坠落的审判

很真实。

婚姻和感情中，人有时候会把自己的无能无力归咎于对方身上，期盼她/他像自己的父母一样包容自己，被裹挟在愧疚之中，从而自己的过错、自己对人生的不负责任，都变成了对方的错。

但是，妻子/丈夫终究不是无条件的家人，但凡对方有点自己的思考，就不会那么容易被pua。

人还是要自己心理稳定健康，为自己的人生负责，在自己不成熟的时候，渴望通过男女关系解决问题，往往会是可怕的深渊。

不知道编剧是不是看过阿德勒心理学，感觉对片中丈夫的刻画，真的很符合阿德勒心理学中的目的论：为了沉溺于痛苦，自己给自己创造出条件，使其痛苦变得合理化，一步一步让自己再也走不出来，同时把错误强加于妻子之上。

很多人在评论里提到“男女倒置的婚姻关系”，实际上我认为这跟男女没有直接关系，Samuel可以是任何人：因结婚生子而放弃工作百无聊赖在家的女孩，即便丈夫支持她出去工作，也总有理由，孩子、家务、心理状态，到最后越来越走不出去，开始把原因归咎于家庭，归咎于抑郁。

她可能内心深处不想去找工作，因为害怕被拒绝，因为害怕被议论。

在妻子工作顺利时频频阻挠的丈夫，觉得自己之所以赚得不够多、升迁不上都是因为把时间给了家庭，或是因为为了妻子的工作而搬迁到另一个城市。

因为听从父母建议上了卫校没有考大学而怪罪父母一辈子，明明高考恢复后有无数次机会重新考大学，那么多人都考上了。

几十年后，依然在念叨当时机会的错失，小时侯成绩有多么优异，以此为理由要求我快九十岁的外公外婆给予她经济补偿一辈子（我60多岁的大姨）。

为什么Samuel说如果你分担了我为家庭做的事，你也没法写作了，而Sandra非常肯定自己任何时候都能写作？

因为她没有被任何思想禁锢，她只是单纯地在往前走，在积极地生活，没有自傲自卑，自艾自怜，该做什么想做什么就去做了。

想一想，自己为什么一直在低谷里？

你确定真正想要走出去吗？

有时候答案可能是未必。

自己亲手搭建的牢笼往往最坚不可摧。

只有自己最该为自己的人生负责。

录音那段女主太激烈了，整个脸瞬间发红，让我见识到了白人变色。。

（不好意思讲个地狱笑话），她大声谴责丈夫最真实最恐惧的潜意识时，我感到她冒着红光……这一段真的太精彩。

法庭情节镜头的推拉紧凑、自然：画面反馈到大脑，此时精神思路得到的按摩感——如同摸着大腿肚子感受到的肌肉很紧又滑——我的日常通感为了满足人类大脑进化后能消化的最微妙的密度，钢琴必须被发明——看着弹钢琴的手的画面，我想到了这一句。

上点三观自我实现的精神快感比什么都爽，此时柴米油盐便会成为折磨。

柴米油盐既是折磨，也往往是创作的痛苦源泉——生活就是这么矛盾和混沌，我们在其中游走、碰撞、摩擦、披荆斩棘、发疯。

我们浑身都脏透了，湿透了。

本来也不想上升到什么价值。

但我并不是什么专业影评人，所以还是要抒发我的主观所思所感。

我看到一个女人的成功要额外付出好多代价。

孩子视力残疾明明是因为男人太自我造成的，在家辅导孩子学习也是男人慷慨决定的——源自于他不敢面对内心的愧疚和恐惧，尽管没人怪他。

实际上女人没有做错任何事情，却因为男的自己没有能力自我实现而被怪罪。

没有创造力又缺乏勇敢的人——这里不分男女——才是真可怜。

男人内心戏很多，害怕失败，不敢真正尝试，而女方只不过大胆迈出了一步，并在写作上获得了成功。

这种神仙剧情也就只能发生在现在的欧洲发达国家......一个“无能的”男人居然在向妻子抱怨自己因为照顾孩子时间太长而没有空去自我实现，虽然明明双方都在照顾。

但是在东亚这样的情况99%应该是反过来的，并且女人通常不会抱怨🤪只会任劳任怨。

而片中男人却会为此自莎，说明时间被占用这件事问题严重性有多大。

从《世界上最糟糕的人》这部电影我知道觉醒的女人是不会为自己伴侣的成功而发自内心高兴的，她需要的是自己成功，要彻底向内求而不是依附别人，世界上最不妥协的人更微妙温柔真实，仿佛还是大学毕业后的“伯德小姐” douc.cc但女人很善良，通常不会去干涉他人的自我实现。

从这部电影我知道男人这方面更甚——他们往往不需要“觉醒”，这就是他们的出厂设置，他们还耍无赖↓短评区说出了某些非常典型的男性嘴脸（请勿对号入座），一些男的简直就像一个丑恶的巨婴在那耍赖，或者用诋毁和造谣的话毁灭对方，特别恶心：“男人与生俱来的天赋就是用‘无赖的方式’把一个情绪稳定的女人逼疯，还要委屈又骄傲的录下来，鸡贼透顶。

”🤫别问我怎么知道。

如果我有超能力，我会发自内心让一些人下一秒就原地车祸爆炸。

有时让男女各自破防的点真的特别明显：男的最爱用造谣诽谤和耍赖，让女的因为委屈太大而歇斯底里；但男的破防就不一样了一般都因为女的说了真话，他被狠狠戳到了🤫其他很难想象这么一个案件耗时一年，法院还要派专人陪在儿童身边，加上法院为死者请的律师……这税得上多少？

律师帅极了，法国霍建华（笑死看了影人资料发现他外号是法国张震，我还是觉得更像霍建华！

）吃了两次阿司匹林的狗子内心：为什么都是我承受这一切？

我果然只是只条狗。。。

看着能让人舒服电影的确是也种舒适的大脑被按摩过程，有的导演手法娴熟，而有的烂导演会直接强奸你🤨盲孩忧郁矛盾的心情通过弹钢琴发泄，真的是优雅又中产呵。

《坠落的审判》最近掀起了不小的声浪，很多是关于男女两性和婚姻。

但我没想到当我开始观影之后，我更大的共鸣其实来自另一个身份——一个（失败的）写作者。

但凡有过写作梦的人，多少都能体会一点——那就是写作梦在所有梦想中，是异常具有诱惑的那种。

它其实代表着一种比俗世名利最大的野心，是探索表达和创造，是对自我的终极认可。

拥有这种梦想的人，往往在骨子里无可避免的认为，只有在这件事上有所建树，自己才算完成了这一生的使命。

也因此，在写作中遇到的所有挫折——写不出来，或者投稿被拒，都不是看起来那么简单。

那更像是对你自我的一种否定。

譬如我就曾经因为长期卡壳一部小说而感到失败透顶。

在很多个黄昏我站在阳台，看着已经亮起的街灯下熙熙攘攘的人群和车河，我在心里想，如果此刻宇宙爆炸，整个世界瞬间灰飞烟灭，我却不能问心无愧，因为那部始终写不完的小说。

当然以上都是题外话。

我最终也认识到，自己必须摆脱这种强加于自我的强烈责任感，否则非但不见得能把小说写出来，日子可能都过不下去。

我想说的是，如果你理解这一点，你才能更多的理解这部电影。

*影片中的两位主人公都与写作有关。

一个是成功的作家，一个则可以说是这条道路上的失败者。

正如我前面所说，写作梦是一种诱惑力极强的梦境幻象。

所以男主角塞缪尔虽然有体面的工作——大学教授，并且在这个岗位上相当出色，但是他内心深处想做的始终是写作。

塞缪尔的这个梦想源于何地？

大概早早就有了，但这个梦想后续越发膨胀直到逐渐吞噬塞缪尔，大概多少也有桑德拉的原因。

从时间线来看，桑德拉出版自己的第一本书成为一个作家，应该还在她和塞缪尔在一起之前。

而此时，塞缪尔还是一个大学教授。

之后两人走到了一起，两个有共同写作梦想的人，其中一个在这条梦想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对另一个必然有些刺激或者说激发作用。

塞缪尔决定辞去教职专心写作，我认为多少也有这个原因。

桑德拉和塞缪尔在一起之后，家庭分工是由塞缪尔来承担更多的家庭琐事——这一点有别于大部分家庭。

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导致塞缪尔成为丹尼尔意外事故的第一责任人。

因为是他负责接送孩子上学。

巨大的内疚让塞缪尔决定带着一家人迁居深山，并决定更多的陪伴儿子，亲力亲为的负责儿子的教育。

在后面两人的争吵中桑德拉说，当时她就曾建议塞缪尔不要这样做。

但是站在塞缪尔的角度，他当时其实没有太多的选择。

面对一个因为你而失明急需照顾的孩子，能够仍然坚持写作的人，需要有非常冷静甚至可以说冷酷的心灵。

而这个品质塞缪尔并不具备。

另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塞缪尔的写作一直以来并不太顺利。

因为他有着太严苛的标准，也太害怕失败。

在桑德拉口中，这是塞缪尔一再因为别的东西放弃写作的根本原因。

这个归因冷静而残酷，也是塞缪尔无法接受的。

塞缪尔和桑德拉之间，拥有冷酷和强悍品格的人从来都是桑德拉。

这个分歧在影片中多处都有体现。

这种品格造就了桑德拉的成功。

但是不能不说，它可能有时候也让周围的人感到寒冷。

不仅是塞缪尔。

父亲坠亡事件发生后，丹尼尔一度非常痛苦，终日蜷缩在床上哭泣，无法正常生活。

在母亲桑德拉劝他起来吃东西上学，并说你的生活必须继续的时候，丹尼尔表现出了明显的抵触。

直到桑德拉抱住他软语细说，说自己也非常痛苦，丹尼尔才逐渐软化，也抱住了母亲的脖子，两人抵着额头哭泣。

——这是我们对于伴侣亲人非理性的一种需求。

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对方展现柔软。

尽管坚硬对于解决问题更有好处，但是我们需要柔软。

柔软会让我们彼此拥抱，我们先拥抱起来，再继续一起往前走。

这是塞缪尔和大多数普通人的需求。

回到桑德拉和塞缪尔的生活。

塞缪尔彻底回归家庭之后，两个人的落差越来越大，一方功成名就，另一方面却陷入生活的泥沼，甚至抑郁症缠身。

塞缪尔尝试挣扎——他记录自己的生活尝试重拾写作，但他的尝试却得不到编辑的认可。

这让他陷入更深的绝望。

我曾经想过，如果丹尼尔没有出事，塞缪尔没有回归家庭，他的写作能获得成功吗？

对此没有人能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

但我们可以想象，对这个问题塞缪尔的回答大概是肯定的，桑德拉的回答则大概是否定的。

纵观整部电影，桑德拉强悍的性格贯穿始终。

她显然是那种无限藐视环境对人影响的人。

她坚持一个人在任何环境下对自己人生的掌控力。

她自己能做到，所以她认为也期待自己的伴侣也能。

这错了吗？

好像真的不能说错了。

在两人的争吵中，桑德拉否认是孩子和家庭让丹尼尔失去了写作的能力。

在桑德拉看来，就算没有发生这些事，塞缪尔还是会因为自己对写作的严苛标准和对失败的恐惧，而自己阻止自己的写作。

正如如果他真的有能力继续写作，那么即使是现在，他也一样可以重新执笔。

这些话一如既往好像仍然是对的。

你会发现桑德拉总是对的。

对于每个试图写小说却卡壳的人，桑德拉的话都会引起心灵的颤栗。

眼高手低不能沉下心去写，过高的严苛标准，过低的执行力，害怕失败，过剩的自尊，自我期待过高……这些大概全是真的。

塞缪尔未必不知道，但是他给自己找的理由是，是因为自己现在太忙了。

他没有时间没有精力。

但是桑德拉干脆利落的否认了这一点。

塞缪尔说因为孩子教书和装修这几件事忙不过来，桑德拉说，搬家和装修都是你要做的，你陷入现在的困境是你自己的选择。

你就是想给自己制造这种困境，好让自己看起来没时间没精力，就可以逃避写作。

塞缪尔指责桑德拉出轨，桑德拉说，儿子的事情发生后，我们状态都很糟糕。

你不愿意和我发生关系了，我总得找个方法疏解。

我和别人只是纯粹的性关系，我在乎的还是你。

你不是真的介意我出轨的事情，你只是故意让自己介意，这样你就可以有一个受害者的身份，就可以不停的指责我。

塞缪尔指责桑德拉写作“剽窃”，桑德拉说，那个想法是你不要的。

我接着写是你同意的。

我写完给你看了，你也认同我写的和你当初想的并不一样。

我只是拿了那个概念。

你想写你还可以接着写个不一样的。

桑德拉说的好像全都是对的，但是对伴侣来说，也确实残酷无情。

塞缪尔指控桑德拉——你所谓的解决问题的方法，都只是解决你的问题。

你不在乎是否会伤害我和丹尼尔。

桑德拉立刻暴起——这和丹尼尔无关，你不要把他扯进来。

你一直试图把丹尼尔扯进来！

你一直想假装受害者，事实上你从来不是受害者！

桑德拉总是直击要害。

塞缪尔说，我觉得我们之间有一些失衡，我只是想讨论一下这件事，就这么难吗？

桑德拉说，我压根就不相信夫妻之间互惠互利这种观念，光是讨论这个我都觉得幼稚，烦闷。

压根就是浪费时间。

是的，我觉得包括我们现在说的每句话都是浪费时间。

就在这些blah blah里，时间就过去了。

你该做的是行动起来……这当中有一句台词对我来说振聋发聩，我认为它集中概括了桑德拉的婚姻观或者说人生观：夫妻之间互惠互利这个概念对她来说是不存在的。

如果互惠互利不存在，那夫妻关系对桑德拉来说是怎样的呢？

只剩下两种解释：1. 婚姻就是天然的剥削。

要么是你剥削我，要么就是我剥削你。

2. 即使我们是夫妻，也不代表我们结成了完全共同体。

在任何情况下你都可以也应该做你想做的事情。

先顾好自己，再去管其他的。

我认为第二种应该是桑德拉的真实想法。

这个观念其实没有错。

尤其是当我们处于混乱和危机当中，千头万绪整个人仿佛被陷住——先顾好自己，这往往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但这也往往是对个人而言。

在亲密关系中，两个人如果都秉持这样的态度，有可能两个人都变得更好，但是一个家庭也就就此解体了。

所以问题其实是，我们是先拥抱哪怕一起腐烂，还是先不惜一切的让自己好起来？

桑德拉选择了后者。

用写作排解痛苦，拿走丈夫丢下的创意，寻求婚外性关系，都是她找到的解决之道。

可使如果塞缪尔在痛苦的时候也选择了婚外情来排解，那么一个夫妻双方同时外遇的家庭会怎么样？

如果塞缪尔在丹尼尔受伤之后没有因为内疚而回归家庭，全副身心照顾丹尼尔，那丹尼尔能不能像我们看到的这样顺利的从灾难中恢复？

事实上我注意到，在这段堪称全片高潮的争吵情节中，桑德拉始终坐在餐桌边吃着东西，而塞缪尔则在开放厨房区域不停的收拾着，这多少是两个人日常生活状态的一种反应。

有没有可能，哪怕一点点可能，较少处理生活琐事的桑德拉其实低估了这些事情的影响力？

塞缪尔提出了跟我一样的问题。

他对妻子说，如果我不去处理那些事，你就会像我一样陷入我现在的困境，咱俩会谁都写作不了！

而桑德拉只是冷静的说，你放心，我任何时候都可以写。

根据全片看下来桑德拉的性格，这句话很有可能是真的。

但也有可能是桑德拉在假设中对自己的过度自信。

但不管是真是假，这种态度显然更加激怒了塞缪尔。

这就像所有悲剧里最讽刺的地方，当一对爱侣的关系出现裂口的时候，曾经相爱的理由却变成互相憎恨的导火索。

那曾经吸引他的自信冷静和锋利，那不爱笑的脸，现在每一样都变成刺眼的刀刃，塞缪尔感觉到自己被刺得遍体鳞伤。

这场塞缪尔事先策划好的争吵，早已走向了失控的方向。

最终他的绝望和嫉妒化为憎恨，最终以死亡策划下这起审判，想要拉已经太过耀眼的妻子一起坠落深渊。

*当我们回头去看塞缪尔的人生，会发现他的悲剧其实开始的更早。

并不是从儿子出世开始的。

甚至可以说是基因层面的。

从他渴望写作但执行力逊色于自己审美能力又恐惧失败的时候，从他爱上性格比他更加强悍冷静强大的桑德拉却又无法放下雄性的自尊和竞争心理开始，他的人生早就隐现裂纹。

后面的每一步，不过是被这些东西撕扯，越陷越深。

儿子的意外事故是个导火索，让他深陷痛苦，并理所当然的开始无性婚姻。

而妻子桑德拉用出轨消解性欲，用写作抚平创痕，他自己却无处发泄。

反而在自我设下的陷阱里，琐事缠身，彻底迷失。

随着桑德拉的写作事业越来越成功，在这场本以为是两个人并肩的长跑里，塞缪尔看到自己已经落后得越来越远。

他的嫉妒和绝望无处排解，他试图抱怨指责，将一切责怪到妻子头上，却被对方狠狠戳穿自己的懦弱和卑劣。

他无地自容，痛苦绝望——至此你会发现，塞缪尔除了死亡，好像真的没有别的选择。

这是我观影到后半段时候的感受。

除非，除非他能忘了写作，好好生活。

哪怕是暂时。

但是他做不到。

其实至此你可以看到，塞缪尔的问题确实大多数都出在他自己身上。

但是桑德拉完全无辜吗？

我认为不是的。

塞缪尔是曾经服用阿司匹林试图自杀的人，是个抑郁症病人。

而桑德拉是唯一知情者。

但她没有对此对此给予足够的警惕和关心。

在塞缪尔试图跟桑德拉沟通的时候——尽管这沟通的实质是想要甩锅，但是我们不能不承认，甩锅有的时候也是人性的必须，尤其是当自己的心灵不堪重负的时候。

而这时候的塞缪尔就已经在崩溃的边缘。

但被激怒的桑德拉的选择是直截了当的告诉塞缪尔，你这些抱怨纯粹是浪费时间，这就是导致你失败的原因。

她毫不留情的戳穿塞缪尔性格底色中的懦弱和卑劣的部分，令他发出彻底绝望的呻吟。

如我上面所说，桑德拉说的话大部分都是对的，但也确实是冷酷到不近人情的。

譬如对于出轨，虽然如桑德拉所言，无性婚姻是塞缪尔选择的，她和塞缪尔是灵魂伴侣，在外面有一些纯粹的性缘关系来排解性欲无可厚非。

但说到底，这段所谓的开放性关系是由桑德拉单方面决定的，而塞缪尔只是发现后被迫接受。

这是出轨吗？

不是吗？

有理由出轨就不是出轨吗？

而且换个角度，如果塞缪尔也这样做呢？

如果塞缪尔也在痛苦低潮期寻求外界排解，与他人保持纯粹的性关系，那这段婚姻将走向何处？

桑德拉拿走丈夫的创意，尽管是塞缪尔放弃的，但每一个曾经尝试写小说的人都应该能够体会，如果别人尤其是你亲近的人拿走你的创意并获得成功，你内心其实很难不失衡。

所以我认为桑德拉至少不该表现的那么理直气壮。

在劝塞缪尔继续写作的时候，桑德拉说，我劝你就从你放弃的那本书开始。

塞缪尔讽刺的笑了——你已经把它写了，你让我写什么？

桑德拉说，你可以写一个不一样的。

Again，再次从写作者的角度来看，我认为这是非常难的。

因为当一个创意只是一个梗概的时候，你可以对它做无限想象。

但是当有人已经把它具象的实现出来，而你也看过了，你就很难再有别的想法了。

因为你看到的东西会不断干扰你。

就像你本来在一片旷野上，现在这条旷野上已经有了一条路。

而且是一条基于你原本的设想修建的路。

理论上你还可以开辟新的路，但是事实上这条已有的路必然会干扰你，你会把自己新的路径和它比较，自我怀疑。

桑德拉作为写作者不该不明白，但她也轻而易举的忽略了。

我们不难发现，桑德拉其实一直站在一个相对高的胜利者位置上。

塞缪尔所有的抱怨，在她冷静而犀利的言辞下，逐渐都变成无病呻吟。

这种被否认和轻视的感觉，无疑加剧了塞缪尔的痛苦。

塞缪尔最终确实是自杀，但是即使是桑德拉，恐怕也无法问心无愧的说，丈夫的死真的和自己完全无关。

影片中唯二让我落泪的片段，一个是丹尼尔在法庭上回忆起父亲关于史努比的话。

在他的回忆中，已经死去的男人面庞是温暖的金黄，蓝眼睛清澈而温暖。

这是影片中塞缪尔少有的面部特写。

他用略带疲惫的口吻，给自己的半生做了总结——遗憾，但又有着骄傲和认可。

在他的自我评价体系中，他是一个尽力了却被辜负的人。

可能是个失败者，但是一个好丈夫，好父亲。

另一个片段是在影片最后，桑德拉终于无罪释放，她和朋友们一起聚餐庆祝。

他们欢声笑语，庆祝这场来之不易的胜利。

然后，在朋友们都转身离去的顺斤，桑德拉的面孔突然扭曲，控制不住的要流下眼泪。

那一刻我再次回想起来，他们曾是一对爱侣。

而其中一个现在已经永远的离开了这个世界。

如桑德拉所言，这场胜利的尽头，空空荡荡，什么也没有。

影片看到这里，我的脑子里不断的浮现六个字：至亲至疏夫妻。

桑德拉曾说，我拒绝自己逐渐腐烂，所以我寻求解决之道。

这里“腐烂”我的理解是指沉湎于痛苦，丧失生活和让自己变得更好的能力。

而选择从楼顶坠亡，会不会也是塞缪尔出于同一种原因的最后选择？

有没有可能他其实不是想要嫁祸给妻子，只是也终于做了一次自私的选择，阻止自己继续腐烂？

我们无法一起变得更好，所以，我选择离开。

真正的答案没有人知道。

但我想桑德拉余生也许都会和我一样，忍不住千万次寻思这个问题。

文 / Annihilator全文约4100字 阅读需要10分钟 从《坠落的审判》回头看，茹斯汀·特里耶迄今为止的四部长片之间的相似性是极其鲜明的：四个女主角，从《索尔菲雷诺之战》中的记者、《维多利亚》中的律师，到《西比勒》中的精神分析师和《坠落的审判》中的作家，无一不是精英阶层出身的知识分子女性；围绕着她们的职业和生活，同一些元素不断重现——精神分析、文学、宠物、作为多语者和双性恋的女性、破碎的婚姻、情感对职业关系的超越……更重要的共通之处在于，我们总能在其作品中发现同一种内在与外在的张力：女主角们的成功女性形象背后有着内在的压抑和创伤，它们在某一特定外在事件的作用下被重新唤醒或发掘，创造了外部叙事（高度戏剧性化的情节）与心理维度叙事（回忆、亲密关系和内隐的情绪）之间平行、嵌套或互为镜像的关系。

这样的结构和切入角度一点也不新鲜，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是中产的、心理剧的、庸俗精神分析式的，但特里耶与她的合作者们（阿图·阿拉里、维尔日妮·埃菲拉、桑德拉·惠勒…）对人物和生活的近乎自传性的精准观察和再现，足以使作品跳脱出通常的俗套。

《坠落的审判》当然也源自同一种构思：片名（anatomied’une chute）中“anatomie”这一双关语既直接指涉了片名出现前段落中法医对男尸的解剖，也指电影后续展开的庭审对这一起坠楼死亡案的真相的分析；但当观众发现案件的唯一嫌疑人正是死者的妻子桑德拉时，便会明白，电影真正意在“剖析”的是另一重意义上的真相，即这对夫妇之间的情感和权力关系的心理真相。

《坠落的审判》的首要成功之处在于，在一部政治-家庭闹剧、一部职场爱情喜剧和一部由多重自指交错构成的元电影之后，特里耶为她一贯的心理剧平行结构找到了一种比前三者更为合适的类型外壳——庭审电影（courtroom drama）：一方面，庭审电影拥有所有情节剧类型中最饱和的戏剧性（真相作为悬念）和最凝练的发展方式（严格限定的场景和事件程序）；另一方面，在庭审针对被告动机的质询、抗辩等环节中，本就天然地内含了将人物心理研究转化为情节和对白的叙事机制。

此外，在场面调度的层面，特里耶很大程度上放松了对影像形式的掌控，对技术的使用更朴素和恰切的同时，前两作中戏与戏之间极其紧密甚至抽象的节奏如今被更长也更充实、更细节化、表演更充分的情境所替代，允许观众更专注地投入于情节之中。

Anatomie d'une chute (2023)但在情节剧式的流畅与精彩之外，在这一效果所仰仗的“戏剧-心理”的便利结构之外，《坠落的审判》中还存在着一对更为关键的二元：“虚构”与“真实/真相”。

从这一辩证法出发，我们会发现特里耶的全部四部长片连成了一条清晰的发展曲线。

特里耶最早以拍摄政治事件的纪录片开始导演生涯；而在其剧情长片首作《索尔菲雷诺之战》中，特里耶将总统大选之日街头路人的随机采访镜头与主要发生在室内的一段虚构的家庭闹剧并置在一起，政治对抗与家庭纷争在两种影像的共鸣中建立起同构性。

在特里耶此后的三部长片中，形式上的虚实融合不再出现，但故事中总有一个以自己的真实生活为虚构创作素材的创作者形象。

在《维多利亚》中，这个人物是女主角的前夫，因为小说对现实的挪用所造成的名誉问题，女主角将他告上了法庭；到了《西比勒》，这个人物成了女主角西比勒自己，作为一个精神分析师兼作家，她将患者的情感经历剽窃为自己的小说，同时又在现实之中介入了这一段情感；而在《坠落的审判》中，桑德拉同样是一个作家，而她的高度自传化的小说中的杀夫情节在庭审上被控方抓为把柄。

Sibyl (2019)这样一个创作者形象，首先指涉了特里耶自己作品中的人物与情节的自传性：她与其镜头下的任何一个女主角的关系，不就恰如西比勒与她笔下的玛格特吗？

但是，正如洪常秀总是否认其作品与本人的联系（尽管这种联系显而易见的：他的主人公不是导演和演员，就是小说家、画家），特里耶在访谈中也对《坠落的审判》中的夫妻关系反映了其真实私生活的说法一笑置之；比起这种戏里戏外的可无限递归的八卦式对应，虚构与现实真正辩证交汇之处永远是电影的本体层面。

在这一层面，如果说《西比勒》以诡谲和模糊的交叉剪辑发现了回忆、心理咨询、片场表演与小说写作属于同一种虚构的语态，那么《坠落的审判》便是发现了庭审作为一种叙事机制的虚构性本质。

我们走上庭审的旁听席，观看一部庭审电影，阅读某篇庭审记录，根本原因总是为了获得真相。

但事实上，真相理应是调查和取证的目标，只有这一目标无法被充分确凿地达成时，只有控辩双方各执一词、缺乏决定性的证明时，真相才不得不取决于陪审团的裁定；而他们根据什么做出裁定？

哪一方的说法更“接近”真相，更“像”真相；换言之，更可信、更具说服力，甚至更有煽动性——这些都是虚构的本领。

因此，悬而未决的庭审与其说是一次对真相的“剖析”，不如说是一场比赛，比赛谁能建立起一种更强大的虚构。

Anatomie d'une chute (2023)例如，在两个血迹专家截然相反的证词中，我们看到的是对坠楼现场的种种可能假设中的两种，它们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能排除另一个，而只能尽可能地包装以更合理的推理过程，来让自己成为更有竞争力的那一个。

别忘了，如果没有足够的证据，推理也只是一种严谨的假设，而假设最终仍是一种虚构——尽管它以真实为目的。

甚至更多时候，不是假设本身，而是假设被演绎和传达的方式使之变得雄辩：律师成为了另一重意义上的演说家，他们的遣词造句，抑扬顿挫，语气、手势与神情，一切都成为对虚构的修辞。

最好的演员不也正是这样的雄辩者吗？

或者说，最雄辩之人不也正是在进行着最具有感染力的表演吗？

正是在这一重意义上，《坠落的审判》成为了关于表演-演说的元电影：在庭审这样的情境中，演员并不真的扮演任何角色，他们所进行的活动就是他们的本职工作——让虚构变得更加可信。

但是虚构无论如何可信，依旧是虚构，它与真相也许只隔着一段无限小的距离，但全部的修辞、推理和统计规律都无法填补这一距离。

回到刚才血迹专家的例子：尽管辩方的证词在各方面都明显更胜一筹，但专家在面对控方“不太可能”和“不可能”的用词圈套时，仍一改此前的自信而选择前者，因为她——以及背后执笔的特里耶夫妇——深刻地明白，虽然在庭审的虚构中，不同说法的说服力和可信度可能天差地别，但对于真正的真相而言，无论多么微弱的可能性都不应被轻易排除。

现实案例很容易说明这一点：在最近被重新关注的朱令案中，“铊中毒”的真相在事件最初便是被医院和学校的推理所否定，最终导致了悲剧。

案件的真相就已如此充满不确定性，关系、情感和心理的内部真相就更是如此了，因为后者必定比前者幽微百倍——事实上，这样的“真相”是否真的存在都必须被打上问号。

然而，《坠落的审判》的这场审判却恰恰是对内心的审判：庭审的后半程围绕作案动机的讨论，使得电影从庭审电影的类型化外部走向心理剧的内部。

但作为其反作用力的是，这场庭审也因此滑向了更远、更危险的虚构之中：如果说一个案件嫌疑人为自己和丈夫之间关系的辩解总会被怀疑为美化甚至撒谎，那么与案件完全无关的陌生人全凭经验和证据碎片进行的揣测，岂非更加荒谬！

但在庭审的虚构机制中，这又是获取真相的唯一手段；于是我们看到了控方律师试图以小说情节来佐证案件推理，看到了精神分析师对桑德拉傲慢的笃定和谴责——一位真正好的精神分析师应该明白，精神分析情境中患者的吐露，与真相的距离很可能和小说一样遥远而微妙。

Anatomie d'une chute (2023)但虚构难道是这些控方“反派”的特权吗？

辩方律师多次叱责对方所说的不是真相，只是臆想，但他自己的辩护当然也绝不乏推测、想象和煽动——“桑德拉·沃耶特唯一的错在于，在她丈夫失败的领域里，她却成功了。

”这样精辟的总结陈词很容易打动在场的诸位陪审员，但桑德拉自己的反应如何呢？

律师回座后，她悄声对他说：“塞缪尔不是那样的。

”显然，这完全不是真相，至少不是她心中的真相。

那么，真相究竟是什么？

影片提供了三种版本的真相：塞缪尔或是不慎跌落，或是跳楼自杀，或是被人蓄意推下。

第一种可能是桑德拉自己所坚信的，但却早在影片最初她与律师讨论辩护策略时，就因“没人会相信”的理由而被否决——再次确认了庭审是一个关于虚构与相信的场域。

当然，也许还有从未被设想的第四或第五种可能……况且，谁说亲人就一定比陌生人更接近真相呢？

也许只会加倍地困惑吧。

到头来，正如丹尼尔的看护员所说的那样，不论是陪审员、法官、律师、案件相关人士、家人甚至是当事人自己，每个人都必须在真相无从确定的情况下做出选择，不是选择真相，而是选择对真相的某一种虚构。

来听听这个小男孩最后选择的虚构：“如果我想象我妈妈杀了他，我无法理解；但如果我想象我爸爸自杀的话，我觉得我可以理解。

”从这个角度看，《坠落的审判》与另一位作者M·奈特·沙马兰在精神层面巧妙地邂逅了：后者今年的新片《拜访小屋》，一部恐怖片，同样设置了一个真相悬置、选择相信的情境。

作为电影作者的特里耶自己，又何尝没有做出同样的虚构之选择呢？

看完整部电影，回想自己是在哪一刻彻底相信桑德拉不是凶手，我会选择播放录音的那一段。

这也是《坠落的审判》的特异之处：本应单独存在的声音却附加了录音现场的画面，影像的叙事性质实际上介于现场有源声音与结构性闪回之间。

如果只有声音，只有桑德拉事后的间接解说，那么我们便无法看见妻子与丈夫之间的面部神情、肢体语言乃至现场氛围的微妙变化，也就错失了二人展现出的情感以及通往真相的暗示。

矛盾出现了：说服我们的不是控辩双方的实在的发言，而是这一段不可能存在的影像，一个绝对的虚构之物；不是庭审中任何现实人物的虚构，而是纯粹属于电影的虚构。

相较而言，沙马兰从未迈出这虚构的一步，《拜访小屋》的视角与主人公们始终保持一致，只能从不可信的电视荧屏上、从窗缝中透出的光芒中看到关于灾难的启示，因此观众的相信会更加艰难。

Anatomie d'une chute (2023)类似地，在丹尼尔第二次听证一段中，我们看到了丹尼尔用自己的声音复述出了父亲对狗的描述，并将其读出了隐含的忧郁语义，这是丹尼尔的虚构；但如果仅仅只有他的虚构，电影是无法真正打动我们的。

更具决定性的是特里耶的虚构：她为儿子的声音配上了父亲说话的画面，在几乎重合但又微微错位的口型与语音之间，我们很难不察觉到生者对死者的极为复杂的情感——那种理解的努力，那种无法跨越的疏离。

在这场庭审之中，真正的雄辩者是特里耶和她的电影，为了站在女主角的一边，站在她们所相信的那一边，她们在叙述中加入必要的虚构；她们使用着影像的手势，演讲着场面调度的语言。

Anatomie d'une chute (2023) 评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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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坠落的审判》上映3天，票房已突破1200万。

这对于如此小众的艺术片来说，已是相当难得的成绩。

毫无疑问，这和此前北大映后的闹剧有关。

也是经由这场闹剧，让旁观者明白，“坠落”一词虽没有董教授分析得那么高深莫测，也绝不仅仅是“跳楼”那么简单。

它实际在隐喻一种身份的跌落。

这一跌落过程，不止体现在影片内，也体现在映后现场。

而这恰恰也是一部好电影能达到的效果，它总在书写一些会不断变形、反复发生的故事。

01《坠落的审判》是一部层次相当丰富的电影。

它是一部法庭片，也是一出社会派推理，它关于真相的不可抵达，也关于真相为什么总是难于抵达。

当然，更为重要的，它是一部女性电影，不仅因为它出自女导演之手，主角也以女性为主，更因为，它呈现的是独属于女性的生存困境。

这种困境，不只是一个人在面对公权力的审判时，所身处的不利地位，更在于，在权力失衡之上，社会普遍存在的性别偏见还要在本就偏沉的天平上，再加一块重重的砝码。

于是，在这场事先张扬的审判中，女性的自辩之路，无疑困难重重。

02看这部电影，观众最关心的问题自然是真相，即那场无人目击的坠楼身亡，到底是自杀、谋杀还是意外？

对此，影片始终保持开放，尽管有所倾向，但仍保留了全部可能。

郊外，无人目击的别墅，一个男人坠楼而亡，他的妻子成了唯一嫌疑人。

影片的悬念由此展开。

我们唯一能确定的是，桑德拉（桑德拉·惠勒饰演）被判罪名不成立，她将回到郊外的别墅，和儿子开始新的生活。

一切似乎都在好起来，可有个不易察觉的细节却在暗暗书写着裂痕，那便是，当桑德拉回到家时，儿子与她交谈所用并非惯常的英语，而是法语，似乎在说，这个家庭经历了这场劫难，已不可能回到从前的样子。

法庭上的一切，还是在这对母子身上留下了擦不去的印记。

而他们也将带着这根刺，继续生活。

03真相重要吗？

究竟对谁重要？

这是影片提出的一个问题。

在法庭之上，所谓真相，不过是控辩双方的各执一词。

他们都试图说服法官和陪审员，自己构建的这个故事，才是现实的唯一版本。

可对于围观群众来说，真相是什么？

真相不过是谈资，是交头接耳时的笑语，是目光灼灼下的狗血剧情，是私德化妆成公德的正义表演。

他们实际并不关心真相，只关心瓜大不大。

正如那位电视台嘉宾所言：一个女作家杀了她的丈夫，远比一个老师自杀了，要更吸引人。

以及，那个被事先排除的“意外”可能，或许也是因为如果这就是真相的话，对公众而言，未免太无聊了，所以才没人愿意相信——自然，也就不能作为脱罪的辩护策略。

片中，导演几乎没有给围观者任何画面，唯一的镜头，是法官突然被叫走时，镜头突然扫过台下，只见一张张挂着笑意的脸，正面面相觑，难掩兴奋。

这时，法庭大门打开，众人收声，男孩走了进来，这似乎是导演在暗示，整个事件中唯一在乎真相的人来了。

片中的小男孩患有眼部疾病，视力受限，他也成为了整个案件唯一一个“不可信赖”的在场者。

事实也确实如此。

只有男孩——这位死者和嫌疑人共同的孩子，才最在意真相是什么，因为这将决定着，他该如何看待父母，看待从前的生活，以及如何面对今后的日子。

影片最终也正是把决定权交到了他的手中，让他做一个裁决，他的父亲到底因何而死，他的母亲能否脱开干系。

也正于此处，这部电影在男孩精湛的表演下，展露了其温情又凶险的一面。

在男孩动情的讲述里，在那段无法证实的回忆中，他的父亲被坐实了一个“准自杀者”的身份。

这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杜撰，更可能是男孩因为选择相信了母亲，而编造的一段“证据”。

但不管怎样，都很难说，它就是真相本身。

而这也正是这部电影的根基。

它在说真相并不可知，可知的只有我们在纷乱矛盾的现实中，左顾右盼，最后选择相信了什么。

真相是信念的投影。

04事实上，正是小男孩最后的这番论述，而不是其他，左右了整个案件的走向。

如果说之前控辩双方的角力，仍属势均力敌，谁也没有十足的胜算，那么男孩的这番“回忆”，则基本给案子了调。

那么试想，如果没有这段“证词”，案件会如何发展？

就仍是未知。

片中的公诉人是个咄咄逼人的狠角色，他试图说服陪审员被告就是凶手，其利用的恰恰是大众内心的偏见。

这之中，最有趣的地方也在于，我们可以复盘一下，公诉人是如何构建女性有罪的故事版本的。

究其窍要，不过是顺应了性别偏见，把大众喜闻乐见的故事模板，套用在了现实的素材之上，使得所谓“真相”更符合大众预期。

此中关键在于，这并不是一个常见家庭，而是所谓“女强男弱”的非典型组合。

而公诉人的策略是，将其重新放入传统家庭模式中，使得那些溢出的部分，全都成为“罪证”。

他会告诉你，这个家庭之所以女人强，并不是真的强，而是因为她对男性的欺骗、掠夺和打压。

庭审中，公诉人一直在试图证明几点：第一，桑德拉之所以开始写作，进而成名，是因为剽窃了丈夫的创意。

换言之，她的成功，本就是从丈夫那儿偷来的；其二，她是个不洁者，或更直白说，是个荡妇。

她不仅曾经出轨，还当着丈夫的面勾引访客。

而这也是审判一个人的惯用伎俩——当没法拿出实据时，我们就先从道德上搞垮她；其三，她还是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施暴者，不仅脾气坏，时常对丈夫动粗，还对后者常年实施精神折磨，包括反复提醒他，儿子眼睛受的伤是他疏忽所致，以及明知丈夫已无力写作，还要鼓励他，使其备受煎熬。

借此，公诉人企图构建一种叙事，即，这个家庭里男人的“坠落”，是被女人所摧毁。

为此他请来了血迹分析师、丈夫生前的心理咨询师以及U盘警官出庭作证，而这些证人，无一例外，全是男性，他们几乎都带着一副厌女面孔，要把被告席上的女性置于“死”地。

于是，一整套“辱男”叙事成型，几乎瞬间将一位女性的成就，全都转化成原罪。

这之中最悲剧的地方也在于，在这个家庭中，女性虽已变得强大，却并没能给自己提供更有力的保护，而只是招致了更猛烈的反扑。

身为一位女性、一位公众人物，桑德拉不仅面对公权力的审判，也面对着大众的审视。

05看这场庭审，未免生出疑问：法国的司法制度这么不尊重嫌疑人的权利吗？

公诉人一直在妄加揣测、诱导提问，要是换作英美片或港片，辩护律师得把“反对”喊破了嗓。

这让我想起之前看过的一篇文章，讲法国庭审与英美庭审最大的差别在于，后者更重视证据和质证过程，而前者更在意还原来龙去脉，背后反映的是不同的司法观，即后者认为，真相只能来自于证据和程序本身，而前者认为，只要事实经过足够清楚，真相不辩自明。

那么很显然，片中法庭就为种种假设、推演预留了更大的空间。

也正因如此，导演精心构建的真相不可知的死局，才使得法庭成为了各种观念、各种故事版本的演武场。

而她特地安排一个并非弱势的女性角色，将其置于嫌疑人的险地，为的是进一步证明一种结构性的男强女弱，绝非个体之力所能冲破。

换言之，尽管她经由儿子的证词赢了官司——毕竟相信母亲，对于儿子而言，是一个更具倾向性的选择——但在观念层面，女性的处境仍然艰难。

片中的丈夫一角，并不是一个大男子主义者，他的委屈最终只能用来自毁。

06纵观全片，最为华彩的段落，当属夫妻二人的争吵。

首先这场本该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戏，虽被导演原景重现，但考虑到全片从谋杀现场到男孩回忆，皆为假想，这场戏实际也是基于声音的想象。

而这也是影片的题中之义，它其实一直在说，语言、逻辑、音视频媒介乃至于整个司法系统——这些由人类所构建的工具，在帮助人类接近真相的同时，也一再成为通往真相的阻碍。

那么这时，我们还能依靠什么？

至少有一点可以确信，就是不必执着于结果的真相，而是要尊重生活的真相，尊重那片我们终究难以完全掌握但又可能步步靠近的复杂而暧昧的区域。

而那段夫妻间的争吵，显然就是这样的区域。

从中，你可能仍然难以得出自杀还是谋杀的结论，但你却可以知道一些比这更为重要的事。

比如，生活里的是是非非总是紧紧纠缠在一起，难以分清；比如夫妻间的孰对孰错，更是一笔糊涂账，因为他们时而并肩战斗，时而独当一面，时而彼此对抗，这些全都是生活的一部分，撷取任何一个片段去裁决整体，都有失公允；此外，你还会看到，当一个女性试图摆脱从属地位，获得独立时，她会遭受怎样的评判，以及，当一个男性被置于一个家庭性别秩序中的第二性时，那种坠落感，又会以如何汹涌的方式降临……而当你看到了这全部的真相后，你又会如何反应，这是影片留给你的课题。

于是《坠落的审判》，最终所审判的，其实是每一位观众。

它犹如一束X光，照见了我们内心最隐秘、最幽暗的部分，那里藏着的，是一整个社会的进程以及未来。

多年来我有个成见,太理智和精明的人不适合结婚，但现实中很多理智和精明的夫妻婚姻和生活都挺成功。

虽然爱情和婚姻的成功难以衡量，用客观标准说这些夫妇没有离婚，白头偕老。

至于成功与否，幸福与否，每个人自有观点，不必多说，不离婚未必是幸福，离婚了未必是失败。

爱情中最宝贵或者说最特别的是什么呢？

就是那种不计得失，愿意为对方付出一切的发烧感。

热恋时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感觉并为之赌咒发誓过，人们是如此热爱这种海誓山盟和这发高烧的感觉，一旦这感觉消逝，热恋过去，一段关系往往走向消亡或者走向成熟。

走向消亡的迫不及待去寻找下一段热恋，拥抱这感觉，希望永远的留住这感觉--这感觉也有点像吸毒。

这是那些不停恋爱的人激越澎拜并舍不得离开或者不能离开的状态。

热恋过去爱情也会成长，成熟，有些人带着这成熟的爱情走向了婚姻，之后发现，自以为成熟的爱情原来只不过是刚刚开始，满了十八岁，后面还有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原来还有这么多急流险滩要过。

我敢打赌片中这对夫妻都曾用自己的母语（德语和法语）向对方海誓山盟，都曾以为爱情他永不会老。

但当我们看到那段惊心动魄的争吵，生活的真相才残酷的展示在我们面前：你曾说过会永远爱我，你曾担忧着我的担忧，快乐着我的快乐。

现在骂我剽窃你的写作创意。

你曾说你是我的一切，没你不行，现在你和我斤斤计较着到底谁为家庭和孩子付出更多。

妻子停下来说，我们不要争吵了，她走过去亲吻丈夫说Let‘s relax（我们放松一下），丈夫继续冷酷的斤斤计较着：和你结婚后都是围着你转，我呢？

我没有了自己的生活，没有了自己的事业。

听到此处，妻子冷笑一声：我没逼着你离开教职，我一直鼓励你的写作事业。

是你要搬到这鸟不拉屎的地方，是你要装修房子搞air bnb，是你要孩子一周三天home school，我一开始就提醒你仔细考虑一下。

这时丈夫说：我庆幸自己做了那些决定才让我和孩子关系这么亲近。

然后开始旧事重提：你出轨，你剽窃我的写作，你不管孩子不顾家。

妻子说：我尽了我的责任，我送孩子，你不要把你的失败归到妻子孩子身上。

然后我们听到激烈的撞击打斗声。

法庭放录音这幕是本片最精彩的部分，它揭示出婚姻生活中残酷的一面，甚至因为这段录音我们至今不能心安理得的认为丈夫是自杀的。

关于爱情的电影无论悲剧还是喜剧都是浪漫的，告诉你爱情的忧伤与美好，而关于婚姻的电影大都是鸡毛鸭血，告诉你婚姻的残酷和悲凉。

《婚姻故事》里妻子偷看丈夫电子邮件发现丈夫睡了舞台设计，本片里丈夫偷看妻子手机发现妻子出轨女同。

接下来就是漫长的分分合合，吵吵闹闹。

有些电影讲故事告诉我们妻子因为迁就丈夫的事业忽略了自己的事业，有些电影告诉我们丈夫支持妻子后妻子单飞了。

这些电影展示给我们的争吵是如此真实，以至于我们如浸入冰水般浑身冰凉，不愿相信又深感共鸣，这些争吵永远没有是非对错，因为在爱情和婚姻里，男女的感情是无法用任何东西丈量的，这是男人和女人在一起的秘密所在。

有时候你付出多少都是不够的，有时候你得到多少都觉得不足。

这是爱情的真谛，也是婚姻的死穴。

这部电影和其它关于婚姻的电影，其实也只是揭示了生活中多种残酷现实的一种，就如此令人震惊，令观众心有戚戚。

面对坚硬的现实，从哲学层面讲，其实是很好的慰藉。

让人不得不打碎那多彩的肥皂泡，面对灰色的现实。

认识到真相会令一些人幻灭，但真的猛士直面惨淡的人生。

一旦你发现这是谁都逃脱不掉的现实，那就早下决心：不要步入婚姻或者好好经营自己的婚姻。

如果有人在你热恋时和你谈论婚姻需要经营你肯定会觉得傻逼，我不会的，我们的关系如胶似漆，每天24小时腻一块儿都觉得不够用，我们不需要经营。

爱情也是一段关系，是关系就会经历萌生，发展，消亡的过程。

爱情的化学发挥作用的时间大约是两年。

两年之后你大脑里的化学物质就烧完了，你想继续烧只能换个催化剂（分手再找）。

我们可以回避“经营”这么俗套的词汇而改成一段关系需要发展，成长，成熟。

爱情的火稳定燃烧需要你们共同添柴拨火。

这就引出了种种婚姻电影的主要矛盾：一方已经感到热了，另一方还在拨火。

任何争吵都是由这种不协调引起的。

妻子说：我用了你废弃的素材写了成功的小说，你应该感到骄傲啊（正如我们热恋时你经常挂在嘴边的），你可以写书说我用了你的素材我会大方（并光荣的）承认的。

丈夫说：你都把我故事的精华写完了，我还写个毛啊。

你个剽窃犯。

整个争吵非常真实，因此如此鲜明的分开了立场不同的观众，例如，这个回合我们可以理解为：妻子没怎么提或者根本没提她的书的核心部分来自丈夫废弃的小说。

她不提也是可以理解的，从一个专业作家的角度，有个创意算个毛啊，推动情节塑造人物才是最重要的手艺活，创意我一天可以想一百个，下笔就傻逼。

她认为这个被丈夫废弃了的创意并没那么重要，自己作品成功靠的还是自己的努力。

因此她说你要是公开提我用了你的创意我会大方承认--因为这时候我的读者根本不在乎我用了谁的创意，我的书靠的不是创意。

是文本。

这里作为作家同行，丈夫和妻子对好作品的标准肯定是不同的，对对方的成就的评价体系肯定也不同。

妻子说我一直鼓励你的写作可能也是在爱情关系里的慷慨恭维（因为他的作品投给出版社后没有回音）丈夫或许也看不上妻子那些作品（其实我觉得妻子的作品可能也不是畅销书，从访谈看，也是严肃文学而不是通俗文学，不然他们不至于经济拮据），他们对于写作的态度也是不同的，妻子说：我可以任何时候工作（写作，翻译），丈夫则需要一段长的时间沉浸式写作。

这种种差异会被甜蜜的爱情掩盖，会在琐屑的婚姻中被再次揭开，放大。

接下来才是考验爱情和人性的时刻，也许这关系会成长发展成熟，也许就一刀两断了。

无论选择那条路都是对的--只要不后悔，不拖沓。

人间悲剧在于选择的不干脆，告别的不彻底。

在于双方总觉得可惜，理还乱却又斩不断--但这正是人类关系的本质特征--回到我的开篇，太精明的人是不会走向任何歧途的，这类人的道路都是大路，笔直的，拐弯后也是笔直的，不像我们大部分人的人生像你的掌纹一样充满了各种短短的分支，歧路。

那歧路就是我们艰辛的探索，我们鱼和熊掌想要兼得的痴心妄想，欲走还留的首鼠两端，欲拒还迎的忐忑不安，最后，围绕着这些歧路，有一支健壮的大道，走向你们关系的终章。

看完这部电影我也不确定丈夫究竟是怎么死的，是难以承受生命之轻后的冲动自杀吗？

似乎是的，小孩儿后来庭上说了一番话可以牵强的连接到父亲因为抑郁想要轻生，妻子也说他曾经用药过度企图自杀失败（经小孩儿验证）。

但你看心理医生的证词，看他野心勃勃的录下了那么多对话准备开始自己的作品，装修房子做air Bnb又觉得不像绝望的人。

是妻子推下去的吗？

似乎有可能，否则检察机关就不会提起公诉了。

电影把夫妻关系的家庭事务置于法庭上，中国人总说清官难断家务事，法庭给出了判决，排除了妻子的嫌疑。

这里庭上虽然只有妻子出庭，其实对峙的公诉方仍然是代表丈夫质询的，世上没有比法律更赤裸的武器了。

在婚姻故事里我们看到两人经过几轮法庭辩论后都崩溃了（还是代表律师出庭的）男女的心碎和一个三口之家的破碎，输赢都不重要了。

这部电影里孩子是关键一环，也是关键证人，这个角色非常重要演的也非常好。

从一个孩子的眼里看去父母都没错，他已经失去了父亲，不想再失去母亲。

从中我们窥见正常国家正常制度对儿童的保护。

经过几天庭审孩子开始怀疑母亲说谎，亲自用狗做了试验去验证(这只边牧演技一流）。

涉及感情的事之所以难以像别的诉讼一样容易分出胜负是因为感情无法客观衡量，情到浓时都觉得爱很多，充盈在生活中，生命里。

最后都觉得不够，对孩子的爱也是如此，妻子觉得孩子去学校就好，丈夫觉得要home school，妻子觉得接送孩子在不失去自己事业的情况下尽量多花时间陪伴就可以了，丈夫觉得越多越好，甚至为此停下自己正常的生活。

这里有对错吗？

可以衡量吗？

恐怕也不能，我们只能从孩子的反应来看：看到他们争吵我通常会走开。

真相是什么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们从庭审看到的不仅是一桩死因调查的解析，更是二人十多年来婚姻生活的解析。

也是我们每个人在自己无论短暂或者漫长的人生里都必须面对的生活的解析。

最后，我没感受到导演刻意让男女角色和权力对倒，在正常世界里，男女是共同承担家务和抚养孩子责任是自然而然的，有时男的承担的还更多一些。

这样的家庭背景是正常的而不是刻意安排的对倒。

被“他者”审视联想起同样上映于今年的电影《奥本海默》，印象深刻的同样是战后奥本海默被施特劳斯授意组成的调查团进行内部审讯的场景。

法庭/类法庭这样的场所，本身便具备着强戏剧性、多内容量的可能。

一方面它成为多重时空的交织点。

在调查的过程中，既往的一切都会因媒介的存储而再度重现，强逼着被告反自然地清晰回溯过往。

最惊人的片段莫过于那个装有Sandra和丈夫Samuel争吵录音的U盘，在法庭上当众外放，同时另一边的电脑实时转译成文字记录。

日常生活的随意口述，甚至是在非全理智情况下的愤怒言论立刻被冷冰冰地记录，呈堂供证，让人不寒而粟。

审讯的过程之所以让人痛苦，正是在于它以细枝末节为基点，充分向外延展（时间维度与空间维度多向层面），不仅个人隐私暴露无遗，同时要经受着每一个细节的被众人“精神分析”，对这种感受最直观的显示便是《奥本海默》中面对着众人审讯，突兀插入的那个超现实镜头——奥本海默全身赤裸，坐在审讯室的椅子上。

这个过程，被Daniel最后出庭时说的话所点破：“当我们缺乏证据时，为了确定事情是怎么发生的，我们必须看得更远，就像这场庭审所做的一样。

”另一方面，法庭能够将众多话题放置于同一空间同一平台讨论。

在《坠楼》中能看到夫妻交流、家庭教育、工作、性取向、女性生存困境等等话题，原本并无绝对关系的两件事，在一种后置视角下，似乎都成为了冥冥中的注定——命运的齿轮在悄然转动。

这种后置视角的狭隘——似乎一切都是连续性发生的，存在着必然联系，如果前一天夫妻俩发生了争吵，那么第二天丈夫的坠楼妻子便是凶手——这种强烈的、必然的联系是反生命之流的。

对于Sandra来说，她所需要解释的就不仅仅是自己没有作案这一行为，而是需要为自己一生的所有行为，乃至为这个社会很多现象做出解释——为什么妻子工作顺利，而丈夫江郎才尽？

为什么丈夫没有性能力，妻子就可以身体出轨——甚至成为人与人之间无法完全信任的牺牲者。

那么多证人，愿意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相信一个死人，而将矛头指向活着的人。

实际上，站在审讯台上的Sandra，何尝不是替所有人站着呢？

更有趣的是，那些曾经Samuel生命中的过客陡然间都成为了“重要”的证人，片刻的交际便给予了他们此时“登堂”发言的权利，随意“入室”了一个家庭复杂的内部构成，并企图赋予一个充斥着个人偏见的、宏大的、普遍的结论。

此时便会提出一个很朴素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接受被“他者”审视，甚至以他人看你的方式审视自己呢？

实在界侵入这样的经历——即无辜的人开肠破肚自证清白——不妨看作是一场实在界的入侵。

《坠楼》的英文译名叫做“anatomy of a fall”，这个“fall”既在电影中直接指向Samuel从屋顶坠落，同时它指代着人生中那些随时的、突兀的、意外的实在界入侵。

对于实在界的定义可以参考齐泽克，他举了许多大众文化的例子来解释。

引用他在《斜目而视》中的一段话：符号大厦试图修补裂隙，最终无功而返。

这道裂缝还时不时地以颇为壮丽的形式爆发，提醒我们符号大厦是多么的脆弱不堪。

依赖于某种“抑制”和对欲望之实在界的忽视而建构的“社会现实”，只是脆弱的、符号性的蜘蛛网，它随时可能因为实在界的入侵而土崩瓦解。

丈夫的坠楼便是实在界偶然向Sandra展开的狰狞面孔。

坠楼意外发生后，本就在异乡没什么朋友的Sandra遭遇了符号大厦瓦解——所有周围人的指责，无论认识与否，以及最重要的——儿子Daniel的信任危机。

这种实在界的侵入表现在媒介的冲击上。

以文字为生的作家Sandra在这场危机中，不仅在审讯会上面临着两段录音的逼问（女学生的采访及与丈夫的争吵），审讯会后仍被法院外追逐热点、卖点的新闻记者举着直播摄影机包围。

因此出现了有趣的悖论，一方面，传统媒介文字在新媒介面前式微。

当生命之流中那绵延的不可掌握在法庭里逼迫被告用话语去组织结构，重述历史与“真相”，无疑是一种反自然的不可能，即使在两种语言间的跳转（从法语到英语，有趣的是实际上Sandra是德国人，但她始终没有用“母语”为自己发声）也无法宣告胜利，因为无论是什么语言都没有逃脱这个结构。

当我们认为“词”（语言）与“物”（世界）之间是一种相似性的对照时，实际上便是产生了一种幻觉，即认为在语言的背后存在着某种真理（在本片中，表现为“真相”）。

但我们会发现“没有真相”（电影中强调的），同时我们永远无法严格地或确切地言说我们所观察到的事物，我们的发声、思考，只是在将流动的现实替换为固化的图像（《导读德勒兹》），这也是Sandra一直在重复的“那些只是片段”，因此也只是“扭曲的描述”。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发现Samuel死前一直在企图夺回这式微的话语权。

他称Sandra夺走了他的作品——这里无意也无能力展开一场文学辩论，即对于300多页的完整小说来说，20多页的大纲的重要性和意义——但我们仍然可以敏感地感知到，这里争夺的不单单是一本小说，似乎涉及到家中所属结构位置的话语争夺，又或是社会声誉。

虽然基特勒一再强调对“理论”对使用必须限定在特定的历史范畴之内，因此即将的理论引用似乎不太适宜，但我们仍可以从话语网络1800的封闭回路中一窥两性话语权争夺的悠远历史：现代的男性个体从女性那里接收语言。

但自然或者女性并无法清楚地说话，所以必须由男性主体，如他们的父亲或是林德霍斯特那样父亲般地权威人物来教授写作，从而将女性或者自然的话语转化为诗歌与文学。

首先，这个产品反过来会被许多女性读者阅读，她们因此将学会如何说话，而后能够教授语言。

其次，这个产品会被黑格尔这样的哲学家阅读，这些哲学家依赖于浸透在体系中的意义之充盈的保障，将为那些从新的教育和文学实践中产生的主体提供形而上学层面的合理化和正当化（《基特勒谈媒介》）。

无法得知Samuel是否怀揣着浪漫主义时期男性话语权垄断地位的美好愿景，但在《坠楼》中我们能看到女性的音量超过了男性后所引发的不满。

女性导演、女性视角？

于是，来到了最后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

在目前的形势下，作为第三个获得金棕榈的女导演，对茹斯汀·特里耶导演作品的分析，总是很难彻底剥离对其女性身份、女性导演的指认。

作为一部“大女主”电影，实际上Sandra和丈夫Samuel的争吵，对方律师的咄咄逼人，无疑都为当下“成功女性”们面对的现实质疑提供了坐标参考。

当丈夫死了，妻子首先遭到指控，这种“弑夫”而非孩童“弑父”的假设，我们很高兴，看到“母亲”的回归。

“I love you.”在Samuel向Sandra抱怨时间不够，希望她多带娃遭到拒绝情绪开始变得激动后，Sandra走到丈夫身边安抚他并这样对他说。

我们看不到她的脸，但她的语气温和平静，和她大部分时候那样，即使是在法庭上的关键审判。

然而，丈夫并没有因为她的安抚冷静下来，他坚持己见，并表示不想再围着妻子的安排转了，要求Sandra把他认为原本属于他的时间还给他，“你欠我的。

”很明显，这句话激怒了Sandra，她马上回击丈夫，“我不欠你任何东西，这都是你自找的。

”火药味开始弥漫。

夫妻俩陷入了激烈的冲突，Samuel指责妻子自私、剽窃、出轨，Sandra则在辩解中指责丈夫装受害者试图对她进行道德勒索，战争一步步升级。

火药味越来越浓。

当Samuel又一次指责Sandra只顾自己，不顾自己的出轨行为给他与儿子Daniel带来的伤害时，Sandra彻底爆发，开始向丈夫猛烈开火，一串串话语如炮弹般射向丈夫，诅咒丈夫目前的一切困境都是他自己造成的，要怪就怪自己，怪自己放不下自尊，怪自己对失败的恐惧，怪自己做不成事。

在愤怒的相互攻击中，Samuel成了Sandra口里的“piece of shit”，Sandra则成了Samuel口里无耻无情的“monster”。

随后，这对作家夫妻在歇斯底里的怒吼声和一片玻璃碎片声中大打出手... ...再回头看看开头那句“I love you”，结局有多惨烈，它就有多讽刺。

这段10分钟的夫妻撕逼大戏，是整部电影的核心，它可能不是Samuel与Sandra婚姻生活的全部真相，但却将他们的关系本质，以及他们各自的人格特征呈现得淋漓尽致。

如此真实，如此残酷，绝望到令人窒息，以至于第二天，当身为双性恋的Sandra与一位女性采访者在家里谈笑风生过后，Samuel选择从阁楼的窗口跳了下去。

顺便说一句，就是在这幕戏过后，我在心中确信，Samuel死于自杀。

前一天的吵架，是他试图为自己的婚姻与人生寻找出路的最后一次奋起，只是他又失败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失败，都绝望，他正是死于这种失败与绝望。

当一个人内心不够强大，无法支撑起摇摇欲坠的精神内核，又无法对外发出有效攻击时，他只能攻击自己。

而当他最后的防御被完全击碎，也就是他用最极端的方式攻击自己的时候。

而以Sandra的理性、冷硬与强悍，她可能在精神上杀死丈夫，但绝不会对他进行肉体消灭，实在没必要。

Samuel曾经风光过，身为作家、大学教师的他从内到外魅力四射，所以Sandra选择了他。

两位高知结合的婚姻，用她跟儿子说的话是：灵魂伴侣。

无论事后这句话听上去有多假，但有一点毫无疑问，他们曾经非常相爱，非常幸福，只是这一切都在儿子出事后改变了。

儿子Daniel在该Samuel接送的时间，由于他没有及时到场发生意外，导致视力严重受损，一年的医治又让夫妻俩面临财务危机。

在愧疚、悲痛与焦虑中，Samuel选择带着妻儿由伦敦回到法国乡下老家。

也是从那时候起，他的写作无法持续，开始与妻子分居。

他们的关系，在变故与冲突中失衡；他们的爱，在不断的磨损中一步步走向死亡。

Samuel出于对儿子的愧疚，选择减少课程，在家教育Daniel，同时操持家里的粗重活，Sandra则似乎不受他们的影响，继续自己的写作之路，一本接一本出书。

在Samuel看来，他在为让这个家庭变得更好努力付出，他在为妻子的工作提供了时间上的支持，他们的生活，都在围绕Sandra的安排而安排。

这些认知背后，在向妻子发出一个潜在的需求：在情感与精神上满足他，并给予相应的回报。

在Sandra看来，丈夫选择回乡对她一个德国女人来说并不友善，选择自己在家教育儿子也不明智，他中断了写作，他郁郁不得志，这都是他选择的结果，他必须为自己的选择负责，至于他的情感与精神，那是他自己需要处理的事，而回报，在她看来是道德勒索。

在隔阂与不满中，Sandra选择出轨，她的理由是为了解决自己的生理需要，不足挂齿。

这段婚姻，至此已名存实亡。

我不知道好的婚姻该如何经营，但我敢肯定，不愿意相互满足、相互扶持，没有共同婚姻家庭观的两个人，一定无法维持健康、持久的婚姻关系。

也许，在我们的生活岁月静好的时候，这些因素的重要性并没有那么突出，而我们也有更多的精神空间去抱持对方。

可是，当我们的生活遭遇变故，甚至跌入低谷，也就是我们最容易对对方不满，同时也是最需要对方支持的时候，我们的心是否还有足够的力量去爱，我们与伴侣的关系是否还能保持平衡？

我想，每一桩婚姻或多或少都有过这样的考验，只有在这样的危机中，才能看到关系的最深处，看到伴侣双方的最低处。

Samuel在看似出色的硬件下，有一颗骄傲、敏感、脆弱的心（法式感性？

）。

当儿子发生意外，事业黯然失色，他在种种压力与自尊心的驱使下，退出了原先的生活圈，不得不说，其中多少带有一些逃避的意味。

然而也正是这样的自尊心，让他不甘于“退让”，他想重拾写作，夺回失地，但却总是不见成效。

在步履维艰中，他的自尊心进一步受挫，开始出现精神上的困扰，甚至曾试图结束生命。

此后他也不断挣扎意图振作，无奈已经力不从心，这对于他来说，实在是一个无法承受的失败，他需要一个理由，去维护自己的自尊，这时候，身边最亲近的人，最容易成为他的理由。

而Sandra，她看起来独立、知性、冷静（德式理性？

），但内里不免有些冷漠、自私、虚伪。

在她眼里，婚姻就像一辆由两班倒的司机合作经营的出租车，我开我的，你开你的，你开车的时候发生了事故，自己去搞定，最好不要来影响我。

你要是搞不定，那是你的能力问题，要怪就怪自己。

她嘴里说着“I love you”，却不愿意在丈夫最需要帮助的时候用爱去支持他，反而选择出轨，被发现后又将这种行为对丈夫造成的伤害合理化。

对了，在她眼里，自己的一切行为都是合理的，她用自己的理性衡量婚姻关系，厘清责任，而忘记了，婚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爱，当责任在关系里的分量变得越重，爱的分量就会相应变得越轻，全然归于责任分配的婚姻，就宣告了爱的死亡。

因为没有爱，Sandra对Samuel的困境袖手旁观，她看到了丈夫身上的缺陷与阴暗面，却看不到自己身上同样有着这些东西，看不到丈夫阴暗面背后的正面需求，或者说对此不屑一顾。

我不想探究她要为丈夫的死亡负多大的责任（在Sandra之类的人看来，由Samuel负全责，谁让他自己软弱到要自杀呢），但正是她那番冷酷无情，直击丈夫痛点的话，将站在悬崖边上的Samuel那最后一丝求助、求生的意志彻底摧毁。

Samuel死了，自始至终看不出Sandra有任何悲伤或愧疚，似乎死的不是她的爱人，而是一个陌生人，她关心的只是自己如何从嫌疑中脱身。

她的眼泪，只有在儿子听完庭审，拒绝与她共处一室后，才第一次流了下来。

Daniel是父母千疮百孔的婚姻没有解体的一大原因。

在Daniel面前，Samuel与Sandra都极力去做一个好父母，把自己与婚姻中好的一面呈现给孩子。

不能说这有什么不对，只是，当Samuel留给儿子的是一具血泊中冰冷的尸体，当父母婚姻的、个人的真实面目在法庭上被血淋淋地撕开，这种可怕的伤害，对于旁听席上年幼的Daniel来说，又该如何承受？

对于无限爱着自己父母的孩子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残忍的呢？

相比之下，用分离妥善解决无可救药的婚姻，何尝不是一种仁慈？

法庭审判最后，由Daniel的回忆与视角去看Samuel的死亡，那简短而平静的描述，仿佛这个几乎看不见东西的孩子，已经看透了生命，看透了生死，很沉重，很悲伤。

而赢了官司的Sandra，在黑暗中将儿子的导盲犬拥入怀中，安然入睡。

这个镜头，意味深长。

曾经自比导盲犬的丈夫已经死去，而真实的导盲犬还依偎在她身边。

也许，一只永远在揣摩主人需要，永远听从主人使唤的狗子，远比一个恼人的伴侣更受欢迎和宠爱，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人的悲哀。

后记：本片是我个人2023年度最佳影片，看的时候联想到前几年的《婚姻故事》，但无论从剧本、导演还是表演，我认为水准都在后者之上，除了死亡的悲剧意味和更为吸引人的悬疑氛围外，影片整体所表达出来的内涵也要比后者深刻得多，它不仅揭示了婚姻与生活难以言说的隐痛，还进一步指向人物最深层的人格精神，这是悲剧的根源，也是这部电影最值得回味的魅力所在。

另外，这部电影在表现手法上也相当巧妙，将儿子的角色设定为失明，他几乎没有视力，只能靠听觉去感知，而法庭上播放的那段10分钟的吵架录音，全场人也只能靠自己的听觉去捕捉声音呈现出来的真相。

导演在最后夫妻俩矛盾总爆发发生肢体冲突的片段由事件回放画面切回法庭现场画面的做法非常聪明，这时候，连作为观众的我们也只能靠自己的听觉去判断，去感受那绝望到令人窒息的关系破碎（BTW：现场女主的表情让人不寒而栗）。

这种做法，更具思辨效果。

导演并没有直接告诉观众真相，包括Samuel死亡的真相也一样。

就像在生活当中，我们每个人能看到的东西其实很有限，即使是看到的，往往也只是停留在表面的冰山一角，更多时候，我们得用心去感知，去判断，这时候，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得出的结论与对事物的感受都是不一样的。

最后，女主这个段位的表演，值一个奥斯卡。

作者：Scott Roxborough / The Hollywood Reporter（2023年5月23日）校对：鸢尾花译文首发于《虹膜》法国导演茹斯汀·特里叶的新片《坠楼死亡的剖析》对真实犯罪这一题材进行了敏锐、细腻且极具女性主义色彩的创新，该片于本周一在戛纳电影节的全球首映中获得了影评人和观众的一致好评。

这部影片由德国女演员桑德拉·惠勒——因在2016年提名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托尼·厄德曼》中的表演而大放异彩，并在特里叶2019年的剧情片《西比勒》中担任配角——扮演女主角桑德拉·沃伊特，她是一位成功的德国小说家，因涉嫌谋杀她颇为失意的法国作家丈夫塞缪尔（塞缪尔·泰斯饰）而在法国受审。

该事件唯一的证人是这对夫妇11岁的视障儿子丹尼尔（米洛·马查多·格拉纳饰）。

这种情节设置似乎指向了「她到底是不是凶手」类型的悬疑惊悚片，类似于《本能》或HBO最近的剧集《阶梯之间》，但特里叶似乎对推理不感兴趣，而是聚焦于司法制度对虚构叙事的使用——当缺乏事实时，检方会对动机进行联想——以及构成这些故事基础的保守的、往往涉及性别歧视的假设。

霓虹影业（Neon）在《坠楼死亡的剖析》首映后不久就拿下了该片的北美发行权（译者注：Neon负责发行的影片连续四届问鼎了戛纳金棕榈大奖）。

特里叶跟我们分享了她对真实犯罪故事的迷恋，她如何为惠勒塑造本片的核心角色，以及在银幕和法庭上的现实与虚构之间的细微差别。

问：桑德拉·惠勒在这部影片中演得太棒了。

你创作这个角色时是否就在考虑她？

特里叶：是的，我和桑德拉认识10年了，当时她在一个电影节上给我颁了一个奖项。

当然，和几乎所有人一样，我也看了《托尼·厄德曼》。

那部电影和她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很欣赏玛伦·阿德，她的影片也给了我不少灵感。

我的脑海中确实时不时会出现桑德拉的身影。

这就是为什么我会把《西比勒》中的角色交给她，那对她来说其实是一个小角色，但她的表演仍然非常惊艳。

她有一种非常艺术的表演方法，与人们在法国演员身上看到的非常不同。

她从戏剧舞台出道，对自己的表演有非常强的信念，甚至肢体上也全部投入其中。

正是在拍摄《西比勒》期间，我有了为她量身打造一个角色的想法。

我的首要想法是主要用英语来写这个故事——关于一位生活在法国的德国作家，因为我觉得语言问题不仅仅是我们应该努力解决的东西，而且当你想和一个外国女演员合作时，语言应该是围绕这个外国角色的核心要素，她在外国被审判，不能用母语为自己辩护。

语言是情节的一个关键方面。

问：这部电影的结构非常符合真实犯罪故事这一类型。

你是这种类型的忠实粉丝吗？

特里叶：我几乎每天都会读一些关于真实犯罪的故事，而且也常常看这种类型的电影和剧集。

所以它们的确会为我带来灵感。

我一直都觉得，总有一天我会拍一部以审判为核心情节的电影。

但是，作为这些剧集和电影的观众，或者当我阅读或观看它们时，我得到的印象往往是，故事太简单、太浅显。

最终的判决结果总是太过明显。

我不想剧透这部影片，但它的结果可能会出人意料。

我拍摄这部影片的目的之一是保有一些非常复杂的东西，甚至在影片结束时仍然让人处于谜团之中。

我和联合编剧阿图·阿拉里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围绕案件和审判不断提出问题。

你可以把它看作是一部推理片，但我认为它主要是一部关于夫妻关系的电影。

对我来说，有趣的是利用谋杀案审判这个设定来剖析一对夫妇的关系，他们有一个孩子，但没有共同语言。

对我来说，这就是故事的中心，审判只是一条副线。

问：这部电影的核心主题似乎是现实与虚构的对立，以及我们如何将现实世界的事实变成叙事性的故事。

影片中的这两位作家所做的工作是半自传性的；他们将自己的真实生活作为小说的素材。

此外，在司法系统中，控方和辩方的律师使用非常模糊的事实来创造不同的虚构故事。

特里叶：正是如此。

我认为法庭是一个我们的生活被虚构的场所，在这里，一个故事或某种叙事会被强加于我们的生活之上。

法庭里的每个人都在讲一个故事，每个人都在创造一种叙事，而一切都离真相很远。

甚至桑德拉和她的辩护律师也与真相有一定的距离；他们歪曲现实，以便能够为她辩护——这也恰恰是检察官试图给她定罪时的做法。

这个体制对于她的生活方式有诸多评判标准。

在为这部电影做研究时，我发现非常有趣的是，即使在2023年的今天——女性理应拥有与男性平等的地位，然而就生活的选择而言，如职业选择或性开放，女性都往往会受到负面的对待。

桑德拉的双性恋身份在该案中被用来攻击她。

我想说的是，这些审判对人们来说是一种噩梦，因为你自己的生活被剥夺了，每个人都在创造一种虚构的故事，并没有真正试图达到真相。

我对真相和试图通过故事寻求真相非常着迷，我觉得这非常有趣。

故事中的一个核心情节要素涉及这对夫妇吵架的录音。

这段录音在审判中变得非常重要。

这样的录音本应是一种绝对的证据、明确的事实。

但即使是这段录音也被检察官断章取义地使用。

它变成了虚构的材料，被用来攻击桑德拉。

每个人都完全脱离了实际发生的真相，并围绕着制造出不同的虚构故事。

问：说到那段录音，它是怎么制作的？

你们是在片场当场录制的吗？

特里叶：事实上，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挑战，因为那场争执的戏花了我们两天的时间来拍摄。

而且，从一开始，我与联合编剧一起写剧本时，我们对于这场戏并没有达成一致。

创作这场戏实际上也是我们两个人之间关于它的意义的争吵。

在拍摄时，桑德拉想在一天内完成整场戏，她不想停止或中断它。

但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

后来，我们在第一天就拍完了。

然后在第二天，我看着他们，意识到，即使我们有了所有需要的材料，从视觉上看，这两个人似乎都无法停下来，不间断地演完了整场戏。

所以我们一直开着摄影机，拍下了这场完整的争执戏，可能有12至14分钟长，结局非常暴力。

这对我来说真的很有趣，因为我一直对声音非常着迷。

我更痴迷于记录声音而不是影像。

因为你不能像影像那样用声音来欺骗观众。

真相就在那里。

这是你会在犯罪故事和审判中看到的东西，观众对声音很着迷，他们能感觉到这种程度的真实性。

但还有另一个方面，你会在声音中感到永远无法通过影像创造出来的情感力量和忧郁氛围。

甚至在剧本创作的过程中，我们率先做出的决定之一是，省略一些影像而专注于声音，这将在没有画面的情况下给我们带来一些寻求故事真相的素材。

问：采访时间快结束了，我还有最后一个非常简短而重要的问题：影片中的狗，一只边境牧羊犬史努比（Snoop），在剧情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它几乎锁定了今年戛纳电影节的狗狗金棕榈大奖。

与它合作是否是一个挑战，你是如何将它融入这个故事的？

特里叶：嗯，对我来说，从一开始就很明显，史努比将是丈夫的替身。

他不只是另一个角色或某些到处跑的动物。

在许多方面，他代表了这个死去的丈夫，这个缺席的人。

我们还拍了一个最后被剪掉的场景，史努比在那里呕吐，很明显，它是替代塞缪尔的存在。

我以前也和动物合作过：我此前的电影里有过猴子和狗，我知道和动物合作往往不太容易。

但这次我们很幸运地得到了专业人士的帮助，他们一直都在为这个行业训练动物。

史努比的女主人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她帮助我们让它完全融入到影片之中，它和其他演员一样是片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在一些场景中，我们的镜头位于狗狗的高度；我们从它的角度看问题。

它和其他演员一样是影片中的角色，这对我非常重要。

原文链接：https://www.hollywoodreporter.com/movies/movie-news/anatomy-of-a-fall-director-justine-triet-interview-1235497578/

自《坠落的审判》2023年5月在戛纳电影节首映并获得金棕榈大奖已经过去了10个月。

有很多按捺不住影迷朋友已经幸运地去香港的影院看过了，。

我一直在苦苦等待内地大银幕观影的机会。

终于在导演茹斯汀·特里耶来华宣传之际，等到了大银幕观影并参加导演映后交流场的机会。

电影开场不久，我就意识到：一切的等待都是值得的。

影片悬疑的剧情在一众演员优秀的表演下扣人心弦，而且在摄影、声音设计方面也显得同样突出。

生动而丰富的视听语言

随着一只狗狗耐咬玩具球从楼梯弹跳着掉落，女主角桑德拉和学生访谈开始的画外音响起，影片由此拉开序幕。

看完影片回想这一可谓不俗的开篇，才发现其巧妙地暗暗揭示了整部影片最关键的要素：坠落与对话。

丈夫萨穆埃尔坠楼死亡的阴影笼罩着桑德拉和儿子丹尼尔一家，也让这个家庭坠入深渊，将近分崩离析的崩溃边缘。

而全片也正是通过法庭控辩双方的质询、回答，以及录音证据的对话建立、推动叙事发展。

导演茹斯汀·特里耶说在拍摄前看了很多犯罪与庭审纪录片，影片的视听质感也像纪录片一般冷峻，并通过各种风格的视听语言呈现。

影片开场，女主桑德拉和学生的对话是标准的正反打画面，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丹尼尔与狗狗洗澡画面的手持摇晃。

桑德拉对女学生的话语有昭然若揭的暧昧色彩，同时喧闹嘈杂的音乐又令人不安。

这些元素交融混杂，产生一种奇怪的氛围，好像暗示着不详的事件即将发生。

仅是这一开场，便把影片视听语言的突出与用心展示得淋漓尽致。

纵览全片，感觉犹甚。

随着剧情的展开，围绕桑德拉的丈夫、丹尼尔的父亲萨穆埃尔从木屋坠落死亡的事件，影片从多个角色的视角不断切换叙事：女主桑德拉、儿子丹尼尔、律师樊尚，甚至包括警用摄像机和媒体记者拍摄的画面，以及丹尼尔的回忆和想象。

不同视角与媒介呈现的画面风格也迥然不同：法庭质辩部分的画面客观而聚焦于各个角色的面部表情与讲话、聆听时的反应。

警用摄像机和媒体记者拍摄画面晃动且色彩失真，暗示公众与警察的焦点被放大、夸张，形成强烈的紧张与不可信感觉。

桑德拉的视角画面更接近剧情片的节奏，沉稳地表现其在庭审间隙内心的不安、焦虑，努力地维持与儿子和律师的关系。

而丹尼尔的回忆和想象是无声的，他对父亲萨穆埃尔的回忆是萨穆埃尔脸部的特写，充满温暖（与桑德拉看的萨穆埃尔视频里的视角相同）。

他对萨穆埃尔死亡场景的想象甚至有马赛克色块的模糊感。

与其视觉神经因车祸而受损的设定呼应，也可能是指他并不愿意相信父亲的死亡是母亲所为，更不愿看到父亲痛苦的脸，哪怕是在想象中。

如果观众仔细留意，就会发现《坠落的审判》在音乐方面的重要特点：除去片尾，影片全片没有任何配乐。

只有剧情中萨穆埃尔播放的嘈杂音乐（美国说唱歌手50 Cent的歌曲《P.I.M.P》配乐版）和丹尼尔弹琴时的音乐。

二者都令观众与角色感到一定程度的不适与不安。

前者是萨穆埃尔单曲循环大声播放的，表现了萨穆埃尔对妻子与学生交谈的愤怒甚至嫉妒，也是其死亡的背景乐。

丹尼尔的几次弹琴也都是在试图努力平复自己因父亲死亡事件而不再单纯、平静的内心。

这种不使用配乐的手法极大地增强了影片的真实、纪录质感。

毕竟，真实的生活里同样不会天降配乐，我们只能用听歌或自我演奏的方式疗愈内心。

推测不是事实，真相自在人心

影片剧情聚焦于萨穆埃尔坠楼而死的真相，也关注萨穆埃尔与妻子桑德拉的婚姻生活里的种种矛盾与困境。

揭开婚姻关系中的不堪且不能为他人知的一面。

尤其是法庭播放的录音，配以客观的画面，深度还原了一场夫妻吵架的过程。

从挑事、隐忍、安抚到互揭伤疤、骂粗口、爆发肢体冲突，让人心惊肉跳。

桑德拉和萨穆埃尔是深爱对方的灵魂伴侣，却在儿子的车祸后一次次产生矛盾，争吵、不和，令二人心碎，最终酿成悲剧，令人感慨叹息。

儿子视力受损的责任、妻子的出轨，甚至性生活的不和谐与家庭内使用的语种，都成为夫妻争吵时的“把柄”，化作刺耳不堪的话语，如刀剑深深刺痛了双方，也伤害了听到这段录音的儿子丹尼尔。

这也是为什么桑德拉一直坚持不想让儿子旁听这段录音的原因。

诚然，吵架时的夫妻自然会将很多压抑在心头的愤懑发泄出来，暴露一些隐秘、真实的恶毒念头，用以攻击对方。

但很多话也是过火的气话，并不能完全较真。

这让我想到西德尼·吕美特执导的经典美国电影《十二怒汉》里的剧情，李·科布饰演的3号陪审员咄咄逼人，被激怒时对亨利·方达饰演的8号陪审员怒吼：“我要杀了他！

”8号陪审员冷静地反问：“你不是真的想杀了我吧？

”——正是同样的道理。

片中，检察官反复借以女主角的性取向、出轨事件、作家身份、著作小说内容做文章，警察证人也偏激地认为录音里的打斗声一定是妻子打了丈夫。

他们都站在深度偏见的视角，用自己的脑补和想象填补证据的空白。

这和另一部法国电影，欧容的《我的罪行》里的检察官如出一辙。

这些空穴来风的偏见越多，越是让人认清一个坚定的道理：事实就是无可辩驳的事实，主观推测的可能也只是可能而已。

当真相缺失的时候，必须以强硬的证据去证明，绝不能以主观甚至带有偏见的推测取而代之，哪怕这些偏见就是真相，是有这个可能，但无法证明，只能以无罪来推定。

至于这桩案件本身，正如前文所叙，《坠落的审判》是一部多视角电影。

在警察的调查、检察官的质问、桑德拉与律师樊尚的申辩、丹尼尔的回忆、女学生与萨穆埃尔的录音、血迹专家的现场还原等一系列人证、物证的展示说明下，逐渐揭示更多线索和事实。

观众像是高高在上的主审法官，又像是困惑的丹尼尔，不断接受新的证据、证词的冲击，在大脑中做出自己的判断。

在影片的结局，法庭就萨穆埃尔坠楼死亡事件中桑德拉的杀人嫌疑做出了宣判。

但影片仍有一定程度的开放性。

没有全知全能的上帝视角。

萨穆埃尔死亡之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仍然是一团迷雾。

是桑德尔一时激动失手误杀了丈夫，并将此时深埋内心？

还是萨穆埃尔深受创作挫折与婚姻关系的痛苦无法自拔，趁丹尼尔不在家、桑德尔睡觉的机会用跳楼自尽的方式了结自我，还有意无意地令妻子陷入杀人嫌疑的泥淖和内心无比痛苦煎熬的深渊。

完成了另一种“复仇”？

答案在每一个观众的心里。

语言是角色的面具，演员演技满分

《托尼·厄德曼》剧照8年前，我曾在金马影展看了德国电影《托尼·厄德曼》，那是一部很不俗的父女亲情电影，有让观众笑中带泪的感动。

女主演桑德拉·惠勒的表演令我印象深刻。

观看《坠落的审判》时我竟然一时没认出这位说英语和法语的女主角是同一位演员，不禁感慨其强大的演技与对角色的塑造能力。

片中，她在英语和法语之间转换，这些都不是她的母语。

而女主角也在语言的转换中微妙地转变自身的姿态和态度，将语言化作一种覆盖于内心真实之上的面具。

饰演丹尼尔的小演员米洛·马查多·格拉纳戏份同样吃重，无论是视力的缺陷还是内心的痛苦纠结，表演亦不落下风。

“小狗演员”梅西更是影片的一大亮点和惊喜，它竟然能演出误服药片的痛苦与身体的僵化，眼神保持涣散，舌头吐出嘴外，任凭其他演员折腾。

对影片的完整度实在功不可没，不愧是戛纳电影节“狗狗金棕榈”的获得者！

悬疑紧张的剧情、丰富而极致的视听语言、各个演员的优秀表演，都彰显着《坠落的审判》获得戛纳金棕榈大奖和奥斯卡最佳原创剧本奖的实至名归。

虽然隔了10个月之久，影片的引进公映也很难得。

从各方面看，大银幕观看《坠落的审判》的体验都是值得且极为必要，不可或缺的。

无论是否看过资源，都应该走进电影院支持这部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