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回

4月初，陈建斌的2019年的作品《第十一回》在影院上映。

继《一个勺子》之后，这是陈建斌导演的第二部电影。

电影中的红色幕布就是第四面墙，隔开了戏剧与现实。

一面是演员，一面是观众，可是慢慢地，戏里戏外就分不清了。

电影中数次为观众进行了间离，也数次作势要打破第四面墙。

如餐桌边上可以当镜子用的窗户，如陈建斌冲着监控电视墙怒吼时各组电视出现的不同的脸，如大鹏打碎了门玻璃，如宋佳带着人用饮料砸大鹏其实也就是砸向他身后的幕布，如春夏开着装着拖拉机的卡车冲向剧团大门，更不用说排练到一半被各种不同的人叫停。

关于真相，影片中有多个版本。

如最开始陈建斌饰演的马福礼的版本，陈建斌对警察讲述的版本，贾冰饰演的屁哥的版本，黄建新饰演的领导的版本，春夏饰演的贾梅怡调查出来的版本。

影片虽然不能免俗地给出了最终的真相，但是，正如影片中说的，你怎么知道给出的真相就是真正的真相，尤其是这个真相是最后展现在舞台上的。

开始于谦饰演的傅库司向贾冰解释说，生活当中的陈建斌是马福礼A，舞台上的陈建斌是马福礼B，从A到B之间，要做人物变形。

到了后面，陈建斌对女儿金多多说，马福礼没了，马福礼成了马福礼B了，人物在莫名之间真的变形了。

作为枕头的小马，或者说作为小马的枕头很好地解释了剧情。

开始，小马在女儿金多多身上，是真正存在的，可是，很快，小马就成为枕头，跑到妈妈周迅身上。

在最后的彩蛋中，陈建斌和周迅徒劳地反复说，小马就是枕头，枕头就是小马。

可是，没有在意真相，或者说，人们只在意自己在意的真相。

所以，回到主线上，陈建斌开始的诉求只是“我没有杀人”，人们只在意李建设和赵凤霞“有没有那回事”，诉求很快也就变成了李建设和赵凤霞“有没有那回事”，最后，不但被落实，而且李建设还在车底下刻上了“结婚证书”，人们的心理得到了满足。

导演在这里做了个漂亮的偷梁换柱。

也许，生活就是这么荒诞。

这不是一部关于真相的电影，或者可以说，这是一部没有真相的电影，也可以说，这是一部无关真相的电影。

2021年4月2日 星期五 沈阳几经波折的《第十一回》终于在今天上映了。

至于经历了什么？

修改了哪些？

先不去管它，能够呈现出来的，一定是导演最大限度的表达。

陈建斌从演员到导演的角色转变，可以说是不声不响的在实现自己的既定目标。

他没有强大的粉丝基础，也没有一夜暴富的梦。

他走的路，像曹操，一步一步实现自己逐鹿电影的野心。

都说第一步难走，陈建斌的《一个勺子》可以说是在导演圈中完美亮相。

没有孤芳自赏，也没有迎合观众，这种稳扎稳打的成熟风格，在如今金钱至上，娱乐至死的电影市场中，本身就非常少见。

今天，上映的首日，黄金时段，入座率并不算高。

即使是清明小长假档期，即使是演员阵容吸睛。

也不如隔壁的《姐姐》还有《哥斯拉和金刚》那么让人关注。

这是宣发的原因。

陈建斌在宣发选择上也没有大张旗鼓，也没有错位。

这种低调的，成熟的行事风格，显得反而更有魅力。

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陈建斌对自己作品定位非常准确。

虽然有周迅、春夏、窦靖童，但在我这里看不到时尚和美艳。

虽然有大鹏、贾冰、于谦，但在我这里并没有让你哈哈大笑。

抱着娱乐心理来看的，必定抱着失望而归。

原因就是对《第十一回》究竟在讲什么，不清楚。

好像讲了什么，又好像什么都没有讲。

电影本身用了章回体的形式，把电影分成了十一个部分。

每个部分有自己的主题。

但整合在一起，像是一部小说或者一篇叙事散文。

让人云里雾里。

究竟，《第十一回》在讲什么？

判断主旨和中心思想的一条便道就是看最后。

往往作者的表达核心会在最后有个扣题。

依照这个逻辑看，《第十一回》讲的其实就是“相信”。

人。

一个人的时候，会坚信自己的判断和价值观，觉得自己所想所行，就是普世价值，正确到天下无敌。

但人不会孤立的存在，人是社会动物。

很多人在一起的时候，难免会讨论、会交流、会劝说、会提议。

一万个人有一万个哈姆雷特。

也正是因为有一万个哈姆雷特，所以生存还是灭亡就成了一个问题。

众说纷纭，像是一条迷宫，每个人给你指的方向，都是对的。

都是他们走过的路，或者，都是他们的人生信条。

但适合自己的，永远是那些自己原本就相信的那一个。

陈建斌通过炉火纯青的拍摄手法和叙事角度把荒诞玩出了极致。

片中的每一个角色，都在经历着建立信念到信念被摧毁再到建立信念，然后信念再被摧毁的轮回。

马福礼信自己即使背负杀人犯的罪名也要保存面子；胡昆汀信自己为了艺术可以不顾一切；甄曼玉信自己是结发正室捉奸气盖世；金多多信自己要生下孩子，以此来惩罚“他”……然而成年人的信仰也并不是那么坚持和稳定。

就像屁哥，三次出场，三种信仰。

在这个复杂的世界中，没有人能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所有的道理，似乎只在某个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特定的人下好用。

那些经验和道理好像只是属于自己的人生信条，换个人，便成了屁哥的屁，毫无作用。

马福礼被搞得晕头转向，在AB人生中，完全失去了自我；胡昆汀被绯闻、官僚和金钱搞得为了能拍戏，可以出卖艺术；甄曼玉发现身份并不能掩饰她内心的怯懦；金多多最后也为了身边人，牺牲了自己的倔强；……

还好。

有第十一回。

充满希望的第十一回。

第十一回，他们都选择了相信。

选择了自己原本最初的信念。

苦是苦了点，惨是惨了点。

作为在社会丛林中弱小的居民，握紧自己的信念，是唯一让我们生存下去的勇气吧。

#20210223杭州点映一部充满了先锋戏剧味道的电影，陈建斌又会拍又会演，因为本身没有预期，又比《一个勺子》好了太多，就觉得这部片子真是出乎意料的好。

全片都是对称和投射，电影＋戏剧的形式简直完美的将戏剧的文本隐喻投射到了现实形体之上，以“电影中排练的戏剧”对应“电影中的现实”，和“电影中充满戏剧感的现实”对应“电影观众也就是我们所处的真实现实”做双重投射：比如大鹏拽了大段汉德克《骂观众》的文本与“话剧上演时从观众席穿梭而上的演员用探照灯不停的晃射观众的眼睛以期达到冒犯观众的效果”相对应，同时镜头里晃过的探照灯也会晃过我们的眼睛，电影里两次一闪而过的白屏也是对我们的冒犯。

因为我们也是观众呀，我们既看了电影，还看了电影里的戏剧，是双重观众的身份，那大鹏的“冒犯观众”，绝对也要冒犯我们。

又比如电影里的贾梅怡和胡昆汀对应戏剧里的苦命鸳鸯“赵凤霞和李建设”，胡昆汀说生活中是真的赵凤霞A，贾梅怡是戏剧里扮演的赵凤霞B，那投射到现实中，现实中的导演昆汀就是真的昆汀A，电影里大鹏扮演的胡昆汀就是昆汀B，双重投射下混淆了这三重现实里的两个角色，从而使得大鹏和春夏不同于全戏里其他的所有角色而是充满了戏剧感，在充满drama感的同时却又不显的做作，两个人对戏拽了很多经典戏剧的词，《玩偶之家》说背就背，《麦克白》说显摆就显摆要放到我们现实中那可太讨厌太装逼了，可是放到戏里面那就是两个疯子的高光时刻。

类似这样的戏剧投射，在这部片子里简直不要太多。

还有电影里无处不在的对称，陈建斌一开始眼睛被打了一个包，后面周迅就对称的也要被打一个包，春夏和大鹏对戏时的无限循环的镜子，陈建斌周迅窦靖童一家人吃饭的背景同样是一面镜子，这是三重套娃，镜子反射的场景1，电影里的现实场景2，镜头里的电影现实2和镜子现实1构成的场景3，陈建斌对着电视机疯言疯语也是三重套娃，电视机里的灵魂强奸者陈建斌1，对着电视机大喊自己是灵魂强奸者的陈建斌2，以及他人手机镜头拍摄下这个场面的陈建斌3。

也许在这部电影里镜子就是“镜头”的对称映射，也是混淆现实、电影和戏剧的一重意象，你在看镜中之人，镜中之人也在看你，我们在看戏中之人，戏中之人也在看我们，这样解释下来，整个电影通篇都在用“镜子的反射”来做投射，这不是前文讲述的文本投射，而是将三重世界用镜子这样一个意象串联起来拉入一个世界中，以达到把所有的戏剧感都混淆到现实中让每一个观众都完整沉浸的结果——是的，我们都沉浸进去了，戏剧，电影，现实，全他妈是一回事。

像这样的混淆同样还有章回体的字白，前面的几回标题，是在故事发生前，观众看到这个标题也大约知道了后面要演什么，能够更快的进入戏里去，可是在后面这个章回体字白悄悄地就放到这段故事发生之后形成了前后的对称，如果还带着“提示”地预期去看会产生很大的错位感，这个观感就还挺奇妙的。

那最后再讲讲从电影开头缠绕到结束的红布，红布在戏里就是拖拉机，是代表拖拉机的重要意象，没有拖拉机的时候戏剧演员们就用红布来演拖拉机，有拖拉机的时候红布就消失了。

结尾陈建斌手扯红布站在拖拉机前将这个电影做了完整的收束，仿佛就在表达一个概念，红布就是拖拉机，拖拉机就是红布，虚拟的真的，真的也是虚拟的，戏剧就是现实，现实就是戏剧，戏中人是我们，我们亦是戏中人。

如果说大部分电影都是没话找话或无话可说的，那么陈建斌的电影绝对是有话要说的，而且是有很多话要说。

《第十一回》是他第二回做导演，很显然，这五年来他积攒了大量思考，并且毫无保留地装进了这部电影里。

结果是陈建斌玩嗨了，影迷们也看嗨了。

下面，我就我看到的一些角度，给你拆解下这部表意丰富的电影。

01 难产的艺术从最浅层的文本看，这部电影在讲述艺术作品诞生的艰难过程。

话剧团的年轻导演胡昆汀正在排练新剧《刹车杀人》，该剧改编自30年前的一桩拖拉机杀人案。

按理说，创作应该是件很单纯的事儿，可胡昆汀却遭遇了重重磨难。

他的舞台不断被闯入，剧本一再被篡改。

从他身上，我们得以窥见当下创作者的普遍困境。

第一个闯入者，是原事件中的“杀人犯”马福礼。

他来的理由很简单：我没杀人，你们按我说的改改？

两边对话的一幕，极富象征意味。

一边是演员们，坐在台上；一边是马福礼，坐在台下，中间隔着不近的距离。

简直是把“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这句话，直接拍给你看。

但很显现，马福礼并不这么认为，在他看来，你们演“我”，我就有权指手画脚。

但问题是，若每个原型人物都保有艺术作品的最终审查权，又何来创作自由？

更狠的角色还在后面。

先是死者的弟弟赶来，直接拍下20万块钱，要求改戏；后是市领导看了排练，对“男女乱搞”的戏码很不满意，提出了若干条修改意见……资本、权力粉墨登场，进一步抹杀艺术的独立性。

再加上话剧团内部的重重掣肘，演员罢演，员工闹事，领导甩锅……使得艺术不断偏离艺术本身，沦为一场闹剧。

何以至此？

原因也很简单。

因为在所有人眼里，艺术从来就不重要。

它空有个冠冕堂皇的名字，但比起真金白银、领导仕途、社会稳定来，它什么也不是，它随时都可以被利用、被粉饰、甚至被牺牲。

更令人莞尔的是，胡昆汀因出轨女演员贾梅怡而被扣上了“劣迹导演”的罪名，惨遭封杀。

这所有的过程，我们简直不要太熟悉。

最终，命途多舛的话剧终于公演，而代价是胡昆汀必须放弃“导演署名”。

那时的他，剪掉长发，如阉割掉自身的艺术理想，以一个乖怂的形象泯然众人。

如此荒诞，又如此真实。

02 渐隐的真相 如果我们把眼光从艺术拉回现实，这部电影实际也在讲“真相的难以抵达”，就像《罗生门》所揭示的那样。

对于30年前的拖拉机杀人案，影片先后提供了四个不同的故事版本。

最公认的当属“官方说法”，即卷宗的记载，大致如下：拖拉机于斜坡上发生故障，驾驶员李建设和马福礼的妻子赵凤霞钻到车底修理，结果二人趁机偷情，被马福礼发现，盛怒之下，他松开脚刹，致使二人殒命。

事实清晰，但稍一琢磨，发现不对，这简直不合情理。

其中最让人难以理解的就是李建设和赵凤霞俩人为什么会在那样的场合偷情？

可是卷宗并没有回答这个疑问。

随着案件被搬上舞台，重现于大众视野，知情人纷纷登场透露背后的隐情。

首先登场的正是马福礼，他否认杀人，称一切只是意外。

而他当初之所以认罪，是因为发现妻子偷情，碍于男性尊严，才把意外故意夸大为“复仇”。

紧接着登场的是李建设的弟弟屁哥，在他的讲述里，马福礼无疑还是杀人犯，只不过哥哥的越轨行为完全是出于赵凤霞的勾引。

而在赵凤霞表姐的讲述中，李建设和赵凤霞则成了一对被拆散的恋人。

他们并非偷情，而是真心相爱。

所有人都在依据自己掌握的信息以及秉持的动机和观念，对同一个故事做着私人阐述。

而真相、历史也就在这个过程里被蒙上了无法拨开的迷雾。

该如何抵达真相？

陈建斌相信：艺术是可以依赖的途径。

正如影片最后，当马福礼站上话剧舞台时，在破旧的拖拉机底部，他得以拂去历史的尘埃，窥见迟到的真相。

那一刻，拖拉机的实物与其象征物“一块红布”同在，仿佛在说：艺术的真实，或源自真实的艺术，可以带我们重返历史现场，使渐隐的真相复现。

03 身份的焦虑前面说了艺术，也说了现实，但要问《第十一回》最核心的表达，实际存在于两者的间隙中，即艺术与现实的关系。

影片借胡昆汀之口，讲了一套表演理论，大致是说，演员有两个“我”，一个是“本我”，即真正的自我；一个是“理性的我”，即构建出来的角色的自我。

两者构成一组镜像关系，就像人照镜子，镜子里的你不是真的你，而是一种理想的投射。

类似的镜像关系在影片中无处不在。

如前面所说的真相与故事的关系，原型事件与艺术作品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如果把生活本身看成一场盛大的表演，那么我们每个人实际都是角色。

这就触及到《第十一回》着力探讨的话题：一个人该如何确立自己在生活中的角色？

换句话说，该如何通过界定“我是谁”，来获得一种自主性？

记得姜文曾经说过，他拍《太阳照常升起》就是因为过了四十岁，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在生活里有无数角色，但到底哪个才是真正属于他的，他并不清楚，于是开始焦虑，于是才有了《太阳》的创作。

而陈建斌作为姜文的师弟和“同类”，在相似的年纪也开始了同样的思考，而这一思考的结果，最终落在了马福礼的身上。

马福礼活了四十来岁，突然间晃范儿了。

他根本不清楚自己的角色，相反，一群人在替他做着定义。

杀人犯、说谎者、王八蛋；律师怂恿他做个“讨回尊严的强者”，屁哥劝他做“四大皆空的修行人”……面对这些角色，他无力拒绝，更无从选择。

正如面对监视器，当无数屏幕投射出高矮胖瘦各不相同的自己时，犹如无数个“自我”反噬自身，令马福礼感到阵阵眩晕。

回到家里，妻子出色扮演着“虎妈”的角色，女儿扮演着“叛逆少女”，只有他像是多余的。

此时，“镜子”这一意象再次成为点睛之笔，圈出了马福礼的尴尬处境。

只见，当一家三口同坐在餐桌前时，妻子和女儿在镜中都有成像，而马福礼面前却空无一物。

他是个“无像之人”，他除了一个毫无主见的本我，尚无理想之自我。

一地鸡毛的折腾之后，他甚至以一张“死亡证明”直接否定自己的存在，并借此摘掉“杀人犯”的帽子，还女儿清白的生活。

吊诡的是，正是这一“自杀”行为使得女儿（实为继女）最终接受他，于是他得以拥有一个崭新的身份——一个真正意义上有担当的父亲。

尽管他不是多多的生父（父亲A），但在“父亲B”的角色里，他终于找到自己的定位，并重获了生活的信念感。

其实也不止马福礼，片中的很多人物都有着类似的经历。

贾梅怡在扮演赵凤霞的过程里，渐渐明白何为爱情；金财玲在扮演“孕妇”的过程里，收起责骂，成为守护女儿的母亲；最特殊的是金多多，她因意外怀孕搞得家里鸡飞狗跳，母亲为了掩护她，假装自己怀孕。

而最终多多拿掉了孩子，换成一个枕头，这看似多此一举，但从她涂抹的口红我们知道，她在扮演一个成熟的怀孕女人，那正是当年的母亲，她以此体认着母亲的不易，她重新成为她的女儿。

而这一切转变的最终达成，都发生在影片的“第十一回”。

04 彩蛋的奥秘《第十一回》的全片采用章回体结构，横跨小说、戏剧、电影三个媒介，构成对生活的三重镜像。

它试图告诉我们：生活本是一场表演，而人人都是演员，重要是找准角色，好好发挥。

作为一部信息量巨大的电影，陈建斌巧妙地将各条线索融合，使其自圆其说。

这是很难得的。

而更令人惊喜的是片尾彩蛋，第一个片段与影片的开场镜头形成一组鲜明的镜像关系，开场镜头是从人物的头拍到脚，而彩蛋是从脚拍到头，仿佛一切又回到故事的原点，有如轮回一般；最后的彩蛋片段是一个超现实段落，主人公马福礼以话剧方式重回杀人现场，只见漫天红雨落下，仿佛一块巨大的红布，遮天蔽日。

这一系列彩蛋构成强烈的间离效果，将原本封闭自洽的前面十回故事，重新打破，形成一个开放式的收尾。

这一近乎冒犯式的处理，恰恰暴露了陈建斌的创作观。

仿佛在说：别指望电影给你任何明确的答案，特别是当你觉得答案已经确定无疑的时候。

欢迎关注我的公众号：子戈说电影只写不一样的深度影评。

陈建斌就是个拼贴导演，学昆汀学不好，学成low了。

豆花咸了淡了，话剧舞台红布后做爱，大鹏跪舔的姿势，还想搞隐喻呢？

就只会咋呼观众。

一个屌丝中年男困境，虽然不好看，但是故事能讲成屌样子，真蛮难的。

想学红楼梦的章回体小说形式，结果连武林外传的一半也没学好。

非科班出身的导演就这样半吊子卖弄学识。

加上陈建斌不会调教演员，让周迅演打老公脚底板、让窦靖童怀孕、你让春夏爱慕油腻大鹏，哈哈哈哈，吐了仨人，一个不是泼妇，一个不搞男人，一个叛逆。

导演到底会不会选角色啊！

稀巴烂！

大乱炖，能有7分，门槛可真低。。。

作为陈建斌第二部导演的作品，从第一次在北影节上亮相就得到了许多好评。

在经历了撤映风波和台词整改之后，这部电影终于和大家见面——很高兴，当我看完电影出来，我觉得对于这部电影的所有期待视野都是值得的。

影片在完整度和成熟度上都有明显的进步，导演风格也日趋明显，可以说，华语影坛又多了一颗闪耀的新星。

电影以章回体小说的方式讲述了一出黑色幽默的戏剧——可以有理由地相信这样的结构有对昆汀的致敬。

影片的导火索是话剧团的排练，他们改编15年前一场真实的杀人案，偏巧这起杀人案的凶手现身了，话剧团导演胡昆汀想更进一步地了解当年的真相。

于是，在戏剧与现实之间，在光明与黑暗之间，人性得到最淋漓尽致的展现。

陈建斌的作品无疑文学性很强，当然他的才华更主要体现在两点，其一就是他很好地将舞台剧的风格与电影融合在一起：有些电影讲生活，讲究情绪酝酿到一个点了再爆发，而舞台剧的风格是，直接将矛盾冲突提前，并且以夸张的方式制造幽默。

这点在电影里不太好用，陈建斌却让这点成了电影的闪光处和他个人特色，还是非常不错的。

其二就是他的致敬与戏谑。

影片几个主角的名字都是伟大的导演和演员：昆汀、北野武、梅姨，然而他们姓什么呢？

“胡”、“苟”（狗）和“贾”（假）。

胡昆汀满嘴的契诃夫易卜生，做的不过是男盗女娼蝇营狗苟之事；苟也武，酒壮怂人胆——但首先是这人真的怂。

影片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随处可见的一块红布。

崔健在《一块红布》这首歌里唱道:“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蒙住我双眼也蒙住了天，你问我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幸福……”这句歌词可以说一语点破了电影里的众生相。

啥都蒙住了，日子就过糊涂了；日子过得一糊涂，人也就幸福了。

所以要遮掩羞耻，遮掩“侮辱”，“掩”到最后成了“演”，假的也成了真的，真真假假看不清楚，窝囊的继续窝囊，糊涂的接着糊涂，搞得一地鸡毛了，然后一拍板，算了，这就是人生。

其实我们都希望把日子过明白，希望找到一元的真理，亚里士多德说这是以太——影片中的他们，有三种态度对待“以太”。

第一种是白律师，他说人活着就是为了尊严。

尊严是个啥，就是你可以为之而死的东西，就是你可以哪怕什么结果都挣不到，也要挣个过程的东西。

这话太漂亮了，如果没有屁哥，如果马福礼换种性格，那就是种典型的美国英雄电影的结构:迷茫的年轻人被智慧的长者一语点破，于是他为之奋斗一生，然后他变成了那个智慧的长者。

可惜电影还有屁哥。

屁哥的人生态度就是谁灵就信谁，他是迷茫的，但他相信总有人找到了真理——讲白了他就是个投机主义者，到最后发现他所有的投机都是自作聪明，便又自以为看破一切了，说人生不过一张死亡证明。

于是他把自己埋了起来，像个漏气的气球。

至于马福礼，他代表第三种，他也盲信别人，但他跟屁哥不一样的是，屁哥会主动追寻真理，马福礼则是等着别人硬塞给他，他就像许多的庸众一样，没有自己的想法，左也可以，右也可以，只要别人说的差不多有道理就行——那豆花到底是甜了还是咸了？

这种问题你去问庸众马福礼，那可太为难他了，于是你气得想一榔头敲他:“你自己尝一口你不就知道了吗！

”

影片中几个人物的人生相互形成烛照。

胡昆汀、贾梅怡与甄曼玉之事，恰如当年的赵凤霞、李建设和马福礼，而未婚先孕的金多多，又恰如当年的金财铃。

可以说，导演在这里想要表达的是一种“日光之下，并无新事”的悲剧。

其实说白了，小人物都是悲剧的，都是孤苦飘零、没有选择的。

赵凤霞和李建设不能选择爱情的自由，金多多不能选择生育的自由，马福礼不能选择面子的自由，胡昆汀不能选择导演的自由，贾梅怡不能选择演员的自由。

影片从侧面展现了赵凤霞与李建设爱情的伟大和悲壮，但是别忘了，他们的悲壮是以马福礼的窝囊为代价的。

到最后马福礼什么也没得到，还把自己的清白搞丢了。

其实李建设也很惨，除了赵凤霞的表姐，似乎其他人口中的他只是个会开拖拉机的二流子。

可即便这样的二流子，内心也有一片净土留给赵凤霞。

赵凤霞的悲惨就更不必说了，作为一个女人，一个死去的女人，一辈子留下了“搞破鞋”的坏名声。

影片中很多二元冲突矛盾的展现。

比如“名字”，名字重要吗？

一会儿，有角色跳出来说，名字就是个屁；一会儿又有角色跳出来，说名字太重要了。

那它是否重要？

这太难说了。

就像一个在A，一个在B，恰恰是因为你意识到A并且觉得A很重要，你才意识到，其实你需要的是走向B。

于是在A和B之间这条漫长的路上，你迷路了。

这就是人生——被rape灵魂、rape自我的人生。

结尾周迅说的那段话，就是一种典型的中国人思维：谁活明白了啊，谁又能活明白。

没活明白，又能怎样，就这么糊里糊涂地过呗，反正笃定地相信未来会变好呗——要没变好怎么办？

不知道。

得，“以太”找到了，“以太”就是糊涂。

最后必须要再夸一下陈建斌，作为演员，上可以演皇帝，下可以演小人物，而且都演得惟妙惟肖；作为导演，他拍的出人生的复杂，在戏剧与现实的交融之处，沉潜进洞若观火的悲喜。

周迅、春夏、窦靖童和宋佳都贡献了不凡的演技，尤其是春夏真的有惊艳到我，那些细腻的情感变化被她把握的恰到好处，从情窦初开、懵懂无知到为爱痴狂，再到被现实重锤后眼里的失落，猛醒后的决绝，都让人觉得很真实。

可以说，不光是赵凤霞与贾美怡融为一体了，春夏自己也与这个角色融为一体了。

终于还是决定开个自己的公众号：Imagine Heaven。

1、马福礼的职业设定为什么是做早餐的？

全片除了开头体现了这一点之外，后面完全没有相关的生活与细节，周迅做油条的生疏感像是被拉去参演《中餐厅》的综艺，也不知道这样的家庭怎么长出窦靖童这样气质的小孩的。

人物的不可信导致频频跳戏，马福礼的人物动机是什么？

所有的好故事都是讲一个轴逼的故事，是要靠一个坚定的轴逼主人公来推动情节，马福礼这个人物设定之被动，直接拖垮了全片的节奏。

2、全片走马灯似的人物，看似丰富多彩，都经不住嚼，都是为了戏剧效果而做作的不行，比如小宋佳能叫来弟弟和他的狐朋狗友报复，前面在春夏面前怂的就一点没道理。

好电影永远是立人物为前提，你可以有戏剧性，就像里面不断提到的戏剧创作高于生活，这不是陈建斌的处女作，你要说这是郭敬明拍的，我还能多给一颗星。

3、全片电影的节奏全靠剪辑来带，各种跳接，看似明快，但戏剧节奏极为拖沓，因为信息量不够，几个梗来回来去的用，找完律师找法师，再找律师再找法师，莫名其妙的“咸淡豆花”，因为没有任何人物和规定情境做依托，显得台词矫情的不行。

4、演员做导演最忌讳的就是旺盛的表达欲不懂节制，姜文在《一步之遥》就犯过这个毛病，什么都要，什么都不清不楚，弄一堆隐喻，从角色起名开始就矫情，梅姨、昆汀、北野武、张曼玉，干嘛呀这是，看似一堆妙趣横生的点子，不懂精简，观众又不是看马戏团。

所有的矛盾冲突都靠演员的表演生起。

全片主要角色相对演的最准的就是春夏了，但也是意料之中的表演。

你能明显感觉到陈建斌陶醉在创作中不能自拔，形式大于内容的章回体，昆汀的分段式结构是为人物小传和非线性故事服务的，你丫一个线性结构的故事你告诉我分那么多段有什么意义？

小学生写作文吗？

一段一段总结段落大意中心思想？

5、说好听这是一个表达欲极强的作者电影，说白了就是一个戏剧学院表演系刚毕业的孩子用自己的舞台剧经验和日常看片之后迸发的表达欲拍了一部学生作业。

要说的再难听点就是个影评人转行做导演。。。

但凡是个电影学院导演系刚毕业的孩子都不这么讲故事。。。

怎么说呢，看完感觉还是有点懵里懵懂的，和朋友们讨论了一下，感觉还是有它自己独特之处。

陈建斌有一定的院派特点，在一些人眼里肯定是有价值的。

但在普通人看来，这部电影完全就是晦涩难懂，没有扣人心弦的情节，看完没有感觉。

在我看来，該电影中本我，自我有很强的关系，可能也可以从哲学角度来思考（本我：由各种生物本能的能量所构成，完全处于无意识水平中。

它是人出生时就有的固着于体内的一切心理积淀物，是被压抑、摈斥于一时之外的人的非理性的、无意识的生命力、内驱力、本能、冲动、欲望等心理能力；自我：亦称自我意识或自我概念，主要是指个体对自己存在状态的认知，是个体对其社会角色进行自我评价的结果。

在个人经验中，觉察到自己的一切而区别于周围其他的物与其他的人）可以从影片中的镜子，即多重面，可能想以此反应社会现实……

《第十一回》是“导演”陈建斌的第二部作品，比前作《一个勺子》要复杂得多，它说的是剧场内外、生活和戏剧的关系。

采用章回体的小说结构，分十一个章回，毎一章都有一个“回目”，即用点睛的两句话概括出本回的故事内容。

这在古典文学中司空见惯，这样的做法会让结构一目了然，更好地帮助观众理解这个故事。

故事讲述某话剧团将三十年前一起拖拉机杀人旧案搬上舞台，改编成话剧《刹车杀人》。

可是现实中的当事人马福礼说自己并没杀人，宣称是刹车失灵酿下的惨剧，害死了前妻赵凤霞和她的情人李建设。

马福礼当年有口难辩，只好通过认罪委曲求全，被判刑多年。

此番话剧团旧事重提，给马福礼和他刚建立起的家庭带来了莫大困扰。

他设法阻止话剧排演，想要翻案，以免一辈子背负杀人犯的名声。

比起纯属虚构的故事，真人真事的改编似乎更“麻烦”。

拖拉机杀人案本身就带有强烈的荒诞色彩，话剧团又改成一出具有先锋戏剧意味的舞台剧。

在马福礼眼里，这台戏推翻了历史真相，可它就是根据自己当年的口供改的，案件的卷宗通过司法裁决被公开披露，成为众人知悉的公知事实。

新闻已经将这个故事写得烂熟，甚至比真实更真实。

那么，戏剧是在歪曲事实吗？

艺术源于生活，但不等同于生活。

当马福礼去话剧团讨要说法时，主任认为舞台上的是角色，不是真实人物。

大家都知道，真实事件改编成舞台剧需要进行戏剧化的处理和艺术上的夸张，部分细节被放大或者被处理是常有的事。

从生活中的马福礼A到舞台上的马福礼B要做很多处理，通过演员的表演让观众信以为真。

对于不了解历史真相的观众而言，他们都不是事件亲历者，只能通过戏剧去相信案件。

真实本身依然会成为争议，从案件到口供可说是一重加工，口供和戏剧是二重加工，正如从葡萄到葡萄酒的的过程，它们呈现出来的绝非一样，但葡萄酒肯定不是葡萄。

对于改编背后的真实故事，我们应当理性对待。

具有反讽的是，影片一再通过“修改”来让这台戏变得越来越戏剧，离真实越来越远。

当然，戏剧本就是修改的艺术：《刹车杀人》每次排演，都会有人出于不同目的，站在不同角度，施加干预。

当事人的名誉、经济原因甚至是审查机制也是创作的一个个推手，在不同目的的驱动下，剧作倾向于某一边，戏剧真实性的具体形态也被不断改写。

导演的意图被一次次改变，演员需要经过新的排练，重新揣摩角色的动机与思量。

女演员贾梅怡，为赵凤霞建立起的人设被一次又一次推倒重来。

现实世界与戏剧排练的互动提亮了这部电影，串起了整个故事线索和全部链条，把一个可能艰涩的社会新闻事件，以及戏剧与现实的关系讲述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胡昆汀是剧团里唯我独尊、爱拽词儿的年轻导演，他吸引了单纯的女演员贾梅怡。

一直强调“戏剧是自由”的胡昆汀，也为贾梅怡带来了一种角色上的自由精神。

在马福礼质问贾梅怡为何插足别人婚姻时，已经投入“赵凤霞B”的贾梅怡借角色之名，怒斥马福礼和赵凤霞之间是没有爱情的婚姻。

此时的贾梅怡已经打破了自身的枷锁，从“本我”变成了“理性的我”，这是戏剧的力量，也道出了人的自由本性与现实束缚之间普遍的紧张。

这种打破枷锁，也是贾梅怡的不能自拔之处。

与此同时，她和胡昆汀是真爱吗？

话剧团传达室的苟也武，看不下自己的外甥女甄曼玉受气（注意：“真曼玉”和“假梅姨”的名字是对立的），反倒质问马福礼当初为什么不杀掉“狗男女”。

另一厢，金彩铃为了掩盖多多（小马妈A）早孕的迹象，把自己伪装成孕妇，当着邻居的面演起了小马妈B。

邻居大爷只能通过片面的观察，误以为是这家人顺应二胎政策，完全没有察觉到真正的小马妈是谁。

那位多多口中始终未曾露面的“他”却一直都在欺骗她的感情，自始至终在多多面前演，如果一直演，多多愿意一直相信下去，可到最后不再演了。

多多怀着小马，又好似重演了金彩铃当年的历史，是两个时空的共同演绎。

所以，金多多也是金彩铃B。

生活远比戏剧要荒诞的多。

舞台上的这台戏源于生活中的真实案件。

同样，在人间这座剧场中，生活也像一台愈演愈烈的戏。

人人都是演员，每时每刻都在扮演属于自己的角色。

胡昆汀的情感纠葛也与戏中的人物一一对应上了：胡昆汀就是“李建设”，贾梅怡就是‘赵凤霞”，甄曼玉就是“马福礼”，还真应了那句老话——人生如戏，戏如人生。

引用自陈建斌的原话：“生活中会有许多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当我们把这部分内容拿到舞台上、银幕上表现的时候，人们会觉得很荒诞。

其实，它是真实的，但是我们却接受不了。

”影片通过几组人物和故事线，戏谑地探讨了真假虚实的问题，戏外的纠葛带进戏内，戏内的角色也在影响着戏外，这就构成了戏剧上的反讽。

以真实故事和戏剧故事互相混淆，是《第十一回》有寸劲儿的地方。

最有趣的一处是贾梅怡在化妆间玩弄着一只苹果，另一个女演员走进来找寻“苹果”，贾梅怡告诉她苹果刚才不是在你手上吗？

当我们以为苹果明明就在贾梅怡手里时，才发现那名女演员找寻的是自己的苹果手机。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有时候你眼睛看到的有限信息也不一定就是真实的全部。

马福礼是个很固执的人，在人物塑造上，甚至有那么点儿“柴犬”的意思，常常钻进死胡同跟自己过不去，认准的钻死理儿要一条道走到黑。

“柴犬”一样的马福礼故事发展到最后，《刹车杀人》终于顺利公演，我们方才发现，这是个追寻自我真相的故事。

观众代表的正是马福礼私人化、狭隘化的视角与记忆，对他而言，他只是感知到了自己所看到的那部分真相。

就像马福礼站在二手电视机橱窗前，看着监视器对准的各种自我，它们画幅比、色彩都不相同，哪一个更接近真实呢？

赵凤霞和李建设的隐藏故事借贾梅怡之口说了出来，马福礼穿透历史的迷雾，用三十年前那台拖拉机重演了当年的历史。

这一次，他在历史的车轮下，看到了迷雾背后的真相，做到了话剧演员都没有做到的忘掉剧场。

我们仿佛也能从贾梅怡和胡昆汀的关系中捕捉到当年赵凤霞和李建设的蛛丝马迹。

回到舞台/历史的现场，倾听历史的深切回响。

结尾提供了一个让人们漫无目的寻找能够唤醒过去记忆触发的场景，是全然不知情，抑或是想要删除创伤的记忆（片尾彩蛋中的删除片段：拖着红布、天降血水别有一番滋味），那是我们审视自我的法场。

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豆花儿咸了（To Be）还是没盐味（Not To Be），这是个终极Question。

就像在“第十一回”的终章里，观众见到的答案一样，人只愿意相信自己相信的，而不是那么在乎答案，因为人人都患有“确认偏误”(confirmation bias)。

另外，影片一直强调信念，舞台演出被各种人打断，信念就断了，现实中要有信念，生活才能继续。

其实，戏剧不是生活本身，它只是一面镜子，照出人与人、人与生活、人与时代的关系。

虚实之间张弛的空间，让《第十一回》焕发了活力，这得益于陈建斌早年的舞台经验。

戏剧手法的荒诞性在片中不会觉得突兀，反而十分自洽。

不仅本子好，还有着电影皮和话剧骨的交织，在画面拍摄、空间对比及电影配乐上都下了一番功夫。

本文首发于公众号“电影岛赏”镜子，在我们的生活中是一个随处可见的物体。

在不经意间，镜子就会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之中，映射出我们的现实生活。

镜子在电影中的运用也多不胜数，在电影《第十一回》中，镜子不单单产生了镜像映射的画面意义，也产生了互文式的多重含义。

对于我来说，镜子在这部电影中的设计，带来最直观的感受是它在空间调度上的作用。

在剧场的后台，话剧导演胡昆汀和青年女演员贾梅怡开启了一场关于“如何演戏”的对话，这时候镜头流转，后台里的化妆镜拓展了空间，他们二人的样子在镜子里一遍一遍重复，制造了一个流动的“镜渊”。

这场戏使我眩晕，分不清我所看到的人像，哪个是真正的胡昆汀和贾梅怡。

而这种眩晕感，令我觉得自己身处梦境。

我们经常说，电影是一门造梦的艺术。

梦和电影是一样的，都会带给我们精神补偿式的感受。

在现实中，我们做不到的事情，可以在梦里完成，在现实中不能获得的恐惧和快乐，可以在梦里获得。

人们在黑暗中看电影，也在黑暗中做梦，所以观众的观影过程，经常被描述成一个做梦的过程。

电影院将我们与现实生活暂时割裂，在银幕上我们能够享受的是一场属于自己的精神独舞。

影像作为一种对于现实的复刻，其在放映过程中对于观众的催眠效果是显而易见的。

宽大的银幕尽量占据了观众的全部视野，环绕立体声将电影中的音效细节都放大得无比清晰，看电影的沉浸感对于电影院中的观众来说是一种无比重要的感受。

此刻，观众所看到的影像，就是他们获得的艺术幻觉，影像、声音和色彩将客观现实幻觉化，也就是说，电影的作用之一，就是用影像将现实梦境化。

电影艺术发展至今，早已不仅仅是巴赞所说的，影像只为了完整地再现现实，它还有能够产生梦一般幻觉效果的作用。

在那场剧院后台的戏中，镜子的设计毫无疑问地助推了影像对于现实的幻觉化，同时构建了一种梦境与现实混淆的共存状态。

就如同影片中，给金多多堕胎的黑心医生在手术前念叨的词——“到底是庄周梦蝶，还是蝶梦庄周？

”这是一个庄子提出的哲学论点，他认为人不可能确切地区分真实和虚幻。

庄子某一天做梦，梦到自己变成了一只蝴蝶，醒来之后他发现自己没变，还是庄子。

于是他就搞不清楚，自己到底是变成庄子的蝴蝶，还是梦里变成蝴蝶的庄子。

那么，人该如何认识真实呢？

按照唯物论的观点，镜像是一种虚像，而戏剧是生活的镜像，电影的影像是事实的镜像。

可是在《第十一回》中，有趣的荒谬之处就在于，戏剧能够影响甚至改变生活。

胡昆汀所导演的话剧，叫《刹车杀人》。

这是根据马福礼在30年前犯下的杀人案所改编的，这出话剧来源于现实，是现实的镜像。

可它所产生的影响，会让现实中的马福礼无法翻案。

镜像和现实之间的这场交互作用，亦如红楼梦中太虚幻境的对联所道：“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

”

在《刹车杀人》这部话剧的排练过程中，胡昆汀在给贾梅怡讲戏的时候，一直在强调演员本体与角色之间的关系,现实中的本体是A，舞台上的角色是B。

贾梅怡要扮演的角色是马福礼去世的妻子赵凤霞，现实中的她是贾梅怡A，舞台上变成赵凤霞的她要成为贾梅怡B。

胡昆汀也是如此，演员罢演，他只能上阵出演，在舞台上变成和赵凤霞偷情的李建设，这时候他就变成了胡昆汀B。

这时，人物之间的镜像关系就显现了，在现实中偷情的胡昆汀A和贾梅怡A，变成了李建设B和赵凤霞B。

胡昆汀A的老婆甄曼玉A被出轨，她在现实生活中就变成了马福礼B。

而马福礼A，还是马福礼。

他在公演时的舞台上没有被扮演，他充当了一个游走于戏剧与现实之间的角色，在绝对理性的律师和毫不虔诚的教徒屁哥之间来回斡旋，他看似没有自我意识，他也没有可对照的镜像人物。

于是他走到卖二手彩电的橱窗之前，通过摄像头看电视荧屏中的自己，活脱脱就是处于一个“镜像阶段”的婴儿。

“镜像阶段”是发生在婴儿的前语言时期的一个神秘瞬间，在拉康所提出的镜像理论中有所解释。

镜像理论是指，将一切混淆了现实与想象的情景意识，称为镜像体验。

婴儿在刚开始照镜子的时候，以为镜子里的是他人，后来，才意识到镜子里的就是自己，在这个阶段中，婴儿的自我意识首次觉醒。

婴儿通过镜子看到了他人，才意识到自己是谁。

这时候，这个婴儿就开启了“自我审视”的功能。

马福礼在电视机前自我审视完了之后，将自己化作了一纸死亡证明，不惜放弃自己的户口和名字，以消除杀人犯的名声，好让自己的继女金多多能接受自己做小马的爸爸。

在马福礼的新家庭中，金财铃是马福礼的妻子，金财铃为了意外怀孕的女儿金多多的名声，在邻居面前假装怀孕，用枕头塞到自己的衣服里，等金多多的孩子出生，就对外说是自己生的。

金财铃生下金多多的时候，也是意外怀孕。

意外怀孕的金多多在马福礼的话里，是步入了金财铃的后尘。

而金财铃却在邻居面前，成为了怀孕的金多多B。

这种生活中的表演，与剧场不同，这是一场为了维护自己女儿名声的母爱表演。

而名字与名声之间的镜像关系，主要体现在名字的印章之上。

印章在影片中的设定，是一种名字和名声地位之间的联系载体。

有了印章，就是一个当官的证明，你可以叫错“郑副团长”和“傅正团长”的名字，但是你不能叫错他们的职位。

这看似是一个笑料，实则是一种讽刺。

印章上的字体就是镜像字，上面的字只有在镜子中才能正确显示。

名声也只不过是镜中月、水中花，没有什么是真实的，最真实的东西，只有自己的生活。

影片中的每个人，对于这场“拖拉机杀人案”的供词各不相同，他们的说辞，也是一面照出自己生活的镜子。

但是，对于这场案件发生的事实来说，他们的每一个故事版本都是这个案件的虚假镜像。

马福礼为了面子，跟警察说他杀了这对狗男女，获刑十五年，在出狱之后，为了让自己不背负杀人犯的名声，想让剧团改戏，说是刹车坏了，一不小心把李建设和赵凤霞压死了。

屁哥为了自己哥哥李建设的名声，说是赵凤霞勾引李建设。

赵凤霞的表姐，则讲述了一个催人泪下的爱情故事，表姐的故事把女性的感性层面放大，解答了贾梅怡所提出的疑问：为什么在那个年代，光天化日之下，他们就要脱了裤子在车轮底下做那种事情呢？

答案就是，因为爱情。

想要私奔的李建设和赵凤霞觉得，自己获得幸福是不道德的。

在这场罗生门中，事实和虚假混淆在一起，就算无法分辨真相，又能如何？

就像金财铃说的，人还是得活着，要有追求幸福生活的信念才行。

豆花的咸淡，不同的人品尝自然有不同的看法，一千个人，就是一千个哈姆雷特。

但这个案子有一个“铁证”，就是拖拉机底盘上的用铁熔铸的结婚证——李建设、赵凤霞，永结同心，百年好合。

导演陈建斌承认，这部电影是一首爱的颂歌。

在《第十一回》中所展现的爱，就如同多面镜所折射的光线一般复杂，但它是明亮的、藏不住的。

在电影中本不存在的“第十一回”，需要我们用自己的生活去续写，当我们用生活的“镜子”映照出了自己的“第十一回”，一定会有爱的光线，折射进我们的生活。