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

看许鞍华的《诗》，最大的触动是电影不仅是一件单独的商业产品，也可以是一种具有延续性的文化活动。

文化活动是具有延续性的。

许鞍华在《KeepRolling》里说，自己想拍香港的本地故事来记录香港，紧接着就拍出了讲香港“新诗”的纪录片，虽然这部电影的完成度可能欠佳，但是它的时效性却让人慰藉。

《诗》作为一种行动的意义就大于了它作为一部独立作品的意义。

许鞍华来拍一部这样的电影也是最合适的，想起曾经有影迷评价她:Ann的电影都不完美，因为她在制作层面优柔寡断缺乏决断力，但是她电影内部的人文主义也正因此而来。

文化活动是日常的。

《诗》虽然主要只拍了两个诗人(黄燦然和廖伟棠)，但是却采访了很多诗人和诗人的身边人，他们关于“诗”的谈话均呈现出一种日常的状态，写诗只是日常生活的一种反映。

他们的创作和日常生活的关系十分紧密，甚至上一秒在香港路过的场景，在下一秒都成为了诗的词和句，比如黄燦然的《裁缝店》，简直从日常生活中提炼出了一种神圣的奇迹。

想起三宅唱的电影观:希望观众看完电影之后，能够更好地生活。

他不希望电影和生活之间存在断裂，而是希望电影和生活有相接连的部分。

这也是我喜欢《诗》的地方，许鞍华丝毫不希望把“诗”升格，不像贾樟柯利用诗作为历史的符号，因此《一直游到海水变蓝》造作、矫饰，而《诗》清新、可爱。

文化活动是有中心的。

《诗》核心的核心其实就是香港。

黄燦然从香港离开，是“经济流亡”，因为承担不起香港的高消费所以逃离到香港;廖伟棠从香港离开，是“政治流亡”，身处不自由中选择自由。

虽然已经离开了香港，但是许鞍华最关注的他们的作品却都还是关于“香港”的，无论是香港的日常生活，还是抵抗运动。

Ann问黄燦然，“你是否像我一样，感觉自己如果不拍或者不写香港，作品便没这么好”。

文化活动是集体性的。

黄燦然、廖伟棠、西西、也斯、饮江，这些人我大多不知道，但是有些竟然以前也听说过。

比如西西，我第一次知道还是听mla的《我在暗中储首期》，“懇請你接受這份愛的 proposal，不要重演西西的《感冒》”。

香港让我感觉到很好的一点是，你知道了一个文化从业者，他就会立马带你认识下一个文化从业者，一个勾连一个，很快你就知道了某个小领域的所有人。

“文化中心”的这四个字之所以成立，或许也是因为从事文化行业的人是中心化的，他们互相认识、彼此影响，因此你爱上了一个，便会爱上这一群人。

而这群人写的主题都是那两个字，香港。

淮遠《天堂無霧——悼戴天》「你站在九龍看不見香港五十三年後我站在香港看不見香港」飲江《陰謀不沾染世界》作為陰謀家活在沒有陰謀這世界其苦可想其樂可想作為陰謀家陰謀不沾染世界其樂可想其苦可想親愛的你就是那個可想《阳光是伟大的》黄灿然「阳光是伟大的，因为他普照万物，而不知道并非万物都需要普照或同等普照，所以白云是伟大的，提供一层遮盖，还有乌云，增加浓度，所以雨是伟大的，使热的凉，干的湿，火的水，所以风是伟大的，使闷的畅，静的动，塞的通，所以劳动者是伟大的，给富人穷人所有人盖房子遮挡风吹雨打日晒，自己住棚屋，冷了就出来接受阳光的温暖，热了就移到他们建造的高楼大厦的阴影下。

」《裁缝店》 黄灿然我凌晨回家时，常常经过一家裁缝店——当它灯火通明时我才发觉我经过它，而它并不是夜夜都灯火通明。

我经过时总会看见一个身材清瘦、两鬓斑白的老人独自在熨衣服。

他干净整洁，一边熨衣服一边开着收音机，在同样整洁的店里。

每次看见这一掠而过的画面，我就会失落，尽管我的步伐节奏并没有放缓。

那一瞬间我希望我是他，这样安安静静地工作，像天堂一样没有干扰，让黑夜无限延长。

我不断闪过停下来跟他打招呼的念头，但我的灵魂说：“这是个奇迹，你闯不进去，因为你不是也不可能是它的一部分。

”《茶餐厅里》黄灿然一个秃头的中年男人，坐在斜对面的卡位里，他对面坐着一个小儿子和一个小女儿。

他如此孱弱，近于卑贱，仅仅是这个形象，就足以构成他老婆离婚的理由——他多半是个离婚的男人，身上满是倒霉的痕迹，他没有任何声音，也不作任何暗示，却非常准确地照顾孩子吃饭；两个孩子都吃得规规矩矩，他们也没有任何声音，也不留意任何暗示。

从他的表情，看得出他把一切都献给了孩子，却不给他们明显的关注。

这是个没有希望的男人，他下半辈子就这么定了，不会碰上另一个女人，也不会变成另一个男人，更不会有剩余的精力去讨好人，或憎恶人。

但是，在履行这个责任时，他身上隐藏着某种意义，不是因为他自己感到，而是因为他斜对面另一个中年男人在这样观察着，思考着，并悄悄地感动着……而他经历过的，正等待你去重复。

《患难》黄灿然我的城市，今早我在山上，像往常一样回望你，像往常一样你笼罩在尘雾里，但此刻我才看见了你真实的形象：你轮廓模糊，与灰色云团浑成一体，只有高楼窗口里稀疏的灯火勉强描出一幢幢笨重的影子，使你显得那么无助，近乎悲壮；我突然对你产生一种深情，一种爱，不是怜悯，不是理解，而是正面的撞击：当太阳撕裂云团，穿透尘雾，向你输送强光，我突然感到我一直和你，并将继续和你患难与共。

《俯身》黃燦然当我沿着滨海街后半段走了几步准备像往常那样绕个弯去上班我突然想：何不从前半段走，目光穿过两边自然地生长的广告牌和蔬果档越过大马路，眺望树林覆盖的小山其实更自然，也更富生命气息。

而我刚转身按照我的想法走了几步，目光穿过两边自然地生长的广告牌和蔬果档越过大马路，眺望树林覆盖的小山，那树林呵便好像听见了我内心的声音，又好像是它向我传达我刚才那个想法而现在看见我听话地转身朝它走去便满怀喜悦，一簇簇膨胀高高升起，几乎是立体地向我俯身，如此清晰和逼近我甚至有点不自在，感到它就要蹲下来，把我抱起廖偉棠《大角咀尋春田花花幼稚園不遇》「这是另一个香港。

走在唐楼间漏下的阳光中看纸扎店里唱红梅记。

那些透明的身体里有心那些烧鹅有灵魂窗有扑翼声。

老孩子带领小孩子骑楼倦眠如一骑雨人在半途遇劫烂漫。

那些花哪儿去了？

他拿着一块砖头敲击彩虹。

还认得我吗？

我是你幻听的校长。

在猫眼里在狗爪里在潜过茫茫沧海的一条白饭鱼的怀里。

步步花花，畝畝春田，一江好夢全無恙。

它不是另一個，而就是這一個香港了」《皇后码头歌谣》 廖伟棠 皇后码头歌谣共你凄风苦雨共你披星戴月——周耀辉《皇后大盗》那夜我看见一垂钓者把一根白烛放进码头前深水，给鬼魂们引路。

呜嗚，我是一阵风，在此萦绕不肯去。

那夜我看见一弈棋者把棋盘填字，似是九龙墨迹家谱零碎然而字字天书。

呜嗚，我是一阵风，在此萦绕不肯去。

那夜我看见一舞者把一袭白裙舞成流云，云上有金猴怒目切齿。

吁吁，我是一阵雨，在此淅沥不肯去。

那夜我看见一丧妻者鼓盆而歌，歌声清越仿如四十年前一少年无忌。

吁吁，我是一阵雨，在此淅沥不肯去。

“共你披星戴月......”今夜我在码头烧信，群魔在都市的千座针尖上升腾，我共你煮雨焚风，唤一场熔炉中的飞霜。

咄咄，我是一个人，在此咬指、书空。

《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致鲁迅》廖偉棠先生：我来信和你分一个梦，一条你也行过的山径，你也举手指点过的夕阳，乱山在梦中，未能捋平。

捋平也是伶俜，数日来我刻骨然后铭心，骨雕成了塔，心挖出原本的沟壑上面漂着一艘载酒的漏船。

这是你也写过的塔和船，依稀你也和我分过一个梦，我仿佛记得曾坐小船经过山vagina,青天上面，有无数美的人和美的事但此时只有明灭与呜咽像我常常唱的一首国际歌，载着冰与火，撕咬着又幻变出许多灵光的火与冰。

是庾信远眺的，落星城，烽火照江明。

但先死者不是萧纲掀开夜幕，秉烛照见野路黄尘深。

后死者也不是庾信，我们不必并肩看一百年后的树犹如此！

永别了，美丽的世界！

我仍记得一百年前栽过这棵小树。

这个国家会好吗？

这柄剑，几回落叶又抽枝。

先生，谢谢这一个梦谢谢那么好的花朵、果子，那么清秀的山和水。

辛波斯卡《種種可能》我偏愛電影。

我偏愛貓。

我偏愛華爾塔河沿岸的橡樹。

我偏愛狄更斯勝過杜斯妥也夫斯基。

我偏愛我對人群的喜歡勝過我對人類的愛。

我偏愛在手邊擺放針線，以備不時之需。

我偏愛綠色。

我偏愛不抱持把一切都歸咎於理性的想法。

我偏愛例外。

我偏愛及早離去。

我偏愛和醫生聊些別的話題。

我偏愛線條細緻的老式插畫。

我偏愛寫詩的荒謬勝過不寫詩的荒謬。

我偏愛，就愛情而言，可以天天慶祝的不特定紀念日。

我偏愛不向我做任何承諾的道德家。

我偏愛狡猾的仁慈勝過過度可信的那種。

我偏愛穿便服的地球。

我偏愛被征服的國家勝過征服者。

我偏愛有些保留。

我偏愛混亂的地獄勝過秩序井然的地獄。

我偏愛格林童話勝過報紙頭版。

我偏愛不開花的葉子勝過不長葉子的花。

我偏愛尾巴沒被截短的狗。

我偏愛淡色的眼睛，因為我是黑眼珠。

我偏愛書桌的抽屜。

我偏愛許多此處未提及的事物勝過許多我也沒有說到的事物。

我偏愛自由無拘的零勝過排列在阿拉伯數字後面的零。

我偏愛昆蟲的時間勝過星星的時間。

我偏愛敲擊木頭。

我偏愛不去問還要多久或什麼時候。

我偏愛牢記此一可能——存在的理由不假外求。

策兰《一片叶子》一片叶子，无树的，献给贝托尔特·布莱希特：这算是什么时代当一次谈话几乎就是犯罪因为它包含如此多说过的？

黃燦然《哀歌之七》站在黎明的码头，我是黑夜的孤独者。

站在白天的故乡，我把出发的影子拉得比归来还长。

站在晨光中我理解到傍晚之所以被黑夜吞没的缘由。

我永远在从这里离开，又永远在从别处归来。

在大海的耳畔我把山风的叹息连给波涛。

在商业的中心我把祖国的神秘花朵藏于耳中。

在巴士上、火车上，在缓慢而平稳的轮船上我把奇异的目光投给玻璃山水、扑克面孔和同样冷漠的城镇和城镇。

在黎明的山岗，在曙光的航空站，我是夜以继日的抒情诗人。

在高速公路把生殖器插向乡村和乡村的地方我让缩小的影子退回到母亲子宫的黑暗之畔。

在科技的俯视下，在影像的风暴摧残心灵的都市，我已无所谓我更小的心灵遭受更大的摧残：我已无所谓星空的布袋囗收得更窄更紧，同样不在乎知识的皮肤萎缩或者光鲜，生出棱角或者淡出鸟来。

在城市神经渗出血丝的交通网，我乘坐无爱无恨的巴士、电车和诡秘的地铁，像水泥一样安稳地生活，像枯叶一样散步。

在鸿福大楼和国华大厦的出入囗，我每天出出入入，有所思，有所梦，有所得，有所失－反正無所謂

拍这部《诗》，许鞍华「等」了几十年。

片中主角黄灿然在香港国际电影节开幕典礼上，说「她拍的题材，是所有香港事物中最没人知道的，就像在黑暗的广场上，一盏聚光灯聚焦于一棵小树下的几株青草」。

可想而知，会有诸多涉及市场、精力与际遇的问题，但在现时拍出，而非当年，「现代诗」却多了几层「现代」的意味，由即时变成了亘古，或者即将成为文字、思维与历史的标本。

再者，时日远去，不说物是人非，至少可言韶华不再，当诗篇泛黄，当诗人老去或逝去，就连导演也走向暮年，崭新的影像所裹挟的，已是衰老的时代踪影和私人痕迹。

但在不断轮转的阶段与难以更改的时代症候里，尤其是当我们以为全速前进实则原地踏步的时候，这些人与文字、图像，就全都显出一种格外清醒乃至睿智的姿态。

它能引导人念诗，想念诗，让偏安一隅或不得安生的诗句在都市丛林里有被重新打捞、观照的机缘。

与此同时，它也让诗歌曾经予以许鞍华的「护身符」作用，得以发散与传承——那是她的一种生存智慧，即当生活遇到很大困恼时，小时候念过的诗就能提供安慰，化解郁闷，实现拯救。

《诗》是许鞍华的夙愿。

而夙愿自然是关隘延绵的，与自己内心的距离太近，与自己情感的黏连过多，特别难以摘清，难以呈递，毕竟稍有差池，私货就成了沉疴。

许鞍华在电影末尾也坦言，未必拍得好，只能尽力而为。

大学时主修诗歌的她，尝试用更擅长的散文形式做这部纪录片，片中另一位主角廖伟棠写道，「诗引诱解读索隐，散文确实闲庭信步，胜在坦诚与漫兴」，而「这两者形成的张力又恰恰就是电影的魅力」。

参考过《他们在岛屿写作》《一直游到海水变蓝》之后，许鞍华确信这一形式的可行。

或者说，在主题敲定之后，不若就随着这种闲谈模式，看素材会把电影与自己带到何方。

对于观众，尤其是对香港诗歌有所涉猎的观众而言，开篇七八十年代的诗人，在以许鞍华朋友面貌连番出现时，就已构成小半诗歌史的怀缅。

淮远谈「题材」的误导，以及追求安全而自我晦涩化的不妥。

饮江论词句对诗人的引导，以及偏移、拉扯的奇妙。

邓阿蓝聊广东话那些有形象、有美感的字，自认追随接近艺术的「感觉」。

马若说自己爱看山水，但写山水诗却与山水无关。

前年与世长辞的西西在《旧启德机场》日常细碎的怀旧中，眷恋随时能在街边买到云吞面和莲藕粥的城市生活。

更早离世的也斯从美国寄给邓阿蓝和马若的照片也出现了，那时候里他和所写的《北角汽车渡海码头》，隔绝千里。

人来人往过后，是淮远《天堂无雾──悼戴天》，「你站在九龙/看不见香港/五十三年后/我站在香港/看不见香港」。

这诗的铿锵在于，寥寥几字，悠悠时光，脚下土地变换了，藏匿了，如同碾过的日子与情怀。

很难不在年岁累积后，为这样的文字慨叹和伤怀。

其实这也是《诗》的部分初衷与主旨。

许鞍华还是想在看不见的时候，看还有没别的办法看到，或者到底还能看到什么。

她把这隐隐约约的可看与不可看，在见步走步的创作过程中，重点摊分给黄灿然和廖伟棠。

这自然是险棋一步，毕竟光影的力量集萃过来，二人的个人魅力，及其与当下生活图景、时代情绪的呼应乃至契合，很大程度会左右《诗》的可看性、思想性。

但幸好，这两个同在观察外界的被观察者，他们自身与彼此的相同、不同，在多个维度，撑起了未必是料想中却颇有亮点的意义。

黄灿然身上，大抵有大众认知里诗人的气节。

他是要清高些的，毕竟深信诗这种多少有些神秘的东西，一虚荣，就没有了，于是他会说，「努力不赚钱」，像是为了生计而去写散文，已经是降格。

他住的房子就很朴实无华，唯独书多。

他会感叹物价，譬如买烟都要一两千块钱支出，而他冬天只有三条裤子轮番替换，许鞍华以为是新潮的设计，其实是他习惯性的补丁。

镜头下出现这类贴地而坦率的表现，「印证」的是现代诗诞生甚或盛行以来的某种常态，即诗人与贫寒、落魄等等苦难相依为命，我们更能在其字句中感受到与普罗大众相交的宽慰。

有点意思的对比是，似乎廖伟棠的日子要相对光鲜体面一些，至少色调要明亮不少。

不过兴许因为要养育一对子女，而台湾薪水低、稿费少，光是写诗显然不能养家，于是这个文艺圈内真正的多面手有大学教务，也有涉猎其他领域的写作、摄影以及社会活动，忙得不可开交。

入世从来没有削弱他的锐度与准度。

比如《皇后码头歌谣》，就写得极好。

「共你凄风苦雨，共你披星戴月……/今夜我在码头烧信/群魔在都市的千座针尖上升腾/我共你煮雨焚风，唤一场熔炉中的飞霜/咄咄，我是一个人，在此咬指、书空」。

相对地，黄灿然被表现得更多的是市井抒情。

《在茶餐厅里》《裁缝店》这些，都有身临其境的描写。

许鞍华为此，安排了演员的精准呈现，也加入黄灿然穿行旧地的场景，只是这些段落未必算好。

诗歌跟小说一样具象化，哪怕是些生活流的内容，也是一个冒险。

不只是面容、姿态再无想象空间，那种出戏的潜在危险很可能两头侵蚀。

尤其是《在茶餐厅里》，黄灿然先去描摹一位中年男子，继而把自己跟他相提并论，视角的转换与叠加，好不容易让两个「没有希望的男人」汇成一种普遍而精准的情绪表达，结果落脚是「在这样观察着，思考着/并悄悄感动着」，就容易泄气。

毕竟恰好在稍前的谈天里，许鞍华问，推断一个诗人是好是差，是否在于他能否感动很多人。

而黄灿然答，哪怕「感动」也有问题，因为能感动人的，不少是流行的，不可以作为标准。

虽有借题发挥之嫌，但在这里，诗与诗人没有达到精神的高度统一。

廖伟棠的作品，在我看来是更好的，更显台湾文人卓绝的文学底蕴，读来觉得意象翩跹，思绪旖旎，有更广袤的时空盛放愁思与怀想。

但许鞍华倒没有在电影里一较高下的意愿，尤其是当诗（需要）与道义、境界挂钩的时候，文笔辞藻已经是身外物。

何况，诗人并置的好处就在于，观者可以各执一词，各取所需。

更要说的是，许鞍华偏向于在文学史、诗史的坐标里让诗人们能留下，被看到，再图更多诗人得以浮现，让更多可能得以生发。

因为诗歌依然重要，哪怕愈发被遮蔽或遗忘。

诗和《诗》是诗人与许鞍华的心境表达与未来寄望，关乎我们眼前世界与真实世界的交战，很难用世俗的、具体的标准来衡量与安置。

黄灿然相当豁达地坚持，若果非要修改，那么，不发表也无所谓。

与此同时，他信奉「诗是要死后见的」，因为存在一个普遍的审美，所以所写的一切以及整个时代的潮流，可能都是一种假象。

这种认知，很突出地勾勒出这位诗人的眼界。

他对香港热络而疏离的记录，廖伟棠对变迁、倒退、不公的多身份参与，还有其他优秀诗人或显或隐的勾勒，都在重新组装大众对现实的认知，并且更有准度地升华为寓言或预言。

哪怕现世愈发难以关联，廖伟棠说自己只授课，不和学生交谈，因为不相信沟通的可能性，而黄灿然的灵魂说「你闯不进去，因为你不是/也不可能是它的一部分」。

香港在此，就成了表达对象与关键媒介。

诗歌是跟香港有关的，但是诗中的香港，诗中的他者，常给黄灿然另外一个世界的感觉。

过去的固定的香港一去不返，比「渐渐离去」还要陌生，诗歌就更像隔着玻璃的观照。

而在这样的环境下，有人死去，有人不再创作，或无从创作。

黄灿然说自己是「经济流亡」，于是要前往物价更低的深圳，他惊诧的是，在《大公报》工作四分之一个世纪，离开的时候，无论是对它，还是对香港，都没有一点留恋，「除了一杯茶餐厅的咖啡」。

而廖伟棠停驻过北京，又再度离开香港去了台湾。

我们会记住他写「步步花花，亩亩春田/一江好梦全无恙/它不是另一个/而就是这一个香港了」。

他们写过香港，又带走香港。

一方面，诗歌对城市，对当下图景的记录历久弥新，另一方面，他们见证与刷新了时间与空间，愈发凸显出诗歌的孤岛属性，以及面向孤寂处境的真正作用。

所以，尽管诗歌被边缘，被遗忘，城市本身、市井本身，也在后退，在消弭，但是七十多岁的许鞍华执意记录他们与它们，就跟《填词L》《灯火阑珊》等等作者那样，哪怕英文片名是「挽歌」，呈现的还是哀伤里的热爱，悲观里的乐观，是在提前衰老里豁然面对内在与外在的共同衰老。

许鞍华曾经问饮江，怎么看待出路，或者在精神上有没有出路。

他说，现在确实不敢去想，「对自己无所谓，因为未来是年青人的世界，而我们和年轻人确实是有距离。

什么是真实？

什么是意义的建基和可能性？

他们用另一个方式、途径去达至。

」

确实如此。

拍到后来，通篇散文还是成了诗。

是诗，就还有光。

（原载于虹膜公众号）

特别好玩儿，当黄灿然讲到自己是经济流亡逃离香港时，全场都笑了。

太真实。

可是就算再说不喜欢这座城市，却还是放不下茶餐厅里的一杯奶茶。

远方的爱也是爱——就像基督也不会在故乡传教。

给了我好多问题的答案。

早上朋友发给我一个链接，说多邻国的例句里香港人好松弛，都是去哪里吃饭，去哪里行山。

看完之后暗自觉得好笑，松弛和香港，或者至少和在香港的内地人并没有什么关系。

我们是侵略者来的。

像蝗虫。

时常在想我身处的香港真的是那些艺术电影文学歌曲中的香港吗？

我幻想，它应该是有风骨的——有虚荣奢靡，也该有勇敢无畏。

好在电影告诉我，就算这里并不是印象中的香港，也无可厚非。

去承认，那个城市已经随着时代一起消失远去了。

我们是那个带着儿女的秃头男人。

不会成为另一个男人，也不会遇见另一个女人。

53年后，我们站在香港，看不见香港。

凄风苦雨，披星戴月。

我们都是无树的叶，我们闭嘴，因为谈话也是一种罪行，因为话里有太多说过的话。

这是一件悲伤的事吗？

是的。

可如果太在意存在的意义，反而是对文字范围的缩窄和限制。

我们还在这里，我们去爱活生生盛放的玫瑰。

诗的力量不在文字而在沉默。

"最近过得还行，除了活着，没有其他耻辱。

""如果你把话都讲给所谓 美 的事物，那些你真正应该讲的事情，就成为了话语权的让度。

"在这个「不是在离开，是已经离开了」的城市，还有这一点黄金小岛的余晖，也算是幸甚至哉。

许鞍华导演一直以来都算是我内心里颇具代表性的女性导演，兼具着女性的细腻温柔和来自时代赋予的创作中的傲骨和侠义。

我很爱看创作者的纪录片或是关于创作本身的背后的故事，当你理解这个人，就能更好的理解他的作品，当然前提是她足够真诚。

我想许鞍华导演是真诚的，所以我看到了她心里想讲述的她喜欢的诗，诗人，诗意，和他们的生活。

影片开始很短的篇幅介绍了一些诗人，更多的是关于离开香港在深圳生活的黄灿然和在台湾生活的廖伟棠的采访和对谈，正是这样的记录，聊天，对话里我感受到了许鞍华的诗意和诗在当下这个时代的更多的趣味和意义。

她所提到的全部的诗人，我都未曾了解，因为在我的生活和成长轨迹里，诗似乎早已是一个离我远去的创作方式。

远离文学尤其远离诗歌的我再看到诸多依然在创作的活跃期诗人时感受到的第一感觉甚至是割裂。

然后我看到了他们的生活，似乎和我们也并无二致，在黄灿然老师的讲述里，我竟然有几次觉得自己被吸引，甚至文字和画面抓住了我的情感。

我感受到了观察，积累，情感，细腻，从他的文字里，也从他的生活里。

我喜欢黄灿然的讲述，用如诗般的语言去结构着当下真实的生活，我感受到浪漫原来真的可以真实存在在每一分钟的生活里。

廖伟棠的部分就更理性也更脚踏实地。

摄影师和诗人的两个身份让他更关注于表达的方式，音乐，影像，北京香港台湾的多地生活，上班一样的创作时间，上课社会活动照顾孩子的父亲等多个更现实的职位的生活方式让我看到一个很理性的创作者的样子。

他和黄灿然老师呈现出的在相似土壤上生长起来的不同模样让我更被吸引，也被触动。

他是强表达者，不需要互动，同样也是一个更有逻辑的讲述者和翻译者，在这里我看到了诗更有力量的一面。

故事里的许鞍华大约和每一个喜欢诗的我们一样，倾听，提问，吸收，感动。

她小心翼翼的拿出自己最宝贵的财富，跟观众说，你们看看，就是它一直以来在滋养我，而她创作的影像，也在这样滋养着很多很多个我们。

能量的流动在这一刻完成了某种交流和置换，于是我被带领，于是我落泪。

HKIFF47，香港文化中心首映场。

说是描写「诗文风景」，开头用几段孤立的自白或朗诵就算「风景」，说唐突？

说潦草？

特写的两个人物里，各自也仅有一处提及了对方。

（西西的段落应该是直接使用了《他们在岛屿写作 · 我城》的片段）其实，文坛虽然「是个屁」（韩寒语），终归有其「坛」之所在，各地皆如是，香港蕞尔小城亦不例外。

这一点，只消看《他们在岛屿写作》的西西与也斯两集即可知晓。

连点成线，织线成网，方为「风景」（landscape）。

导演或许以为散点式的结构足矣，然而造成的结果是东一锄头西一棒槌，看起来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了。

其实，即便有些诗人「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其诗作也不可能不回应时代与周遭，聚焦于香港这一座城、这近十年的历史，本应有更多诗人和诗作之间的相互呼应、补充存在。

这一点本片有所触及（比如谈到香港的命运）却未能深挖，实在可惜。

再谈谈具体内容的观感。

作为主角的两位香港诗人，却一人「经济流亡」去深圳、一人度过海峡去台湾，「风景」四散，几成穷途之势乎？

果如黄灿然所说，诗里的那个香港，不是正在离去，而是早已离去、已成定局了吧？

闲话一句：黄自恃诗人，视翻译为低等之工作，甚或没有意义之工作，仅为稻梁谋，这倒是让我明白了他的翻译为何如此之差劲。

几年前读过他翻译的《论摄影》，几乎要报警。

在本片中他自己用普通话朗诵了一遍、导演又在片尾用广东话朗诵了一遍的《哀歌》，倒的确不坏。

总体观感：黄孤傲中有真情，廖憨厚中有锋利。

影片拍出了二位诗人生活的状态，也拍出了他们的可爱之处。

结尾导演自己跑出来谈她对诗歌的热爱、小时候读的诗是自己的护身符云云，有点文艺青年上身，笨拙得可爱。

虽显多余，亦不妨让这部从标题就如此天真的电影，天真到最后吧。

如果喜欢诗歌，这部影片仍然是一定要看的。

坚尼地城也像诗一样平静而又充满烟火气很喜欢黄璨然那一段，第一次见到了具象的诗，和安贫乐道的、幽默的诗人。

又因为我恰好住在将军澳，听到熟悉的每次上下学公交都会播报的厚德村感觉很亲切，仿佛走进了他的生活里。

对廖伟棠这一段印象也很深，可能因为我也对北京文艺生活有深刻记忆和向往，又刚刚去过台北旅行，对这几座城市不同的气质和生活都有所共鸣。

除了对政治表达和历史背景的部分不太了解因而无法评价，其余的部分都很喜欢，尤其是用电影把诗具象化的手法很惊艳，粤语读诗很好听，想起《宇宙探索编辑部》里虽然也是用类似的手法，但是感觉这部片子里的画面和诗联系更紧密，镜头语言很准确。

诗人们有的坚持自己的纯粹和清高，有的屈服于现实为生计奔波劳累，但面对创作都是同样的虔诚、对劳动人民有同样的尊重和关怀。

恰巧昨晚和新朋友聊天，感觉自己也像片中接受访问的诗人，诉说自己的人生观、爱情观和价值观，现在作为纯粹的旁观者观影感觉也很有趣。

或许我永远无法像黄老一样豁达纯粹地无视世俗追求而坚守爱好，但100多分钟平静流淌的观影感受会和我在香港留学的无数个美好瞬间一起，永远留在心底，在我离开这座城市、为生计而在某个城市劳累奔波时给予我能量。

太喜欢太喜欢！！

作为一部纪录片，廖伟棠部分日常生活镜头极少，课程作为镜头很难分清自己在看电影还是上课。

但不妨碍打了五星，胜在内容还有我对诗歌的感觉。

前几年看过一点廖伟棠，《我偏爱读诗的荒谬》，书店太贵没买，但很喜欢，偷偷的看了几首。

看简介片子有讲到他更是想看下去。

黄灿然部分规矩的从个人故事讲到生命自杀 经济流亡 母亲 最后到香港，乖巧老实的故事线，相比廖伟棠他的文风明显是更白话 、“直挺挺”的浪漫。

很有名的一句，作为阴谋家，活在阴谋的世界里，其哭可想，其乐可想。

一个时尚酷拽的人，反倒是笔锋锐利正可以踏踏实实的扎在香港的泥土里，这是夜以继日的抒情诗人。

我看了一下笔记，黄的部分香港本地人也许会更爱一点，共同的记忆碎片产生共鸣，黄就是为香港而存在的，他的诗都是香港的诗。

我作为内地人比较难共情Ann所讲的小时候的诗拯救了我，所以这就是给诗拍的，诗的纪录片。

廖伟棠部分，导演摄影甚至是摄影规划通通暴露在观众的视野，本不觉得是一部私人影像，现在倒觉得是了。

“打倒象征主义，活生生的玫瑰万岁。

”这句话听的浑身发麻，大部分诗歌辞藻堆叠，为了隐喻撂上几个空洞的词儿：城市 自由 银河。

虚伪。

后又提到“绝对隐喻”的概念，隐喻的本身就是表面，表面不需要过多的公式分析就可以直指深刻，这给我的感觉极像剪刀石头布…你提前知道对方要出石头，但不确定他是否真诚，此时你的脑子在斗争中思考，他是否骗我？

我如何应对？

读一首好的诗，可以确信笔者足够的诚恳自信，那么可以直接搬出包袱应对，把诗歌裹的满满的；若是一首不好的诗，光去寻思笔者怎么设计的，被玩弄于股掌间的眩晕中也得不到正确答案，剪刀还是包袱？

或许最后会出个石头保平，放弃分析，或者字面理解。

（诗歌没有正确答案，此处的“正确答案”是笔者写诗的初衷。

片子收尾在廖伟棠课堂上的“沉默”主题，现在不是一个黑白分明的时代，隐匿在网络显示背后有战争 肮脏的 绝对错误，但都隐藏在高楼下，我们谈什么都像是在犯罪，“那我们还要谈吗”？

抛出一个这样的问题。

我个人认为 要谈，我们永远有话可说，虽然他不能带来任何改变，几十年前 这个问题早已被提过但在当时就化成了空气，这都是尴尬的事实。

那也要说！

若不说，处在欢愉中的人类会背叛当下劳动中普通的人群，若不说，活生生的玫瑰也将没有存在的意义。

美好不能代替其他的存在不知道Ann的落点是否在这，或者我想多了。

个人的看法，上次写这么多的片子是啥我都忘了。

雖然觀感上差不多，但我會覺得導演的在場（acting）是策略性的而非作者式的（乾淨的or個人風格的Agnès Varda）——從穿幫的攝影機不會被cut走就能明白這種審美取向——因此取用陳果之前拍西西的片段真說不上是刻意要找補的做法。

如果能幫助講清楚這代人，我想導演不會介意用不是自己拍來的鏡頭，因為這就不是個人作品而更像一種心願。

笑位多，但銜接不足、出場人頭尾不清楚的地方也有多（其中有部份刻意的模糊是必要的，留給知道如何撫平褶皺和眼淚的觀眾）。

同行詩人/學者盧勁馳有討論到黃燦然的翻譯工作沒有成為側重點之一是遺憾。

對於黃個人把寫詩當宗教的老文藝男做法我也是不能認同的…這並不是真正的入世，同樣這種只是寫「日常」而把「入世」的壓力無形中轉嫁走&收教徒的傾向也以另一種面貌出現在那一代愛去西藏采風的創作者言行/獵奇趣味中。

總之我們年輕人要繼承的不是這些啊！！

意料之中驚喜是見到影行者v-artivist早年拍攝的保衛皇后碼頭事件紀錄片《碼頭與彼岸》片段——那段時間的HK對於「落來太遲」的人（我）來說就像謝至德已經貴價到一千蚊用膠袋密封實的攝影集，冇錢就會唔好意思打開——而能在電影院讓更多人（特別是不了解HK這一面的）哪怕只是看到一丟丟其意義都好大。

但對於曾經歷過的人，我想是還不足夠甚至有些不忿。

（我一直好奇人們怎麼能在那塊海濱活動空間看得下去戶外演唱會，是健忘嗎還是沒得選？

要我我氣得一輩子不踏入。

）還好詩的各種意象會具有傳遞的力量，留下一星遺憾給後來接力者。

這系列香港文學的開頭和「他們在島嶼寫作」氣質好不同了，即不會是等到人來到七老八十了才論資排輩到可以著書立傳，細數創作者都為文學做了什麼⋯⋯將詩人供上台在《詩》中沒那麼的重要就像這也不是導演個人的作者式作品，而是試圖側寫什麼樣的社會環境/關係會不斷塑造這一群人的選擇/判斷/創作。

* 聽講第一天好多贈票還是留票是空位，覺得好「嘥」，4月2日比較滿，希望早早能有更多人看到這部。

**從近些年來的文學紀錄片熱潮中，能看出些些影像化之後文化/文藝資本會如何隨之重新分配，相繼也會有為流量而沾「文學」光或把「文學」捧上神壇，對其中現實/暴力的部份避而不談的浪漫化傾向。

基於此，或許可以有更多討論側重於該如何拍？

故此寫下標題的疑問待實踐中討論。

今天在M+看完电影之后有幸参加了映后会谈，见到了导演和片中的两位诗人。

不巧的是，翻译器里本该响起的普通话翻译陷入沉默，只有英文女声流利的转述。

于是我只能在耳机里英语和现场粤语的夹杂中勉勉强强的听。

许鞍华导演说的什么已经不太记得了，可能因为当时就没太听懂吧。

两位诗人，黄灿然说的是翻译对诗歌的影响，廖伟棠谈的是母语创作。

正好看电影前在M+的展览里，也有作品是创作者由语言出发，表达对自身身份认同的纠结。

在此刻第二语言和第三语言的夹击之下，我深有感触。

其实严格来说，如果把方言也算做一门语言，那英语粤语都是离我更远的一门语言了。

语言的地域性使得起作为地方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承载着一种身份认同。

对不同语言的使用意味着不同的身份：说家乡话的场景往往是亲人团聚，说标准普通话那意味着远离家乡独自一人，说英语意味着在做一些学术性的活动。

语言日常使用之频繁可能会使我几近忘却了其重要的文化符号功能。

不过导演意识到了这一点，选择用粤语朗诵诗句，昭示着诗归属于香港。

无论是诗人上班时走过的街道，还是坐巴士行经的各个地标，都强调着，这是属于香港的诗。

纪录片中拍摄的香港街景，包含着创作者对于香港的眷恋。

许鞍华在纪录片里说，好像离开了香港就拍不出好电影，因为不熟悉。

有人眷恋，但也有人离开，比如两位诗人。

我不知道导演是否是有意选择两位离开者作为纪录片对象，还是因为机缘巧合。

不过这部在疫情时代创作的电影，横跨两岸三地拍摄想必克服了诸多障碍。

从此角度出发，或许可以窥见导演细腻的心思。

黄灿然戏称自己是“经济逃亡者”，因为香港花销大而选择迁居深圳，却也有舍不得的那杯茶餐厅的咖啡；廖伟棠现在在大学教书，兼顾各种社会活动和家庭生活，却也会翻看年轻时的照片，回忆自己作“极左”分子参加的活动。

他们也眷恋，但仍然离开。

与其说许鞍华在谈诗，不如说在谈香港文化。

诗人向何处去？

香港文化又向何处去？

抑或说，香港向何处去？

在往日强势的文化语境下香港人对自己身份的认同是很自信的；如今的香港文化输出已经不复昔日光彩，粤英中的三重语言使得香港在身份认同上有着更多的纠结。

虽然许鞍华强调自己是一个positive的人，但影片中流露的落寞逃不过观众的眼睛。

诗人写诗，影人拍片，企图重塑香港文化的影响力让香港继续保持强势的认同。

所以他们强调翻译的巨大作用，强调母语创作的必要性，其实是对于自己文化偏爱的保护。

映后有观众提问，用法语创作的作品还算是香港作品吗？

廖伟棠说，当然算，用犹太语都算。

在全球化的今天，人口流动文化冲击使得文化多样性呈现出融合的趋势。

这种融合让人不安，是一种仿佛要被斩草除根的不安。

不过创作者不止有他生长的地方，更有他作品的精神土壤。

这片土地不一定是某个具体的行政区划，甚至也不一定是某个特定语言区，但一定是给予过作者或者作品灵感滋养的文化。

作品是永恒的，即便沧海桑田，生老病死，只要作品创造出来后，就可以成为文化的永久栖息地。

文化在作品中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