我们的每一次努力，都是对罪行的审判，都能撼动看似坚固无比的这栋老古董房子一点点。

这很艰难，但有意义。

因为，我们打仗不是为了赢，而是因为这场仗必须打。

完美的无可挑剔的科学的正确的最伟大的剧之一。

应该被列为全世界成年人必看剧，不看不许成人。

最让我感到振聋发聩的一句话是：当我以性侵受害者站在证人时我才明白，要求性侵证据清晰完美逻辑严密这一法规是完全有问题的，法律是由一代代的男性建立的。

这个世界的女性远远没有到可以说向下自由的那一天，这一代代由男性建构的法律体系需要我们修正，这一代代全是男性的派出所、法院、检察院、陪审团再无法容忍了，就像RBG说的那样，十二个大法官全部都要是女性才行，全部都要！

不战斗，等待我们的就只有蹂躏和死亡！

面对性侵，女性在事后除了做尽可能完整的证据留存等事后措施，在事前推动法律上、教育上程序正义修正，更要学会锻炼出足以防身的体格。

就该向冰岛那样，早早的鼓励女性更多尝试过往被定义为男性主导的格斗比赛，鼓励男性从小学会共情和感性思维。

女性没有时间休息了，她们必须从小摒弃所有玫瑰色的幻想，要明白，她们先天在体格上弱于男性，并且因此随时可能被摧残，在达到力量平等前她们绝不可能和男性有自由的性爱，她们的命运必须抓在自己手中。

在性爱中，只有男性发自内心的明白她不可能被他压在身下任他蹂躏，才是最根本整治性侵的手段，他们会通过女性的力量明白什么是No的。

双方再有智慧头脑社会地位的平等，在最原始的性爱中都无法消弭力量差距，没有任何时刻比此刻更想学会打拳。

要想夺回国家之间平等对话的自由，只有国防科技力量上的相对平等才能做到，千百年来的教训都告诉我们力量的落后会带来多少灾难，女性怎可放任自己生理力量低人一等！

所以在客观差距无法消弭的时候无论如何都不能异性恋，就像不能让小女孩和成男恋爱一样，不能让下属和上司恋爱一样，不能让学生和老师恋爱一样，没有权力的平等就不可能有爱情，同性恋是这个时代女人的宿命！

我没有那一刻比现在更恐异性恋，在千百年来的男权社会里找寻自由平等的爱情无异于粪中找花。

在达到力量上的平衡评估前应该禁止结婚，当然婚内强奸的判定也必须完善。

身为女性，我们要做的还有太多。

法律一直以来维护的是男性眼中的正义，我们努力必须让法律看向所有人。

“一些大律师从中央刑事法庭专程赶来看这部剧，她们提出了TESSA提案——《对严重性侵犯的质询方法提案》，并向政府提出异议。

还有中央刑事法庭的一位女法官，她将这部剧定为法官上任的必修剧目。

所以在法庭上，证人经历是公诉人必须听取和考虑的内容，而不是仅凭当事人对性侵经历感到困惑，或者证据不足，就妄下断论当事人在捏造是非。

这是极端离谱的。

我真的非常感激你们发现了这一点，我是从现在、当时的记忆和我们对生活的情节化阐释三个部分，来构建剧作结构的，女性对创伤的叙述与既有法庭更倾向采纳的证人证词是如此迥异不同。

”——编剧Eve·Ensler“从源头来看，将男人与男孩置入讨论中是非常有必要的，他们需要成为对话内容里的一部分，也需要支持这场运动，否则改变寥寥无几，最重要的一点在于他们需要站在我们这一边，对他们的性别教育需要被看见，每一件小事都至关重要。

……法庭上的庭审宛如儿戏，他们并不想弄清楚真相，只想得到他们想要的法律真相。

性侵相关法律的重点，往往会集中在男性身上，女性作为受害者负有精神难以承受的举证压力，传统上都是从男性嫌疑人有没有被诬告的视角出发，来自全社会的羞辱都加在了性侵受害者的身上，仿佛这原本就应该让她们承受，这是她们咎由自取的结果。

我想这部剧能够拓宽视角，让人们看见并且不带羞辱和恐惧的自由讨论女性受害者的感受，这件事实际上的全社会的羞辱，而我们必须共同努力创建一个更适合处理这类问题的对话机制，我希望由此能够在我们的社区，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孩子们中间建立这种意识。

包括在学校系统中谈论性同意，我想这是能够取得改变的唯一方法。

一旦我们开始讨论这些事情，你就不能假装它们并不存在。

这个社会一半由女性组成。

”——Soma（反强奸文化运动组织者）摘录自初步举证百老汇公演后编剧发起的圆桌会议。

第一次ntlive的体验，适应不错，全场看下来真的很服朱迪·科墨的肺活量和她大张大合收放自如的演技！

本片的标题很有意思，初步举证，和片中提到的初步审查是同样的格式，初步审查意味着将审判的权利移交给法庭本身而非陪审团，那么初步举证则是证人、原告、受害者基于自身立场的辩护。

二者的区别恰好对应了泰莎的前后转变。

她从坚信法律、致力于在法庭的博弈中扮演好自己角色的“冷血”律师，到幡然醒悟法律体系存在残缺与局限，敢于质疑问题根本的证人。

鲁迅在百年前说过:“从来如此，便对吗？

”这句话直到现在也丝毫不过时。

不然为什么明明是受害者，却需要在众目睽睽之下一次次揭开自己的伤疤，用大量无懈可击的细节来证明自己的无罪呢？

为什么明明是施暴者，却可以用一句轻飘飘的道歉和借口来粉饰自己犯下的罪行呢？

辩护律师一味地履行自己所谓的职责来进行无罪辩护，进而忽视被告可能存在的犯罪事实，这难道就是对的吗？

法律是人基于制定的，服务于人这个总体概念，自然也会不可避免地限制每一个单一个体。

而这种限制同时也会因为时代、制定者性别的因素产生分歧。

当泰莎时隔多时步入法庭，她看到法官是男人、被告的辩护律师是男人、就连速记员也都是男人。

偌大一个法庭，一个平等判决所有人类生死存亡，是非过错的神圣的殿堂，女性的容身之处竟然仅存在于夹缝之间。

这很悲哀。

所以尽管再痛苦、再绝望、再被事发时的阴霾所困扰，詹娜还是站了出来，她说:“我来这里不为别的，只为了让更多的女孩不要像我一样受到他的伤害。

”泰莎还是站了出来，她说:“我害怕我的一切受到影响——朋友、家人、工作，我害怕她人审视的目光落在我身上，但是，我不能辜负曾经那个坚信法律，坚信这个体系能带给我正义的审判的我自己。

”她还说，“这就是我，我们不得不承认，法律一直以来贯彻的证词一致性并没有那么适用于性侵案件，something has to change” 的确，something has to change，法律不应该非黑即白地框定出一个完美受害者的模板，然后粗鲁地把所有证人的证词套入其中。

作为同时审判两个性别的工具，法律应该兼具男性和女性共同的声音，这一点也同样是金斯伯格一直以来秉持的观点（堕胎法案在各国的差异性可见一斑） 影片海量的台词还引出了许多耐人寻味的思考，律师在辩护时酌情还是酌理、给有潜在可能犯罪的人做无罪辩护应秉持公平公正还是委托人优先的原则、改变法律时如何做到改变规则，建立新的游戏、在改变不了法律的情况下，被性侵时到底该如何处理才能贴近法律规定的完美受害者、性侵受害者因为没做出完美的反抗而承受的苛责何时能停止 题外话，这个牵扯颇多，让我联想到了最近盛行的对“房思琪式弱女文学”的审判，在这场声势浩大的声讨中，我没有看到同为女性最基本的同理心和作为人类的悲悯心，反而是自诩先进，自认为刀枪不侵的所谓“强女”对弱女的恐惧。

是的，她们看似刀枪不侵，实则脆弱无比，不承认人遇到问题本能想逃避的劣根性，转而想要扼杀她们认为人性中软弱的部分。

然而拒绝恐惧本身也是一种恐惧，不承认本身也是一种逃避。

前期的泰莎如此，批判房思琪弱女叙事的博主也是如此。

看看朱利安身边的男性朋友多么支持他，他们多么团结吧。

自诩强女的女性也请正视每一个或深陷泥潭、或身处险境、或思想有局限性的所谓弱女吧。

女性是一种处境，所有发生在一个个体身上的，过去、现在、甚至将来可能都在持续不断发生着，在施罪者得到审判、环境得到改变之前，请一直前行，一直直视身后和身前的人，一起找到新的出路，一起改变。

形式很新颖，全靠一名演员的独白撑起全场，像是独角戏或者某种脱口秀。

别说演，看下来都累。

讲述的内容呢，是一场“炮友”间的酒后强奸案，走了司法程序，但证据不足，陪审团认定被告无罪。

这种事例应该不少，类似的还有婚内强奸，法学领域各种案例和研究都很多了。

这位主创好像真是学法律出身，干过刑辩律师。

但结尾提出的解决思路，真的没有可操作性。

她说现在立法司法里，关于强奸罪的内容都是男权视角，应该换成女性受害者做主。

那到底该怎么操作，还是让人想不明白。

司法实践上千年积累下来这套做法，是靠天量的各种案例，从各个角度摸索出来的执行边界，它考虑的要素，不止是惩治罪犯，还要防止人利用法条设陷诬告，仙人跳做局等等。

所以司法只能看证据。

有人说，应该以受害者的心理评估为准，但心理评估的本身没那么客观，不同的人又千差万别，很难真正操作。

关于男女之间的强奸，清代刑事案例集里面已经有很多种，它区分的是“强”与“和”（两性的同意）这对概念，实际案例侧重插入阶段是否一直形成和意，有“以强始、以和终”的，还有“以和始、以强终”的…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更别说还有玩这方面游戏的，没法一刀切。

所以司法体系不是万能的，涉及难以确切举证的私密时空，难以完全指望司法。

但司法难以触及到的地方，才是这类作品的价值。

首先得有人站出来讨论，才能让更多人意识到，这是很严重的问题，在道德层面上起到警戒作用。

另外，人们以后对于性的耻感降低了，习惯公开谈这类事情，也会好得多。

不过耻感又是跟刺激程度呈正比的…

非常震撼的独角话剧，从观念内核到剧本写作到表演功力到舞台设计都是毫无疑问的满分。

剧中揭露的法律设计上的根本缺陷，我在《“我也是”：作为集体行动的公共舆论运动》（收入《空谈》第52-113页）一文中专门做了分析，这里姑且摘录相关章节代作影评吧。

空谈8.9林垚 / 2024 / 上海译文出版社第94-95页：『对性侵扰遭遇的心理创伤后果的无知，也会进一步造成对受害证言的不合理挑剔。

比如指控者“无法想起某些关键的时间地点”或者“在数次口供中对部分受害情节的描述前后不一”的情况，常常被认为足以证明其指控的不可靠。

然而相关研究早已表明，人类在遭遇严重心理冲击的情况下，的确经常只能对详细的事件过程形成较为碎片化的记忆，并且遗忘时间地点等“抽象”元素，却对周边的声音、气味等“感官”元素留下鲜明持久的印象——性侵扰受害者在这方面并不例外[15]。

人们对这方面研究的无知或无感，加上前述的性别偏见，便使得性侵扰案件的实际判断结果大幅偏向假阴性一侧……』（前文从略）§4.1 虚假的性侵扰指控比例究竟有多高？

在各类性侵扰指控中，“虚假（false）指控”的比例究竟有多高？

这是犯罪学界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

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公检部门在罪名定义、证据标准、办案方式、统计口径、数据完备性等方面的差异，以及不同研究者在数据使用方法上的分歧，均令相关研究长期无法达成一致结论。

2006年的一份综述罗列了1974至2005年间发表的20份论文或报告，其各自推算出的虚假强奸指控率，跨度竟然从1.5%直到90%，可谓天壤之别[1]。

不过更晚近的研究在方法上有所改进，结论跨度也大为缩小，基本上处于个位数百分比区间。

比如：2009年对欧洲九国的一项调查发现，这些国家执法部门官方判定的虚假强奸指控比例从1%到9%不等[2]；一篇2010年的论文分析了波士顿某大学1998至2007年间138件校园性侵指控的卷宗，发现其中有8件（5.9%）被校方判定为虚假指控，而这8件里有3件（2.3%）的指控者承认确系谎报[3]；发表于2014年的一篇论文，基于2008年洛杉矶警察局的性侵报案记录以及对办案警员的访谈，推测其中虚假指控的比例大约为4.5%[4]；2017年的一项研究通过整理2006至2010年间全美各地执法机构的办案结论，统计得出这段时间内强奸报案“不成立（unfounded）”的比例约为5%（“不成立”报案的范围大于“虚假”报案，还包括其它情节较轻达不到执法标准的报案），低于抢劫（robbery）报案不成立的比例（约6%），但高于谋杀（murder，约3%）、殴伤（assault，约1%）、入室盗窃（burglary，约1%）等其它类型报案不成立的比例[5]。

虽然近年的上述研究结论逐渐趋同，但它们对虚假指控比例的计算均基于执法部门本身的案卷归类，无法完全排除后者统计口径不合理或办案偏见方面的影响，因此仍有进一步降低的空间。

比如英国内政部2005年的一份调查报告发现，尽管英国警方将强奸报案的8%登记成“虚假指控”，但其中大部分卷宗明显未能遵守内政部的办案指南；在看起来遵守了办案指南的卷宗里，登记成“虚假指控”的比例便已降到3%；而且无论是8%还是3%，都远远低于办案警员在访谈中对虚假指控率的猜测（比如有警员声称：“我过去几年一共经手了几百桩强奸案，其中我相信是真实指控的，大概只用两个手就能数得过来”）[6]。

其它国家关于执法人员偏见的定性研究也得出了极其类似的结论，比如在2008年发表的一项对891名美国警察的访谈中，竟有10%的警察声称，报案强奸的女性里面有一半以上是在撒谎；此外还有53%的警察断言，这些女性里头有11%到50%是在撒谎[7]。

警员对性侵扰报案者（尤其报案女性）的严重偏见与敌意，一方面意味着，即便在遵守了办案指南的卷宗里，也可能仍然存在大量被错误定性为“虚假指控”的案例。

这方面最臭名昭著的当属新西兰的连环强奸犯马尔科姆·雷瓦（Malcolm Rewa）一案：早在他第一次犯罪时，受害者便向警方报案，并提供了抓捕雷瓦的重要线索；但新西兰警方出于对性侵受害女性证词的高度不信任，在对受害者进行了一番程序上的敷衍之后，将其报案登记为“虚假指控”束之高阁，导致雷瓦长期逍遥法外，又强奸了至少26名女性之后才最终落网[8]。

另一方面，执法人员的偏见与敌意也意味着，有大量的性侵扰受害者因此放弃报案，间接抬高了卷面上的虚假指控率。

比如英国政府平等办公室2010年的调查报告显示：尽管英国小区组织“强奸危机中心（Rape Crisis Centers）”的员工与警方有着密切的合作关系，但只有19%的员工表示，自己在被熟人强奸后会向警方报案[9]。

英国国家统计局2018年发布的英格兰及威尔士地区年度犯罪调查报告同样发现：在遭到性侵的女性中，只有17%选择了向警方报案[10]。

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在统计虚假性侵扰指控比例时，更有效地排除执法人员偏见导致卷宗错误定性对资料的干扰？

英国皇家检控署在2013年的报告中独辟蹊径，通过对比检方起诉性侵扰嫌疑人与（以“妨害司法罪”或“浪费警力罪”为由）起诉虚假性侵扰指控嫌疑人的数量，来判断虚假指控的比例；毕竟如果办案警员不是基于偏见胡乱登记“虚假指控”结案了事，而是一视同仁地严肃对待真实指控与虚假指控，就会把虚假指控者一并移交检方起诉。

该报告指出，从2011年1月到2012年5月的17个月间，英国检方一共起诉了5651起性侵扰案、35起虚假性侵扰指控案、3起虚假性侵扰指控兼虚假家庭暴力指控案[11]。

换句话说，根据英国警检部门的实际行为来判断，虚假性侵扰指控的比例仅为0.67%（5689起中的38起），远远低于前述所有研究的结论（并且这还尚未校准因为大量性侵受害者一开始便放弃报案而造成警方卷面上的虚假指控率虚高）。

毋庸赘言，检方对指控真实性的判断并不总是准确（注意这种不准确性是双向的，既可能错误起诉某些遭到虚假指控的嫌疑人，也可能错误起诉某些做出真实指控的受害者）；而刑事庭审虽然采取极其严苛的“排除合理怀疑”等标准、并因此基于残留疑点而放走一部分真凶[12]，却也仍旧无法完全躲避误信虚假指控、做出错误定罪的风险。

不过这些错误定罪的案件，大多数在性质上截然不同于一般人对“虚假指控”的“报案者根本没有遭到任何性侵扰、所谓受害经历纯属瞎编”式想象。

比如在密歇根大学法学院“全美冤狱平反记录中心（National Registry of Exonerations）”截至2016年底录得的、全美289起嫌疑人被法院错判有罪的性侵案件中，71%（204起）是陌生人性侵，尽管陌生人性侵只占全部性侵案件的大约五分之一。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错判有罪的性侵案件中，绝大多数（228起，占全部错判的79%）都是因为警方及检方搞错了作案者的身份，而这又基本上（200起，在搞错身份的案例中占88%）是因为受害者或其它目击者无法在一群陌生人中准确辨认出作案者（熟人性侵案中也有搞错作案者身份的情况，往往是因为受害人出于种种原因不敢或不愿指证真正的作案者，导致对警方和检方的误导）。

美国“黑人男性性侵白人女性”类案件的虚假指控率与错判率之所以高得出奇，除了白人社会及司法系统的种族偏见之外，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人类天生在“跨种族面部识别”方面能力不足，导致白人受害者及目击者经常误将无辜的陌生黑人当成实际作案者[13]。

综上所述，其一，现实中性侵扰报案的虚假指控比例本就很低，根据不同的研究方法，要么与其它类型案件的虚假报案比例处于同一量级（个位数百分比区间），要么其实是再往下一个量级（个位数千分比区间）；其二，社会文化及执法系统对性侵扰受害者（尤其受害女性）的偏见与敌意，又令现实中绝大多数性侵扰事件未被报案，间接抬高了官方资料中的虚假指控率。

对比可知，MeToo运动“催生大量虚假指控”的可能性，被质疑者不成比例地高估了。

其三，在导致冤狱的虚假性侵指控中，绝大多数确属真实发生的陌生人性侵，只是搞错了陌生作案者的身份。

与此相反，MeToo运动曝光的均为熟人性侵（毕竟若不知道对方身份，曝光便无从谈起），所以对冤狱概率的估算还可以进一步下调。

§4.2 女性证言的“可信度打折”、男子气概、“滤镜后的”男性中心视角当然，诚如MeToo质疑者所言，无论概率多低，虚假指控的可能性永远存在，因此理论上说，MeToo运动的展开、性侵扰证言的受到鼓舞，必然会令冤假错案的绝对数量有所增加（至于比例则可能增加也可能下降）；换言之，理论上一定会有某个无辜者因为MeToo运动而遭到虚假指控、甚至错误定罪。

对此问题，我们应当如何看待？

（1）首先需要指出一个简单的事实：不管什么类型的案件，在给定的举证责任标准下，报案数量的增加，理论上都意味着虚假指控与冤假错案的绝对数量随之增加，反之亦然；同样，给定审理案件的数量，对举证责任标准的任何调低，或者对指控方置信度的任何调高，理论上都意味着冤假错案的绝对数量（以及比例）随之增加，反之亦然。

同时，就算在刑事案件中严格遵守无罪推定原则、严格要求控方“排除合理怀疑”，由于断事者身为并无“全知”能力的人类，不可能百分之百地避免判断上的失误，冤假错案仍旧会时不时发生。

要想完全消灭冤假错案，唯有拒绝接受任何报案，拒绝在庭审中相信任何不利于辩方的证据，或者拒绝做出任何有罪判决。

这显然不是可行的办法。

尽管以剥夺基本权利为手段的刑事惩罚的严重性，是我们在刑事判决的假阳性（冤枉好人）与假阴性（放过坏人）之间权衡取舍的重要考虑， 但我们不可能为了百分之百消灭某种性质极其严重的假阳性结果（比如有人被错误地剥夺基本权利）而让假阴性结果超出某个可以容忍的限度。

所以真正的问题永远是，如何判断假阴性结果的恰当限度、如何在假阳性结果与假阴性结果之间找到最合理的平衡。

（1a）前文已经提到，在举证责任层面，这种平衡体现为“排除合理怀疑”、“证据优势”等不同证据标准之间的选择。

但在有了相关证据之后，怎样的怀疑算是“合理”怀疑？

双方证据究竟谁占“优势”？

这就涉及到证据评估层面的具体判断。

而人们对证据可信度的判断，总是受到或内在于人类认知机制、或从社会文化习得的种种偏见的影响；有了适当的举证责任标准之后，总体结果能否尽可能地向假阳性与假阴性之间的最合理平衡靠拢，便取决于证据评估过程中能否尽可能地剔除系统性偏见的影响。

父权社会普遍而系统的性别偏见，无疑是影响人们对性侵扰指控可信度判断的最大因素之一。

正如前引的诸多调查报告所示，受理性侵扰案件的警员，总是极其严重地高估虚假指控（尤其是来自女性报案者的虚假指控）的比例。

对女性证言的“可信度打折（credibility discount）”现象由来已久，而且普遍存在于性侵扰指控之外的其它各种领域[14]。

这种不信任，一方面出于父权社会对女性理性能力的贬低（认为其与儿童一样“理性尚未发育完备”），另一方面出于父权社会对女性（在某些问题上或某些情况下）的道德猜忌：比如所谓“最毒妇人心”，亦即认为女性的道德下限低于男性；或者“婊子无情戏子无义”，亦即认为从事性工作的女性（以及有过较多性伴侣或性经验、因此被指“私生活不检点”的女性）绝不可信。

面对性侵扰指控时，这些偏见既导致对指控者意图的高度怀疑（“我看当时其实是你情我愿半推半就，只不过办完事儿后悔了想假扮纯洁？

或者根本就是闹矛盾了故意陷害对方吧？

”），又导致对受害证据（尤其是证言）的无端挑剔。

（1b）对性侵扰遭遇的心理创伤后果的无知，也会进一步造成对受害证言的不合理挑剔。

比如指控者“无法想起某些关键的时间地点”或者“在数次口供中对部分受害情节的描述前后不一”的情况，常常被认为足以证明其指控的不可靠。

然而相关研究早已表明，人类在遭遇严重心理冲击的情况下，的确经常只能对详细的事件过程形成较为碎片化的记忆，并且遗忘时间地点等“抽象”元素，却对周边的声音、气味等“感官”元素留下鲜明持久的印象——性侵扰受害者在这方面并不例外[15]。

人们对这方面研究的无知或无感，加上前述的性别偏见，便使得性侵扰案件的实际判断结果大幅偏向假阴性一侧；所以若要达到假阳性与假阴性的恰当平衡，相应的矫正无疑是，争取调高人们对性侵扰指控及相关证据的“缺省置信度（default credence）”。

（2）性别偏见的影响，还不仅仅体现在性侵扰指控的证据评估层面，而是一开始就型塑了人们看待“虚假指控”问题（及其严重性）的视角。

比如前面提到，即便采用“个位数百分比区间”的估算结果，强奸报案不成立的比例在各类刑事案件中也并不高得出奇，甚至还低于抢劫报案不成立的比例；但绝大多数人在对虚假强奸（或其它性侵扰）指控忧心忡忡的同时，却并没有对虚假抢劫指控的“泛滥”抱有同等程度的恐慌与敌意（甚至绝大多数人可能从来没有想过虚假抢劫指控的问题，更不用说对其有任何恐慌了）。

产生这种差异的一个关键原因是，由于父权社会的潜移默化，人们在抽象地思考案件时，很容易自动代入男性中心视角。

由于性侵扰的受害者绝大多数是女性、作案者绝大多数是男性、指控绝大多数时候是女性针对男性做出[16]，因此男性中心视角很自然地导致对性侵扰指控的过度焦虑与怀疑：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万一是虚假指控该怎么办？

“他”的人生不就被“她”给毁了吗？

相反，其它类型案件的虚假指控则不存在这一问题；尽管某些阶层（比如穷人、流浪汉、进城农民工）或族群（比如美国的黑人）可能特别容易遭到虚假指控，但这些阶层与种族往往在话语权方面同样处于劣势，他们的视角因此更容易被主流社会文化忽略、而不是得到代入。

（2a）需要注意的是，旁观者此处自动代入的“男性中心视角”，严格来说其实是一种“滤镜后的（filtered）男性中心”视角。

尽管从比例上说，绝大多数性侵扰是男性针对女性作案，但从绝对数量上说，男性对男性、女性对女性、女性对男性的性侵扰同样发生得非常频繁。

事实上，无论依据哪个来源的资料进行统计，男性一生中遭到强奸（或其它类型性侵扰）的概率，都远远高于其遭到虚假强奸指控（或其它类型虚假性侵扰指控）的概率——比如根据2015年的一份调查，美国男性有2.6%曾经遭到强奸或未遂强奸，24.8%曾经遭到带有身体接触的性暴力，17.9%曾经遭到带有身体接触的性骚扰[17]；这比一名男性一生中遭到虚假强奸指控或虚假性侵扰指控的概率（遑论因此被错误定罪的概率），高出了不知多少个量级[18]。

然而在父权社会文化对性侵扰的刻板印象中，“男性遭到（无论来自男性还是来自女性的）性侵扰”的可能性却被下意识地过滤或屏蔽了，以至于当人们自动代入“男性中心视角”时，后者却并没有将性侵扰的男性受害者的视角（以及女性嫌疑人的视角）同时包括在内。

对男性受害者经验的过滤，凸显了父权社会传统性别角色模式所造成的偏见与伤害的双向性（尽管两个方向上的偏见与伤害程度未必对等）：当女性被贬为“理性能力不足”或“狡诈不可信赖”的生物时，男性也被桎梏并压抑在“男子气概（masculinity）”的要求之中。

性方面的“征服力”正是传统性别角色模式中“男子气概”的一大体现，而性方面的“被征服”（既包括被性侵扰，也包括异性恋视角下无论自愿还是非自愿的“被插入”），在传统“男子气概”标准下可谓莫大的耻辱；性侵扰的男性受害者，也往往畏于外界对其“不够男子汉”的二重羞辱与攻击（一如女性受害者经常遭到“荡妇羞辱”），而不敢报案或向别人吐露自己的遭遇。

比如美国黑人影星特里·克鲁斯（Terry Crews）尽管外型硬朗、肌肉强壮，但当他在MeToo运动中曝光自己也曾经遭到好莱坞制片人的性骚扰时，却迎来了男性网民的疯狂围攻指责，认为他丢尽了男人的面子。

至于男性遭到性侵扰的经历之普遍程度，更是对“男子气概”这一迷思本身的巨大冲突；要维持迷思，就不得不在父权视角中过滤或屏蔽男性受害者的经验。

（2b）这种“滤镜后的男性中心视角”还有一种常见的变体，即“滤镜后的异性恋男性中心视角”。

由于男同性恋的存在对父权社会的“男子气概”叙事制造了极大的困难[19]，因此在性少数权益逐渐得到正视的今天，代入“滤镜后的男性中心视角”者便往往不自觉地将男同性恋的经验作为“特例”悬置一旁，以此使得“男子气概”叙事继续在“异性恋规范（heteronormative）”的话语框架内部不受动摇。

这种下意识的心态反映在对性侵扰问题的理解上，即是默认遭到性侵扰的男性都是同性恋，异性恋男性绝无遭到（不论来自男性还是来自女性的）性侵扰之虞。

换句话说，性侵扰的异性恋男性受害者的经验，在经由“排除同性恋特例”所得的“滤镜后的异性恋男性中心视角”中，仍然属于被过滤与屏蔽的对象（与此同时，这一视角也依旧忽略着“女性对别人实施性侵扰”的可能性）。

MeToo运动在鼓励大量女性受害者公开陈述自己遭遇的同时，也让男性受害者（比如陶崇园、特里·克鲁斯、张锦雄事件中的诸多受害者、被女教师性侵的男学生、被教会神职人员性侵的无数男童）的境况获得了公众的关注。

讽刺的是，当MeToo质疑者对MeToo运动表示有保留的赞许时，这种赞许往往却又出自“滤镜后的异性恋男性中心视角”对性侵扰受害者身份多样性的屏蔽，比如：〖如果一定要对#metoo运动做一个“好”或者“不好”的判断，我会说这是好事，因为它是一场教育运动，对男人而言，教育他们节制与尊重，对女人（以及某些男同）而言，教育她们（他们）自我保护，尤其是尽可能第一时间清楚 say no或甚至报警。

〗（L.2）——可以看出，作者下意识地认为，性侵扰的作案者只可能是男性、不可能是女性；性侵扰的受害者只可能是女性和同性恋男性、不可能是异性恋男性。

（3）总结上面的讨论：对于“MeToo运动将导致性侵扰虚假指控与错误定罪的绝对数量增加，从而必将对某个无辜者的蒙冤负有责任”这种批评，应当如何看待？

其一，诚然，对于任何个案，我们都需要极其认真谨慎地评估具体证据，尽量避免无论假阳性还是假阴性结果的发生；但就整个系统而言，个案的假阳性判决，在任何类型的案件、任何合理的举证责任方案、任何合理的审判程序中均不可能完全避免。

在系统层面必须保障的，绝非不计后果地将假阳性概率一路降低到零（这意味着完全放弃司法体系的定罪功能），而是确定和维持（或者尽量接近）假阳性概率与假阴性概率的最合理平衡；这个平衡可能非常接近于假阳性概率为零，但绝对不会是等于零。

在父权社会的现实中，对女性证词的“可信度打折”使得性侵扰指控的证据评估存在系统性的偏差；人们对性侵扰受害者心理创伤后果的无知加剧了这种偏差；受害者遭遇的社会敌意与羞辱（包括对受害女性的“荡妇羞辱”与对受害男性的“男子气概羞辱”）又令其中大多数人不敢报案。

凡此种种，都使得假阴性概率远远高出合理的范围，现状与合理平衡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偏差。

在这种情况下，MeToo运动鼓励受害者出面倾诉、鼓励人们更加信任倾诉者的证言，恰恰是将极度偏差的现状稍稍地往平衡点方向扳回一些，但也远远没到能够真正将其扳回平衡点的地步，遑论造成假阳性概率的不合理攀升。

这个过程中确实可能出现若干假阳性个案，对此我们只能通过具体证据评估中的认真谨慎来尽量防范；但倘若不同时竭力清除性别偏见在证据评估层面的系统性污染，单靠“认真谨慎”并无助于解决整个系统的产出结果高度失衡的问题。

其二，既然如此，仅仅出于对假阳性个案的恐慌，而否定尽力缩小现状与合理平衡之间系统性的巨大偏差的意义；或者至少在权衡二者的先后时，赋予前者（避免假阳性个案）不成比例的权重；同时又并未对其它类型案件的虚假指控与错误定罪表现出同等程度的恐慌——这样的心态根本上是对父权社会“滤镜后的男性中心视角”的内化。

在“异性恋规范”的传统性别角色话语的潜移默化下，这一视角使得观察者下意识地过滤和屏蔽了男性（尤其异性恋男性）遭到性侵扰的可能性、以及女性施加性侵扰的可能性，再加上对女性证言的“可信度打折”，便导致了对“女性诬告男性对其性侵扰”这一极小概率事件的过分关注，以及对整体图景（包括现实与合理平衡之间偏离程度）的忽略。

一旦跳出这一视角的桎梏，即可发现，尽管虚假性侵扰指控的情况确实存在，但对此不成比例的恐慌，其实只是父权社会文化一手缔造的庸人自扰。

（后文从略，部分章节见：https://www.douban.com/note/864521253/ ）[1] Philip N.S. Rumney (2006), “False Allegations of Rape,” Cambridge Law Journal 65(1): 128-158，第136-137页。

[2] Jo Lovett & Liz Kelly (2009), Different Systems, Similar Outcomes? Tracking Attrition in Reported Rape Cases Across Europe, London: Child and Women Abuse Studies Unit, London Metropolitan University；各国比例从低到高分别为：匈牙利1%（第69页）、瑞典2%（第100页）、德国3%（第62页）、奥地利4%（第34页）、苏格兰4%（第94页）、比利时4%（第41页）、葡萄牙5%（第85页）、英格兰及威尔士8%（第49页）、爱尔兰9%（第78页）。

[3] David Lisak, Lori Gardinier, Sarah C. Nicksa & Ashley M. Cote (2010), “False Allegations of Sexual Assault: An Analysis of Ten Years of Reported Cases,” Violence Against Women 16(12): 1318-1334。

[4] Cassia Spohn, Clair White & Katharine Tellis (2014), “Unfounding Sexual Assault: Examining the Decision to Unfound and Identifying False Reports,” Law & Society Review 48(1): 161-192。

[5] Andre W.E.A. De Zutter, Robert Horselenberg & Peter J. van Koppen (2017), “The Prevalence of False Allegations of Rape in the United States from 2006-2010,” Journal of Forensic Psychology 2(2), 119: 1-5。

[6] Liz Kelly, Jo Lovett & Linda Regan (2005), A Gap or a Chasm? Attrition in Reported Rape Cases (Home Office Research Study 293), London: Home Office，第51-53页。

[7] Amy Dellinger Page (2008), “Gateway to Reform? Policy Implications of Police officers’ Attitudes Toward Rape,” American Journal of Criminology 33(1): 44–58。

[8] Jan Jordan (2008), Serial Survivors: Women’s Narratives of Surviving Rape. Sydney: Federation Press，第214页。

更多类似案例，参见Jan Jordan (2004), The Word of a Woman? Police, Rape and Belief.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9] Jennifer Brown, Miranda Horvath, M, Liz Kelly & Nicole Westmarland (2010), Connections and Disconnections: Assessing Evidence, Knowledge and Practice in Responses to Rape, London: Government Equalities Office，第40页。

社会文化及执法系统对熟人性侵受害者的偏见与敌意尤其严重，相关分析参见诸如Michelle Anderson (2010), “Diminishing the Legal Impact of Negative Social Attitudes to Acquaintance Rape Victims,” New Criminal Law Review 13(4): 644-664等。

[10] Crime Survey for England and Wales (2018), Sexual Offences in England and Wales: Year Ending March 2017, London: 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

[11] Alison Levitt QC & Crown Prosecution Service Equality and Diversity Unit (2013), Charging Perverting the Course of Justice and Wasting Police Time in Cases Involving Allegedly False Rape and Domestic Violence Allegations: Joint Report to the Director of Public Prosecutions, London: Crown Prosecution Service，第6页。

该报告标题及正文所用“强奸”一词，实际上包括其它类型的性侵扰，见第5页注5。

此外报告中还提到，其间英国检方共起诉了111891起家庭暴力案、6起虚假家庭暴力指控案、3起虚假性侵扰指控兼虚假家庭暴力指控案，由此可知检方认定的虚假家庭暴力指控比例仅为万分之0.8（111900起中的9起）。

[12] 前引英国皇家检控署报告提到，2011至2012年间，在英国检方起诉的性侵扰或家庭暴力案件中，经由庭审成功定罪的比例为73%，见Levitt & Equality and Diversity Unit, Charging Perverting the Course of Justice and Wasting Police Time in Cases Involving Allegedly False Rape and Domestic Violence Allegation，第2页。

不过从这一资料中并不能得知，庭审释放的嫌疑人究竟有多少确属遭到错误指控、有多少实为真凶却因证据不足而逃脱法网。

[13] 见前引Gross, Possley & Stephens, Race and Wrongful Convic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第11-12页。

[14] 参见Pam Oliver (1991), “‘What Do Girls Know Anyway?’: Rationality, Gender and Social Control,” Feminism & Psychology 1(3): 339-360；Miranda Fricker (2009), Epistemic Injustice: Power and the Ethics of Knowing,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Deborah Tuerkheimer (2017), “Incredible Women: Sexual Violence and the Credibility Discount,”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 166(1): 1-58等。

[15] 比如参见Amy Hardy, Kerry Young & Emily A. Holmes (2009), “Does Trauma Memory Play a Role in the Experience of Reporting Sexual Assault During Police Interviews? An Exploratory Study,” Memory 17(8): 783-788；Michele Bedard-Gilligan & Lori A. Zoellner (2012), “Dissociation and Memory Fragmentation in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An Evaluation of the Dissociative Encoding Hypothesis,” Memory 20(3): 277-299等。

[16] 比如根据前引英格兰及威尔士年度犯罪报告，强奸受害者中女性占88%，男性占12%；其它类型的性犯罪受害者中女性占80%，男性占20%；见Crime Survey for England and Wales, Sexual Offences in England and Wales: Year Ending March 2017，第11页。

另据全美伤害预防与控制中心的一份调查，在遭遇过强奸的女性中，98.1%只被男性强奸过；在遭遇过强奸的男性中，93.3%只被男性强奸过；参见National Center for Injury Prevention and Control (2010), National Intimate Partner and Sexual Violence Survey: 2010 Summary Report，第24页。

其它报告得出的结论基本相同，不再赘述。

[17] National Center for Injury Prevention and Control (2015), National Intimate Partner and Sexual Violence Survey: 2015 Data Brief – Updated Release，第3页。

[18] 感兴趣的读者可以根据前引诸多关于虚假性侵扰指控比例及错误定罪数量的研究，结合所在国家的成年男性人口数量，自行换算相应比例。

[19] 参见Michael S. Kimmel (1994), “Masculinity as Homophobia: Fear, Shame, and Silenc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Gender Identity,” in Harry Brod & Michael Kaufman (eds.), Theorizing Masculinities, London: SAGE，第119-141页。

昨天被B站推送了National Theatre Live的新话剧《Prima Facie》，因为撇了一眼是律政题材，我就下意识点开视频，结果几乎是一口气看完，期间落泪数次，情绪也久久不能平复。

该剧的梗概，就是一位出身平凡的英国女生，通过不懈努力考入剑桥学习法律。

毕业之后，她成为辩护律师，在法庭上屡屡凭借巧言善辩，帮助被告人打赢官司。

眼看未来一片大好前程时，她却在某天晚上被约会的男同事酒后强暴，从此开始了人生噩梦。

在经受了782天的身心折磨之后，她以原告人的身份出庭作证，只为将伤害她的人绳之以法。

简单说几点我的观影感受吧：1、Jodie Comer的全场表现，值得落幕时观众们的standing ovation，我想她的演艺之路一定会前途无限。

虽然至今我也没看过《Killing Eve》那部大火的美剧，但Jodie的话剧首秀还是让我真切感受到，她一个人在台上撑起近2小时的戏，得需要多大的体力和才华呀。

Jodie不仅酣畅淋漓地呈现大段大段的台词，还能借助肢体和音色变化，再现不同人物的戏剧冲突。

同时，她还不断更换装束、移动道具，以便快速切换剧中场景。

不知道为什么，我看Jodie表演的某些瞬间，会联想到另一位英伦才女演员Emma Thompson的模样和声线，总之是对她一见如故，大为欣赏。

2、最近十来年，英国的文艺创作者在女性议题的讨论上，确实做到了不断突破和深化。

我记得，在2011年BBC推出的律政剧《Silk》中，有一集就是关于某女性被前男友性侵的案件。

剧中的辩护律师Martha（也是我最爱的英剧女主角）极不情愿接手此案，为可能有罪的男方辩护，因为她深知：每一位声称遭受性侵的女性，都会被警察和律师无情盘问：她们是否穿着暴露、是否喝酒过量、是否生性放荡、是否投怀送抱。

最终，性侵案件的定罪率是极低的，在社会影响上也会对女性权利的争取愈加不利。

然而，出于律师的职责要求，她不得不竭尽全力为自己的客户洗清罪名，目睹未能胜诉的女方在法庭外情绪崩溃。

在本集的最后一幕，Martha回到家中，伴随着唱片机里的悲伤灵歌，独自一人默默痛哭。

如今2022年，类似的题材再次被搬上舞台，最后的结局还是一样令人失望。

但是，这次的女主角Tessa，因为既有过像Martha一样为潜在性侵施暴者辩护的经历，又有过身为性侵受害者无力举证的不幸遭遇，她最终勇敢地在法庭上指出：现有的法律体系，总是要求受害者的证词逻辑清晰，只有这样它才能被当作可信的定罪依据。

当女性受害者面对律师咄咄逼人的诘问，出现情绪波动、言词不一时，就会被认为是当庭说谎、进而输掉整个官司。

可现实是，女性对性侵过程的细节记忆，很可能是混乱不清的，因为她们在案发那刻，经受着极度的身体恐惧和精神创伤，也因为她们在日后，面对种种质问和异样眼光时曾产生过自我怀疑。

所以，性侵案件难以定罪的问题不在于女性，而在于法律本身。

人类社会几千年形成的法律框架，是一代代男性主导制定的，它没法从女性角度来展现全部真相，实现公平正义。

或许，我们未来应该努力的事情，是去质疑和改变现有法律，而不是漠视或拷问每位受害者。

最后，还是记录下《Prima Facie》剧中的一段原话，希望能引发更多人去思考社会现状，发出微弱却宝贵的声音；也希望国内的影视编剧们，能跳出“霸道总裁爱上我”、“后宫佳丽争君宠”的老套题材，不断向高手学习，精进业务水平呀。

“There was a time, not so long ago, when courts like this did not see non-consensual sex in marriage as rape, did not see that battered women fight back in a manner distinct from the way that men fight. Yet once we see, we cannot unsee, can we? Now I see, from my own experience, that we have got it all wrong when it comes to sexual assault... The law is an organic thing. It is defined by us. It is constructed by us, in light of our experiences, all of ours, so that there are no excuses any more. It must change because the truth is that one in three women are sexually assaulted, and their voices, they need to be heard, they need to be believed, in order for justice to be done.”

断了三年的NTlive，终得再续前缘，鼻酸😢开门大戏是朱迪·科默的舞台剧处女作《初步举证》。

“小变态”火力全开，精准地驾驭了海量台词和高强度的肢体语言，扮演了一个上半场玩弄法律规则于股掌的律政俏佳人，下半场惨遭性侵后被法律规则玩弄于股掌的受害者的换命角色，左右互搏，朱迪令人信服地表现了女性在双重角色间承转启合的张皇、撕裂和悖谬，超越了性同意到底是yes或no的争吵层面，直指男性主导的司法体系不适配性犯罪案件中的女性受害者的法律Bug。

这部独角戏去年四月在伦敦西区剧院连演9周共80场，一部真正用“身体力行”为女性鼓而呼的平权大戏。

剧场之外的现实是：1/3的女性会在一生中遭受某种形式的性侵犯；只有1.3%的强奸案被起诉，获胜更是寥寥；在英国，直到1991年婚内强奸才成为非法行为……有这样的世道垫底，恐怕就没人好意思去挑剔本剧用力过猛或人物设定太抓马这些鸡毛蒜皮了吧。

第一次看话剧、也是第一次在电影院看话剧的经历，选择了《初步举证》。

一开始我很奇怪为什么这个场次只有我一个人，后来我很庆幸整个影厅只有我一个人，于是可以痛快地放声大哭，哭到头晕、发冷颤、狼狈不堪。

我的眼前闪过无数张男人的脸，有的清晰，有的模糊，有的出现在很快被遗忘的新闻上，有的被湮没在被恶意揣测的传言里，有的消散在一条条「保研路」、一处处「青纱帐」以及无边无际的空间里，和尘土落叶一起嘎吱嘎吱踩踏着受害者的痛苦、恐惧和尊严。

受害人永远被鞭笞，被质问，被要求一遍遍重复自证，在男人制定的游戏里，女人怎么有闯关成功的可能？

看见了，就不能当做没看见。

被捂住嘴，就说明不能噤声。

不要沉默，要掀桌，作新的游戏规则。

虽然对话剧的高强度表演早有耳闻，但当真的坐在影厅里的时候还是被深深震撼到了。

朱迪·科默真是伟大的演员啊，两小时的独角戏，不同角色状态的切换，复杂多元的情绪表达，通过高密度的台词、肢体动作、舞台走位，给予观众全方位的剧烈冲击，看得我全身一次一次地起鸡皮疙瘩。

舞台上那场下了782天的漫长的雨，仿佛结结实实地浇在我身上，是那么的冰凉刺骨，以至于走出影院很久都没缓过劲来。

影院楼下的商超，在卫生清洁用品前铺着大幅的“女神节”广告，我不得不被再次提醒，现实世界的我们，也还有那么长的路要走。

看到扑和琥珀的案子，再看到jodie的新剧预告，以及和身边的人对线amber和depp的案子后，我突然开始反思自己是否强大到可以成为一个坚定的女权主义者。

组里在讨论部分女性批判amber毁了me too运动，抹黑了女性群体，说她是abuser 而非是victim。

现在的我想不明白是吃了怎样的洗脑包才说出这么一番话，但两年前的我也说出过一模一样的话，两年前的我也心疼过吸毒家暴男扑子。

这两年到底看了哪些文章跟哪些人进行了交流，我才有了这样的变化？

还是说是因为自己的女权主义更加坚定了？

我想两年前的我，为什么说出amber抹黑了女性群体这样的话？

有一部分是因为深知自己对抗不了那些心疼depp的厌女癌，我在网上骂不过，在现实生活中更是看着厌女癌们横行在父权制的社会而自己却无能为力。

那这个时候我怎么做了？

顺从，讨好，卑躬屈膝，把自己伪装成父权制的走狗，以希冀能够获得厌女癌的认可，获得一句“啊，你真是个好女人”的认可。

现在想来真的想发笑，但我也同时理解着依然想做父权制走狗的厌女癌们，毕竟我也曾经是其中的一份子，我深知人是多么容易妥协给打不过就加入吧的懦弱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