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邪

因緣際會，才看到這部港譯《惡與他們的距離》，在伊朗抗爭運動半年之後看，更加佩服導演的預見性。

如果這只是一部講述「平庸之惡」的電影，未免落入陳詞濫調，難得的是各個短片看似互相獨立卻大大拓展了命題的不同面相和歷史縱深。

第一章用傑出的視覺語言，盤旋地下「落入地獄」的長長通道，綠色的禮服，深夜馬路唯一久久停在綠燈前的家用轎車，顧家好男人麥格芬的最後揭曉，敘述了平庸之惡本惡。

第二章敘述普通人拒絕平庸之惡的驚險歷程，逃出生天後響起的伊朗本次抗爭中最廣為傳唱的歌曲Bella Ciao瞬間讓我眼濕濕。

第三章敘述普通人順服於平庸之惡的現世因果。

如果止步於此，這隻是一部尚可的電影。

第四章，非常容易猜到的父女梗本來讓我覺得頗為冗長，但是最後男人獨自拉開蜂箱再次響起的悠長的Bella Ciao，喂肉麥格芬狐狸的現身，男人的獨白，才讓我恍然大悟這個人的真實身份。

最後影片結束在那輛停止不前的汽車。

光輝下是深重的哀愁。

拒絕平庸之惡的自由之味，在一個極權社會裡，每一個追逐的普通人都要為此付出代價。

自由是美好的，但它更是沉重的。

拉索羅夫不僅因這部電影被判入獄1年，今年7月又與《出租車》導演賈法帕納西因為公開支持抗爭一同被捕，因「反動宣傳」罪被判處6年徒刑。

幾十年來拉索羅夫一直受到當局的種種禁拍，軟禁，監禁種種騷擾。

因此也可以理解拉索羅夫描述的「平庸之惡」不會停留在前三章。

然而在這樣的政治環境下這些創作者、導演包括5號剛剛被釋放的著名伊朗女演員阿里多斯締依然在堅持創作和發聲，這就是一個民族的希望，也是整個世界的寶藏。

PART1：无邪赫斯玛特有个还算幸福的家庭，每天过得重复单调，却也风平浪静3点起床、上班、下班、接妻女、处理日常琐碎、照顾年迈的母亲，然后结束这一天……然而，赫斯玛特似乎总有种说不出的呆滞

故事一半的镜头安排在车内，挡风玻璃大小的镜框与后视镜拍摄共同构成促狭之感是生活的麻木还是人过中年的郁郁不得志？

此时仍不得而知赫斯玛特似乎对红色和绿色有着神经反射般的敏感反复出现的红绿灯、药店门口闪烁的霓虹灯、夜晚道路边的警示灯……每一次赫斯玛特都要驻足片刻思考？

麻木？

直到影片的最后一刻，答案揭晓

交替闪烁的红绿灯意味着有多少个套头索准备就绪，而赫斯玛特就是放倒凳子的那个人当工作成为机械性的简单重复，人还会留下多少对生活的向往和憧憬，更何况这一机械性的操作是结束人的生命？

赫斯玛特无疑是个好丈夫、好父亲、好儿子，但总觉得少了些“人味”，就连探望母亲时，都是机械般的三连问：感觉如何、吃药没有、血压多少……乍一看，刽子手赫斯玛特似乎站在了导演拉索罗夫立场的对立面可是他从未反抗过吗？

面对一连窜的抱怨，赫斯玛特坚持每月让妻子代领工资因为在失重的天平上，他别无选择，所以只能用这种方式让自己显得有那么一点点体面PART2:她说“你能做到”在伊朗，所有成年男性必须服兵役。

而服役期间，部分士兵会被强迫充当死刑行刑人。

拒绝还是服从？

会有怎样的后果？

故事以一段高密度的对话进入这一核心问题新兵普亚倒霉地接到了行刑的任务，然而他却是一个对自己发誓绝不杀生又有些胆小的人怎么办？

几名室友给了各自的观点和态度暴躁哥简单粗暴：是士兵就要服从，没人例外。

如果是上面错了呢？

不关我们的事。

眼镜哥以理服人：执行任务后会有三天的假期，想想你深爱的女人。

背心哥逆来顺受：我已经做了几次，如果能给我5千万给妹妹治病，多做一次也无妨。

沉默哥以身试法：拒绝的代价就是服役2年变4年到底谁是执法者、谁是被执行者，那道清晰的边界早已模糊不清神情坚毅的罪犯仿佛成了英勇就义的英雄以正义之名的行刑人倒成了南墙落泪的死囚

就连普亚自己也知道，拒绝就等于没有工作、没有驾照、没有护照，没有满足生活的一切条件在诸多后果和好处面前，“不想杀生”这一理由显得多么单薄还有其他办法吗？

有。

越狱，狱警越狱。

当普亚问罪犯犯了什么罪时，他并没有给罪犯机会说出自己的罪行也许在导演看来，他们犯了什么罪并不重要因为人们总是愿意相信，“他们不会在没有理由的情况下吊死人们”

当《啊朋友再见》的旋律响起时普亚和女友快乐地驶向远方然而，这当真就是自由吗？

part3：生日刚刚获得三天假期的贾瓦德赶往女友的生日聚会见面前，贾瓦德第一次在河水中洗了澡不但是一次身体上清洁也是一次心灵上的净化仪式

在贾瓦德与未婚妻及其家人的谈话中导演再次触及前面所提到的问题只不过这次直指问题的核心——如果法律不能拒绝，那么由谁来定法律？

或许正如贾瓦德不屑的回答，“不知道，那些有权有势的人吧”答案并不重要因为身为士兵，能做的只有绝对服从，其余不能过问

就像那句俗套的感叹，“成年人的世界从来没有愿不愿意，只有可不可以”当贾瓦德得知自己处刑的正是未婚妻一家视为亲生儿子、受当地人尊重的“政治犯”时贾瓦德再次将自己浸入河里可是他还能洗净自己吗？

当他的未婚妻得知两人每一次的相聚，都以一个生命为代价时行刑前，没人过问他为什么犯了罪、犯了什么罪结束一个人的生命变成了一项简单的任务换来的是宝贵而又廉价的三天假期

贾瓦德应该归咎于自己吗？

不，在这次处刑中，贾瓦德也是那个被杀死的人。

PART4：吻我在最后一个章节中，导演提出了另外一种可能，也是第二个故事的延续。

当士兵违抗命令，并成功逃脱制裁后，他的人生又会是怎样的呢？

年轻移民达雅回到故土，计划与巴赫拉姆叔叔和阿姨过上几天乡下的生活这里的一切令达雅着迷：听起来像诗歌一样的波斯语、看起来很酷的头巾……像极了伊朗版的何不食肉糜像极了吃腻大鱼大肉、去农村吃窝窝头的我们

达雅的天真还体现在了朴素的价值观上“我们以前倒是养过鸡。

”“后来为什么不养了？

”“后来有了狐狸每晚偷鸡。

”“你们需要一条狗，这样狐狸就不敢接近了。

”“我们以前也养过狗，一个下雪的夜晚被狼吃了。

”“那你需要一个栅栏。

”可事实证明，能够防止鸡被偷（犯罪）的，从来不是凶狠的狗（暴力机关）和铁一般的栅栏（法律），而是喂饱狐狸（教育）。

一直狐狸出现在房前讽刺的是，看待这一问题时，我们和达雅一样，没有统一的立场，只有墙头草般左右摇摆的权宜之计一面支持用猎犬和栅栏根除偷鸡的狐狸……一面谴责为了“保护家园”而违背自然规律、打死狐狸的猎人……作为局外人，我们随口说出的评价和批评有时多么愚蠢和肤浅

在外乡人达雅的认知里，强迫他开枪的巴赫拉姆叔叔无疑是专制的直到电影的最后一幕，一只狐狸出现在灌木丛中达雅终于明白巴赫拉姆叔叔（父亲）恰恰是她所认同的价值观的捍卫者

最后影片中借用不同人物口吻说出的台词，或许体现了导演对国家未来的态度‘the past is the past ’就让它过去吧我们没有能力改变的，就让它随着时间过去吧。

本片的四个故事核心主题远高于一切技法，延续了伊朗电影独有的“生命力”尤其在一个教会氛围浓厚的地方里面这种主题本身就极端的二元对立。

对刑罚导演有强烈的控诉而巧妙的是都用执行者的视角来简述，这个角度就更能覆盖社会个个阶级层面。

服从、反抗、宿命、无奈。

四个情绪点换化成更中重要的核心就是“选择”但是作者却告诉你无论你做出任何选择代价都是极高的根本原因就不说了。

尤其是第三个故事呈现出宿命感我们没有办法控诉角色的个人行为并不完全错唯一的根本原因是指杜化的问题。

第二个故事则于其他相反作者在给出答案。

个人而言最喜欢的是第一个故事角色完全在逃避自己的社会身份的同时他也是一个正常不过的人生活在这个国度里面冰冷的行尸走肉般的过着每一天，最后一个镜头过于精准了的表达出来。

第四个故事可以说是最平庸的但也是东亚人且身的问题个人牺牲换取他人性命是否值得。

好的是导演并没有给回答。

总说：与《我和我的祖国》本质上是一样的，但在美学追求上还不如后者，虽然同为命题故事片集，但后者好歹七个导演互有竞争，都拿出了点真本事，有各自的视听技巧与才华展示。

但拉索罗夫就不一样了，他太清楚自己这个身份拍的故事片只要主题对味儿了，故事说圆了，旗帜摇对了，愚蠢的西方人不可能不表彰，于是电影语言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反兵役反死刑趣味故事四则”，用数量优势达到一种观影体验上的“丰富”，却忽视自己探讨深度的浅显与艺术魅力的贫乏。

可以说这个导演基本只会讲故事，电影语言基本没有（画面美可不算什么电影语言，电视剧MV也可以做到），只期盼着躺着就拿到奖。

1.《无邪》7分：“一个行刑狱警的琐碎平静日常+深夜行刑的惊恐一瞥”都说第一个很精彩，确实很耐人寻味，但是我感觉就是“鲜明反差感”+“细节埋伏笔”带来的巨大冲击力，没有伊朗背景分数还会更低。

2.《她说“你能做到的”》7.5分：“被迫服役+行刑的怯懦小兵在一个深夜与室友关于现状与命运的纠结讨论，以及获得智慧小纸片后一路开挂逃出营地，与女朋友会合，欢乐地畅享自由”居然有《啊朋友再见》，反死刑反兵役的直接言语讨论急转为神勇闯关快跑游戏，成功后来一个梦幻结尾，观感好但艺术深度很低（毕竟台词代替了视听，闯关娱乐代替了议题思考）3.《生日》6分：“服役士兵给女友过生日却发现自己杀死了女友家庭的一个至亲，女友知晓真相后与之分手”又是浓烈对比法突出兵役与死刑给个体、家庭带来的创伤，生日的欢乐与忌日的哀痛。

但突然冒出来的凯文具体细节不交代，为了扣主题强行让男主反正就是杀掉了一个女主的（导演自己都没阐释清楚啥关系）的关系亲密的人（导演：我不听我不听，反正我要戏剧冲突简单粗暴地降临在男女主之间），说什么都是“就算不得已而为，你也伤害了我”的巧合式伤痛故事。

这样的话情感就无法共鸣，戏剧冲突就毫无延展，剧情就显得扁平。

4.《吻我》6分：“震惊！

乡村度假少女发现自己真实身份竟然是··············”看到这个短片时已经对导演的套路感到疲倦了：“长铺垫+短爆发”的结构+兵役死刑给主角带来了痛苦的伤害。

最后真相揭晓全靠嘴说，手法真的很笨拙。

没啥想说的了，总之很狗血，又一个强行扣主题的短故事。

关键是第三个第四个故事的共同毛病是：伤痛就是伤痛，浮于表面的“惨”与“痛”，戏剧毫无张力，停留在展现伤痛的层面，故事就结束了。

相当于告诉你了一个没结局的创意，非常懒。

抛开这部电影的政治背景以及幕后故事，单纯就剧情以及拍摄来看的话，好多多余的费镜头，像是开车啊什么的与推动剧情发展完全无关的一堆，时长；以至于拖拖拉拉两个多小时（或许这样是为了绕过审查），真心不能苟同这种手法，感觉只是扭扭捏捏地拍出了一种意识形态，隐隐晦晦道出了想要表达的观念和态度。

知道了这部影片想要表达的是想要借这部作品向政府权威“挑战”，用婉转和恻隐的态度肯请废除死刑，但就这一点来说我个人是无法认同的，尽管死刑固然残酷，但是若那些十恶不赦的人不应用极刑处罚，其应得的报应既无法实现，被害者及其家属也无以慰藉，同时也对那些隐藏或者处在萌芽状态的罪恶也无法起到警示和以儆效尤的作用，对于正当执法行刑之人当予以尊重和致敬。

（PS：但是对于伊朗的某些官方行事风格，如强迫那些不愿行刑之人去处死死刑囚犯的行为还是无法苟同，至少也可以询问一下其本人的意愿，让那些愿意去的人来替换需要回避的人呐！

此外，看伊朗的电民俗影有很大一个方面是好奇于伊朗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环境、喜欢了解伊朗的那种别样的民俗以及风情。

）

没想到拉索罗夫又没参加成给自己的颁奖。

以为《There is no evil》就到头了，没想到后续还有《神圣无花果之种》。

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让人佩服。

一个电影工作者始终关注自己的国度关注自己的社会和同胞，如此精力充沛且高产，无罪之有。

柏林这些年的风向一直是艺术靠后，包括去年的《达荷美》，这不免让人产生疑问，评判的标准究竟为何。

但如果把整个柏林放在一条时间长线上来看，会发现它始终是在追随着这个世界的变化和发展的，这是它一贯选片评奖的导向，所以也就合理了。

拉索罗夫一直在拍伊朗的故事，他的片子整体感觉就是艺术性要远远弱于政治性，但水准都在及格线上很多。

这四个故事的锋利程度我觉得是依次递减的，第一个故事的节奏是非常骇人的，当最后的时刻来到时，带个人的震撼是无法描述的，一个男人那么平常乏味的日常生活，接女儿、超市采买、看母亲、听妻子唠叨，只有最后才赫然揭开这平庸下的真相。

庸人之恶的讨论也就此展开。

第二个故事的节奏是随着第一个走的，即使最后多少有些超现实和不可信服。

在宿舍里讨论那一场戏真实再现少数普通人在多数普通人的压力下的选择。

第三个故事开始就冗长和平淡，没有抓人的眼，到第四个故事就更加缺乏情节的张力，后两个故事是基本没有艺术表现力的。

拉索罗夫总是试图给人在最后一刻剥开洋葱之感，但因为前面剥的过程太通俗太直白，导致最后剥到核心时也让人失去了探究的欲望。

听说今年在戛纳《神圣无花果之种》映后也是得到了极端两极的评价，有的人热泪盈眶，为这种勇敢的表达和挑战鼓掌。

而另一类人则没有看完就愤而离去，因为无法忍受电影在失去充分艺术表达的境地下成为被裹挟或代表的工具。

作为我自己，虽然可能会更倾向后者，但前者也是一种不容忽视的声音。

这个世界，如今不就是很多人连自己都搞不明白就时刻盯着那些遥远的事物，并为之欢笑和流泪的么，这也许也是一种隔岸观火自我麻痹的生活方式和精神选择。

《无邪》在拍摄手法和艺术表现力方面乏善可陈，但探讨的议题却值得思考。

比如死刑制度，和忠于内心选择后是否就会得到精神自由。

我想，死刑和处刑是不同的，在绝大多数国家都消除了死刑制度后，有没有人去详细深入评估废除死刑后各方面的变化，也许才能更好地回答这个问题。

而勇于选择后就精神解放了么?显然不能，不用电影教成年人都明白，那也许是另一场痛苦或者说是套上另一层精神枷锁的开始。

这个问题就如同今天是吃鸡肉还是牛肉的选择，没有正确答案。

看完后心情比较复杂，电影本身确实没有那么好，但非常能理解其所想表达的东西。

分开来看的话，最喜欢第一部分，开头就设下悬念，导演却选择将此部分的重点放在日常生活，使得结尾效果突出，力道十足，其中镜头语言的运用也恰到好处。

第二部分尤其讽刺，设定很有意思（也可能就是现实？

），前半段的对话内容非常丰富，后半段紧张且刺激。

而第三部分就垮掉了，明明是故事性最强的一个部分，故事本身也很有趣，但叙述上完全在依靠台词推进，同时没有很好的铺垫，而结尾虽然逻辑上合理，但实在是狗尾续貂，故事到晚餐时完全就可以结束了，而且效果应该会更好。

第四部分稍强了一些，但始终没能达到前两部分的水平，故事缺乏张力，反正我看的过程中直接猜到了结局。

导演似乎表达欲望太过强烈，把明明更适合藏在故事中，让观众自己发掘理解的内涵，直接拿到台面上来，借角色之口进行讨论，使得整部电影太过直白，失去了很多魅力。

但同时我又非常能理解导演这种想表达的欲望，对他来说，这部电影或许也已经足够克制了。

电影里的伊朗，人民生活富足，一切看似美好，但实际上却存在太多的问题，而且所有人都知道存在问题，但大家都在妥协，因为没有人真正有办法能去解决问题，这和我们实在太像了。

导演似乎还在狱中，没能到场，但首映依旧留有写着他名字的座位，这部电影的社会意义确实大于电影本身。

第70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最高奖金熊奖颁给了电影无邪。

客观讲的，就拍摄内容来讲，本片德不配位。

考虑到这是一部伊朗电影，特别是关于死刑的一部电影。

本片能够被看到就是一种胜利。

电影无邪There is no evil,包含四个道德困境的故事。

每个故事有一个小标题。

第一个故事平庸的一天以屎尿淋漓的吊死台为结尾，这一天有多平庸，结尾就有多震撼。

第二个故事是监狱逃亡片，不逃就死，你逃不逃，反正逃就对了。

第三个故事休假探亲的男士发现自己就是亲自行刑，杀死了那个人，而加入正在悼念他。

第四个故事，一个选择关乎生和死，关乎前途，关乎家人团聚。

据《Economist》报道，伊朗的人均死刑人数比世界上其他地区都要多。

四个故事都是关于“刽子手”的事情。

当执行死刑是你的工作，你是服从他，还是遵从自己的良心，你又有多少选择权。

一个很淡又很美的小众电影ご公衆號ご：凉心评本文版权归作者 凉心评 所有，任何形式转载请联系作者。

今年柏林电影节最高荣誉金熊奖颁给了伊朗电影《无邪》，最意外的一幕是导演拉索罗夫没有来到现场，只能通过手机连线发表感言，并由其女儿兼剧中女主角代替领奖。

诚然，这种场面并不是第一次出现了，相信记忆好的影迷不会忘记在2015年的颁奖礼上，《出租车》一举获得金熊奖，伊朗导演贾法·帕纳西同样没能出席，也只能让其侄女上台代为领取，场面令人感动。

本片导演穆罕默德·拉索罗夫（Mohammad Rasoulof）一向拍摄揭露社会阴暗面和批评伊朗政府的题材而闻名，2017年的《谎言》在戛纳获奖，回国后被伊朗政府没收护照，被禁止离开伊朗，并在2019年被判处1年监禁。

在如此极端的情况下，拉索罗夫依然排除万难拍出这部新片来，确实令人万分敬佩。

据说是导演用不同的化名写了四个短片剧本送审，然后顺利通过当局的审查。

在此交待影片的创作背景并非偏袒其政治性而忽略艺术性，这种题材如此敏感的艺术创作在伊朗一直都备受“关注”，伊朗电影人的创作环境向来充满了严苛的限制和无情的压抑，但一部接一部精彩的作品在国际上获奖也是不争的事实。

事实上，欧洲三大电影节，尤其是柏林电影节给予伊朗电影最无私的包容、鼓励和扶持，从《一次别离》到《出租车》，再到这部《无邪》，伊朗电影每一次拿下最高的荣誉，无不宣示了电影节对艺术家创作和表达自由的支持，而且这些获奖的作品在艺术质量同样配得上这份荣誉。

▲过着行尸走肉生活的现代行刑人尽管这部《无邪》今年初在柏林首映后的评价两极分化，但就其表现手法来看，依然有创新和引人深思之处。

导演拉索罗夫用四种不同的电影类型探讨死刑与人性道德的冲突，深刻反思伊朗兵役制度的影响。

第一个故事无疑是全片最佳，剧本用平平无奇的现实笔触描绘一个男人下班后的生活细节，从接送太太女儿，到照顾家中老人，一家三口在外聚餐等，都似乎与平常人无异，却又在叙事中埋下不起眼的伏笔，直到最后一个惊悚的镜头让观众倒吸一口凉气。

导演用这种反差惊人的剧作和影像引发观众对现代行刑人的思考：究竟是什么令这个男人成为了冷漠的暴力机器？

他凭这份工作换取到的生活幸福吗？

他内心有否在一直在承受道德的煎熬？

第二个故事同样有着鲜明凌厉的风格，讲述一名士兵被安排处决犯人的任务，在一筹莫展的情况下向女友求助，同时也跟舍友展开冗长的辩论。

之后突然画风一转，进入到一场心惊胆战的惊险逃脱情节里，最后士兵成功逃脱，与女友一起获得自由。

这段类型化的处理相当出色，将密不透风的悬念感融入到同样是前后反差的情节里，整个逃脱的过程极具戏剧张力，扣人心弦的节奏感堪称一绝。

这个主人公跟第一个截然不同，他大胆地拒绝了行刑的职责，但是他就此能换取到幸福自由的生活吗？

▲女人和处决自己亲朋的男友如何相处？

第三个故事算是四个里面最羸弱的一个，讲述一名士兵休假为女友庆祝生日，来到她家发现她的一位长辈好友去世，最后得知这位死者正是他不久前亲手处决的政治犯。

这个以爱情线索贯穿的故事有点另辟蹊径的意味，但感觉无法落到重点上，批判力有所削弱。

同样的不足也继续出现在第四个故事里，这段讲述死刑执行者做出抗拒的抉择后，如何经历人生巨变，以及修补亲情关系。

细心的观众也许会发现，第一和第三、第二和第四个故事各自有暗中的关联。

第三个故事似乎解答了第一个故事中观众的疑惑，执行死刑的刽子手并非没有承受道德的煎熬，往往是屈服于生活的压力而过上了麻木不仁的生活。

而第四段的老男人更像是第二段里那个年轻士兵多年后的模样，尽管当年摆脱了沦为暴力机器的帮凶，却不得不承受要与子女断绝关系的悲剧命运。

▲惊险逃脱的士兵由此可见，这四个段落并不是胡乱拼凑，其内在由一定的逻辑和情感的脉络贯通连结。

在导演看来，伊朗的兵役制度剥夺了士兵的知情权和自愿选择权，无论是否成为死刑的执行者，最终都难逃暴力机器对生活和命运的无情碾压。

尽管《无邪》的四种风格类型并没能给人统一连贯性，后两段更有透过教条的台词直接表达政治控诉的嫌疑，但是每个篇章却能使人对死刑和人性道德的冲突有不同角度的理解。

相比起《一次别离》和《出租车》，这部作品没有高度化的戏剧情节，也没有苦中作乐的幽默色彩，却无法不令人对导演报以崇高的敬意。

在伊朗拍摄这种敏感题材，无异于将自己的前途生涯压上了极高的风险赌注。

原文地址： http://www.qh505.com/blog/post/6108.html 他，他，他和他，叫做“他们”：他们曾经按下了绿色按钮，他们曾经拉掉了犯人脚下的凳子，他们曾经处决了罪犯，作为行刑者，他们面对的是囚犯，他们看见了挣扎和死亡，但他们只是在完成一项工作。

但是在死亡真切的发生中，他们和囚犯真的隔开了距离？

他们真的在合法合理的生活中没有负罪感？

为什么他们还会害怕？

为什么他们会变得茫然？

为什么他们也会选择逃避甚至隐居？

而在害怕、茫然和逃亡的选择中，他们是不是会成为无罪的“我们”？

四个故事，是“无邪”，是“她说”，是“生日”，是“父亲”，似乎都在叙说着那个关于“他们”的故事：他们是行刑的男人，他们面对也是他们的囚犯，但是在这个必须面对的现实里，他们有的还是他们，有的却成了“我们”：赫斯马特在天亮的时候走进地下室，将作为单位福利的米放在后备箱里，然后从昏暗而旋转的地下车库开出来，在经过几道门之后，他终于回到了和工作无关的日常生活中：他开着车去接妻子瑞茨，去银行拿了这个月的薪水之后又去接女儿，一家三口去超市买东西，或者买披萨买冰淇淋，或者去拿做好的裙子，然后又去生病的母亲家里，为母亲做好了可口的面条，然后回家，入睡，到凌晨三点的时候起床，开车，回到地下车库，回到一个人的办公室。

在日常生活中，在琐碎现实里，在家庭故事里，赫斯马特都是普通的“我们”中的一员，甚至他也是一个充满了爱心的人：他会帮助妇女和孩子去解救一只受困的猫，他会满足女儿的一切愿望，他会细心照顾母亲。

但是赫斯马特明显是一个游离在现实之外的人，他的目光总是有些茫然，表情总是呆滞，甚至对于绿色总有些敏感，他会盯着路边的绿色指示符号发呆，会看着妻子新作的绿色裙子出神，会在街上信号灯从红色变成绿色后迟疑——因为绿色和他的职业有关，因为绿色将他拉入到“他们”的故事中。

凌晨三点起床，闹钟显示的时间就是绿色的，他开车去往单位，进入不同的门，转向几乎让人晕眩的车道，然后上楼，开门，烧水，煮咖啡，这时，墙上的按钮亮起，起先是红色的，之后变成了绿色，在并没有迟疑中，赫斯马特按下了按钮——在另一边，齐刷刷地垂下了几双脚，他们在挣扎，随即恢复了平静，在阴暗处是从还散发着温度的身体上留下的尿液。

这是囚犯的集体死亡，没有命令，没有喊叫，挣扎过后，尿流过后，一切都恢复了平静，身体也将变得冰冷，而作为行刑者，赫斯马特只是用一个人的一双手，就完成了对他们的行刑。

这是属于他的工作，在完成行刑之后，也许接下来还是日复一日的生活：按时下班，回到家里，继续接妻子、接孩子、照顾母亲，继续在凌晨上班，继续按下按钮。

但是这个“无邪”的故事，真的会让赫拉玛特进入到没有邪恶的日常生活中？

这个疑问在第二个故事中得到了两个完全不同的回答。

普亚在夜里没有入睡，他接到了女友塔米娜的电话，在小声说话中还是吵醒了同宿舍的其他四个人，原来他是监狱里的一名军人，正在服役的他要执行一次行刑过程，但是，“我感到害怕！

”他哭了，他打给女友的电话就是想她的哥哥能帮助他免于执行，甚至希望能调换工作。

被吵醒的同行得知普亚的想法之后，开始质问他：“这里是监狱，你是伊朗士兵。

”这一句话其实就是揭露了普亚的困境，作为一名服役的士兵，服从命令就是天职，行刑就是他的工作，即使害怕，即使不想杀人，但是不能违抗命令，而且同宿舍的哈桑提出了更难以选择的一个问题：“你不执行就是无辜的吗？

”或者转换一下视角，这个问题是在说，难道不执行会是一种选择？

“这里是伊朗，这就是法律。

”法律规定士兵就必须执行命令，执行命令就是拉走囚犯脚下的凳子，即使面对死亡，也是他们的死亡，即使害怕，也无法说不。

这种无选择的困境就是第一个故事赫斯马特的结局，他就是把行刑当成是普通的工作，只要轻轻按下绿色按钮，他们的死就在别处发生。

但是对于普亚来说，当他害怕，当他告诉自己不想杀人，实际上是在寻找一种选择的机会，无论是给女友打电话想换一个工作，还是最后阿里同意替他执行但条件是给他妹妹1500元钱，都是在逃离这一种不想杀人却必须杀人的困境。

但是在这个困境中，普亚的选择不只是逃避，他更是在反抗，一个更大的计划在他心中形成：轮到他执行时，他假装自己身体不舒服，然后去了厕所，出来之后竟然拿出了枪，逼迫另一个狱警打开他和囚犯的手铐，然后将狱警关在厕所里，自己拿着一张监狱地图和钥匙，离开了监狱核心区，接着他又以同样的方式逼迫看门的值守人员打开了门，在走出监狱大门的那一刻，他的确体会到了一种自由，而等他在桥洞下看到女友开来的车，当两个人开着车高唱着：“我们失去了青春，但总有一天，我们所有人都会在自由中工作。

”他在这个最难的选择题前做出了选择，他不再害怕，不再成为刽子手，他获得了自由，他去往他想去的地方。

从某种意义上，他在这次“越狱”中完成了一次身份的颠覆，起初他是一个行刑的士兵，是手上拥有执行死刑的合法权利，但是在他看来这种权利却意味着杀人，也就是说他把自己当成了一个囚犯，在他去带即将执行死刑的囚犯时，他颤抖、害怕的样子，更像是一个即将走向生命终点的罪犯，行刑者和囚犯的手铐在一起，普亚似乎悲剧性地完成了一次身份置换，但是正是这种身份的置换让他面对死亡机器时可以反抗，他接下去的行动则更是一次对于规则和身份的颠覆：他拿着枪威胁本是统一战线的狱警拿出钥匙，然后将他们铐住，关进文件柜里，在他的越狱行动中，沾着犯人鲜血的他们也成了杀人犯，在一个渴望自由的人面前，他们才是囚徒。

从行刑者到囚犯，又从囚犯到越狱者，普亚终于在打开大门、拥抱女友、高唱自由中走向了完全不同的人生，他逃避了法律，他远离了囚笼，他获得了自由。

赫斯马特和普亚，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完成了对自我的命名：一个是在服从中过着普通人的生活，但是他却永远活在被遮掩的“绿色噩梦”中，他变成了生活的囚徒；一个是在拒绝中打破了身上的锁链，他成为了追逐自由的战士。

但是这非此即彼的选择远不是最后的结局，它甚至只是一种表象，因为服从的后面是更多的罪责，因为拒绝的外面还是另一个监狱。

第三个故事里的贾瓦德走的是赫斯马特那条服从的路，他完成一次死刑的执行，只是为了得到三天的假期，而换来的这三天假期他是为了远方女友娜娜的生日。

在见到了娜娜之后，在两个人的浓情之后，贾瓦德听说这里即将举行一场葬礼，娜娜父亲的好友也是娜娜的老师凯文死了，他是作为一个囚犯被当局执行了死刑，本来贾瓦德以为娜娜和凯文有着另外的故事，但不想在葬礼现场他看到了凯文的照片，才知道凯文就是被自己执行死刑的。

贾瓦德用自己的手执行了对凯文的死刑，他以此换取了三天假期，三天假期是为了给女友娜娜过生日，而娜娜生日被凯文的葬礼取代——这是一个吊诡的循环，一切的果回到了最初的因，最初的因造成了最后的果，在这个链条里，凯文作为囚犯死了，而当贾瓦德知道是自己杀死了凯文，他也变成了囚徒，不仅对他说过“我爱你”的女友娜娜离开了自己，而且自己受到了道德的谴责，他颤抖着在大雨天跑进树林，然后把头浸在水里，就是一种忏悔和赎罪，就是把自己当成了永远难以自由的囚徒，而他的这种困境其实就是赫斯马特命运的极端呈现，一个被绿色噩梦包围的自由人，何尝不是生活在永无自我救赎的囚笼里？

而普亚的人生呢？

他是不是在高唱着自由之歌后获得了真正的救赎？

第四个故事是“父亲”，一个在荒郊野外生活了20年的男人，一个把亲生女儿让别人养大的父亲，就是越狱之后的普亚，在一个没有电话、没有互联网、不需要驾照的地方生活，巴赫拉姆却并没有真正过上平静的生活，连女儿都不能见面，是不是一种折磨，是不是当初拒绝的代价？

而现在，他以“父亲”叔叔的名义将达雅接过来，就是为了选择时机告诉她真相。

但是真相的揭开并没有如巴赫拉姆设想的那样是顺利的，达雅不相信这一切，她甚至说出了一句话：“你是我生父，不是我父亲。

”只是在血缘关系上承认是父女关系，但是在感情维系上永远只有父亲之名。

而这一切对于巴赫拉姆来说，其实比自己隐居20年的现实更残酷，因为在女儿面前，他被抹除了作为父亲的存在意义，当这个存在意义成为一种空无，真相还有什么被说出来的意义——而且，巴赫拉姆就是在自己吐血的病症无法康复准备迎接生命死亡的时候说出真相的，而真相又将他推向了更为悲剧的境地。

甚至可以说，当初他选择以反抗法律反抗强权的方式让自己不成为囚犯，但是在把真相告诉达雅的时候，他自己反而变成了强权的代表：女儿的生活被毁了，自己的平静生活被毁了，正如他当初带着达雅去打猎，达雅说自己不喜欢杀生，他想把猎枪给她，并说了一句：“假如我强迫你这样做呢？

”强迫女儿拿起猎枪枪杀猎物，和当初作为行刑者别人强迫他拿起处决犯人的枪，又有什么区别？

在巴赫拉姆说出真相的时候，在父女感情上他自然成了强权者，在这个循环的过程里，作为曾经拒绝者的他再一次跌入了被囚禁的命运里，而这无疑是曾建高唱着自由之歌的普亚的结局。

最后两个故事作为结局对应了前面两个故事，不管是服从还是抗拒，不管是行刑者还是越狱者，他们其实最后都成了无法挣脱的囚徒，似乎和在他们手下被处决的囚犯一样，在这个还保持着死刑，还把行刑当成绝对命令的国家里，他们都无法远离身后那架还在运转的国家机器，行刑者也再无法以“是警察抓的他，是法官判的刑，而我只是个工具而已”来为自己解脱——在这个意义上，他，他，他和他，不是“他们”，而是每一个生活在其中无法走出囚笼的“我们”，甚至当赫斯马特按下绿色按钮的时候，那些挣扎着的囚犯就是他们自己的写照，失禁而死亡也是他们的命运。

而这种电影里的囚禁故事也对应着电影之外的现实，当第70届柏林电影节上评审团主席杰里米·艾恩斯宣布《无邪》获得最佳影片金熊奖，现场并没有出现导演拉索罗夫，是她的女儿前来领奖，而这一切正是因为政府禁令使他无法来到现场，而获奖3天之后，拉索罗夫即被伊朗当局判处一年监禁。

拉索罗夫触犯了法律，他成为了一个囚禁之人，但是当他以电影发声，或者他是在创造着另一种选择的可能，就像在《生日》中，娜娜的母亲知道贾瓦德的职业时，质问他的是：“你为什么不拒绝？

”当贾瓦德说：“只有两年，很快就过去了。

”娜娜的母亲又肯定地说：“你有权拒绝！

”而在《父亲》里，巴赫拉姆想要强迫达雅拿着猎枪去猎杀狐狸，达雅因为不想杀生而拒绝了，而巴赫拉姆在告诉她真相却失去平静生活时，他却对达雅说：“我只是不想去处决那个人，如果再次服役，再次处决，我还是会拔出手枪对准警卫逃跑……”一种拒绝，是唯一的选择，也是永远的选择，而在这个打破了囚笼困境的选择面前，一只狐狸出现在他们面前，没有可以发射子弹的枪，没有可以按下的绿色按钮，一只狐狸是红色的狐狸，是可爱的狐狸，是不被囚禁而自由的狐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