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贝日记

没办法不把《拉贝日记》和陆川的《南京！

南京！

》做对比。

几乎在同一时间上映，题材又是在中国极端敏感的南京大屠杀——甚至连《南京！

南京！

》这部电影中，都不可避免的提到了拉贝这个人。

而在电影上映之前，《南京！

南京！

》的导演陆川就已经将自己的电影和《拉贝日记》牵扯到了一起。

他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曾表示，拉贝的作用根本没有那么大，中国人不应该只记住三十万的死亡人数和拉贝。

我还没有看《南京！

南京！

》，所以不好评价这部电影。

但是对于陆川导演对拉贝的的一些言辞，还有颇有些不认同。

就我个人来说，一个很显而易见的问题，不是我单单记住了三十万的死亡数字和拉贝这个人，而是我在此之前，根本就不知道拉贝这个人。

我相信，对于许多人来说，拉贝这个人是谁，可能也是无关紧要的。

这可能是我的臆断，不过也许两部电影获得的不同待遇可能会说明一些问题。

我是在石家庄看到《拉贝日记》这部电影的，观影地点是这座城市最好的电影院之一。

比《南京！

南京！

》上映时间要晚的《拉贝日记》，被安排在了最小的数字放映厅——只能容纳23个人。

而在此之前的《南京！

南京！

》则在两个大的放映厅同时上映，每个厅里可以容纳二百人。

而当电影开始的时候，我们这一场也只有四个人在看。

我们刚进场的时候，女朋友还开玩笑：“不会是我们包场吧？

”“上一场有几个人看‘拉贝’？

”电影开始之前，我问门口的检票员。

“四个。

”她回答道。

看起来确实没有太多人在意拉贝是谁，也不会有太多人在意是否记住这个人——其实我也不在意，虽然看完电影后，我对我的不在意心存惭愧。

但是我在意的是，我们无论是看《拉贝日记》也好，看《南京！

南京！

》也罢，我们到底要记住什么？

陆川导演又要我们记住什么呢？

我在之前写《我为什么不喜欢<叶问>而喜欢<赤壁>》的文字中，曾表示，只是让人记住仇恨的抗日题材的电影，不是好的电影。

我不知道《南京！

南京！

》希望让人们记住什么，但是我感觉，在《拉贝日记》中，有一些值得我们记住的好东西——不只是拉贝本人，不只是国际友谊，更是一种普世的人道主义。

对于战争来说，人道主义可能是最难缠的敌人。

那些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对此恨之入骨。

那个日本亲王，最后为什么不敢向拉贝及其朋友们开枪？

我想，不完全是因为日德同盟的关系，更是迫于国际社会对于战区人道主义的关注——人们可以不在意国际正义，不在意一个国家正在欺凌另一个国家，但是却非常在意人道主义。

探讨这个话题当然很有意义，但是我对背后的原因知之甚少。

但是无论悖论是多么的令人困惑不解，对于那些“平民区”内的难民们来说，他们至少保住了自己的生命。

或许，电影中的说法真的有些夸张，或许拉贝和他的朋友们，并没有挽救二十万人的生命。

我不知道争执于这个数字的多寡意义到底有多大，我只是知道，对于那些免于一死的人们来说，拉贝真的做的不坏。

要知道，拉贝是个德国人，是一个纳粹党员。

而正是这个纳粹党，这个德国人，和其他的朋友们一道开始挽救与他们关系不大的中国人。

这是电影中的又一个悖论。

我知道全世界的人，对纳粹党和纳粹的旗帜都恨之入骨。

但是，就在日本人轰炸南京的那个晚上，成百个中国人——他们大多是拉贝所在的工厂的工人——躲在一面巨大的纳粹旗帜下面，免于日军战机的轰炸。

而身患糖尿病的拉贝，最后还是依靠日本人提供的胰岛素捡回了生命。

然后，重新活过来的拉贝，又开始打起精神，为了保护难民们，和他的战友一起，站在了日本人的枪口面前。

看起来，这是一部完全由外国人做主导的电影，电影里的主角都是外国人。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陆川导演对这部电影抱有偏见的原因之一。

他或许——我只能说或许——过分夸大了拉贝等外国人的作用，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连当时中国政府，都放弃了这座城市的情况下，面对着那些残暴的日本人，似乎贫弱的中国民众，也只能依靠拉贝等人——并不是每个人都能那么幸运，得到拉贝和他朋友么的帮助，但是那些得到帮助和庇护的人来说，确实是幸运的。

或许，《南京！

南京！

》在表现手法上，会比《拉贝日记》更好，拍的也更好看。

但是我实在不想再看这部电影了。

虽然我上面罗列了许多《拉贝日记》的好，但是在我心中落下最深印记的，仍旧是电影所呈现出来的恶。

那是一种几乎让我感到呕吐的恶。

在黑呜呜的电影院里，每当那些恶出现的时候，我都会一哆嗦。

这不是一种矫情，而是当你真正的想像自己处于那种境地的时候，当自己做为俘虏，坐在空地上，前面几个日本兵拿着自己同胞做杀人比赛的时候；当你想到，你也即将成为他们人头数中的一份子的时候；当你感觉自己身处的那艘油轮，被第一枚炸弹炸到的时候；当你刚刚站起来，却被机枪扫射，木然倒下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看到的不只是中国人，只是看到了一个又一个的生命。

我有时候会想象到我就在其中。

我想我可能真的记不住仇恨，但是却能记住那种恐惧。

原地址：http://www.lipuman.com/archives/do-not-only-remember-john-rabe

首先想发点牢骚。

《拉贝日记》只有一个厅放映，其它影厅全是《南京南京》这种照顾本土电影票房的手段实在很小家子气。

看了《南京南京》，豆瓣的影评给了3星。

《拉贝日记》则不得不给4星。

南京人对拉贝有深厚的感情，因为他对南京人乃至全体中国人来说是个大恩人。

可是对于拉贝先生的了解，我们也只是知道个轮廓。

电影为我们展现了一个真实的拉贝。

原来他在票选安全区主席的时候也有顾虑，他也曾站在德国的角度，认为日本接管中国有利于德日之间的战略合作，他也曾做出交出战俘的决定。

这些充分显现出拉贝只是个凡人，绝不是被完美光环笼罩的神人。

在此当选安全区主席之前拉贝有所顾虑，站在他的角度来看，这种顾虑很真实。

一个即将携妻离开中国的人，却因为一场会议不得不做出艰难的抉择。

换了谁，我想都会犯愁。

好在威尔逊大夫从中激将，留住了拉贝。

当然，简单的激将只是促成拉贝做出决定的最终导火线最主要的是拉贝本人也对这片土地眷恋不舍。

影片利用穿插的资料影像揭露当年日军犯下的种种罪行同时也有令人悲愤的百人斩比赛画面。

这一点，比《南京南京》做的要好。

此外，与《南京南京》一样，导演也安排了一个有点人性的日本少佐。

关于这个人物，《拉贝日记》里对他的描写几乎是点到为止，其余日军继续扮演恶魔的角色。

这一点，比《南京南京》做的要好。

导演FG和陆川一样想告诉观众，日本部队里还是存在好人的。

但两位导演最大的区别是，FG懂得营造历史的整体，而陆川却一个劲的描写稀有的个体。

当然，《拉贝日记》也并非十全十美。

我相信很多看完电影的观众都会对张静初不满。

张静初在这部戏里根本就是个多余的角色。

第一，剪了头发，你还穿旗袍？

明摆着怕日军不知道她是个女人。

在这点上，《南京南京》就很真实。

第二，弟弟为救姐姐，开枪射杀两个日本人。

这段戏没什么不妥，问题是张静初是不是脑袋缺根筋？

居然穿了身日本军官的衣服逃跑。

你穿日本军服是为了躲避日本人，这点可以理解。

我不理解的是，你在偏要挑军官的衣服，而且你明明不懂日语，你还出此下策。

如果没衣服，可以从日本兵的尸体上扒件内衣和衬衫，偏要选外面穿的军服，深怕别人不知道你是“长官”？

（我所在的影厅内，所有观众对此段情节的出现一致表示不满）此外，如果一定还要挑刺的话，拉贝在救赎战俘的那场戏也有问题。

当时拉贝表示他的司机会说德语，日本人问在场的俘虏谁会讲德语。

有一个人畏畏缩缩地举手，那意思很明显，他“懂”德语。

随后拉贝与此人简单的对话，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逻辑上的错误。

从举手的角度来看，说明当时那位战俘比其他人都有魄力，他想赌一把。

既然如此，你就应该赌到底。

拉贝与你对话的时候，如果你不是个白痴的话，你可以从他的眼神里找到一线生机。

在这种情况下，你随便说两句自编的德语，拉贝也会救你一命。

可结果怎样？

你成了哑巴，你的魄力在面对拉贝的时候用完了？

所以说，既然敢举手，就应当不是个白痴，结果却用无声告诉拉贝，自己是个白痴。

这一点不符合逻辑。

（但逻辑只趋向于理论，也许现实中真的有过这么一个角色，也许此人当时情绪很乱）拉贝在离开中国的时候，难民高声欢呼拉贝的名字。

这一点与《南京南京》里难民下跪挽留拉贝完全不同。

我更愿意相信下跪的说法，对当时的难民来说，一个救星的离开意味着他们失去了一个重要的精神支柱。

总体来说，《拉贝日记》还是值得一看的。

至少比起《南京南京》来说，在我心中要多一颗星。

网易娱乐专稿http://ent.163.com/09/0430/09/584TLEAP00031NJO.html 　　在刚刚公布的德国电影奖中，《约翰•拉贝》【注：在本文中，以《拉贝日记》指称图书，以《约翰•拉贝》指称本片】拿下包括最佳影片和影帝在内的四个奖项，而获提名无数，包括一个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在内的《巴德尔和迈因霍夫》空手而归。

这确实说明了某种问题。

在我看来，近年德国电影的确有傲视欧洲的趋势。

看看这些作品：《再见列宁》、《逃出柏林》、《香水》、《窃听风暴》、《巴德尔和迈因霍夫》还有这部《约翰•拉贝》，作为具备一定思想性和话语生产性，并具备较好市场认可的电影，似乎英法西意诸国还没有如此的规模效应。

当然德国电影奖（大致相当于奥斯卡或者中国的金鸡奖）颁给《约翰•拉贝》而不是《巴德尔和迈因霍夫》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政治正确或者某种新主流意识形态表述在其间起到了明显的作用。

实际上就影片本身而言，《巴德尔和迈因霍夫》是近年来最好的一部德国电影，但是由于它旨在批判和反思六十年代的内在伤痛，并没有提供一个想象性的解决，给提名而不给奖实属理所当然。

而《约翰•拉贝》的获奖，大约能够说明这部影片的书写方式是获得主流认可的。

　　 　　那么还是来讨论《约翰•拉贝》。

很有趣的是，这部影片在中国语境之中更具备话题和讨论空间。

首先要说明的是，由于没有阅读《拉贝日记》以及没有做相关的史料收集，所以在这里仅提供一些思考的切入点，而暂且搁置更加具体的文本对比分析。

最明确和直接的入口有两个，其一是上周上映的《南京！

南京！

》，我会在本文最后给出一个比较阅读；其二则是现在要分析的，拉贝是谁—— 　　 　　在《拉贝日记》引起中国思想界讨论之前，我相信若非从事历史学或者相关学科的人，大约对史实的了解仅仅停留在中学历史教科书上。

历史课本告诉我们的东西包括南京大屠杀，百人斩比赛，以及30万遇难同胞；历史课本没有告诉我们的是约翰•拉贝的安全区，以及约翰•拉贝这个人——在电影里他被塑造成一个悲剧英雄。

这是另外一半的故事，而于我而言，这件事要从外部被告知，无论是通过图书还是电影，而非始自中国本身的语境，这件事本身就不无怪诞。

因为就中学教材的写法而言，像拉贝这样的外国友人，仅就数量而言，他救下的人难道不比白求恩更多么，那么热衷于赞扬外国友人的教科书为何对拉贝只字不提——这就值得我们讨论了。

究其原因，无外乎两个，其一是，拉贝是纳粹党人，这是他永远不能洗脱的身份；其二，某种冷战思维和冷战逻辑的延续，因为南京是国统区，因为拉贝接受了国民政府的勋章，于是，之前的《拉贝日记》出版和今天拉贝重新显影在此时看来，本身就是一个颇具后冷战意味的写作行为。

　　 　　于是《约翰•拉贝》就变得有趣起来。

在我看来，这部电影恰好为中国语境提供了一个双面的镜子，一面映照出中国历史写作方式的某种裂隙和某种变化，另一面则映出拉贝在德国本身的语境中的意义，进而在我们这里产生具有参照性的思考。

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是，在《约翰•拉贝》中，拉贝本人的纳粹身份并不是被避讳了而是被强化了，但却是以另一种有趣的方式进行反转式的强化——纳粹党旗，邪恶的象征，却能作为无辜平民的避难所。

而拉贝虽然自称是纳粹军人，不忘行纳粹军礼，但显然，影片是把他作为一个企业家来塑造的。

他最初庇护平民，并非是出于人道主义，而仅仅是出于“企业家”保护员工的责任，但是最终他一步一步承担起他的使命，于是他最终成为了一个英雄。

于是我们看到，纳粹这个符号正好在视觉上被赋予了相反的含义，这是某种意义上的翻案么？

当然有这个可能，于是影片为了政治正确，不停地调戏希特勒，并且安排了一个犹太裔的男二号，罗森（按影片演员表顺序，实际上我以为，威尔逊医生才是真正的男二号），通过他的讲述在片中强调纳粹屠犹的事实——但是重要的是，在电影里，通过画面呈现和对白交代根本就是两码事，如果不是实验片，通常情况下“眼见为实”，那么这个翻案实际上是做实了：“纳粹”二字不能一概而论。

　　 　　所以这部影片最终的策略就变得很有趣，剧作将应当属于纳粹的邪恶，屠杀转给了日本，当然不忘安排一个善良的日本军官，而将最终的大反派赋予一个因为皇室血统而免于审判的日本亲王——这似乎带出了另一重反思，因为冷战的原因，日本对军国主义的审判比起德国来说十分不彻底。

然而同样因为冷战的原因，西德对纳粹的审判同样不彻底，但不是那些应该被审判的人，却是拉贝却遭到了审判，于是这个问题就变得愈发的复杂。

看来这个问题不是这篇短文能够说清楚的了，于是暂且搁置。

强调一点，拉贝遭到审判的原因是“与中国勾结”（见片尾字幕），这里某种后冷战的参数就变得更加明显了。

于是《约翰•拉贝》的自相矛盾和影片里生涩的问题就能够得到一种可能的解释。

在后冷战的语境中谈论拉贝这个人物，又要在德、中、日的语境中寻找平衡，这显然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且不说民族主义者们可能找到的无数处“被伤害了感情”的地方，恐怕日本方面不能接受这种表述。

当然我不能判断这种矛盾是出于导演和编剧自身的思考多一些，还是出于考虑中国市场和“中国人民感情”多一些，但是显然破坏影片结构的正是犹太人罗森和中国人琅书（张静初扮演的女学生）之间的一条生硬的线索。

这一点随便做下叙事学分析就可以得出结论，在此不提也罢。

　　 　　镜子的那一面如此，镜子的这一面也相当的复杂。

或许对于中国观众而言，在对拉贝的认同之余，更多的时候是在反思，当我们的历史书写中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缺失之后，以这样的方式找回另一半的故事，本身就变得十分的吊诡。

虽然拉贝在影片中成为一个孤独的悲剧英雄，虽然中国人在这部影片中面目模糊，但是那些缺席的成分恰恰是我们的历史书写中呈现的东西，这个话题就更大了。

当然《约翰•拉贝》作为电影，不是历史，只是故事——我只是在说，以这部影片提供的参照，我们或许能窥见我们历史书写之中的问题。

　　 　　最后说两句《南京！

南京！

》和《约翰•拉贝》的对比分析。

这恐怕是现在和将来的讨论中难以绕过的的话题。。

《南京！

南京！

》并没有绕开拉贝这个人，但是拉贝在《南京！

南京！

》里真是面目模糊，或许陆川认为这是不需要交代的事实，但是实际情况是这个事实根本就长期处于匿名状态。

另外则是，《约翰•拉贝》正面展示了强奸——尽管未遂，正面展示了百人斩少尉和他们的比赛——不得不说，尽管是从门缝里看，这个场面也比《南京！

南京！

》更有冲击力。

话说回来，《南京！

南京！

》里最有冲击力的画面大约是那一片像麦子一样倒下的中国士兵，相应地，《约翰•拉贝》里两段日军射杀战俘也不相上下。

《南京！

南京！

》的问题在于剧作，《约翰•拉贝》的问题也在于剧作，但至少《约翰•拉贝》好歹还是一个故事，比《南京》问题少一些：如果《约翰•拉贝》能够把拉贝的两难处境强化一些，删去不必要的线索和人物，可能剧作上更加流畅一些，但是鉴于前面的分析，如果不能解决这个历史表达的困境的话，剧作的根本问题是不能解决的。

　　 　　说白了，《约翰•拉贝》本意不是拍南京大屠杀，对它而言，南京城也只是景片而已，它的诉求是写人——写拉贝这个人，进而表达某种思考。

这部影片的诉求不是“南京大屠杀的又一铁证”，而是德国人的反思。

如果如果有人说《约翰•拉贝》就是一商业片，对，它确实是一商业片，但《南京！

南京！

》也不是艺术片啊。

要是有人说《南京！

南京！

》因为删减而如何如何，《约翰•拉贝》删减的部分估计也不少，确实很多地方不流畅。

至于一定会被拿来比较的《辛德勒的名单》，那才是商业片和商业片。

依我看，《约翰•拉贝》的讨论空间比《辛德勒的名单》还大一点，因为这部影片在中国语境中天然的特殊性。

当然，关于屠犹和南京大屠杀的比较的问题，那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屠犹是“人类的灾难”，南京大屠杀只是“中日关系的一个问题”，这其间的话语斗争，犹太人的话语权，以及西方话语在中国语境中的位置，都是巨大的问题。

于是结论就是，对于南京大屠杀的讨论而言，一部高票房的、国际语境中的商业片，比十本学术著作或许更加有效，只要它能提供话题和思考的空间。

一个读后感式的写法会是，这部电影告诉我们，当一个人面对强权，他可以做出一些伟大的选择；一个广告式的写法会是，《约翰•拉贝》是“中国版的辛德勒名单，各国评论一致激赏”（见影院广告）；一个批判性的写法是，《约翰•拉贝》在自我矛盾中展示了某种反思性——但这些都是结论，于我而言，这是一部颇具讨论和思考起点性质的文本，从这里进入，是更多的阅读，以及更有参照意义的言说可能。

门萨党徒Florian Gallenberger最近因为这部片子受到了不少媒体的指责，《南德日报》《法兰克福评论》及专业电影期刊《电影院》不约而同地批评本片为求获奖及迎合观众口味而对拉贝原著进行了过多的改编，其中一些言论甚至显得相当尖刻：“一些（请注意两处引号内的措辞）”人物形象出于艺术创造的目的被“再次拔高”过了。

言下之意有两点，其一是片中或真实或杜撰的人物不合史实，F.G.不带“严肃态度”地将本应有更多纪实要素的敏感题材拍成了商业片；其二则在对拉贝本人事迹本身的评价标尺上。

自96年底日记被公布以来，其形象和事迹在德国就备受争议：美国时报当时称拉贝为“好纳粹”，一个“中国辛德勒”的称号，略带强制地给这位已过世半个多世纪的汉堡商人定了性（一些观点亦认为辛德勒仅仅是“小拉贝”，他的形象才真是被电影给拔得过高：辛德勒那1200人规模的犹太人收容工厂，实际是为着战后他本人的“去纳粹化”铺好后路，与拉贝等人义务拯救20万南京平民的“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行动相比，根本是云泥之别——孰是孰非，与本文无关，此处按下不表）。

但德国民众私下里大概认为将一个救助者形象同纳粹简单联系起来是不合适的，尤其是作为一种带有“某种意味”的宣传手段，就更加不是滋味。

《拉贝日记》的原著琐碎、零乱又朴实，我早些年前曾读过，现在的印象也是零零散散：其实这位西门子工程师和纳粹党之间的联系实在是不紧密，他在南京待的时间过长，（似乎，这里我的印象不是很确定，待考）是在中国加入的纳粹党，于祖国所发生的事情都是在南京事件之后归国才有所了解（这就像是君特格拉斯承认他的党卫军身份，说是当时的一种“自觉”一样：当然也有些人说这位老人是为了那本《剥洋葱》的销量借题炒作）——他的事迹到底是否应该过多地和纳粹概念本身栓在一起，这里暂且不论。

不过有一点我印象颇深，就是日记中拉贝多次利用了他作为纳粹党员的身份，将进入他宅邸滋扰他所庇护的中国平民的日军喝退。

一面纳粹党旗，举起的时候可以作为冲锋杀戮的信号，放下时倒成了醒目的黑色红十字标。

我猜当时拉贝所救助的那些南京市民中，大概也有些会将卐错认成卍，将这位说着大家听不懂的方言的外国大叔当成乱世里救苦救难的活菩萨吧。

南京1937年末1938年初发散出来的各色人性，打零拆散来审视，比单单盯着30万这个数字看应该要理性得多：陆川和F.G.都清楚这一点，这算是作为电影人的自觉。

不过两人的手段不同，在各自国家收获的评价也不同。

陆川更倾向于描述事件，角色是他的画笔而已。

在已有的不少评论中可以发现，上万人“不争唯等死”的那个镜头刺痛了很多同胞的内心，观毕不觉要去批评或感慨这种将人性打得过散的消极运镜心态。

这样处理究竟好是不好，各人眼里当然不会有定论，不过我猜，收集资料时的陆导多半看过一张名为“南京入城式当日、菓子・煙草の配給を受け、喜んで日本軍の万歳を叫ぶ南京の避難民（http://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Cheers_for_Japanese_forces.jpg，转自维基，看不到请翻墙）”的历史照片（这对于一位拍摄过以保护藏羚羊为主题的纪实类影片的导演而言，是个还算合理的推测）：一点小恩惠就能够让中国平民拥着鬼子军官高喊万岁，这让人不觉忆起鲁迅在仙台看国民围观同胞被砍头影片时的沉痛心情——还原时景心态的要素，《南京！

南京！

》应该是做到了的。

F.G.则更倾向于表现人物，他的重心是切题，是“艺术化还原（顺着德国媒体的思路走）”一个真实的拉贝。

虽然这个片子获了奖，但这点却还是有点难做到，因为五十年来敏感惯了的德国人很难弄明白——其实这部片子，纳粹也可忽略，南京也可忽略，这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德国商人在做着他认为自己应该做的事情而已：而这正是所谓人道主义精神在实例方面写下的最恰如其分的注脚。

拉贝的妻子多拉倒不认为丈夫在南京的行为有多值得夸耀，尤其在拉贝先生被作为某些别有用心的象征之后，她借媒体之口说了这么一段耐人寻味的话语：“托尔斯泰有一段日记大概是这样写的：孩子们有时把面包、砂糖和钱送给别人，以为这是在行善，因而自鸣得意。

孩子们不知道这些东西是怎么来的，可是大人们应当知道拿别人的东西送人，这并不是在”行善“。

”，这段话的韵味有好几层，因而我认为引得高明，但在这篇文里详细剖析这段却似乎不合主题（这或许是借口，毕竟由此发散过多也不太好。

p.s.这段话貌似索尔仁尼琴在自传里也引过，但立意不同）——认为“孩子们”指“拉贝”、“政府”或者“媒体”，都可引出一番不短的议论及考证，关于拉贝问题在德国的不见定论，由这个例子自可窥其一斑。

有趣的是，年轻的才子导演F.G.在中国待了两年，媒体便有些对他认生，刻意将他曾经获奖的《Schatten der Zeit》和《Ich will sein》搬出来为他本人进行注解，并且故意强调和《John Rabe》之间的“大不相同”。

似乎F.G.在红色中国待了两年，拉贝没有拍好，反而自己倒变成了第二个“拉贝”似的。

罢了，如前所述，F.G.是门萨党徒，拉贝则是“好纳粹“；卐是第三帝国党徽，卍万字轮又被玄奘念成”德“……纳粹与佛陀，恶与善，德国与中国，鬼子与南京，这一切的反说正说、慷慨陈词、正义凛然、历史原貌、艺术改造之类，当下都不过是流于2d画面、扬声器声音及手敲文字的争论。

哪一天鬼子再来，围城之际给读这些文字的读者们一把枪，你敢挺身向前么？

那时候你在想些什么呢？

请别拿这问题来反问我，我没经历过那场面，拿浪漫的假设来堆砌道德高度，某文可办不到^^

二战中，日本人之于中国人，就好像纳粹党之于犹太人。

二战最惨烈的时候，上海是世界上唯一对犹太人开放的口岸，无数在波兰、德国受到迫害的犹太人被中国人接纳下来，他们可以继续自己的生命和生活，一直到以色列的成立，犹太人怀着对中国人的感恩离开了上海回到他们魂牵梦绕的故土。

日本入侵朝鲜的时候，高丽的子民拖家带口越过长白山，越过鸭绿江，来到中国的土地上，靠着豪迈东北人的接济，躲过了日寇的追杀，他们扎根在中国的黑土地上，直到他们的祖国足够的有力量保护他们，却仍不肯回家去。

多年后，日本右翼彻底否认战争中残杀的历史，杜撰了许许多多的掩饰侵华惨案的故事，华丽丽的参拜供奉着战犯的靖国神社，我们却只有愤慨，抗议。

我想日本是曾经辉煌过的，毕竟他攻破过中国的首都，而我们的军队却从来没踏上日本的国土。

日本学习过大唐，臣服过大明。

但却选择了在老师的家中烧杀抢掠。

日本学习英美，君主立宪迅速资本化，力争脱亚入欧。

但却选择了与世界为敌发动了太平洋战争。

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即使在相同的历史背景下，相同的意识形态中，相同的政党领导下，每一个人都是不同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意志，就好像纳粹党的拉贝选择留在中国保护南京的难民，而作为当时中国最高统帅的蒋介石却丢下南京“撤退”到武汉。

现在的中国早已不是人云亦云的年代，或许我们该正视历史，回顾过去不仅仅是像陆川那样把血淋淋的伤疤揭露给人看，那不该是炫耀，不该是乞怜。

应该是深刻的，震撼心灵的反省。

脸谱化的电影让我们几十年处于一种僵化的思维模式中，好人、坏人一目了然，这让我们的大脑失去了思考的能力。

难道日本人就真的全部都是喊着“八嘎”留着人丹胡子的罗圈腿小矮子吗？

难道德国人就全都是穿着笔挺时髦军装，却用毒气室杀人不眨眼的恶魔吗？

那些高举万字旗而活下来的中国人，犹太人会以他们为敌吗？

国破家亡的时候靠着纳粹的德国人，靠着美国人传教士，幸运的他们有了一丝生存的希望，他们称他为活菩萨，感恩戴德，这是拉贝应该获得的勋章。

说拉贝拯救了南京25万的难民，或许有一定的数据，但在安全区也并非的太平无事的。

史料记载东京审判中一位美国驻华记者作证说：“ 12月13日，日军潮水一般涌入城内，恐怖随之开始，而且恐怖的严重性一天比一天增加起来。

国际红十字会主席雷伯(编者注：雷伯实为南京国际安全区主席)和秘书史密斯，曾访间日军司令部中将谷寿夫，请求阻止难于再容忍的骚乱行动，但他们的访问与恳求是徒劳的。

晚上日军把附近一个收容所中的难民1300人全部拖走，用绳子缚着，押向刑场。

我们目睹当时的情景实在痛楚极了。

”公诉人中国政府的起诉状中其中一句更是让人泪垂：南京妇女无不人人自危，纷纷避难于外侨所组织的国际委员会所划定的安全区。

但日军不顾国际正义，竟亦逞其兽欲，每乘黑夜，越墙而入。

不择老幼，摸索强奸。

曾亲身经历南京大屠杀的明妮·魏特琳在日记中记载，日本人到她所在的学院抢女子，不然就要以搜查伤兵为由进入安全区，结果“有些妓女主动站起来跟他们走了”。

活下来的国人也在万字旗的保护下积极的展开自救。

或许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Heil Hitler或者Heil Shitler没有太大的差别，只不过是乱世中活命的护身符，人都有苟全性命的本能，我们又怎么能因为他——拉贝是纳粹而绝食周粟？

堂堂中华儿女要靠独裁者的旗帜来保护，而本该保护我们的政府和军队呢？

老蒋当年决意死守南京，但却并未亲守，他知道南京必定沦陷。

接战第七日就着手军队进行撤退。

留兵抵抗不过是为了拖延时间，等待苏联出兵和国际声援。

日军于1937年12月13日攻陷南京之后，在南京城区及郊区对平民和战俘进行的长达6个星期的大规模屠杀、抢掠、强奸等战争罪行。

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死亡人数国际法庭认定至少20万以上，中国学者考证为30万以上。

分析南京保卫战的资料可以发现，国民党军队真正在战斗中阵亡的不多，约为五万。

多数死于混乱的撤退中自己人的误杀以及日军的大屠杀中。

这就是真正的历史，残酷的历史。

30万平民被杀害，无数妇女被奸淫，5万缴械军人被屠杀，只有几个传教士般的外国人在南京奔走，保护沦陷区中国人的生命。

拉贝对他为之奉献大半生的南京有着深厚的感情，他告别妻子留在南京，不是一时的头脑发热，从一开始对日本人心存幻想到最后坚决的站在朝香宫鸠彦的面前，一次又一次的为安全区的中国人争取权利。

屠杀的最后一日，日军统帅下令杀入国际安全区，数百中国百姓站在安全区的出入口组成人墙，与日本人抗拒。

日本人没有进攻，请求增援，并调集来两台坦克。

中国人没有挪动脚步。

朝香宫鸠彦下令作战状态，日本兵枪栓都拉上膛，中国人虽然人群中稍稍骚动，但依然伫立。

朝香宫鸠彦下令射击，中国人哭号着脚软了，人墙立即出现缺口……是的，人都会怕死。

谁都害怕。

怕死就不要站在那里！

早早的逃到乡下去！

永远躲在阴暗角落里面向隅而泣吧！

回顾历史，我们该反思的是什么？

谴责法西斯主义？

或者要求日本低头道歉？

或让日本天皇来磕头谢罪？

局限于狭隘民族性的刻薄，继续传承阿Q精神？

抵制日货？

拉贝的国际人道主义的典范。

他可以突破不同的种族、文化、党派、信仰，为和平做出了如此大牺牲和贡献。

我们呢？

可不可以真真正正的做一个大国子民来正视那场惨案？

该反思，该忏悔的恐怕不仅仅是日本人。

为了万字旗下苟活的生命，为了和平，为了以后可能会发生的，也可能不会发生的，望我国人收起那打鸡血般的义愤填膺，少些口战，多些实干，国富民强的时候人家自然不会那么容易就攻破首都的。

两部表现同一事件的影片：《南京！

南京！

》和《拉贝日记》先后上演，就算心中有点不情愿，但还是免不了要对比一番。

看过之后，我不得不说后者比前者更加有深度、更加还原历史的现实。

虽然前者也很努力，但是我竟然发现《南京！

南京！

》是一部中国人拍的站在国际角度上看待南京大屠杀事件的电影，而《拉贝日记》则是外国人拍的希望站在中国人的角度来看待事件的电影。

慰安妇《拉贝日记》和《南京！

南京！

》都涉及到了日军强奸妇女，后者对日军暴行的控诉，最着墨处是日军对中国妇女和日本妇女的迫害，即强奸或性暴力，但陆川的本意并非直接控诉日本军队，而是控诉“战争”本身。

片中被角川爱上的日本慰安妇百合子最后也死在慰安营了，女受害者国籍的“国际化”一下子淡化了电影对日本军队的直接批判；电影中姜老师和小妹的死却完全出于日本人角川和伊田对中国妇女的“同情”，角川在姜老师行将被日军拖去强奸时打死了她，而伊田枪杀精神分裂的小妹的原因是“她很漂亮，与其这样还不如死了好”。

杀人就是杀人，但在《南京！

南京！

》里，“杀人”却反证两个日本军人的人性。

难怪有网友看完电影后说道：南京大屠杀已经杀死了30万中国人，《南京！

南京！

》将再气死30万中国人。

当然我必须说这种说法有失偏颇，陆川们还是有他们的思想的，只是他们脑袋里的东西似乎不是中国人的，抑或是想借此取悦外国人！

屠杀南京大屠杀，其“屠杀”之极状是“百人斩事件”。

中国导演有义务揭露日本人当时做的这项灭绝人性的反人类罪行，但《南京！

南京！

》里只有一晃而过的头颅镜头，而《拉贝日记》里有百人斩（并且还提到，“百人斩”在当时被登上日本报纸加以炫耀，而日本人民也欣喜万分）。

拉贝的司机老张因得罪日军军官而被拖到一个隐蔽处砍了头，拉贝循踪而去，从木栅的缝隙里看到了被日军砍掉的堆如小山的中国人的头颅。

导演以这种方式确证了这段残暴史实的存在，这本该是陆川们做的 。

我要说这是《南京！

南京！

》非常大的不足，影片着力表现了战争的残酷，却没有还原历史，表现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残害！

拉贝的秘书拉贝先生有个中国秘书，叫韩湘琳，《南京!南京！

》中的唐天祥是以韩湘琳为人物原型的，其身份和事迹都有诸多相似之处。

但是，要特别澄清的是：1：历史上韩湘琳不仅没有为了保护家人做汉奸，相反还协助拉贝救了不少人。

他被拉贝任命为粮食委员，是安全区内最重要的中国工作人员之一。

1937年末日军策划了南京惨案，韩湘琳当时负责跟日方交涉粮食问题等，他对整个安全区的正常运行起到了重要作用。

2：韩湘琳的确弄到了一张通行证，但不是给自己用，而是给一个国民党的飞行员汪汉万使用，《南京南京》中“唐天祥”出卖了中国军人得到了一张通行证，但在最后时刻选择留了下来，让一个国民党军官（即历史上的汪汉万）跟着拉贝离开，历史上韩湘琳并没有这么做，因为他根本就没有离开南京。

3：韩湘琳并没有被日本人杀害，在拉贝先生离开南京后，继续解救南京难民，并且一直活到了抗战胜利，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逝世。

韩湘琳是拉贝先生最要好的中国朋友之一，他在二战结束后还出庭作证指控日军的暴行，生平著有《韩湘琳口述：日军仇恨国际救援组织》。

《南京南京》对韩湘琳（唐天祥）的描述，未免有歪曲事实、哗众取宠、吸引眼球的嫌疑。

关于控诉《拉贝日记》的另一个贡献是重现了曾经因皇族身份逃脱战后审判的朝香宫鸠彦的战犯罪行，这位在南京大屠杀中签署最多屠杀令的日军中将不但没有受到战后审判，还做上了日本高尔夫球会会长，悠闲终老于1981年。

《拉贝日记》是历史上第一部揭露了朝香宫鸠彦所犯罪行的电影，这样的视角大大突破了那些被外交关系、政治利益所紧紧困扰的历史和现实的局限，也说明中国电影从前对南京大屠杀的“控诉”远远不够。

确实有一些日本军人因为在南京和中国其他地方犯下太大罪行而自责甚至可能为了赎罪自杀的事，但有史可据的全都发生在战后，在南京大屠杀中如角川这样的因杀中国人而自责自杀的日本兵，汤馆长说“绝对没有发现”。

所以，角川的自杀，让《南京！

南京！

》的价值取向出现了偏差。

角川自杀于鲜花沃土的那个画面，史实上的依据在哪里？

相信《南京！

南京！

》的主创们研究过这些历史，但为何没有这样的责任感将包括“朝香宫鸠彦之罪”在内的一个又一个被尘封的日军暴行还原于世？

陆川们是想以某种“原谅”或者“和谐”的理由大而化之吗？

但愿只是因为他们无知而已。

虽然我必须承认《南京！

南京！

》是近年来为数不多的描写南京大屠杀事件的影片中质量上乘之作，但是某些戏说的成分和以上几点的不同使我相信《南京！

南京！

》在某些方面还是有所不足的。

当然对于《拉贝日记》也是有不同的声音的。

有人认为本片过于商业化，花费了2000万美元，请了众多中国、德国、日本的明星助阵吸引眼球，对于南京大屠杀的杀人场面描写不足等等。

不过我要说这是外国人在试图用中国人的视角看待、体会南京大屠杀事件，本身就是一大进步。

另外本片以拉贝为中心，自然描写拉贝本人也是主要看点，他的活动、言行自然也是影片的中心。

实际上就是以拉贝的视角在看待整个南京大屠杀事件。

但是片中其他的人物则是一幅群像，都有相对完整的篇幅表现，只可惜影片只有2个小时，很多镜头都删掉了。

同时那些过于血淋淋的杀戮和残暴的强奸镜头也都删去了。

如果看到那些镜头之后，我们恐怕就会更加为之震撼了。

因此我也非常期待华谊的5小时电视剧版本的《拉贝日记》。

必须说的是，因为有拉贝和他的同事们的存在才得以在南京“安全区”内救助了20多万的中国同胞，正是他的存在、他的各种真实的记录才能使我们知道整个事件的真实面目。

无论出于什么因素，我都推荐这部片子。

让我们在其优点和不足之中去体会南京大屠杀事件的本身吧。

《拉贝日记》和《南京南京》是完全不同的视角和故事，只是同时安排在了那样的一个历史背景之下，我不打算将这两部电影放在一起说些什么，也不是先看哪部电影的问题，因为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拉贝日记》的放映被安排在了一个非常小的影厅里，观影时，心里难免会有些失落，华谊兄弟想和电影局抗衡是完全没有可能的，所以，我们不得不佩服我们亲爱的电影局驾驭权利的能力。

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在影片中，我们在战争中体会着微妙的温情，这是西方的文化所造就的，有时候，讲历史也可以不用冷血，毕竟是不用带着历史仇恨去观看一部历史题材的影片。

在那些默默的小温情中，似乎更能给人产生深刻的印象。

影片的结尾处，我看到Florian Gallenberger给我们讲的道理，当拉贝第一次被西门子公司安排回柏林时，国民政府授予他一枚勋章，一个德国商人被中国政府誉为英雄，而当拉贝第二次也就是最终要回柏林时，他成了名副其实的英雄，没有勋章，没有政府的赞誉，这英雄的头衔是人民授予的，他成为了真正的无冕英雄。

这才是最动人之处。

在小厅里观影，那些浪漫手段与战争同时燃起时，观众的笑声多次升起。

我不明白那笑声缘何而起，只是觉得脊背阵阵发冷。

国民的观影态度，暂不谈起，毕竟，阉割版总给人不完整的感觉，再加上蹩脚的配音，和忽而国语，忽而英语的衔接，让人不知所谓。

当然，这是电影局造的孽，不能怪我们可爱的人民。

导演大概没有想到中国的大环境下，观影者大多数是抱着看热闹的心态走进影院的，血腥，剧情曲折的减少，难免会让大多数人失望，尤其是逐渐升起的温情。

那些莫名发笑的人似乎也是抱着这种心态吧。

观影，请带上大脑。

尤其是严肃电影。

期待未阉割版。

再次强调下分级制度，这依旧是不适合孩子看的电影。

这个标题有点诛心的说法，前提是，伟大被逼出来之前必须有一颗“真善美”的心灵，方能蕴育出伟大来。

之所以这样说，是看了《拉贝日记》后有如此的感慨，对比《南京，南京》而言，我想说的是，拉贝很伟大，南京更史诗。

拉贝一开始并没有把自己设想为一个伟大的人物，有着一颗伟岸的心灵。

之所以在南京设立一个难民安全集中区，更多是被历史，被环境所逼迫出来的。

在1937年12月的南京，拉贝曾经要离开了。

甚为纳粹份子的拉贝将带着“希特勒万岁”的敬礼回到德国，留下来的西门子发电厂经理一职将移交给后来继任的人。

然而，半夜漆黑的上空飞来的日军轰炸机粉碎了他回国的愿望，在纳粹旗帜下他保护了工厂里的工人，可面对被日军团团包围的已经成为一座孤城的南京，拉贝还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顺利的脱身而去。

我相信拉贝是一个善良的人，不然他何以对日军和当时国民政府存在如此天真的幻想？

作为一个国家的首都，拉贝认为一个政府是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首都的。

他更加不愿意相信日军会真的进攻南京，所以他无法相信后来的屠杀，哪怕那些鲜血就在他的眼前如璀璨的桃花一般朵朵盛开的触目惊心。

他的善良蒙蔽了他的善意的揣摩，以至于看到日军违背了国际公约而血腥屠城的时候，他依然幻想通过电报告知他那个国家伟大的元首，让元首来制止这些残暴的血腥。

可惜，他忘记了一件事情，或者说，他在恐惧、焦虑和愤怒中忘记了一件事情，德国已经是日本的盟国，不然何以日军没有轰炸德国纳粹旗帜下的工厂？

不然何以日军没有入侵挂着德国纳粹旗帜的保护区？

幻想终归还是幻想，但幻想破灭之后的清醒入侵大脑的时候，极度愤怒痛苦的背后必然就是幡然大悟的行为。

拉贝愿意被迫的留下来，尽自己最大可能帮助自己曾经在这里生活了二十三年的这个国家首都罹难的人们，可他还是要想办法送走自己的夫人朵拉。

可以，遗憾的是，当海平面上那座鸣笛起航的轮船被日军的轰炸机团团包围，炮声隆隆中浓烟滚滚时，他刹那的心碎，与他相濡以沫的朵拉还在船上，他认为把朵拉送出这个地狱之后就可以平安了，可炮弹击碎了他的幻想。

远景的海平面里，一艘冒着浓烟滚滚的轮船在日军飞翔的轰炸机下摇摇欲坠，站在堤口的拉贝目瞪口呆之余的锥心之痛，他孤独的身影被抛弃在大海黑烟的背后，一切显得如此的残酷和无助。

从这一刻起，电影给人诠释了一种无以言状的痛苦感，长镜头完美的体现了战争的残酷和人的卑微，开始拉开了宏伟的拉贝日记里记录的那些真实的场面。

其实，我是不愿意去讨论，诸如拉贝以一个德国纳粹份子的身份不远千里来到异国他乡，在战争笼罩下整日的和死亡擦身而过，在失去“携子之手与子偕老”的朵拉痛楚的背后，仍旧不遗余力的拯救那些难民。

这是怎样的一种国际主义精神？

可拉贝意识到了吗？

他应该没有，他只是竭尽所能来保护难民区的一切，虽然有时候看起来如此的无助。

譬如他那个会说德语的司机就因为没有呆在汽车内而被拖去砍了头，而在夹缝里看到整个过程的拉贝在惊恐愤怒之余，已经没有多少的恐惧了。

但他提出要以二十名被俘的战俘换他死去的司机而面临选择时，我想那时的拉贝心里无助到了极点，他或许都想救下来，可他完全是办不到的。

因为那些被砍下来的人头就在后面，一个个死不瞑目的看着他，地上涂满了鲜血，死亡的气息笼罩在每一个人头上。

电影里处处透露了让我们深思的值得探讨的话题，救还是不救？

当医生决定救自己同事的军人儿子时，冲进来的日军以此为借口不仅枪杀了这名士兵，而是连拯救的医生和护士都毫无幸免。

为救一个人而失去了五条人命，值得吗？

还是不值得？

救还是不救？

但日军知道安全区内被偷偷的匿藏了几百名中国士兵之后，更大的难题摆在我们面前，是交出这几百名士兵还是等着日军用子弹和枪炮将这个安全区夷为平地？

这不仅挑战我们的思维，也挑战了我们的道德准绳和哲学思考范畴。

幸运的是，电影很戏剧化的解决这个问题，最终得到了一个都救了的虚伪的结果。

可是，设身处地的思考一下，在战争年代的恐怖屠杀氛围中，我们真的会遇到如此幸运的戏剧化的效果？

不管我们选择何种办法，造成了何种结果，我们事后唯一可以合理的解释的理由就是，这都是被逼出来了。

虽然说中国的历史还是需要我们自己来讲述，因为我们热爱这片土地的情感远远超于那些来自异国他乡的伟大人士。

但不管如何，拉贝足以用伟大来评价。

他和他的团队和战友评价自己特殊的身份和能力和侵华的日军进行了竞赛，他们拯救的人数几乎对等了日军屠杀南京时罹难的人数，如果这都不伟大？

那什么叫做伟大？

可惜伟大的拉贝回到了德国之后，几乎所有人都忘记这段曾经伟大的历史过程，或者说刻意的遗忘了。

因于对德国纳粹份子的仇恨让人们蒙蔽了自己的善良和敬意，刻意的遮拦了这段历史的记录，让老年的拉贝在穷困潦倒当中回忆自己的过去。

如果不是全球二战反思带来的结果，谁又能保证那些忠实记录了南京大屠杀的拉贝日记得以重见天日呢？

这段日记的伟大，不仅仅在于证明了拉贝的伟大，见证了二十多万中国人被拉贝庇护下的幸免于难。

对于中国人来说，它成为了日后佐证日军在1937年的12月31日曾对当时中国首都南京所犯下的磐竹难书的滔天罪恶的强有力的证据，成为二战最为直接和忠于史实的记录。

电影《拉贝日记》是否完全遵循了拉贝日记所拍摄，我不知，因为我没看过拉贝写的日记。

仅从电影的层面来说，讲述了一段可信的历史。

只是，电影还存在了一些莫名的硬伤。

譬如张静初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我不知道起到什么作用？

何况在她后来差点被日军强暴的那段戏显然太假了一点，试问：一个五岁左右的小孩子在那种极端恐怖的环境下会拿起手枪精准的命中两位日军？

难道手枪在开枪之前是不需要打开保险盖的？

难道一个小孩子因为在那种极端恐怖的环境下对枪械的构造心领神会？

难道日军的军服本来就是为张静初定身打造，穿起来如此的合身？

女性角色的设计上面，《拉贝日记》远远不如《南京，南京》，在《南京，南京》里，每出现的一个女性都是如此的鲜活，如此的让人印象深刻，如此的让人锥心的灼痛。

可拉贝里面，却让人心存怀疑，虽然这个怀疑和这个角色的本身设计一样，看起来如此的不靠谱。

拉贝很伟大，《拉贝日记》很真实，电影则讲述了一个让绝大数人都能接受的故事和史实。

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我更加愿意垂青于《南京，南京》，那更史诗。

我想，如果《拉贝日记》是一部纪录片，会不会更好？

当然，我们也可以把电影《拉贝日记》当作一部纪录片来看，来反思的。

1937年12月4日，日军的轰炸机在我们的头顶上四处轰炸的时候，我打开了大门。

许多人在那面巨大的德国国旗下安静的坐着，那地方很安全，因为日本是我们忠实的盟友，看见我们的国旗就停止轰炸。

1937年12月11日，我从来没想过我的人生，会发生如此天翻地覆的变化。

现在，每个人的双眼都盯着我看，但最重要的是，我必须让朵拉安全地离开这里。

1937年12月11日，成千上万的人开始涌入我们的安全区，致使我们的工作几近瘫痪，现在就连日本大使福田先生，也同意了我们安全区的设立。

1937年12月13日，趁着日本人还没有进城，国际委员会不断地往安全区内运送白米、面粉、盐、火柴、药物以及毛毯。

目前日军在上海有六百架战机，加上坦克部队，这样庞大的军队一旦发动攻击，南京只有死路一条。

中国方面，目前将它仅有的士兵部署在城门外，他们打算誓死抵抗，意义不大，依我看战事还是尽早结束的好。

1937年12月15日，要养活安全区内的二十万人是越来越不容易了，日本人对我们提出的“往安全区多送些米”的要求置之不理，我们都希望外交大使们能够尽快回到南京，有他们在或许能够约束或制止日本人。

1937年12月19日，安全区的门口堆满了尸体，日本人似乎毫不在乎，城里到处都有人被处决。

尊敬的德国元首，阿尔道夫·希特勒主席，作为一名忠诚正直的德国军人，我在此恳求您的协助，日本军队夺下南京之后，我亲眼目睹了他们对平民百姓所施加的暴行，那景象令人难以置信。

我恳求您伸出援手，制止这场灾难。

以德式礼仪敬上。

约翰·拉贝。

1937年12月21日，我们已经同外面的世界完全失去了联系，有谁会料想到，我如今竟然必须以一命换取一命，该怎么做才是对的？

牺牲掉几百名士兵的性命来保住安全区，还是叫我自己不要软弱？

这问题太难回答了。

1937年12月23日，明天就是圣诞夜了，我们的安全区已经走投无路，支撑不了多久了，我决定把我们家的存款，拿出来捐给安全区。

如今谁还用得着这些钱？

1937年12月24日，这近三十年来，我的每一个圣诞节都是跟朵拉度过的，会有一棵圣诞树，还有朵拉最拿手的奶油圆蛋糕，不过我不后悔留下，因为我们拯救了许多人。

1937年12月25日，朝香宫鸠彦亲王要清除安全区的消息走漏的很快，几百名群众挡在入口前，他们说要拿他们的性命来捍卫安全区。

1937年12月29日，由于各国大使回到了南京，朝香宫鸠彦亲王终于接受了安全区的存在，不过我们的胜利也为我们的工作画上了句号。

就在今天，我必须离开这个城市，好消息是，我将再见到朵拉，这简直是个奇迹。

被删改的拉贝日记。

同一时间两部南京题材大碰撞，不论票房胜负，倒是造就了南京题材的讨论热，这是好事。

相信这两部片子也都会因为这种热议而受益，取得票房成功而双赢，没必要你死我活的。

不过看掐架还是很意思的，所以我也不想劝架。

《拉贝日记》中拉贝身为纳粹党员，和同盟国人一起聊天喝茶，任由中国人把纳粹旗在脚下乱踩，喝醉了和英国人一起唱：“希特勒是个胆小鬼……”这些也许不是史实，也许只是编剧的加工，但这给血腥的南京冬天蒙上了一层童话色彩，也使人更痛恨打破童话的人。

但正如南京南京中拉贝的下跪和角川自杀等虚构情节让人不满一样，拉贝日记的一些明显缺陷使一个本来很好的题材与角度变得失色了。

一、场景表现上，拉贝日记的大场面戏颇为粗糙，表情，动作，配音，时时提醒你这些人是群众演员。

中国战俘在日军扫射时像多米诺一样的整齐倒下，没看到任何的惊慌挣扎，也没有《南京南京》中表现的麻木与绝望，好像日军扫射的是一堆木桩，但木桩也不会倒得那么整齐划一。

二、张静初和那德国人的爱情突兀而且多余。

三、张静初做为一个女学生，居然敢在杀死两个日军军官后还换上他们军服带着自己弟弟推着自己父亲尸体在夜里南京出城进城，如入无人之境，甚至还有日军来向她敬礼报告。

看到这突然感觉在看《女子特攻队》，张静初一个女学生就能如此横行南京，日军没有被金陵女子大学屠杀也真是奇迹。

最重要的一点，对历史的处理上。

在一场义正词绝拒绝了交出妇女的戏后，在电影中，安全区好像真得就再没有女生被施暴了，也没有提及有妇女被交出。

只有一次日军杀死了伤兵和几名医生，另一次日兵要求女学生们脱衣服以检查她们是不是都是女的……（很无语）似乎编剧是想表现：当时拉贝很努力的把安全区保护的很好。

生怕描写多了日军在安全区内的暴行，就会对拉贝的形象有所损伤。

但真实的拉贝日记中是这么记录的：“有一个美国人这样说道：‘安全区变成了日本人的妓院。

’这话几乎可以说是符合事实的。

昨天夜里约有1000名姑娘和妇女遭强奸，仅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一处就有100多名姑娘被强奸。

此时听到的消息全是强奸。

如果兄弟或丈夫们出来干预，就被日本人枪杀。

耳闻目睹的尽是日本兵痞的残酷暴行和兽行。

”只看过这部电影，没看过拉贝日记文字版的人只怕会以为日军在安全区中相当的“守规矩”。

只不过是一次“脱衣检查”而已，中国人为什么要哭天呛地？

陆川在《南京南京》中让拉贝下跪，这有违史实，被指责。

我认为很对，所有导演和编剧一厢情愿的虚构都可能造成对历史的歪曲。

拉贝没跪过就是没跪过，日军没自杀就是没自杀，为什么一定要硬给他们加一些导演想要的“内疚”。

而《拉贝日记》中用“脱衣”替换“强奸”的安排，是对拉贝的美化还是背叛？

拉贝不是圣人，有些事他做不到，不能保护所有人，中国人也理解，同样也感激他，又何必为了让他的形像完美而连他日记中明确记录过的史实都回避或修改掉。

拉贝在天有知，会感激制片方对他形像的照顾？

还是为他的日记被删改而痛心？

南京南京，因为其真实之处而震撼人心，也因为其虚构之处而失去了面对真实的力量。

拉贝日记，日记本身比电影更真实。

拉贝本人比编剧更诚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