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巫

　　80年代末的马来西亚，马泰边界上的水乡山村，他们过着的是怎样的一种生活。

　　虔诚，不管信仰是什么，首先透过电影给我们传达的是虔诚，像阿昌和阿燕在门口供奉拿督公，在院子里供奉天官坛，在田间地头供奉田伯爷，在家里供奉伯公爷、土地伯和灶神君，后来阿昌出了事，阿燕去求拿督公的人间体，还有去求山神婆婆给阿昌解灾去难，这如是种种，皆是虔诚。

　　为什么我看这部电影会有亲切感，大概，在我潮汕大地，若遇到这样的事，也许也是这么一个操作模式。

从外人来看，我们的信仰似乎颇有些乱，满天神佛似乎什么都信，也有人说也许是什么都不尽信，所以才会满天神佛。

　　这部电影如导演张吉安在访谈里所说的，是童年时的一段回忆，所以带有些回忆录性质，但是一部好的电影，它至少是带着一个时代的回忆，或者说某个时代的印记，而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看这部电影，就会产生强烈的共鸣与共情。

　　看这部电影，其实我们不会觉得阿昌和阿燕两个人会有什么问题，他们就是生活在最底层的人们，辛苦劳作，信仰虔诚，为人良善，老实巴交到甚至有些胆小怕事，他们就如同我们，甚至是我们的父辈，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生活在乡村里，种植捕捞商贩为生，养活着一个家庭和两个小孩。

　　邻里矛盾的时候，在邻居找上门来的时候，他们甚至龟缩在家里不敢出门，任由对方砸破了他们的门，他们还给对方赔了钱，这就是我说的老实，如同我们，如同我们的父辈，永远都是与人为善甚至胆怯怕事。

　　我之前说过他们是善良的人们，为什么，从法理上来看，邻居的车祸其实怪不得他们，但是阿昌被下了降头，病病怏怏的时候，仍旧念念不忘地想要去找Kaew姨表达一下愧疚之情，因为阿昌觉得，阿男之死是因为自己弄坏了对方的木墙，然后给他赔了钱，而因此他才会开着摩托车出门去买木板，然后才会出车祸撞死。

　　只有良善的人才会这么想事情。

对方砸破了自己的门，不计较；自己赔了对方钱，不计较；对方自己晚上开摩托车出去，不计较；对方如何出的车祸，肇事的车辆和对方的摩托如何出何相撞，不计较……他们可以计较的事情太多太多，但是他们没有计较，仅仅只是觉得，对方的死跟自己的关系，所以心有不安，这就是良善，只有良善的人才不会给自己找理由推托，然后承担起责任，并且因此而自责不安。

　　很明显，对方也是这么认为，所以法理上跟阿昌一家没有关系，但是情理上，他们同样觉得是阿昌害死了家人，所以才会对阿昌下降头。

　　整一部电影，大概就是这么铺陈的，然后就此才展开，所以我说，这是一个善良且无力自救的人们，如何走出困境的故事。

看这部电影总会不免有这样一个念头，如果这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能够如何自救呢——因为我们跟阿昌阿燕一样，善良且无力自救。

　　那么大概率，我们会做着他们一样的事情。

继续努力地活着，一开始也会救诸医院，在医院无法确诊救治之后，也开始寄托于各种神神叨叨的事情，找各种大师，找各种寺庙，甚至去山洞里祈求山神……总之，我们会按照自己的认知去趟这条也许不同但是却颇为相似的路。

　　这部电影里还有一条隐线，是关于山神婆婆和泉州公主以及巫师的故事，泉州公主坐着船来到这里，巫师贪恋公主的美色想要公主嫁给他，但是公主不从，于是巫师给公主下了降头，把海水吸干，让公主船无法离开，于是泉州公主从此无法离开这个地方成了山神婆婆。

　　如同渔家女所说，泉州公主永远过不了这个边界，再也回不到自己的家乡去了。

所以也有小伙伴解读说，讲故事的渔家女就是泉州公主珂娘，而这部电影是一个关于边界的故事，是人间与冥界，以及人间与冥界边界的故事，这种解读似乎颇美，也许更符合导演对于童年回忆的美好想象，但是在我看来，这个所谓的边界，似乎更多的是一种象征意义而已。

　　阿昌被下降头，泉州公主被下降头，一个是在现实中，另一则是当地山神婆婆传说里，那个地方上的那些人们，他们世世代代祖祖辈辈都是这么么活下来的，他们的传统文化里，充满了这种玄幻且神秘的信仰，而这种信仰，也将一直缠绕着他们。

　　阿昌一家，跟泉州公主何其相似，他们都是善良的，且无力自救的人们，所以泉州公主会帮助阿燕和阿昌走出困境，也许她就是在帮助那个当年完全无助的自己一样，将他们从诅咒里给带出来。

大部分的时候，我其实在等着阿燕崩溃，但是她一直坚强，直到她在浴室的地板上清洗着粘满了阿昌污秽物的垫巾时那失声的痛哭我才终于松了一口气——是的，中年人的崩溃，往往只需要一瞬间。

　　善良且无力自救的人们，最终会走出困境，纵然也许曲折且艰难，与一切未知去做斗争，但是不放弃生的希望，并且经历过苦难之后他们依旧会坚强且继续良善，才是这一类人最终挣脱困境的希望。

也许，可能，什么时候我们也能先自救，而后去救赎。

　　以上；2025-03-24 16:07:35；农历乙巳年二月廿五。

那个称其为“迷信”的东西，在另一个国度就是生活，没有信与不信之说。

即使女主不拜山神，但固化在心灵深处“神明”也无处不在。

难得的把缅怀，乡愁，民俗以及文化认同等诸多元素的故事揉进一个关于“儿时的记忆”影像叙述，且能做到杂而不乱，实属不易，又把多元文化放在各个民族不同的信仰的外表之下，看似简单的罗列，实际是有潜在的联系的-用请巫师驱邪祟这样的小格局衬托民族多元共存的大格局。

明确了这个故事内核，片中出现的马来西亚华文学校对讲华文的要求，爪哇课本，永远不给画面的电视新闻等有些zhengzhi意味的点到为止与皮影招魂，口吐铁钉，请巫师驱邪这些描写就相辅相成了-正是因为在马来西亚这样的多民族融合的文化圈层内，才滋养出多种信仰与文化。

其中，汉文化是主叙述，将汉文化中伯公，马来本土文化拿督，和伊斯兰文化的巫术通过给女主的丈夫治病这件事情展现给观众。

在南洋文化圈内，向来喜欢把各个种族的差异放在桌面上剖析，但最终落点都是对guojia的热爱，可是《南巫》却轻轻的抛出一个对同宗汉地的一丝怀念，并以诗意的描述，让故事升华，这意向化的描述也挺克制的。

最后那句似梦非梦的“出海”以“出汉关…”的唱词收尾。

这看上去，真的有点忧伤且美。

大概是为了吸引更多的人能去看这部电影，预告片仍旧选用了“恐怖”的基调。

但我想说，这真的不是一部恐怖电影，甚至都不是民俗电影，然鹅他的的确确是一部有关生活的电影，尤其关乎那个时代下，大马华人的的生活。

至于故事中所蕴含的身份认同感的解读，个人感觉不是很强烈，有也是淡淡的隐藏在电影里。

有更明确且直白的关于身份认同的电影《我们的故事》。

讲新加坡建国之初，华人离来马来西亚，加入新加坡前前后后的故事，对讲“身份认同”比这部电影要彻底的多。

另外，电影的摄影和配乐真的有惊喜，整体呈现有杨德昌的感觉，不是吗？

《南巫》说是惊悚片，其实更像是文艺电影，全片没有吓人的鬼怪画面，却让你看完后毛骨悚然。

这天，阿燕的老公阿昌，和邻居阿南起了争执，因为他把邻居的门给打出了个洞来。

阿南脾气暴躁，为了避免起冲突，阿燕没让阿昌出门和他见面。

阿昌觉得不过小事一件，从门里丢了张二十出去，算作赔偿。

阿南气不过，叫嚷着现在就去买木板，要是钱不够，定会回来找阿昌算账。

可没过多久传来噩耗——阿南出了车祸，意外身亡。

这件事虽然怪不得阿昌，可他心里多少有点愧疚。

又一日，阿昌在稻田里捕鱼时，晕了过去。

醒来后口吐铁钉，人也只能卧在床上、生活无法自理。

阿燕是不怎么信鬼神之说的，丈夫一直信仰拿督公，曾好几次说她在神像前晾晒内衣，她也没改过。

但这次，她不信也不行了。

因为看遍了医生、天天喝着药，阿昌的身体却愈来愈差。

她只能选择相信神，去求了相关人士。

乩童告诉阿燕，她的丈夫是因为在山里小便，引得山神婆婆发怒。

还给了她符水，让她给阿昌喝下，又叫她准备好东西，去象屿山洞求得山神婆婆原谅。

那一小袋红色的符水，里面还混着符渣。

阿燕用滤网反复过滤了好多下，又将所剩无几的符水倒进锅中煮沸。

这时，放学回来的孩子们，告诉阿燕老师要她明天去学校一趟。

她拿着通知条坐在那里很久，以至于沸腾的红色泡泡，逐渐散干。

无法的阿燕，只能赶紧备好东西，去了山洞求山神原谅。

在灰暗的洞里，一个躲在大石头底下的女人(珂娘)，跟阿燕讲了个故事：山神婆婆真名叫珂娘，是一个中国泉州的公主，当年随着宰相乘着一艘很大的稻米粮仓船来到吉打；有一个骑象巫师看中了公主的美色，但公主不愿，于是巫师对船施法；使得大海变干，船变成一座大山，稻米变成稻海，困死了所有人。

她告诉阿燕，珂娘也是被巫师害的，绝不会再去害别人，包括阿昌。

阿燕不知信没信这个故事，只跟女人说天晚了，要回家做饭了。

自丈夫生病以来，她一个人扛起了整个家，忙着照顾生意、忙着照顾孩子、忙着照顾丈夫，一刻也歇不下来。

或许之前她去“求神”、烧符水的时候，不管相信与否，起码内心是有一丝平静的，再坏也不会比现在更坏，若真有效，她也能喘口气。

可就像那锅被烧干了的符水一样，阿燕焦灼的内心也被现实不断炙烤着，无法宁静。

电影里有很多低视角的镜头，一般电影里不太会用这么多低视角镜头，因为那样会让观众看不到主角、环境，更不知道要看什么。

片中采用这么多低视角，却没有空掉它，而是赋予它更多不同角度。

比如蹲在家中洗衣服的阿燕、招魂法事中路边的长排蜡烛……同样，这部电影里的长镜头也很多，也因此看起来有点慢。

有的时候即便你快进几下，跳过那个长镜头，对故事发展是没什么大影响的，但这不代表它不必要。

再拿菜来举例，好看的配菜虽然不能吃，但你要是直接扔掉它，对整道菜都会有大影响。

《南巫》表面看是在讲解降、救人，实际是在展示一种沉默的、无声蔓延笼罩的文化冲击，还有掩藏在其中的对故乡的思念。

阿燕一个外来的媳妇，不懂丈夫的本地文化和信仰，面对丈夫对她什么都不懂的指责，只能沉默应对。

她其实有在默默抵抗外来文化对自己的侵蚀。

比如一直不相信拿督公、把内衣晾在神像前，但她又只能向它屈服，因为孩子需要学习、家人需要生存。

越往后看，越有一种“阿燕在找救自己的法子”的感觉，可能救丈夫就是救自己，也可能她在尝试找到平衡两种文化的“边界”，从而让自己不再“漂浮”……

与其说《南巫》是一部恐怖片，不如说她是一部马来西亚在地风俗故事片。

这部片里好多看上去很恐怖的元素，却是在诉说一个导演印象中的马来西亚故事。

但是这个故事又被包裹在恐怖惊悚的外衣下面，所以如果没有留意，很有可能就会错过了一次了解马来西亚的机会。

要看懂这些隐喻，首先要了解当下的时代背景。

南巫的故事源自导演本人的记忆，电影里交代说是发生在1987年，那个年代马来西亚正在推动全面伊斯兰化，我记得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暗喻就是孩子的同班女同学把华人的姓名改成了更像伊斯兰人的名字。

而主角一家则正是居住在马来西亚泰国边境的华人。

然后恐怖的事情就发生了，阿昌因为跟邻居发生一些纠纷，而被邻居老婆认为是邻居车祸过世的罪魁祸首。

于是那位妇人就给阿昌下了降头（个人认为应该是她下的），阿昌开始吐血，血里还带着铁钉。

其实这个桥段我认为是在隐喻华人在当地被人迫害，但是又没有能力正面反抗，只能忍痛继续生活。

而那个年代正是马来西亚华人的至暗时刻，华人们在挣扎中期待曙光来临也正如阿燕在一个洗衣服的瞬间的失声痛哭。

影片的另一个主题是思乡。

剧情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吉打州是在马泰边境的一个小地方，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处于一个边界的概念。

本片中对于边界的描述还有很多地方：Kaew姨在把老公的灵魂招回来之后两个人抱头痛哭的圈子可以视为边界（阴阳）。

阿燕在山洞里遇到“山神”珂娘一个在光线明处，一个在光线暗处，也可以视为边界。

最后珂娘开着船送阿燕到海中央然后诉说着自己不能再往前了，这何尝不是珂娘的边界。

当珂娘最后坐在边界的船上，望向边界另一边的遥远远方，眼神透出了浓浓的思念，我当时大脑里马上蹦出了一个词：乡愁。

珂娘我觉得可以作为是第一批移居到马来西亚的华人的代表，她离开家乡，远远的来到了这个陌生的地方，想要回去却是千难万阻，但是熟悉的亲人和朋友都不在这个地方，那种虽然身处人群但是由心底产生的孤独感让我深深的共情了！

特别是想到疫情期间要回趟家就很难真的是狠狠的流泪了！

总的来说，我还是很喜欢这种安安静静的在地片的氛围的。

里面对于鬼神的隐喻，甚至是鬼的出现都不是以吓死你不偿命的形式，而是一种讲故事的叙述感在演绎，相对来说我也比较喜欢这样的形式。

对比于有些片子用声音和画面刺激来达到感官上的恐怖，我还是比较喜欢这种安静的恐怖。

（因为真的会被配乐声吓一跳）总的来说还是比较推荐这部片子的，如果喜欢安静的风俗恐怖片的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了！

但是如果是寻求感观刺激，寻求恐怖的话那可能这个片子没法满足你的感受啦

如果对马来西亚文化不甚了解建议不要看，因为会看得一头雾水。

总体应该是一部马来民俗风情片，农村的景色很美，生活很简单。

男主一直信奉自己的神明拿督公，对于妻子经常在拿督公头上晒衣服很有成见。

一天丈夫在摆拿督公的时候，突然看到一条大蛇，妻子认为危险让老公不要前往，但是老公不听，认为是神明显灵，紧紧跟随，还为了帮蛇打通通道，打坏了邻居家的门。

邻居找上门来，要男主赔门，打坏了男主家的门，男主随便给了点钱，打发了邻居。

结果邻居在外出找人修门的路上被车撞死了。

邻居的老婆晚上点了什么东西插进了男主家门口，然后回老家去了。

男主第二天出完摊之后，带着两个儿子去抓鱼，结果晕倒在抓鱼的河边。

孩子们喊来乡亲将男主扶回家，擦了药油，男主醒了过来。

但是晚上呕吐，竟然吐出很多的铁钉。

妻子带男主到医院医治，医生只是给男主开了一些肠胃药就打发男主回家了。

男主回到家一病不起，女主到处求医问药，但是都没有起到作用，男主还是病怏怏的，站都站不起来。

最后好朋友带她去寻访一个巫医，巫医告诉她，有人对男主施了咒，有一个鬼趴在她们家门口的大树上，要男主妻子将给她的圣水倒在树四周，然后将刀插入树下的土里，然后在树下发现的所有东西都要扔到海里去。

妻子照着做了，最后出海是化身船女的泉州公主帮忙，才完成了解咒的工作，老公也恢复了。

那个泉州公主的传说很美，皮影戏很不错。

能够感触到一个远嫁他乡的女子要慢慢融入当地文化的艰难，自己慢慢转变，也慢慢救出丈夫。

忍辱负重，生存不易，洗丈夫弄脏的床单时实在忍不住的痛哭，将自己的苦楚和隐忍全部宣泄，继续勇敢生活下去。

乡愁、隔阂、隐忍、接受、释然……太多的情绪，不明白当地文化、政治、地域的知识，实在含混晦涩，很难懂，清汤寡水，看了个寂寞。

提及“鬼片”，很难不想起那些惊悚故事，《南巫》则是另一个维度的故事，日常的、生活的、流淌的、文艺的。

故事并不复杂，开篇的字幕提及是“改编自童年回忆”。

简单概括就是父亲中降头的故事，80年代末，马泰边境的的吉打州象屿山下有一户华人夫妻。

故事从男主人阿昌拜祭拿督公开始，为了驱蛇，他失手打破暹罗邻居阿南家的木门，阿南与阿昌争吵之后，当晚骑摩托车出去购买修补门需要的木板时发生车祸死亡。

不久后，阿昌在捉鱼时忽然晕倒，送回家之后吐出了一桶带血的生锈的铁钉。

他多次强调自己是中了降头，但他的妻子阿燕来自马新边界的柔佛新山，作为一个受过西方教育的外地人，她拒绝相信当地这些莫须有的巫术，坚持求助西医。

多次辗转求医未果后，阿燕被迫开始求助“怪力乱神”，先求问拿督公乩童，而后拜祭了暹罗佛寺，去了山神洞穴，最后从马来巫师口中得知家门外的大树上有一只降头鬼，是降头鬼偷偷拉走他们晒在屋外的衣服，进而导致了阿昌的怪病。

最后阿燕根据巫师的方法，自树下挖出缠着鬼的草人、衣物，将这些用黑布包裹起来，连同拿督公神像，在山神珂娘的帮助下扔入海中，阿昌最终痊愈。

这部电影对我来说，首先在生活经验上是极度陌生的。

影片尤以“衣服”这一重要线索，阿昌在去抓鱼前问阿燕是否看见了自己的衣服，此时已经埋下衣服已经消失的伏笔，而在阿昌生病之后有一段情节是阿燕面对庭院前晾晒的衣服表现出了“无端”怒气。

这几个情节，都是直到我第二次打开电影，在已经知晓“降头仔”拿走了晾晒的衣服时，才将其串连在一起，并理解导演想借此埋下的伏笔。

想必熟知这其中逻辑的观众，必然能够比我更容易理解此时的叙事。

导演并未在此运用一些特殊的方法，而是将所有戏剧性的情节与元素日常化，平铺在观众面前，如同日常生活中随时会发生的事情一样自然流淌。

直到最后结局呈现出来，观众在累积之下才得以窥见故事的全貌。

导演借助大量的固定镜头和人物调度、对白来交代《南巫》的情节发展和人物关系。

这种现实主义的视听手法，平静地引导我们进入故事，展开一幅具有南洋岛屿风情的乡土人情画卷：导演通过大量的长镜头展现了茂盛青翠的水稻田，当地居民会去水稻田里捉鱼，一座巨大的山耸立在稻田远端。

导演企图通过对田园风情的描绘，使用固定镜头制造时空定格的错象，呈现出静态的风景，而这些岁月静好的田园生活图景则是阿燕家的痛苦求生现状的背景，这样一动一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导演张吉安选用了大量的仰拍视角来呈现日常生活，影片中多次选择从极低角度拍摄的大全景。

最为明显的是在阿燕照顾重病在床的阿昌的这场戏中，导演将摄影机安置在了房间的一处地角处进行平拍，镜头利用床板完成自上而下一分为二的上下构图：上半部分的丈夫无力的蜷缩在床板上，房间内是随风隐约摇动的白色窗帘，运转的白色电风扇和四周白色墙壁，略过曝的白光透过帘子，整个房间阴森压抑，预示着丈夫的垂危生命。

床下是一个倾倒的尿壶，排泄物撒在地板上，右侧是丈夫的洗脸面盆，妻子阿燕一边擦拭地面一边收拾尿壶，全程穿插特写来交代丈夫的严重病情。

在影调偏冷的这一镜头进入落幅之时，下一镜头来到深夜，阿燕坐在厕所的小板凳上手洗着床单，幽黄的厕所灯给整体色调呈现出一丝暖意，导演并没有选择打亮整体环境，前景的尿壶和红盆和仍未洗完的碗筷交代了阿燕的繁重家务。

导演通过这两个固定镜头之间的色调差异和情节设置来冲击观众内心，辅助观众去感知在象屿山村这样一个普通华裔家庭所面临的巨大无奈和艰辛。

平静镜头下的质朴生活所抒发的是来自人物当下环境中不可解的困境。

其二，导演试图用极低的，诸如地下的蜘蛛、爬虫的视角来观察整个世界。

“我们要呈现出来的是万物皆有灵，也就是在这部电影里，我们把所有的人都拍的很小，最大的就是那片山和那片稻田。

”大片稻田的远端是一座大山，低视角的拍摄让水平线整体高于画面的二分之一，这样在视觉上是大片留白的稻田，人物也随之渺小起来，这带来了强烈的孤独感和陌生感。

其三，在阿燕去山洞里寻求珂娘求助的这场戏中，导演使用了近乎垂直的仰视视角，用珂娘的主观视角在山洞底部观察上方阿燕的一举一动。

阿燕站在上层石头上，石头边缘被蜡烛铺满。

张吉安巧妙地利用发着光的蜡烛完成他对于“边界”的设置，长镜头配合山洞里的环境声，利用镜头和画面设置完成实体和抽象空间的结合。

与这样的日常相对的是，这样极具神秘色彩的“降头”，在以往的影视作品中，尤其是在鼎盛时期的香港商业电影中，鬼神、降头、巫术，通常用一种极具夸张视觉冲击效果的试听来进行呈现，昏暗灯光，小心翼翼的探访者，浓厚配乐和突然蹦出来的鬼神……这些元素也集体构成了一个神秘的南洋景观。

“南洋”，常常同骇人听闻的巫术联想在一起，被下降头的人往往会离奇生病、发疯甚至死去。

《南巫》从这样的语境中跳脱出来，依旧是“降头”、“巫术”、“宗教”的主题，它却不再是一种景观，而是日常不可剥离的一个部分。

家中的红灯泡下长期供奉着伯公，洗好的衣服不能晒在神明面前，院子里长年不断香火的拿督公，以及遇到困难时习惯性的向乩童求助……在当今语境下，我们很难想像那种“巫术、宗教”是日常的生活。

这些元素似乎早早的被所谓的理性的、文明的现代生活排除在外了。

导演平铺直叙地将这些“巫术，宗教”的日常展现在观众面前，直白地将阿燕在遇到这些“日常”时的不适应表现出来。

接受过西方教育的阿燕并非无法接受，她只是理性上无法理解，是她日常不会涉及的部分。

正如片中所呈现的，在西医反复治疗未果后，阿燕迫不得已转去求助乩童，乩童告诉阿燕是因为她的丈夫惹怒山神，并给她制作了一袋符水，嘱咐她回家后喂给丈夫喝下。

那是一袋混着符渣的鲜红色液体，而阿燕，在进入家门将它放下的时候，便失手打翻了一半。

随后她拿出杯子和滤网进行仔细过滤，再将所剩无几的符水倒入锅中煮沸消毒。

这时放学回家的孩子们拿着学校的通知条递给阿燕，她仔细阅读着学校发来的字条，直到锅中符水全然消失殆尽。

现代教育体系下长成的我们早将这些视之为迷信，这些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的神秘经验已经成为了新的“子不语”,这些无法被科学所解释的，只存在于神话故事、民间传说和文艺作品中的故事已经让人很难理解如何是一种日常。

而在影片中，导演则极力描绘着这种和“巫术、宗教”相关联的日常。

在“降头鬼”终日盘旋的树下，孩子们照常玩耍，正常生活。

并且导演并未采取任何特效去塑造降头鬼的形象，影片中的降头鬼是一个全身涂白的人类形象，并不仅仅是降头鬼的形象，任何出现在影片中的超自然力量，都以人类的形象呈现出来，人、鬼、神都处在同一物理空间里，并未有明显分界。

田间的鱼灵被一个叼着草跳现代舞的人类展现出来，而山洞中的山神珂娘更是以一个常人渔妇的形象，走到了镜头面前。

在《南巫》中不难发现，导演设置了许多日常生活细节来隐喻当下马来华人的生活现状，华裔族群的文化认同与社会大语境之间的巨大冲突。

阿安挂着写着“多讲华语，不说方言”的牌子罚站，身份为土著的蔡琴改成泰国名字之后便可以享受相关优待政策，只露出半条腿的乩童毫不留情地训斥不说本地马来语的阿燕。

山神婆婆自言本是来自中国泉州的“汉家”公主，跟着宰相搭船到吉打做生意，不料自己被一个骑象巫师看中，被公主拒绝后恼羞成怒，命大象吸干海水，将稻米粮仓船变成大山，致使公主永世不能离开吉打。

在影片中，配合这段话外音，导演接连选用一组固定镜头来描绘巫师下“降头”的全过程，看似是在讲述珂娘的故事，实则是完整的向观众呈现了kawe姨对阿南下“降头”的全过程，虽然巫师全程背对镜头并未露脸。

关于马来华人对自身身份的探寻，除电影《南巫》外，在诸多文艺作品中也有所提及，《猴杯》中希望子孙永远不要再回砂拉越的祖父；《野猪渡河》中东南亚当地华人对于日寇的反抗；《雨》里自称从“唐山”过来的当地华人……导演特意将故事背景放在了1987年，似是在暗指那年的茅草事件，大集会上发布的著名上书：《以华人的鲜血染红它》。

这份上书彻底地把马来华人割裂的的国族和身份认同摆在了台面上。

在这个冗杂了泰语，马来语，闽南语，华文的复杂社会中，远看繁荣茂盛，近看则是一幅壮丽的“立体马赛克”图景，高低分别秩序井然，主流社会不可撼动。

这是一个人与边界，巫界的故事。

导演直言是要“献给边界的父母”，边界，是族群确立的前提，在电影中，导演似乎是希望借助边界来消弭边界。

阿kaew姨可以看见死去的阿南，运用皮影戏帮助他完成超渡；在码头的阿燕可以看见渔夫看不见的山神婆婆，并被她帮助得以解除巫术；阿花在按照tam伯的指示拿到丈夫的衣服后和“降头鬼”出现在同一时空。

影片发生地吉打也是处在马来和泰国的交界，各种族混居，各语言混说，还有复杂的民间巫术和传说揉杂在一起，共同组成了更大氛围的边界，这是张吉安极力描绘着的日常，也是当地华人的真实生活环境。

现实生活中的父亲阿昌在重病痊愈后投身解将乩童，医治当地人，一直不理解父亲选择的导演张吉安也借着这部反映日常生活的影片向自己的父母亲和解。

最终，不论是乡野传奇，亦或是国族寓言，镜头拉远，那片稻海郁郁青青。

“你是西洋屎(se iong sai)。

” “那你呢, 唐山屎(deng suann sai)?”南洋华裔、巫裔（马来人）；穆斯林，泰国佛教，还有那看不见的西洋。

现代化还是乡土化？

阿燕不信神，不论是唐山神、马来神、佛祖还是安拉。

为此，丈夫讽刺她是——西洋屎。

面对阿昌的封建迷信提醒，阿燕无动于衷，毕竟自己是受过良好现代教育，不像自己的丈夫，话都说不正。

他们的口音截然不同，虽然都是闽南语，但听感是两种语言。

妻子字正腔圆的闽南话，面对孩子说华语，丈夫则是马拉口音的闽南话，更像马来语。

西洋的面目以现代医学呈现，过滤一幕最具代表性。

一遍，两遍，三遍地过滤巫师给的药物（呕吐物），举起手中的玻璃杯，总感觉不净，阿燕决定以煮沸来灭菌，最终煮得烧锅，一无所有。

马来，印度，还是穆斯林？

到了Kaew姨起乩，我才见识到南洋的fusion风情。

泰式服装的皮影戏，精妙的结印手表现。

闽人南音和泰国印度音乐混杂，悲凉不知是源自闽南哭腔传统还是日本音乐，配上的却是印度电影跳舞时的歌词。

观众则是带着头巾的穆斯林和华人，无论清真还是卡勒菲，颂的却是田神——“请你快快回避，若不回避，我将诅咒你。

”番仔( huann a)，华人对马来人的蔑称。

讽刺的是，对于「拿督公」这种番仔神，华人却又极其敬畏。

以至于祖宗牌位，土地公都退居了家中而香火不胜。

甚至唐山神，柯娘，也是被番仔巫师害死，困于岛上，永远无法归乡。

而同一时期的马来西亚，则出现了华人改名，不讲方言讲华语的现象。

现代国家的认同，也与传统格格不入。

在清真绿光照耀下，改信伊斯兰教的巫师，最终还是给了阿燕自己的一箱子法宝，开光水，马来剑，香火，咒语磁带，黑布，巫师嘱咐到阿燕不用还给他，毕竟如今他唯一的神是安拉……马来人又何尝不是自己的异乡人？

转身自己也成了各自的番仔。

（好一部田野调查剧，镜头挺美，不大恐怖）

南巫剧照阔别了10年，张吉安以《南巫》重新将马来西亚电影带回金马奖的舞台。

《南巫》和邵氏在70到90年代的降头片不同，电影中没有人头降满屏飞，也没有降头师与解降师之间的斗法对决，取而代之的是极度写实化的长镜头和故事。

1987年，阿燕的丈夫阿昌与暹罗裔的邻居发生争执。

有一天，阿昌在稻田里捉鱼时突然晕倒，怪事也接连不断发生：阿昌食不下咽、从口中吐出生锈的铁钉、终日无精打采，疑似被下降头。

来自南马的阿燕由最初的不信邪到最后四处求医问卜，希望能早日医好丈夫的‘怪病’。

《南巫》乍听之下是一部邪典恐怖片，但骨子里是彻头彻尾政治片。

张吉安通过不同意象的运用推展剧情，拍出了一部独属马来西亚华人的离散史。

电影中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意象就是降头。

降头是怨恨的转移，是将自己对对方的怨恨通过某种神秘的力量转移到对方身上，让受害者生不如死的一种手段。

电影中的阿昌因不小心冒犯了其他人而被人下降头。

阿昌的身体在被下降头后就备受困在二楼的床上，无法自理生活。

阿昌身上的降头所隐喻的是当时华人社群的失语症。

当时的茅草事件是一个削弱华人社会地位的手段，通过关闭中文媒体和控制华人教育机构来以保障统治群体的特殊地位（status quo）。

当时的排华情绪导致了华人社群有怒不敢言，以免五一三事件再度上演。

通过电影中的降头让观众看到的是一个华人在高压政治氛围地下的压迫状态，是一个赤裸裸的政治隐喻。

但张吉安并非单纯地控诉社会的不公或清算历史，而是以此去探究潜藏于马来西亚华人身体里的身份认同问题，借以探讨华人离散身份与这片土地的关系。

象屿山在电影中更是一种文化符号，同时也是对于马来西亚华人离散身份的诘问。

象屿山的前身是一艘来自中国的船，载满的除了满仓的稻米还有无尽的、回到故乡的渴望。

象屿山在电影更像是一种文化乡愁的符号，但是这个文化符号已被在地化：吉打州的人民，带着纱笼和槟郎来祭拜这位来自异乡的公主，仿若要将这件不属于她的衣服强硬穿到她的身上。

象屿山与珂娘公主只是一个引子，张吉安通过这些符号的构建将观众引领到自我的身份认同。

我们的祖先对于这片土地有着怎么样的感受？

我们又是怎么看待我们与原乡之间的关系？

我们应该怎么看待这片土地？

张吉安将这些问题的答案放在两尊神像上。

电影中出现的两尊神像便是马来西亚华人离散史的标志。

这两尊很常出现在东南亚华人家中神坛的神像分别是拿督公与土地公。

拿督公是东南亚一带（尤其是马来西亚与新加坡）华人较常祭拜的神衹之一。

拿督公是巫裔，而且通常都被安放在家门外；而土地公则是来自中国的神衹，通常都被安放于家中神坛。

在《南巫》里的其中一个镜头，摄影机通过门上的破洞在偷窥门外的拿督公，好似家中的土地公通过洞口观察门外的拿督公，提防他干什么坏事似的。

马来西亚华人祭拜当地的拿督公以祈求庇佑，但是还是没办法阻止降头的降临；而家中的土地公似乎也在这片土地失去了功效，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家中的人受苦受难。

这不仅仅是电影中华人离散的标志，同时隐喻了华人社群在那个年代的不安感和不同族群之间高度紧绷的关系。

《南巫》通过运用不同的意象和符号刻画了马来西亚华人的离散史，将黑暗的1987年雕刻在影像上，同时诘问华人在这片土地上的认同。

附在阿昌身上的降头则是一个政治隐喻，是一个引出当时华人失语症的一个引子。

象屿山则是对马来西亚华人身份认同的诘问，引领观众进入对离散身份的诘问。

两尊神像在电影中不仅仅是华人离散史的标志，也是对当时高度紧绷的种族关系的注解。

这三个意象的使用相辅相成，构建了一部马来西亚华人离散史的诗意画卷。

张吉安二十年磨一剑，将多年以来身为文史工作者的经历和经验沉淀，完成了这部高完成度且令人惊艳的处女作。

首发于sindie.sg原文网址：https://www.sindie.sg/2021/04/2020-review-story-of-southern-islet-chi.html

这部真的和《灵媒》可以凑成一对非常有趣的镜面：《灵媒》是以假冒纪录片的形式拍群魔乱舞僵尸片，对外声称做足了各种当地民俗功课，但到头来还是用脏乱差自我东方主义，东南亚的壳子下copy了个西方基督教的驱魔人的主题，从根上其实已经和本来是多神崇拜的当地历史与现实文化没啥关系了。

（所以说泰国的本土电影人请支愣起来啊！

靠外国人怎么可能拍好自己的东西！

）《南巫》正好相反，顶着恐怖或者说惊悚类型片的标签，认真严肃地记录着边境当地的生活、民俗与社会现状，以降头为线索牵出的全是文化的融合、冲突与困境。

用心与诚恳生生让一向反对打着恐怖标签乱拍文艺片的我都被慢热地吸引了，尤其是后半部分，那种无法掩饰的乡愁情绪生生提上一星。

当然，两个片子还有个共同点就是演员们辛苦了。

《南巫》里光着身子抹粉扮个小鬼倒还好，前半部分泥地里各种打滚是真的很敬业了，看到那里我满脑子都是血吸虫病的各种种类，堪称本片最吓我的地方了…虽然我本人永远会坚持反对什么无聊拉胯的“文艺”片都顶个恐怖标签当标题党，不过要是非从各种傻乎乎乱晃的手持伪纪录和这么侯孝贤的平和长镜头里二选一的话，个人还是宁愿选后者的，毕竟更有助于平和的睡眠～

知道这个片子一直把它当恐怖片，昨晚想看，硬是没敢，留到今早看完了首先说，我觉得这肯定不能算恐怖或者惊悚片，文化在这里优先级更高，大马是个多种文化冲突的地方，各地来的像都有；里面很多场景（尤其小朋友的）很明显能感觉到导演是在说什么，还有后来找的Tam叔，有人说是zz隐喻，我觉得也就是描述事实，没觉得有太多讽刺意味。

电影看完我不觉得有多恐怖，毕竟气氛渲染根本就没往那个方向走，我想起来几年前的《中邪》就很优秀，所以说侧重点不一样，有几段还是有点脊背发凉的，毕竟也不知道会出来什么东西。

电影之外，前几天这个电影被很多人知道是因为导演出来吐槽盗版，本来国外公映之后要在国内电影节上映，但公映第二天就被人盗摄发布了，导演难受死了。

我当然也看的盗版，过段时间北京电影节应该会有，有机会我肯定要补票的。

今天导演又发了个短片，咒盗摄者，说下降头什么的。

这样的盗版确实是很让人生气的。

也可以看出来，主创团队是很信的，在这种背景下长大很难不相信。

我看电影的感受就是，我一直在想三观的问题，那个男的家门被意外打破，大半夜来要赔偿，然后骑摩托出去买木板修门，出车祸，然后他家人和男主自己都觉得是因为男主。

以我朴素且幼稚的是非观来看，这事不成立啊，大半夜骑车出去被撞真的怪得到把你家门不小心打破的人身上吗？

这个知识点我学过，刑法上因果关系的条件说，可能是因为这个，我一直在想，这怎么能怪男主一家呢，还把人一家搞得那么惨，这个妻子好可怜。。。

这个电影就，很真实，好多东西跟我小时候听过的其实差不多，这些是非观也就是我小时候看到的那样。

从头到尾我感觉电影还是很用心在做的，把他眼中的故事讲得清楚，也把他小时候的幻想说得明明白白，配乐也蛮好的。

不当恐怖片而作为文艺片来看，其实挺不错的，不至于6分。

最后，不要传播盗版吧，但想看到还真的是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